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秩序、冲突与控制，是人类社会两对永恒的主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犯罪控制领域的制度与思想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逐步确立。该模式在21世纪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巨大的变革压力。现代性降临之际，警察、法院、监狱等一系列国家机构就占据了安全与秩序生产过程的中枢地位。[1]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有关犯罪及其防治的话题与主题往往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重大的社会与政治变革运动之中。尤其在自治理论兴起以后，有关犯罪、安全、风险与治理的理论及政策话题，不仅成为犯罪学、警察学（公安学）、社会控制、公共安全治理以及公共政策等相关学科研究者关注的内容，而且在社会治理与安全治理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不仅如此，关于犯罪治理、安全产品供给等话题，还涉及传统和非传统社会秩序维护机制及其现代化重构问题的方方面面。比如，国家形象与能力（如“成功国家”与“失败国家”）的变化，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任以及对社会稳定的期盼，维护社会秩序构建安全责任共担制，和谐社会的有序参与，等等。
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2]毋庸置疑，实现宏伟目标，离不开一个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由此，如何有效维护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稳定，成为当下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话题。
平安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前提。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和“平安中国”的重要战略举措。建设“平安中国”，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建设“平安中国”的基本途径，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发展需要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而促进安全需要付出社会成本，维护安全稳定“需要明确的道义上的正当性。不受限制地企图满足对更多安全的渴望，会对公民自由与一般社会生活造成严重的否定性的影响”。[3]因此，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社会秩序维护的关系，就必须树立秩序观、法治观、制度观和治理观。维护社会秩序和实施安全治理，不仅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还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以及充分且多样化的实践。所以，在维护社会秩序、实施安全治理的过程中，要促进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倡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念，兼收并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立足现在，放眼未来，从实际国情出发，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安全和平安是人们在满足基本生存和生理需要以后的最基本需求，安全治理与社会秩序维护是人类社会的恒定主题，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需要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国内各个学科也开始关注该理论在本学科的拓展研究。本研究团队长期从事公安（警察）学、犯罪学和社会治安问题的研究，追踪研究国外安全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动态。特别关注“9·11”事件以来，世界各国在警察权、安全治理和反恐警务立法等方面的最新实践。借鉴国外犯罪控制、警察科学、安全治理、刑事司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实际，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证研究，为公安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参考，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建设平安中国提供理论支撑。
随着21世纪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家在为公民提供安全保障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安全对美好社会的作用”“应该由什么样的机构提供安全”等重大规范性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也给学界提出了“如何界定安全和公共安全产品供应”等具有挑战性的理论问题。国家治理（state governance）是阶级社会产生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之一，其本质在于通过发挥职能，协调和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维持特定的秩序。关于治理的概念，让-皮埃尔·戈丹认为，“治理”（governance）这个词本身就是问题之源，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解释，它“从13世纪起就在法国阶段性地流行过。其最初的意思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可以和‘统治、政府’（一直沿用至今）以及‘指导、指引’画等号的……在17世纪和18世纪，治理是关于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那个时代，王权在实现过程中开始依靠一些新的原则，而从这些新的原则中，诞生了公民权利和市民社会理念”。[4]到21世纪，“治理”一词有了新的内涵，主要是指对警察政策的形成与方向的宪法性、机构性安排。[5]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术界逐渐开展了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化，西方治理理论与中国本土治理理论的错位现象逐步凸显。国家发展和治理的实践表明，理想的“治理”理论的重构，必须在本土化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而“治理”的实践主要有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三个维度，且三者的目标都指向于：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破除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创新释放生产力和社会活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秩序维护与安全治理的基本理论、制度与实践路径。[6]
“安全治理丛书”正是遵循这样一种基本的逻辑，进行知识谱系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实践验证：借鉴其他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先进行中西古今的比较，以问题为导向，对当前我们在维护社会秩序中面临的犯罪问题、安全治理问题和其他社会治理问题开展实证研究，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维护和安全治理理论。
西南政法大学安全治理与社会秩序维护研究院[7]整合校内外资源，紧紧围绕“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这一目标，以警察学（公安学）为支撑，依托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围绕“平安中国”建设进行跨学科研究。“安全治理丛书”正是这次跨学科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
为了系统地了解安全治理的理论渊源、制度变革及其政策实践，本系列丛书包括三大部分：①国外最新的警察学、社会与犯罪治理、安全治理的译著丛书；②我国近代社会治理与安全管理的理论和相关古籍整理的校勘丛书；③以问题为导向，对当今社会秩序维护与安全治理问题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创新著述。
为此，我们分别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三家出版社展开了合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安全治理丛书”第一批译丛，包括《可疑文书的科学检验》《警察学百科全书》《警察学导论》《古罗马公共秩序维护》《冲突与控制：19世纪意大利的法律与秩序》《警察：街角政治家》《警察权与政治》《警察权与警务导论》《警察行为方式》和《风险社会中的警务》。今后还将陆续推出《安全治理、警务与地方能力》《使命任务为基础的警务》《警察绩效评估》等经典译著。本系列译丛以警察科学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建构为主要内容。因此既有“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又有西方警察发展历史及警察学教材，还包括当代警务改革、警察科学理论以及安全治理理论发展方面的最新著作。这些著作的译述，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西方警察学科的发展历程及其最新发展情况。
知识产权出版社推出了“社会治理丛书”，该丛书既有译著又有著述，包括《警务发展与当代实践》《警察的政治学分析》《新警察学——国内与国际治理中的警察权》《21世纪的安全与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理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设计与犯罪预防》《警察文化》《澳大利亚警政》《警察权、公共政策与宪法权利》《跨国法律秩序与国家变革》《德治：道德规则的社会史》等译著和著作。本系列丛书中的译著，主要关注各国运用警察学、犯罪学和相关理论维护社会秩序和实施安全治理活动中的经验做法，兼具理论思考与实践性。有的著作本应当纳入安全治理系列，但是受制于版权等因素，纳入了本系列丛书。同时，本丛书还包括部分以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问题为导向，进行专题实证研究的学术著述。
此外，我们还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推出“中国近代社会基层治理校勘丛书”。通过历史透镜，审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村治历程、举措及其经验，为我们思考当今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历史借鉴。
法律出版社推出了“民国时期警政校勘丛书”。该丛书收录了民国时期警政研究的经典著述，是一套兼具警政研究学术价值、警察制度史料价值和警政实务现实意义的优秀丛书。其中有内容全面的《警政全书》，有给当代以学术滋养的《警察学总论》，也有关注特殊地域的《乡村警察的理论与实践》，还有梳理历史的《里甲制度考略》等。丛书作者都是民国时期的优秀专家。“民国时期警政校勘丛书”中收录的这些著作，就是选取了民国时期警政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从中我们能把握到民国警政研究的基本面貌和内核。“读史可以明智”，“了解和熟悉历史才能把握现在，研究并洞悉现在才能展望未来”。推出“民国时期警政校勘丛书”主要基于警察在社会与安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国的现代警察制度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在民国时期得到长足发展。一批受过警察学专业训练的学者和实务人士在培养新式警察和进行现代警察制度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以法治视角去观察和思考警政制度，形成了较为优秀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既力图与当时的域外警察研究接轨，呈现对当时来说较为先进的理念，也致力于结合国情，总结中国式治理经验。尽管时代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民国时期以及近现代的过往实践和当时学者的思考、研究和建言，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些做法，不管是否赞成、是否过时，都足以给我们启发。尽管原作者在当时所处的政治立场及身份特殊，但他们不乏真知灼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仅要有科学的理论武装，而且还必须立足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有正确的实践，才能取得成功。“温故而知新”，我们还可以说“温故而创新”。希望这种“外译”和“温故”的工作让我们在当代警政研究和推进警政的高度法治化过程中“知新”而“创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期盼这些著作的重新校勘，能够让读者以现代的眼光审视历史上有关社会与安全治理的理论、制度及实践，做到古为今用，开卷有益。
我们深信，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通过对古今中外有关安全治理和社会秩序维护的理论、制度及其实践的梳理，可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理论水平，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的自信心，牢牢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总要求，主动适应新形势，切实增强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积极推动社会治理与平安建设的理念、制度、机制、方法和实践的创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国内外的理论借鉴与实践经验参考。
最后，本研究主题得以实施，得益于财政部实施的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建设规划项目，感谢支持该项目立项和为该项目获得批准而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人员。该系列丛书中的译著得以面世，要感谢西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许多老师和翻译专业研究生的参与，要特别感谢他们的支持。翻译国外著作对青年学者及研究生而言都面临着语言、专业及能力等诸多挑战，即便我们用了“洪荒之力”，仍有可能存在不足与问题，万望各界专家海涵并指正。对参与该项目的所有同事、学界同人及出版社的朋友，以及他们对本系列丛书能够克服重重困难顺利出版所给予的支持、鼓励和体谅，表示由衷的感谢！
安全治理与社会秩序维护研究院 但彦铮
2016年12月·山城重庆
[1] 〔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四版），刘仁文、李瑞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第61～74页。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 〔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四版），刘仁文、李瑞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第653页。
[4] 〔法〕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钟镇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4页。
[5] 〔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第四版），刘仁文、李瑞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第651页。
[6] 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辨析》，载于2014年7月16日《社会学评论》，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zzx/wztj_zzx/201407/t20140716_1255453.shtml，2016年12月14日访问。
[7] 安全治理与社会秩序维护研究院项目起源于西南政法大学从2006年开始在全国率先招收警察科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批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的硕士点之一。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我们深感国内学术界对警察学基础理论研究及警务实证研究的不足。警察学作为一门“国家学说”，无论是从理论研究层面，还是从为警务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回应实践关切的维度，都面临着正当性危机、研究品质危机和认同危机。2009年11月28～29日，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刑事司法学院承办的“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与侦查理论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了题为《安全治理理念的兴起与警察学理论转型》的简短的报告，旨在引起警察学界对警察学学科理论创新与重构的重视（参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新闻网，网址：http：//gaxy.znufe.edu.cn/A/？C-1-272.Html，以及物证技术学实景图像库网站，网址：http：//jyw.znufe.edu.cn/wzjsx/xwzx/200912/t20091202_21260.htm）。随后我便开始着手于社会与安全治理方面的“知识谱系”的建构。该科研平台项目自2010年开始获得西南政法大学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建设项目规划的立项，2012年7月获得正式批准，2013年开始实施。本丛书便是2012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建设规划的科研平台建设项目的系列成果，主要目的是为公安学（警察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实践经验和国内外有关维护社会秩序及其实施安全治理的“知识谱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