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达坏消息的人

传达坏消息的人

在医学领域工作的人自然免不了目睹死亡。我对死亡的熟悉始于一位患者余温尚存的身体，但接着，我就必须与他的至亲商讨他的后事。直接与临终之人谈论死亡是很困难的，在我接受培训的年代，医学界不提倡这种交谈，但这算得上是一种实习，让我学会了倾听。在倾听过程中，我开始理解死亡的模式，注意到它们的共性，慢慢了解其他人对生死的看法。我发觉自己为之好奇和着迷，并找到了方向感。

第一次看见死人时，我18岁。那是我在医学院的第一个学期。那个人心脏病发作，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死在了救护车上。在尸体被送往医院停尸房之前，我随急诊科医生来出具死亡证明。那是12月的一个晚上，天气阴郁，医院的前院湿漉漉的，地面在灯光照耀下泛着橙色的光芒。相比之下，救护车内的灯光要明亮得多。死者40多岁，胸部宽阔，双目紧闭，眉毛扬起，神情好像有些惊奇。急诊科医生用手电筒照他的眼睛，把耳朵贴在他胸口上，听听有没有心跳声或者呼吸声，检查他心脏停搏之前的心电记录，然后朝医疗组成员点头示意，将检查时间作为患者的死亡时间。

大家挨个下了车，我走在最后。死者仰面躺着，衬衫敞开，胸口上贴着心电电极，右臂上还挂着点滴，看起来好像睡着了一样。他可能随时会醒来吧？也许我们应该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呼喊，或者用力摇他，他一定会醒过来的。“走吧！”那位急诊科医生扭头叫我，“要为活人做的事还多着呢，把他留给医疗组吧。”

我有些迟疑，也许医生搞错了。如果我站在这儿的时间够久，也许会看到这个人再次呼吸呢。他不像死了的样子，他不可能就这样死了。

医生注意到了我的犹豫，回到救护车上，说：“第一次见到死人？好吧，你把听诊器放到他心脏上。”我哆哆嗦嗦地从白大褂口袋里摸出我的听诊器，它闪闪发亮，管子缠绕在两个听筒上。我把听诊器探头放在患者心脏应该跳动的地方。我听见远处一位医疗组成员让人给他的咖啡加糖的声音，却没有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观察力敏锐的急诊科医生拿起听诊器，转了转探头，让它“播报”患者身体里的声音，而不是周围的噪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拿反了。医生把听诊器探头放回患者心脏的位置上，此时周围万籁俱寂。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彻底的寂静，也从来不曾如此专注地聆听过这种寂静。这时，我注意到那人的脸色有点苍白，他的嘴唇呈深紫色，舌头色泽晦暗。是的，他已经死了，刚死不久。他符合死人的所有特征。我对那个脸色苍白的人说了声“谢谢”后，转身离开救护车，顶着雨回到了急诊室。

那位医生和蔼地说：“你会习惯的。”然后，他拿起一张新的病历表，继续上他的夜班。整个过程如此利落、简单，没有任何仪式感，我深感困惑。不过很快，下一个患者就来了：一个鼻孔被糖果堵住的小孩儿。

在学生时代，我还经历过一些记得没那么清晰的死亡病例，但在我取得行医资格后的第一个月，我签发的死亡证明数量就创下了医院的纪录。说明一下，这完全是因为我那个病房住的大多是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我很快就与丧亲官(1)熟络到了直呼其名的程度。那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她的工作之一就是请宣布患者死亡的医生签署死亡证明。上班的头几天，我就目睹了10多个人的死亡，这些人的死亡方式与5年前我在救护车上看到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丧亲官调侃说，也许医院应该颁个奖给我。

丧亲官不知道的是，我的知识在迅速增长。每一张死亡证明都涉及一个生命，每个生命都有家属，我负责把死亡消息告诉他们，他们则会问我亲人的死因。进入临床工作的第一个月，我与20个丧亲家庭谈过话。我和他们坐在一起，他们哀哀哭泣，对几乎无法想象的未来感到茫然。按照护士长的要求，一位经验丰富的助理护士会泡好茶，把它放在托盘上，并端进护士长办公室，由我陪这些家属喝几杯暖心茶。事实上，只有得到护士长本人的许可，医生才能进入她的办公室，但丧亲探视是一个例外：不用另获批准，直接进去就是了。

有时候，我也会扮演配角，聆听经验比我丰富的医生给家属介绍患者的病情和死亡过程，说明药物不再起作用的原因，或者解释为什么患者的白血病刚开始对治疗有反应，后来却被感染夺走了生命。家属们神情凄婉地点头、喝茶、掉眼泪。有时候，其他同事在忙其他事或者已经过了下班时间，而我作为唯一在岗的医生会亲手给家属泡制暖心茶。我发现，精心的安排能给人带来安慰。护士长为这些特殊访客准备了镀金镶花的陶瓷茶杯和托盘，我通常会凝视它们一番，再深吸一口气，才进入房间，向家属们传达“世界上最坏的消息”。

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对话莫名其妙地令人振奋。

很少有家属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因为这里是收治重症患者的病房。在这些谈话中，我会了解到死者生前的很多信息，如果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些，那该多好啊！家属会介绍死者的天赋与才华、善良的心地和兴趣爱好，甚至怪癖。我们在交谈时用的几乎都是现在时态，这可以让家属感觉他们所爱的人仍然活着，好像患者的遗体当时还放在生前所睡的床上，或者躺在医院的其他地方接受治疗。然后，家属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纠正时态，开始慢慢地适应这个残酷的真相。而这个真相虽然令人恐惧，但在这样的操作下会一点点地展现开来，让家属接受。

在我上班前几个月的某一天，我不得不向一位老者告知他妻子艾琳去世的消息。艾琳死得很突然，心脏骤停小组来到现场，有人给她丈夫打电话，要他尽快赶来。按照惯例，我没有告诉他更多的细节。我发现他站在艾琳那间病房外，看着门口陌生的屏风和写着“闲人勿进，有事请找护理人员”字样的标志。那时，心脏骤停小组已经走了，护士在忙着整理药品。我问老者是否需要帮忙，然后看到了他眼里的困惑和惊惧。

我问道：“您是艾琳的丈夫吗？”他转过头来，想说“是”，但嘴里发不出声音。

我跟这位老者说：“来，我跟您解释一下。”我把他带到护士长办公室，进行了一番谈话。我不记得谈话的细节了，但我清楚地感知到这个男人对自己孤零零地留在世上的无助和悲伤。他看上去很虚弱、迷茫，我担心如果没有人在背后支持他，他可能很难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如果当时我对家庭医生和初级保健服务的巨大作用有更多了解，可能会直接请求他允许我把他爱妻去世的消息告诉他的家庭医生。但我缺乏经验，当时的情况又出人意料：那是正午时分，我正要给患者注射抗生素，发现他站在妻子的病房外面。我那时其实还没有做好与他讨论丧亲之痛的准备。

与往常结束这类悲伤的谈话一样，我向老者保证，如果以后他还有其他问题，我会很高兴再次同他交谈。虽然我总是这么说，并且发自内心地这么想，但从来没有家属回来找我了解更多信息。想到这儿，我做了一个冲动的举动：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上，递给这位面容憔悴的丈夫。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把那张纸片揉成一团揣进口袋，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似乎表明我的做法无济于事。

三个月后，我来到另一家医院的外科病房担任住院医师。有一天，我接到之前病房的护士打来的电话，就是那位端茶盘和镀金陶瓷茶杯的护士。她问我是否还记得那位叫艾琳的患者，说艾琳的丈夫打来电话，坚持要联系我。护士给了我一个号码，我打通了他的电话。

“噢，医生，谢谢你给我回电话。听到你的声音真好……”艾琳的丈夫一时语塞。我等着他往下说，心想他是不是想起了什么问题，希望我有足够的知识可以给他解答。

“事情是……”这位老者又停顿了一下，“呃，你很善良，说我可以给你打电话……我不知道还能告诉谁……但是，呃……事情是这样的，我昨天终于把艾琳的牙刷扔了。今天她的牙刷已经不在浴室里了，我真的觉得她再也不会回来了……”听得出来，他情绪激动，声音有些刺耳。我还记得，艾琳去世的那天上午，他站在病房里，脸上满是困惑。

这件事让我对自己的工作逐渐有了深入的理解。丧亲对话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过程的开端，而这个过程人们要用一生的时间，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接受。我在想，如果我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了其他人，会有多少人打来电话。这个时候我对处理这种情况的方式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请求艾琳的丈夫允许我联系他的家庭医生。我告诉他，我对接到他的电话感到非常荣幸，并对艾琳的逝世表示惋惜。

取得行医资格后第一年年末，我回想起那一年接手过的多起死亡案例：年龄最小的是一个16岁男孩，他患了一种罕见的恶性骨髓癌；最令人伤心的是一位年轻的母亲，不孕症的治疗可能是导致她死于乳腺癌的罪魁祸首，她还没来得及给宝贝儿子过5岁生日便撒手人寰了；最有艺术才华的是一位年长的女士，她请护士和我一起为她唱赞歌，结果我们还没唱完，她就停止了呼吸；还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回家与父母团聚，乘着救护车驰骋两天，纵贯整个英国，最后死在父母家附近的临终安养院里；唯一逃脱死亡的人是我第一次接到的报告心脏骤停电话里的中年男人，他在手术后停止了呼吸，但幸好我们反应及时，一周后他健健康康地出院了。

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了人们面对死亡的方式。我对死亡之谜非常着迷：从活着到死去那种不可言喻的转变；重病患者垂危时如何保持尊严；在讨论疾病再也不会好转时如何做到既诚实，又不那么戳人痛处；为那些肉身行将解体的人服务是一种怎样的殊荣；在临死之人的床边感受人性的时时刻刻。

我发现自己并不害怕死亡，而是对它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心存敬畏。如果有一天我们找到了“治愈”死亡的方法，情况会怎样呢？很多时候，永生似乎并不那么诱人。每过一天，剩下的日子就少一天，这让我们认识到每一天都是一份礼物。一生当中，生、死之日都不足24小时，它们就像书签一样标注着我们的人生：一天是我们出生那天，每年都要庆祝；另一天则让我们感受活着本身是多么宝贵。

生命尽头的样子

有时候，事情就在我们眼前，直到有人提醒我们注意，我们才会真正注意到它们。有时候，勇气不仅仅意味着采取勇敢的行动。它可能还包括在生命如潮水般退却时勇敢地活着，或者进行一段让你感到浑身不自在的对话。但这种对话会让你觉得有人在暗中陪伴，就像有人给这个艰难的世界带来了一丝光亮。

患者叫萨比娜，年近八十。她那银白色的卷发梳成发髻，上面系着一条丝巾。她在临终安养院的床上忙活个不停，打牌、化妆、给布满雀斑的双手涂护手霜。她平日里喝纯茶，不加牛奶，有时服务员推着饮料车过来问她要不要咖啡，她会调侃说：“你那也叫咖啡？”她浓重的法国口音像一团带声音的迷雾，淹没了她的话。在这座新建的临终安养院里，她是我遇到的最神秘、最独立的人。

1946年，萨比娜与一位名叫彼得的英国年轻军官结婚，此后便一直生活在英国。她所在的抵抗组织曾把彼得藏在一个小房间里长达18个月，以免被纳粹军队发现。她心中的英国英雄彼得曾以跳伞的方式到敌后去，以支援法国的抵抗组织。彼得是通信专家，据说他用几个鸡蛋盒子和一团线圈帮抵抗组织建立了一个电台。我想他的背包里当时可能带了一些无线电部件吧，但我没敢吱声。40年后，萨比娜听起来好像还是那个刚刚在多佛下船、满怀希冀的新娘。“彼得可真聪明，”她喃喃地说，“他什么都会。”

在萨比娜看来，彼得十分勇敢，他的照片和勋章一直被摆在萨比娜的床头柜上。多年前，他因病去世。面对疾病，他表现出极强的勇气和忍耐精神。“他从不害怕，”萨比娜回忆道，“他要我永远记住他。当然，我一直都在怀念他，每天都和他说话。”她指了指照片上英俊的丈夫：他穿着漂亮的制服，黑白照片将他的容貌定格在40岁左右。“我们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孩子，”她回忆道，“但我们把时间花在了精彩的旅行和冒险活动上，我们过得非常开心。”

萨比娜把自己的勇气勋章别在胸前一条红黑相间的丝带上。她告诉护士们，她是在意识到自己快死了之后才开始戴它的。“它提醒我，我也可以很勇敢。”

姑息治疗是一个新兴的专业，我是其中一名年轻的见习医生。我的培训老师是这座新开办的临终安养院的顾问，也是我的领导，负责整个安养院的工作。萨比娜喜欢和他聊天。通过他们的交谈，大家才知道领导会说两种语言，他父亲是法国人，并且也是一名抵抗组织的战士。他偶尔和萨比娜说法语时，她总是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两个高卢人相对耸肩的样子把我们逗得开怀大笑。

然而，萨比娜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她经历了恐怖的战争，尽管戴着勇气勋章，内心却很害怕。她知道自己的肠癌已经扩散到肝脏，吞噬着她的生命。在允许护士为自己清理结肠造瘘袋时，她保持着一贯的泰然自若。她们用轮椅推她去洗手间，帮她淋浴、泡澡时，她优雅如常。但她害怕有一天身体会发生难以承受的疼痛，自己会因此而失去勇气。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萨比娜认为自己会失去尊严：自己将在痛苦中死去。更糟糕的是，如果自己在最后关头失去勇气，她将永远无法与心爱的丈夫重逢。“我不配与他重逢，”她叹了口气说，“我可能没有自己所需要的勇气。”

在一次洗浴后，护士帮萨比娜吹干银色的发辫时，她说出了内心深处的这份恐惧。护士和萨比娜都看着镜子，没有相互注视。她们的眼神互不接触，各自做着手上的事情，由此有了一番亲密的对话。那位护士很睿智，知道安慰的言辞帮不到萨比娜，此刻能做的只有倾听、鼓励，让她充分表达内心深处的绝望和恐惧，这是对她最重要的馈赠。在为萨比娜梳好头发、系上丝巾，并倾听完她的心声之后，护士建议她与我们的领导谈谈她内心的担忧。萨比娜当然同意了：在她眼中，临终安养院的顾问就是个法国人，他会理解自己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电影一样，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浮现在我眼前。它对我之后的做法影响深远，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在这件事情的帮助下，我看待死亡时处于知晓情况、准备充分的状态；在别人经历着暴风骤雨般的恐惧时，我的内心波澜不惊。我相信，对死亡的进程了解得越深入，就越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个过程。我没有经历过死亡的来临，但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领导要求了解萨比娜恐惧情绪的那位护士陪他一同前来，并说我可能会对他们的谈话感兴趣。我很好奇他会说些什么，估计他会解释有哪些管理疼痛的方法，让萨比娜别那么担心疼痛会变得无法控制。不知道他为什么希望我一起去，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擅长有关疼痛管理的谈话了。

一见到我们的领导，萨比娜顿时一脸阳光灿烂。领导用法语问候了她，询问她自己可不可以坐下。萨比娜容光焕发，拍了拍床，示意他该坐在哪里。护士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我抓起一个小矮凳坐下，正对着萨比娜。一番法式打趣之后，我们的领导切入正题：“你的护士告诉我，你有一些担忧，我很高兴你说给她听，那你愿意和我谈谈吗？”

萨比娜表示愿意。我们的领导问她喜欢用英语还是法语。“英语吧——为了其他人。”她边说边善意地指了指我们这些“小人物”。于是，领导开始言归正传。

“你一直在担心自己死的时候会不会很痛，是吗？”

萨比娜说：“是的。”领导的提问如此单刀直入让我大吃一惊，但萨比娜似乎一点儿都不感到奇怪。

“你担心自己会丧失勇气，对吗？”

萨比娜抓住他的手，咽了一口口水，说：“对的。”她的声音低沉而喑哑。

“我在想，如果我描述一下死亡是怎么回事，会不会对你有所帮助，”领导直视着萨比娜的眼睛说，“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患你这种病的人是怎样死去的？”

领导要描述什么？我在心里惊叫了一声。

萨比娜看起来正在聚精会神地思考。她想起战争期间，一位年轻的妇女身中数枪，死在她家的农舍里。她所在的抵抗组织给这位妇女吃了镇痛药，但已经回天乏术。多年以后，萨比娜亲爱的丈夫死于心脏病。他在家里摔倒了，到医院时还活着，第二天就去世了。当时，他很清楚死亡即将来临。

“牧师到医院探望彼得，他们一起做完了祷告。彼得从来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害怕。他对我说，‘道别’的说法不对，应该说‘再会’——直到我们再次见面……”萨比娜的眼中涌起了泪水，她一眨眼，泪水就流淌到脸颊上，她不管不顾，任由泪水肆意流下。

“那我们谈谈你的病吧，”我们的领导说，“首先，我们谈谈疼痛。到目前为止，这个病有没有让你感到很痛？”

萨比娜摇摇头。领导拿起她的药单，指出她没有服用常规止痛药，只是偶尔服用针对腹部绞痛的药。

“如果到现在你都不痛，我们估计这个病以后也不会让你感到很痛。但是，如果你真的感到疼痛，请相信，我们肯定会帮助你把疼痛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你相信我们吗？”

“是的，我相信你们。”

领导继续说：“很多病会让患者变得越来越虚弱，他们接近生命终点的经历非常相似。这种情况我见得很多，我可以把我看到的情况告诉你吗？如果你不想听了，跟我说一声，我马上住嘴。”

萨比娜看着他的眼睛，点了点头。

“好的……我首先注意到，患者会越来越疲惫，因为疾病消耗了他们的能量。我想，你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对吗？”

萨比娜点了点头，再次抓住他的手。

“时间一长，患者会渐渐感觉更加疲惫，更加困倦，他们需要睡更多的觉才能保持精气神儿。你有没有发现，如果白天睡一觉，醒来以后，自己会感觉精神更好些？”

萨比娜改变了坐姿，身体坐直，眼睛牢牢地盯着他的脸，频频点头。

“这说明你的情况符合惯常的模式。接下来你可能会感到越来越疲惫，你需要更多的睡眠，清醒的时间也更短。”

我心想，任务完成了。萨比娜可能想睡觉了，我们可以走了。但是，我们的领导还有话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说，“患者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有些时候甚至睡得很深，陷入昏迷状态。我的意思是说，患者会失去意识。你明白吗？要我用法语说吗？”

“不用，我明白。失去意识，昏迷，我知道了。”萨比娜摇了摇手，以此确认她懂了。

“因此，如果患者处于深度无意识状态，一天中有一段时间不能服药，我们会用另外的方法给药，以确保他们身体舒适。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

我想，这下肯定说完了吧。领导跟萨比娜讲了这么多，让我惊讶不已。但他还没说完。

“我发现患者睡着的时间更长，醒着的时间更短。有时候，你以为他们在睡觉，但其实他们正处于无意识状态。醒来以后，他们会说睡了一个好觉。也就是说，人们意识不到自己失去了意识。因此，生命终结时，不过就是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呼吸开始改变，时而深沉缓慢，时而轻浅急促，然后轻轻地慢下来，并轻轻地停止。临终时不会发生突然的剧痛，不会有生命消逝的感觉，没有惊慌，非常安宁……”

萨比娜向领导靠去，拿起他的手，放到嘴边，怀着极大的敬意，献上了温柔的一吻。

“不过，重点在于，这跟入睡不一样，”领导说，“事实上，如果你身体足够健康，感觉想睡觉，你在睡后还会再次醒来。失去意识与睡一觉不一样，你甚至不会意识到它的发生。”他停下来，看着萨比娜。萨比娜也看着他。我看着他们俩。我想自己当时可能正张着嘴，甚至可能在流泪。好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陷入了沉默。萨比娜的双肩松弛了下来，身体靠在枕头上。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双手握着领导的手，像摇骰子一样摇着，睁开眼注视着他，说了声“谢谢”。之后她又闭上了眼睛，似乎示意我们可以走了。

回到办公室后，领导对我说：“这可能是我们可以给患者的最实用的礼物了。很少有人目睹过死亡。大多数人都以为死亡过程中充满痛苦，会让人颜面尽失。我们可以让患者们知道，我们并没有看到过那样的情景，他们也不必担心家人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尽管今天这样的谈话会让患者了解到更多情况、减少他们的恐惧情绪，但我并不习惯做这样的谈话。”

然后，领导善意地有意无视我手中皱巴巴的纸巾，提议道：“我们喝杯茶好吗？”

我快步跑去泡茶，擦掉眼泪，开始咀嚼刚才的所见所闻。我明白，领导刚才以高超的技巧，准确地描述了临终的情形，但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死亡的模式。我不禁惊叹，我们竟然可以跟患者分享这么多信息。我回顾了自己对人的承受力怀有的种种错谬的想法，就在刚才的谈话过程中，这些想法还席卷过我越来越难以置信、惊诧不已的内心。这些想法妨碍了我，因此我没有勇气把全部真相告诉萨比娜。我顿时兴奋起来，我真的有能力在患者生命的尽头带给他们心灵的平静吗？

我们的领导给萨比娜介绍死亡过程这件事发生在多年以前，本书讲述的正是我学会观察那一过程的具体细节。在之后3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我发现这个模式非常真实。就像它给萨比娜带来巨大的安慰一样，我用自己的语言安慰了数以千计的患者。现在，我把它诉诸笔墨，通过一个个故事，阐明那段视野不断缩小、生命进入最后时刻的旅程。我希望这些对死者家属而言十分真切熟悉的经验，能为担心死之将至的人们带来指导和安慰。毕竟说到底，这是关于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虚假的能量

生命走向死亡的模式有着不同的轨迹，但对个体而言，这种速度相对平稳。最初，人的精力只是逐年下滑，以后则是逐月下滑，最后是一周不如一周。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患者的精力一天不及一天，这种情况通常表明，患者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到了与家人团聚的时候。有什么还没说的要紧事，该交代了。

但有时候，在临终之前，患者的状况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反转，这就像最后的绝唱。发生这种情况往往难以解释，偶尔也有明确的原因，不过有时候，患者出现这种好转的情形可谓喜忧参半。

霍莉已经去世30年了。然而今天早上，她一路从我的记忆深处走出来，来到我的笔端。她早早地把我弄醒，或者说，在这个薄雾弥漫的秋日清晨，我想起了霍莉生命最后一天的情形。她扭扭晃晃地进入我的意识，占据了我思绪的焦点：最初只是一些图像，它们好像老旧的无声电影胶片，断断续续地展示着她那几抹苍白的微笑。霍莉皱着鼻子，双手挥舞，我仿佛还能听到声音。然后，和着窗外乌鸦的鸣叫，我听见了她的笑声，笑声因河岸的狂风呼啸而变得喧闹刺耳，霍莉从十几岁就开始抽烟，小小年纪就患上了肺病，声音因此变得粗糙。最后，她把我从温暖的床上拽了起来，让我坐下来，听她的故事。这时，秋日拂晓，薄雾仍在花园中弥漫。

30年前，我在从事第一份临终关怀的工作时，大概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时，我已经有了几年不同医学专业的经验，接受过癌症医学方面的训练，刚刚拿到研究生毕业证。在我发现姑息治疗符合我对医疗事业的所有希望时，我感到非常受鼓舞，因为它融合了多项内容：团队合作和临床探查工作相结合，找出患者出现症状的根源，以便提供最好的缓解方法；关注患者及家属的心理需求和情绪恢复情况；面对病情的发展，诚实、实事求是；认识到每个患者都是一个独特而完整的人，是其看顾团队的核心成员。这是一种彻底的范式转变，即与患者一起工作，而不仅是对他们施加医学措施。从那时起，我认为自己找到了归属。

就这样，我于8月初来到这所新建的临终安养院，此前，这里的负责人一直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尽管如此，他仍然热情、温和、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接受我在姑息治疗方面经验的不足，还有我作为年轻人的那种自以为是。当我看到在癌症中心时认识的患者时，我感到很惊奇，因为与不久前我在那里照顾他们时相比，他们的情况好多了：疼痛情况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大脑完全处于正常运转的状态。

我虽然自恃清高，但我意识到，这些人在临终安养院得到的服务比他们在主流癌症服务机构得到的服务好得多。也许我以前的经验只能作为新工作的基础，也许我到这里不是来展示技术的，而是来学习的。年轻人得慢慢才能变得谦逊。

入职第一个月，我对患者进行日常询查，调整用药，优化控制症状的方法，尽量降低不良反应，观察医院负责人与患者讨论情绪、焦虑、睡眠和排便习惯，与小组成员一起审查每个患者的身体、情感、社会和精神健康状况。一个月后，负责人认为我可以开始承担第一次周末值班任务了。他会成为我的后盾，每天早晨都来医院回答问题，回顾所有特别棘手的挑战，而我则主要负责接听临终关怀护士、家庭医生和医院病房打来的电话，并努力解决出现的问题。这让我感到很激动。

星期六下午，霍莉的家庭医生早早打来了电话。社区的姑息护理护士都认识霍莉，他们的办公室就设在临终安养院内，所以那名医生以为我也认识霍莉。她三十七八岁，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宫颈癌晚期。她的骨盆已经长满了癌细胞，挤压着膀胱、肠胃和神经。专业护士协助家庭医生为霍莉缓解疼痛，她现在可以下床，坐在自己公寓的露台上抽烟，和邻居聊天。

前一周，霍莉出现了麻痹性恶心，在使用了合适的药物缓解肾衰竭引起的恶心后，症状有了很明显的缓解，可大量癌细胞把细细的、负责把尿液从肾脏输入膀胱的输尿管堵住了。

今天，霍莉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整个晚上家里谁都没睡成觉，因为霍莉四处走动，找人聊天。她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怎么走路了，一夜之间，她突然变得活跃起来，毫无睡意，把音乐声开得震天响，试图跟着音乐跳舞，把孩子们和她母亲都吵醒了，吵得邻居一直敲打墙壁。天一亮，她母亲就给家庭医生打了电话。医生发现霍莉有点儿兴奋，脸色泛红，略显疲惫，但她仍然在房间里四处跳舞。

“霍莉好像没有感到疼痛，”家庭医生向我解释，“尽管她过于兴奋，但思维一切正常。我不认为她的精神有问题，但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的家人都筋疲力尽了。你们有床位吗？”

我们的床位虽然满了，但我对霍莉的病情感到很好奇。我提出上门探望她，家庭医生接受了我的提议，于是我从社区团队的办公室拿到她的病历，穿过逐渐消退的秋雾，前往霍莉家所在的区域，那里长排的房屋呈阶梯式分布，一直延伸到河边的煤场、钢铁厂和造船厂。在一些地方，排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低矮的砖砌公寓，房顶上挂着带刺的铁丝网，黑暗的门道上挂着冷光霓虹灯。

这些房子有着与实际模样不相称的名称，什么“木兰之家”“百慕大庭院”，以及我的目的地“夜莺花园”。我把车停在街边，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打量了一下周边环境。旁边黑乎乎的门脸就是“夜莺花园”。一条光秃秃的石头路从街边通向公寓区，这些花园里连一棵树、一片草坪都没有，住在这里的人肯定也从来没有见过夜莺的身影或听过夜莺的歌声。马路对面是政府所有的一排房子，最近才粉刷过的白色的门和窗整齐划一，仿佛正朝我“露齿一笑”。有些小小的前院展现出夏末残余的色彩，有些院子里摆放着生锈的床架或者坏掉的自行车。

有几个孩子在街上玩儿，一边玩接网球游戏，一边避开骑着自行车冲向他们的大男孩。孩子们和一群热情高涨的狗一起，发出兴奋的尖叫。这些狗大小各异，试图加入孩子们的游戏。

我拿起手包，向要找的“夜莺花园”55号走去。一道标着“单数”的拱门通向潮湿、阴冷的混凝土隧道。在灯光昏暗的楼梯间，我都看得见自己的哈气。在一楼，所有门牌号都在30以内。又上了两层楼，我才发现了“5”打头的门牌。我沿着阳台走廊走到半道，找到了55号。在阳台走廊上可以俯瞰河流，而高耸入云的塔吊像纸折的巨人一样，俯视着阳台走廊。我敲了敲门，等着主人回应。透过窗户，我听到了马克·博兰（Marc Bolan）对我说：“不要愚弄革命之子。”(2)

一个大块头的女人开了门。她50多岁，穿着厚厚的矿工夹克。她身后的楼梯通向二层，她的旁边是客厅，客厅门开着，一个身材瘦小、面色苍白的女人伏在桌子上，双脚随着摇滚乐节拍晃动着。

“关上门，好吗？”伏在桌子上的女人尖声对我们说，“外面很冷！”

给我开门的年长女士问我：“你是麦克米伦护士(3)吗？”我解释说我和麦克米伦护士一起工作，但我是值班医生。她扭了一下下巴，让我进门，同时用眉毛生动地示意，那个年轻的女士让她担心。然后她直起腰，大声说：“我再去买点儿烟，霍莉！”然后就走了。

霍莉看着我说：“我们昨晚把烟都抽完了，现在非常需要！”然后她请我进去，问我：“要不要来杯咖啡？”

霍莉身材娇小，深色的头发在脑后梳了一个高高的马尾辫，显得有些孩子气。她的皮肤闪烁着雪花石膏般的光芒，紧紧覆盖着肿胀的腿和紧绷的脸颊。她好像散发出一种微弱的黄光，像一只行将熄灭的灯泡。她不停地走动，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驱使着她。她把双手靠在桌子上，双脚不停舞动，突然在一把直背椅子上坐下来，手在胳膊、大腿、小腿上搓来搓去，抖动着屁股，随着音乐节拍摇头晃脑。接下来，霍莉扮演起摇滚歌手爱丽丝·库珀（Alice Cooper）：敲打着手指，做出弹吉他的动作，甩动马尾辫，好像在庆祝学校被砸了个稀巴烂。从头到尾，她一直以微弱的低音唱歌，歌声不时因为打嗝而中断。

突然，音乐“咔嗒”一声停了，我这才注意到窗台上的卡带播放机。这些混合着不同歌曲的磁带一定是霍莉在青少年时期录制的。没有规范的舞蹈动作，她就在椅子上摇来晃去，纤细的双手揉搓着四肢，像一个愤怒的精灵甩动着发辫。她抬头看着我，好像才注意到我，问我：“有烟吗？”我摇摇头，她哈哈大笑，说：“啊呀，你是医生，不是吗？你不会赞——成——抽——烟的！”她说话的声音像唱歌一样，却带有嘲讽意味。

“你说怎么回事，医生，我今天感觉好极了！我想唱歌跳舞，我想离开这该死的屋子！”霍莉凝视着房间，重重地叹了口气，“这里像个猪圈，需要好好打扫一下了。艾米！艾米！！”她把目光转向被烟雾熏成了棕色的天花板，可能是在看艾米，而我想艾米也许在楼上。

不久，一个穿着睡衣的少女出现在客厅门口。

“妈妈？”她问，“妈妈，怎么这么吵？”然后她看到了我，小声说：“这是谁？楠到哪儿去了？”

“楠买烟去了。这是医生。这儿需要打扫一下。把灰尘吸一下，好吗？”

处于青春期的艾米翻了个白眼，说：“好，马上。”然后掉头跑上楼梯，不见了人影，这时，她的外祖母回来了。楠一次点燃两支香烟，给霍莉递了一支，然后踩着重步朝厨房走去。“我去把水烧上，”她说，“医生，你要茶，还是饼干？”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霍莉继续没完没了地跳舞。我大概了解了她的情况，但还需要更多的信息。

我问道：“霍莉，你感到坐立不安吗？”

霍莉表情严肃地看着我，吐出烟雾，说：“你要问一大堆问题吗？我不想显得无礼，因为我已经和第一个医生谈过了。所以是这样的，是的，我没法静静地躺着，不能入睡，没法把音乐从脑子里赶走。好了吗？明白了吗？”

楠进来了，她用茶盘端着几个盛满茶水的杯子、一碟饼干和切得厚厚的水果蛋糕。我知道热情好客是沿河一带人家的习俗。

“霍莉通常不那么暴躁，”楠说，“我想她是太累了。我们昨天整晚都没合眼。”

我问道：“你认为这种不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两个女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思考着我的问题。

楠说：“真正开始是在你不觉得恶心以后。”

霍莉表示同意，并说：“呕吐把我弄得头昏脑涨。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但现在我不觉得恶心，反而觉得精力充沛。”

眼前的这个人瘦弱不堪，脸上泛着肾衰竭造成的蜡黄色，她命不久矣，可她却说自己精力充沛，这听上去很怪诞。我让她闭上眼睛，把胳膊从胸前伸出去。她照做了，垫着脚尖，双腿扭动。我握住她的手，慢慢从肘部弯曲她的手臂，我感觉到她肌肉的一张一屈，关节里面好像有齿轮传动似的。她洋娃娃般的脸上，两眼目不转睛。

我问霍莉：“恶心感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尽管我已经知道答案：护士给她注射针对肾衰竭的抗呕吐药之后。但这种抗呕吐的药物驱动她产生了焦躁不安感，使她坐立不安，也可以说没有能力静坐下来，即静坐不能（akathisia）。她会把这种驱动感误当作精力充沛，这会突然导致她想下床四处走动。

因此，霍莉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这位年轻的母亲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她的肾功能衰竭得很厉害，到了这个阶段，和她一样的很多人会失去知觉，但是她服下的抗呕吐药引起了她的躁动，导致她产生出去走走的想法，可她的腿无力支撑身体。她住在5楼。我不想让她停止服用抗呕吐药，因为恶心感很快又会卷土重来。然而，如果她继续这样手舞足蹈，不睡会儿觉，残存的微薄体能很快就会耗尽。

有一种针剂可以逆转这种烦躁和不停活动的冲动，而且可以控制呕吐。临终安养院备有这个药，我可以回去拿，但霍莉此时却像笼中的鸟儿一样躁动不安。怎样才能缓和她不停活动的欲望呢？

我问她有没有轮椅。没有。两周以前霍莉都还可以上下楼梯，之后，疼痛让她无法出门；等到疼痛好不容易好些了，结果呕吐又把她搞得疲惫不堪。

这时，门口传来一个声音：“楼下的萨莉有一把轮椅。”艾米一直在听着动静。她早早就打扮好了，头戴陆军贝雷帽，上身穿了一件霓虹黄T恤，下身是黑色紧身裤，套上了黄黑相间的条纹暖腿袜。她说：“我们可以借。你要带她去哪儿？”

“我哪儿都不带她去。我要回临终安养院，去拿另一种对付她这种焦躁情绪的药。但是她这么焦躁，拼命想出门，所以我在想你愿不愿意带她出去，到街上的购物中心转转。这样可以换个环境。”

楠一脸惊诧。艾米大声说：“我去问萨莉借！”说罢就去了。霍莉感激地看着我，说：“哦，我没想到可以出门！谢谢你，医生。他们一直照顾我，能出门太好了……”

几分钟后，艾米敲了敲窗户。她站在阳台走廊上，带回了一把轮椅和两个穿黑色皮夹克的高个男子。

艾米兴高采烈地说：“托尼和巴里能抬她下去，我们要去逛商店喽！”

我问道：“等等，没有电梯吗？”我的问题毫无意义——话已说出口，轮椅也借来了，楠已经在打电话通知霍莉的姐姐去商场跟她们会面。我也不能再拒绝托尼和巴里的好意，他们是楼下萨莉的儿子，身材高大，看着很友善。他们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了。

我回到院里，拨通了领导的电话。我向他介绍了这位娇小的患者的情况：伴有晚期肾衰竭；一天比一天虚弱，直到出现这种由抗呕吐药突然引爆的“虚假能量”，以及我给出的静坐不能的诊断意见和治疗计划。他问了几个问题，似乎对我的检查和结论感到满意。他问是否需要和我一起去送药并制订下一步计划。尽管我希望可以独自处理，但想到那个烟雾弥漫的屋子、不停舞蹈的小个子患者，以及那些穿着皮衣的邻居，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在护士帮我准备需要的药物和仪器期间，领导开车来到了临终安养院。

第二次去河边的感觉大不一样。云消雾散，过了一个长长的下午之后，时间快到黄昏时分了。我们把车停好，发现“夜莺花园”沐浴在阳光之中，一楼有一家人好像在室外举办聚会。我仔细一看，发现了巴里和托尼，还有艾米穿着霓虹黄T恤的身影，以及坐在轮椅上、穿着蓬松的亮粉色晨衣、戴了一顶毛线帽的霍莉。穿着厚夹克的楠背对着我们，一个老人坐在路边的扶手椅上——我猜她是楼下的萨莉。大家在喝罐装啤酒，欢声笑语，在屋子里进进出出。我和领导朝人群走去。人们招手让我们过去，给我们以家人般的欢迎。

霍莉大声说：“这就是让我们去商场逛逛的那位姑娘！”她还给我炫耀她刚做的指甲——是她姐姐请她做的。

楠笑着说：“让她那双手老实待会儿可真费功夫啊！”

她们在外面玩得很好：霍莉开心地同朋友和邻居互致问候，她已经几个星期没见到他们了；她敢于出门，大家都对她的毅力表示钦佩。霍莉买了一大罐香烟、一箱啤酒鸭和很多炸薯片，供大家在这个即兴的路边聚会上尽情享用。

我解释说我们需要检查一下霍莉的便携式注射泵，然后给她少许解毒剂，在给她可以持续一整夜的剂量之前，要确保这个药不会让她感到不适。我们得上楼去她家。巴里和托尼轻而易举地就把轮椅抬了起来，好像提一个购物袋一样。他们把霍莉抬到5楼。楠让我们进了门，然后把水烧上，霍莉的姐姐和艾米也跟了进来。我给大家介绍我的领导，他检查了霍莉的手臂动作，看看是否符合我的诊断。茶是给我们这些来办正事的人喝的，其他人则继续喝啤酒。霍莉知道她只能喝少量的液体，所以她用一个精致的茶杯喝啤酒。

我去厨房洗过手后，准备注射解毒剂。早些时候有人打扫了屋子，台面光可鉴人。我在霍莉前臂松弛的皮肤下插入小小的针头，注射了第一份少量的药剂。此时，房间里的人还在继续谈话；巴里和托尼带走了他们母亲的轮椅；楠和艾米坐在扶手椅上，霍莉的姐姐波比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从我们坐的地方可以看见霍莉焦躁地走来走去，我的领导跟在她旁边，以防她摔倒。她嘴里还念叨着自己下午有多么开心。

终于，霍莉在她姐姐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虽然烦躁不安，但她还是乖乖坐着。渐渐地，她不说话了，只听周围的人絮叨。我发现领导密切注意着她。

领导轻声问道：“你想睡觉吗，霍莉？”她点点头。波比和我腾出地方，让她在沙发上躺下，但她不停地翻来覆去。她太虚弱了，没法上楼睡觉，所以艾米去楼上拿了一张可以卷起来的睡垫。这是朋友过来睡觉时用的。楠和波比铺好床，霍莉在上面躺了下来，闭上了双眼。

领导问道：“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霍莉？”没有回音。霍莉发出轻轻的鼾声，艾米笑了，但楠俯下身子，有些害怕地叫道：“霍莉？霍莉？！”

领导坐在床垫旁边的地板上，伸手摸霍莉的脉搏。这时候，她静静地躺着，呼吸轻柔，偶尔发出鼾声。领导抬头看着我们，说：“你们发现她的情况在变化吗？”是的，情况在变化。她的身体变得更加瘦小了。她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了，过去几周一点点蔓延身体的疲惫感现在彻底把她压垮了。楠伸手抓住霍莉的手，对艾米说：“把你姐姐叫回来。”

艾米满脸困惑。她姐姐到朋友家过周末去了，不希望有人打扰。艾米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状况。

“艾米，”我说，“我想你妈妈太累，可能不会再醒来了。”

艾米张大了嘴巴。她把她母亲、摸脉搏的领导、她外婆和我挨个看了一圈。“并不是今天的事让她筋疲力尽，”我说，“你今天帮她做的事好极了！昨晚她折腾了一夜，那之前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对不对？”

艾米睁大眼睛看人时，样子跟她妈妈像极了。她点头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这种疲劳是由她的病引起的，与她今天的忙碌无关，”我解释说，“但是，如果你姐姐想在身边陪着妈妈，那么现在就需要来了。”

艾米的喉头动了一下，站起身来，拿起笔记本找电话号码。

“给我吧，”楠说，“我来打。”

艾米默默地指出要找的那个电话号码，楠走到窗台处。那里放着电话机和录音机。她在拨号。我们听到嗡嗡的电话铃声，然后有人接起了电话，楠传达了信息。这时，霍莉睁开眼睛，问道：“我为什么躺在这儿？”

“喝得太多，没法再上床睡觉了。”波比试图开玩笑，泪水却流了下来。

“不要哭，波比，”霍莉说，“我没事，我只是太累了。但我们今天过得很快乐，不是吗？”她扭动着身体，钻进羽绒被，问道：“我的姑娘们呢？”

“我在这儿，妈妈，”艾米说，“塔尼娅在回来的路上。”

霍莉微笑着说：“过来抱抱。”艾米抬头看着我们。领导朝她点点头，后退几步，给她让出了空间。艾米在妈妈身边躺下，把胳膊搭在她的肩上。

前门“砰”的一声打开了，一个女孩“嗖”地冲了进来。

“妈妈？妈妈！她在这儿吗？在哪儿？楠？楠！发生什么事了？”

楠过去拥抱她，然后拉着她来到床前，说：“她在这儿，塔尼娅，她在这儿。她太累了，我们临时给她搭了一张床。这两位是医生。妈妈没事，但她很累，她想让你抱抱她。”

塔尼娅在霍莉头旁的地板上跪了下来，艾米伸手握住她的手，拉它去摸妈妈的脸颊。

塔尼娅说：“妈妈，我回来了。”霍莉把手放在女孩子们的手上，叹了口气。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室外的光线逐渐消退，房间暗了下来。大家都一动不动地坐着。屋子里半明半暗，街灯橘黄色的光洒进房间。领导时不时平静地说着话。

“看她睡得多么安详。”

“你们听到她呼吸的变化吗？现在不是很深了，对吧？”

“有没有注意到她时不时没有呼吸？这说明她处于无意识状态，非常非常放松……这就是生命走到尽头的样子，非常安静、平和。现在我不指望她会再醒过来了。她很舒服，很安详。”

霍莉的呼吸变得非常轻柔，几乎听不见，然后停止了。一家人都沉浸在宁静之中，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她停止了呼吸。楠小声问道：“她还在呼吸吗？”

女孩们坐起身，看着霍莉的脸。

“我想她几分钟前已经停止了呼吸，”波比说，“但我希望这不是真的。”

领导问姑娘们：“你们觉得她有动静吗？”她们摇摇头，眼泪夺眶而出。

“你们做得很好！你们给了她最美好的白天和最宁静的夜晚。她已经离开了，”女孩们在抽泣、喘气，领导等她们平静下来后继续说，“她走得很安详，因为你们在这儿，她很宁静。你们让她心满意足。”

女孩们从床垫上爬起来。领导鼓励她们抚摸妈妈，对她说话，保持房间的平静气氛。看到她们再次躺到霍莉身边，轻声哭泣，低声诉说对她的爱，我感到此情此景无比美妙。这是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悲伤，但终归不是我的家人，我觉得流泪不合适。我竭力把注意力放在领导布置的下一步工作上。

我的领导对楠说：“我们需要打电话给值班的家庭医生，证明霍莉已经去世，然后你可以打电话给殡仪馆主任。不用着急，慢慢来。我这就给医生打电话。如果对你和姑娘们有帮助的话，霍莉今晚可以留在这儿。”

楠知道该怎么做。她之前送走过两任丈夫和一个儿子。

她问要不要给我们续茶，但领导已经把死讯通报给了值班的家庭医生，他表示我们必须走了。于是，我们离开了烟雾弥漫的屋子，来到灯光照耀下的阳台，默默地走下阴暗的楼梯，来到人行道上。

领导问我：“你还好吧？”当然不好了，我觉得自己刚刚杀死了一个人。但我嘴上说的是“我很好”。

“你知道针药并不是导致她死亡的原因，对吧？”

“嗯……”我吸了吸鼻子。

“她太累了，如果不是静坐不能给了她虚假的能量，她可能昨晚就死了。如果不是你控制住它，她会痛苦不堪，心烦意乱，把自己整死。是你控制了她的焦躁感，在她享受了最后一天的辉煌后，让她的内心获得了安宁，能躺下来抱着两个女儿。”

又一阵雾气从河面涌起，黄昏过去了，夜幕降临时分，我们往回朝汽车走去。这是我第一次值班负责临终关怀。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在霍莉身体放松、抗呕吐药带给她的焦躁感逐渐消退直至离世这一过程中，我目睹了领导如何一直与霍莉的家人交谈，从中我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课。他指出她们观察到的情况；引领她们度过整个过程；让她们确信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都是安全的。领导所扮演的正是经验丰富的助产士的角色：在整个过程中与有关各方交谈，将他们安全送到预期的地方。这是一份赠予，它让女儿们参与整个过程，将来当她们回忆起离别时刻，就会明白，她们平静地待在心爱的妈妈旁边就是送给她的最后礼物。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我目睹了一位大师履行职责的过程，得以向一位温和、观察力敏锐的榜样学习。

不宣而至的再见

对于家人和朋友而言，看着亲近的人逐步走向预期的死亡是一种安慰。因为他们一边安排优先事项，一边等待着死亡的来临。然而，死亡有时候不宣而至，出人意料。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等待被认为是一种幸事，因为与有机会跟逝去的亲人说再见相比，瞬间猝死、不辞而别往往更难让人接受。

最残酷的一种情况也许是，患者病情持续好转，似乎已经脱离了危险，却突然离世。发生这种情况时，亲人必须做出巨大的调整，专业人士也是如此。

亚历山大和哥哥罗兰、亚瑟都以英雄的名字命名，他们的母亲希望以此激励他们，但为了避免像两个哥哥那样，每天在学校遭人讥讽，亚历山大把名字缩略为亚历克斯。亚历克斯生性安静，喜欢艺术和攀岩；宁愿独处；热爱色彩和质感，热衷于创作巨幅油画；喜欢独自攀登孤峰绝顶，从中获得乐趣。家人鼓励他学习会计专业，他没有听从，而是选择了绘画。他既没有事业有成，也没有稳定的感情，母亲对他未来的担忧他都看在眼里。

但亚历克斯有值得称赞的一面。他对自己的艺术顽强而执着，忍受着身体的不适，从无怨言。他忍受背痛长达数月，以为是爬梯子的时候拉伤了肌肉，直到痛得无法帮老板刷天花板了，才去看家庭医生，之后，在健康专业人士之间兜兜转转6个月之后，才有人建议他拍胸片。胸片显示亚历克斯的双肺布满了高尔夫球大小的癌细胞肿块，事情这才真相大白。

要求他拍胸片的医生问道：“亚历克斯，背痛和疲惫感出现之前，你的阴囊痛不痛，或者有没有感到睾丸里头有肿块？”亚历克斯没料到医生会问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但他清楚地记得，几个月前，他感到阴囊火辣辣的，有酸痛感，这个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他原本以为是踢足球时弄伤的，因为感觉太尴尬了，没去看医生，所以他就那样等着肿胀感消失，尽管仍然感觉睾丸疼痛、变形，但出于害羞，他始终没有向别人提及。之后，背痛转移了注意力，他没再注意睾丸的问题。长久以来，从睾丸开始的癌症慢慢扩散到腹部深处、靠近脊柱的淋巴结链，导致淋巴结肿大、受损，最终任由癌细胞进入血液，侵入肺部。

就这样，亚历克斯成了“孤独舞厅”的新人，他入住的病区有6张床，几个同患睾丸畸胎瘤的小伙子一起在这里接受为期5天的常规化疗。当然，他很焦虑。像所有来到“孤独舞厅”的患者一样，亚历克斯切除了睾丸的癌细胞，为了检测癌细胞的扩散程度，他还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结果发现，癌细胞不仅进入了肺部，也殃及肝脏和肾脏，肿瘤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散落在腹腔周围，亟须治疗。好消息是，睾丸畸胎瘤可以彻底治愈，即使已经广泛扩散，治愈率依然很高。20世纪80年代，在我们医院，这种治疗在被患者们戏称为“孤独舞厅”的房间里进行。

第一天等着打点滴时，亚历克斯烦躁地在病房里踱来踱去，从高高的玻璃楼梯上下楼时，周围环境一览无余：临近市中心的大公园绿意盎然，还有当地阶梯式排屋的屋顶和烟囱，以及医院后面维多利亚风格的公墓。

畸胎瘤常发病于年轻男性。亚历克斯来到病房，发现有5个同伴在分享过去三周各自的经历、争论当地足球队是否可以离开积分排行榜的垫底位置。他们还会讨论秃头是否性感，因为化疗导致这些年轻人的脑袋变得像鸡蛋壳一样光滑，对于他们而言，保持性感尤为重要。每个人都有一只胳膊在打着点滴，他们都穿着短裤和T恤，或者躺在床上，或者拖着输液架走来走去分享杂志和口香糖。他们在等着吃第一组抗呕吐药，之后，输液管上面挂的盐水就将被化疗药取代。他们给予亚历克斯兄弟般的欢迎。

“你患病的部位是哪边呢，伙计？”

“扩散得厉害吗？”

“运气不好，伙计，但这儿的人会把你治好的。”

“你是把头发剃掉，还是等它自己掉？”

我是癌症中心资历最浅的医生，被安排到了这个有32张病床的病区。为了保护隐私，我拉上了亚历克斯床周的帘子，然后向他解释化疗方式。病房里另外的5个年轻人聚在远处的角落，继续讨论昨晚的电视节目和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大，足以证明他们没在偷听：每个人先后都在这里经历过第一次化疗，都曾感到害怕、尴尬，但每个人都学会了适应癌症病房的生活。

“孤独舞厅”的所有成员都参加了临床试验。为了实现最高的治愈率，试验数据由欧洲各地的数据中心收集（现在仍在收集）。这种持续的跨欧洲合作使得95%以上的畸胎瘤患者有望治愈；即使是亚历克斯这样的晚期癌症患者，治愈率也超过了80%。化疗毒性很大，不仅杀死癌细胞，也损伤骨髓、肾脏和其他器官。

在这种艰苦的治疗过程中，这些小伙子最难忍受的恶果是反胃。他们整整5天都感到非常恶心，有呕吐感、干呕。针对治疗引起的恶心，现在已经有了更好的药，但在当时，我们执行了一个巧妙的计划，以缓解他们的恶心：在那5天里，他们服用几种组合很奇怪的药物，包括高剂量的类固醇、镇静剂和一种含大麻的药，这会令他们昏昏欲睡、心情愉快。

一旦药物开始发挥抑制作用，不时地大笑和讲下流的笑话就成了小伙子们的常态。“孤独舞厅”虽说是一个癌症病房，但它总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而且，由于药效在5天以后消失，除了彼此之间的友伴关系，小伙子们对于这段经历都没留下什么记忆。

我向亚历克斯解释了他在诊所的时候已经了解到的各种情况，但正如大部分患者一样，他只记住了一点点内容：癌症、繁多的癌细胞、化疗、验血、精子计数、头发掉光、恶心、不能上班。一些有用的细节，如可治愈、保持乐观、能重返岗位，都成了耳旁风。他被吓坏了，进而为自己受到惊吓而感到羞耻。像所有的登山者一样，他可以面对摔倒和突然死亡的恐惧，但是想到要眼看着死亡一点点走近，他就像被绑在木桩上等待龙王到来的献祭女孩一样无助，浑身瘫软。他应该努力成为与他同名的亚历山大大帝，而不是无助地等待牺牲。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恐惧，并自称懦夫。他的羞耻感甚至比恐惧感更强烈。

帘子外传来笑声：英格兰队的前卫雷·威尔金斯（Ray Wilkins）正在接受电视采访，他刚刚被问到，其他球队后卫对他的无情铲球是否要了他的蛋蛋。那些手术后只剩一只睾丸的男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笑声，这刺激到了亚历克斯。在帘子后面，亚历克斯用悲伤的眼神看着我，他躺在床上，把被子往下巴处提，小声说：“我永远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勇敢。”同时，眼泪顺着面颊慢慢流下来。我刚说完“你只需要一天一天地熬过去”，他的身体就前后摇晃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拼命想抑制难以遏止的抽泣。外边的男孩们知趣地开大了电视机的声音。他们比我明白，在所有情况中，最糟糕的莫过于对恐惧的恐惧。

我感到如此无助。当着我的面哭泣对他的伤害是不是更大？如果我现在离开，会不会等同于抛下他？我感到双颊热辣辣的，面对亚历克斯巨大的绝望，我的双眼也渐渐酸涩起来。

我不能哭，不能哭，不能哭……

“我无法想象这里的每个人是多么艰难，”我说，“我只知道，每个人在第一天都和你一样。他们当时都是这个样子，但你看看他们现在。”

亚历克斯小声说：“我真是个懦夫。”他的身体继续摇晃着，慢慢才止住了啜泣。

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如何说些给他希望的话。我伸手取来器具托盘，准备给亚历克斯打点滴，他伸出双臂，好像让我给他戴上手铐一样。

我问亚历克斯：“你习惯用右手还是左手？”像很多艺术家一样，他是左撇子。我在做好准备、收紧止血带、寻找合适的静脉血管时，问起他的艺术创作，他告诉我他是多么热爱创作：他想象着正在创作的作品，感觉它几乎已经摆在了眼前；创作每一幅画作，一层一层地涂上颜色；在纹理、表面、图片和色彩中幻想，以及在行走和攀爬时，他在自然界中看到的表面和空间、颜色组合如何令他深深地陶醉。

说话的时候，亚历克斯完全脱离了现实，几分钟后，液体输上了，他的表情很平静。征得他的允许后，我掀开了帘子，只见他的5个室友在电视机旁打牌，输液架间是一圈光亮亮的脑袋，看起来好像金属做的树丛中围着一圈奇特的伞菌。

他们中有人问道：“想加入吗，伙计？”亚历克斯点点头，抓起了输液架。趁着这个间隙，我在想，勇敢到底意味着无所畏惧，还是能忍受恐惧。为什么离开病床后，我才想到了有用的话？

到了下午晚些时候，所有的小伙子都烂醉如泥，为英格兰队大肆呕吐。他们躺在床上，试图将头对准医院提供的洗脸盆：他们太困，动作太慢，突然想要呕吐时，根本吐不到摆在病区其他地方的塑料小碗里。他们嘲笑着彼此，相互打气，到了我回家的时候，他们都在不成调地唱着那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三周过去了，又到了“孤独舞厅”的星期一。我们要做的是收集6份血液做测试，给6个人打点滴，开6组改善精神状况的药，回顾6个人最近三周的情况。此时的亚历克斯不再是新人，他已经知道规矩了，现在，他和室友们一样都是光头。对于马拉多纳以“上帝之手”针对英格兰队的行径，大家感到非常愤怒。胸片显示，亚历克斯的许多癌细胞正在迅速萎缩。我拿给亚历克斯看片子上的明暗对比，即黑暗的肺组织背景上那些大大的白色台球状阴影，并告诉他，才进行了第一轮化疗，癌细胞就已经大大缩小……这一切都令他惊奇不已。

我解释说，肝脏、肾脏和腹部的其他继发性肿瘤也因为化疗而萎缩和消失。这会进一步增加治愈机会。亚历克斯神情严肃，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本想问问他的感觉如何，恐惧感是否仍然那么强烈，但我担心触及他的痛处，他可能还没有完全镇定下来。

那周星期三晚上轮到我值班，回家前，我先检查了“孤独舞厅”成员们的输液情况——否则晚上液体不走动的话，我就得开车回来，帮他们重新调整。小伙子们都很安静。病房的窗户朝南，房间热得像暖炉一样，夜幕降临以后，房间里才有了一丝凉意。大部分人的液体都走得很好，但亚历克斯针头周围的皮肤微微发红，他发现移动手臂时，液体不走，输液器发出警报声。我拿起一个小盒子，拉上帘子，重新设置输液管。

帘子拉好以后，亚历克斯轻声对我说：“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忍受这一切。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情况好像在好转，但即使癌细胞全部都消失了，我们也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永远不再卷土重来，对吗？”

我正集中注意力试图把针管穿进他前臂的静脉，所以没有回应他。面对静默，亚历克斯叹了口气，说：“我忍受不了等待的感觉。等待死亡的人该如何忍受这一过程？我不想知道。”

我把管子绑好，按下按钮，重新开始输液。显示“开”的灯闪烁起来，这回我放心了。我坐起身来，看着亚历克斯。他靠在枕头上，虽然没有睫毛和眉毛，眼睛倒是很明亮。他看上去很放松，但眉头紧锁。

亚历克斯无精打采地问道：“人要死的时候，自己能意识到吗？”因为药物作用的原因，无论我们的谈话多么有意义，他都不可能记住。然而，此时此刻，得益于药物带来的深度放松，亚历克斯由衷地问了他最害怕的事情。对我来说，这个机会可能只有一次。

我静静地等待着，看着亚历克斯的表情发生变化。他停顿了一下，抬头看着帘子的横杆，眯起眼睛，好像是在努力集中注意力。然后他从容不迫地说：“我不确定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你……”

我提醒自己：不要插话，让他保持思绪。“你从这个窗户往外看过吗？”亚历克斯终于问道。哦，不要啊，他指的是墓地吗？“看过。”我小心谨慎地回答。我们这是要谈什么呀？他拉长声调说：“你知道它有多高，对吧？”我知道，我一天要爬很多次楼梯。“你知道我是个登山者，对吗？”“对……”“我一直在琢磨。我不需要等待死亡。爬到窗台上很容易。如果从那儿跳下去，会直接掉到混凝土上。砰！一秒钟就结束了。”他伸出手臂，拍了一下床。

我跳了起来。天哪，亚历克斯已经制订了一个自杀计划，不想再继续等待死亡降临。

“你一直在想这件事吗？”我尽量保持声音的平稳。

“我一到这儿就注意到了，也查看了楼梯井，但它太窄了，坠落途中会碰到太多东西。外面要好些。”

“想这事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我一边问，一边害怕听到他给出的回答。

“我感觉又有力量了，因为我有了选择，我可以跳出去——砰！”亚历克斯又敲了敲床，但这次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我可以任意选择一个美好时刻……”他懒洋洋地躺在枕头上，咧嘴笑着，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观察着我的反应。

我问道：“你觉得你……呃……很快就需要这样做吗？”我绝望地想，如果他现在从床上跳下来，想从窗户那儿挤出去，我该怎么寻求帮助。

“不会，”亚历克斯微笑着说，“现在不要——我们知道‘那家伙’正在落荒而逃。但是如果它卷土重来，我就不会再等它来烦我了。”我问道：“那我需要担心你这周做这件事吗？”但他又睡着了。过了几分钟，他打起鼾来。明天我要征求精神科联络小组的意见，至于今晚，看得出亚历克斯太困了，不可能离开病床。我可以回家了。

凌晨时分，床头的电话响了。我瞌睡未醒，昏头昏脑地握着梳子说话，过了一会儿才发现了电话听筒。我刚刚说了声“你好……”，值班护士就打断了我。

“亚历山大·莱斯特！”她声嘶力竭地说，“两头出血。已经打电话给重症监护室了。就这事儿！”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亚历克斯为什么出血？他的血细胞计数正常。他一定做了什么。他跳楼了吗？见鬼！如果他跳楼了怎么办？我的鞋子在哪儿？汽车钥匙呢？这都是怎么回事？

开车去医院需要5分钟。这时还不到凌晨2点，交通很顺畅。我把车停在救护车的车位上，为了避免电梯发生故障，我“噔噔噔”跑上楼梯。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到了病区，在走廊里碰见了值班护士，她大步流星地朝我走来。

“啊，曼尼克斯医生！我打完电话后，患者已经转到重症监护室了。血压测不到，且吐血、拉血。另外已经开始静脉输液，进行液体复苏。已经通知家属。还有别的事吗，女士？”

“发生了什么事？”我感到大惑不解，“他跳楼了吗？他哪里流血？”

值班护士大声说：“跳楼？跳楼？”我自己也跳了起来，好像得到某种指令似的。“你什么意思，跳楼？”

我深吸一口气，尽可能平静地说：“请把情况如实告诉我。”

护士解释说，午夜前后，亚历克斯开始焦躁不安，他要了一个便桶，拉了一通血便之后，血压顿时就垮了，开始吐血，但没有跳楼。如果我明知道他有这个考虑，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就是我的错。虽然听到护士的话后，我的内心交织着放松和震惊，但最终它们都被波涛汹涌般的愧疚感淹没：亚历克斯躺在重症监护室，我却在担心着自己。

“看起来他的胃肠道出了大量的血，”护士继续说，“要我说的话，我觉得这些血液来自大血管。”

情况听起来不妙。确定了癌症中心的其他患者暂时不需要我的帮助后，在担心和羞愧的双重驱使下，我沿着明亮的走廊朝重症监护室走去。他们已经电话通知了亚历克斯的肿瘤顾问，他在来的路上。

亚历克斯侧卧着，不省人事；房间里有股血腥的大便味道，辨出这种甜腻的气息后，我感到心惊肉跳。他插着两根输液管，其中一根通进颈静脉；监护仪显示脉搏很快，血压很低。情况很糟糕。一位护士不停地按“低压”警示按钮，想让监护仪持续的尖叫声停下来。亚历克斯的母亲坐在床边，脸色苍白，旁边的年轻人（他简单地介绍自己叫“罗利”）看上去简直就是亚历克斯的翻版。重症监护室的顾问也在场，她解释说，亚历克斯失血过多，他们在等待血库的交叉配型，因为他在化疗期间肯定接受了经过病毒筛选的血液，他们在给他输凝血因子和血浆，但他的病情非常严重，不能接受止血手术。情况真的很不妙。他的癌症就快治好了，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突然，亚历克斯的头几乎被自动推回到了枕头上。深红色血液像一条巨蟒，从他嘴里急速窜出，把他的头猛地朝后一推，盘卷在他旁边的枕头上；巨蟒湿漉漉的，闪耀着光芒，它那红色的液体弄污了枕套和床单，亚历克斯呼噜一声倒吸一口气，停止了呼吸。他母亲意识到巨蟒是亚历克斯的血液之后，发出一声尖叫。也许那是亚历克斯体内全部的血。罗利站起来，抱着她，在护士的陪同下，把她带去某个安静的房间，她的哭声响彻楼道。

我吓得目瞪口呆，全身瘫软。这是真的吗？我是在做梦吗？可惜不是。盘绕的巨蟒像一只巨大的褐红色果味奶冻似的，坍塌成一团。我们不该做点什么吗？但做什么呢？

重症监护室顾问在检查亚历克斯的脉搏，她说：“以这种方式告别真可惜……”她似乎离我很远很远，好像是在电影幕布上一样。复苏措施徒劳无益。她摇摇头，问我要不要一杯咖啡。咖啡在这时好像有奇异的作用，能平静人心。我接受了。

亚历克斯的肿瘤顾问来了以后，我们把他带到护士办公室，喝着咖啡，听他介绍情况。这位肿瘤顾问以前见过这样的情况：肿瘤把肠道粘连在大血管上，虽然化疗缩小了肿瘤，但在肠道上留下一个洞，体内的血液从这个洞倾泻而出。这种情况很罕见，但可以识别，如果出血量大，情况就无法控制。

我一直在想，亚历克斯不想看到死亡来临。他如愿以偿。

然而，我知道，清除掉血液凝块，更换完床单被罩，把亚历克斯的身体洗干净之后，家人会获许进去看他最后一眼。亚历克斯再也无须为了逃避死亡将至的恐惧而跳下高楼，但这个想法并不能带给家人安慰。亚历克斯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道别。

第二天早上，我们需要告诉“孤独舞厅”的病友，亚历克斯已经结束了治疗。

这段故事讲起来很困难，读起来可能令人惊骇。死亡以预期的方式来临时，大多是可控、温和的，但确实也会突如其来、令人意想不到。并不是所有的死亡都“井然有序”。死亡突然来临时，由于丧失了意识，死者通常没有充分的感知，但周围人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即使眼看亲人平静地死去，丧亲之人往往也需要反复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是将痛苦经历转化为记忆的重要环节，而不用每次一想起这事，就好像它仍然是当下的现实，又要把它重新体验一遍。

有时候，我们这些照顾重症患者的人也需要互相交流情况，这样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重返工作岗位，继续承受心理创伤。

最后的守夜

在姑息治疗领域，患者临终前，守夜是常见现象。有些家庭进行得很平静；有些家庭采取轮班制，既要照顾将逝之人，还要照顾刚替换下来的照顾者；有些家庭会发生地位争夺战，看谁最悲痛，逝者最钟爱谁、最需要谁、对谁最满意；许多家庭欢声笑语，还会一起闲聊、回忆；另一些家庭更安静，更悲戚；有些家庭只有一个人独守；有时候要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守夜，因为患者无亲无故。所以，当我有机会第一次坐在深爱的人床边时，我对之前已经无数次目睹这个场景的感受有了新的认知。

唉，这事完全出乎意料。房间的光线很暗。门头上方的夜灯在四张病床和床上睡觉的人身上投下微弱的光芒。其他三位病友偶尔发出轻微的咕哝声或者吵闹的鼾声，越发凸显了眼前这个白发女人的安静。我坐在椅子上，凝视枕头上那张苍白的脸。她闭着双眼，每次吸气、呼气时，鼻孔微微张开，嘴唇随之轻微开合。

我在她的脸上搜寻线索。一侧眉毛微微动了一下——她醒了吗？她痛吗？她想说话吗？但吸气和呼气的节奏仍在不间断地继续着。这说明她无意识、没知觉。

这是我的外祖母。她快100岁了。她的一生见证了20世纪的种种奇迹：小时候，她看见灯夫点燃家门外的煤气灯，怀着羡慕的心情，看着身穿礼服和夜间斗篷的邻居登上马车，去镇上过夜；十几岁时，她目睹哥哥为了去法国参战，伪造身份文件，最终迎回的是他残余的躯体；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她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其间一个儿子夭折了，而现在，国民保健服务体系提供婴儿常规免疫，可以预防夺去她儿子生命的那种病；后来，她丈夫死于感染，而现在，今天的抗生素就可以治愈这种感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带着余下的孩子撤到乡下，在一家军火工厂上班，生产线上的妇女们不时偷偷地把炸弹的雷管弄坏，希望挽救德国平民的性命；之后，她回到自己在城内的家，德国人往她家房子上投了一颗燃烧弹，所幸燃烧弹的引爆装置失效了。此外，她亲眼看到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诞生；她的孩子们接受了高等教育；她看到了人类在月球上行走。现在，她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女家长，但她快支撑不下去了。

她急促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咕哝着呼了出来。

“姥姥？没事儿的，姥姥。我们明天就带你回家。现在你可以睡觉了。大家都在这儿呢。”

我在听她的反应。我是说，我真的在认认真真地聆听。咕哝声里有话语吗？她在做梦吗？她是醒着的吗？她害怕吗？

但她马上又恢复了单调的无意识呼吸。我坐在那儿，凝视着她，在这张亲切而熟悉的脸上寻找着线索。

我见过很多家庭都像我一样，无眠地守候、探望。这时，我已经从事姑息治疗工作11年了，每天都看见有人临终。我怎么完全没有意识到，坐在那儿等候的家属其实在一边深切关注，一边分析情况？

这不是一种被动行为。我处于异常警觉的积极状态，在她的脸上寻找线索，从她的每一次呼吸中寻找证据：怎么回事？不舒服？疼痛？满意？平静？这就是守夜，突然间，我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全新视角，重新认识了熟悉的守夜模式：家人聚集，轮班值守，从患者脸上详细分析几乎没有什么内容的信息。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我正好获邀回家乡做一个演讲，所以我很开心地接受了邀请，因为这样我就有机会看看父母，见见其他家人。几天之前，在来的路上，家人从医院打来电话，要我改变行程。我也没有在父母家吃饭，而是在市医院急诊室的小隔间与他们会合，围绕在无所抱怨、笑意盈盈的外祖母身边。

医生评估了她的背部疼痛情况，最终确定她患有结肠癌。肿瘤已经很大了，之前没想到她得的是癌症。医院安排她住进这个隔间。病房的医生刚取得行医资格，经我说服，他同意使用镇痛剂。不久后，医院的姑息治疗小组来了，他们会提供更专业的建议，这样，我只需扮演外孙女的角色就够了。

第二天，姑息治疗的专业人士再次聚首开会，我应邀在会上发言。我走出“家属焦虑症”状态，进入“会议发言者”模式。两个小时的会议非常顺利、愉快，我脱离了悲伤，其他几位家庭成员则在医院陪着外祖母。我后面的演讲者是一位社会工作者，他的发言有关丧亲的家属，感人肺腑，一下就戳中了我的泪点。会议结束后，我去衣帽间擦掉脸上的睫毛膏，匆匆赶回医院。

留守的家人说外祖母做了检查，显示癌细胞扩散范围广泛。外祖母想回疗养院，因为疗养院有一个礼拜堂。对她而言，最重要的事莫过于靠近上帝。她对自己的病并不感到恐慌，因为她已经为死亡做了几十年的准备了，她惊讶自己竟然这么长寿。她是同代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多年见不到心爱的人，她备感孤独，渴望与他们重逢。

患癌的消息对外祖母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影响：她好像一直想知道自己最终会如何死去，她似乎很放松，以至于家人怀疑，她是否真的理解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但这就是长寿带来的智慧：没有人会永远不死，每过一天，我们距离生命的最后一天就近一天。80多岁时，外祖母发作了一次中风，语言能力受到影响。她说不出话，所以有时候代之以令人难以理解的其他表达方式，另一些时候，她会无意间变得非常滑稽。

外祖母的活动能力也很有限，但她坚定地承受了所有困难。回想起来，我觉得她盼望再发作一次致命的中风，好让她从这种被束缚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十多年过去了，她还在和我们谈论各种香肠：“你知道，那个……管它叫什么……”说不下去的时候，她就转转眼睛，意思是说“嗯，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而我们则百般不解：“香肠和其他东西”与我们的谈话有什么关系？与她的新羽绒被套，或者与她想送侄孙女的礼物有什么关系？

所以，现在她知道了。这次不是再度中风，而是癌症。盆腔神经承受过大的压力，导致“下面”（她不愿意提及，只是转了转眼珠）疼痛。她的体重一直在下降，饭量也开始减少，但还不足以引起任何恐慌。

姑息治疗小组针对神经压痛的治疗很有效，外祖母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开心之情。她解释说：“就像是……”她又转起了眼珠，“是……”眼神示意“下面”。我的姨妈一脸困惑，但妹妹勇敢直言：“是的，像痔疮一样。”

因为我正好在这儿，而且可能再也没有另外的机会了，所以我负责守夜。前一晚我住父母家，睡在我小时候的卧室里。没人守夜，因为外祖母看起来很舒服，休息得很好。今天却风云突变。她时睡时醒，看上去很疲倦，不想吃东西，偶尔喝几口流汁，还要求见教皇。牧师来看她，她很兴奋。她觉得教皇来的速度真快！天知道他们聊了些什么，反正之后她显得很平静。

到了晚上，外祖母明显已经放下了心头的负担，准备迎接死亡。疗养院一位身材矮小、经验丰富的修女来访后，发现了这些迹象，直接问外祖母最后几天想在哪里度过，没有任何拐弯抹角。外祖母说想“回家”，于是修女说，明天就送她回家。病房的工作人员也同意安排外祖母出院。之后，她微笑着睡去了，陷入了昏迷。这一情景我见过很多次，却从未真正看懂。

就这样，我在黑暗之中，坐在椅子上观察我那虚弱不堪、行将逝去的外祖母的脸。突然，她睁开眼睛说了一句完整的句子：“你不应该……在这儿……睡。”我摸了摸她的脸颊，她的鼻尖凉凉的。

“姥姥，你曾经为我们每个人度过了不眠之夜。现在轮到我们了。睡吧。我在这儿很舒服，和你在一起很愉快。”她笑了，这是个带有祝福意味的微笑，我的眼中顿时涌起了泪水，“妈妈和姨妈喝茶去了。她们很快就回来。我给你点儿东西吃好吗？”

她摇摇头，闭上了眼睛。突然，我的脑海里回响起勃拉姆斯的摇篮曲，断断续续的华尔兹舞曲转换为外祖母那低沉、嘶哑、安抚人心的声音，她给13个孙辈都唱过这首睡前摇篮曲。在这个地方，在她即将离世的时候，我思考着我对她漫长人生的浅薄了解，以及她对我的人生的充分了解。这个了不起的女人的一生受过太多苦了，然而，我对她所知甚少。对于我母亲及其兄弟姐妹，以及外祖母的8个孙女和5个孙子，她是自力更生的典范。

失去交谈能力之前，外祖母是我们的知心人，倾听我们的苦恼和过失，我们焦虑时，她充当我们的顾问；困难时，她给我们安慰。她对我们了如指掌，但极少谈及她自己。我们这些年轻人只关心自己，都没想过问问她的情况。

陪伴逝者时，眼看深爱的人慢慢陷入昏迷，直至死亡，有多少人认识到了曾以为的这些真理和理所当然的未来其实根本不会发生呢？难怪有人对诀别怀有幻想，等着对方的临终遗言、从中获得的深刻启示，以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宣言。

现在，外祖母的呼吸柔和、有点喘，既轻又浅。我有多少次向家属、医学生和患者本人描述过周期性呼吸？然而，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呼吸。听起来好像跑了很长一段路，呼吸困难，焦虑不安。但她的面部表情平静，眉头舒展，脉搏均匀、规律、稳定。我注意到，她的手和鼻子一样凉。我把她的手塞在今天从家里带来的编织披肩下面，好像我可以用某种方式让它暖和起来似的。她看上去并不痛苦，但我仍保持着警觉，就像一位守卫着危险目标的安全警卫。我所有的感官都准备着，以便随时发现她丝毫的不安。

浅呼吸停顿了。我屏住呼吸——请不要在她们外出喝茶的时候死去。然后她大吸一口气，同时伴着鼾声，另一种周期性呼吸开始了，缓慢、深沉而嘈杂。我想起患者家属多次问我，这种声音是否表示痛苦，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把打呼噜误作有意发出的声音。我专心倾听着那熟悉、响亮的呼噜声，观察有没有一丝不安的迹象，在我的孩提时代，每次她来我家，那呼噜声总令我无法入睡。

如我所知道的那样，慢慢地，这种自动呼吸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浅，浅到听不见，同时，我仔细观察她的每一次呼吸，观察她的脸，寻找脚趾活动或者手部细微动作的迹象。这些迹象表明她试图进行最后的沟通。

就这样，又过了20分钟后，母亲和姨妈回来了，她们给我带了一杯医院卖的橘子茶。我感觉已经独自在这儿待了一辈子，反复观察和评估我昏昏欲睡的外祖母的状态后，我知道已经不可能再与她沟通了，这让我感觉胸口上好像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我主动提出晚上守夜，但姨妈不同意，可惜的是，明天我就要坐火车回到我的孩子、繁忙的工作和丈夫身边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外祖母了。

但事实上，回家对外祖母是极大的鼓舞。第二个周末，我们又见到了她，她靠在枕头上，面色苍白，形销骨立，但见到我们大家，她很高兴。打盹儿间隙，她喜欢简短地交谈一番。

又过了一周，她咽气时，我不在她身边。但从那次守夜中，我学到了很多。自那以后，我还守过其他逝者，也是如此密切关注他们的状态，为突如其来的死亡感到悲伤，同时也对我在外祖母膝下学到的最后一课感到欣慰。

现在的我明白了那些在床边守候亲人的人是多么细致地关注细节，他们分析得多么认真，这份责任多么令人精疲力竭。我也要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回应他们的需求和问题，当他们频繁要求我检查亲人的任何不适或痛苦迹象时，我要更加耐心。这最后的守夜是体现责任感的时候，我们能从中认识到一个即将结束的生命所具有的真正价值；这是一个观察和倾听的场合，是一个思考彼此联系，以及思考即将到来的分离将如何永远改变我们自身的机会。

我们这些守夜者看起来只不过是坐在椅子上静静等待，但殊不知，我们其实服侍得是多么热切、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