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荒野腰带”的“和事佬” 前奥斯曼帝国
前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是其地理条件的现实反映。作为麦金德的“荒野腰带”以及斯皮克曼大陆边缘地带的关键部分，土耳其在控制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源头的同时，又与阿拉伯国家有着剪不断的历史纠葛。
作为中东亲以色列的北约堡垒，为何当这个国家真正实现所谓民主的时候反而成了相对反美反以色列的势力？土耳其为何能以非常公开和实质性的方式，反对美国遏制伊朗的政策？为何说土耳其民族主义找到了地理逻辑的支撑？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为何要推动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和谈，又为何冲在最前面与阿萨德作对？它为何又要在加沙以巴勒斯坦人的保护者自居？作为一个领导伊斯兰世界长达850年的国家，一百多年过后，在大中东所谓“一世界”的心脏地带，后奥斯曼时代的国家制度能否持久？
如 果说伊朗高原处于大中东最关键的地理位置，安纳托利亚（或小亚细亚）大陆桥的重要性自然紧随其后。正如伊朗高原完全由伊朗一国独享，安纳托利亚大陆桥也由土耳其独有。总体来看，这两个国家以大山和高原为特征，从北部俯瞰阿拉伯沙漠，总人口约1.38亿，比南部所有12个阿拉伯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其中包括肥沃新月和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世界如果要在人口上压倒土耳其和伊朗，就不得不加上埃及和北非其他地区，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沿岸。
土耳其和伊朗，都是麦金德的“荒野腰带”以及斯皮克曼大陆边缘地带的关键部分，代表中东最富有的农业经济，以及工业化和技术机密的最高水平。 伊朗正在发展核计划，土耳其也有能力跟进以保持国家优势，只是看它愿不愿意这样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缺乏发展核计划的知识能力，因此需要从巴基斯坦这样的有核国家引入核能技术。
像伊朗一样，土耳其自成关键地区，并按顺时针依次影响巴尔干、黑海、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高加索和中东阿拉伯国家。战略家乔治·弗里德曼写道，与阿拉伯世界相比，土耳其“是混乱中的稳定平台”。虽然影响周边的所有地方，但土耳其作为大陆桥夹在两个海洋中间，南有地中海，北有黑海，从这一点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岛国。无法与干旱陆地连接，使土耳其在地理方面不能像伊朗那样成为影响其邻国的关键。它在西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和南部对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主要是经济上的。在前南斯拉夫，它最近已参与冲突后的调解进程，只有在高加索地区，特别是阿塞拜疆，因其语言非常接近土耳其语，土耳其的外交影响力可以达到极大地影响其日常政治。
土耳其控制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源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地理优势，赋予它控制叙利亚和伊拉克水源命脉的能力。当然，如果土耳其真的切断其水源，就从事实上构成一种战争行为，因此土耳其必须小心使用这一优势。为了满足自身农业发展的需要，土耳其有可能将河流改道或从上游拦截水流，而中下游国家对水流减少的可能性的担心，使土耳其在阿拉伯政治局势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有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地缘政治新现实，那就是土耳其东南部的安纳托利亚项目，其核心是阿塔图尔克大坝，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桑尼乌法以北25英里处。哈兰高原有近2 000平方英里的可耕地，正在通过这个大坝的高压提灌改道得到水利灌溉。幼发拉底河大坝系统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规划，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修建，实际抽水变灌能力最远可输往巴勒斯坦水资源匮乏的西岸。因此，21世纪土耳其将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中享有更大的权力。土耳其日益提高的政治形象，亦应置于这个新的地理现实背景下来考虑。
欧洲的“弃儿”据最近的新闻头条报道，土耳其将注意力转向了中东，但实情并非总是如此。自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之后，奥斯曼人主要集中在西北部，面向欧洲，那里有可以带来丰厚利润的贸易路线。这种模式始于中世纪后期，中欧和法兰克加洛林王朝势不可挡的崛起对土耳其部落来说像一块磁铁，吸引他们向西跨越安纳托利亚到巴尔干地区，在小亚细亚的近边最肥沃的可耕地上安居。土耳其几乎已成为安纳托利亚大陆桥的代名词，但它与俄罗斯一样，几个世纪以来人口和工业重心一直集中在西部，毗邻巴尔干，离中东比较远。而安纳托利亚地势过高，山形崎岖，每个山谷之间分隔较远，阻碍了部落联盟的建立，否则他们就有可能挑战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地盘，特别是接近高加索和中东的地区。事实上，因为地理造成安纳托利亚东部社会的“中断”，塞尔柱和奥斯曼等王朝政权才可以从遥远的基地发号施令，在安纳托利亚西部，也就是欧洲的土耳其，维持数百年的统治。
如前所述，西伯利亚东部和俄罗斯远东的地形空旷无垠，难于组织，因此无法向基于欧洲的俄罗斯发起挑战；安纳托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也是这样，只不过安纳托利亚有漫长的海岸线作为边界，因此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面临的挑战要少得多，也不像俄罗斯那样容易患上入侵恐惧症。此外，安纳托利亚很紧凑精致，而俄罗斯则坦荡无边。
土耳其的人口分布，也进一步印证了其地理特征。安纳托利亚人口从中东腹地陆续西移，土耳其西北部近几个世纪的人口布局更加剧了这种倾向。奥斯曼军队对中欧的突袭，多少有点游牧部落流窜的味道，并最终于1683年展开对维也纳的围攻，后来是欧洲自身的政治分裂缓解了战局。当时，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都忙于横跨大西洋，争夺新世界的殖民地；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长期争斗不休；教皇陷入其他危机的纠缠；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斯拉夫分崩离析，这也是多山地形促使社会和政治分裂的又一案例。赫伯特·亚当斯·吉本斯（H.A. Gibbons）写道：“从欧洲出发，可以征服小亚细亚或更多的地盘；而从亚洲出发，欧洲的哪一部分也不能被征服。”他的意思是，为了真正巩固安纳托利亚贫瘠的土地，并将疆域范围扩大到中东，奥斯曼土耳其人首先需要积累财富，因此只有征服巴尔干一途。促使这一计划成真的正是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它有条件通往巴尔干地区、地中海和北非的安全港，同时也是大篷车路线的终点站，可来往于波斯、高加索或更远的地方。
这一地理现实，促使一个庞大的跨国帝国出现，在19世纪末期趋于没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奥斯曼苏丹国只好放弃巴尔干这个鬼地方。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1881－1938，土耳其之父）作为唯一一位不服输的奥斯曼将军，在奥斯曼帝国相继于巴尔干和中东失败之后，回到安纳托利亚并塑造了一个现代国家。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因为他改变了人民的价值体系。他觉察到，欧洲列强击败奥斯曼帝国，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强大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更强的文明产生了更强的军队。他说，土耳其今后将在文化和政治上迈入欧洲，因此他取消了穆斯林的宗教法庭，禁止男人戴菲斯帽（fez），劝阻妇女戴面纱，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文。
但是，这些革命性的行为也将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对欧洲的痴迷推向高潮。虽然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但是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亲西方的世俗主义学说即凯末尔主义一直指导着土耳其的文化，特别是其外交政策，其影响持续到冷战结束后第一个十年。
事实上，多年以来，土耳其一直希望加入欧洲联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曾多次访问该国，土耳其官员明确指出这是他们的既定方向。但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现实看来，土耳其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理由看起来很牵强，源于充满腐朽气的地理和文化宿命论：尽管土耳其是一个民主国家，是北约的成员，但它也是穆斯林国家，因此人家欧洲不要。入欧盟被拒，对土耳其政体是极大的冲击。更重要的是，它早已与其他社会发展趋势相融合，因此土耳其的历史和地理可能会经历重大调整了。
其实，凯末尔对土耳其施加的欧洲取向，也使一对矛盾凸显出来。凯末尔在希腊北部萨洛尼卡出生长大，周围是希腊人、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
换句话说，19世纪末期的萨洛尼卡是一个多语种的世界主义前哨，受其影响，凯末尔对国籍的定义也有着惊人的时尚感。他屡次宣布，不管是谁，哪怕是犹太人或基督徒，只要讲土耳其语、生活在土耳其，就都是土耳其人。他将土耳其首都迁至位于安纳托利亚核心的安卡拉，离开欧洲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因为伊斯坦布尔与旧制度有关联；他不再试图夺回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或中东失去的省份，相反，他的策略是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土耳其国家，立足于安纳托利亚的中心地带，坚定地朝着欧洲和西方停锚。
凯末尔火焰的守护者是土耳其的军队，因为在其有生之年，凯末尔主义从来没有和民主搭上过关系。有一个问题可能需要数十年才会被发觉，就是通过将重点转移到安纳托利亚，凯末尔在不知不觉中使伊斯兰文明更深入地扎根于小亚细亚，而不是欧洲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和苏丹国。此外，民主虽然在土耳其符合国情地发展，一开始却伴随着不定期的军事政变，之后才把选举权移交给居住在安纳托利亚腹地的穷苦大众和虔诚的土耳其人。
在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十年，财富和权力掌握在军方和超世俗的伊斯坦布尔精英手中。在此期间，美国官员毫不吝啬地宣布土耳其的民主地位，即使土耳其的将军们操控着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这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改变，新当选的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Ozal）是一位来自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虔诚穆斯林，具有苏菲主义的倾向，他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放开了中央集权的经济。一些大企业实行私有化，放松进口管制。这导致中产阶级暴发户开始出现，他们是虔诚的穆斯林，掌握真正的政治权力。在冷战结束后的几年里，厄扎尔的天分得到了集中展现。他在政治上抱定西方，同时又软化凯末尔主义的高度世俗化倾向，在体制系统中给穆斯林一个较高的地位。土耳其再次成为更伊斯兰化、更加亲美的国家。厄扎尔的伊斯兰主义，也允许他与库尔德人主动交好，他们与土耳其人在宗教上团结，但却因种族而疏离。
土耳其的将军们对厄扎尔的宗教取向极为反感，但厄扎尔并未向他们控制的国家安全政策提出挑战。他和将军们达成一项广泛的默契，即土耳其作为北约的桥头堡，在斯皮克曼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抗衡当时的苏联。
1993年厄扎尔突然去世，享年65岁，此前他当了10多年的总理和总统。这对土耳其的未来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又一次证明了人的生死如何像地理一样，影响地缘政治的命运。当然，地理仍是主要的因素，因为它是永久性的。在厄扎尔身上，亲伊斯兰主义和亲美主义这对明显的矛盾和谐共生，他的去世打破了一个脆弱的国家共识，尽管这需几年才能显现。
厄扎尔去世10年后，土耳其一直由平庸的世俗领导人管理着，但其经济实力以及对伊斯兰教的虔诚继续在安纳托利亚腹地发展。2002年年底前的一场选举，使伊斯坦布尔前市长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领导的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夺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伊斯坦布尔是世俗精英的家园，也是数百万贫困虔诚的土耳其人赖以栖身之所，他们为了求职谋生，从安纳托利亚腹地农村迁徙至此，陷入中下阶层的生活困境。埃尔多安代表的，正是这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发出的呼声。
埃尔多安的掌权给新一波伊斯兰主义注入了活力。1945年土耳其有2万座清真寺，1985年达7.2万座，这个数字的持续上升与人口不成比例。据研究，几乎2/3的城市工薪阶层以及大多数农村土耳其人每天祈祷，这个百分比直到近几年才开始上涨。
旅居伦敦的作家和记者迪利普·希罗（Dilip Hiro）写道，世俗意识形态有两种，右翼如法西斯主义，左翼如马克思主义，一个复兴伊斯兰教非常有力地与它们展开竞争，成为“幻灭的城市青年的救星”，对于他们来说，凯末尔主义并非指导日常生活的“社会道德体系”。一旦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捆绑扎根，凯末尔主义就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
然而，2003年3月土耳其议会投了反对票，不允许入侵伊拉克的美军从土耳其过境。削弱美国地位的势力并不是伊斯兰正义与发展党，而是世俗主义者。在反美主义方面，土耳其加入了欧洲阵营，反对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的失态和粗鲁言辞。美国入侵伊拉克引发灾难性后果，导致伊拉克境内的教派冲突，但最终并没有发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此时土耳其刚刚认识到自己将不会被接纳为欧盟成员。这些戏剧性事件接连发生，结果就是土耳其建立了一个新的伊斯兰政府，它根深蒂固、顺应民意，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钟摆因而大幅转向中东、偏离西方，这在几个世纪以来尚属首次。
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几十年来，美国领导人一直声称民主的土耳其是中东亲以色列的北约堡垒，前提是他们知道土耳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掌控在军人手中。然而，在21世纪初土耳其已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土耳其大众的伊斯兰性质得以体现，但结果却是变成了相对反美、反以色列的势力。
1998年秋天，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开塞利，我采访了一些土耳其伊斯兰教领导人，包括土耳其现任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当时美德党 (1)正在举行集会，我就这些会议发回了报道，并于2000年结集出版，其中有一件大事被我料中，即这个党派虽然是少数党，短短几年内竟成为多数党。他们的基本主题是民主，认为土耳其越是民主，就越是强大。听来讽刺，他们竟把西方与土耳其军事独裁的权力结构相提并论，但事实的确如此。
“美国什么时候支持过土耳其的民主？”美德党晚餐上，旁边的人问我。“到现在为止，它只支持军方。”在我回答之前，那人补充说：“我去过以色列，那里的民主比土耳其更发达。”
在这件大事上，我错了。因为温和的土耳其伊斯兰对以色列相对开明，我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事实上，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土耳其的历史演变以及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让他们与泛伊斯兰思想更密切地结合，换句话说，就是技术战胜了地理。在随后几年里，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列政府，都在一些具体行动上犯了错误。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土耳其的地理开始反映土耳其的政治现实。土耳其西接希腊，东邻伊朗，西北是保加利亚，东南有伊拉克，阿塞拜疆、叙利亚分列于东北部和南部，安纳托利亚超过一半的边界是黑海和地中海海岸线，介于欧洲、俄罗斯和中东之间，是真正的等距离，其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也是这样。土耳其仍然是北约成员，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在以色列设有大使馆，并间接推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和谈；但它在伊拉克北部实施反对库尔德人的军事进犯，帮助伊朗避免因发展核武器而受到制裁，在政治和情感上躲在最激进的巴勒斯坦组织的背后。
2010年5月，以色列突击队突袭了有6艘船的土耳其船队，当时他们正将人道主义物资运往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土耳其勃然大怒，作出强硬反应。这件事相当于催化剂，宣告了土耳其处于东西双方的历史性枢纽地位。当然，巴勒斯坦的斗争介于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在这方面土耳其人没有可以发挥作用的余地；但是，如果穆斯林与犹太人发生冲突，土耳其人就可以充当穆斯林事业的领军者。
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关键性见解。他认为，土耳其是全球化过程中最基本的案例。全球化这个过程，从某个层次上说是团结的力量，而在另一个层次上则是造成文明紧张的力量，因为它把广泛蔓延的文明重新组合在一起。 伊斯兰世界缺乏政治凝聚力，但伊斯兰意识在随着全球化上升，这使土耳其的伊斯兰属性随之增长。在此期间，非西方世界会变得更健康、更温和、更有文化，而中间层次的国家，如土耳其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将不断崛起。
土耳其人协助领导伊斯兰世界长达850年，从1071年塞尔柱土耳其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曼兹柯特战役（Manzikert）中打败了拜占庭帝国，直到1918年西方协约国打败奥斯曼帝国。仅在过去一个世纪，阿拉伯人才真正成为伊斯兰文明世界的领头羊。事实上，1978－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伊朗有5 000万穆斯林，西方对他们视而不见；现今土耳其的7 500万穆斯林也近乎隐身，直到加沙船队危机爆发才为世人所知。同一时间，土耳其与伊朗达成协议，接受伊朗浓缩铀计划，并对联合国制裁伊朗决议案投了反对票。突然间，西方的公众和媒体才被土耳其铁铮铮的地理现实所惊醒。
接着是2011年，整个北非和中东爆发了针对寡头统治的示威抗议活动，从历史和地理的意义上说，土耳其应是其中的受益者。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了当今的北非和地中海东部黎凡特地区数百年。虽然它是一种专制统治，但是其压迫性不那么强，在今天阿拉伯人心目中没有留下持久的疤痕。土耳其是伊斯兰民主的一个典范，那些新解放的国家可以以此为榜样，最重要的是，它是从混合政权民主演变过来的，就在不久前，将军和政治家还在分享权力。一些阿拉伯国家要实现更自由的体制，这个过程不能省略。直到最近，拥有7 500万人口、经济增长率保持近10%的土耳其，仍在地区人口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可以向整个地中海地区释放软实力。它所拥有的优势，其他邻近北非的主要地中海国家，如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无缘享有。
事实上，我们应该对贾拉尔·阿德-丁·鲁米（Jalal ed-Din Rumi）有一点了解，他是13世纪土耳其灵修“脱勒伽”（Tariqat）的创始人，这是一种与回旋祭礼相关的内心修炼。如果我们了解一点点，就不会太惊讶于伊斯兰教与民主的相容性，就会发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显得那么铁板一块，或具有威胁性。鲁米拒斥那些“不成熟的狂热分子”，认为他们蔑视音乐和诗歌。他告诫神职人员，留胡须算不上什么智慧的标志；他喜欢敢于出头的人，并不断发声反对暴政。鲁米的事例证明，土耳其伊斯兰教同土耳其的西方化一样，具有折衷主义性质，其民主制度虽然不够完善，并被强横的军人影响得太久，但却凝聚了几十年的正统伊斯兰元素。此外，与不少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不同，土耳其的工业基地和中产阶级并没有凭空创造出的石油收入。我们还得感谢地理，它在土耳其展现了人类发展的先进水平，高于中东的大部分地方。土耳其的大陆桥不仅把它连接到欧洲，还用中亚游牧民族的入侵浪潮刺激了充满活力的安纳托利亚文明，而鲁米的诗歌更是其中一朵奇葩。
奥斯曼帝国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它把欧洲政治制度（至少是它的巴尔干变种）引入中东，让二者亲密接触。19世纪，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的民族独立斗争如火如荼，刺激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崛起。同样，现代恐怖主义也在20世纪初诞生于马其顿和保加利亚，此后才渗透到大叙利亚。21世纪初，土耳其值得自豪之处仍然很多：它有充满活力的伊斯兰运动，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其巨大的军事能力，在中东除以色列以外无国能比；多年来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在全球经济衰退之际仍保持在5%以上；灌溉大坝系统使土耳其成为水力资源大国，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石油大国相比，增速毫不逊色。这些可见或隐形的因素，使土耳其有能力与伊朗一争高低，争夺伊斯兰领导权和合法的发展轨迹。
多年来，土耳其在中东几乎与以色列一样寂寞。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苏丹王体系，使其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复杂，与邻国叙利亚充满敌意，与伊拉克复兴党和原教旨主义的伊朗关系紧张。1998年，土耳其与叙利亚几乎处于战争边缘，大马士革公开支持反土耳其的激进库尔德工人党。在此期间，土耳其与以色列保持了名义上的军事同盟，更强化了其在中东的弃儿地位。但所有这一切，随着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掌权，都发生了改变。在同一时期，西方因土耳其被欧盟拒之门外而在公众舆论中名声扫地，而美国右翼和以色列右翼则日益蛮横。
土耳其没有从北约撤出，也没有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相反，根据埃尔多安政府外交部长阿默特·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的说法，土耳其对它的近邻采取“没问题”的政策，这意味着与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实行历史性的和解。由于土耳其在经济、技术上比它的邻居要先进得多，经济增长也快得多，因此其影响力从西部巴尔干地区直到东部高加索，而且还在日益强大，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如今，保加利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随处可见土耳其家用电器和其他消费品。
在加沙，土耳其以巴勒斯坦人的保护者自居，在加沙地带声望日增，并成为阿拉伯世界完整的组成部分，享有自奥斯曼帝国时代以来的最高待遇。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是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制定的特殊战略，同时也促成了天然的政治演变，即土耳其所期望的重要地理和经济地位，随着相关地区伊斯兰化趋势的突然加强而成为了现实。新奥斯曼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其假设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土耳其无手段也无意愿在中东复制其旧帝国，除此之外，土耳其与前阿拉伯依赖国的关系也日益正常化，对它们来说，奥斯曼帝国统治很遥远，也很仁慈，至少从几十年、几百年的跨度来看是如此。特别是随着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敌意促升，他们非常欢迎土耳其回归。
达武特奥卢的真正创新是向伊朗伸出橄榄枝。安纳托利亚和伊朗高原分别代表土耳其文明和波斯文明，两者的关系漫长而复杂。我已经说过，波斯语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外交语言，但16世纪至17世纪初，奥斯曼人和萨菲王朝的波斯人在军事上长期对峙。土耳其人和伊朗人是对手，同时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却深深地相互交织。鲁米以波斯文写作，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却在土耳其度过。
此外，土耳其和伊朗都没有遭受过殖民地统治，也没有落入其他民族手中。从地理上看，其势力范围虽有重叠，又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分开，伊朗横卧于土耳其东部。巴列维国王统治期间，土耳其和伊朗都亲西方，当伊朗在毛拉控制下转向激进之际，安卡拉仍与德黑兰保持正常关系。其实，历史上安卡拉就曾对阿亚图拉示好，只是在当代的政治背景下，这件事才有相当大的冲击力。
想想看：美国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正试图与欧洲盟国一起拼命地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防止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因为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极大地改变中东的权力平衡，对西方不利，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则可能会破坏该地区的稳定，使局势变得更糟。然而，2010年5月，土耳其与巴西一起采取行动，通过一系列戏剧性的外交举措，帮助伊朗逃避经济制裁，给其赢得了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时间。通过认可伊朗浓缩铀计划，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中获得更多的筹码，比支持哈马斯在加沙的行动更有利。伊朗有潜力“帮助土耳其成为一个能源转运中心，向西欧市场提供伊朗的天然气和石油，从而实现其核心战略目标”。
随着土耳其成为伊朗能源转移的交汇点，里海海域化石燃料也由此跨越整个高加索地区。土耳其还拥有巨大的水权，把控着幼发拉底河注入伊拉克90%的水摄入量，叙利亚的40%。土耳其的管线四通八达，运送着石油、天然气和水，这是其工业生活的重要基础。土耳其已与伊朗一起，成为中东的超级大国。
在石油时代之前，土耳其曾推进到巴尔干地区和欧洲，以发展经济能力，因此它也一样可以挺进中东。而且，在石油时代还有其他方式供其选择。作为欧洲的导管，土耳其输送着伊朗和里海的石油，这已构成欧洲不可忽视的经济因素；它是地球上最大的大陆桥，然而又不仅仅是大陆桥。土耳其作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处于世界的核心区，它本身又是本地区的核心。土耳其和伊朗两国有能力让阿拉伯新月肥沃地带趋于中性化，这一地带的国家几十年来历经有害无益的国家安全制度，并深受社会动荡之苦。
此外，土耳其和巴西维护伊朗浓缩铀的举动，虽然可能帮助原教旨主义的伊朗获得核武器，从而造成较严重的后果，但也很难说是流氓行为。随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人口加入中产阶级，中型国家权力在世界各地崛起。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却能以非常公开和实质性的方式，使美国遏制伊朗的努力前功尽弃，这也显示了美国的虚弱。在当今时代，常规军事力量虽然仍很强大，但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威慑力都小。正是出于中型国家的本能，埃尔多安和达武特奥卢才采取行动，试图逃脱这种威慑。
对于西方来说，唯一的一线希望是：如果土耳其力量没有提升，伊朗就会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但土耳其在中东咄咄逼人地崛起了，自奥斯曼帝国崩溃以来尚属首次。伊朗将面临来自近邻的竞争，两个国家既可做朋友，又能当竞争对手。
而且不要忘记，土耳其仍属于北约，与以色列之间不管有多么大摩擦，最起码关系未断。尽管西方难以容忍，但土耳其的伊斯兰领导地位毕竟代表一个巨大的进步，比伊朗政府的顽固要好得多。土耳其仍然可以充当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调解人。而伊朗历经政治动乱，一方面政权寿命得以延长，另一方面矛盾复杂化，因此在改进政治体制方面任重道远。
随着冷战的记忆渐行渐远，土耳其和伊朗都将进一步释放自己的地域力量，在中东阿拉伯国家担任更强有力的角色。土耳其现任领导人不再执着于北约的垂青，尽管其前任把北约视为非抓住不可的一棵虚弱的芦苇。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政权本身即是冷战的余孽，这个政权倒台后，伊朗前所未有地卷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进程中。土耳其与伊朗的联合演出是一场微妙的戏码，既试图彼此抗衡，又都想把叙利亚吸引到自己的轨道。与此同时，不管目前伊拉克多么虚弱，它毕竟是一个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导的国家，未来或可取代伊朗的位置。
此外，全球通信革命也给土耳其和伊朗的宗教事业帮了大忙。它让人们摒弃前嫌、超越种族，真诚地拥抱宗教，并以此作为新的身份属性。土耳其人、伊朗人和阿拉伯人都是穆斯林，他们团结在一起，反对以色列、美国和整个西方。在土耳其和伊朗之间，地理因素的影响力不断加强，中东这个巨大的四边形更加有机地联系起来，其程度近乎前所未有。
阿拉伯世界的困境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情况不同，阿拉伯国家位于地中海和伊朗高原之间，在20世纪前，其存在对于世界基本没有意义。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只是地理上的表达形式，约旦更不值一提。如果我们删除官方地图上的边界线就会发现，在这像粗布涂鸦般的区域中，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人口族群分布与国界划分存在矛盾冲突。在黎巴嫩和伊拉克，执政当局勉强维持；在叙利亚，专制的政府正处于民众的内外夹攻之下；约旦正处于绝对君主制统治下，但未来大概只有它会实行君主立宪制（约旦现有体制有其客观存在的理由：它与以色列有陆路边境接壤，充当了其他阿拉伯政权的缓冲国。——作者注） 。当美国总统小布什推翻伊拉克独裁政权时，他一定认为自己搅动了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其程度自拿破仑以来无人能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后奥斯曼帝国制度，比以往承受着更多压力。西式民主可能不会马上接手，但某种形式的自由化必须出现。埃及革命和冷战时期那些“阿拉伯警察国家”的转变，给其提供了极大帮助，而中欧的过渡和巴尔干对共产主义的脱离，看起来竟显得轻而易举。的确，目前的地中海黎凡特地区，寡头政权轮番倒台，而四处兴起的民主政治实则无所作为。咄咄逼人的能源优势是土耳其和伊朗领导地位的特征，也是他们的地理副产品，尽管几十年来一直在阿拉伯世界中隐而不发。现在的阿拉伯世界之所以进入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过渡期，能源因素是一个重大原因。 诚然，2011年的政局动荡将几大政权席卷一空，也成就了通信技术力量的神话，地理因此黯然失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地理，将重新显示自己的力量。
突尼斯和埃及这些古老的文明集群，自古就已立国，而利比亚和也门等只是一些模糊的地域，直到20世纪才自立国家。利比亚西部以的黎波里或的黎波里塔尼亚为中心，始终面向突尼斯的迦太基文明，那里有丰富和有礼的城市文化；而利比亚东部各地以班加西为中心，总是以埃及亚历山大文化为导向。也门从古代起就人口众多，生活富足，但众多山地王国总是分多合少。因此，毫不奇怪，在利比亚和也门建立现代的非专制国家，将比在突尼斯和埃及更加困难。
但是，下一阶段的冲突可能展开的地点，是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以及肥沃新月地带。
民主的傀儡——伊拉克伊拉克2003年遭受美国入侵后，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变革，并影响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伊拉克有巨大的石油储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有超过3 000万的庞大人口；地理位置处于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世界交界处，与伊朗、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之间同等距离；此外，作为阿巴斯前朝旧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政治意义。伊拉克还受到三大遗产的困扰，第一是扭曲的政治文化，上个世纪的伊拉克几乎有一半时间处于不同军事独裁的残酷统治下，在萨达姆时代登峰造极；第二是黑暗暴力的古代和现代历史，其延伸远远超出了近几十年的专制，势必鼓励斗狠和多疑的民族性格（这听起来有点像揭人伤疤）；第三是严重的民族和教派分歧。
伊拉克从未能独善其身。还是芙蕾雅·斯达克那句话：“埃及与人类交通路线并行不悖，和平相处，而伊拉克从早期就是边境省份，与人类的命运路线呈直角交错，冤家路窄。”美索不达米亚切断了历史上最血腥的移民迁徙路线，那时人人自危，鲜有活路，悲观情绪四处滋生。早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近东的古代居民就为争夺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而不断发生战争。不管袭击是来自西部叙利亚沙漠，还是东部伊朗高原，伊拉克总是一个被不断占领的受害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都是如此。
比流血事件更厉害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很少能建成在人口统计学上有凝聚力的国家。沿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形成了伊拉克的边境地区，这里生存着的不同群体往往是外来侵略的残留物，彼此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和重叠。正如法国东方学者乔治·鲁（Georges Roux）在《古代伊拉克》（Ancient Iraq ）一书中特意提到的，自古以来，伊拉克的南北部和中心经常陷入苦征酣战。第一个城邦统治者是南部的苏美尔人，他们与中部的阿卡德人战斗，二者又都与居住在北方的亚述人作战；反过来，亚述人又与巴比伦人打仗。还有八面玲珑的波斯人，他们与土生土长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混居在一起，形成另一个纷争的来源。只有最令人窒息的专制统治，才能使这个边境地区避免陷入彻底解体。正如学者阿迪德·达维沙（Adeed Dawisha）所说，“社会秩序的脆弱性，在整个历史上都是美索不达米亚这片土地的结构性特征。”在人口稠密的河谷以及没有保护的边界，族群之间相互为战，最终导致20世纪的暴政，这看似无情，实际上与古代如出一辙。其实，一个专制政权被推翻的那一刻，总会导致持续几年的无政府状态和恐怖暴行，这正是其古代历史的回光返照，这也给伊拉克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美索不达米亚是奥斯曼帝国管辖最虚弱的部分，也是另一例模糊的地理表现形式，一个松散的部落、教派和种族组合，由土耳其人进一步分为几个行省，如库尔德人的摩苏尔、逊尼派的巴格达、什叶派的巴士拉，从北向南延伸。土耳其帝国崩溃后，英国试图在两河之间“塑造”一个政体，结果却弄巧成拙，导致了库尔德的分离主义、什叶派的部族主义以及逊尼派的激进主义。北部库尔德斯坦的油田与南部波斯湾港口相连接，为了从陆路和海上保卫印度，英国的战略之一是将种族和宗派势力结合在一起，然而这些势力很难通过正常的手段来安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伊拉克进一步分裂。该国的军官和政客都是内斗的行家：一部分人看到了伊拉克麻烦不断的身份属性，认为最好使其重归于一个单一阿拉伯国家名下，范围从马格里布到美索不达米亚；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力排众议建立统一的、尽管在地理上不那么合乎逻辑的伊拉克，这将平息各宗派的激情。无论如何，自1921年起伊拉克有近40年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政治不稳定、民主形同虚设、起义此起彼伏，并以王室的名义实行半独裁统治。直到1958年7月14日，一场军事政变废黜了伊拉克亲西方政府，这段历史时期才算告一段落。末代国王费萨尔二世曾统治伊拉克19年，最终与他的家人一起惨遭扫射屠杀；总理努里·阿萨德枪杀后被掩埋，他的尸体不久又被挖出，被暴徒肢解并烧毁。
这并不是偶发的行为，而是体现出肆意妄为的暴力倾向，这往往是伊拉克政治生活的特点。事实上，整个哈希姆王室被杀，正如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在1918年惨遭灭口一样，是一种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犯罪，预示着随后几十年这个国家将会实施的谋杀和酷刑。对于伊拉克来说，复元所需的时间可能要许多年。
伊拉克东方集团式的专制流程始于布里格迪尔·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Brigadier Abd al-Karim Qasim），终结于萨达姆，独裁者们一个比另一个更极端。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控制住一个由如此不同的群体和政治势力组成的国家。然而，正如达维沙所说，“历史的记忆既不是线性的，也不能累计……因此，虽然伊拉克的历史无疑是威权专制的，但也有民主的希望曙光……”伊拉克一直在苦苦挣扎着，以避免重新滑入暴政，或在宗派忠诚的负担下陷入无政府状态。从1921年到1958年，它的确尝试了某种勉强运作的民主，这一点值得铭记。此外，地理本身也受到不同解释的支配。马歇尔·霍奇森告诉我们，美索不达米亚的人口分裂倾向并非完全源于人为，也有古代历史的基础。两河流域形成的种植区块，正是中东人口构成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所谓的伊拉克民主处于极端不确定的状态下，腐败、效率低下、毫无章法，政治暗杀是家常便饭。尽管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和美国训练的军队，至少在短期内，伊拉克仍将是一个弱国。争斗不休的政客们将倒向伊朗和沙特等邻近国家，寻求财政和政治支持，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国手中的傀儡。伊拉克可能再度成为扩大版的黎巴嫩，这个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饱受内战肆虐。统治这个国家的利益诱惑太大了，因此伊拉克当权者有腐败的条件，争权夺利的内讧有可能严重而持久。对于美国来说，要想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亲西方的前哨，需要伊拉克这个国家内部强大，遗憾的是，至今尚没有这种迹象。
美索不达米亚受到削弱，可能给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创造了成为人口或自然资源枢纽、从而在该地区树立威信和实现领导的机会，但目前还看不出谁能担此大任。沙特具有较为神经质的特点，天性犹豫而脆弱，因为它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而人口相对较少；更糟的是，沙特男性青年群体容易倾向于激进主义，更向往民主，这种倾向已在突尼斯和埃及点起革命的火花；埃及拥有阿拉伯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在后穆巴拉克时代，政府的精力将主要投入到巩固对国家内部的控制，并照顾到人口的挑战；而对于土耳其和伊朗来说，他们正可设法利用阿拉伯世界的弱点，呼吁建立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共同体“乌姆玛”（Umma）。
这个弱点，不仅体现在遭入侵后的伊拉克身上，也体现在叙利亚。无论是在中古时期还是当代，叙利亚都是阿拉伯世界另外一个关键性的地理终端。事实上，它号称是冷战时期阿拉伯主义的心脏。
地理决定不了叙利亚1998年，我离开托罗斯山脉，沿东南方向从小亚细亚下行至叙利亚平原，这里点缀着松树和橄榄树，石灰岩山偶尔出现。我离开土耳其的时候，那里已是充满信心的工业化社会，民族主义找到了地理逻辑的支撑，北部有黑海，南部和西部靠近地中海，东部和东南部的山脉形成坚不可摧的天险。在这个国家里，伊斯兰教已经成了西方民主化的囊中物。但现在我行走的地方，是一块在广袤沙漠中推演的领土拼图，能将其拼接在一起的，只有阿拉伯复兴党的意识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崇拜。哈菲兹·阿萨德总统的照片悬挂于每个商店的橱窗和汽车挡风玻璃，真是大煞风景。地理决定不了叙利亚的命运，土耳其也一样，但它毕竟是一个起点。
从地理和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叙利亚人口2 000多万，目前和以后仍将处于阿拉伯世界动荡的中心。阿勒颇位于叙利亚北部，是一个繁华的巴扎（集市）型城市，与伊拉克摩苏尔和巴格达的历史联系比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更紧密。结果，每当大马士革衰落，阿勒颇就会大显身手。在阿勒颇露天市场闲逛时，你会吃惊地感到，大马士革似乎与这里毫不相干。
在阿勒颇的露天市场里，商贩的身份五花八门，有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切尔克斯人、阿拉伯基督徒以及亚美尼亚人。大马士革集市则几乎是逊尼派阿拉伯人的世界。与巴基斯坦和前南斯拉夫一样，叙利亚各教派和宗教都有特定的地理区域：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之间，霍姆斯和哈马日益成为伊斯兰逊尼派的腹地；在大马士革和约旦边界之间，则由德鲁兹派穆斯林占多数；在与黎巴嫩接壤的山间要塞，是阿拉维派的大本营，他们是来自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拨什叶派残部，1 000年前曾横扫叙利亚。
1947年、1949年和1954年，（法国殖民统治当局）试图举行所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按照地区、教派、种族界限划分票仓，进一步加剧了其间的分歧。当1970年老阿萨德上台时，此前24年里已更换了21届政府。他一口气执政30年，是阿拉伯世界的勃列日涅夫，但未能在国内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因此断绝了未来的后路。就连南斯拉夫分裂时都有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叙利亚却没有，这使阿萨德政权显得分外笨拙。
冷战期间以及冷战后头几年，叙利亚激进的泛阿拉伯主义势力强大，几乎成为这个弱国身份的替代品。大叙利亚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地理术语，包括今天的黎巴嫩、约旦、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当今叙利亚国家的边界等于缩短了一半，由此造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学者菲利普·K.希提（Philip K. Hitti）所说，历史上的大叙利亚是“地图上最大的小国，论规模大小微不足道，影响却牵动世界”。其地理涵盖广博，是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汇合点，“文明世界历史的微缩景观”。
叙利亚对希腊-罗马文化进一步打磨，出现了一些最辉煌的思想家，其中包括斯多葛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此外，叙利亚是倭马亚帝国的根基，这是穆罕默德后第一个阿拉伯王朝，在其全盛时期，甚至比罗马的版图还要大。它也是十字军东征的主战场，这是历史上伊斯兰和西方之间上演的最大一出戏。
然而，今天的叙利亚仅仅是这个伟大地理和历史遗产的鬼魂。叙利亚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知道，失去黎巴嫩就等于切断了叙利亚到地中海的出口，其丰富的文化沉淀将接触不到生命的气息。1920年，法国把黎巴嫩从叙利亚分裂出来，从那时开始，叙利亚一直拼命地要将它重新并入自己的版图。2005年2月，反叙利亚的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被暗杀，小布什随即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全部撤军，这削弱了大马士革少数阿拉维派制度的政治基础。阿拉维派教徒是非正统的什叶派穆斯林教派，人口遍及叙利亚和黎巴嫩。老阿萨德的儿子巴沙尔是其教派领袖，他若想要继续掌权，不仅要做到民主化，还需要证明他的阿拉维派政府能坚决捍卫叙利亚民族利益，比多数逊尼派做得更好。
事实上，活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逊尼派圣战者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正是叙利亚。他们视阿拉维派政权为宿敌，认为它“集专制、世俗和异端于一身”。阿拉维派政权与什叶派伊朗亲近，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涉嫌谋杀成千上万逊尼派伊斯兰教徒，罪不可恕。圣战组织对叙利亚后勤供给线了如指掌，因为要维持在伊拉克的圣战，必须在叙利亚有完整的网络并设置安全庇护所。
面对逊尼派圣战者的威胁，年轻的阿萨德可能别无选择，只有开放政治制度。仅仅为了顺应快速变化的社会步伐而安装的卫星天线和互联网，可能会使他的政权和教派变得比以往更脆弱。诚然，没有人能猜到后专制时代的叙利亚会是什么样。宗派主义的水有多深？它可能根本就不深，但一旦大开杀戒，人们长期压抑的宗派属性就会复苏。
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有可能比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做得更好。因为前者远没有后者那么专制，叙利亚社会受损的程度还没那么严重。当我从萨达姆的伊拉克旅行至阿萨德的叙利亚时，我感觉自己似乎有所解脱，偶尔还能呼吸一下自由人文主义的空气呢。另一方面，整个冷战期间，南斯拉夫是一个比其巴尔干邻国更加开放的社会，但是种族和宗教分歧几乎毁掉了它。少数阿拉维派教徒至少保持了叙利亚的和平，而逊尼派圣战者似乎不大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与前者同样残酷，而且毫无治国理政之方，而阿拉维派在执政40年期间，已经获得了不少经验。
当然，事情也可能并不会按预想的发展。叙利亚的和平与政治重生，毕竟有坚固的地理基础。要再次记住霍奇森的话：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些国家，毕竟扎根于农业地带，他们并不完全是人造的。即便在目前边界以内，叙利亚仍然是地中海东部黎凡特世界 (2)的心脏，它意味着以商业为纽带团结起来的多民族、多宗教身份的大世界。
叙利亚出生的诗人阿里·艾哈迈德·萨义德（Ali Ahmad Said）的笔名“阿多尼斯”（Adonis），本身就是这另一个叙利亚的体现，其丰富的文明互动形成历史戏剧的核心，我们可从威廉·麦克尼尔的著作中了解一二。
阿多尼斯劝告他的同胞放弃阿拉伯民族主义，建立新的国家认同，以叙利亚本身具有的折衷主义和多样性为基础，以使21世纪的叙利亚与20世纪初的贝鲁特、亚历山大和士麦那相当。阿多尼斯与阿萨德们一样属阿拉维派，但他没有寄希望于阿拉伯主义和警察国家，而是接受普世主义，他的目光并非投向沙漠，而是面向地中海。现代叙利亚尽管痛失了黎巴嫩，仍然有相当大规模的资产，而地中海代表一个民族和教派的集成，这是在叙利亚建立稳定民主唯一的思想基础。
麦克尼尔、霍奇森和阿多尼斯对于叙利亚提出的希望的确殊途同归，这也将给地理上“大叙利亚”的其余部分，包括黎巴嫩、约旦和以色列带来深刻影响。如果阿多尼斯的民主不能在叙利亚扎根，那么不管该国是否会发生圣战反叛，都注定会成为不那么集中的、较为弱小的国家。
叙利亚也是一个青年群体崛起的国家：其人口的36%在14岁或以下。叙利亚被削弱，可能意味着贝鲁特取代大马士革成为大叙利亚的文化和经济首都，后者则不得不付出数十年之久的巨大代价，或像苏联一样自绝于现代世界。而贝鲁特南部穷苦的、有真主党倾向的什叶派将继续在人口上领先于这个城市的其余地区，同时逊尼派伊斯兰在大马士革有更多的政治影响，这意味着大叙利亚可能会成为一个比现在更不稳定的地理区域。
约旦可能在重大的变革中幸存下来，因为哈希姆王朝已经用几十年建立其国家意识，并形成一个统一的精英阶层。约旦首都安曼到处是忠于约旦国王的前朝政府部长，这些人不因内阁改组而被囚禁或杀害，但也仅仅允许他们保留财富而已。但人口统计又是一个魔咒：约旦630万人口中70%生活在城市，近1/3是巴勒斯坦难民，他们比东岸本地人的出生率要高些；此外，在约旦还有75万伊拉克难民，它成了地球上最大的难民人口收留国。
让我们再次跟随保罗·布拉肯和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脚步，回到封闭得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的地理真相，其中贫穷和拥挤的城市群体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并被电子媒体进一步煽动起来。在过去的10年当中，我们只关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暴力行为，却对所谓中东的“稳定地区”是多么不稳定视而不见。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潜在危险，阿拉伯变革就证明这一点。它始于吁求民间社会和个人尊严，控诉僵化的国家安全制度剥夺人们的向往。但是，未来城市化和电子通信的发展，将使公众表达愤怒的方式不那么良性克制。对现实和想象中的不公正揭竿而起的人群，是新的后现代老虎，下一代阿拉伯领导人将很难控制住。
天生冤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我曾多次从约旦过境到以色列。约旦河谷是地球表面上一条深深的裂痕，绵延3 700英里，从叙利亚向南延伸，直达莫桑比克。从约旦伊尔比德镇的浅棕色台地到约旦河，其间道路千回百转、绵延下沉，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性变化层出不穷。1998年我看到，道路两旁建着尘土飞扬的汽车修理站，摇摇晃晃的水果摊，年轻男子三三两两地抽着烟游荡。沿河床边有一条绿油油的田地，而对面以色列一侧则山势险峻。
约旦边境哨所和海关，就像在一块空地上摆满了一排排旧集装箱。界河很窄，坐上汽车分秒之间即过。边界另一侧建了一条园林绿化带分隔着交通行车线，像是西方国家随处可见的安全岛，但是，从黯淡、布满灰尘的约旦和阿拉伯世界大多数地方一下子置身此处，会感到如见奇迹。以色列移民局大厅如同美国的小型机场候机大厅，安全官们很少把身上穿的添柏岚（Timberland）名牌衬衫下摆掖进牛仔裤腰里，以便留出更多的地方别手枪。
在阿拉伯世界待了几个星期后，以色列给人的感觉如此无视传统。出入境大厅外面，新铺的人行道、长椅、旅游设施齐全，简直与西方的任何地方无差别。但它是一个空荡荡的、不友好的公共空间，根本没有人在此逗留，而阿拉伯世界则因失业率很高而满街都是游荡的年轻人。驻守岗亭的以色列人毫无人情味，没有传统的中东人那么好客热情。20世纪70年代，我在以色列居住过一段时间，并曾在其军队里服役，现在我又重温了这种感觉。对于中东，以色列显得那么不协调，但它毕竟是一种生硬而坚固的事实。
对于整个伊斯兰世界来说，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已经成为一种图腾，象征人类世界事务的最大不公正，他们一度非常团结，并通过大众媒体不断激起愤怒。在一定程度上，事实已变得毫无意义；观念就是全部，决定因素是地理。犹太复国主义正是思想力量的显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也就是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围绕土地的战斗，正如土耳其人和伊朗人之间的纷争一样，是一个绝对地理决定论的案例。
“在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占领区内，这些犹太人很快就会成为少数（按照某种算法，这已经是事实了）。一些人口学家预测，在15年内，他们在这一地区所占人口比例，将降低至42%。”《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的国家版编辑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 Schwarz）如是说，他在2005年给该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以色列能活到100岁吗？》，从那以后，这些计算结果以及冷静的分析一直没怎么受到事实的挑战，更可笑的是，阿拉伯被占领土上的人口出生率比以色列更高，加沙地带的人口增长率是以色列的两倍，成年女性一生平均要生5个以上的孩子。结果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色列的政治、军事和情报界达成一个共识，以色列必须撤出几乎所有被占领土，或基本上成为种族隔离国家，这件事或早或晚必须实行。他们希望形成某种“围墙”效应，一条以色列自建的屏障，以期有效地隔开约旦河西岸日益膨胀和贫困的巴勒斯坦人口。以色列地理学家阿农·索弗（Arnon Soffer）认为，围墙是“最后的绝望尝试，以拯救以色列国”；但是施瓦茨写道，在被占领土上靠近绿线的犹太人定居点，“与以色列人有太深的渊源，并很可能是太多以色列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很难被抛弃……”
然而，巴勒斯坦人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前提，就是“返回权”，这种观念适用于被以色列驱散的700万巴勒斯坦人，他们一出生就流离失所，还有他们的后裔，现在可能也已达500万之多。2001年，98.7%的巴勒斯坦难民拒绝接受以赔偿交换返回权计划。最后，还要考虑到生活在以色列1967年以前边界内的那些以色列阿拉伯人。以色列犹太人的人口增长率是1.4%，而以色列阿拉伯人是3.4%；犹太人的年龄平均是35，而阿拉伯人则只有14岁。
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人们可能会希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签订和平条约，以色列人放弃被占领土，解散大多数定居点，而巴勒斯坦人将放弃重返家园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大以色列”至少将作为经济概念，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及约旦、黎巴嫩南部和叙利亚南部（包括大马士革）统统吸引到身边来。但是，截至发稿时，没有哪两国人民像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那样有如此巨大的隔阂和分歧，以至于彼此之间在政治上已无法松动。人们只能希望2011年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震能够督促以色列作出关键性的领土让步。
中东处在人类命运的交汇点上，地理封闭和密集的人口更是让其命悬一线。在通信、武器装备等各方面的革命过程中，地理并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有价值、更珍贵，与越来越多的人息息相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普世价值必须与环境条件相结合。我们祈祷，一个哈希姆王朝的约旦和一个团结的叙利亚能够幸免于难；当然，我们也祈求结束伊朗的毛拉专政，从加沙地带到阿富汗的大伊朗地区成为一个向好的力量，而不是邪恶；也许，在整个中东地区，天平会随之转移，真主党和哈马斯可能被驯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前景有所改善。在约旦，很难想象还会有一个比目前君主制更温和、更亲西方的政权；而沙特阿拉伯的政权则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在叙利亚，民主应该一步步深化，除非大叙利亚的政治组织结构受到逊尼派圣战者破坏；如果出现2006年至2007年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生的暴力袭击，结果就难说了。
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领导人专注于所谓的东方问题，也就是随着奥斯曼帝国灭亡而爆发的不稳定局势和高涨的民族主义诉求。第一次世界大战解决了东方问题，却付出了灾难的代价。如今，现代阿拉伯国家制度靠着其古老的地理特征和人口分布格局形成了。对此，马歇尔·霍奇森颇具先见之明；但是，100多年过后，在大中东所谓“一世界”的心脏地带，后奥斯曼时代的国家制度能否持久，还是不能想当然地掉以轻心。
(1) Virtue Party，前身是伊斯兰色彩浓厚的繁荣党。主张民主、世俗主义和法制，坚持实施人权，确保人民享受思想、言论和信教的自由。2001年8月，因为“反世俗罪名”，美德党被宪法法院取缔。7月至8月，被取缔的美德党传统派和新生派分别组建新党——“幸福党”和“正义与发展党”。——译者注
(2) 黎凡特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地理名称，指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译者注
（前奥斯曼帝国）
（上图地名中文对照见如下内容）
图名：FORMER OTTOMAN EMPIRE前奥斯曼帝国
① CROATIA克罗地亚 HUNGARY匈牙利 BOSNIA波斯尼亚
GREECE希腊 TRANSYLVANIA特兰西瓦尼亚 MOLDAVIA摩尔达维亚
ROMANIA罗马尼亚 SERBIA塞尔维亚 LIBYA利比亚
Cyprus塞浦路斯 LEBANON黎巴嫩 PALESTINE巴勒斯坦
SYRIA叙利亚共和国 KUWAIT科威特 CRIMEA克里米亚
RUMELIA鲁梅利亚 MONTENEGRO黑山共和国
HERZEGOVINA黑塞哥维那
MACEDONIA马其顿王国 GEORGIA格鲁吉亚 KURDISTAN库尔德斯坦
LURISTAN卢里斯坦 AZERBAIJAN阿塞拜疆 BULGARIA保加利亚
DAGESTAN达吉斯坦 ARMENIA亚美尼亚地区
THE LEVANT黎凡特地区 WALLACHIA瓦拉几亚地区
② Mediterranean Sea地中海 Caspian Sea里海 Red Sea红海
Sea of Azov亚述海 Black Sea黑海 Persian Gulf波斯湾
③ Benghazi班加西
④ Nile River尼罗河 Blue Nile青尼罗河 White Nile白尼罗河
Jordan R.约旦河 Tigris R.底格里斯河 Euphrates R.幼发拉底河
⑤ Tripoli的黎波里 Baghdad巴格达 Basra巴士拉
BESSARABIA巴萨拉比亚 KARABAGH卡拉巴赫
⑥ TAURUS MTS.托罗斯山脉
⑦ IRANIAN PLATEAU伊朗高原 ANATOLIAN PLATEAU安纳托利亚高原
⑧ ANATOLIA安纳托利亚 Crete克里特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