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松·拉菲特的美食家
UNE FINE GUEULE À MAISONS-LAFFITTE
费里克斯约我去巴黎普罗可布餐厅吃饭。他特意告诉我，这是一家一六八六年开业的古老餐厅，卢梭、伏尔泰和拿破仑，都曾是这里的常客。
我和费里克斯见过两三次，他是一位出版商。朋友向他推荐了我的《匠人》这本书。这一次他郑重其事地约了饭局，是想让我见一位神秘人物。
就这样，我认识了郑鹿年先生。郑老师建议我点这里的“炖小牛头”，他是美食的内行。我们点了一瓶味道很好的葡萄酒，边喝边叙家常。郑老师是上海人，祖籍浙江宁波，到法国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他说，看到我写的中国乡村的那些人和事，很亲切，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这时的我，并不知道郑鹿年先生是一位翻译家。他是法国大诗人拉马丁的名作《格拉齐耶拉》、历史学家克洛德·德尔马《欧洲文明》的译者，出版了《小镜子》《口福》《中西大误读》等法语作品。现在他正在创作一部关于以色列的书，已经实地采访过多次。他读了《匠人》后，停下正在进行的写作，答应了费里克斯请他担任翻译的请求。他说：“我希望能让法语传达出中文的美来。”
很快就到年底了，郑老师约了我、费里克斯和几位文化界的朋友在迈松·拉菲特他的家中迎接新年。他准备了香槟、意大利马提尼、阿尔萨斯白葡萄酒、勃艮第红葡萄酒，还有肥鹅肝、牡蛎、雪茄等。炉火把每个人的脸都映得通红。
一位优雅的女士朗读着郑老师新译出来的片段，远处教堂传来新年的钟声。我把一根根木头扔进壁炉。手中的一段木头，皮已经剥落了，露出许多虫子蛀过的小洞，然而年轮一圈一圈，无比清晰。一章结束，大家举杯。
书一章接着一章地翻译着。郑老师经常约朋友们来一起朗读。有时候在他家中，有时候在新桥下的绿地上，有时候在卢森堡公园。大多数是只有五六个人的小聚会，朗读完了，大家简单说几句，然后天南海北胡侃，大多跟文学无关。每次聚会郑老师都准备了让人惊喜的美食。如此一来，谁都盼着来参加我们的小聚会。
一年之后，书稿已经翻译完成，可是郑老师还不肯停手，他又继续改。二〇一八年春节，我们互致新年问候的时候，他已经把《匠人》改了八稿。
三月中旬，巴黎忽然下起了雪。天黑了，我照平时的习惯在外面散步，身上落满了雪。然后接到费里克斯的信息，约我去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书稿立即被他们接受，并在当年十月出版，首印一万二千册。
翻译的事告一段落，我与郑鹿年老师，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巴黎封城前我和他见过一次，是在伏尔泰大道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当时意大利已经有了疫情，不过巴黎很少有人在意，都觉得跟中国一样，离自己都很遥远。大概因为相当正宗的缘故，这家饭店生意过于火爆。郑老师来了三趟，都被告知要排两个小时的队，只好悻悻然放弃了。越是吃不到，越成心结。所以这次我们在饭店开门前一小时就到了，在附近的咖啡馆坐等。
餐馆一开门我们就进去了。时间不长，每张桌子旁边都已经坐满了人。我们点了那不勒斯厚底比萨、帕尔马火腿、西西里岛油炸米团、墨鱼面、佛罗伦萨T骨牛排、意大利水牛奶酪等，问郑老师口味如何？他点点头，脸上的神情甚是陶醉。当时我们就约好，过几天吃他亲自做的法式烤鸡。郑老师说了一串的形容词，里面还夹了几个专业的法文术语，说得我心痒痒的。
郑老师不愿意别人称他翻译家。他说：“我最多算一个美食家，馋嘴好吃。不管中餐西餐，我都能吃出幸福感。真正的幸福，是在寻常的日子里。除非喝多了，其他时候唱出的高调，都是假象。”他想把这种踏实的幸福传递给我。
回家两天后，就听说意大利疫情大爆发，我心里一惊。我和郑老师稍一沟通，一致同意，放弃法式烤鸡，各自在家隔离十五天。
谁也没想到，我们自我隔离还没有结束，马克龙突然宣布巴黎封城。我与郑老师至今未见。我们向往的平凡的幸福，也戛然而止。
20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