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为宣扬佛教灵验，有所谓《观世音应验记》一类书出现。刘宋时有傅亮的《光世音应验记》，还有张演的《续光世音应验记》，萧齐时又有陆杲的《系观世音应验记》。这三种应验记久已失传，庆幸的是，上个世纪在日本发现了三书的古抄本。（据我所知，此书有孙昌武点校《观世音应验记》、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二种。手头没有孙书，以下所引《应验记》文本均出自董书。）
这三种应验记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对于研究当时佛教在下层社会的传播、佛教与道教之间的冲突斗争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以下我就尝试着逐一分析这三种应验记。须要说明的是，可能因为比较喜好“地域史”的缘故，所以我特别关心的并不是这些故事本身，而是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否为南方土著居民？
刘宋傅亮的《光世音应验记》共七条：一、竺长舒。二、沙门帛法桥。三、邺西寺三胡道人。四、窦传。五、吕竦。六、徐荣。七、沙门竺法义。
第一条：“竺长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资货为富人。居晋元康中，内徙洛阳。长舒奉佛精进，尤好诵《光世音经》。”竺长舒是西域人，后内迁至洛阳。故事发生在西晋时北方地区。
第二条：“沙门帛法桥，中山人也。……石虎末犹在，年九十馀乃终。”帛法桥是北方人，故事发生在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地区。
第三条：“石虎死后，冉闵杀胡。……时邺西寺有三胡道人。”“胡道人”应指域外僧人。故事发生在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地区。
第四条：“窦傅者，河内人也。永和中，高昌、吕护各拥部曲，相与不和。……沙门支道山时在护营中，……道山后过江，为谢庆绪具说其事。”窦傅，北方人。故事发生在十六国时期的北方。
第五条：“吕竦字茂高，兖州人也，寓居始丰。自说其父尝行溪中，……竦后与郗嘉宾周旋，郗口所说。”始丰，属临海郡。吕竦是北来侨人。故事发生在东晋时期的南方。
第六条：“徐荣者，琅琊人。常至东阳，还经定山。……荣后为会稽府督护，谢庆绪闻其自说如此。与荣同舟者，有沙门支道蕴，谨笃士也，具见其事。后为余说之，与荣同说。”徐荣祖籍琅琊，为北来侨人。东阳郡，属于扬州。这也是发生在东晋时南方的故事，
第七条：“沙门竺法义者，山居好学。……义住始宁保山，余先君少与游处。义每说事，辄凛然增肃。”竺法义籍贯不详，《高僧传》卷四有传：“竺法义，未详何许人。年十三，遇深公，……于是栖志法门，从深受学。”始宁县属会稽郡。故事也是发生在东晋南方地区。
以上七条应验故事中，四条发生在北方，三条发生在南方。南方的三条故事之中，两条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北来侨人。最后一条故事中的主人公籍贯不详。总之，七条故事中，还没有一例主人公可以肯定是南方土著。
刘宋张演的《续光世音应验记》共十条：一、徐义。二、张展。三、惠简道人。四、孙恩乱后临刑二人。五、道泰道人。六、释僧融。七、江陵一妇人。八、毛德祖。九、义熙中士人。十、韩当。十条当中，一、二、五、八、十条为北方事。第九条发生地不详。馀四条为南方事（考虑到篇幅，北方事例不再列出）。这四条是：
第三条：“荆州听事东有别斋三间，由来多鬼，恒恼人。至王建武时，犹无能住者。唯王周旋惠简道人素有胆识，独就居之。……”王建武即王忱。东晋太元年间曾任荆州刺史、建武将军。
第四条：“昔孙贼扰乱海陲，士庶多离其灾。有十数人临刑东市。一人独奉法，便至意诵光世音。同坐者问之。对曰：‘闻佛法经，有光世音菩萨济人危，故自归耳。’其便事事效之。次当就命，官司簿目独无其名，相与惊骇怪，乃各散走。二人亦随众，遂得免。”“孙贼”指东晋末年孙恩之乱。此事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具体地点不详。“奉法”之人可能是南方当地人。
第六条：“道人释僧融，笃志泛爱，劝江陵一家，令合门奉佛。”
第七条：“僧融又尝与释昙翼于江陵劝一人夫妻戒，后其人为劫所引，因遂越走。执妇系狱。融遇途见之，仍求哀救，对曰：‘惟当一心念光世音耳，更无馀术。’妇人便称念不辍。……”
以上四条发生在南方的故事中，除僧人惠简一条外，两条讲述的都是僧人在南方宣传佛教的故事。信教者“江陵一家”、江陵“妇人”可能是南方土著。“孙恩乱后临刑二人”一条中，故事中的主人公也可能是南方土著。
萧齐陆杲的《系观世音应验记》共六十九条。其中记南方事约二十馀条，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僧人事迹，如第八条“释法纯道人”，第二十二条“释僧洪道人”。第二种情况是北来侨人事迹，如第五条“刘澄”、第七条“伏万寿”条、第二十三条“王球”、第二十四条“郭宣”、第三十二条“朱龄石”。第三种情况是南方土著或可能是南方土著的事例，如第三条“吴兴郡吏”、第四条“海盐一人”、第二十一条“会稽库吏姓夏”、第三十四条“张会稽使君”、第三十八条“唐永祖”、第四十条“彭子乔”、第六十一条“潘道秀”。以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涉及南方土著的故事。
第三条：“宋元嘉中，吴兴郡郭尝大火，治下民人居家都尽。唯一家是草屋，在火腹，独在。太守王韶之出见火，以为怪异。使人寻问，乃郡吏家也。此吏素不事佛，但恒闻王道光世音，因火切起诚，遂以至心得免也。”
第四条：“海盐有一人，年卅，以海采为业。后入海遭败，同舟尽死，唯此人不死，独与波沉浮。遂遇得一石，因住身其上，而以石独，或出或没，判是无复生理。此人乃本不事佛，而尝闻观世音。于是心念口叫，至诚无极。因极得眠，如梦非梦，见两人乘一小船，唤其来人。即惊起开眼，遂见真有此事，跳透就之，入便至岸，向者船人不觉失去。此人遂出家，殊精进作沙门也。”
第二十一条：“晋义熙中，司马休之为会稽。换回库钱廿万，迁荆州，遂不还之。郡无簿书，库吏姓夏，应死，明日见杀。今夜梦见一道人，直来其前，语夏：‘催去！’因觉起，见所住槛北有四尺许开，又见所梦道人复语：‘催去！’夏曰：‘缘械甚重，何由得去？’道人曰‘汝已解脱，但便速去，我是观世音也。’夏便自觉无复锁械，即穿出槛，槛外墙上大有芳判，见道人在芳上行。夏因上就之。比出狱，已晓，亦失向道人。处处藏伏，暝投宿下驾山，见有数道人共水边坐。夏先亦知有观世音，因问曰：‘观世音是何处道人？’道人曰‘是佛，非世间人也。’得免后，守人遇收，因首出为秘书令吏。后归家作金像，著颈发中，菜食断谷，入剡山学道。”
第三十四条：“杲外祖张会稽使君讳畅，字景微，吴人也。知名天下，为当时民望。家奉佛法，本自精进。宋元嘉末，为荆州长史。孝建初，征还作吏部尚书，加散骑常侍。于时谯王丞相在荆州，自启解南蛮府，留使君为持节校尉，领己长史，带南郡如故。寻荆州作逆，使君格言谏之。丞相则欲见害，有求得免。丞相性痴，左右是用，虽以谏见全，而随众口。没有恶意，即梦见观世音，辄语：‘汝不可杀张长史。’由此不敢害。及至丞相伏诛，使君亦系在廷尉。诵《观世音经》得千遍，钳锁遂寸寸自断。于是唤狱司更易之，咸惊叹以为异，少日便事散。此杲家中事也。”
第三十八条：“唐永祖，建康人也。宋孝武时作大市令，为藏盗被收。临收日，遇见相识道人，教其念敬观世音。永祖岁本不信向，而事急为之。在建康狱，经六日，昼夜存念，两脚著锁忽然自脱。……永祖出，即推宅为寺，请道人斋会，郢州僧统释僧显，尔时亲受其请，具知此事，为杲说之。杲舅司徒左长史张融、从舅中书张绪同闻其说。”
第四十条：“彭子乔者，益阳人也。作本郡主簿，触迕太守沈文龙，见执付狱，欲遂杀之。子乔少时出家，还俗，故恒诵《观世音经》。于时文龙必欲杀子乔，判无复冀，唯至心诵经，得百有馀遍。……其双械脱在脚后。”
第六十一条：“吴郡潘道秀，年廿馀，队纠主。晋义熙中，从宋高祖征广固，于道有勋，转为队副。道秀在别军经败，星散各走，遂为伧人所略卖，传数处作奴。既无归缘，分死绝域，本信佛法，后说别偈……恒念观世音，数梦想得见。后被使伐树，独在山中。忽眼见光世音真形放光，竟山中为金色。道秀惊惧作礼，下头便见地无复光。仍即仰视，都非向处。更就四望，便已还在乡里。于是随路归家，其事惊动远近。秀后精进弥笃，年垂六十亡。”
以上“张会稽使君”、“唐永祖”、“彭子乔”、“潘道秀”都是南方土著。“吴兴郡吏”、“海盐一人”、“会稽库吏”籍贯不详，但很可能也属于南方土著。有趣的是，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多数原本并不信佛，如吴兴郡吏“素不事佛”，海盐一人“本不事佛”，会稽库吏早先也只是“知有观世音”，但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才问：“观世音是何处道人？”道人曰：“是佛，非世间人也。”唐永祖也是“本不信向，而事急为之”。这与前述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中“孙贼扰乱海陲“一条很相似。当时被捕诸人中虽有“一人独奉法”，但是他并不明白到底“法”是什么。所以别人问他缘由，他回答说：“闻佛法经，有光世音菩萨济人危，故自归耳。”此人对“佛法经”也只是听说过而已。这些事例都属于危难临头，临时抱佛脚之类。
从上述三种应验记看，观世音崇拜在南方似并不很流行。三种应验记作者除刘宋时的傅亮书为北来侨人外，其他二书作者如刘宋时的张演、萧齐时的陆杲都是南方本地吴郡人。不过，须要特别注意的是，傅亮书的原始作者其实也是南方本土人士。傅亮在介绍故事之前有一介绍：“右七条，谢庆绪往撰《光世音应验》一卷十馀事，送与先君。余昔居会土，遇兵乱失之。顷还此竟，寻求其文，遂不复存。其中七条具识事，不能复记馀事，故以所忆者更为此记，以悦同信之士云。”由此可知，谢庆绪是本书的原始作者。他将此书送给了傅亮的父亲，但因遇动乱，此书不复存，傅亮凭记忆，写出七条。谢庆绪即谢敷。他是会稽人，《晋书》卷九四《隐逸传》载有其事迹。由此可见，三种《观世音应验记》的作者都是南方本土人士。按说他们对本地人当中发生的应验传闻应该有更清楚的了解，但记载下来各类故事中，发生于南方土著身上的应验故事却并不多。
除观世音应验故事之外，佛教也还有其他类型的应验故事，如南齐王琰《冥祥记》中就多有此类故事。据我粗略统计，《冥祥记》所载各类应验（包括观世音应验）故事约一百二十多条。其中少数故事时间、地点不详。除此之外，发生于南方的故事约七十馀条，但故事中主人公多是僧人或北来侨人，主人公为南方土著居民的约有二十馀条（其中有的故事已见于前引三种应验记中），也不算多，与观世音应验记所表现出的情形相似。
这样看来，是否可说佛教信仰在南方民间远不如在北方民间那样流行呢？如果这一假设能成立，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依我猜测，这很可能与南方土生土长的巫术、道教传统的强大有关。这是读了鲁迅所辑相关志怪小说后的一点感受。下面看几个例子。
晋荀氏《灵鬼志》：“晋南郡议曹掾姓欧，得病经年，骨消肉尽；巫医备至，无复方计。其子夜如得睡眠，梦见数沙门来视其父。明旦，便往诣佛图，见诸沙门，问佛为何神？沙门为说事状，便将诸道人归，请读经。再宿，病人自觉病如轻。……自此后病渐渐得差。”这段故事是在宣传佛能治病，而巫医则束手无策。
宋刘义庆《宣验记》：“史隽有学识，奉道而慢佛。常语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每见尊像，恒轻诮之。后因病脚挛，种种祈福，都无效验。其友人赵文谓曰：‘经道福中第一。可试造观音像。’隽以病急，如言铸像。像成，梦观音，果得差。”这段故事是在宣扬“奉道而慢佛”的害处。若想治病，还得信佛教而不能信道教。
同书：“程道慧，字文和，武昌人。旧不信佛，世奉道法。沙门乞者，辄诘难之。论云，若穷理尽性，无过老庄。后因疾死，见阎罗王，始知佛法可崇；遂即奉佛。”这段故事也是从信道转而信佛的例子，还是在宣扬佛优于道。
齐王琰《冥祥记》：“晋张应者，历阳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芜湖。妻得病。应请祷备至，财产略尽。妻，法家弟子也，谓曰：‘今病日困，求鬼无益，乞作佛事。’应许之。往精舍中，见竺昙铠。昙铠曰：‘佛如愈病之药。见药不服，虽视无益。’应许当事佛。昙铠与期明日往斋。应归，夜梦见一人，长丈馀，从南来。入门曰：‘汝家狼藉，乃尔不净。’见昙铠随后，曰：‘始欲发意，未可责之。’应先巧，眠觉，便炳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昙铠明往，应具说梦。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设福供。妻病即闲，寻都除愈。”这还是一个涉及治病的故事。对于疾病而言，“俗神”、“淫祀”、“求鬼”都无用。要想解决问题，还得改信佛教。
同书：“何澹之，东海人，宋大司农，不信经法，多行残害。永初中，得病，见一鬼，形甚长壮，牛头人身，手执铁叉，昼夜守之。忧怖屏营，使道家作章符印录，备诸禳绝，而犹见如故。相识沙门慧义，闻其病往候；澹之为说所见，慧义曰：‘此是牛头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转心向法，则此鬼自消。’澹之迷很不革，顷之遂死。”这是一个反面的例证。因为不信佛法而坚信道教，何澹之终遭恶报。
同书：“宋孙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过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门谓德：‘必愿有儿，当至心礼诵观世音经，此可冀也。’德遂罢不事道，单心投诚，归观世音；少日之中而有梦应，妇即有孕，遂以产男也。”孙道德信道教，任“奉道祭酒”，但结果呢，年过五十仍未有子，说明道教不管用，改信佛教，遂立刻见到成效。
《冥祥记》中最曲折、最富戏剧性的故事当属“宋刘龄者”一条：“宋刘龄者，不知何许人也。居晋陵东路城屯，颇奉法，于宅中立精舍一间，时设斋集。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病亡。巫祝并云：‘家当更有三人丧亡。’邻家有道士祭酒，姓魏名叵，常为章符，诳化屯里，语龄曰：‘君家衰祸未已，由奉胡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将来灭门。’龄遂揭延祭酒，罢不奉法。叵云：‘宜焚去经像，灾乃当除耳。’遂闭精舍户，放火焚烧，炎炽移日，而所烧者，唯屋而已，经像旛□，俨然如故，像于中夜，又放火赫然。时诸祭酒有二十许人，亦有惧畏灵验，密委去者。叵等师徒，犹盛意不止；被发偊步，执持刀索，云斥佛还胡国，不得留中夏，为民害也。龄于其夕，如有人殴打之者，顿仆于地，家人扶起，示余气息，遂委挛躄，不能行动，道士魏叵，其时体内发疽，日出二升，不过一月，受苦便死。自外同伴，并皆著癞。其邻人东安太守水丘和传于东阳无疑，时亦多有见者。”这个故事最能见到佛、道斗争的激烈，读来也十分有趣。
这些故事在志怪小说中还有一些，说的都是佛教战胜了道教，佛教有用而道教、巫术淫祀等无用。这反映出当时佛教与道教之间在争取下层民众方面是有激烈斗争的。换言之，阻碍佛教在民间传播的主要就是道教及巫术、淫祀等。值得一提的是，《冥祥记》中有一个故事很特别：“宋王淮之字元曾，琅琊人也。世以儒专，不信佛法。常谓：‘身神俱灭，宁有三世？’元嘉中，为丹阳令，十年，得病气绝，少时还复暂苏。时建康令贺道力省疾，下床会，淮之语力曰：‘始知释教不虚，人死神存，信有征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论不尔，今何见而乃异之耶？’淮之敛眉答云：‘神实不尽，佛教不得不信。’语卒而终。”这个故事反映的是儒、佛之间的关系。儒者由不信佛教转而最终信从。这样的故事在《冥祥记》中只有这一条。与众多佛、道斗争故事相比，这个孤零零的故事反衬出当时阻碍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主要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道教、巫术等。
从东汉末一直到东晋，南方本土最盛行的就是道教。道教徒孙恩之乱时，“三吴士庶皆响应”，可见其影响之大。一直到后来，南朝崇佛最厉害的梁武帝早年其实也是信道教的。周一良先生曾经注意到“东晋南朝很少听说佛教徒改宗道教，却颇有些道教徒信仰了佛法”（《论梁武帝及其时代》）。我想，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就在于道教殖根本土已久，而佛教是后来的、外来的，从时间上看，道教是底层的信仰，人们生活在本乡本土，从小到大，首先接触到的就是道教，而后才是佛教。因此最可能的是从道教转佛教，而不大可能从佛教转道教。
在下层民众中传播高深的佛教义理恐怕是很困难的，民众感兴趣的是实用性。从东晋后期开始，信奉佛教的士人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各种类似“应验记”之类的“释氏辅教之书”（鲁迅语）越来越多，其宣传作用不可小视，民众只有相信了佛教真能帮助他们的生活才会信奉。在志怪小说中也能见到这样例子：因其佛法的灵验而使得“于是屯人，一时奉法”、“一县士庶，略皆奉法”。这是佛教在民间的胜利。
就东晋情形论，不仅下层，而且在上层士人群体当中信佛教的似乎也不多。当时，特别是东晋前期，士人交往圈多数还是北人与北人交往，南人与南人交往，地域隔阂比较明显，而北来僧人，其实也是北人，只不过身份特殊而已。因此僧人初到江南，来往较多的也往往还是过江北人，如支遁与北人的交往就是一个显例。这就限制了佛教在南方本土士人中的传播。
东晋前期妨碍南方士人接受佛教可能也与当时佛教的特点有关。汤用彤先生论及“佛教南统”特征时说：“佛义与玄学之同流，继承魏晋之风，为南统之特征。”他又说：“当时道俗所谈论，偏于理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佛教与玄学的结合可能对南土士人接受佛教有很大的妨碍，因为东晋前期南方士人并不大懂来自中土的玄学。但是从晋宋之际开始，这种局面有了明显改观，南人也逐渐懂得玄学了。在佛教领域，南人也愈来愈醒目。如前所述，三种《观世音应验记》的作者都是南方本地人。此外，其中的陆杲还著有《沙门传》三十卷。众所周知，《高僧传》作者是慧皎。他也是南方土著，出自会稽。由此看来，到南朝，佛教经历了若干曲折后终于融入了南方本土社会。
原载《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