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代”跟帝国主义的工业化、国际市场、殖民体系是不可分的一体，“现代”所到之地，旧的社会脉络被剥离。中国遭遇西方列强，被卷入现代化进程，这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文化人纷纷从西学中寻求治国药方。梁启超梳理过三个阶段，器物上感觉不足，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体制上感觉不足，发动变法，进一步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要求全人格的觉醒。在今天再去回顾，会发现现代民族国家，资本经济体系、殖民贸易、议会民主、国民教育、个人主义，将文学学科化的社会分工，臣服于未来的时空观，是西欧基督文明演化出的整套架构，成形不过两百年左右。它在其他文明地区的快速输入，所造成的震荡巨大，这震荡至今尚未终结，制造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伤和活力。
而近代新文学最高成就，是中国作者承接上古魏晋伟大传统，与同时期（19、20世纪之交）西方的前卫思想、艺术、文学共振的结果。（例如尼采的哲学、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未来派等。前卫派（Avantgarde）源于西欧，影响到东欧、俄国、东亚等地，虽然流派纷杂，但是核心精神都是主张革命，超越现存社会。）这在鲁迅的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
此前，中国士大夫以古代为反思的源头，而今冒出来的西方列强，让根基震动。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刺激文化人的自我更新。西学东渐的主体，先是科技翻译，而后文学翻译。西欧的社会进化思想，线性时空观，启蒙思想大大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线性的发展观认定西欧的现代社会属于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文学只会往单一的进步方向前进。这种粗暴的文学观流毒至今。（例如“国民性”问题，可译为民族性或国民品格，英文nationl character，是梁启超从日本转译的名词之一，它是西欧的自由主义、人民民主思想、德国国家主义与日本维新启蒙的混合。国民性意味着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被当做理解人类差异的准则。它为欧洲的种族和文化优势背书，为西方的殖民体系提供进化论的依据。）
现代社会中文学的职能发生改变。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语言文学对新的国家认同、民众心理起着重大的作用。欧洲自文艺复兴开始，各国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改变古拉丁文造成的言文分离状态，以各自方言为基础，实现书面和口头语的统一，从而破除了古老帝国的文化秩序。这就是言文一致运动。日本明治维新沿用它，实现国家和文学的近代转型，清末外交官、诗人黄遵宪受此启发，也提出该主张。新文化运动基本延续了上述脉络。
容纳了新思想的散文、小说占据文学中心地位。新的印刷技术也大大提升了报刊媒体的影响力。戊戌前后，维新派大力提倡外国小说翻译，20世纪初，每年出版的翻译小说已有百种之多。林纾用文言译欧洲小说，影响很大。梁启超还以结合传统的雅言口语，再加上外语语法，创作出灵活铿锵、气势撼人的新散文。梁启超代表新文体派，而严复、林纾和章太炎用更雅正的古文形式宣传新思想。起初，宣传新思想是紧迫的任务，文体语言并不是求新求变的重点。黄遵宪的诗是文言，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但写诗也是旧体。
明清白话文学已达到非凡的高度。到19世纪晚期，在华的外国基督传教士又大量引入新的语法结构和名词，创造出较成熟的欧化白话，他们翻译西学，创作散文、诗歌、小说，堪称新文学的先驱。
1911年辛亥革命宣告两千多年封建皇权专制的结束。晚清到民国的思想、文学界的转型，也让一批新型的知识人、文化人群体取代了传统的“士”。辛亥革命后十多年，军阀政权交替，许多知识精英在幻灭中反思，只有完成文化的现代化才能实现真的社会革新。
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划分为中西对立、新旧对立。从维新派、章太炎到鲁迅、胡适，他们还保有古代文化的根底。他们本人的主张再激烈，实际的作品中并没有彻底断绝传统。随着社会的进一步转型，新式教育发芽，之前的文化、文学才真正成为所谓历史的、古代的，甚至是边缘的、秘境中的产物。
2．新文化运动到五四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当时，西方传入的大学制度建立起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实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种自由讨论的风气给予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活动空间。《新青年》的主将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人，他们重估孔子，挑战儒家文化合法性，又引进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思潮理论。例如陈独秀的批判受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影响；周作人提倡经由日本新文学学习到的欧洲人道主义文学；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观点。他们与各种反对派展开论战。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以进化论探讨文学的时代性，认为现代社会必然要进行白话文的普及，废除文言。他提出了改良的八事（原则）：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他的文章本身使用文言，原因是文言文经过翻译实践，容量加强，其实能适应当时的表达需要。而新式白话尚在萌芽，文化精英将它看作自上而下灌输知识的工具，而非严肃专业的文化语言。胡适强调白话文运动、文学革命是跟民族国家建设血肉相连的使命，白话因此被称为国语。他又以西方学术框架整理传统文学，结论多有偏颇粗劣，但是为新文学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持。胡适所说的白话，还是着重古代白话文学和口语的继承，后来傅斯年等人又系统、全面地提倡欧化白话，认为新语言和新思想不可切割，汉语要增强表现力，塑造新人，必须从外来语学习更多。
章太炎及弟子刘师培、黄侃等人，面对西方现代性拔除殖民地文化传统的冲击，重新整理、阐释《文心雕龙》《诗品》《文选》等著作，试图从本土文化的自身中再造新声。这些人的工作曾被看作复古和保守的逆流，但在今天可以有更公允的考察。文体的差异是中西方文学问题的关键。文体、文学的特殊与文字的特殊相关，章太炎的文体学研究从文字训诂入手，着眼可谓深远。严复、林纾这些西学先驱也都主张，引进的同时尽可能保留文化的形式本位，反对新白话取代文言。
文学革命运动几年时间，白话文开始全面推广，许多学生团体创办白话报刊，1920年教育部也颁布实施使用白话编写的低年级教科书。西方文艺思潮理论初步本土化之后，鲁迅又用成熟的白话小说让新文学有了很高的起点。最终，一种新型的、欧化语言主导的书面白话文成为后来五四文学的主流。
3．新文学的实绩（1）小说散文
胡适宣扬个性主义和写实主义。引发五四后“问题小说”和“社会问题剧”的潮流。周作人以“人的文学”概况新文学的本质，并提出“重新发现人”。之后他又提出平民新文学和传统贵族文学一套对立概念，他的“人”、“平民”是用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度量的结果。周作人后来反思过这些观点的简单粗暴。他转而开始主张人生的艺术派，反思文学的社会工具化，此外还探讨新文学和传统文学的承袭会通，重新吸纳古代文体诗学。现代散文理论也是周作人确立的。传统散文是指跟韵文相对的所有散文体文章。周作人援用西方的纯文学观念，把抒情叙事的艺术性散文看作美文，与小说、戏剧并列。
鲁迅是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早年留学日本，在那里完成了西方文化的教育，日本和俄国文学，尼采、达尔文等欧洲思想家著作对他影响很大。他弃医从文，回国后还有过一段埋头古代文献的寂寞时光。1918年，三十六岁的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这篇有欧洲表现主义色彩的白话文短篇，被看作现代小说新时代的发端。从1918到1925年，鲁迅创作出两部小说集《呐喊》与《彷徨》。自此，“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
“国民性”的立论本身存在问题，但是鲁迅把它翻译进中国文学，给予它艺术提升。在他笔下，国民性是奴隶们的灵魂之声。鲁迅的不朽，因为其作品，更因为在历史的循环反复中，奴隶的命运尚未改变。他从西方的启蒙视角出发，选取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以他们代表新旧世界斗争中生命的挣扎。这两种人，也成为许多近代小说家们竭力表现的对象。文学始终是生动的人学。在鲁迅的写作中，对社会的、历史的病理考察有了呼吸，所有的人和情境，依靠淬火的、冷冽的语言和情感组成活体，发出整个生命的声音。他的语言有魏晋的风骨，也属于20世纪的中国。因此有学者说，五四精神就是魏晋精神。
1920年，周作人、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字圣陶）、耿济之、许地山等在北京、上海成立文学研究会。老舍、施蛰存、沈从文、巴金等日后的重要作家，成名从《月报》上发表作品开始。1921年，沈雁冰主持改造了《小说月报》，将它变为新文学，尤其是短篇小说的阵地。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是他们信奉的标杆，杂志翻译介绍的外国文学，也集中在19世纪俄国，以及东欧等国的小说。
创造社是郭沫若、成仿吾、田汉等留日学生建立的文学团体。早期创造社，举浪漫和唯美的旗号，尊崇的是浪漫派、象征主义、意象派、唯美主义的潮流，反对《小说月报》的写实主义。郁达夫的《沉沦》短篇集，受到日本私小说的直接影响，以灵肉冲突的西方身体观来处理个人的矛盾痛苦，袒露病态之美，引领自传体抒情小说的潮流。还有两位女作家庐隐和淦女士，她们的小说，表现五四时追求解放的女性的情感历程。
五四运动造就一批“问题小说”，即茅盾说的“以劳工问题、子女问题以及伦理、宗教等等问题中或一问题为中心的小说”。作者大部分都倾向于西方的写实，也有浪漫派、象征派，其中叶圣陶贡献最大。此外有一位融合古典境界的作家废名，《竹林的故事》等回忆故乡的代表作，营造出寂静、纯净之境。
现代小说的实践结果往往并不比古典小说更接近普罗大众。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书面形式感的加强及人物的心理化倾向，全都指向文人文学传统而非民间传统。
散文是白话文的先声，它伴随报刊媒体成长，对现实的反应敏锐灵活，社会影响力最大。其中的杂文指时效性的论说文章，它形式短小、活泼，内容上要对当下的社会现象作出敏锐反应，很能反映作者的积累，杂文大家的个人风格十分鲜明。鲁迅以犀利深刻的辛辣为杂文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此外，他还是散文诗的鼻祖。六朝散文的冷峻之风，对他影响很大。
周作人创造了一个以学者的思想情趣为中心，重在“言志”的小品文世界。他心仪晚明小品，又借鉴日本俳句、英法随笔，节奏舒缓，在细节上暗藏技巧，用文言和欧化的对冲制作出涩度。涩，既是语言感觉的多层，里面也有淡化的，传统和现代社会的紧张关系。它开创的这一脉，影响深远。俞平伯、废名以及当代散文作家汪曾祺，都是其中高手。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家群的散文是另外一种缜密的白话。朱自清抒情诚恳，丰子恺以佛理观省日常。冰心和许地山有基督教的信仰背景，许地山的小说也渗透文人圈罕见的基督教意识。郁达夫的散文和小说一样的率真、感伤。此外还有林语堂、徐志摩等人，林语堂有着西方绅士的格调，徐志摩华丽抒情。
昆曲在晚清低迷，剧本重曲轻戏，北方的戏种有了相反的发展。安徽的徽调和湖北的汉调（楚调）结合，之后大规模进京发展，又博采众家，至道光末期，京剧诞生。京剧不同于传奇杂剧的华丽，以角色的唱念做打的舞台表演为主。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对传统戏曲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用白话文建设西洋式的新剧，成为新目标。话剧本是西方的一种戏剧形式。留学生将话剧带入国内后，称呼它为文明新戏，早期话剧以宣传革命为第一职责。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上海的职业剧团又开始繁荣，以市民娱乐剧取代革命教育。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是外国戏剧翻译热的开端。到1924年，西方戏剧史上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流派的作品被介绍到了中国。在砸烂旧戏的激进浪潮中，也有余上沅等留美学生，主张东西方调和，在写实和写意间架起桥梁。
（2）诗歌
诗是文学总的源头，没有新诗的建立，新文学不可能真正地开天辟地。新诗的兴起早于新小说，跟小说一样，是从欧化的、散文化的语言基底开始。胡适是新诗的第一个理论家，他提出必须打破格式束缚，让作诗如作散文。他强调以个人的性情见解入诗，同时要跟平民大众沟通，所以必须追求口语化，明白易懂。他本人在1920年发表了《尝试集》。周作人、沈尹默、刘半农等人还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借鉴各地民间歌谣的体式来创作。早期白话诗，多用白描和象征的写法，大量作品是描写具体生活场景和自然风景。
1921年，周作人在《新诗》的文章里对早期白话诗进行反思，认为之前的革新还很表面。真正猛烈的批判来自创造社的同仁，成仿吾抨击新诗的理性色彩，再度强调感情是诗的生命。闻一多说新诗陷入抽象和琐碎，郭沫若学习《楚辞》，采集中国、印度古代神话和西方泛神论的思想作助推器，写出《女神》。它吸取西方前卫派的乌托邦乐观精神，侦测到关键音：工业社会的情感方式是新的诗歌节奏、人格的突破口。
《女神》是爆破性的，之后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的前期新月派。他们反省创造社的情感泛滥，要在形式上寻求新的格律化。他们希望调和中西方诗学，和谐、均齐被看作新诗的审美特征。闻一多很早就用西方文艺理论，系统研究古诗。他区分了新旧格律的根本，旧格律是给定的，新诗格律层出不穷，由诗人随时决定。闻一多的张力在于，他的诗形式克制，情感浓烈。新月派也对西方诗的格律进行了转借，例如对欧洲十四行诗的借鉴。朱湘是新月派中的赤子，早夭的天才人物，《草莽集》中有对古典诗词独到的转化。沈从文评价它：“于外形的完整与音调的柔和上，达到一个为一般诗人所不及的高点。”而废名对新月派的批判也值得深思：“大闹其格律勾当，乃是新诗的曲折”。因为“用韵也要句子是散文的句子，不用韵也要句子是散文的句子”。“新诗的音乐性从新诗的性质上就是有限制的”，“旧诗和歌谣音乐性的长处‘在新诗里都不能有’”。（废名是新诗最深刻的理论家之一，可参考《废名集》第四卷《谈新诗》）
法国的象征主义诗学，晚唐诗和宋词，一并结合在早期象征派的诗人身上。他们对胡适的新诗理论也非常质疑。穆木天提出创作纯粹的诗，而不是用散文思考，再把它译成韵文。诗到底独特在何处，他的回答是朦胧和暗示。这是孤独的，少数人的探索。早期中国象征派的最优异者是李金发。他在文言白话的结合中潜入神秘、忧郁的境界。
至此，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也就是《潮流图》的时代背景交代完毕。谨以鲁迅1927年的演讲片段作为结尾：“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行进，忘掉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文学作品选录：
《咏史》龚自珍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今别离·其一》（节选）黄遵宪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中心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
《少年中国说》（节选）梁启超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狂人日记》（节选）鲁迅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儿。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春风沉醉的晚上》（节选）郁达夫
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眠静了。对面日新里的一排临邓脱路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在那里弹罢拉拉衣加。一声二声清脆的歌音，带着哀调，从静寂的深夜的冷空气里传到我的耳膜上来，这大约是俄国的飘泊的少女，在那里卖钱的歌唱。
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云层破处也能看得出一点两点星来，但星的近处，黝黝看得出来的天色，好像有无限的哀愁蕴藏着的样子。
《故乡的野菜》（节选）周作人
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称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瀹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间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辞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罢。”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欣幸的。
《天狗》（节选）郭沫若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