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写作与教学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货币、金融与汇率的政治经济学”最初是笔者讲授多年的一门研究生课程。从最初借鉴英美同行课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到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核心观点，再到最终写出一本专著，竟花了整整10年时间。每次想起自己曾教过的那些可爱而认真的学生们（他们基本上是各省高考文科前80名、理科前500名的优秀学生），总觉得自己的研究还不够扎实，多少有些误人子弟，很可能愧对他们的天赋与热忱。在本书付梓之际，再给学生上课时，笔者总算心里有了点底。
在本书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在境外，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的好友朱宁博士。作为资深华尔街资产管理人，他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经历了三个牛熊周期，许多金融和货币大事件他都是亲历者，对于经济金融问题的理解力非同寻常。笔者对全球金融市场的许多知识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这些年同他的交流和辩论。笔者的忘年之交Warren Coats博士将其整个职业生涯都献给了IMF的事业，与他以及世界银行赵宇轩先生之间的合作研究非常有助于笔者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构造和内在优缺点有更深切而系统的理解。Andrew Walter教授的研究与本书有着不少重合，与他的数次交流也对笔者很有帮助，事实上2009年最初准备这门课程的时候参考最多的资料便是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任教时的课件。美联储达拉斯分行副行长文一教授对本书的第一章基础理论部分做了颇为详尽的批改和建议，帮助本书提升了基础理论与思想水准。此外，伊利诺伊理工大学的Khairy TourK教授、香港中国银行的王卫博士、香港大学的肖耿教授、世界银行的石正芳博士、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Paola Subacchi博士，与这些专家们的频繁学术交流都给笔者的研究和本书的写作带来各种启发。
在国内，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的特约研究员，笔者在陈雨露教授、涂永红教授、宋科博士等人的领导之下，多次参与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的写作，并因此而与货币所平台上聚集的各路专家和领导保持了高质量、高频率的交流，尤其是与魏本华、张之骧等资深专家的共事令笔者受益匪浅。丁一凡教授和滕青教授伉俪主持的非正式思想沙龙伴随着本书整个酝酿和写作过程，丁老师本人是政治经济学大行家，他组织的数十次饭局更让我接触到众多学界和政策界名家，包括张宇燕教授和乔良将军等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光斌教授、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及复旦大学的黄仁伟教授都对本书的修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事实上，正是由于他们三位的建议，本书的理论部分才取名为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和金灿荣教授都是笔者的老师兼同事，尽管他们并非货币金融问题专家，但是在思想方法和学术视野上对笔者的研究和写作过程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和鼓励。同时，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王茵总编辑助理、马明编辑与郭枭编辑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的心血与努力。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动员了许多研究生参与到资料收集、文本处理和图表制作的工作中来：周思畅、王淼、王雪莹、张珊、冯一帆、胡怡、曹心慧、倪晨昕、杨燕媚、张倩雨、钟点、白天舒、艾雪颖、向恬君怡。由于研究和写作进程的拖沓，他们之间甚至差了好几届。尤其是王雪莹同学，她特别擅长数据收集和图表制作，很好地弥补了笔者的能力缺陷，本书中的大多数图表最终由她完成。
当然，笔者的家人尤其是夫人田华女士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十年来笔者免于家务杂事的烦扰，专心于研究、授课和学术交游，这种时间精力上的奢侈来自夫人替我担负起对家人的很大部分责任。
在此，笔者对上述友人、同事、学生和家人的支持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交稿之际，笔者自己还想感恩笔者所服务的这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学校。
人类史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在相对短暂的一生中经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智能社会的急剧变迁，而我们这代人亲手按下了历史的快进键，全球的数百年变迁在中国被浓缩进40年之中，这种对历史性变迁的目睹和亲身经历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而言价值尤其巨大。
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能以当事人的心态去探讨和研究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及其替代品，今天的中国正在逐步转变成全球新秩序的设计者、历史趋势的塑造者以及国际市场各种价格曲线的决定者，而不再是一个被动接受者。这种转变对国家和世界而言，既是机遇，又是风险；但是对专业研究者，这种转变是荣耀，更是责任和压力。在研究中，笔者常常由衷地感慨，关键思想者的一念之差会对世界和后代们带来多大的福利或者伤害，因而更感责任重大。
对于全中国的知识精英而言，只有少数平台能够让他们的思想成为主流，中国人民大学便是其中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所特别的大学，她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新型大学，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面旗帜，“实事求是”是她与中央党校共享的校训。笔者从7岁起就跟家人说将来要读中国人民大学，从18岁进入人大学习至今已经25年，受惠于其强大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深厚学术积淀。这所大学与政策界的紧密联系，也让笔者有机会参与到多个部委机构的实践相互结合与印证。
即便有以上各方面的支持，即便有来自时代、国家和学术平台的恩惠，本书的理论和观点一定还有很大的谬误隐藏其中，欢迎读者们来邮予以及时指出，令笔者有所进步。笔者的工作邮件是[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