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以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掀开了中国现代历史波澜壮阔的新篇章，推动中国向着民富国强的目标大步前行，在规模和深度上创造了人类历史崭新的奇迹。作为在改革开放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有幸目睹、见证并深深受益于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
生产队的记忆
夜已经很深了，屋外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落了院里树上残存的几片树叶。四周静悄悄的，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吠，更增添了夜的静谧。
母亲从织布机上走下来，伸了个懒腰，吹灭窗台上的油灯，打算休息。
这时，院门处传来几声轻响，伴着低声的呼叫：“睡了吗？我想借你们家点东西，有急用。”
母亲侧耳静听，分辨出是邻居家要借东西。“这深更半夜的，要借什么呢？难不成家里孩子病了？可我们家也不是药铺子呀？”母亲心里琢磨着，一边起身去开门。
一进院门，邻居低声而急促地说：“今天晚上生产队要组织挨家挨户搜家，检查是否有私藏队里棉花的情况，你们要小心呀。”说完，他转身出门，又去通知别的邻居了。
原来，这段时间生产队里组织采摘棉花，但许多棉苞还没有绽开。
由于寒冬将至，气温很低，棉花早已停止生长，只好将棉苞整个摘下，然后分给每家每户。
每户的任务是，用手把棉苞剥开，把其中带籽的棉花扒出来，再全部上交给生产队。
由于缺吃少穿，一些人会私藏扒出来的棉苞，其中的棉籽可以用来榨油，棉花可以自己纺线、织布，做成衣服穿。
为了打击这种行为，生产队的做法是深夜组织突袭搜家。
邻居走后，母亲睡意全无，重新点亮油灯，坐在织布机上，一边织布，一边等待，一边想着家里的生计。
果然，到了后半夜，村里的狗叫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亮。紧接着，街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着咳嗽声和偶尔的低声交谈。没多久，院门处传来“咚咚咚”的声响，像擂鼓一样。
院门刚开，马上涌进来一群壮汉。这些人二话不说，拿着手电筒，就着月光，开始翻箱倒柜地检查，家里的面缸、麦瓮、衣柜、藤筐、被子里都—查到，有的甚至要下到地窖里看一看。
正在熟睡的我被吓醒，裹着被子蜷缩在墙角惊恐地看着这一切。那时的我，只是一个5岁左右、刚开始模糊记事的小童。
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中国北方农村一个普通的冬天的夜晚。也许后来的中央领导这时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但童年的我只模糊地记得，广播里到处在宣传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而父母却在愁眉紧锁地盘算着日常的生计：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孩子们的冬衣还没有着落；家里的存粮，到来年开春就支撑不下去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孩子们吃什么呢？
多年以来，围绕计划经济的争论时而沉渣浮起，但这段童年的经历始终告诉我，至少在摘棉花这件事情上，计划经济是不靠谱的。
北大往事
1988年的北京大学，刚刚在这年5月4日的时候隆重纪念了建校90周年。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北大师生总是对现实政治怀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并常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来自诩。
这年秋天，我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北大，开始了此后七年在燕园的学习生活。当时的北大校园，多少还散落着一些校庆的气氛，《精神的魅力》作为杰出校友纪念校庆的一本文集，几乎是人—本。
但一进北大，给我冲击最大的并非这些。我最深刻和最新鲜的感受是，北大像个自由市场。
只是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叫卖的并非文具，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讲座、沙龙和聚会上，社会名流纷纷登场，宣讲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各种思考，或者自己的学术主张。学生则可以自由出入，甚至打断演讲人，提问交流。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阶梯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讲台两边也都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学生，手里都拿着笔记本。演讲者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眉飞色舞，不时用力地挥动双手，来强调自己的观点。讲到精彩处，教室里自发地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偶尔有学生起身提问诘难，观点犀利，见人所未见，周围的人则会报以钦佩的眼神和热烈的鼓掌，连演讲者也会连连赞叹“好问题、好问题”。
当时在北大校园里传播、争论并相互激荡的许多新思想其实是舶来品，但也有不少是本土学者的学术思考。
对刚经历了长期思想禁锢的许多人而言，对刚在高中阶段被灌输了不少形态意识教条的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这好比在一所长期不通风的房间里，突然打开了窗户，新鲜的空气涌进来，终于可以自由地大口呼吸，不由得感觉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
高中的政治课，我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自以为利刃在手，应有尽有，可以无往而不胜，可以犀利地批判其他经济和社会学说的虚伪和欺骗，可以深刻地揭穿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真实面目。
但是，面对各种竞争性学说的宣讲和介绍，我似乎毫无招架之力，深感困惑和迷茫。在那时的我看来，不少新鲜的学说具有严密的逻辑推演、扎实的经验证据、深刻的思辨拷问，完全不是自说自话的说教，非常有说服力。这使我开始认识到，具有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寻章摘句地死记硬背是多么重要和稀缺。
高考前夕，我曾经在报考北大还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间颇为纠结。后来听人说北大思想自由、环境宽松，便选择了北大。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我有两大雅好：一是喜欢凑热闹（属于看热闹不嫌乱子大的类型），二是好为人师（属于不懂装懂的类型）。
进入北大不久，就发现这所学校的气质与我十分契合，两大雅好同时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深感当时报志愿的选择是正确的。
尽管当时在北大，各类思想宣讲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但大多数演讲和争论还是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展开的，这也是当时报纸和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1978年，北大学生冲出校园，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1984年，国庆游行，北大学生在通过天安门城楼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这些往事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尽管高中阶段曾经着迷于物理学，进入北大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也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但进入北大不久我就认识到，经济学可真不错，热闹时髦，从之者众；又可以冒充国师，指点江山，十分合我的胃口，于是暗下决心要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
我找到一位北大经济学院的学长寻求帮助。他给了我几本书，并开列了一个书单，还嘱咐了一些要点。实际上，他的书单主要是美国大学经济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不少都是原版书目。他嘱咐的要点是，书中有感兴趣或弄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查阅和钻研一下相关英文文献。
当时，在大多数中国大学的经济专业，《资本论》仍然是最主要的教材，西方经济学是作为思想史用来批判的，但北大已经引入美国原版教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开放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
几年以后，我进入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葵花宝典”
1992年春节过后，从南方回校的同学开始提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消息，但细节很模糊，我们也是将信将疑，甚至担心这又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和谣言。
大约五六月的时候，系里突然通知召开全体大会，传达重要讲话。大家多少能够猜到要传达的内容，纷纷赶往指定的会场。屋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大家都不说话，屏声静气，等待会议开始。往常的会议之前大家多少会相互打招呼、交头接耳，会前总是一片嗡嗡的声音，但这次的气氛显然不同。
系里的领导开始宣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要点，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当读到邓小平同志说，“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向窗外望去，视野中一片模糊，情不自禁的泪水早已浸透了双眼。
之后，许多同学都去了深圳。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厉以宁教授担任学院掌门人。由于他长期倡导股份制改革，并带领几位研究生学长牵头起草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再加上当时股票市场在初创阶段，交易活跃，波动巨大，投机成风，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都很关心股票市场的情况。
有天深夜，我正在宿舍上铺熟睡，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听到下铺兄弟声如洪钟般的断喝：“写得好呀！”
我心中一惊，深更半夜的，这家伙大呼小叫，是个什么情况？
我揉了揉惺松的双眼，探头向床下望去，见他正在挑灯夜读。刚才他读到精彩处，心生共鸣，情不自禁，不由得一掌击在墙上，大声喝彩。原来，那声巨响，是他演习“降龙十八掌”产生的。
我寻迹望去，在书的封面上依稀看到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葵花宝典”。
我凛然起身，世上竟然真有这等奇书？这可要借过来好好研读一番，实在不行就"巧取豪夺”。
我眯起双眼，瞧个仔细。书的题目赫然是：炒股三十六招。原来刚才是看花了眼。
20多年过去了。这位同学甫一毕业就投身证券市场，迄今已成为中国股票市场少见的常青树，声名远播。
而我当时正着迷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效率市场假说，折服于其简洁、精巧、深刻的经济思想，以致迄今进入股票市场有年，却仍然是深山探宝，空手而归。
上海滩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中南海的官墙外，玉兰花已经凋谢；昆玉河畔，柳树刚刚抽出新芽，在春风中摇曳起舞。
夜晚时分，华灯初上，薄暮下的长安街气度恢宏，庄严大气。
我与朋友漫步在复兴门的桥头，却无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内心充满彷徨和纠结。
这是2003年的暮春，“非典”的阴影还没有散去，而我则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一个选项是远赴美国，再念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当时我已经拿到一些录取通知书，并开始办理留学签证。
另一个选项是在国内谋一份差事，薪水优厚一些，还有一些成长空间。
麻烦在于，在国内谋份差事何其不易，所谓成长空间更是一片朦胧；而留学生涯的未来路径明确清晰，容易预测。
陪同我散步的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当年正是他的指点使我顺利转入经济系读研究生。
这时，他正在力劝我加入光大证券，从事经济数据的分析工作。新上任的光大证券总裁决心加大投入，全力转型和发展卖方研究业务；而好友则受命主理此事。
此前，我曾经在政府机构工作数年，从事公文运转，对证券公司十分陌生，也弄不懂卖方业务到底是做什么，去证券公司分析经济数据有什么价值，心中难免惶恐忐忑。
好友尖锐地指出，我已经三十出头，如果远赴美国，到四十多岁才能够安定下来，大好年华，皓首穷经，十分不值。即使四十多岁在美国谋到一份差事，薪水难言丰厚，这期间还要生孩子、置产业，经济必然不宽裕。而国内证券市场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总之，他痛陈留学之非，极言在国之是，剖析利害，鞭辟入里，直似苏秦重生，张仪再世。
就这样，尽管家里人坚决反对，我也颇有疑虑，但几个月后，我还是撕掉了美国留学的签证，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去了上海。
光大证券的研究所当时设立在上海浦东张杨路上一个居民楼里，属于这所建筑的底层商铺。这个底商本来的设计是要建一个超市，由于无人承租，一楼变成一家川菜馆，二楼则成为我们的办公场所。每天中午时分，办公室便飘来菜馆炒菜的香气，和着川菜独有的麻辣味；偶尔有老鼠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又飞快地溜走了。
这一年的证券公司经营极度困难。有同事含着泪说，基层营业部的员工，一个月800元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在居民楼里，与川菜馆一起办公，重要的原因是租金便宜。想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言，我的心中开始惴惴不安。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缭绕，已经是凌晨两三点，我们刚讨论完一个演示文稿，处理好最后几个数据，开始吐着烟圈，随口议论卖方业务的模式和公司的未来发展。
好友大手一挥说，我们今年的分仓业务收入刚起步，差不多500万元，几年以后，我们的业务收入会达到3000万元以上。到那时候，大家的个人年收入，将足以睥睨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
会议室里传出轻快的欢笑声。不是期盼，而是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公司已经快无米下锅了，能否撑到那时候都还难说呢。再说，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钱呢？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几年以后，我们的分仓业务收入已经数以亿计。
江湖之远
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在政府宏观经济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投资银行（在中国称作证券公司）经济学家对经济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市场的解读，对政府判断局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中国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当年，一些朋友听说我去证券公司做分析师、炒股票，感觉十分惋惜：干点什么正经事儿不好，非要去搞投机生意，再说，原来在政府的工作又体面、又高大上，怎么说丢就丢了呢？
在上海期间，有次打电话给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自我介绍后，客气地询问对方主要负责哪个领域的工作，接电话的人员不屑地说：“我的工作就是管你们这些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还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私募基金的午餐会，我的角色是介绍一些经济方面的判断。我站起身来，刚说明身份，就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科长打断：“这些事情你们不懂的。我的分析刚上报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得到了总行货币政策司的肯定。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当时的状况：2003年，中国证券业的研究业务刚开始蹒跚起步，没有人认为证券公司能够拿出严肃的、具有启发性的宏观研究报告。
2018年5月31日上午，成都洲际酒店的大宴会厅座无虚席，连过道和后排都站着许多人，听众十分安静，神情投入而专注。
受现场气氛的感染，站在讲台上的我变得十分放松，脱离既定的演示文稿，开始谈起一段时间以来，郁积在胸中的、对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观察、思考和批判。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随口议论，有些言辞颇为尖锐，忘记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台下的摄像机正在进行网络图文直播；二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即时文稿的整理和传播速度是以分钟来计量的。
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演讲的内容立即在网络上疯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广州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即以头版社论的形式发表评论，指名道姓、单刀直入地指责我在成都的演讲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一些网络评论员也认为我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试图干扰和阻挠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
作为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在媒体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这与15年前相比，判若云泥。
一些很长时间不联系的人也打来电话，嘘寒问暖的同时，旁敲侧击地询问：目前有没有压力？人身是否安全？上下班有人跟随陪同吗？还能够自由活动吗？
实际上，这次演讲的题目倒是事前经过仔细斟酌和精心选择的，用的是故宫保和殿后边的匾额“允执厥中”，想借此表达的意思是政策要做好搭配平衡，财政、货币、监管等各司其职，协调有序，不要单兵突进，不要走极端。由于“允执厥中”这个词语出自《尚书》，艰涩难解，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后来听人说，这场成都演讲似乎确实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并引发了一些官员的巨大愤怒。
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星期以后，其他一些学者和退任官员开始加入公开批评当前政策的行列，成都的演讲开始显得不那么突兀和孤单了。
6月下旬以后，金融市场的许多领域都开始出现明显的压力，我在成都担心的一些情况也开始显现。
7月中下旬，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全面调整和修正，此前的批评和争论基本平息下来。
差不多1000年以前，范仲淹勉励士大夫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证券公司的研究人员从事的是商业工作，以赚钱为己任，处于江湖之远；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超越个人利益的高尚追求，没有维护公众利益的庙堂之忧。
像在美国发生的那样，证券公司研究人员的经济分析和市场解读，也许正在成为中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过程中，值得参考的意见和想法。这一相对于15年前的显著变化，生动地折射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中国资本市场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40年以前，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无与伦比的远见卓识，掉转了中国历史巨轮的航向，由此创造了前所未见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这一伟大转折必将彪炳史册。作为这一历史巨变中的一粒尘埃，我的经历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希望它像一滴水珠一样，能够折射出太阳般耀眼璀璨的光芒。
描述 [ ←1]
衡量食品以外的通货膨胀较为完整的做法是考察第二、第三产业缩减指数。但在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中，第三产业很多部门采用CPI作为价格指数，而中国CPI波动大部分来自食品。这种操作方式使得第三产业缩减指数和食品价格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考察两者关系意义不大。
[ ←2]因为其他成本包括人工成本和土地租金，二者占比不小，但相对变动较生产资料价格要更小一些，所以农产品价格上涨大于生产资料说明成本推动是次要的。
[ ←3]对刘易斯模型的改进很多，比如兰尼斯-费景汉模型考虑了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食品，强调工业与农业均衡发展，托达罗模型考虑了城市的失业。这些改进非常重要，但对于本文来说，运用刘易斯模型的基本思想已经足够。
[ ←4]我们知道，对一般的横断面数据处理来说，拟合优度能超过30%就会是非常好的结果；实际上，大量的文献报告的拟合优度只有百分之十几，大约也会认为这些结果在统计上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结果在统计上是非常强的。
[ ←5]用工数量指的是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包括其家庭成员）和工人直接劳动的天数，具体计算方法是各类劳动用工折算成"中等劳动力”的总劳动小时数再除以8小时。由此来看，计算过程中，分母并非指所有的人口或者所有的劳动年龄人口，而仅仅指参与生产的那部分劳动力投入。我们知道农业部门是开放和竞争的，在长期均衡条件下，只能获得平均利润，标准劳动力的平均产出等于其边际产出。
[ ←6]这里最主要的假设有两条：一是低端劳动力的供应曲线在过去二十年是大体不变的，忽略人口结构、价值观念等变化的影响；二是低端劳动力需求的扩大是稳定和线性（或对数线性）的，从而年份数据可以与实际就业数量对应起来。
[ ←7]此处共计选择工业行业中的25个行业，合计占2015年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80%。选取行业时去掉了部分占工业比重很低的行业，例如开采辅助活动等，去掉了部分国有行业，例如烟草制品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
[ ←8]周期上行时ROA升幅取2005—2006年或2006—2007年ROA比2001—2012年ROA均值升幅较大的那个。
[ ←9]亚洲新兴国家及地区包括中国（含香港和台湾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泰国。
[ ←10]按照2015年1月至2016年7月房价涨幅，将二线城市分为两组，房价涨幅居前的城市包括厦门、南京、合肥、广州、杭州、天津、武汉、福州、郑州、南昌；涨幅靠后的城市包括沈阳、兰州、哈尔滨、长春、昆明、大连、呼和浩特、银川、西宁、乌鲁木齐。
[ ←11]*、**、***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 ←12]新开工面积中的不可销售部分包括：拆迁还建、接受委托、定向开发的房屋面积，学校、幼儿园、派出所、居委会、商店等公益设施建筑面积，车库、车位等按个数统计而不计人销售的面积。一些经验系数认为，新开工面积中的80%是可以销售的。
[ ←13]对购房资格和购房数量进行限制的政策。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