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书让我接触到了在高等教育中很多我没有过多了解的领域，如果没有朋友、同事的指导与帮助，我可能永远不会尝试去写这样一本书。很多人热心阅读了其中一些章节，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们是：桑迪·鲍姆（Sandy Baum）、希拉里·博克（Hilary Bok）、乔·鲍尔（Joe Bower）、比尔·菲兹西蒙斯（Bill Fitzsimmons）、戴维·加尔文（David Garvin）、伊丽莎白·休伊德考普尔（Elizabeth Huidekoper）、安迪·考夫曼（Andy Kaufman）、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戴维·科恩（David Korn）、理查德·莱特（Richard Light）、迈克·麦克弗森（Mike McPherson）、玛莎·米诺（Martha Minow）、维尔·奈尔（Vel Nair）、戴维·内森（David Nathan）、约翰·西蒙（John Simon）和劳埃德·魏因雷布（Lloyd Weinreb）等。
鲍勃·阿特韦尔（Bob Atwell）是我在美国教育委员会并肩战斗多年的老友，他阅读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我的好朋友兼同事亨利·罗索夫斯基通读了整篇手稿，提出了十分犀利的观点，不仅评论了本书的内容，还评价了我表达想法的方式。对于另一位老朋友比尔·鲍恩，我也欠了他一份大人情，他十分尽心尽力，不仅仔细通读了手稿，和我分享了一些他未发表的有关网络教育的文章，而且还安排自己的助手乔安娜·布劳内尔（Johanna Brownell）以精湛的编辑技术帮我修改手稿，提供了一系列有用的文章和研究成果来填补我文章中的漏洞。
我另外要感谢的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邀请而来为我的书稿提意见的三位读者，他们都很尽责，提出了详细的修改建议。如果没有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他们三位对我的帮助是无法实现的，当然出版社为我做的远不止这些，他们自始至终都给予我亲切的指导和鼓励。劳伦·莱波（Lauren Lepow）准确地帮我挑出了文中的各种语法错误，使得行文顺畅了很多。长期以来与我合作的编辑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在方方面面都给予我极大帮助，并且事无巨细，我无法再奢求一个更好的编辑了。
对我的助手康妮·希金斯（Connie Higgins），我也亏欠太多，她为我做了太多的工作：她将浩繁无尽的手稿以及修改的文字不断录入电脑，反复检查脚注，大量查询数不胜数的书籍和文章；她也时常要前往各处机构和政府部门，从它们手中获取一些鲜为人知的报告文献；甚至她还把可能对我写作有用的报纸专栏摘出来给我看。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完成本书的写作。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我的妻子西塞拉（Sissela），她将手稿通读了好几遍，从行文的语气和语体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坦率的建议，许多好朋友可能都不会这么直白地提出这些建议。从始至终，她一直在鼓励我。在过去的1960—2013年的50多年里，是她让写作成为我的乐趣，而不仅仅是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