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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录音的故事

一次录音的故事

《大师之音》的背景不同寻常。

这些琴曲录制于1962年冬天,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严酷的时期之一。经过半世纪种种革命和政治运动,当时这个国家已陷入一种危险状态。那个全新、现代化、平等社会的梦想仍旧非常遥远。一切都停滞不前。千百万人遭受饥荒之害,很多人死于饥馑。1961年元月我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在这种表象后面依然存在着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不受干扰。那时我并不真正理解它是多么值得重视,而我有幸成为北京古琴研究会的学生,学习演奏古琴,也是这个研究会不分中国人、外国人,空前绝后的唯一学生。古琴研究会成立于1954年,我去时其存在也将只剩数年,到“文化大革命”这个独特机构的活动就戛然而止。然而,我在研究会短短两年所体验的环境、结识的人物,却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研究会汇集的十来个音乐家对于中国文化遗产有着深刻而又鲜活的认知。他们的献身精神,他们的热切而温和的友情,还有在一个新时代中抢救和记载古琴音乐的紧张工作,令我肃然起敬。我觉得我也要这样生活。他们都是我遇见过的最博学多才的人。我的所有问题他们都能回答,不论是中国诗歌还是瓷器,是哲学还是建筑,是中国文字还是音乐,无所不包。我在那里的学习获益匪浅。

当我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必须离开中国的时候,觉得若有所失。我刚刚开始学会理解中国文化和音乐,还有非常多的东西可学可体验。遗憾的是,有时候生活并不为我们提供多少选择的可能。如果那时候我就知道,从1973年起我还会回到中国,以后每年都会去一次或者数次,而且从1978年起我还和我的老师王迪以及古琴音乐恢复了联系,那么我当时可能会感到轻松一点。

当我离开中国十一年,1973年第一次回到北京时,似乎根本没有可能找到王迪老师。古琴研究会已经从其旧址消失,不知所终。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那些音乐家和所有他们整理搜集的资料下落不明。我一次又一次联络那些应该知道线索的不同研究部门,不同的人士,但是徒劳无功。

1978年我终于去了北京六部口西面的中央音乐学院,因为我想那里应该有人知道老师的下落。

音乐学院大门口的门卫不让我进去,当时那里的检查非常严格——但是听了我的解释,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后,他让我进了门卫室,请我坐在他值夜班时休息用的床上,还从炉子上温热的茶壶里给我倒茶。几小时过去了,只要有人从大门口经过,而我猜想可能是知道王迪或古琴研究会的人,我就跑出去询问。几乎所有的人都摇头——不知道。但是傍晚的时候,有一个上年纪的老者说他知道。老人回到大楼里,拿着一张小纸条出来,上面有地址和电话号码。就这样,我终于重新见到了王迪老师和她的家人,我们的亲密关系得以恢复。

我最后一次见到王迪老师是2005年她去世前四天。在我写《古琴》一书时,她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可是这本书是她去世一年之后才出版的,她生前未能看到。《古琴》出版几年后,王迪的小女儿邓红和我在瑞典各地巡回演奏古琴——这是我们事先没有料想到的。生活就是如此奇妙。

在我1962年冬天离开中国之前,古琴研究会为我举行了一次考试。考试时我面对来自北京的二十多位富有经验的老琴师演奏了《良宵引》《平沙落雁》和《欸乃》——这是那两年中王迪老师教我而我也学习过的二十四首琴曲中的几首。我感觉责任重大,要向他们努力展示这两年的学习对我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展示我对古琴音乐的热爱到了何种程度。请来监考的琴师对我的双手及如何拨弦的指法都做了非常仔细的检查,然后笑着做了评论:谁是我的老师一目了然——王迪和管平湖。

那时候能见到的古琴音乐唱片寥寥无几,其中有管平湖演奏录制的《流水》和《广陵散》,是录在78转黑胶唱片上的。因此管平湖先生和王迪老师建议我借一个录音机来,这样研究会的各位古琴师就可以为我演奏、录入不同曲目。管平湖说:“如果你没有什么乐曲可听,那你怎么能继续弹奏呢?”而古琴研究会是没有什么录音机的,也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借到,只有我自己想办法去找一架。我询问了当时在北京的不同国家的大使馆,可是都没有录音机。

后来我只好在一个香港朋友的帮助下,花大价钱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录音机,德国“根德牌”(Grundig),配有最好的麦克风,邮寄到北京。它很大,像一个现代烤箱那么大。我就用它把各位古琴师自己选择而且认为有必要保留的那些曲目录制下来,这样我离开中国后,可以继续我的古琴学习生涯。录音是在古琴研究会最里面的一个房间进行的,我尽量调好声音——这并非易事,因为只有一个麦克风,不管它多好也不够用。乐器也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是用自己的古琴演奏,它们的音色大不相同,校定的音高也差别很大——在古琴音乐里,通常作为校正基准的“标准音调”也不存在。有的乐师演奏狂乱而紧张,撕拉琴弦;有的则安详有度,非常内敛。而屋子也就那种条件,无法强求。乐曲录制在一盘标记BASF、型号为LGS26的德国录音带上,也是从香港买来的。

王迪在一张薄薄的信纸上写下了不同曲目和不同乐师的名单,还有转数、时间等细节。这张名单和磁带一起装进一个箱子,我就带着这个贵重的箱子回到了瑞典。

回到家乡之后,有关我在中国的经历有很多传闻。瑞典电台请我做几个有关古琴的节目,我都完成了。他们制作了一个很长的专访节目,我弹奏了一两段琴曲,用的是古琴研究所慷慨地赠送我的那架美丽的红色古琴。瑞典最大的出版社阿尔伯特·博尔尼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听了广播节目和看了电视专访之后,就与我联系,建议我写一本有关这种古老乐器和我在古琴研究会的经历的书。我自然很高兴地答应了,并着手我的写作笔记。我在笔记里记下了在我们学习每支乐曲之前,王迪老师给我讲述的详细要点和故事。

出版社的提议让我觉得既重大又富有诱惑力,但是写作之中也总有其他事情插进来。我有了两个孩子,还有应约进行长达一年的报道旅行,去过南美,还当老师教书,特别是忙于《汉字王国》的写作,那是我介绍汉字构造发展的专著,前后花费我十五年时间。最后,终于到了动笔写这本有关古琴的书的时候。

当这本书经过十二年的写作终于在2006年杀青付梓时,我开始翻找1962年冬天录制的琴曲的磁带。我的想法是把录制的琴曲做成CD光碟随这本书发行。但是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它了。

我丈夫和我在很多年前离婚了,尽管我接管了住房,但是一切都重新整理过,面目全非,连我自己都记不得原来什么样子了。到处都找不到这盘磁带,我也就只好面对这一事实,另想办法找到这些古琴曲的其他录音,因为我实在想向我的读者介绍这些乐曲。无论如何,这本书还是附加CD光碟出版了,可惜不是我的老师们的录音。

2009年夏,我在书房的一个底柜里找别的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盘老磁带。它藏在一个盒子里,和很久之前我教艺术课时用的资料放在一起。我最初的冲动是立刻找出老录音机来听听这些久违的琴音,但是有些事情让我先给白迪尔·格里普打了电话,他是我不久前和两位中国音乐家一起制作CD光碟《琴箫天籁》(CAP21818)时合作过的音响技师。这两位中国音乐家中的一位是我的老师王迪的女儿邓红,她继承母亲的事业,也是古琴演奏师,另一位是吹箫的乐师陈莎莎,她们都属于北京的中央民族乐团。

白迪尔在电话里沉默不语,许久之后才用很克制的声音说,无论我已经做了什么,都不要再尝试自己播放磁带——那样可能就毁掉了这珍贵的录音,将来再也无法恢复。“你把磁带交给我,我来处理它。可能磁带本身的磁膜会有些脱落,我必须先用特殊方法处理,然后才能播放。”磁带交出去三天之后,他打来电话说,尽管差不多五十年过去了,磁带依然完好无损。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帮我编配。

这些琴曲就是1962年冬在北京古琴研究会的

录音,所有琴曲的排列顺序也是当时录制的顺序,其中还能听到有人对不同琴曲的报名,报名者是王迪和许健。王迪老师为我写的琴曲名单也保存完好。弹奏的琴师有管平湖、吴景略、查阜西、张子谦、汪孟舒、顾梅羹、徐元白、乐瑛、姚丙炎和陈长令。最后这位琴师比其他人要晚一辈,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可惜,里面没有王迪和许健两位老师的录音。

录音中的琴曲《思贤操》是唯一不是在研究会录制的。琴师徐元白1957年已经去世,但是此前一年,查阜西、许健和王迪在全国各地考察三个月,用爱迪生发明的那种蜡筒留声机录制了八十六首不同古琴师的传统曲目——这是对古琴音乐的第一次全面整理。那时他们见到了徐元白,录了这首曲子。因为这首曲子非常独特,在古琴传统曲目中有关键地位,也因为徐元白曾经是研究会成员姚丙炎的老师,所以王迪和管平湖也用不知什么方法将这个曲子转录到了我的磁带上。

磁带的某些部分有些老化,比如第五首曲子中,麦克风好像立在琴桌上,产生一种杂音。但是,除了一首曲子实在无法挽救之外,我还是决定将1962年录的全部琴曲都收入我们的专辑。这些音乐家的这些乐曲录音,一直没有正式发表过。我们现在听到的录音因此完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这些琴曲,我们对这些琴师可以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琴师。20世纪90年代,王迪老师出版了一套有八张CD光碟的专集《中国音乐大全——古琴卷》(CCD342—349,1994),其中介绍了古琴研究会很多琴师的作品。一年之后在王迪老师协助下出版了管平湖先生演奏的一个集子《管平湖古琴曲集》(RB-9510005-2C,1995),后来又出版了吴景略先生演奏的一个集子(RB-981914-2C,1998),由其子、也是古琴师的吴文光教授编辑。

保存下来的二十一首琴曲中,据我所知有十首的录音是这些正宗古琴大师演奏的独特版本。能借此机会,介绍这些具有宝贵历史价值的录音,纪念这些伟大而富有奉献精神的音乐家,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快乐。

在王迪老师为我写下的录音琴曲名单上,没有提到这些不同音乐家的演奏是根据哪些琴谱。其中多首琴曲是几世纪前首刊,其后年代中也常有中国琴谱的新记谱法产生,而我们知道,这就会导致不同的诠释。我自然也将这盘录音带上的琴曲和其他版本做过比较,包括王迪老师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古琴曲集,还对照其中附加的说明进行研究,以及古琴研究所1962年出版的琴谱集《古琴曲集》——那也正是我这盘琴曲磁带录制的年份。《古琴曲集》中对每首琴曲选自哪本古琴谱以及谁与琴师密切合作为该琴曲记谱均有说明。以这些详细资料和其他作品为基础,我在各首琴曲之后,对可能根据何种版本演奏做了说明,如有方家帮助找到更可靠资讯,我将欣然接受并深表感谢。

万之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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