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样本选择

为了制作访谈调查问卷清单，我在主要访谈之前，进行了为期10次的引导式访谈（1971年1月—1971年3月）。这次引导式访谈中的10名受访者（根据其丈夫从事的职业来划分，有5名是“工人阶级”，另外5名属于“中产阶级”）是通过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这两个阶层内的家庭主妇中多次上门拜访后被选出的。

这个由40名女性组成的主要样本是从伦敦地区的两名全科医师的通讯录名单中选出来的，这两位医师一名在工人阶级聚集区，另一名在中产阶级聚集区。潜在被访者的姓名我是从医师的通讯录列表中按照字母表的顺序随机选择的。每个字母开头的姓氏都选择了两名被访者——被选出来的这两名则必须恰好是在1940—1950年间出生的已婚女性，并且至少有一个5岁以下的孩子。使用这些标准主要是为了获得相对均质的同为年轻家庭主妇和母亲的女性样本。通过这种方法，我得到了71个名字。然后，我询问每位医师他是否认为这些被选的样本女性存在任何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这样一来便可以将病人排除在我的研究样本之外。他们也被要求指明名单中被选中的人的种族，以便我可以将西印度群岛、西非和印度的患者人群从样本名单中排除；因而剩下名单中的人都是爱尔兰裔或英国裔女性。同样，控制样本的种族来源的目的也是为了增加样本的均质性。（关于均质性的论点详见本书第2章。）

根据种族排除一些人之后，样本量减少到了65人。然后接下来使用的程序是，挨个拜访她们填在医疗卡上的地址，以她们的医生的名义做个引见，(1)跟她们阐明我这项研究的目的（“想要了解家庭主妇对家务的看法”），并邀请其与我合作。她们的名字一律按字母表顺序排列，两个阶级群体列表中名字都是依次从字母A、B、C往下排列，直到确定40次面试为止。样本中这40位家庭主妇被平均分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两个小组，这种分法主要依据的是其丈夫从事的职业这一主流阶级划分标准（请参阅第2章）。自她们将住址填在医保卡上提供给医生以来，工人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搬了家；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的新地址，但是，只要能有她们的新地址，以及新地址还在同一地区时，我都会跟进这些潜在的被访者。

在总共40人访谈对象中，有16名女性立即表示同意接受采访。其余的家庭主妇，我都和她们预约好将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段内进行采访。这些被联系的女性都没有拒绝与我合作，只有两个例外，她们和我预约的采访时间都太过靠后（分别是因为丈夫生病和休假），我只好选择其他被访者。表1汇总了与样本量和未能进行采访的原因有关的数据。在这7个主妇“没能联系上”的情况下，我在几天内或某天中的不同时段去了她们留下的地址多达5次(2)。

表1　抽取的样本量和采访未能成行的原因

采访是通过磁带录音的方式在一次对话中完成的，采访时长从一小时一刻钟到三个半小时不等，平均采访时长约两个小时。具体的采访问卷表详见附录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