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流行谬见的批判

首先值得指出的一种思想方法上的常见错误是用武断而随意的求商法来讨论复杂而多维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表7-1罗列了本书中涉及的三种求商法及其带来的谬误。社会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生命体，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将问题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简化才能展开研究。但是当有些分析者试图将问题简化的时候，他们倾向于找一个分子除以一个分母，从而获得一个指标，然后用这个指标的大小或者变化速度来为各个社会作诊断乃至开方子。这些治国庸医的常见做法，相当于用一个体温计为目标对象量体温，然后开退烧药，假装已经把病治好了。这是研究者在复杂性面前懒惰的表现。在人与物的问题上，从马尔萨斯开始就有人用GDP除以人口求商，要求控制人口的数量以便提升该指标，却忽略了分子与分母之间的钩稽关系。人既是财富的分配者又是财富的创造者，减少了人口会导致经济活动的相应下降。极而言之，假如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的话，就没有任何财富可言，而只有少数人活着的话，这几个人的生活将是非常穷困而低效的，如同困在海岛上的鲁滨逊。在债务风险问题上，许多人认为债务率过高或者上升太快会导致经济的崩溃，他们建议控制债务做大GDP，却没有注意到债务本身会产生GDP，消灭一部分债务本身会抑制GDP的增速。这种思维混淆了微观债务和宏观债务，微观主体没有征税和印钞的权力而宏观主体可以征税印钞，而且即便对于微观主体而言，用债务存量除以收入（GDP流量），这样的求商处理对于揭示风险没有多大意义。事实上，对于国家债务风险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定价货币的种类和国民储蓄率。在利率决定问题上，此前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投资和储蓄之比决定利率的走向，但是他们忽略了投资本身可以创造更多的储蓄，投资不过是一个中间变量而已。代表对实际财富的最终需求的其实是国际国内总消费，投资带来的产出增加只有满足了消费才有意义，所以当经济过热的时候，调控的着力点应该是消费而不是投资；把握未来利率大趋势的关键在于弄清储蓄和消费力量的消长变化之势。

上述三种错误理论的共同点是随意地确定分子分母，而理论家们犯错的原因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整体理解和准确把握。

表7—1 本书列举的三类错误理论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本书致力于批判的第二类错误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上一些影响深远的底层世界观，这些错误观点主要体现在自由主义学者的著作中，但实际上其流毒远不止于意识形态右派知识分子。学者们倾向于将财富理解为物的积累而不是人的能力提升和需求的满足。学者们倾向于将政府视为对市场空间的限制和对社会财富的榨取，却意识不到政府多数时候是（一定范围内）人民意志的集中代表，市场是政府的公共产品之一，无政府状态下市场和社会可能难以延续，而发展必然意味着政府相对于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复杂。学者们专注于中心对外围的剥削和压迫，却容易忽略中心与外围的共生关系，从而也就忽略了中心外围格局的内在稳定性，也无法获得真正能够帮助外围穷国走上持续发展的恰当政策组合。学者们将经济活动中的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混为一谈，这给衡量国家间经济规模、评估汇率变化趋势以及发展地区经济策略时带来许多混乱。基于这些批判，笔者发展出一套民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人民为中心，围绕不同国度的人民及其政府的能力、需求与结构性差异来理解全球经济金融现象，打开了若干新的研究视角。当然，这个理论体系在本书中属于初试锋芒，未来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检验。

本书致力于批判的第三类谬误是关于宏观债务和货币汇率。许多经济评论人士根据他们的想象而非实证规律来探讨汇率的波动和宏观经济风险的高低。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债务率高低、房价的高低、经济增速快慢、货币发行增速甚至军费支出比例的高低会影响货币汇率的涨跌，但本书和其他同行的实证研究显示，这些因素要么与汇率根本没有多大关系，要么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与汇率相关。许多汇率研究之所以经不起实践检验，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框架中将非贸易部门和贸易部门混为一谈，从而难以逃脱类似于巴库斯—史密斯悖论这样的思维陷阱中。类似的想当然也发生在人们关于宏观债务率的理解上，本书的研究驳斥了债务恐惧症，并发现宏观债务率同国家的发达程度的关系，与风险的关系，与币种的关系，在实证中与流行观点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