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必须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曾经对他们的生活进行研究的那些身体力行者谨致谢忱。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是一群忙得不可开交、无暇写下自己想法的人，我深深地感到，自己不过是他们的经验与思索的誊写人。他们在百忙之中还特地抽出时间教导我，并与我分享他们的见解。在此过程中，这28名年轻的警察和他们的10名“老前辈”留给我许许多多的回忆。
我还要感谢拉科尼亚警察局的管理部门，特别是拉科尼亚警察局局长，他为人睿智而正直，因而敢于向外来的观察家们敞开拉科尼亚警察局的大门，无论这些人观察之后的结论是报以掌声还是大加挞伐。
有四位对警察问题饶有兴趣的人士，他们的真知灼见、所提问题和细致研究使我受益良多，他们是现任教于佐治亚大学政治学系的里夫·卡特教授（Lief Carter）、现任教于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政治系的拜伦·杰克森教授（Byron Jackson）以及现供职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莱纳斯·马苏雷迪斯（Linus Masouredis）。第四位人士，现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公共政策学院的弗兰克·列维教授（Frank Levy），指出了本书第一稿中存在的两个重大问题，并为我指明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法。
许多朋友——其中包括比尔·卡瓦拉、约翰·加德纳、亚历山大·乔治、弗雷德·格林斯坦、比尔·卡尔、欧文·来福伯格、吉姆·纽曼、道格·佩雷斯、杰夫·普雷斯曼、马丁·夏皮罗、杰里·斯科尔尼克以及比尔·津恩——向我提出了许多意见与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的作用之大或许连他们本人都未必能够想见，在此我对他们深表感激。
最后，我还要对两个人深表谢意，他们在本研究中所起的作用虽然相对间接但是却更具根本意义：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是他首开先声，要言不烦地提出了权力和人性这一问题，深深地吸引了我；另一位是我的妻子，波莱特·沃特兹·缪尔（Paulette Wauters Muir），她总是恰到好处地将合理的怀疑、强大的洞察力和深情的支持结合在一起。
在此，我对以上所有人士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