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发现不在于寻找新风景，而在于拥有新眼光。
——马塞尔·普鲁斯特，1923年
在现代西医的历史中，利用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杀灭肿瘤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一个名叫伊丽莎白·达希尔的17岁女孩身上。她小名叫“贝希”，是一位中西部地区部长的遗孤，美丽而沉着。她也是美孚石油公司创始人约翰·D.洛克菲勒同名独子（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密友。他们并非情侣——洛克菲勒称她为妹妹或灵魂伴侣，但他们稳定不间断的信件往来以及沿着哈德孙河悠长的马车同行，无不绽放着青春的炙热感情。1890年夏天，贝希离开纽约，踏上横越全国的火车旅行，别离让这份感情愈加强烈。
贝希8月下旬返回，受了一点小伤，有些抱怨。她的右手被铂尔曼列车的座椅控制杆夹住，肿胀变色，疼得无法入睡。最后，小约翰的家人介绍她去了纽约医院。贝希在那里接受了刚从哈佛医学院毕业的28岁骨科专家兼外科医生威廉·科利的检查。
科利是冉冉升起的外科新星。他临床技术娴熟，充满爱心，对新思想充满年轻人的热忱。新思想包括细菌理论和约瑟夫·李斯特关于消毒技术和严格洗手流程控制感染的最新研究。这些现代观念使外科手术中患者的存活率大幅提升，也让这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更加关注身边虽不可见但却令人惊叹的微生物世界，更让他可以预见即将到来的科学新发展。科利认为他进入医学领域的时机“千载难逢”。
年轻的外科医生检查了贝希·达希尔的手。他注意到“半个橄榄大小”的轻微肿胀，就像她的掌骨与小指连接处多长了一个指关节。他用拇指压了压肿胀部位，没动但很软，女孩疼得缩了一下手。科利仔细地摸了摸贝希的下巴和腋窝，没发现什么异常。淋巴结没有肿大，说明不是感染，因为没有免疫反应。
作为骨科专家和外科医生，科利的最佳推断是，她的疼痛和肿胀是覆盖在小指骨头上的鞘状囊发炎所致。为了明确诊断，必须开刀。科利拿起手术刀在女孩的手指上划开了一条缝，将肉和薄膜分开直到骨骼。他本以为会看到因感染而产生的大量脓液，但没有看到，而且薄膜坚硬且呈灰色。他的诊断是骨膜炎，一种亚急性骨病。威廉·T.布尔医生——他的导师、被称为手术室“时髦人士”的传奇外科医生——同意了他的诊断。年轻女孩被送回家，让时间来治愈伤口。但在接下来几周里，贝希·达希尔夹伤的部位继续恶化。这实在说不通。如果所有症状都是由最初骨骼受伤引起的，就不应该逐步恶化。
科利给达希尔做了第二次探查性手术，从骨骼上刮出更多坚硬灰质。但肿胀和疼痛继续加重，达希尔的一根手指开始失去知觉，之后扩散到其他手指。现在，科利不得不考虑更可怕的诊断和再次手术。这次科利从贝希的手指上切下了一块坚硬的灰质进行分析。几天后，来自纽约肿瘤医院病理学家的一份报告证实了他的怀疑：在显微镜下，科利从贝希·达希尔的骨骼上刮下的“颗粒状”灰色物质被证实是肿瘤。具体来说，它是一种肉瘤并且正在持续扩散。贝希手指上仅存的微弱知觉至此都已变成了疼痛。科利给她开了吗啡镇痛。
肉瘤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癌症。这种疾病会影响身体的连接组织，如肌腱、关节和韧带。它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癌，后者基本上会影响身体的各个方面。1890年的癌症治疗方案，尤其是对骨癌的治疗，极为有限。外科医生知道的唯一治疗方式就是手部截肢。
科利希望能尽量超出病灶边缘进行切除，同时给女孩保留可用的手臂长度，但是肿瘤已经扩散。最初只长在小指上的东西，如今在她年轻的身体里肆意横行。她的一侧乳房开始出现像铅弹一样的小结节，随后又出现在另一侧乳房。很快，肿瘤就进入了肝脏。科利能感觉到一个巨大的固体肿块在年轻女孩的子宫上方生长，他一反常态地将其描述为“小孩脑袋”那么大。
贝希·达希尔的病情以惊人的速度恶化。12月，这个年轻女孩原本如陶瓷般的皮肤上长满了硬块。她肝脏肿大、心脏衰竭、骨瘦如柴，只能靠白兰地和麻醉剂苟延残喘。几乎看不出这个身体虚弱、靠镇痛剂苟活的人与两个月前刚越野冒险回来、走进他办公室的美丽勇敢的年轻女孩有任何联系。年轻的外科医生别无选择，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日益衰弱，给她开阿片类药物，带来些许舒适。达希尔于1891年1月23日上午在家中去世，科利就在她的床边。
科利后来承认，她的死令他“相当震惊”。一部分是因为她的年轻，而作为职场新人的他，只比达希尔大10岁。另一部分原因是疾病发展速度之快和他面对疾病的无助挣扎。也许是他的手术将疾病“刮进”了她的血液，加快了疾病发展的速度。也许正是因为救她，才让她承受了更深的痛苦。
尽管科利拥有现代外科手术技能和学位，但他能为贝希·达希尔做的少之又少，几乎跟街边理发店的人给她开刀，或是在酒吧麻木买醉没什么区别。他下定决心要找到更好的办法。科技进步迅速引领着新世纪的到来，每份晨报似乎都在讲述一项惊人的科学进步。在过去的10年里，卡尔·本茨发明了以汽油为动力的汽车，查尔斯·帕森斯发明了汽轮机，乔治·伊士曼开发了塑料摄影胶片。在距离科利办公室不到1英里（约1.6千米）的地方，尼古拉·特斯拉和托马斯·爱迪生正在激烈竞争，建造能够照亮整座城市街区的发电站。似乎整个世界即将被全然照亮，无知的阴影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有走进医院大门的人，不论是自己走进去的，还是一瘸一拐进去的，再或是被人抬进去的，都手写备案在超大的铜版纸医院记录中。科利翻动厚重的记录册，浏览了所有跟贝希·达希尔病情类似的患者病例。这是一项乏味的工作，记录按时间顺序排列，一页又一页，一本又一本。科利觉得，如果能让自己完全沉浸在癌症患者的共同经历和他们的陈述中，他就有可能更多地了解贝希癌症的治疗失败过程。如果幸运的话，还可能会发现例外。
查了7年的病例后，科利注意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病历，患者名叫弗雷德·斯坦，31岁，德国移民，房屋油漆工。1881年冬天，他来纽约医院就医，因为左脸颊靠下的地方长了个鸡蛋大小的肿块，这几乎令他毁容。这比贝希·达希尔手上的那个大得多，却是同一种肉瘤。
纽约癌症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威廉·T.布尔曾为斯坦做手术切除了肿块。但肿瘤卷土重来，布尔再次为其做手术。然而它再次出现并持续长大，直至一个男人拳头的大小。这名男子在3年里接受了布尔操刀的5次手术。肿瘤不可能被完全清除，这个病例被认为“毫无希望”。布尔也曾尝试为其皮肤移植，但没能成功。于是留下了一个开放的伤口，斯坦很快就感染了丹毒。
丹毒是由化脓性链球菌引起的感染，是19世纪医院的宿敌。显微镜下，这种细菌的形态像是一段小链条，类似于切成小段的珠子项链。病房里，它们由风或床褥携带，寄生在开放性伤口上，并在人体血液中繁衍生息。被感染的患者会开始从面部和颈部长出火红色的皮疹并迅速蔓延，随后出现高烧、发冷、发炎等症状。最终也是最常见的结果，就是死亡。
丹毒是19世纪医院里最致命的术后杀手，自中世纪以来直至现在都被称为不祥的“圣安东尼之火”。这个名字代表了其感染传播的速度和烧伤般的症状，还有只能祈祷奇迹发生的感染者的绝望。
弗雷德·斯坦患有无法手术治愈、致死率极高的肿瘤，颈部因手术而留有开放性伤口，并因此感染了丹毒。他的死亡已没有悬念。然而，随着“圣安东尼之火”的不断蔓延及其引发的高烧，外科医生们注意到了不寻常的现象，他的肿瘤似乎正在融化消失。
根据他的医院记录，斯坦挺过了高烧但几天后又复发，病情就这样持续反复。每当再次发烧时，他剩余的肿瘤块似乎都在萎缩和变小。四个半月后，感染和癌症都消失了，斯坦就这样出院了。他可能回到了纽约下东区移民贫民窟的家中，但医院记录中没有他的地址。已经过去7年了，没人会去关心斯坦和他的癌症后来怎么样了。他存在过和“奇迹般”被治愈的唯一证据只有医院的病例。
这激发了科利的好奇心。这两名患有相同疾病的患者，在同一家医院由相同的医师以相同方法治疗，最终的结果却截然不同。达希尔的手术很顺利，但还是没能躲过死亡。斯坦因手术效果不佳，被感染却活了下来。这太不符合逻辑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令人着迷。难道是感染救了斯坦一命？
要么是对斯坦的观察有出入，要么这种不一致让某些未知事物露出了冰山一角。了解更多信息的唯一方法是对弗雷德·斯坦本人进行检查。大家最后一次看到弗雷德·斯坦走出纽约医院的石门已经是7年前的事了。现在他可能在任何地方，也可能已安息九泉。威廉·科利踏上了医学探险之旅，历史将向我们证明，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与很多19世纪后期的同辈人一样，科利相信重大科学问题的答案就在某个地方，等待着被发现。这种想法与当代科学家使用超级计算机从大量旧数据中挖掘新发现的思路并没有太大不同——只是19世纪后期的答案更可能通过大砍刀或显微镜来揭开。1896年，科学家发现了辐射和X射线，元素周期表中也添了几个新元素。弗里德约夫·南森正试图到达北极。理查德·伯顿爵士则带回了非洲中部海洋大小的湖泊的传奇故事。现在轮到科利了，他年轻力壮、训练有素、蓄势待发。科利不是安安静静坐下来按部就班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征途正等待着他。
科利来自古老的新英格兰家庭，是美国康涅狄格人，但他对19世纪90年代移民美国的新面孔并不完全陌生。学生时代的他曾在一艘双桅帆船上工作。这艘船穿行在亚速尔群岛与罗德岛沿岸，以及马萨诸塞州的羊毛厂之间，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航道上乘风破浪。他在纽约医院治疗过的无数患者也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很多人住在曼哈顿下东区的公寓里。这里是贫民窟，虽然第十四街强行将其与上城区分割开来，但它其实就在医院南边。
换班后，科利（作为洛克菲勒的私人外科医生）乘坐双轮马车来到下城区。他身着定制英式西装从马车里钻出来，走在大街上。街道因摄影师雅各布·里斯1890年出版的著作《另一半人怎样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而在上城区贫民窟的游客中声名鹊起。科利本人几乎没有记录他寻找弗雷德·斯坦的经历，因此很难想象过程是欢乐有趣还是充满戏剧性，或许两者兼具。他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排查一间间公寓，上楼下楼、敲门、描述、打手势。最终，不可思议的是，他敲响二楼一间公寓的门时，给威廉·科利开门的正是斯坦本人。
科利在医学文献上发表的报告中展示了弗雷德·斯坦的照片，照片中的他高大而憔悴，像旧约时代的隐士一样瘦骨嶙峋。他头发乌黑，刘海儿离眉毛很远，剪得很短，像用小孩的安全剪刀剪出来的；高耸、光滑的颧骨下面，山羊胡从鼻子延伸到衣领，像一面黑色窗帘，生长多年的胡须被修剪成方形。嘴巴的位置只能靠猜；留着“鲻鱼头”，只有后面的头发很长，遮盖了部分疾病、手术和感染留下的皱褶疤痕。
科利没说自己是否感到惊喜，但真正的惊喜是斯坦不仅活着，而且显然身体还很健康。在初次见面的尴尬和几句简单德语交流之后，科利说服斯坦和他一起回到纽约医院，再次接受最初为他治疗的威廉·T.布尔医生的检查。布尔确认了这是同一位弗雷德·斯坦，就是那个他在1885年记录下晚期预后和同意出院的斯坦。
某些东西改变了斯坦的癌症，也颠覆了他的命运。在斯坦的癌症手术失败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康复之间，唯一可以观察到的就是细菌感染。科利后来写道，假设这种感染以某种方式治愈了“确诊的肉瘤”，“……如果可以人工制造丹毒，那么在类似病例中也会产生同样良性作用的假设似乎也可以成立”。
科利迫不及待地想成为这个人工制造丹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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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利的观察敏锐且意义重大，但并非独一无二。数千年来，医生们一直在讲述疾病自发消退的案例，其中也包括癌症。很多观察都表明在与原有疾病不同的新疾病（包括丹毒）进入患者身体系统时，会发生某些巧合，甚至可能产生反应。科利在观察斯坦的感染时，这种想法早已经常出现在一些奇闻轶事式的医学假说中。就在两年前，俄罗斯医生兼剧作家安东·契诃夫曾向一位朋友描述过这一众所周知的现象。
“癌症不是微生物，”1890年，莫斯科的契诃夫在写给他同事阿列克谢·苏沃林的信中这样说道，“它是一种生长在错误位置的组织，就像一株毒草扼杀了所有相邻的组织……很久以前就有观察表明，随着丹毒的发展，恶性肿瘤的生长暂时受到抑制。”
200多年前，弗里德里希·霍夫曼在1675年的医学论文《全集》(Opera Omnia)——一本声称涵盖万物的六卷本著作——中指出，“圣安东尼之火”驱赶走了患者身上的其他已存疾病，就像火可以清除患病的森林一样。法国医生亚森-伊伯特·沃捷和S.L.潭舟也曾声称，通过用其他感染者曾用过的脏绷带包扎患者伤口，从而引起感染，进而成功治疗了数百例乳腺癌。成功获得所需感染的迹象是“有益的脓液”像植物汁水般从伤口流出。
这样的离奇故事在整个医学史中随处可见。数百年来也仍然如此——故事令人信服，科学上却难以解释。尽管如此，它们还是足以引起偶尔的猜测和实验。结局往往是不符合伦理的疯狂科学免疫疗法——没有系统的方法、问责制度或后续的人体实验。大多数是对贫困妇女进行手术——使乳腺癌患者感染坏疽，或者在患有子宫癌妇女的子宫中注入充满梅毒的皮下注射液。（后者由比利时医生于1851年进行，并以不知道这些妓女患有子宫癌这一可疑主张为其行为正当性辩护。）
19世纪90年代，这些不断出现的癌症自发缓解医学观察重新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兴趣。事实上，就在科利制订计划准备刻意复制斯坦的意外丹毒感染时，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费莱森的医生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实验。
在找到斯坦的1个月内，科利在外国医学杂志上看到了费莱森的数据。费莱森已经明确了导致丹毒的特定细菌菌株，并在5名患者身上注射了这种细菌。他对其中的可能性充满热情。科利读到了这篇文章，更加确信正是这种术后细菌感染使弗雷德·斯坦摆脱了晚期癌症。他显然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即费莱森的实验导致多名患者死亡，这也断送了费莱森的医学生涯。证明这种治疗有效的唯一方法是在另一位心甘情愿、身处绝境的患者身上重现类似的效果。科利在一位名叫“佐拉先生”的意大利移民身上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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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佐拉先生走下移民船前往纽约码头时，明显的吗啡成瘾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这是他当时唯一的缓解剂。1891年3月，佐拉因颈部复发性肉瘤到科利的医院就诊。在家乡罗马，他已经接受过外科医生的切除手术。癌症很快卷土重来并扩散，还在他的喉咙中新出现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肿瘤，使他无法说话、进食，甚至吞咽。他有干咳症状（很可能是同样的癌症转移到了肺部），除了去纽约医院的慈善病房外，他别无选择。在那里，他接受了威廉·布尔操刀的手术。布尔切除了一块颈部肿瘤，“大约一个橘子大小”，但要想彻底切除干净，患者的性命就不保了。布尔判定佐拉已经毫无希望，科利估计佐拉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显然，佐拉也相信了。不然很难想象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他会心甘情愿地让自己感染致命细菌。
一般不会有人刻意培养丹毒。在狭小、通风不良和床单不足的穷人病房里，它才能繁衍生息。尽管威廉·布尔和佐拉都同意进行这项实验，但由于风险太大而无法在医院内进行。所以佐拉的感染是在他家里进行的。
科利在实验数据收集方面并不挑剔，但作为外科医生的他训练有素、天赋异禀，观察力也十分敏锐。他很执着，也相当幸运。任何药物的现代临床试验都有标准化方案，以确保其可重复操作，并将原因与结果联系起来。但科利更像是即兴发挥了。他的实验与其说是临床试验，不如说是对直观生物机制的“肆意破坏”。他想要的是治愈佐拉的癌症而不是写论文，论文总会有的。
因此，在给佐拉测试细菌的过程中，科利在由两种不同来源制备的细菌菌株之间切换，以两种不同的方式给药。起初，他在患者身上做了一些小切口，然后把在明胶上培养的细菌直接涂在切口上，但他很快发现这种方法不合适，于是中途放弃。之后，他在牛肉汤中培养了其他细菌样本，并在切口旁边的随意位置注射了0.5~2克，但这两种方法都只让佐拉轻微发烧、脉搏加快和轻微发冷——完全没有出现弗雷德·斯坦遇到的“圣安东尼之火”般的可怕症状。
最后，科利认为问题可能出在他使用的细菌菌株的毒性上，他请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的两名同事调制了一种更强的配方。他将大剂量的细菌直接注射到佐拉未愈合的颈部伤口和皮肤上的其他地方。几小时后，佐拉的身体出现了局部红肿。佐拉仍然说不出话，因为肿瘤阻塞了他的喉咙，但他可以抽搐，并抱住疼痛的头。发冷和呕吐不言自明，但38.3摄氏度的体温也仅比使用科利的第一批细菌时高了0.5摄氏度。
尽管如此，科利仍然相信治疗是有效的，并继续对他的患者进行治疗。经过1个月的持续注射，佐拉颈部和喉咙中的肿瘤似乎“缩小”了——有时尺寸“明显缩小”。这很好，但并不是他所认知的斯坦的自愈过程。科利没有气馁，决定继续努力，使用更强的毒素。
1891年夏天，科利甚至决定放弃短暂的假期，继续留在城里给他的患者注射细菌毒素。与此同时，他在医院的同事法夸尔·弗格森准备用自己的假期来一场短暂但盛大的旅行，去体验欧洲大陆的文化。科利想让弗格森给他带一件纪念品——来自柏林的新鲜致命病毒。
正如黛布拉·扬·比贝尔在1988年出版的著作《免疫学里程碑：历史探索》(Milestones in Immunology：A Historical Exploration)中所言，我们观察世界的视角通常是由我们使用的镜头塑造的。19世纪后期，生物学的视角是由全新而强大的字面意义上的显微镜镜头塑造的，科学技术突然使人们可以窥探到惊奇的细菌世界。
突然间，人们意识到导致疾病、感染和制造啤酒的物质原来是活生生的生物。人们相信，不同类型的细菌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毒药或毒素。身体的治疗反应是用某种抗毒素（后来被称为抗体）来消除毒素。（详见附录C）
在细菌时代，罗伯特·科赫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他是收集致命毒素的“怪人”。最著名的事迹是在位于柏林的实验室，他分离出导致炭疽病的致命细菌。如果说有什么人能给科利提供致命剂量的丹毒，那肯定非他莫属。
弗格森于10月初回到纽约，他带回的非同寻常的纪念品就装在科赫实验室精心包装的玻璃瓶中。科赫没有让人失望，他的丹毒样本是在弗格森来访前几天直接从尸体上采集的，这是有效而新鲜的好东西。科利一分钟也没有浪费，10月8日，他回到佐拉位于下东区的房间，将5分克（0.5克）的新型德国细菌毒素装入注射器，然后直接注射到佐拉颈部的肿瘤中。
这确实是好东西，佐拉的体温开始迅速攀升，不出1个小时就达到了约40.6摄氏度。与此同时，感染在佐拉注射部位的皮肤下沸腾，颜色逐渐加深，像火焰燃烧纸张一样蔓延到他的上肢。
佐拉正在挑战身体耐力的极限，但到了发烧的第二天，汗流浃背、浑身颤抖的他终于出现了科利一直期望的结果。佐拉的肿瘤似乎在生理上“瓦解”了。很快，肿瘤就像恐怖版的冰淇淋球在他脖子上融化。“肿瘤分解出的组织不断释放，一直持续到感染结束。”科利写道。两周后，科利报告说，“颈部的肿瘤消失了”。
佐拉扁桃体上的肿瘤还在，但尺寸已经小到不再影响进食，患者的“体重和体力都迅速回升”。佐拉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可以下床，回归了原本的生活，也包括科利在他病历报告最后指出的“在接种之前已经染上的吗啡习惯”。
两年后，科利给佐拉做了检查，5年后再次检查，发现他仍然很健康。（不久之后，他回到了家乡意大利，在接受注射治疗8年半后去世，原因不明。）科利在佐拉身上看到的并不是典型的反应。事实上，这种特定细菌“毒素”的成功从未得到充分解释。但的确有什么东西发挥了作用，而且绝对不是魔法。
对感染后所谓的癌症自愈的观察，与对造成该结果的复杂、微观、尚未成型的免疫生物学猜想的科学理解之间的差距，将是未来100年癌症免疫治疗研究人员最主要的敌人。在这个领域中，实验和观察一次又一次地超越了人们对免疫系统或癌症复杂性的浅薄认知。因此，癌症免疫疗法保留了一种自然主义者的气质，是科学与传奇故事并存的领域，观察治疗对有些人有效而对另一些人无效，效果难以复制。免疫反应可以治愈小鼠或培养皿中的癌症，但对人类毫无作用。这在科学上都无法解释。正如斯蒂芬·S.霍尔在1997年的免疫学著作《血液中的骚动》(A Commotion in the Blood)中所说：“轶事的暴虐——免疫治疗干预的利弊，已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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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拉是个案，过于不规范，不确定性太高，无法被看作合规的科学研究，也不能用来支持任何理论。而科利一心想复制之前的成功，一个接一个患者，一种方法接另一种方法。截至目前，为了研究致命细菌，他已经搬到过上城区106街、中央公园西区，以及纽约癌症医院（后来更名为综合纪念医院，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通风良好的哥特式高塔中。科利尝试过直接注射、将细菌揉进病患身体、划痕感染技术，以及多种手段的组合和重复。在3年高强度科研过程中，科利对12名患有各种癌症的患者进行多次接种。失败多于成功。他成功使4名患者产生预期的发烧反应，另外4名（包括佐拉）出现阳性肿瘤反应。所有反应者均为肉瘤患者。4名患者死亡，其中2名死于科利主动引发的细菌感染。科利无法预测谁会对细菌毒素或给定的剂量产生什么反应。也就是说，他无法预测能帮到谁，又可能会意外杀死谁。这已经让他无法忍受，更不用说风险和道德的问题了。他进行的实验对自己医师生涯的威胁不亚于对患者生命的威胁。
用活性细菌感染患者的风险太大，不过科利追求的也并不是完整的活微生物，而是他认为有摧毁肿瘤能力的“有毒物质”。到这个阶段，他已经开始制订“分离和利用细菌有效成分”的计划。
这个想法是基于当代生物学以血清为核心的观点，以及疫苗接种的基础理论——为患者接种死亡或非活性形式的细菌。
那年夏天，一种致命性极强的细菌菌株在实验室中生长。活性细菌经过加热灭活处理，之后用陶瓷过滤器对液体培养基进行过滤，以除去本身已死亡的细菌。从过滤器另一端流出的红宝石色汁液被认为是细菌的“毒素”。肯定就是了。科利将这种新制剂注入了一组新加入的晚期肉瘤患者体内。血清制造了一些预期效果——轻度发热、皮疹和发冷——但还不够。
此时，科利陷入了困境。他需要找到毒性过强和过弱之间的平衡点。又一次，幸运之神眷顾了他。就在他产生这样的疑问时，一家法国医学杂志碰巧刊登了一项提供确切答案的新研究。
研究表明，科利使用的丹毒细菌与另一种名为“灵杆菌”的细菌菌株在同一个培养箱中一起培养时更具危害性，产生的毒素也更强。科利希望通过这个配方能最终找到致命毒素和无效毒素之间的折中方案。他其实也是偶然发现了完美的细菌组合，产生了协同毒性效应。
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灵杆菌是一种奇妙的小芽孢杆菌，其产生的毒素对人体免疫系统具有独特的影响力。（这种毒素如今正被作为癌症疗法重新评估，部分正在临床试验阶段。）科利现在需要的是测试这个强效新细菌组合毒素的对象。
1893年，科利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患者是一位16岁的男孩，肚子里长了一个茄子大小的肉瘤，看起来像怀孕了一样。与科利的大多数受试者一样，约翰·菲肯已经别无选择。巨大的肿瘤已侵入了他的腹壁、骨盆和膀胱。活检提示是恶性肿瘤。
科利用低剂量的新毒素开始了对菲肯的治疗。起初治疗还比较温和，菲肯没有什么反应，科利开始加大剂量，先是半毫升，然后每隔几天就增加更多剂量。终于有一天，男孩出现了科利用之前病毒制造出的经典反应——圣安东尼之火。
治疗从1月24日开始，持续了10周。5月13日科利停止注射时，肿瘤已经缩小了80%。1个月后，肉眼已经看不出来，但仍然可以触摸到。几周后，科利将男孩送回家。菲肯感觉良好，看起来很正常。尽管肿瘤消失了，但体重增加了。
当然，菲肯最终还是去世了——在中央车站外的地铁车厢里因心脏病发作而亡。那一年他47岁。科利的细菌混合物——后来还以“科利毒素”的名称注册了专利——治愈了菲肯的癌症，至少为他延长了31年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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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利在常规医学期刊上发表了研究结果后，也许有些兴奋，也许有些不耐烦，他在1895年撰写了关于肉瘤疗法的专著，并将其带到东十二街的特罗印刷和装订公司的办公室。该专著部分是学术医学日志，部分是见证书，跟宗教小册子或博物馆指南的尺寸一样。（这仍旧是一些住院医生快速指南的非官方标准尺寸，因为正好能放进他们白大褂的口袋里。）
“我知道无法进行手术的肿瘤治疗是个陈腐的话题，”科利的专著是这样开篇的，“但考虑到自这种疾病首次被发现以来，该领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所以即使我只向前迈出了一步，也并不用感到抱歉。”
事实上，科利确信自己不是迈出了一小步，而是实现了飞跃。
“1894年5月3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外科协会最近一次会议上，我详细报告了过去3年中用毒素治疗的35例无法手术的肿瘤，”科利写道，“在此我仅做简要介绍。”之后，科利分享了他“自制毒素”的配方。
该配方需要一磅（约0.5千克）瘦肉，切碎，在1000毫升水中放置过夜。早上取出肉，留下来的就是作为培养基的肉汤。之后将肉汤过滤，煮沸并再次过滤，加入盐和蛋白胨（一种部分消化的蛋白质，被酶分解成较短的氨基酸以便被简单的细菌消化；可理解为微生物的食物）。再次过滤并再次煮沸，在留下来的清汤中加入致命的细菌，就可以为人类所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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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利一生中至少使用了15个版本的毒素。（帕克·戴维斯公司制造了使用最广泛的商业版本；梅奥诊所为患者制造了另一个版本，并在其他人退出该领域后继续使用了很久。）科利的确通过刻意免疫治疗创造了有时会起效的癌症解药，虽然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科利的研究结果能够引发对该现象的进一步系统性研究，并推动其背后的基础科学发展，那么他的成就或许就能称得上突破了。但事与愿违，科利的研究结果比能够解释它的基础科学超前了近一个世纪，最后落得被解读成骗术的下场。
科利对有效物质提出了一些理论，但对免疫系统或癌症的本质没有真正的了解，更不用说基因、突变、抗原或其他任何必要的生物学知识了。这些才能够真正弥合他的观察和类似实验科学之间的鸿沟。免疫细胞识别疾病的机制尚未被发现，甚至免疫细胞本身都还没有被发现。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40年里，科利还是继续用他的毒素治疗了数百名患者。
更为近期的对科利治疗有效性的科学评估结论各不相同。科利的女儿查阅了科利的1000多份病历报告，发现大约有500例得到缓解。一份20世纪60年代的对照研究报告发现，在93名患者中有20名出现了与佐拉类似的结果。可见数据出入很大而且大部分方法论都值得怀疑，但是当阅读所有学术分析并回顾更近期的实验时，结论却总是一样的——科利绝不是庸医。
对患者发烧的谨慎控制是非常辛苦且需要一对一看护的工作，这或许是科利成功的关键。这个因素以及其他医生可用的毒素配方和毒性强度等重大变量使科利的治疗结果难以复制。但这并没有改变普遍共识，即在科利手中，他的毒素有时的确有效，有时效果还特别好。现在人们认为，这种疗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触发了免疫反应，或释放了之前被阻断的免疫反应。
作为药物，科利毒素无法长存。帕克·戴维斯公司于1952年停产该药。到1963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不再承认科利毒素是已认证的癌症疗法。两年后，科利的免疫疗法愿景遭到致命打击，美国癌症协会将这些液体列入了“未经证实的癌症管理法”名单，相当于“庸医名单”。
10年后，美国癌症协会撤销该决议，并将科利毒素从这份耻辱名单中删除，但伤害已经造成。与最初的耻辱相比，撤销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科利的名字就算有人知道，也跟煤气灯时代的辐射漱液和成药等荒谬医学奇迹脱不开干系。他所提供的免疫系统和癌症之间或许存在的某种相互作用的线索，现在看来还是像一场误会或骗局。
思想可以像病毒般强大，像森林大火一样蔓延，也可以像蜡烛一样被轻易熄灭。一种思想被遗忘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整整一代研究人员、科学家和医生在接受培训时对科利闻所未闻，也从没有听说过关于免疫系统巨大潜能的虽然神秘但却大获成功的故事——主动激发免疫使其与癌症相互作用，以此抵御癌症。30年来，肿瘤学家几乎对科利一无所知也从未听说过他的方法，而且正如霍尔所写的那样，听说过的人也“将它们与诸如克瑞拜赞、苦杏仁苷、槲寄生和能量塔等极具争议的癌症疗法混为一谈”。优秀的肿瘤学家期待着更现代和更有前景的科学疗法，比如放疗和化疗。这些医生在训练下一代医生和研究员时，教授的也是同样的东西。如果你聪明、有科学头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长大，那么接受的训练肯定不会教你认同科利的研究。
如果没有科利女儿海伦的努力，科利的遗产可能会随他一起消失。海伦·科利·诺茨曾与父亲一起参加过许多演讲，目睹了他功成名就，也目睹了他的陨落。诺茨理解父亲的工作，即使在科利自己都不甚理解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她帮助父亲把他的想法传承给了当代科学家。
接近尾声时，海伦亲眼看着父亲在会议上据理力争，驳斥那些对他数据的攻击和对他的人身攻击。其中最猛烈的来自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科利曾一手扶持建立的癌症中心。他的癌症治疗法也是最先在这里被放射疗法所取代的。放射疗法被认为是更现代、更可量化的科学成果。尽管放射治疗所需的镭当时被认为是地球上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但并不妨碍癌症中心当时的主要捐助者为魅力非凡且实力强大的院长詹姆斯·尤因博士提供其所需的所有镭资源，因为捐助者是矿主。据报道，癌症中心的8克库存中还包括居里夫人最初获得的镭，这也是当时地球已知镭资源中的绝大部分。
尤因和科利一起将纪念医院变成了世界首家癌症研究中心。尤因成了科利的老板，也是他的主要批评者。他公开谴责科利毒素是欺诈和销售计谋。不久，每位因骨病来到癌症中心的患者都开始接受全剂量的尤因独家放射治疗。结果当然是灾难性的——死亡率几乎是100%。
根据当时的考量，科利要求对毒素疫苗进行为期5年的试验，评估其对肉瘤这类骨癌的有效性。科利当时没有统计数据证明他的治疗是有效的，但是放射治疗和截肢倡导者也同样没有数据。不过科利治疗法是有幸存者的，而放射治疗没有。
科利没有得到那5年的试验机会，他在提出要求后1年内就去世了，但他的女儿从未忘记。1938年，她前往位于康涅狄格州沙伦的家族庄园，在那里找到了父亲的所有论文——大约15000份。它们被打成捆存放在庄园边缘的谷仓里。科利不是没有数据，只是没有把数据整理出来。
诺茨不知疲倦地工作（部分资金来自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小额捐赠。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她父亲的赞助人、贝希·达希尔的灵魂伴侣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和继承人），重新整理她父亲大量的观察笔记、通信和记录，使其更有条理性和学术性。诺茨只受过高中教育，但终生接受主治医师的直接指导并进行过数千小时的仔细研究，她开始尝试去说服任何愿意了解“使用细菌产品治疗恶性疾病”的人，说服他们这种方法至少值得接受更审慎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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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科利相信，他培养的细菌产生的“毒素”是一种对抗癌症的毒药——一种天然的化学疗法。到20世纪40年代，尤因去世后，纪念医院的抗癌疗法已从“放疗”转变为化疗——使用化学毒药。诺茨希望与医院的新院长、著名医生科尼利厄斯·罗德斯一起继续父亲的研究。“二战”期间，他曾担任美国军队战时化学武器研究所负责人。研究所发现芥子气具有作为癌症化疗药物的潜力。罗德斯成了化疗发展最重要的推动者，使得一种全新的癌症治疗方法迅速普及，至今仍为常规治疗手段。但罗德斯对科利毒素也不感兴趣。
诺茨没有接受过正规医学训练，无法解释为什么父亲的药有效果。但她手上有数据，也有关于其背后机制的理论。
她认为，科利毒素根本不是毒素，而是一种刺激性物质。这种物质不直接作用于肿瘤，而是以某种方式“通过刺激网状内皮系统”产生效果。她提到的系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免疫系统。广义上来说，她的说法完全正确。但罗德斯仍然不感兴趣。
最终，1953年，诺茨再次向她父亲捐助者的儿子纳尔逊·洛克菲勒请求救援。父辈的友谊和因失去“领养妹妹”贝希·达希尔的心碎令洛克菲勒一生都致力于癌症慈善事业，他支持威廉·科利的研究，创建洛克菲勒大学并资助科利和尤因建立了全美首家癌症医院。现在，年轻的洛克菲勒向诺茨捐助2000美元，她和她的同事老奥利弗·R.格蕾丝用这笔钱成立了研究机构。诺茨希望这个机构能够让父亲的癌症治疗法传承下去并资助其他有相同追求的人。这个机构就是癌症研究所，位于曼哈顿下城的百老汇。现在仍然存在。
癌症研究所是首个致力于推广癌症免疫治疗理念的机构。多年来，那里的电话从未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