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前几章中，我们既阐述了美国高等院校的优势及成就，也讨论了它们存在的很多问题以及错失的机遇。至此，我们可以简要地归纳出美国高等院校的劣势，以便进行改进。然而，这一总结并没有过多涉及目前问题的潜在原因和引发未来问题的深层趋势，只是揭示现今高等教育体系的缺陷（这在第1章末尾也已经提过），同时反思这些缺陷如何造成当前的问题，进而展开探讨：怎样将其负面影响最小化。
高等教育体系的外在风险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受到外力的巨大影响，高等院校通常都对此无能为力，即便是美国也不例外。在18、19世纪及20世纪前半叶，外部环境极度有利，而这种有利的状况是比较罕见的。政府、教派和当地社区斥巨资鼓励兴建高等院校。立法机构几乎不干涉校园事务以及学术政策。同时，强大的公立学校体系之所以能够为大学提供充足的优秀生源，主要得益于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高等教育得到了社会的大力支持，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加大拨款力度，旨在建立全球最强的基础研究项目。州议会大大增加了拨款资助的高等院校名额，使高等教育体系从精英走向大众，最终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校园与政府的鼎力合作之下，美国高等教育成了世界的典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成就造成了新的紧张局面，带来了新困难。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成本激增，加之其他高耗资的社会事业的资金需求急剧上扬，于是美国高等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繁荣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停滞不前。近几十年来，美国州政府和美国政府的资金援助变化幅度大，一开始慷慨解囊，不断加大拨款力度，后来拨款不但不再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与此同时，许多利益集团涉足高等教育，因此法律法规相应增多，加强问责制的呼声也越发响亮。尽管新规定并非旨在控制学术政策，但高等院校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摩擦也日益增多。
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努力获得高等教育，公立大学体系的通病给社区学院和综合性大学带来了更多问题，因为许多学生其实不具备大学生所应有的学术水平，这就使得学校教学十分吃力。虽然大学有能力也有义务采取措施来减轻由此产生的负担，但在政府援助不足的情况下，增加大学毕业生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只有美国政府提供资金援助才能够加强社区学院和综合性大学建设，以容纳日渐增长的本科生人数。
因此，进入21世纪20年代，要实现高等教育持续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政府的政策支持，而政府也愈发期待大学成为创新和繁荣的重要来源。即使如此，这种依赖关系使得双方都进退两难。一方面，学者们不断索取资金，却不愿回馈社会，政府对此十分反感。另一方面，学术带头人也不再把政府视为友好的合作伙伴。他们警惕地认为，虽然政府全方位支持必不可少，但是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却有待商榷。
高等教育体系的内在缺陷比起外部威胁，高等教育体系本身以及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不足才是与本书密切相关的重点。检视不足之处不仅能够帮助回顾实际发生过的问题，还有助于辨明哪些问题还可以补救，哪些问题已根深蒂固，而所有这些问题在高等院校教育中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不善就可能会恶化现状。
竞争的后果竞争精神往往贯穿于高等院校活动中，并为高等教育体系提供活力与动力。矛盾的是，高等教育体系本身就是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只有为有价值的目标而竞争时所付出的努力与所表现出的主动性才是有益的，一旦动机不纯，大学之间的竞争就变得不那么有利。
在确定目标时，高等院校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学科带头人更倾向于重视看得见效果的目标，并非那些微妙又难以量化的目标，而周遭环境更是加强了这一影响。诸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这样的杂志会发布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排名，这些排名主要基于精确的量化指标，但这些指标与教育质量却毫无关联。美国许多州政府要求各大学定期提交报告来陈述自己取得的进展及实现的目标，例如招生率和毕业率上升情况等，但却往往忽视学生的学习成果。美国政府投入大量经费支持科研，因为科研成果可以用研究发现来衡量，并且可以由专家来评估。但美国政府对旨在改进教学方法的项目却投入甚少，主要因为这些项目效果难以评估。
近几十年来，这种做法的后果已经凸显。各大学对新生的入学考试成绩和高中学校排名提出更高要求，大幅增加筹款总额、创立新项目、建造新教学楼等，这些看得见进展的目标已然优先于无形但却迫切的需求，即提高教育质量。而筹款的盈余资金本可用于提升网络教学质量或者探索其他新的教学方法，但如今却被直接投入有利于提高学校全国排名的项目中，例如，开办管理培训班、开设继续教育课程、创立海外校区等。高等院校为了拉高学生的考试平均分，便将一部分资金预算用作奖学金，却不用来帮助家境困难的学生。研究重心也早已从重点大学蔓延开来，许多大学不惜重金开设博士点，就是为了吸引研究型教授的加入，这是因为那些教授的加入能够给机构带来额外的资金援助及名誉。许多缺乏治学传统的大学甚至把“要么发表，要么走人”作为教授聘任和晋升的条件之一，而也正是这一规定使得无人引用的书籍和论文泛滥成灾。
虽然许多学科带头人只想通过追求切实有形的目标来提高自己的声誉，但大部分教授还是始终如一地尽心教学。尽管研究生项目仍然注重培养研究型人才，但是却忽视了让学生熟悉不断发展的教学体系。有些重点大学则把大部分资金用在招生与装潢宿舍上，而非投入到探索新教学方法中。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学生们真正学到的知识以及在课程上所花的时间和努力其实比人们预计的更少。
专注于实现切实有形的目标而忽略了教学的重要性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为何至今仍无法提高获得本科文凭的比例呢？毕业率增幅可以得到精确衡量，甚至它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学排名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过去稳定发展的美国教育停滞了30多年，如今它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甩在后面。
造成这一令人沮丧的现状的原因之一是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诸如，质量低下的公立学校、社区罪案泛滥、家庭破裂、家境贫寒等等。而即使高等院校尽最大努力减少这些影响学生毕业率甚至是入学率的因素，也经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雪上加霜的是，那些录取辍学风险高、成绩差的学生的高等院校所得到的资金援助要远远少于那些生源充足、资源丰富的大学。这样一来，辍学可能性大的学生就更难得到足够的支持与关注了。
虽然这种解释还算恰如其分，但在对学生构成及资源数量相近的高等院校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其中某些高等院校的毕业率要比其他高等院校高得多。这种差异表明，即使资源有限，高辍学率的高等院校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那么，为什么它们的辍学率依然居高不下？
由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欠缺，我们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最近的研究发现，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外界没有针对相关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虽然颇具争议的大学排名影响了一些高等院校的名声，但是这些排名并没有将大多社区学院以及四年制综合性大学考虑在内，而正是这类大学培养了大量有很高辍学率的“高风险”学生。此外，大部分的社区学院以及小部分综合性大学也有一些竞争，并且其竞争不是为了名声。所以，这些高等院校经常缺乏动力来帮助学生毕业，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些有大量“高风险”学生的高等院校想提高学生毕业率，很大程度上，这就要取决于高等院校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师的教学热情与献身精神。其实，已经有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科带头人和教师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努力将高等院校打造成那些自身条件并不优越的学生们成功的跳板。但是，如果没有外界竞争或者认可的促进，高等院校也将不再努力恪守自己对学生的承诺，从而导致各个大学毕业率参差不齐。
高等教育的竞争也会使人们质疑，是否现在大学过于迎合学生们的要求。乍一想，这样的质疑会让人感到不解。因为在大部分商品市场中，竞争存在的一大明显优势就在于，它能够激发市场主体，使其尽可能地满足客户和消费者的偏好。然而，在高等教育中，学生们的偏好不会对自身利益带来什么好处，更不用提大众的利益了。并且竞争还可能会使高等院校变得太过有求必应，这样一来学生们就不会去申请其他学校。
当学生们在申请大学或者申请研究生院时，他们经常会搞不清楚究竟要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不能预知到底在哪个学校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所以有时他们选择大学的理由很不可靠。比如说，他们经常会考虑哪个学校校园比较漂亮、校园生活比较活跃、住宿条件比较好，甚至哪个学校体育队比较强。但入学之后，学生们忙于为找工作做准备，因此便认为一些职业性课程才是最重要的，而忽略了一些其他的目标，比如，发展个人智力兴趣，提升对于道德问题的评判能力，或者努力提升个人的公民素养等。又因为学生们容易受外界的诱惑和吸引，所以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花费过多精力在课程方面。尽管如此，这些课程和知识却是大学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而如果竞争导致大学过分迎合学生的偏好，大学的教育质量可能会因此受到牵连。
现在很多学生和政府官员都强调大学教育要为今后的职业做准备。他们同样也过分看重大学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优势，而全然不在乎全方位大学教育的其他益处。对于这种趋势，大多数学科带头人、大学教师以及教育机构都积极地进行制止。然而，有些大学已经向学生求职准备的热情妥协或示弱。同时，大部分大学还向本科教育妥协，不堪大学生希冀“减负”的无声压力，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存在如下现状，学生们做作业时间越来越少，他们的分数却持续上升。
我们不能对大学抱有无限期待，希望它们能够抵制极力迎合学生们需求的诱惑。但如果我们享受高等教育体系的好处，即强调机构自主和竞争，那么我们也必须预料到个别大学将尽其所能吸引到最好的学生，比如，提供高规格寝室或者强调职业性课程等，即便这一做法往往会使其通识教育没那么受欢迎。尽管如此，对于这个问题，大学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它们可以努力向新生解释本科教育的意义所在，并且让他们意识到，大学可以为其未来生活做出多种贡献。大学也可以努力引入一些参与性的指导方法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样各个大学还可以借此更好地评估那些兼职与非终身制教师，而不至于过分依赖学生评估。因为后者的弊端在于，一些教师会为了提高其评分，尽量给学生考试高分并且少留家庭作业。
一些其他利益相关机构也可以帮助大学抵制上述的学生带来的压力。如果企业高管实在想要一些有良好沟通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大学生，并且还要求其对道德问题有敏锐洞察，对全球热点和其他国家文化有个人见解，那么他们应该向本科生清楚地表达意愿，并且确保公司的人事部门也对此意愿比较明确。另外，他们还应该在人事甄选时注重学业成绩，而不是给学生们错误的暗示，让他们觉得能拿到学位就万事大吉。(120)否则，用人单位声称看重的一些特点就不会被大学和学生们重视，也就有可能导致招聘结果的不理想。
美国的一些政府官员也可以不再标榜教育的唯一目标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力。如果美国总统、州长以及其他一些立法者只是谈论一些经济术语，那美国如何指望年轻人能够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全方位大学教育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呢？
针对高等院校过分迎合学生而引出的问题，美国政府机关、基金会和学科带头人应该积极努力寻求一种更好的评估学生学习的方法。实际上，上述的大多问题都是由于美国忽视了大学教育中最重要的环节而造成的。如果学生们意识到他们所取得的进步，他们可能会在课程上更努力。如果教师能够理解不同教学方法给学生带来的不同影响，他们就可能会依此转变教学方法。而如果学科带头人意识到，学生们现在的学术进步少之又少的话，他们就会更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而不是像现在一样过分看重学校排名或者其他虚幻的成功指标。
资金的影响现在，美国高等院校领导们要刻意迎合的不再仅仅是学生们。因为一些学科带头人时刻面临筹款压力，因而他们也许会去尝试迎合一些赞助方的意愿。但是，一些赞助方却试图通过聘请教授任职旗下项目领导或者左右所支持的学术项目内容，来施加不良影响。对于这样公然的不当行为，学科带头人通常会予以反对。我可以举出一个反例，比如，虽然有时公司负责人会影响项目的内容、发言人的选择以及其展示的内容，但很多医学院仍希望得到制药公司对其继续教育项目的资助。然而，这类例子还是比较少见的。况且，如今即使是医学院也开始针对公司控制继续教育项目问题加紧管理。
前面我们分析了直接投资人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很明显团体资助人也同样对于大学的本质和构成有一定影响。如果某个院系的校友飞黄腾达了，比如处于领先地位的商学院或者重点大学，该院系与教师就会吸引更多资助。但是如果其他院系的毕业生仅仅挣着中等收入，干着普通工作，其院系的资助就会相应变少。
学科带头人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抵消这一趋势。比如，他们可以对资金运转状况比较良好的院系“征税”，以此资助那些资金不足的项目，或者他们还可以为那些资金不足的部门额外筹集资金。然而，这类措施也不能够完全抵消投资偏好的影响。人们大可以去参观一些顶尖大学，比较一下它们的商学院和其他学院，如教育学院、神学院、建筑学院、社会工作学院等，从商学院高级的教学设施中，人们就会对投资偏好产生的影响有更深刻的体会。
捐赠人的首选有时候并不适于大学自身的发展。然而，其他资源配置的方式也没有那么令人满意。有些人建议，建立一个系统，让美国政府的大规模财政支持以整体拨款的形式投入到系统中，大学就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自行分配资源了。英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科带头人比政府机构、基金会和公司代表及个人投资者的综合意见在优先决策方面更加明智。学术机构有自己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偏好，但这些偏好都不能反映那些对高等教育感兴趣的不同权益人的合法需求。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建立一个多渠道资金支持系统恐怕是最好的选择，尽管它并非尽善尽美。
如果过分依赖个人投资，不仅仅会造成同一学校不同部门之间资金的巨大差异，也会使学校间差距愈发增大。在美国，一些研究型大学有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撑，而一些小型艺术院校有时甚至难以维持运行，更不用提那些社区学院，其每个学生的开销远远低于常春藤盟校的学生开销。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吗？这个问题哈佛的前校长也不一定能给出一个完全客观的回答。很明显，社区学院和许多综合性大学没有足够的资金在提高毕业率的同时保证教育质量。但是，欧洲大学虽然有足够的政府拨款，其教学效果却不见得比美国好。而通过多渠道拨款，美国给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提供的资金总额比其他发达国家要多。
从这一拨款体制中获益最多的院校需要认识到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些学校首先要明确，在该体制下自身的获益源自美国政府鼓励私人给高等院校捐款，并且给予高等院校税收减免。而这些高等院校最重要的一项责任，就是尽最大努力为家庭贫困的学生提供进入大学与获得学位的机会，只要学生有相应的学习资质，学习成绩跟班上其他同学相近，这些高等院校就理应为他们提供机会。通过为所有才华横溢的学生创造机会，防止教育成为阶层固化的工具，这些资金充裕的高等院校能够缓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高等院校逐渐帮助美国实现最崇高也是最基本的理想。
在20世纪末，美国重点大学在这方面做得明显不够，它们没有完成肩负的责任。成千上万的贫困学生虽然成绩优异，却没有申请重点大学。自那时起，一些重点大学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改进了助学金政策。尽管如此，还有很多高等院校把资金集中在提供奖学金和学费削减上，但这两项政策并没有帮到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学生。同时，那些资金充裕的重点大学也没有坚持优良传统，录取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而这却是我们希望那些学校能够做的，因为在这些学生中，只有一小部分非常有能力的学生会想到要递交申请。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对这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他们甚至无法想象自己能进入重点学校。通过帮助这些年轻人，重点大学不仅能让学生的组成结构更丰富多样，也能更好地满足公共利益需求。
除了慈善分配效应，令人质疑的寻求私人捐款的过程也影响着美国高等院校行为。这些高等院校对金钱的需求永无止境，再加上融资渠道的多样化，使得学科带头人不得不劳神耗力地寻求资金支持。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为了追求领先地位，这一竞争就更加激烈。筹款对高等院校的成功来说不可或缺，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这种对金钱的追逐几乎影响了大学的方方面面。学科带头人经常当选为行政管理人员，其中一方面原因是他们的筹款能力强。但一旦担任了行政职务，他们花在筹款上的时间往往超过花在学术研究上的时间，并且他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协助他们。几十年前，一个重点大学里可能只有几个负责职业发展的工作人员，如今，这类工作人员常常数以百计，尤其是其中还包括负责校友会事务的工作人员以及那些协助职业发展的工作人员。
筹款不仅仅影响了学科带头人和他们的助手。高等院校任命校董时，考虑的也是候选人是否有能力给学校捐款，而这种情况在私立大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与此类似，高等院校在雇用或提拔教授时，考虑的是他们是否能获得科研补助和企业捐款。如果学生的父母十分富有，可以为学校提供大笔捐款；或者是学生自己擅长足球或篮球，能够为校队创造更多荣誉，有利于学校体育项目的发展，那么这些学生申请重点大学时就很有优势。
学校领导很难抵挡上述这种趋势。因为成功筹款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能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增强师资力量、建新的教学楼等。而除去付给发展办公室的薪水外，其他代价大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也是无法测算的。有多少前途光明的候选人因为筹款负担太重，而拒绝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如果那些学科带头人的大部分时间能用于学术研究，而不是用于筹款活动，他们能为学术界创造多大的贡献？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越深入，就越发惊讶于筹款活动给高等院校造成的影响。当一所大学看到其他大学筹集到更多资金，增强了师资力量，提高了研发和教学项目时，这所大学能不为所动吗？
鉴于上述这些影响，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多渠道筹款有弊也有利，那么这真的是高等院校融资的最好方式吗？然而，有人能提出别的融资系统吗？尽管多渠道筹款这种方式有各种各样的弊端，但是跟其他已知的方式相比，它已经是当前能想到的最佳方式了。毕竟，与其他国家的大学相比，美国的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和研究型大学得到的资金支持是相当充裕的。美国政府在教育投资上的变化不会对美国的大学产生很大影响，尽管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常常会对财政支出的分配产生影响。有种说法是：如果美国政府拨款成为高等院校资金的唯一来源，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就能提高。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美国政府承受着利益集团施加的压力，而且它会拨款给那些没什么价值的项目，仅仅是因为那些项目对某些议员来说很重要。
在其他融资体制下，美国大学是否能够获得当前这一水平的财政支持呢？美国是否还能孕育这么多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其他发达国家的决策者似乎认为那是不可能的。而它们中的一些国家正在向美国学习，努力让本国大学从政府独立投资转向多渠道融资。
尽管如此，金钱的影响仍应该有个限度，尤其是涉及重要的学术价值观的时候。任何一个对高等教育稍有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如果捐款人想要指定主持相应项目的教授，其要求就应该被断然拒绝，同样也没有一个教务主任或校长会同意把入学名额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因为那样的协议威胁到了核心的学术价值观，而一旦忽视这些价值观就会使高等院校失去社会的尊重。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不免要质疑高等院校的一些现行做法，比如，许多私立大学优先录取富家子弟；一些参加大型校际体育赛事的学校会为运动员降低录取标准，设置简单的课程和专业；许多大学在与企业合作，将科学发现转变为产品的过程中，都愿意在学术价值观上做出让步等。虽然有些学校领导已经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过度使用独家授权以及过度保护利润丰厚的专利的行为受到了指责，但仍然存在诸多高等院校过分注重利益而牺牲学术价值的现象。为了维护眼前的利益，学科带头人坚定地阻止美国政府调节高等院校利益冲突。为了从企业获得捐款，许多大学都不给企业设定清晰的时间限制，任由企业长期禁止科学发现的传播。还有一些高等院校对企业控制实验数据的情况睁只眼闭只眼，而得到企业资助的教授即便论文出现代笔的情况，学校也不愿加以惩罚。
因此，竞争再次成了一把双刃剑。为了筹集更多资金，高等院校之间也在互相追赶。如果在此过程中，高等院校学习到了兄弟院校在提升教育质量、降低教育成本方面的有益经验，那么这一过程就有利于高等院校的发展。但高等院校可能也会照搬兄弟院校那些看起来很有效，但并不恰当的方法。在竞争的压力下，美国许多高等院校都使用了一些不恰当的做法，比如说，在入学标准上有所妥协，录取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或者是体育好、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等。虽然没人能预测这样的行为会对高等院校的声誉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这样的行为可能影响高等院校的教师和学生以及公众对高等院校的尊重。触碰底线的做法是不明智、不值得的。因为信任、声誉、尊重都是高等院校极具价值的重要资产，一旦失去，就很难重新赢得。(121)
领导力问题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存在的另一个潜在的劣势，就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学科带头人，而其难度不亚于找到合格的现代大学管理者。校董在挑选这些教育机构的管理者时，通常都会选择那些当过教授的人，这就把一大批人拒之门外，尽管这批人也许很有才华，也许他们有领导、管理高等院校的雄心。但从数量有限的人中挑出管理者，由他们去管理这些机构，且通常情况下，这些机构都比较难以管理，因此其管理者的挑选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而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机构难以管理的原因。许多大学的预算支出都数额巨大，动辄几十亿美元。而对于这些管理人员来说，高等院校内部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过于专业化和多样化，从事这些工作的教授们个性独立，对于指挥一般都比较抵触，这也使得管理者难以把握工作进度。
考虑到这项工作的重重困难，其结果实际上比我们期待的要好许多。美国的大学一直都得到了世界认可，尤其是它的研究机构、研究生院和专业院校更是久负盛名。尽管很多人都为这些成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才能卓越的管理者的带领，这些成绩究竟会有多少能够成为现实。
美国的高等院校管理体系使得高效的领导力成为可能。与其他很多国家相比，美国的高等院校管理者有着更大的权力、更长的任期，同时，他们也是由独立的董事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教师选举出来的。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使得他们与外国的高等院校管理者相比，有更大的施展才能的空间。日内瓦大学的前任校长曾经说过：“和美国相比较，欧洲教育体系的最大劣势可能就在于欧洲大学的管理制度上面。”因此，那些试图提高本国大学教育水平的国家，都在挑选高等院校管理者和扩大其职权方面效仿美国的做法，而这一事实并不会让人感到惊奇。
目前，美国高等院校管理者作为学科带头人的记录并非完美。最近的调查显示，在19个被调查的国家中，美国高等院校的教师是最不认可“优秀的管理者会带来卓越的领导力”这一观点的。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美国高等院校校长的注意力已经逐渐从学术研究方面转向了筹措资金、处理外部的事务以及履行管理责任方面。而对于任何组织和机构的领导者而言，脱离了他们所在的组织和机构的主要职责，都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高等院校的校长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提高学校的教育和研究水平的事业中，那么他就成为不了学校教师的道德权威，也得不到他们的尊重。而这种权威和尊重，恰恰是管理一个由教授们组成的独立机构所必不可少的。但将这种提高学校教学和研究水平的责任分派给各个教务长和各院系院长，也并非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大副能够让船在海面上航行，甚至能用精湛的技术来掌舵，但是当机会出现时，他却可能无法指明一个新的方向，也无法带领船员，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创新。而能否引领这种创新，就是将一流的领导力与强有力的管理者区分开来的关键因素。
大家越是关注大学的形象，就越是不重视管理者是否有卓越的领导力。然而，这种趋势的产生正是因为大家难以了解这些学校的真实水平。这种对于大学形象的关注，很容易使学校校长和各院系院长回避学校的教育质量问题。尽管教育质量的下降不仅会激起教师和公众的不满，也会让捐资者和校友心存疑虑。因此，只有少数高等院校的管理者会把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改革这样存在很大争议的任务作为他们的主要努力方向，这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另一个值得我们谨慎关注的趋势就是，各个学科带头人在能否坚持基本的学术价值观方面，表现也各不相同。学术价值观对于高等院校的进步、内部的凝聚力以及成功的管理都是很必要的。高等院校汇集了思想独立的教授们，他们之间的行为和合作是无法用等级制度来管理的。因此，当将近一半的美国高等院校教师都觉得自己的言论不能受到学校行政机构的有力保护时，我们就应该为此担忧了。不管怎样，高等院校的管理者都应该让教授们安心，保护他们言论和写作的自由。同时，有迹象表明传统的指导原则，即教师不可以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自己的政治信仰，这个要求现在已经放宽了。曾经有相当一部分的本科生提到，在论文写作和考试中，为了得到一个满意的分数，不敢就政治立场和任课教师争辩，这种现象令人感到堪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现象能够说明学术价值观正在受到侵蚀，如许多高等院校放松了对那些已经影响到高等院校学术研究的赞助企业的限制，又如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自身，也都存在着利益冲突，等等。
以上谈到的高等院校管理者这些失败之处并非他们人人都有。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校长，一直都是有力且坚定地捍卫所在高等院校学者们的言论自由，抵制高等院校过度商业化，并实施合理的政策来管理好某些活动，如筹资、行政、招生、竞技运动以及其他，这些活动的基本标准的制定可能会为了短期利益而妥协。但这些正面的例子，一般都是例外情况，并非常态。然而幸运的是，尽管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高等院校教师最基本的价值观依旧没有改变。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对于高等院校的健康发展都是非常必要的。它们一旦受到侵蚀，将很难再重新建立起来，因此，高等院校的管理者在此方面哪怕是有一点疏忽，都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我们同样需要关注美国高等院校校长和校董在为他们的学校选定发展目标时的作用。学科带头人和校董的核心职责就是要为他们的学校确定发展的方向以及首要任务。因此，他们对于这样的一种普遍趋势负有直接的责任：很多学校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力图能在常规的学术等级方面，提高学校的级别。然而，这样的做法，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是恰当的，通常情况下，高等院校会将过多的精力和资金放在不太有价值的研究上，开设一些不必要的学位课程，将过多的奖学金分给在入学考试中拿高分的申请人，却忽略了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
我们对于社区学院和综合性大学管理者领导力的担忧是有不同原因的。这些高等院校面临的重要挑战是要提高毕业率并保持一定的学术标准，改变在1978—2013年期间美国国民学历水平停滞不前的状况。值得称赞的是，美国许多的社区学院和综合性大学既调整了课程以提高毕业率，同时又满足了学生们的需求。而这些学生中有很多都是25岁以上，至少有一份兼职工作，曾在普通的公立学校就读，并且能力方面比较欠缺。然而，正如之前所说，也有许多其他的高等院校并没有以上那些高等院校做得那样成功。社区学院和综合性大学的学生通常都有着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学术能力，在对比这些学校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发现，在毕业率和就业情况方面，名校与中等偏下的学校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此大的差异来自这些学校之间的细微差别，而这些细微的差别即使是最有能力的管理者也改变不了。尽管如此，有研究表明，名校采取的许多做法都可以在毕业率较低和就业情况不太理想的学校实施，但前提是这些学校的管理者有足够的决心和主动性。
因此，美国高等院校管理者的领导水平是人们熟知的半杯水理论的经典案例。确实有一些校长去追逐有争议的目标并且为此浪费了很多资金。他们无视学术价值观，使大学受到不良思想的侵蚀，对于一些不甚理想的课程要求和授课方式置之不理，还容忍毕业率一再下降，甚至低到超出正常的水平。与此同时，尽管高等院校管理工作存在重重困难，高等院校管理人才又十分有限，也还是有一部分高等院校管理者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总之，目前在高等院校管理者的领导力方面，值得称赞之处和应该批评的地方都有很多。尽管能够提升的空间还很大，但目前仍然没有合理的提议能够对美国高等院校校长的任期以及校长选举的程序方面进行结构性的改革。选择合适的领导者一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且从某些程度而言，总是会有幸运的成分在其中。因此，评论者们总是会无限期地争论这样一个话题：如果把目前高等院校管理者的领导力比作半杯水，那么对于这半杯水，我们是该喜还是该忧呢？
执行教学质量最低标准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后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教学质量非常低的大学仍能继续存在。但这种风险其实是难以避免的。在美国高等教育这样一个大型的教育体制下，新的高等院校很容易就能创立，它们享有充分的自由，能自主决定教学计划的内容和标准。而将来这个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想要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这其中包括越来越多学术背景薄弱的年轻人，并且他们在选择就读哪所大学时能得到的可靠意见非常有限。
在美国，抵御这种风险的传统机制就是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高等院校要想获得美国政府的资助，必须先通过此项认证。尽管认证机构在鼓励高等院校多关注教育改革方面做得很不错，但在执行教学质量最低标准方面却成效不大。很多大学毕业率低得出奇，毕业生就业情况也远远低于人们的合理预期，但这些高等院校仍然能够继续运营。
目前，有两种办法来应对这种不符合标准的教育机构，且这两种方法并不相互排斥。一种方法正如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所做的那样，由美国政府或某些指定机构来评估高等院校，对不符合标准的高等院校会强行停止其运营。另一种方法，是要求所有的教育机构就其运营状况发布足够正确的信息，让想要进入大学就读的学生可以依据这些信息决定是否申报。但遗憾的是，两种方法都有严重缺陷。
第一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很难界定一系列标准，如一所大学教学质量低到什么程度，进步的可能性低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剥夺其政府扶助资格。这种问题没有明确的客观答案，于是，这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主观评价问题。然而，任何负责做出此决定的机构必须确保有一个明确的最低要求，以便在做出评价时前后一致，同时告知高等院校，它们如何改进才能达到认证标准。
由于接受评估的高等院校在规模、性质方面各不相同，所以即便是最尽责的认证人员也很快发现，他们很难找到一些普遍适用的原则。比如说，认证机构有时对高等院校图书馆会有一个最低馆藏要求。可是，对于林林总总的大规模研究型大学、小型文理学院以及音乐学院和艺术设计学院等专业型院校，什么样的最低馆藏要求才算合适呢？
同时，认证机构所确立的这些标准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成为妨碍高等院校进步的障碍。最低馆藏标准刚开始采用时看起来合情合理，但是如果这个标准机械地应用于网络大学就会造成不良结果，阻碍创新。因为网络大学没有馆藏，只通过因特网提供在线阅读资源。
有时，通过认证的高等院校会凭借政治压力或者高明的手腕，借机将其支持者安插在教育监管机构中，以便控制这个认证过程。据说法学教授就是如此通过支配认证小组，并利用认证过程制定有利于自身的认证条件，以此控制法学院的认证过程的。结果，认证程序的诚实遵循者就会谴责认证机构，批评它们一刀切式的三年学习制度，批评其足量馆藏要求以及限制学院聘用兼职教授等，他们认为，正是这些举措抬高了法学教育的成本。(122)认证机构回应说，它们只是努力去保证学生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由这种争论可以看出，人们很难分辨出哪些规则是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哪些规则是为了保护一些人趁机应对低成本教育竞争威胁的既得利益。
衡量学生学习成果非常难，因此，即便是设计最为巧妙的一些认证规则也不能机械地用来评估教学计划，仍然还需要其他的评价措施。而在这一过程中，那些质量低下的高等院校占尽了优势。因为通不过认证就会被迫关闭，所以这些高等院校总是积极反抗。相反，那些从认证标准中获益的高等院校却表现得分散、无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些宽泛的标准应用于具体情况，就有可能会出现例外，一旦没有及时彻底关闭某些不合格高等院校，就很可能出现暂缓关闭，或者关闭搁置甚至关闭豁免的状况。
要求高等院校公布包括学费、课程、资助计划、往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等教学计划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保护学生远离一些质量低下的高等院校，免受它们利用。不过，这个方法虽然有用却并不完美。指定并要求高等院校公布一些有用的特定信息，这很简单。但是，正如法学院在努力提升自身排名时所表现的一样，高等院校可以有很多方式在数据上做手脚，以掩盖自身缺陷。而面临关闭危险的高等院校更可谓是费尽心思：“学生”可以定义为不包括高风险的个人；“退学学生”这个概念也可以将其归类为“休假学生”；而往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则可能包括与学生所学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因此，即便高等院校公布的信息足够精确，这些信息也可能以令人困惑的方式出现，让选择学校的学生难以理解。调查成百上千不同高等院校的信息，深入挖掘信息上的漏洞，这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
出于这些原因，要求高等院校公布信息可能会达到一些效果，但这一措施却绝非完美。另外，即便有最全面的信息，学生仍有可能在那些质量低下的高等院校注册入学。正如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P. T. Barnum）的那句名言：“每分钟都有傻瓜出生。”那些轻信低质量高等院校的学生注册入学，并接受了美国政府提供的助学金和贷款，但他们最终还是可能会退学，而且不去偿还助学贷款，那么这些费用就只能由政府来埋单。
所有这些都使得推出有效教学质量控制措施的前景变得不甚明朗。无论是从认证机构的经历还是从对政府特许学校及其他社会教育机构实行最低标准来看，我们都没有理由乐观。最近，美国教育部明确出台了一些最低标准，以此来保护学生，即高等院校若想获得美国政府的学生资助资格必须达到这些标准。但这项措施能达到什么效果还有待时间来检验。不过，这项措施实行起来比较难，因此美国很可能继续容许大量高等院校存在，而这种情况在其他发达国家是不被允许的。
若美国有一个管理严格的高等教育监管体制，并对创立新的院校做出严格限制，很可能学生贷款违约的现象会少一些，浪费的时间会短一些，失望也会小一些。但现在才开始发展这样的体制，对美国来说为时已晚。不过，一个严格监管的高等教育体制很可能就不会像美国长久以来的松散体制那样，收获多样化和创新能力。而且，若严格监管高等教育，面向在职人员、坚持以学生为本的便民教育方案的步伐则很可能将会减缓。此外，最近网络课程的异军突起也是富有竞争力的松散管理体制带来的。
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景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仅靠高等院校不能解决美国高等教育所有的固有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因为社会大环境中的一些不可抗力的影响，完善高等教育的步伐会受到阻碍。而这与那些最为热门的体育运动的情况是相类似的。像足球和篮球这样备受瞩目的体育运动领域，纵使丑闻不断，它们还是得到了大规模人群的狂热追捧。因此，至于高等院校的那些根深蒂固的问题，院校领导对此也别无他法，只能惩罚一些违反现有规章的行为，防止当前情形继续恶化。
大多数情况下，高等教育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制度本身特点的副产品。因此，若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预见到改革的后果，弊大于利的状况也是可能会有的。众所周知，在该制度中有很多对于各自的学术问题有很大自主权的高等院校，因此，高等院校管理者间的领导力注定无法均衡，而且学术质量较低的院校也会在该体制内长期存在，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同样，高等教育筹款来源的多样化（不是单一来自政府）虽然能筹集更多资金，但也造成贫富院校之间巨大的资源差距。所以，在资金充足的大学位列世界顶级的同时，社区学院和综合性大学只能艰苦度日。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贫困生为获取学位而进入这些院校，但是这些院校自身的资金条件却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正如前文所说，对于高等教育的筹款问题很难再找到更好的方法。
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院校之间在资金、学生以及声望方面的竞争所产生的结果最具复杂性。而正是这种竞争使得许多院校精力充沛，致力创新，始终保持其最佳状态。但这种竞争同时也激发了一些让人头疼的趋势，比如院校对传统意义上名望的无谓追求，对竞选团队不正当要求的迎合，以及大学之间效仿彼此的“成功战术”，而不管这些“战术”是否为人不齿，正当与否等。
在对竞争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和过激之举加以探究后，人们不禁会渴望一个竞争没那么激烈的体系，这样各院校就会致力于新知识的获取与年轻人的培养。但这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无论是教授、校董、各院系院长还是校长，只要其对大学工作承担部分责任，就不可能将竞争倾向从其脑中完全清除。无论如何，力争第一正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它是进步和创新的基本源泉，美国国会、最高法院乃至地球上任何权力机构都不能将其驱除。而对于那些建构高等教育体系的人来说，与其沉醉于空想之中还不如软硬兼施，尽其所能，用竞争激发的精力做一些更有建设性的事，与此同时阻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通过以上讨论，或许某些读者会觉得改进美国高等院校不足之处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但这并不是本书的本意。虽然单一院校所能取得的进步受限于其所属教育系统的本性以及其无力改变的社会大环境，但高等院校却能做一些有益之事以提升自身水准，增强其薄弱之处。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总有某些院校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其他院校做得好得多。或许完美永远无法达到，但我们有足够的提升机会，这就会促使院校领导及其员工为可预见的将来不断做出有益的努力。
幸运的是，在最需提升的领域进步的可能也最大。现在有明确迹象表明，政府领导和慈善组织对高等院校退学率偏高问题十分关注。奥巴马总统呼吁要重视停滞的毕业率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并为改善这种状况设定了远大目标。美国政府为贫困学生提供的资助金大幅提升。几家大型基金会开始关注毕业率的提高问题，通过为科学研究和实验提供资金从而降低退学率。而这项工作的重点是一贯被忽视的社区学院，因为那里辍学率是最高的。更令人欣喜的是，最近一项调查表明，综合性大学90%的高层领导以及社区学院94%的高层领导都已认识到提升就读率和毕业率的重要性。而为达到提升就读率和毕业率的目标，学校领导必须搞清楚，为什么在相似生源的状况下，有的院校退学率比其他院校低以及应采取什么措施防止学生退学。
在改革的初级阶段，还无法预料将来毕业率是否会提升。成功的到来可能不如政策制定者们所预期的那么快，在当前严峻的财政状况下，美国政府是否会一直坚持相关政策直到其效果显现，也还是未知。但退一步讲，我们最起码还能看到希望。
本科生教育质量同样有望提高。美国政府官员已对此问题愈发关心。而最近反映大学生所学内容有限的研究报告也连连发表。人们意识到许多学生所学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多，再加上不断攀升的退学率，社会上开始出现不容院校领导、教师忽视的提倡本科生教育改革的暗流涌动。如今，只有35%的人认为“当今大学主要关心的是教育状况以及确保学生能获得良好教育”，而60%的人认为“现今大学主要关心的是它们的盈亏状况”。随着这种社会情绪的膨胀，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高等院校已对此有所察觉。
多年来，一些教育评审组织虽然总是受到指责，但他们一直在努力规劝高等院校官员，希望他们明确评估学生的学习目标以及本科生在校期间取得的进步，如今他们的努力成果初显。研究还表明，有效教学方法的运用比以往有所增长，虽然这种增长很缓慢但还是可见的。而最终的胜利还是要取决于各个学院，尤其是优秀研究型大学中的学院能否认识到眼前任务的艰巨性。为此，高等院校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它们不仅要对大一新生的入门课程做一些改变，还要调整博士学位的课程，而这些改变旨在帮助教师们利用更加多样的教学和学习技巧，提高教学水平。
这些需求进一步证明，提出一些能够衡量学生学习的方法，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些方法，改革势头将难以维持，因为院校领导及教师无法得知他们所做之事是否奏效。而如果无法提出衡量学生学习的这些方法，竞争机制也很可能无法促进改善。如果科学家能设计出精妙绝伦的实验，并能用最先进的设备将其实现，但却无法得知实验结果的话，他们还愿为科学实验付出努力吗？还能取得多少科学进步呢？出于同样的原因，随着越来越多的兼职教师的出现，网络教育盛行，营利性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如果政策的制定者很难确定以上这些趋势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他们就无法决定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所以说，美国各个政府机构和基金会应该对评估学生进步方面所做的努力给予相当的重视。同时，对于我们现在做出的各种尝试，例如，寻求技术和创新手段提高高等院校的教学水平，美国政府机构和基金会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改革是必行的，是耗资的，也是前景不明的。在着手改革之前，作为高等院校的校导，就应该下定决心，把毕业率提高上来，把教学质量抓好；作为政府官员、基金会成员、出资人，就应该支持高等院校的研究和试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进步。幸运的是，与进行学术研究不同，在提高教育和学习质量方面，要想取得成果，是不需要花费大笔经费的。采取一定措施来提高毕业率，也不需要大笔的开销。因此即使美国现在资源有限，取得实质性的进步还是不难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