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的最后疯狂」
后人称蔡京是“北宋六贼”之首，这个评语恰如其分。蔡京以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起家，办事雷厉风行，善于见风使舵，是历史上最为典型的小人样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非常深刻地定义了君子与小人，他认为，德大于才的是君子，而才大于德的为小人。然而，就连司马光这样看透历史的人，也不得不倚重小人去办事。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感天下皆知，他一上台自然是全面复辟。王安石的改革派干将一律遭到清洗，蔡京也不例外。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首先开刀的就是让既得利益集团非常不爽的“免役法”。急切之下，他下令全国5天之内恢复以前的“差役法”，这意味着所有执行细则必须全面更改，牵扯面之宽，涉及人员之广，说服甚至弹压民众的工作量之大，显然不具有可操作性，各级官员纷纷表示难以按时完成。但是，这个从前变法派的干将蔡京，居然在限期内完成了所有“差役法”的恢复工作。顷刻之间，蔡京从新党的干将变成了旧党的能臣，司马光对蔡京的才能刮目相看，盛赞蔡京：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依法行事，天下哪有行不通的法律呢？
司马光点评历史时眼光老辣，但真要办起事来手下离不开蔡京这样的能人。不过，朝廷的清流们最痛恨首鼠两端的小人，司马光虽然对蔡京印象深刻，却也只能暂时搁置不用。
王安石与蔡京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做事本身，而在于做事的目的。王安石变法是要经世济民，报效国家；而蔡京打着变法的旗号，甚至用着变法的手段，谋求的却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小人而言，无所谓对与错，也不存在正义或非正义，只要对自己有利，错的就是对的，非正义的也是正义的。历史上的小人，无一不是才能卓著，但最终他们的才能越大，对国家的危害也越大。
蔡京（1047—1126年） 与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
小人最突出之处就是对机会的超级敏感，而且往往能够抓住机会改变命运。蔡京的艺术修养极高，当他得知新皇帝宋徽宗的艺术修养精湛，堪称书画大家之后，就在杭州收集珍画名帖、奇石异宝，趁着宋徽宗的近臣童贯南下为皇帝寻宝的机会，搭上了童贯这条关系。蔡京不辞劳苦，昼夜陪同，珠玉财宝，倾囊结交，终于让童贯把蔡京进献的书画带到了京城。宋徽宗一见大喜，在童贯的美言之下，皇帝对蔡京的印象大为好转。后来，宋徽宗将蔡京召到京城任职，更成了品评书画的知音。
皇帝的赏识加上自身的能干，蔡京很快权倾朝野。官僚士绅、金融大佬、豪强大户们纷纷前来投靠，朝中形成了以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为代表的“蔡京集团”，宋徽宗就是他们的总后台。
为了把宋徽宗伺候好，以稳固皇帝的宠信，蔡京集团不惜竭全国之财来满足宋徽宗的喜好。他大造宫殿、园林，到处兴建道观，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建延福宫、艮岳，耗费巨万。为增加自己的政绩，在西北轻启战端，大举用兵；在北方与金国联手共同攻辽，终致引狼入室。蔡京考虑的根本不是国家的方略，而是不惜倾城危国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要做到这一切，蔡京集团就需要大举敛财。他以王安石继承者的姿态，将变法推向了极端。他大改盐茶之法，将地方盐茶之利尽数归入中央，财穷力尽的地方政府为了应付蔡京严苛的“理财”考核指标，只有残酷压榨普通百姓，终于逼得方腊造反，方腊军中的主力就是破产无靠的茶农。
与此同时，蔡京集团以“西城所”为核心，掀起了北宋第二次，也是中国封建史上最疯狂的土地兼并狂潮。
西城所原是官府掌握国有土地的机构，在蔡京指派亲信李彦执掌西城所之后，官田扩大却成为蔡京集团“官财私敛”的利器。他们准备将南到襄城、西至渑池、北达黄河的广阔民田尽数兼并为“公田”，其胃口之大，兼并土地之广，堪称历史之最，令豪强大户们大开眼界。
他们通过立法，强令民田主人拿出田契，并层层追索，直至百年之前，只要追不出几代人之前的最原始田契，田亩一律充公，并重新丈量，强迫原田主与西城所签订租佃合约，从此缴纳田租。
在兼并过程中，凡是蔡京集团看中的良田，就暗中指使人向官府告发，谎称该田原本是荒地，所有田契都是伪造，于是整县整县的土地被“充公”，激起民怨沸腾。地方官府奉命抓捕闹事的民众，单在河南确山一地就以杖刑打死良民上千人，兼并土地3.4万顷。
在蔡京集团疯狂兼并土地的过程中，梁山泊也在被圈占的土地之内，这才逼反了宋江领导的108位梁山好汉。
第二次超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致使“东南财赋尽于朱勔，西北财赋困于李彦，天下根本之财竭于蔡京、王黼”。
西北征夏，北面伐辽，南有方腊起事，东有宋江造反，朝廷焦头烂额，国库亏空殆尽。蔡京集团于是开始疯狂贬值货币，狂敛天下之财。结果，茶引泛滥，盐钞大跌。同时，蔡京集团对铜铁币也进行大规模贬值，小平钱、折二、当三、当五齐上阵，钱还是远远不够花，于是，当十钱再度出马，市场惊恐，商家闭户。当十钱破产后，蔡京集团再推超级劣币夹锡钱，结果，民怨沸腾，朝廷震惊。最后连宋徽宗都看不下去了，不得不承认“夹锡钱之害，甚于当十”。
货币的命运，最终也是国家的命运。在帝国盛衰与王朝兴亡的关键拐点上，货币贬值正是最灵敏的观测指标，它直接反映了财政恶化的状态，间接显示出贫富分化、财富兼并、税负不公、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
铜钱与铁钱的剧烈贬值，导致北宋的货币体系面临着总崩盘的危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纸币制度的国家，北宋能否用纸币替代金属货币，从而改变货币的命运呢？
这就要从北宋纸币的起源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