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对学生说，要学经济理论，学今天的就可以了。说了这句话之后，我通常作点补充：有些理念，不追溯经济思想史，我们不容易明白今天的。租值的理念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要真的明白今天经济学上所说的「租值」，了解一下前贤的思想大有帮助。
今天经济学上所说的「租值」（rent），可不限于房子或土地的收入。不谈土地或房子也论租值，而又不谈租用工具，「租值」这一词很容易引起混淆。经济学者于是发明了另一用词，叫作「经济租值」（economic rent）。我这里要谈的租值是经济租值。但经济学行内的人一提起租值，大家都知道所指的是经济租值。因此这里所说的租值，其实是经济租值，而其中与房地产无关的，叫作「准租值」（quasirent）；quasi者，一半也。一半可解作类似。
经济学鼻祖史密斯（A. Smith）一七七六年发表的《原富》（The Wealthof Nations）所定下来的分析架构，今天仍在。他把经济问题分为资源的使用（resource allocation）与收入的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两大类。前者是「微观」，后者是「宏观」，虽然他的宏观与今天的不同。其实史前辈还分析了第三类问题，那是关于劳工与地主的生产制度安排。他认为制度的安排会演变，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个适者生存的观点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后者提出了重要的进化论。
另一方面，适者生存的观点也影响了辩证法唯物论的发展，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被淘汰。现有的制度既然被视作会被淘汰，不同制度的分析就重于优劣之分，漠视了解释不同制度的共存。不同合约的安排，不同机构的组织，在经济学课本中从来没有重视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而跟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今天的经济学课本中还未能普及，某程度上有复古的意识──回复到史密斯的制度分析再搞起来。
关于租值，史密斯当年是指土地的收入。他有两种看法。其一是微观的资源使用，他认为租值是一项成本，因为土地有不同的用途。成本是放弃了的代价，这个重要而正确的概念，始于史密斯。
其二是宏观的收入分配。史前辈认为土地是上苍赐予的，给强权抢来占为己有。这样，租值是多余的（surplus）。地主强人不事生产也有租值的收入，而若没有这项收入，土地还会存在。宏观而言，史前辈认为土地没有其它用途，所以地租不是成本。这个观点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到了佐治（H. George, 1839-1897），就建议单一税制（只抽地税）。我们的孙中山先生读到佐治的《进步与贫穷》（Progress and Poverty, 1879），搬义过纸，写成了三民主义。
到李嘉图（1817）分析租值时，主要是从史密斯的「宏观」的收入分配那方面看。他把生产的总收入分为工资（劳工的收入）、利润（商人或资本家的收入）与租值（土地的收入）。他的租值看法继承了史密斯的传统：租值是多余的，因为没有租值收入土地的供应量不变。但李前辈加上一项有争议的观点：他认为土地之所以有租值，是因为不同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differential rent是也。争议的起因，是李氏既假设土地有限，又假设肥沃不同，重复了租值的成因。正确的看法，是土地若有限（因而缺乏），肥沃相同也有租值；若土地无限，则要有不同肥沃程度才有租值可言。无论怎样说，李嘉图认为租值不是成本：他没有史密斯的微观的土地有使用代价的概念。
到米尔（1848）分析租值时，他的重点却又是史密斯的微观看法：土地有不同的使用，有放弃其它使用的代价，所以租值是成本，不是多余的。但难倒米尔的，是在观察上不管租值如何，土地的供应不变。这不变与任何行业的劳工供应可以大变很不相同。
为了解决米尔的困境及其它有关的问题，马歇尔（1890）提出了长线（long run）与短线（short run）的概念。他认为长线而言，什么都可以变，但短线就只是某些生产要素可以变。他认为若在短线内收入变时而供应量不变的，收入是租值。因为这种看法不限于土地，马歇尔提出了那重要的准租值（quasi rent）理念。今天，一般而言，准租值是指土地之外的其它类似地租的收入：收入变而供应不变的。准租值后来又称经济租值（economic rent），或简称租值（rent）。那是说，马歇尔的看法，租值再不限于土地的收入，而是指在短线内任何收入变动而供应不变的收入。可惜马歇尔棋差一，他认为土地的总供应永远不变，所以地租不是成本。
最后一位在租值的理念上对我有影响的，是女性，鲁宾逊夫人（Mrs. J. Robinson，1903-1983）是也。在她一九三三年的名著（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中，有一章题为《租值闲话》（A Digressionon Rent），很有意思。夫人承受了马歇尔的准租值传统，但又追溯到史密斯的微观与宏观那方面去。
夫人不重土地，而是一般性地分析收入的租值性。她认为从微观的角度看，因为个人有选择，所以没有租值可言。然而，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所有收入都是租值。说个人（微观）没有租值，社会（宏观）全是租值，是史密斯的传统，但她带到非土地那方面去。
我作学生时，老师谈租值最常用的例子，是歌星猫王Elvis Presley。这个后来成为二十世纪收入最高的歌星，在卖唱及作明星之前是一位货车驾驶员，每月的收入只数百美元。工余之暇，他试唱，被发现了，一举成名，过不了多久每年的收入以千万美元计！
问题是这样的。猫王唱歌的收入若大幅度地减少了，他还会继续作歌星。要猫王回复旧职，重操货车驾驶员，他的歌星收入要下降很多、很多才会那样做。这是说，像土地一样，猫王作歌星不会因为收入下降一个大数字就改变了。这样，成了歌星，要猫王另谋高就──作货车驾驶员──其收入要有很大的变动他才会考虑。因此，猫王作歌星的大部分收入是准租值，不是成本。
这个传统的看法不对，因为从猫王个人角度看，东家不唱唱西家，东家的收入就是西家的成本；不登台演唱而去拍电影，登台的收入就是拍电影的成本。是的，从个人的角度看，选择数之不尽，就算同样登台演唱，改换了一首歌也是选择，「机会」所在皆是，皆成本也，租值从何而来？
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猫王的准租值的确很高：把他的歌星或明星的收入大幅度削减，他还不会回头作货车驾驶员。在大幅的收入转变中，他作歌星的职业不变。收入转变而行业或职业不变，其收入可看作租值。
想深一层，货车驾驶员也是工作。猫王若不作歌星，回头作驾驶员，他还是在工作。不论行业，单论工作，他的收入要下降至近于零才不工作的。从社会的角度看：只论工作收入，猫王这个人就像一块土地，工作生产去也。不论行业，猫王怎样也工作，他的收入全是租值，一命呜呼才是他的成本。
准租值或租值的理念，是指收入有所转变而某些供应不变。这是指某些可变的选择，在收入的转变中不存在，所以可作为租值看。然而，说有某些选择不存在，可不是说完全没有其它选择存在。事实上，其它选择永远是存在的。因此，从没有选择的不变角度看，收入是租值；从有选择而可变的角度看，放弃了的收入是成本。
多举一个例子吧。在香港大学工作时，到了六十退休之龄，我续约两年再做下去，薪酬照旧。但六十二岁再续约时，校方有新例，凡越退休之龄续约的教授，薪酬要减至高级讲师的顶点水平。这样，我的薪酬被减了大约百分之四十五。我续约一年，教授之职不变。从教授之职不变的角度看，我被减去的百分之四十五可以说是薪酬未减时的租值。
有趣的问题来了。减了百分之四十五的薪酬，我教授之职不变，那么多年以来，香港的纳税人岂不是给了我太多的钱？从教授之职不变的角度看，是对的。但事实上，我见减了薪酬，就推却了不少可以让同事们做的行政工作，多把时间放于整理自己生平的论着。这是变，而多作行政工作时的较高薪酬，放弃整理论着的代价就是成本。
当然，减了教授薪酬，我可以工作散漫，脱课频频！（天晓得，我可以，但没有那样做。）这些也是变：较高薪时，不散漫是成本。收入变了，不容易想象工作在任何边际上完全不变，虽然有时变得较多，有时变得很少，或微不足道。租值是指收入变了而某角度资源使用不变的收入。因为资源使用不变与选择不变相同，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所以这种收入被称为租值，是史密斯的传统了。然而，只要我们能真的考虑所有的选择，不是成本的租值不存在。
举另一个例。假如香港政府送给我经营电视的专利权，没有任何其它人可经营电视，而又假设电视节目及广播时间皆不容有变。这样，广告收入下降我还会完全不变地经营电视。这些广告收入是租值，但也可看为成本，因为我可以将电视台卖出去。卖出整盘生意也是一个选择，而卖出之价是继续经营的成本。
专利所赚到的、在生产要素成本以上的钱，因为不会被竞争者消灭，称为专利租值（monopoly rent）。佛利民（M. Friedman）称之为非合约成本，高见也。这是后话。
一九六八年，史德拉（G. J. Stigler）和我讨论租值与成本时，提出了如下的一个例子。太平洋有某荒岛，只可用作飞机下降加油，没有任何其它用途，其收入是租值。是成本吗？当然也是。卖出荒岛姑且不论，不同跑道的选择，不同汽油供货商的选择，等等，皆有成本的意念。
说租值不是成本是错的，但那是另一种成本。租值或准租值的用途，是让我们能把可变或不变的边际供应分开来处理。租值是漠视了某些资源使用的可变选择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