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与内容章节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任何场景下都能好好说话?这是一个很贪婪的要求,人们想要掌握在任何场合都能好好说话的技巧,显然低估了语言表达的复杂性。比如,我们曾将语言活动的目标概括为两类:“赢得权力”与“深化关系”,复杂性体现在,二者表面上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深层里却是反对关系——在关系中使用权力话语会破坏关系,刻意放弃权力的行为,反而会深化关系。过分关注场景,会让我们忽视语言游戏的“核心玩法”,这个核心玩法是“论证”。
当代的语言学者认为,纷繁复杂的语言游戏本质上是一个给出和索要理由的“推论游戏”,若非如此,人类之间的言语交流将是不可理解的。当你将“鹦鹉”、“孩童”和“成人”分别当作假想的对话对象时,便会发现交流开展的前提是“你判断对方在判断”。具备判断功能的语言,即是断言,一个人必须给出断言,才能在“给出和索要理由的游戏”中迈出第一步。“论证”则是为论说断言的合理性而展开的语言活动,一个断言的合理性需要另一个断言的支撑,以此类推以至无穷,语言游戏因此展开。
解释永远需要解释来解释,论证永远需要论证来论证,于是交流成了“无限游戏”,当我们把视角从第一章字词尺度的“符号—解释—符号循环”转向第四章句篇尺度的“断言—论证—断言循环”,我们得以在一个更具操作性的层面来把握语言游戏的内核,说话之道的本质其实是“论证”之道。创造强有力的论证,是整个语言游戏中最重要的事,我们必须成为“提供理由”的高手。在此之前,区分辩论、演讲、谈判这些场景的意义并不大,相反,一个论证能力很强的人,稍加训练,便能成为辩论、演讲和谈判的高手。
接着我们详细介绍了著名的图尔敏论证模型,希望你还记得“数理B,反限C”的含义。“数理B”是前提侧的三要素:数据、理据和根据/支撑;“反限C”则是结论侧的三要素:反驳条件、限定词和主张/断言。在实践中,我们常常过于重视摆事实讲道理,忽视支撑、反驳与限定的巨大效用,而它们恰恰是理性论辩的关键元素。形象地说,我们用数理B来进攻,用反限C来防守,用数理B来强化立场,用反限C来软化主张,纯熟地运用所有要素,方能做到攻守兼备,软硬兼施。
“核心玩法”之后,便是“进阶攻略”以及“作弊技术”。我们借此探讨了“羞愧感、社会性和理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欧文·戈夫曼的“拟剧论”试图用戏剧表演理论来澄清社会交往的原理,很有启发性,他认为交往活动中的“个体”需要被区别为“表演者”和“角色”,所处“场景”必须被区分为“前台”和“后台”,其中角色通过四类表演展开交往,分别是:理想化、制造误解、神秘化以及补救。
“理想化”是最常见的表演,通过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我们让自己看上去更接近某种理想状态,为了减少自我约束对表演的干扰,表演者需要让自己进入一种“严肃”的状态。然而我们不能反思这种严肃性,一旦如此,就会陷入紧张。因为严肃性是一个悖论:明知道某事是虚假戏码,却要刻意忽略这种“明知道”使戏码能正常进行。我们的紧张感来自对“严肃性”的纠结态度,我们的理性倾向于否认严肃性,可一旦否认它,便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承认了严肃性。
这种纠结状态导致“理想化”的表演被破坏,我们开始“补救”表演,然而“补救”表演本身即是对“理想化”表演的破坏,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我们的紧张体验,某种意义上是对这种“越补救越挫败之循环”的直接经验。因为否认严肃性,我们变得严肃起来,因为想要避免紧张,我们变得紧张。最后我们探讨了两种应对思路,分别是“屏蔽反思”和“制造幽默”。屏蔽反思,将自己浸入信念之中,或是刻意表演严肃,创造一种自否定的幽默感。后一种思路显然更为高级,被我戏称为“作弊技术”。语言游戏之中唯一重要的事,是创造强有力的论证,假如还有更重要的事,那应该是以某种更特别的理由来反对、抛弃、超越这个强有力的论证,我们的游戏之路,就是从混沌之域走向清晰之境,在清晰之境中回归幽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