回忆在英国肯特留学的岁月

记得1985年我到肯特留学时，中国知道肯特大学的人并不多，与我一同到英国的其他人都去了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做旁听生。肯特大学不仅接收了我，而且在我的报考志愿和成绩单的基础上，允许我一年内完成硕士学位，这使我的留学收获超出了预期。这也是为什么我回来后极力推荐肯特大学，使之成为中国外交部多年来派送留学生的大学之一。

1985年的中国刚刚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快速扩展。我作为年轻的外交官，已经有了驻外四年半的经历，非常珍惜有机会深化对国际关系理论和英语的学习。肯特大学给我提供了机会，让我大开眼界。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首先是在生活上，我必须非常节俭。那时国家财力有限，但是对培养人才有紧迫的需求，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出国学习，我们每两个留学生分享一份奖学金。我拿到英联邦奖学金340英镑的一半，一个月170英镑，当时肯特大学帕克伍德（Parkwood）宿舍的租金是100英镑/月，这样我还剩下70英镑用来吃饭和买书。我把伙食费控制在一天一英镑，如果哪天同学们一起聚在酒吧喝啤酒，我总要尽早设法逃离，避免占用过多的生活费。

后期我在牛津郡找到了文字翻译的活儿，获得的酬劳让我有了比较充裕的条件周游英国，参观了英国的各种博物馆，也领略了英国小说和诗歌中描绘的苏格兰荒野、湖畔的水仙花和多佛的峭壁等。

学习上困难更多。我上课要带一个“砖头录音机”[2]，每堂课把老师的讲话录下来，下课多听几遍才能把笔记做完整。不过，反复听不仅让我对课堂内容了解得更透彻，也为后来通过考试奠定了基础。最难的是在完成阅读作业的基础上写论文。第一次的论文题目是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布置的，关于拉美国家能否在与发达国家“脱钩”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发展，必读书有十多本，作业时间是一周，周末提交论文。这些书都比较艰涩，我花了四天时间只完整读完一本书，翻阅了其他的几本，用剩下的一天时间写了一篇3000字的论文。我在论文中重点讲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情况，用这个事例说明为什么不应该“脱钩”。教授给了我50分，将将及格，批语是“You have erred in the right way”（你犯了正确的错误）。我需要翻字典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他的意思是说，他可以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不认可论文的写作方式，因为我没有充分阐述他布置的那些书中的论点。我很佩服许多同学能够完成如此大量的阅读作业，为了赶上他们，我到图书馆借阅了好几本关于快速阅读的书，掌握了一些窍门。这个本事至今让我受益。

我来自中国，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肯特大学鼓励思考和辩论的传统，给了我进行比较和学习的充分空间，也让我得以在不同理论和思想的争论之中，完善和坚定自己的世界观。我的哲学课老师基思（Keith）是唯心主义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鼓励我表达观点，尽管我的信念是唯物主义的。一次，他对我以“否定之否定”为立论的作业给予表扬，当我告诉他我采用的推理逻辑来自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密友时，他仍然没有改变给我高分的决定。

不过，可能出于测试我抑或戏谑的心态，他决定让我接触一下英国的“左翼人士”。1986年春天的一个周末的早上，他开车带我去见煤矿工人和工会代表，对话是在一个小学校的教室里面进行的，我应邀请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包括农村的包产到户等举措和成效。让我意外的是，他们对我的讲话持批评的态度，认为中国不应该引进市场原则，认为这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理念。

这是我第一次与西方的左派辩论，我冷静地想了一下，应该如何反驳和说服他们。我注意到他们这些人都很健硕，想必营养良好，与中国瘦弱的农民完全不同。我问他们：昨日晚餐是否有肉？他们都点头。我说，中国农民一年才有机会吃上一次肉，你们有什么权利质疑他们追求更好生活的努力？中国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愿意为此而奋斗。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改革和开放，释放生产力，让人民走出贫困。

那天我与英国的工人们谈了很多，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他们讲了中国人的故事。最后，工人们热情地长时间为我鼓掌。基思带我去了镇上的酒吧，请我吃黄油土豆饭以资奖励。我在英国当大使期间，基思去世了，我向学校赠送了一个纪念他的长椅，摆在面向坎特伯雷的草地上，希望他总能看到那幅他喜欢的景色。

在肯特大学的学习对我的职业生涯有很大助益。我学会了从大量的阅读中丰富自己，学会了站到巨人的肩膀上、从世界的角度去看问题，学会了凡事不要急于下结论，多从历史的纵向和现实的横向进行比较和思考。肯特大学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我能听到多种不同角度的分析和表达，这也帮我培养了包容性思维和同理心。在肯特大学的一年就像攀登了一座山，最重要的不是发现山顶上有什么，而是看到了山外还有更多更高的山。

我在后来的外交生涯中不断学习，不仅保持了阅读的好习惯，而且能够从工作中、从与同事乃至与世界各国外交官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和改进自己，注意和学习他人的优点。这与在肯特大学获得的学习方法和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真心地感谢肯特大学，感谢辅导我的各位导师。2009年我担任驻英国大使期间，被肯特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这让我深为荣幸和感激。我理解为这是鼓励我继续为发展中英关系努力。

中英关系现在已经进入新的黄金发展时期，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据统计，中国在英国的留学人员已达到45万人，2018年就有12万中国学生进入英国各类学校。约翰逊首相不久前宣布将恢复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在英逗留两年的签证（PSW），这对中国留学生学成后获得工作经历是利好消息，这也是我当年在英国曾多方游说争取的。因为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如果能有一定的工作经历，不仅回国后有更好的就业条件，而且必然能增强两国的纽带。

英国来华留学生也在增加，英方预期到2020年会有1.8万名学生来中国留学或短期实习。我很高兴地看到，肯特大学在中英教育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希望在我创立智库的清华大学校园里，看到越来越多英国留学生的身影。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对增进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促进国际合作，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978年至2018年的40年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85.71万人，有432.32万人已完成学业，其中365.1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他们带回了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许多归国留学生如今在中国的各行各业发挥中坚和领导作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国家也深受其益，不仅获得财政收益，更使基础科研队伍得到充实。现在中国也已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留学目的地国，目前每年有近50万外国人在中国上学。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教育交流日益多样化，扩展为合作研究、合作办学等多种形式。

中国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提供新型公共产品，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新动能。在中国就读的外国留学生里，有约60%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国通过教育合作分享自己的发展成果，回馈曾经向中国提供知识和经验的外部世界。

文化和教育交流是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促进不同文明的相互尊重与欣赏、交融与借鉴，弱化国际关系形态中的对立因素，增强和平，使开放共赢成为更加深入人心的理念，让文明理性之光更强地照进国际政治的现实。

近年，美国有人搞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鼓动与中国“脱钩”。许多期望去美国的留学生因为美方采取的限制政策而面临越来越多的阻碍。这种试图在国与国之间关起门来的做法违背了现代国际关系的根本目的，许多美国大学已经表达了不赞同的态度，因此，我不认为他们能达到目的。

比较之下，我很高兴地看到中英之间的人文交流日益兴旺，双方在贸易与投资、金融和科技等方面也不断取得进展。我们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第三方市场合作。英国是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和首个签署《“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的西方大国。在过去十年中，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两倍，201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804亿美元。中国已成为英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对象国，目前有一万多家英国企业参与向中国市场出口货物和服务。

谈到英国似乎不能不提“脱欧”。经常有朋友或者记者问我对“脱欧”有什么看法。我在英国有许多朋友，他们有的人激烈反对“脱欧”，也有的人坚决支持“脱欧”，他们的观点源自自身的处境和认识，听上去都很有说服力。所以，我觉得自己最好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秉持不干涉其他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确实，英国和欧盟都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致力于推动与英国和与欧洲关系并行发展。在中方看来，繁荣、稳定、开放的英国和欧盟符合各方利益。

展望未来，不管英国人民最终如何解决“脱欧”问题，中英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中英都支持多边主义，都主张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我们之间的合作是互利的，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倡导未来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英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深化，将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构建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