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佛山华英到湾仔书院
自己的英语论文结集的编辑与校对工作做得七七八八了。消息传来，高斯（R. H. Coase）已为这结集写好了「前言」的初稿。本来是要写「导言」（Introduction）的，但他对助手说我的好些文章不容易一下子消化，改为写「前言」（Foreword）。我搞不清楚导言、前言、序言（Preface）与序词（Prologue）有什么分别——这种古怪学问友侪中可能只有张滔才知道。高斯是我认识的最传统的英国绅士，当然知道，但我不便提问。我的意识是导言长一点，前言短一点，只此而已。九十四岁的高斯还在细读我昔日的文章，几番与助手研讨，对我来说，无论他为我写什么都是一字千金，感激无限，于愿已足矣！
这结集的正文长达六百多页。少写英语文章被朋友骂了数十年，竟然那样洋洋大观，应该气煞巴赛尔（Yoram Barzel）！是《佃农理论》一书之外的可以拿出来表演一下的英语论着。有两篇太短，高斯建议拿开。有两篇发表过的因为包括在一篇没有发表过的长文之内，取后一者而弃前二者。有两篇题材一样，长短不同，都发表过，舍短留长。除此之外，一篇内文重复前文的一部分，删除一节。这样处理，不同文章的思维还有不少重复的地方。不精简删改，因为看似重复，其实每次重复都加了一点变化，读者按脚注说明的日期分先后，可以跟踪作者的思维发展。除了这些，原文一律保留，就是今天认为应该修改的也保留不改。一篇写于一九八八年，介绍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学说的，找不到文稿，成为漏网之鱼，沧海遗珠也。最可惜是二十多年前替石油公司作顾问时写下的两英寸厚的研究报告，艾智仁（Armen A. Alchian）认为是我的平生代表作，是雇主之物，不能发表。
学问这回事，一个人穷毕生之力，所得甚少。但少少的新意，只要有重量，大可勒碑志之。是的，思想可以比万里长城有更顽固的存在性。我是个讲究说明影响我的思想来源的人，有些朋友说我「感谢」得太过分了。但我总是觉得有少许关连还是大方一点为上。可惜四十七岁后，文章写好我懒得自己引经据典，只请同事或助手替我填补有关的文章脚注，到后来索性天马行空，连脚注也懒得下了。
这本文章结集的英文名目是《Economic Explanation: Selected Writings of Steven N. S. Cheung》。中文附题不敢再用「经济解释」，只是《张五常英语论文选》。有个中文附题是因为举世选修经济的中国同学多，赚不赚钱也希望多卖几本。目前的计划，是先在香港出本地版，继而出大陆简体版，以后有机会才杀到西方去。
二○○○年六月我在香港重印《佃农理论》的英语原作时，在《壹周刊》一连了写了十期（二万多字）的一个题为《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的中文长序，回顾该论着创作时的前前后后的思维。据说这篇长序在网上转载无数次。英文中序无疑是个新发明，但反应实在好，后来华中的张培刚大哥重印他的获奖博士论文，也仿效了我，以中文写一个「来龙去脉」的长序。是的，学术思想的回顾，总有好些夸夸其谈的话要说。高斯、史德拉（G. J. Stigler）、巴赛尔等朋友也如此这般地写下他们的回顾文字。这可见搞思想创作的人珍惜自己的思想，不在珍惜自己亲生子女之下。
因为《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已经回顾过了，虽是片段，但是自己最有活力的思想时期，今天的结集是没有什么值得再回顾的了。然而，几位同学一致认为，《佃农理论》的原著再版，最成功的地方还是那二万多中文字的《前因后果》。他们认为可读，对他们有启发性。我跟花千树的老编叶海旋商讨，他也认为这本英文结集也要来一个滔滔不绝的中文长序。然而，自己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部分，已经在《前因后果》发表过，又再在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作了补充，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套，岂不是老态毕露了？
与叶海旋数番倾谈后，大家同意我以《求学奇遇记》为题，发挥一下。二十多年来要求我写求学往事的读者无数。我想，平生所遇无奇不有，可读的文字不难写，只是与这本结集的文章一般没有直接的关连。另一方面，说到求学——不限于学经济——不容易想象会有其它学子碰上我那种神奇际遇，就是金庸笔下的神雕小子也比我不过，何况我要说的是事实，不是虚构。
要写这「奇遇」还有另一些原因。其一是我不认为把孩子管教得严或强迫孩子做功课是明智的教导。我认为只要孩子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父母要让孩子自由发展。不良啫好要管，呆坐终日不成，但任何有创作性的玩意，只要孩子有兴趣，都要鼓励。在思维的发展上，想象力非常重要——爱因斯坦说是最重要的。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我最欣赏的美国画家维斯，第一天上小学回家，父亲问他喜不喜欢上学，小维斯说不喜欢，父亲说：那就不要再到学校去。不是要鼓励今天的父母这样做，但维斯的父亲（或这传说）可不是毫无道理的。我少小时的经历，虽然活过苦日子，但逃学玩耍，父母儿女太多管不着，是我长大后以想象力纵横学术的主要原因。
其二是求学读书失败事小，被老师或朋友看不起事大。我认为一个青年如果看不起自己，万事皆休。想当年，读书考试屡战屡败，但失望中总是有老师或朋友看得起我。这使我在极端的失败中尊重自己，对自己有信心，一旦遇上机会，翻身易如反掌。这样的经历在《奇遇》中会细说。
其三最重要。这就是多年的思想发展，我欠师友实在多。一般的「鸣谢」，短则数十长则数百言，在我来说远为不够。趁这个机会以一篇长文感谢教过或影响过我的人，虽然这样做不可能提到每一个，但还是要做的。
我要从我记得的懂事的第一天说起。那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地点是香港筲箕湾邻近的西湾河的后来被称为澳背龙村的山上，今天不复存在了。当时大约两岁四个月，今天想来历历若前日事。
二 幼年的回忆我是在西湾河太富街十二号二楼出生的，这条街早就消失了。那时用「接生」，妈妈用不着到医院去。太富街的幼年生活，我一丝印象也没有。
有一天我彷佛突然睁开眼睛看世界，清楚记得那一天，而从那天起很多往事都记得。那天我穿上唐装衫裤，坐在一张小凳子上看着妈妈监管水泥工人建造石屋。她要我坐着不许走动，数着三铲沙要一铲水泥，不要给工人骗了。是春天三月，清楚记得头顶的大树只有小量的叶，鲜花怒放——长大后知道该老树每年三月开花。是一九三八年——长大后看到该石屋顶上的水泥浮雕是「一九三八」四个大字。我懂事的第一天是一九三八年三月。
我是十二月一日出生的。出生纸战乱遗失了，战后补领。长兄与长姊说我生于一九三六，妈妈说一九三五。两个原因妈妈对。其一是天下间不容易找到一个记忆力比妈妈更强的人。其二是如果生于一九三六，那么妈妈叫我数铲数时我只有十六个月，不可能。
父亲是商人，当年在西湾河算是富裕的了。石屋建在西湾河一个山头上，战后称奥背龙村。地大七千呎，妈妈说是祖传的。祖传不等于有地权，二十年前给政府拆除兴建了高楼大厦。战前，那山头只有五六间石屋，住着十多伙人家。我们的石屋最大，门前的院子与屋旁的果树是我的天地了。
父母儿女多，我排第九。排第八的哥哥比我大十六个月，各有各的保姆。带我的叫群姐，是第一个对我的思想有深远影响的人。群姐晚上对我说故事，晚晚不同，有些长大后知道是典故，但大部分是群姐自己随口作出来的。她也喜欢在黑夜中与我坐在院子看星星，说什么牛郎织女，而月亮的故事不仅多，而且长，永远说不尽。
三岁跟哥哥到邻家读幼稚园。老师叫吴姑娘，很美丽，脾气好得出奇。学生三个：哥哥、我、吴姑娘的妹妹。我年纪最小，吴姑娘百般迁就。我对上课没有兴趣，老是要求早放学，要爬到桑树上摘桑葚吃。
年幼时，哥哥比我大十六个月是大很多。妈妈作了一项错误的决策：为了上学方便她要我跟哥哥一起上小学一年级。是西湾河电车路的永光小学，老师姓叶，用弯成了角的手指敲学生的头是他的专长。哥哥五岁多一点。我不到四岁，读书考试不及格是从那时开始的了——小一没有升过班。比一般同学小两岁，斗不过，但年纪也算偏小的哥哥一开头就读得好。长大后才知道，哥哥读书了不起（一九五六年在美国宾州大学，他的成绩是全级数千学生之冠）。表面看，小哥哥很蠢，但音乐与绘画天分奇高。后来一九五八年染上精神病是我最痛心的事。想当年（从幼年到一九五四辍学），我每试失败，家中人说没有希望，哥哥在场会力排众议，说老师太蠢，不懂得教，或说如果弟弟每天读十分钟，考个第一易如反掌。
是旧礼教家庭，重男轻女，妈妈生了长子后跟着六个女儿，轮到第八是个男的，听话，读书钢琴绘画无一不精，是家中最受宠爱的人。然而，这位哥哥重视的是读书不成的弟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早上八时（我六岁又七天），日机轰炸启德机场，我家在山上看得清楚。起初以为是演习，收音机证实是轰炸。早上穿好了校服，但不用上学了，被关进屋内，足不出户一段日子。待到容许外出时，支离破碎的尸体随处都有，而家养的狗喜欢把骨头带回家。
香港沦陷了，市场用日本的军票，港币的市值急泻直下，而因为找赎有困难，票额越大的港钞跌得越厉害，五百元面值的没有人要。妈妈于是收购五百元面值的港钞，很大张的，以小铁箱装好埋在地下。妈妈说，如果香港有光复的一天，英国政府不会不承认旧港钞。这项投资后来赚了不少钱。
与富豪相比，我家差很远，但当年西湾河是平民区，我家比下有余，余相当多。父亲张文来是大好商人，诚实节俭，在中环永乐街二十号经营文来行，信誉极佳。而一九五四谢世后，父亲的生日被电镀行业订为师父诞。妈妈姓苏名红，又名燕琦，貌美，极具贵气，只进过三个月小学，不识字，但因为每星期天上教堂，过耳不忘，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出来。她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投资如有神助。父亲对任何人的评价苛求，但对妈妈办事从来不干预。
日军攻占香港不是突如其来，大家早就预料有这个可能性。妈妈早就购买黄金，说可防身，又储存大量的食盐与花生麸。食盐重要大家都知道，妈妈说花生麸可以久藏，可以充饥，而榨了油后的麸还有油质存在。战后父亲说，妈妈带着一批孩子逃难广西后，她储存下来的食盐与花生麸，很大量的，救活了山头不少人。
在日军占领下，香港晚晚戒严，盟军飞机要炸就炸，目标不分，日本仔要杀就杀，好歹不辨。替日军工作的称汉奸，友侪中大家左猜右疑。市场当然有价格管制，排队轮购、搞关系、炒粮票、炒黑市，每天都听到。那时我六岁开头，耳闻目染，记得清楚，对三十年后写《价格管制理论》有很大的帮助。这篇文章一九七四年发表，虽然石沉大海多年，今天不少行内朋友说会传世。
经济学就是这样奇怪的学问。你遍读群书关于价格管制的描述与数据，对这管制的认识比不上身在其中生活过一段小时日。太多的看似无关重要的细节，加起来很重要，但文字和数据不会尽纳其中，就是记载得详尽也不容易体会。亲历其境有真实感，不容易忘记。
不管对或错，我的妈妈对任何观察都有自己的见解。如果当年问她价格管制会有什么效果，她说的会把一个教授吓一跳。她是个盲婚的聪明女人，幼年缠过几天脚，非常守旧、迷信，很固执的。她对中国传统婚姻与三从四德知得多而深入，启发了我于一九七二年发表的《儿女产权与婚姻合约》。
富裕浮云，悲惨的日子开始了。群姐带了我六年，给了我无限的爱，因为战乱回乡了。日军占领香港不到一年，妈妈带着七个孩子过逃难的生活。那时我不到七岁。
三 广西的日子香港沦陷，到大陆逃难的人不少。三年八个月光复，劫后余生的一般认为不逃会较好，生存的机会也较高。不知道他家逃难的想法，当年听到父母商讨，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内：有十个孩子，分散一下不会全军尽墨。父亲留在香港，有长子与两个女儿陪伴；母亲带着我的四个姊姊、小哥哥、我和比我小四岁多的妹妹（共七个孩子），逃难广西去也。
不是有计划的安排，而今天追踪昔日的逃程，很有点莫名其妙。记得先坐船到澳门，跟着在惠州——父亲的故乡——住了一晚。跟着辗转一些日子，抵曲江——今天统称韶关——那是直上北行。去年为了摄影夜宿韶关，找到一九四二年我们三个最小的因病而住过的河西医院，重建两次了。奇怪，当年逃难的人大都问津韶关。
母亲的分散逃策不改。最年小的三个跟着她到曲江，其他的不知到了哪里，后来在桂林会合，后来又分散，又会合，散合散合的乱逃一通，战后竟然没有一个死掉，堪称奇迹。
奇怪是曲江之后我们转走西南，略为安定下来的是桂林与柳州。几位姊姊进入桂林医学院，三个小的在桂林停了一段日子，随母亲到柳州。柳州住沙街，我和哥哥进入了那里的中正中学附属小学，读小四。没有什么读的。老师要逃难，频频转换，而小同学也要逃难，频频改变。但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同学饿死很多。图案一样：先是手足肌肉腐烂——是营养不足的证据；继而全身黄肿——是无可救药的象征。我自己的手足腐烂了两年，达不到黄肿之境，生存下来。
今天一起玩耍的小朋友，明天死掉，一个又一个。这些日子我无法忘记。后来在美求学有成，意识到中国的青年如果有机会，或大或小也会有成。再后来我为这点希望以中文动笔了。
中正附小几个月转读桂林真光小学，一个人去寄宿。几位姊姊当时在桂林医学院，原则上可以照顾，但几个月后的桂林大疏散，各散东西，委托一位朋友带我到柳州会合母亲，朋友没有出现。我是见到校中空无一人，才独自走到火车站，爬上车顶。是最后一班车，停柳州时只落三几个乘客。柳州摆空城计，找到沙街住址，母亲与哥哥妹妹仍在，恍若隔世。是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我七岁半。
从柳州继续逃是坐船的。一程一程地换船走，妈妈每程议价，有其他乘客分担费用。这些船程往往有多个苦力在岸上用绳索拖船行，有监管的拿着鞭子。妈妈说苦力是散工，组合分帐，而监管的也分帐。二十三年后研究佃农分成，思往事，我分不开谁是雇主，谁是被雇。一九七○年，多伦多大学的J. McManus到西雅图找我，研讨他正在动笔的公司理论，我提出广西的拖船例子，说挥鞭而下的监管者可以看为是苦力联手聘请的。他把这例子写进文章，说是我提出的。后来这例子在有关公司的文章出现过多次，有说是McManus的，有说是我的。十多年前见到一位澳洲教授写的关于谁是雇主的文章，题目竟然用上我的名字。我不认为谁是雇主是个值得花时间探讨的问题：法律上有鉴别，但这鉴别在经济学上不重要。
长姊离开桂林直走贵阳，后来在那里的医学院毕业。其他三位姊姊在途中与我们相聚，是母亲的安排。记得我们到过洪秀全起义的桂平，跟着到了今天地图还可找到的平南。平南再逃是向山间步行十个小时，来到一个今天无法找到的名为拿沙的小村落，在那里住了一年多。不到数十伙人家，没有纸笔，飞机火车村民没有听过，只有隆重如婚礼才吃一顿饭，番薯是顶级粮食，木薯是中上之家。
拿沙的没有学校的日子对我后来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其一是说过的，因为没有纸笔我在晚上跟一位也是逃难到那里的八股先生背诵古文与诗词，不知何解，但遗传了母亲过耳不忘的本领，背很多，是今天写中文的本钱了。其二也说过，因为染上疟疾，有几个月妈妈要我每天下午到山间走，对夕阳的光的变化有研究，是今天搞摄影艺术的本钱了。
其三是妈妈知道她有的不足以养活所有孩子，让我背着一位桂林医生曾经说不可能活下去的三岁妹妹，到田野走，希望能找到些什么可以养活自己。废田的零碎农植，山溪的小鱼与虾，原野的草蜢与不知名的小动物，生火烤煮后皆可吃。妹妹今天还活着。
这些在田园荒野觅食的日子，使我对中国的农村生活与农植操作知得多而深入。后来写《佃农理论》时，我对中国农业资料的处理驾轻就熟。想想吧，中国农业的文字描述与数字统计图书馆可以找到，但只读这些不容易体会实际情况。拿沙的经历，使我参考这些资料时得到自己记忆的印证。差不多没有一种中国的农作物我不知道种植与收成的过程。是的，当年觉得自己比一般写中国农业的作者知得多。
后来《佃农理论》出版的第八章，我用年幼时获得的农植知识想出一套处理统计数字的方法，艾智仁与H. G. Johnson读后皆说该章伟大。最近高斯为我写前言，对助手说，作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我的《佃农理论》与《蜜蜂的神话》的水平不可能被超越。蜜蜂与果树都属于农业。这可见牵涉到农业的经济研究，拿沙的田野培养出一个专才。
与外间的消息隔绝多时，过了大半年，日军不利有所闻，再没有听到日本仔在拿沙邻近出现了。再过一些日子母亲说可以出平南，但恐怕拿沙的一些村中人要拿我们作人质。她叫今天活在多伦多的姊姊（后来是家中的第二个医生）到平南去，说是购物，其实是向县长求救。县长派来几个士兵，带我家到平南。日军投降的消息是到了平南才知道的。
该平南县长的名字叫欧阳拔英。解放前逃到香港，父亲感激，照顾着他。后来这位欧阳先生教了我很多，是这《奇遇记》中的一个人物了。
四 从佛山华英到湾仔书院一九四五年从广西回到香港，九岁半了。战前的富裕家境，不再，但香港当时满是商机，父母刻苦耐劳，翻身指日可待。父母重视教育，战后不够钱，第四的姊姊考进港大，读医，小哥哥先入湾仔书院再升拔萃，其他求学的都回到国内去。我与一位姊姊进入了佛山的华英，在那里呆了三年。
其实九岁半还是小年纪，不用忙。但姊姊要我考华英中一，不逮，读小六；升中一，也不逮，再降小六。以顽皮名动华英，一九四八年暑期父亲收到华英校长的信，请我「另谋高就」，被逐出校门了。国共之争风声鹤唳，回港求学顺理成章。进入父亲曾经读过的湾仔书院，读第八班（第一班最高），十二岁。
不容易明白的是当年为什么那样顽皮。华英以记大过、小过来计算周末罚企的时间，每星期的冠军必定是我。是奇怪的现象，因为我不是个有破坏性的人。正相反，从小自创玩意，无奇不有，但没有损害任何人，怎会弄得众人皆欲杀呢？一九五一年，我的一位医生姊夫到西湾河山头一行，见到我能把飞鸟招之即来（其实是自己养大的），弹珠子、射雀鸟、掷毫、下棋等出神入化，吃了一惊，奔走相告，只是没有人相信他。
可能是广西拿沙培养出来的个性。我喜欢来去自如，独自思考，老师说的我不喜欢听就魂游四方。同学上课，我自己会跑到佛山的田园呆坐到夕阳西下。华英的日子吃不饱，衣服残破，无钱理发，提到张五常老师与同学无不摇头叹息。小六一年升中一，中一一年降小六，还是每试必败，记过频频，不可能有再黑的日子了。
就是在华英的最后一年中，小六的吕老师给我指出一线生机。一天他带我到校园静寂之处，坐下来，说：「我不管你的行为，不知怎样管才对，因为我没有遇到过像你那样的学生。你脑中想的脱离了同学，也脱离了老师，层面不同，有谁可以教你呢？我教不来，只希望你不要管他人怎样说，好自为之，将来在学问上你会走得很远。」
从那天起我久不久交出一些功课习作，而无论我交出什么，吕老师一定贴在墙上。有时他需要贴物，就找我写一篇短日记，使同学哗然。吕老师是班主任，对我偏心重视，但还是保我不住。记过频频，考试不知答到哪里去，被逐出校门罪有应得。后来读书怎样失败，我还是记着吕老师的话：要好自为之。
一九四八年的秋天进入湾仔书院。那是有悠久历史的官立名校，当时学位短缺，打进去多多少少要有点来头。然而，战后风云未定，那里龙蛇混杂，黑社会分子多，而试题出售可以讨价还价。教国文的姓王，头顶有个大疤痕，活像地图上的非洲，同学们称他为「非洲王」。没有谁肯定他识多少字。
有一次，一位同学告诉我非洲王的作文试题是个「火」字，担保一定中。我找一位文豪前辈动笔，背熟了，考作文一字不漏地背出去。还记得文豪起笔的第一句：「火是物体燃烧所发出的光和热。」有威有势，不得了。试题当然是「火」，但我不及格。有三个可能。其一是我的文豪枪手比不上同学的文豪枪手。其二是既然试题可以卖出去，分数也如是。第三个可能最大：非洲王见到我的名字就懒得读试卷了。
湾仔书院的老师都是性格巨星，老同学今天谈起无不津津乐道。我第八班的老师姓谭，同学称「老坑谭」，用间尺打学生是骂左打右，骂前打后。四十学生我考第十二也要留班。奇怪是开课时，留班没有位，我被升到第七班去。第七班的老师是Miss Lo，貌美如花，英语流利；第六班是周师奶，好人一个，教得用心。周师奶的妹妹叫Miss刁，教地理，英语了得，后来被人叫「潘师奶」而起诉诽谤，胜诉，传为佳话。
虽说龙蛇混杂，当年湾仔书院的同学了不起。他们是经历过大战乱的第一代，那些逃难饥荒饿不死，或日本仔杀不掉，或盟军飞机炸不中的生存者。年龄很不平均，财富相当悬殊，但经过刀枪不入的锻炼，这些同学眼观六路，临危不乱，反应快。与他们交往几年，我对真实世界的各种情况知得多了。
后来自己走经济研究的路，发觉很多行家才智过人，但对世事知得少，以理论推断容易有偏差。是的，可取的经济理论不多，也不湛深，只是运用起来可以搞得很复杂。以真实世界为范，我走的路是判断不同局限条件的重要性及其变化，推理永远是向浅中求：世界复杂，理论不够简单处理不了。另一方面，好些我很敬佩的经济学者，生活经历过的变化不多，喜欢假设局限，然后把理论推上去。这种局限简单而理论复杂的经济学，与我选走的路是两回事。他们以猜测局限起笔，理论可以搞得精彩绝伦，但对解释现象的命中率不高。
多年以来，我坚持一个假说的验证，一定要有两个或以上的可以观察到的变数才有机会成事。无从观察或看不到的变数，方程式写得怎样漂亮也是白费心思。以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起笔，考查虽然不易，但拿得准时对解释世事如有神助。这是湾仔书院的同学给我的启发了。高斯完全同意我选走的路，因为他自己也这样走。他对今天经济学的发展很悲观；近来我乐观一小点，因为感受到自己的坚持在行内开始受到注意。
湾仔书院进入了第五班，老师郭炜民对我有大影响。跟华英的吕老师一样，郭老师给我很多鼓励，但不管。逃学钓鱼老师不管是奇事，但郭老师在我失踪时好几次对班上同学说：「千万不要学张五常，你们学不来的。他可以在考试前夕翻几下书就过关，我只担心到高班时这样的态度应付不了。」
其实考试前夕我也没有翻书。一九五二年升上皇仁书院是得到郭老师的推荐。后来在皇仁被逐出校门，也与翻不翻书无关，而是因为一门主要科——中文作文——考五十九分，差一分不及格。同学们都说因为中文老师不喜欢我，故意留难。其实当时自己不是个好学生，离校几年不无好处。
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后，两次约见了郭炜民老师，感谢他知遇之恩。三年前听到他在加拿大。希望他还健在，好让我能在第一时间把将要出版的英语文章结集寄给他。
五 太宁街的日子皇仁书院大名鼎鼎，今如昔也。那时刚好换了学班制：以前是从大数字升到小数字，进皇仁时转为从小数字升到大数字。一九五二入皇仁读第三级，今天的Form III是也。第一年留级。自己没有用功是实情，逃学依然故我。班主任闷得可怜，见我提问必定罚企或留堂。可幸他深近视，逃学不上课他不知道。也不是毫无建树：在同学李家伦的指导下，口琴比赛代表皇仁拿过奖，而校刊《皇龙报》发表过我两篇中语文章。
留级的第二年有点火花。班主任是黄应铭。跟此前的吕老师与郭老师一样，认为我自成一家，逃学理所当然。记得有一次，班上一位同学获全校象棋比赛冠军，大家在课室庆祝，黄老师进来，问庆祝什么，回应是一位同学拿了象棋冠军。老师说：「不是张五常？我敢跟你们打赌，张五常没有参加比赛。」八二年回港工作后，我见过黄老师几次，也感谢了他的知遇之恩。
被逐出校门可能是我平生的最好际遇。如果华英没有把我踢回香港，在华英升级读下去，我可能像当时的几位同学那样，在后来的韩战醉卧沙场。如果皇仁的第二年不是作文考试差一分，被逐离校，我不会因为求学无门而天天跑到太宁街去。
太宁街早就在地图上消失了。当年是西湾河向海的横街，又称第二街，门牌二十八个，最近海旁的二十七号是一九五四年我失学后天天必到的地方，到我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北美为止。我第一次到太宁街是一九四九年。在湾仔书院认识一位姓王名柏泉的同学，他的家是太宁街二十七号。我的家在邻近，到了柏泉的家流连忘返，因为那里的奇人异士屈指难算，吸引着我。在湾仔与皇仁读书不成，花太多时间在太宁街是一个原因，但后来在美国读书大杀三方，太宁街给我的智慧有大帮助。
介绍一下当时太宁街二十七号的常客吧。首先是柏泉有三个哥哥，加起来是四个才子。长兄名王深泉，当时写文章的笔名是秦西宁，后来是名诗人舒巷城。二兄王照泉，写粤曲的笔名是王君如，没有懂粤曲的人不知道他。三兄王礼泉，书法清秀，智力过人，下象棋潇洒利落。柏泉是小弟，样样皆能，无一不精。踢足球有几个香港甲组球员与后来成为国脚的黄文华，打乒乓球有我带去的后来获得世界冠军的容国团，下象棋有代表香港出赛的神童徐道光，玩粤乐有师傅黎浪然，打功夫有教头陈成彪……这些人的生活都不好过，但不容易找到那么多的不同行业的天才或怪杰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我跻身其中，听得多关于他们的造诣的古怪法门，组合起来自己随意挥洒。
于今回顾，太宁街昔日的能人异士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没有一个算得上是受过高级教育。不值钱的十八般武艺了不起，但法门全部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好比王君如，粤曲填词写到大师水平是毫无疑问的了，但他没有中学毕业。好比容国团，乒乓球的第一课是我教他的，但打到世界冠军的法门是他自己想出来。没有阿团当年日思夜想，中国的乒乓球今天不会雄视天下。好比徐道光，当年十五岁，傻头傻脑，不可能正规地学过下象棋，但多次与他倾谈，知道他有一套下棋理论，博大湛深，棋书没有说过。
是的，无钱求学就有这样的好处：你要逼着自己想出来。这是创作，不一定比专业训练的好，但没有成见的左右，新意来得容易。从广西逃难的日子起我是个我行我素的人，为了与妹妹活下去自己想办法。后来的玩意大都是自己想，自己发明或改进。太宁街遇到的怪才都是这样的人。武艺不同，他们谈得来是因为大家都达到很高的境界。大门常开，来者不拒，有不少好奇或要偷师的人混集其中，当年太宁街二十七号是个很热闹的地方。
今天不少经济学的朋友认为我是他们知道的最有创意的人。如果是对的话，那么我的秘方是先学创作然后求学，不是先求学然后尝试创作。求学一般求成见，是创作的大忌。
在太宁街的日子中，对我影响最深远的是舒巷城（王深泉）。深泉是战前香港英文中学毕业的番书仔，是当时太宁街唯一的算是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打工，深泉业余搞文艺创作，我认识他时他刚发表了后来脍炙人口的《鲤鱼门的雾》。深泉也写诗——古诗、新诗、打油诗等无一不精；填词—— 长短句的规格与声韵熟如流水行云。他也懂得唱粤曲，唱得如怨如慕。他是太宁街的文豪，是公认的才子，所有的人都尊敬、仰慕他。
深泉少说话，但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我是当时太宁街的唯一敢与深泉辩论的人。水平相差十万八千里，年龄相差十四载，我老是跟他吵起来，而他永远是奉陪到底的。什么都吵，最通常是吵文学。留级小子与文豪吵文学，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在拿沙时古文与诗词我背过很多，战后白话文又背过很多。不是真的懂，但深泉提到什么名章佳句我都可以背出来。三十年后写中语文章，深泉替我修改，感慨地说：「天下间没有谁可以那样随意地套用古人之句吧。」
我拜服深泉，因为他对文学的见解是他自己的发明，与学校老师教的是两回事。老师教平仄，教来教去我也不懂，但深泉只教一分钟我就掌握一百分。他对中外的文学创作知得很多，评论别开生面。我当时想，这些是学问了，但为什么学校老师不懂呢？
本来是脱缰之马，但遇到深泉后我知道山外有山，知道学问这回事不可以完全不学。
六 欧阳拔英与关大志当年太古船坞为工人住宿在西湾河建造了五条街。太宁是第二街，太富是第四街。太富街十二号二楼是我出生地方，是母亲从一个亲戚转让过来的。这些「太古楼」在六十年代后期拆除了。
救过我们的平南县长欧阳拔英，解放前投奔香港，父母照顾他，让他和太太住在太富街十二号。那是离太宁街很近的地方，步行不到三分钟。太宁街晚上才热闹，日间有空我会跑到太富街与欧阳伯聊天。大约是一九五二年开始的了。
平南县长欧阳拔英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读过古书无数，见解精辟，书法隶书是我见过最好的了。在香港无所事事，他每天早上到太古喝茶，永远是普洱，一盅两件，然后闲坐家中。很喜欢见到我，要跟他谈多久都可以，倾囊相授。欧阳伯苛求，整本《古文观止》他只赞赏六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知道这些我都背得出，他推荐我去背《东莱博议》。这本书今天的书局不容易找到了。
非常欣赏那些差不多任何中国古字都可以读得出、解得通的人。平生只遇到两个：五十年代的欧阳拔英与今天还健在的黄苗子。这可见中国的文字不是简单的学问。
欧阳伯是个古人，什么风水八卦掌相之类如数家珍，虽然他自己是信与不信之间。我从他那里知道中国的古文化重于泰山，要开采谈何容易。我也是从他那里知道前贤之见，就算错得离谱，总有一些可以启发我们的地方。我是受到欧阳伯的影响而后来对西方的古文化同样重视，把古今中外的传统融合起来。说实话，我对中国古文化的认识很肤浅，但与西方的结合起来，互相映照，够用。
重视传统起于欧阳伯的启发。跟他学书法，谈的是哲理，与四十年后拜师周慧珺所学的不同。周老师强调用笔，用墨，结字，变化。那是行草之道。欧阳伯只管隶书，谈的是藏锋储意。好几次他跟我坐在电车上，沿途给我品评商店招牌的书法。
一九五三年我在上环某旧书店见到一古拓本，叫《娄寿碑》，订价港元八十，当时是非常高的价格了。带欧阳伯去看，看了良久，他再去看几次，对我说，是汉碑，宋拓真本无疑，是他见过的最高的隶书了。我买了下来，今天还在。记载说《娄寿碑》拓本早就失传，最后收藏一个劣拓的是清代的何绍基。何绍基的影印拓本我有，字迹与我的一样，但石碑破碎很多了。宋拓孤本《娄寿碑》，隶书妙绝天下，不知今天值多少钱呢？
一九五三年父亲病重，不工作了，欧阳伯闲着，往往与父亲倾谈。一九五四年的某一天，父亲召我去见他。那时家境回复到战前的水平，他住养和医院的一间私人病房。是奇怪的父亲，我进入病房，他指着跑马场对上的青山，问我见不见到那里有一个农民在工作。跟着他严肃起来了，说：「有那么多子女，整生忙于养家，没有机会对你多说几句话。医生说我全部不妥，活到今天是奇迹，看来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了。你读书不成，到文来行（他的商店）学做生意我不反对。但年多来我与欧阳先生谈过多次话，每次都是关于你。大家同意，你是我们见过的最有可为的青年。要你到这里来只想说一句：我平生欣赏的是有学问的人。」
一九五四年离开皇仁后，到父亲在中环永乐街的文来行工作。没有工作可做，赚钱却不困难。理由简单。文来行是老字号的电镀原料进口商，适逢韩战，在美国的压力下多类工业原料不准进口——禁运是也。这样，拿不到进口证就没有生意，拿到进口证买家排队抢购，因为在禁运下供不应求。文来行是老字号，申请进口有优先权。赚钱容易，工作轻松。禁运电镀原料怎可以协助美国打韩战呢？想不通，但一些老字号是得益者。
文来行的隔邻是凉茶铺，老板姓高，有摄影作品入选过摄影沙龙。在文来行的阁楼我找到一部旧照相机，试学摄影，作品拿到隔邻给高老板指教。在那凉茶铺高老板介绍一位叫关大志的人。后者替我买了一部战前东德产出的旧照相机，教了我一个小时就摄得两帧作品入选香港国际摄影沙龙，而且两帧都被刊登于该年（一九五五）的年鉴上。
于今回顾，关大志是我知道的天赋最高的摄影家。他自己连照相机也没有，要借用，往往没有钱买胶卷。但他判断景物之精、之准，黑房技巧与户外人像的卓越处理，不亲眼见到不容易相信。五十年代的香港，沙龙摄影名家云集，热闹得很。关大志与我相聚了大约两年，差不多每天下午都跟他倾谈摄影艺术的事，晚上我才跑到太宁街去。
是那样随意地碰到一个可以教我摄影的人，以为很多专家更高明，但时日的消磨与跟他家比较，关大志的不凡越来越明显。后来到了北美，研究了西方的所有摄影大师，以天赋论英雄，没有一个比得上关大志。
光法与黑房的功夫，很多人都可以教，而后来在多伦多作职业摄影，知道技术上那些从摄影专校训练出来的有独到之处。关大志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懂得怎样看，看得快，看得妙，可以解释得清楚为什么这样看不成，那样看才是好作品。他认为不平凡的景物摄得不平凡的作品，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困难是从平凡的景物摄得不平凡的作品。后者要讲思想，讲内容，而有时略为转换角度，作品会说很多话。
是不公平的世界。关大志在世界摄影艺术上籍籍无名，只因为他当年没有照相机，买不起胶卷。后来他在美国发了达，最贵重的照相机买了一整套，但贵人事忙，没有时间搞摄影了。
我学得快，学尽了关大志对景物的看法。到了北美，要脱离沙龙的老土传统，挣扎了好几年，到了一九六五年才想出怎样把在广西拿沙体会到的光搞进摄影去。一九六六年在加州见到关大志，展示几帧自己的新作，把他吓了一跳。
七 从多伦多到洛杉矶我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坐邮轮到北美去的。船程十八天，加五天火车到多伦多。是替父亲遗留下来的生意去商谈看似重要但后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留在多伦多是要补修一下中学课程，希望拿得一纸商业的什么文凭。空余时间到那里的公立图书馆去，因为该馆有非常齐备的关于摄影大师的书籍。
家庭复杂，香港寄来的钱不足餬口，作了几个月摄影师，是在当地最大名的摄影室，工资低得很。内心深处我希望能在北美自谋出路：香港的家有那么多的成员，而自己是幼子，夜长梦多。
后来决定认真地求学，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多伦多当时有近五百个从香港去的学生，只有我一个没有大学收容。应该有自卑感，但觉得如果真的用功读书，我不可能读他们不过。为了好奇我要尝试一下。其二是很大的不幸。一九五八某天晚上，收到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我深爱的小哥哥—— 在宾州大学读得很好的——患上精神分裂症，达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晴天霹雳，我跑到图书馆翻阅医学书籍，所有报告都说哥哥的情况药石无灵。上苍无情，这位哥哥是张家的儿子中唯一可以搞出学问的那一位，父亲对我说过的希望岂不是空空如也？我想，那就要由我披甲上阵了。
第三同样重要：就在那时我在多伦多遇到一位名叫王子春的人。王子春结了婚，有个可爱的小女儿。他拿了硕士，记不得是文学还是历史，英语好而大有文采。只见了几面，他肯定我是个顶级的求学人材，于是鼓励我，教我，给我介绍读物，对我说了很多学问的典故。他也教我写英语文章。我还记得他给我一封论文章之道的信，结句说得清楚：「Either a man makes sense, or he doesn't. You do.」
我说求学屡有奇遇不是夸张吧。如果当年在多伦多有大学收容，我不会遇到王子春，就是遇上他也不会教。听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在写文章这重要话题上，王子春只一句我就终生受用了：写文章要make sense！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但做到的人稀有。我是因为得到王子春画龙点睛，下苦功，做到。
加拿大的大学当时享誉国际，但收生保守，王子春要我尝试美国的大学。当时我不知道，美国好些大学收生对超龄的比较宽容。我超龄，到了洛杉矶加州大学才知道超相当多：同学平均十八多一点，我差三个月二十四。急起直追，是打冲锋的时候了！
一九五九年秋季入本科，一九六二年六月获硕士。势如破竹，却给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来一个下马威。当时加大经济系的规定，硕士后攻读博士的要考一个口试，决定学生可不可以继续。是例行公事，这口试在我之前没有一个不通过。有恃无恐，因为凡遇理论难题同学喜欢求教于我。是一九六二年底，这口试考官三个，赫师是主考。
口试问的当然是经济理论，我对答如流。不到一个小时，赫师说：「差不多吧。」然后翻阅我的档案，说：「全部是A？我没有见过。高级理论是难不倒你的了，让我问初级的吧。在竞争市场上，行内的产出者不会有盈利，为什么他们还要竞争下去呢？」我回应：「因为成本是最高的代价。」赫师说：「对！」站起来，要走了。殊不知另一位教授（R. Baron）说：「等一等，我要问为什么在最高的代价下会有竞争？」这问题难倒了我。其实答案是浅的：最高代价是说竞争者不会另谋高就。当时我答不出来。
该口试不通过，没有补考这回事，要离校了。同学哗然，几位教授找我，希望我留下来，说他们决定让我补考。后来我在初级理念上痛下三个月功夫，补考是谈天气，说家事。据说几年后因为我的「典故」，加大经济系取消了那个口试。好些年后遇到赫师，谈往事，说到我那个口试，他感慨地说：「当时大家觉得你锋芒毕露，希望你能收敛一下，但我们是做得太过分了。」
回头说加大的本科日子，为求学问，打冲锋我要找到大师才冲。大学校就有这样的方便：虽然教授的水平参差不齐，但够多，容许卧虎藏龙。所以在满足选科的规限内，我走遍校园，左问右问，要找到大师教授才下注。艺术历史教授教的是理论，之前之后我没有听过；人类学教授是大名家；生物学教授是物理学家，后来被认为是物理生物的一个创始人；哲学逻辑是跟卡纳（R. Carnap）学的。
本科的经济科目，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W. R. Allen与W. C. Scoville。前者后来与艾智仁合作名著Production and Exchange，授课幽默精彩；后者教经济历史，学究天人。Scoville有的是一种难度极高的学问：十年窗下只写一本历史书（The Prosecution of Huguenots and French Economic Development），注脚的文字远比正文多，其考查的严谨与详尽真的一丝不苟。得到感染，一丝不苟是我自己后来的治学之道，只是四十七岁后，累了，下笔只着重自己的思维，不管他家之说。
我有机会问Scoville：「十年窗下一本历史书，值得吗？」他回应道：「我那本书的题材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我只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众人皆说昔日法国逼害新教徒（Huguenots）对法国经济有很大的不良影响，我研究的结果说没有。最近一位法国史学家评论这本书，说在我之后法国这个老话题是不需要再研究了。学问的发展，总要有些人花时间去回答一些问题。如果我花十年能使后人不需要在同一问题上再下功夫，应该是值得的。」这是学问的真谛，深深地影响了我，虽然后来作研究时，见到生命那么短暂，我要考虑很久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才动工。
学问茫茫大海；学者沧海一粟。一个学者希望争取到的只是那一粟能发出一点光亮罢了。
八 艾智仁与赫舒拉曾经多次写艾智仁与赫舒拉发，因为他俩是我求学时最主要的老师。这里从比较广泛的角度说，也比较简略。自己平生最高的荣誉，不是什么院长会长，或什么大教授，而是行内任何知道艾智仁与赫舒拉发的人，都知道我是他们的学生。少人知道的，是我没有选修过他们的课。我是他们的旁听生，每个旁听了三年。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写成的。
一九六一年进入了研究院，选修的价格理论由R. E. Baldwin传授，教得好！这位老师来自哈佛，教的是新古典与哈佛早期的理论基础。宏观与货币我师从K. Brunner，很苛求，是在他举世知名之前的事了。选修过的科目不能再选修，所以只能旁听艾智仁与赫舒拉发的课。
一九六二年的秋季我开始旁听赫舒拉发。艾智仁当时造访史坦福。旁听赫舒拉发的第一课他就对我重视，而差不多从那天起他就认为我是他教过的最好学生。奇怪几个月后的口试（前文提及）他不给我通过。艾智仁呢？他要等看到我的博士论文才没有怀疑。
早就听到艾智仁厉害，不少人说他是价格理论的天下第一把手。我当时开始意识到，经济学其实只有价格理论，只要掌握得好，什么宏观、货币等都可以变化出来。当时我读过凯恩斯的搞起宏观经济学的《通论》，认为作者对价格理论掌握得不够。那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季，我认真地求学三年了。
进攻价格理论的策略是明显的。从Baldwin那里我打好了传统价格理论的基础，尤其是这位老师把新古典经济的各大家教得通透。跟着轮到赫舒拉发。赫师也是哈佛出身，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对费沙（I. Fisher）的利息理论与资本的理念发表过重要文献，可以填补新古典的一角空白。再跟着轮到艾智仁，还没有上过他的课，但听说这个人的思想天马行空，无从捉摸，我倒要尝试一下。
我是因为要等艾智仁从史坦福回到加大，旁听了他的课，才考他出的博士试题，于是决定缓慢下来。后来等到进入研究院的第三年的下学期才考博士笔试，但同学通常分两年考的四张试卷，我在五天内考完——三卷第一，一卷第二——追回了时间。
旁听了赫舒拉发几个月后，我问他：「你的学问与艾智仁的怎样比较呢？」他回答：「我广博，艾智仁湛深。」是重要的提点，也显示我选走的Baldwin-Hirshleifer-Alchian的路线与次序是很理想的策划。当时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并不大名，但从多方的评论与自己读过的文章衡量，天下间不可能找到更为优胜的学习价格理论的阵容。我已经拜读过所有关于价格理论的名著，而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佛利民（M. Friedman）的《价格理论》，虽然是天书，但较早的「非法」学生笔录版本我背得出来。
策划确定，问题只是艾智仁要到一九六三年的秋季才授课。打冲锋，需要选修考试的科目清理得七七八八，等艾智仁，等听过他的课才考他出的博士试题，一时间变得无锋可冲了。我于是决定跑到图书馆去，获得一个仅可容身的小房间，差不多一半日子住在那里，不分昼夜地读，读得天昏地暗，只是要旁听或进膳或消闲一下才跑出来。那大概是一九六三年初到一九六五年秋季转到长堤作助理教授的时日，读了两年半。
长驻图书馆就有这样的方便：书本用不着借出来，以小车把一组书籍推进自己的小房间，读后放回在通道可以找到的小车上，有工作人员替你执拾。这样读可以读很多，而当时我选读的不限于经济，凡有兴趣的都翻阅一下。感谢上帝，妈妈遗传给我的过目不忘的本领，大有用场。无论什么题材，翻阅三几本就觉得说的差不多，抄作远多于创作，知道搞学问不容易杀出重围。那些批评我数十年不读书（实情如是）的人，不知天高地厚。
那时我对考试漠不关心。还要考的四个博士笔试随时可以考。这种试考基础，考知识，考思维，无须准备。等艾智仁，因为知道他考的是思想，我要跟踪一下。
听课与跟老师研讨，比起读老师的论著有很大的分别。一个学者的思想有很多细节不可能全部写下来，而这些细节能让学生体会老师的思考方法。一九六三年秋季第一次听艾智仁的课，很有点失望，因为他说明旁听生不准提问。这一点，同学们也失望：我提问别开生面，往往举座哗然，很热闹的。后来艾智仁容许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提问，只我一个，成为他的「入室弟子」，羡煞同学也。
艾智仁的思维深不可测，是每个同学的感受。当时我对价格理论的操纵，可谓来去自如，但开始听艾智仁的课，我不知他在说什么。我想，有这样的深度，我一定要触摸到他的层面才罢休。旁听到大约第三个学期（那时一年二期）我开始触摸到这层面，第四个学期豁然开朗。话虽如此，转到长堤任职后的第一年，每次艾师讲课我尽可能驾车回到加大旁听。
走毕了上述的Baldwin-Hirshleifer-Alchian的价格理论的全程，第一次开花结果是论文《佃农理论》。后来不少人认为那是价格理论应用的典范。这些评论加起来比不上艾智仁当年说的那样深刻。他说：「不要以为你推翻了所有前人对佃农的分析而沾沾自喜。你没有提出任何新理论，只是对价格理论的掌握你比他们都高一点。」
九 从长堤到芝加哥《佃农理论》是在长堤大学写成的。虽然导师是加大的艾智仁与赫舒拉发，但个多小时的车程不方便，时间要预约，只能写好了初稿，让他们先读，才登门求教。这样，在长堤与我共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E.Dvorak就成为我的「试音板」了。每有新意，向他表演一下，看他是否大叫天才。
长堤有一个小奇迹。那里的图书馆竟然有全套的《台湾农业年鉴》。是奇怪的刊物，有点发神经。这年鉴详尽地罗列了台湾每年每县的每种农植的耕地与收成，包括农地面积与耕地的轮植，印得密密麻麻，中英对照。没有谁会翻阅这样的刊物，而就是作农业研究，这类资料一般用不上。只是我要以台湾的土地改革来验证佃农分成在管制下对土地的边际产出的影响，虽然重要但极为冷门，才用得着这类资料，甚至不可或缺。
记得艾智仁读到我论文中最重要的验证那章时，很有点不相信我的想像推理与统计数据，以为我可能在袖子里出术。我从长堤借出几册《台湾农业年鉴》，带给他看，他自言自语：「发神经，怎会有人搜集这些资料呢？他们要来作什么？」
顺便一提。一九六七年初我在长堤博物馆举行一次摄影个展，很成功。那时每星期教十二课，论文要赶工，展览的工作也得到Dvorak协助，而开幕的鸡尾酒会由他的太太主理。据说因为主理得出色，不少人跟着要求她主理酒会，大名远播，最后美国的西区经济学会的每年盛会都委托她主理了。光流水逝，匆匆数十年矣。
博士后我转到芝加哥大学。那是个很可怕的地方。名家云集（当年那里的朋友后来有六个拿得诺贝尔奖），各争上游，互不相让。讲座或研讨会议天天有，午餐一定谈学术，晚上酒会不醉无归。我在旁听、讲座、研讨、酒会之间疲于奔命，加上每隔一两天女秘书就把几篇文章放在我的书桌上，不少要评审。我奇怪那里的一些同事可以活到今天。
衷心说实话，我喜欢学，学得快，但绝对不是个喜欢跟人家研讨或辩论的人。从广西拿沙的日子起我喜欢独自游玩，有自己的世界，而长大后喜欢独自思考，不管外人怎样说。我可以一连数天足不出户，有时一整天呆坐书房。少年时在香港逃学，没有伴侣，我往往一个人坐在柴湾的一块巨石上下钓。根本没有鱼，永远是那块石，只是四顾无人，胡乱地想着些什么，对我是一种乐趣。学术上我很少与人争论，谁对谁错于我无关痛痒。港大有一位同事，一事无成，见我不回应某人的批评，大做文章，说我不负责任。胡说八道。回应批评我可以大量地增加文章数量，但何必做这些无聊的工作呢？思想是自己的，独自魂游得来，是对是错是轻是重，历史自有公论。没有机会传世的学术文字，不写算了。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中，一方面我很希望能得到那里的大师的启发，另一方面我不想参与他们的思想竞赛。史德拉（G. J. Stigler）与佛利民是天才，当然可以教我，但他俩当时如日方中，是大忙人，不敢多花他们的时间。虽然佛老的办公室在我隔邻，我是要到他退休了才多求教于他。夏保加（A. Harberger）的课我旁听了一段日子，但他既是系主任，又是拉丁美洲的学生领导，分身不暇。舒尔兹（T. W. Schultz）与庄逊（D. G. Johnson）搞农业经济，本来志同道合，但他俩忙于行政工作。另一个庄逊（H. G. Johnson）视我如弟弟，我感激，但他一半时间在伦敦。蒙代尔（R. Mundell）是个怪天才，编辑名满天下的《政治经济学报》，我只在酒会时才能与他多谈几句。L. Telser是个独行侠，H. Usawa带他的一群学生，Z. Griliches整天看数据，G. Tolley有他自己的项目——虽然大家常有来往，但研究的兴趣有别。余下是几个像我那样的后生小子了。
芝加哥的法律学院别有天地。戴维德（A. Director）是我的英雄，但比我年长三十四岁，正退休，我不便常常请教他。高斯（R. H. Coase）也在法律学院，编辑《法律经济学报》，研究兴趣与我相近，治学方法一样，所以谈得来。我与高斯的往事，写得多了，这里不多说。
芝加哥学派名不虚传。这学派不是外间说的高举自由市场，或是大捧货币理论，而是他们重视理论或假说的事实验证。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也同样重视，只是远不及芝大那样人多势众，「思想斗争」远不及芝大那样热闹。
我认为经济学除了解释现象没有其他用途，就是提出政策建议，经济学的贡献是解释政策会引起的效果。我走经济解释（事实验证）的路走了整整四十年，洛杉矶加大与芝加哥大学的影响先入为主。这方面我可能比他们还要坚持，而向浅中求、简化理论的法门，也是他们的影响，但我可能走得比较极端。
重视局限的真实性，首先影响我的是芝大的奈特（F. H. Knight），我在那里时他还健在，有机会两次表达了我的仰慕之情。然而，坚持考查局限的影响，主要来自高斯。至于我不喜欢动不动找统计数据，喜欢在街头巷尾跑，对古灵精怪的小现象笔下留神，则是五十年前太宁街的影响了。
我只在芝大停留了两年就迁往西雅图去。是不容易的决定。高斯多次挽留，而夏保加大幅提升我的薪酬。所有人都说，一个初出道的经济学子，有机会不多留于芝大几年是大傻瓜。问题是我生于香港，从小爱海，而西雅图的海美绝天下。另一方面，芝加哥的学术气氛太热闹，我要找个地方宁静下来。
Griliches是好朋友，当时提供他的看法：「任何年轻的经济学者要离开芝大都不智，因为需要芝大同事的影响与营养。你可能是个例外，因为你永远活在自己的天地中。」
十 掷花飞叶好文章一九六九我从芝大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时，《佃农理论》已经发表了。我带去还要修改一下的，是一篇题为《合约的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的文稿。该文一九七○年发表，三十多年来影响有重量，虽然很多关于implicit contract与incomplete contract的文章，作者没有提到出自该文。
华大聘请我时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只听到有个思想奇特的怪人就下注。几个月后他们无端端投票通过升我为正教授，也没有真的读过我的文章。大学虽多，恐怕只有当时作系主任的诺斯（D. C. North）才会这样做。初抵华大时，遇到正要去英国造访一年的巴赛尔（Y. Barzel）。他问我正在研究什么，我把那《合约结构》的文稿给他看，他读后交还给我，没说什么。
巴赛尔重视我的思维，是他访英后回华大，听到同事J. McGee大赞我对捆绑销售的看法，读了我在一九六八年发表的《私产与佃农》，吓了一下，然后读我所有发表过或还未发表的文章。一九七二我发表《儿女产权与婚姻合约》，七三发表《蜜蜂的神话》，七四发表《价格管制理论》……每篇发表前都经过巴赛尔过目，提出改进的建议。他认为我的思维无奇不有，怪招层出不穷，但无论怎样变化，我永远坚守价格理论的几个基础原则。
不容易想像有更好的同事。巴赛尔博士芝大，从师夏保加，统计学于A. Wallace门下，名门之后也。一位华大同事给予巴赛尔一个中肯评价：He knows what counts！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学问。深的、浅的无所谓，但不重要的巴赛尔不管，也不知道。只管重要的学问为学问，是一种天赋。好比当时搞得复杂无比的统计分析，巴赛尔不懂，但他懂的统计理念，不可或缺。
巴赛尔的思维细致紧密。他有疑问我要多想一下，但如果他不反对我就心安理得，不管他人怎样说。我自己喜欢奔放思想，有时为了过瘾一下，铤而走险。这样的思维总要有点约束，而巴赛尔就是这样的一个约束者。他从来没有说我想错，只是有时说这里那里不要去得太尽。我是因为有巴赛尔在旁监管，有个靠山，把奔放的思想都放出去。
一九六九年在香港搜集了香港租金管制的资料，要研究价格管制，目的是要推出当一个价受到压制，竞争的行为会怎样。肯定的初步答案，是当价作为一个决定胜负的准则被压制，其他准则会出现，而这些其他准则会导致租值消散。不是浅思维，就是今天一般经济学者走不到那么远。一九七二年，巴赛尔同意这看法重要，开始研究因为价格管制而引起的排队轮购的经济分析。
我的困难是香港租金管制的经验，消散了的租值显然只是一部分。这问题使我想了很久，得到的答案，是在争取极大化的假设下，租值消散是在局限下的最低消散。后来于一九七四年发表了《价格管制理论》。石沉大海多年，这篇文章起死回生，传世的机会愈来愈大了。
这里提出，是因为当年写该文，巴赛尔不断支持，不断鼓励，认为该文石破天惊。这里有一个外人不容易明白的学术哲理。那是到了思维的艰深高处，如果没有一个识者在旁不断打气，不容易成事。我怀疑如果巴赛尔当时没有站在旁边不断拍掌，我那关于价格管制的文章会终于写出来。
华大当年的经济系不弱，使后来有人称「华大学派」，诺斯屡次推我为首。很多时他是我授课的座上客。此公对思想重要性的判断不凡，后来因为把交易费用的思维引进历史研究，拿得经济学诺贝尔奖。
想当年，思如泉涌，信手拈来皆创意，掷花飞叶好文章。《蜜蜂的神话》前前后后只花了三个月；《座位票价》只用了两个晚上。这样水平的文章一年发表三几篇易如反掌，而通常是还未动笔就有学报编辑索稿，用不着评审。可惜当时我料不到这些文章数十年后还受到注意，以为自己要博大的才有大成，于是找庞大、困难而又重要的入手。于今回顾，这是失败。
三个庞大题材把我弄得筋疲力尽。其一是上文提过的香港租金管制，文件数十箱，单是阐释数十年的法例演变就用了两年。这个题材我只做了一半，太累停手，发表过三篇文章，一篇拿得美国某机构的最佳法律论文奖，一篇刊登排头，最重要就是那篇《价格管制理论》。
第二项庞大题材，是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产出、界定与租用。当时没有谁不认为是重要的题材，而史德拉等朋友说我是处理这题材的第一人选。有研究金，购买了不少合约文件，但几个月下来，助手和我就知道很困难，因为每项发明专利都是我们看不懂的科技术语，且项项不同。困难是我收了人家提供的研究金，退既不易，进也难行。一九七七年写了一份很长的中期研究报告，主要有三部分：较为不重要的两部分发表了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有待反覆思考、改进，但搁置下来没有动工。可幸今天找到那一九七七年的、题为《产权与发明》的报告文稿，重读最重要的那部分，拍案叫绝，自己今天不会想得出来，也证明智力是退化了。
第三更庞大，是为石油公司做的因为一件反托拉斯案而要解释的石油工业合约。我的职责是不管谁对谁错，只是解释为什么会有存在的合约安排。是顾问工作，酬金不少，但我的兴趣是那些奇怪合约，不作顾问不可能拿得样本及有关资料。文件占了大半个车房，花了六年时间，研究做得好，但是雇主之物，不能发表。当时答应在「案」后让我发表的只是一篇短文，关于期货市场，文稿遗失了二十多年，两年前巴赛尔替我找回来。
今天一些朋友认为，如果当年我继续写博士后几年那类文章，华大经济学派可见经传矣。然而，区区在下无足轻重，为什么不让我大赌几手呢？学问的争取如沙场混战，行雷闪电，狂风暴雨。诗中有云：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十一 蓑烟雨任平生一九八○年十二月，底特律的一个会议中，高斯约见我。到咖啡室坐下来，他郑重地说：「听说中国有迹象开放，你要回到中国去。」他一向认为炎黄子孙了不起，关心中国，但这样说有点突如其来，我不知怎样回应。他是个非常传统的英国绅士，一举一动皆合礼仪，隐居，绝少见客。如今隆重约见，只说这句话，是不寻常的要求了。
我默不作声，过了良久，他解释说：「如果中国真的改革制度，你所知的没有谁可以相比，何况懂中文，能适当地向北京解释制度运作的只有你一个。你没有理由推却我的要求。中国不改革也就算了，但如果他们要改，你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大得多，虽然大家对你这些年的学术成就没有怀疑。」
共产中国要改革经济体制，外来的建议当然五花八门。高斯和我研究产权与交易费用，知道任何其它角度看制度都不管用。然而，在同一范畴内，我坚持解释现象，坚持这解释要基于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作为局限处理，也坚持这些局限的转变是需要考察得到的事实，不接受空中楼阁的术语。是的，知道掌握到真理，我是个非常顽固的人。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新制度经济」的学问，起于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始就身在其中。调查局限及其转变需要很大的魄力，我比高斯与艾智仁年轻二十多岁，落手落脚的工夫做得比较多。可能是这个原因，巴赛尔认为在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的研究上，一九六九年我就是行内的第一把手了。
可以这样说：当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时，关于制度运作的知识，如果北京的朋友需要，我是个可以替他们打通经脉的人。但我不是个「改革者」，不认为自己可以改进世界，何况平生讨厌政治，怎样也要避免卷进任何政治活动中。另一方面，在广西饿死的小朋友我不能忘记，觉得有责任为中国的青年做些什么。
后来以浅白的语言解释制度运作，我的立场是既不领功，也不勉强。只希望很多很多的解释文字放了出去，北京的朋友会考虑，会选择。他们怎样选我管不着，但从那时到今天，我知道他们考虑无间。
一九七九年到广州会见长姊，离别了二十二年，大家感慨万千。只几天之行，我知道国内的大概情况。跟着一九八○年动笔一九八一年完稿一九八二年发表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推断了中国会走今天见到的路。该文的重要地方，不是作出准确的推断，而是文内提供了一个理论架构，让我能以之作为基础，继续观察及分析中国的发展。
高斯对中国改革的主要贡献，不是私有产权对资源使用重要的老生常谈，而是他提出从界定权利的角度看私产。「私」字当头，北京大忌，就是到了今天他们以「民」为「私」！然而，有了高斯的启发，我把「权利界定」这理念推出去，却被接受了。权利界定是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是我发明的高斯定律。
想当年，北京的朋友同意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要有清楚的界定，但名称上产权谁属他们有保留。「天下为公」很好听，既然权利界定是卖羊肉，他们不愿意挂上「私有」这只狗头。我说「所有权」（ownership right）毫不重要，可以跟使用权分离，需要清楚界定的是使用权、转让权与收入享受权——我在一九七○的一篇文章说过的。几年前到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款待我的院长提及一九八五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讲话时，他在座，听到我建议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听者不相信，但后来愈想愈行得通。
跟踪中国的改革发展二十六年，从那里学得的知识比他们跟我学的多出不知多少倍。本来痛惜关于中国经改的分析大部分以中文下笔，鬼子佬无从拜我为师，然而，编辑自己的英语文章结集，发觉久不久以英文下笔的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加起来颇全面，有可观。
回头说一九八二回港任职时，带着的还未发表的文稿是《公司的合约本质》。这篇文章从一九六八想到一九八一才动笔。该文有一个重点思维起于一九六三年。当时作研究生，专注价格理论，认为新古典的理论架构有个大困难：这传统把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分开处理，使我愈读愈胡涂，愈想愈不通。后来想通了：市场就是市场，没有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分，只是合约的安排有所不同罢了。虽然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指出这点，而该文受到注意，但该重点一般读者似乎忽略了。
七十年代初期，诺斯等几位朋友认为我是唯一的可以全面革新价格理论的人。有点无稽，但衷心直说，我认为他们说的不一定错。当时我想，马歇尔划定下来的新古典理论架构有启发性，但失误频频，而如果要革新，我必须提供一个新架构。架构有不同的建造方法，我应该从自己专长的解释现象那方向建造，不管其它。为这心愿我跑遍街头巷尾数十年，自觉解释得心应手，等到六十五岁才动笔写下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以中文动笔，有待翻译，这三卷本的重量可以与英语文章结集打个平手。这样算，回港后多赚出来的是逾千篇的中语散文了。
香港的经济学术水平我不敢评论。曾经试过，由香港政府委任的什么评审组织，以十分为最高来评审学术研究水平，整个香港的经济学者中只有我一个拿零分，破了纪录。
戴天三次说我有苏东坡的才华，有待考证乎？很不幸，才华不知有没有，但苏东坡的际遇我是有的。苏子云：「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命在牛、斗之间……今谤我者或云死，或云仙。」
那就让我以苏子的《定风波》结笔吧：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鞵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