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作品 认识你之前,我不懂得何谓哀愁

杜拉斯作品
认识你之前,我不懂得何谓哀愁

 

可能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那个女孩的情欲是真的。这种“对于自己的情欲”像一股怒火,左冲右突地寻找一个出路,最后以各种形态出现,可能是情欲,可能是正义感,可能是哀愁,可能是疯狂,可能是写作,也可能是财富。

 

多年前第一次看电影《情人》,我就觉得它一定是真的,杜拉斯说过这是她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起初是给家庭相册写的配文,而且我们还看到了男主人公李云泰的照片,但多年以后却觉得,这个故事很可能只是一个迷梦。

《情人》的故事有个大背景,在电影里只是简略地提到。简和托尼在海滩上散步的时候,简告诉了托尼,她一家人都遭遇了什么,母亲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从法国来到印度支那的母亲,在丈夫亡故后用十五年的积蓄买下了一块土地,因为没有向土地管理员行贿,她得到的是一块每年都会定期被海水淹没的土地,根本无法耕种。

母亲曾经试图改变这种绝望的境遇,她告状、借款,在海潮出现的间隙种植一点东西,但最后她抓狂了,她想要筑起一道“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并且当真付诸行动,两次努力均告失败。

这位母亲像个凶狠又悲壮的英雄。但在杜拉斯的小说和让·雅克·阿诺导演、珍·玛奇主演的电影《情人》里,母亲则是一个优雅、细腻,又暴烈、疯狂的女人。她努力地让一家人过得体面,家里有专用的餐厅,孩子们有各自的房间,但摆在饭桌上的,却是白人不会吃的涉禽和鳄鱼。

她心情好的时候,就会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全家人快乐地洗着地板,房门窗门全部打开,穿堂风掀起窗帘,她在一边高兴地弹着钢琴唱着歌。她陷入狂乱的时候,则会维护吸毒、盗窃、有暴力倾向的大儿子,或指责女儿是荡妇。

在两个哥哥起了争端之后的晚上,女儿进了卧室,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问母亲为什么要维护大儿子,为什么这么爱他,母亲起初否认了,但当女儿再一次问她“你为什么这么爱他”的时候,她忽然崩溃了:“我也不知道。”

热带的背景下,动荡的年代,瘟疫、狂风暴雨、冲垮堤坝的海潮,以及异乡的码头、街道,拥挤在周围的黄色面孔的苦力,乱糟糟的声音和气味,还有一家人的相依为命又相互厌弃,以及几乎摆在明面上的乱伦关系(在《情人》和剧本小说《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都写到了这点)。在这个背景下,穿着白色西装,有着淡棕色皮肤,头发纹丝不乱的“情人”从天而降。

他们在渡轮上相遇,她坐上了他的黑色轿车,黑色轿车把他们和街市上乱糟糟的人群隔开;他们在闹市中心有着百叶窗的房间里做爱,白色的床单,幽暗的房间,把他们和外面嘈杂的声浪隔开。他带着她,穿过愁容满面的人群,去奢华的餐厅吃饭,在那里,就连侍者都穿着白色的西装。

他是白色的,是淡棕色的,甚至是淡金色的,有干净的头发,温和的眼神,没有肌肉,但皮肤光滑,有小小的颗粒。他出现的地方,苦力们形成的海潮就被劈开了一道小小的缝隙,嘈杂的声浪暂时退却。他能布置起一团小小的温馨。梁家辉让这个形象变成了具体的,包括淡棕色的皮肤,欲言又止的眼神,和那种难以言说的小小温馨。

然后,他们分开,温和地分开,至多在她乘上邮轮离开的时候,坐着那辆黑色的车,在岸边停亭。他说:“认识你之前,我不懂得何谓哀愁。”多年后,他打电话告诉她,他一直爱她,至死不渝。

因为印度支那、瘟疫、热带的狂风暴雨、成群结队的哀苦面孔、肮脏杂乱的街道,这个故事看起来是现实的。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发生在杂芜之中的哀苦的爱情故事。但因为白色西装、淡棕色的皮肤、百叶窗、小小的温馨,我又常常觉得这个故事是假的。或者说,在瘟疫和嘈杂的声浪中,出现一个白色西装的“情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这部电影也正是因为这种于真假之间的摇晃,产生了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热带大陆可能是真的,但“情人”可能是假的;成群结队的穷人可能是真的,但白色西装可能是假的。也有可能,所有这些都是假的,只有那个女孩的情欲是真的。那是一种“对于自己的情欲”。

在这种“对于自己的情欲”基础上,什么都是可能的。包括和最亲近的人的情欲,对女同学的情欲,对穿白色西装的东方男人的情欲,对写作的情欲,对自己笔下人物的情欲。我毫不怀疑,如果可能,杜拉斯会和自己笔下的人物做爱。这种情欲像一股怒火,左冲右突地寻找一个出路,最后以各种形态出现,可能是情欲,可能是正义感,可能是哀愁,可能是疯狂,可能是写作,也可能是财富。

所以,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里,《情人》是最让人难忘的那些电影之一,珍·玛奇穿着无袖连衣裙,戴着黑色男帽的形象,已经成为最经典的电影形象。尽管让·雅克·阿诺稳妥而可靠,情爱场面也并不少。但电影《情人》还是缺少那种“对自己的情欲”。

当然,让·雅克·阿诺有这么拍的自由,拍成这样也已经足够了。

 

第一次读到杜拉斯,是在初中毕业后的暑假,当时我十三岁,正为没有考上中专而愧疚,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突然看到一本来历不明的黄色封面的书,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情人》,小32开,黄色封面,只有一百多页,还带着图书馆标签,家里人都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我定定心翻开它,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就读完了,然后在两个月的暑假里反复读了十几遍。暑假过去,它又离奇消失,正如它离奇的出现。

与这部作品再度相逢已经是1997年了,一套“世界情爱小说选”里,《情人》和《长别离》赫然在列,这个版本的《情人》是王东亮先生的译本,也是我后来一直喜欢的版本。几乎同时看到的还有一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然后是春风文艺出版的“杜拉斯文集”,以及王道乾先生译的《物质生活》。

杜拉斯突然像海难一样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她的面容、情史、生活、语言方式瞬间把我淹没,那不是一个作家淹没别人的方式,那是一个情人、一种宗教淹没别人的方式。

在影像世界里遇到杜拉斯,已是1998年了。在VCD时代,我接连看到许多杜拉斯电影(杜拉斯自己拍的电影,以及所有根据杜拉斯作品改编的电影),从《情人》到后来的《广岛之恋》《长别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印度之歌》《卡车》。和杜拉斯有关的电影,通常都有迷人的犀利,迷人的颗粒。

在让·雅克·阿诺导演的《情人》里出现过的那些元素,其实在别的“杜拉斯电影”里都多多少少地出现过了。杜拉斯写过很多次印度支那,她的母亲和那个堤坝,副领事和疯女人,也以各种形式在她的小说、散文、剧本、访谈里出现过。还有热带地区的那种杂芜,各种嘈杂的声音,奇异的气味,皮肤上的颗粒,抚摸皮肤时引起的小小战栗,在她的作品里都反复出现过,自然也会在和她有关的电影中出现。

所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杜拉斯宇宙”,这个宇宙不大,不复杂,但却有着特别的颜色和味道,足以让人沉溺,让人无法忘却。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里,我最念念不忘的一部不是《情人》,而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那里面有一个写作者的许多秘密,也能揭开《情人》里的很多秘密。

那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50年,其时杜拉斯三十六岁,距离发表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已经过去了七年。她正在变得成熟,不论是心境,还是写作。这种时候写下的文字,特别能满足狂热读者的窥视欲,它往往在真与假之间,在不成熟的遮挡和伪饰之间,留下许多踪迹,让人猜测。

日后在杜拉斯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场景:印度支那、大河、热带森林、吊脚楼,以及她许多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在这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都已经出现。一个敏感偏执的母亲、具有反叛性格的女儿、富有的情人、疯女人等。

母亲想要筑起一道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行动失败后郁郁而终。“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几乎成了一种象征,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失误、偏执,使自己陷入一种战天斗地的狂热状态中。

这种经历太令人震撼了,震撼到只写一次还不够,所以它被杜拉斯反复书写,在《副领事》《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那个母亲和她的堤坝还将一再出现。

但它和同样拿这个故事当主角的《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却是那么不同,一个写作者的秘密,一个女人从年轻到年老的这一生,她心灵的秘密就藏在这些不同里。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显然在向福克纳致敬,如果换掉作者署名,再做点技术处理,可以混在福克纳文集里而不觉得异样,它是粗粝的、沉重的,而《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却是精致的、洗练的。这些都显而易见,而不那么明显的,是那个“中国情人”的差异。

三本书中的“中国情人”形象都来自同一人,不论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诺先生,还是后两本书中的“他”,其实都是作者少女时代的情人,那个年轻的中国富商。只不过《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的诺先生分明是作者嘲讽的对象,他丑陋、愚笨,在感情生活中总是处于被人捉弄的不利地位,像《十日谈》中的某一类人物,他的出现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增添了喜剧色彩。而《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的“他”却是杜拉斯深情灌注的形象,“他”像某种脆而薄的金属,但却有着某种难以企及的光泽与质感。

或许是因为和年轻时的杜拉斯相比,年老的杜拉斯更能接受自己了,她不只能接受自己拥有了一副“备受摧残的容颜”,更能接受自己对金钱的贪欲。在她三十六岁的年轻时代中,她耻于承认自己恋情中的金钱因素,于是丑化了“情人”一角来对自己进行否定和批判。而到了晚年,她终于能够最少顾忌地按照事清的本来面目进行写作,是啊,她迷恋的不仅是她中国情人本人,还迷恋他的名牌轿车,以及他给杜拉斯全家人生活带来的变化。

她的母亲也是如此,既希望她能从中国男人那里弄点钱来贴补家用,甚或将他们全家救出水火,却又碍于种族差异,要表现得不那么热情,把态度调校在情愿和不情愿之间。事实上,他们也瞧不起中国男人,每次聚餐、喝酒,他们都不和他说话。杜拉斯态度上的游移也与此有点关系,但始终不变的是,她一直爱钱,不论年轻还是年老,区别只在于她是否认同自我。《情人》被称作“有着卢梭式的率真”,大概就在于她的自我认同。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杜拉斯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在《理想藏书》中,它被列在法国部分的前二十五本必读书(即“核心藏书”)之中。它在1958年被拍成了电影,似乎是在《写作》那本书里,杜拉斯说,出售电影改编权让她买下了后来她居住多年的小庄园。

然后是2008年,这部作品又一次被改编成了电影,由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她在电影中演绎的母亲灼热、神经质、深情、刻薄、狂热、精打细算,因为自己的失误、偏执,最后成了一个近乎荒谬的、与天地作战的宇宙公敌。

当年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伊莎贝尔・于佩尔,我就在想,这个女人完全可以演杜拉斯的母亲,现在看来,不只我一个人这么想。她让杜拉斯母亲的形象有了依附,也让杜拉斯的形象有了托盘,想起杜拉斯,最先想起的是海滩上的暮色里,那个孤零零的女人,她嘴角有如刀刻,眼神乜斜,静待下一次来自太平洋的海潮向她发起挑衅。那个用了几十年生命来挑战文字的杜拉斯,其实是母亲生命的延续。

 

上一章 封面 书架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