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论后工业化和社会性别的 革新——90年代的父权 制资本主义

附论后工业化和社会性别的 革新——90年代的父权制资本主义

“近代” 一直都在干涉社会性别(gender),而它的这种干涉行为与 个人主义和平等的“神话”背道而驰。对理性资本主义而言,社会性别是经济外部的非理性变量,而资本更是将社会性别这种变量理性地利用到了极致。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指出,“资本主义将男人和女人还原为无性的个体”,而他的观点恰恰说明了他不过是天真地相信了那个近代资本主义所散布的“神话”而已。讽刺的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工业社会是一种实现了 ”生产归男性、家务归女性的,史无前例地对性进行隔离(Apartheid) ” 的社会。

女权主义跨越了性的区别而质疑“差别对待”的问题,从这点上来 看,女权主义的确是“近代”的产物。要在两性之间产生“差别对待”,两性之间首先需要出现作为”人”的平等观念。虽然激进女权主义将性统治的机制称为”父权制”并将其定型化,但女权主义从形成之初就已经将“近代”特有的性统治方式视为问题之所在了。

工业化创造出了近代特有的性别角色分工。它指的是,男人从事生产 而女人从事再生产的、按照性别所划归领域的规则。纳塔利-索科勒夫称之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历史性妥协,即“维多利亚式的妥协”。并且,在这种妥协下形成的体制,他称之为父权制资本主义。但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所达成的妥协不仅只有这一次,它们会根据工业化各阶段的需要,反复进行微调整。而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与其相适应的性统治方式也无法停留在过去了。由此,我们的问题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究竟在何时、以何种形式才会停止从性这一变量中获利呢?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沃尔霍'夫(Claudia von Werlhof)试图 用“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解释资本主义与社会性别的本质性关系。资本主义本应是对等的交换游戏,但在这个游戏场域形成并开始自我运转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要划分资本占有者与非占有者的界限。资本最初是怎样出现的呢?马克思认为是通过掠夺出现的。18世纪*勺英国就是靠圈地运动来剥夺农民的土地而强制性地把农民变成了 “自由劳动者”,于是这些农民成了劳动力的来源。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依靠城市对农村的剥夺而形成的,这就是通过经济外部的政治强制力所实施的“资本的不正当行为” O

资本主义是交换游戏,它的内部兼具了等价交换和不等价交换。从 理论上来看,利润仅在进行不等价交换的时候才会产生。资本占有者和非占有者的分离,换言之,只有在劳动力的买方和卖方分离之后,劳动力的交易披着等价交换游戏的外衣才能够开始进行,而这种劳动力的交易其实是不等价的交换游戏。看破这种把戏的正是马克思。也就是说,资本看似购买了劳动,但实际上是购买了劳动力。换言之,资本仅支付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等价的部分,而没有对劳动的产物进行等价的支付。这种不等价的交换游戏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之间存在着落差。

在劳动力商品化之初,资本主义就开始利用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之 间的这种落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本不仅利用了农村和城市的落差,它还把性这一变量变成了剥削的手段。沃尔霍夫指出,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背后不仅仅有农村,还有资本新开辟的广袤的领地——女性。

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期,它还利用了国别这一因素。工业资本主义前期 被称为重商主义,商人资本通过将财富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来获取巨额利润。在经济全球化出现之前,重商主义趁机利用地区性交换规则的差异来获取利益。理性资本主义称重商主义为未成熟的资本主义或是不完全的资本主义,把重商主义看作是一种耻辱的历史。但是,耶鲁学派的经济学家岩井克人重新评价了重商主义。他认为,资本原本就是从差异中获取价值的。从这点来看,从重商主义直至今日,资本主义丝毫没有任何改变。

无论是城乡差异、国别差异,还是因性别而产生的差异,这些都是 经济外部的变量。前者是政治性的,但是通过这种差异而诞生出的利润却是经济性的。看似已“脱离”政治的资本主义实际上从未独立于政治。我们将这种机制(economy)称为政治性已深入骨髓的政治经济(politicaleconomy) o

无法否认的是,女权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应运而生,它 在抨击资本主导下的性别革新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这种革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资本主义和女权主义”携手”进行了历史性变革。女权主义看似在呼吁性别差异的消亡和随之而来的“近代”的最终完结,但实际上女权主义反对的是以性别规范为基础的、近代父权制资本主义的根基。如此一来,女权主义本就诞生于“近代”,但它的批判其实是在自己摧毁诞下自己的母体。

通过消除社会性别这一变量,近代在完全形成的同时也开始步入了解 体之路。而使这一现象变为可能的正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开始试图要超越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框架。后工业化是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它让近代工业资本的各种特性都变得无效,并创造出了一种被称为“后现代”的崭新的历史阶段。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之后,所有发达工业国家都把伴随着第四次技 术革命而发生的产业结构转型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它们都在经历后工业化的历史性转变。英国通过“撒切尔主义”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而日本也实现了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的转型,并经历了日元升值的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期。维罗妮卡•比彻在有关石油危机后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成员国中女性雇佣的比较研究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下,尽管OECD各国失业率很高,但女性雇佣率都呈现上升趋势。“在男性高失业率的背景下,女性雇佣则有所增加”,这种逆转现象推翻了女性劳动力预备军论。女性劳动力预备军论认为,女性“是最后被雇佣的以及最先被解雇的”(last hired, first fired)。按比彻的解释来看,第亠,工业的信息化、服务化创造出了 “面向女性的工作”。第二,正因为是“面向女性的工作”,所以那些非全日制以及临时性非固定的雇佣机会才有所增加。女性并没有抢占传统意义上男性所从事的工作,她们涌入了新形成的边缘性工作领域。也就是说,女性劳动被边缘化了。

日本在进入工业结构转型期之后,女性雇佣也出现了大幅提升。与 OECD的各成员国不同,即便在经济结构仍存在问题的时期,日本也没有因高失业率而烦恼。这是因为,日本产业结构转型是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推进的,所以衰落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能很顺利地被新兴产业部门所吸收。而在OECD各成员国,高失业率给尚未进入市场的年轻劳动力当头一棒。但在工会组织强大的欧洲各国中,中老年劳动者的既得权益得以保全。而在日本,产业结构转型直接打击了在熟练部门中工作的中老年男性劳动者。他们虽然没有宜接面临着要失业的危机,但是随着企业的转型,他们已经跟不上企业部署以及职业种类的转变了。另一方面,被边缘化的女性雇佣人数大幅增加。1986年,非全日制劳动者的人数突破了500万,其中有7成是女性,这个数字占到了女性雇佣者总体人数的22.7%。从1985年到1986年,女性雇佣者的人数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36万,相对于男性多了31万。其中长期雇佣者的人数增加了 17万,非全日制雇佣者增加了 19万人。新增人数有一半以上是源于非全日制雇佣者的增加。

文明史的倡导者、文化人类学家梅棹忠夫认为,后工业化会让女性的 劳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了劳动的性别区分,所以也同时消除了工业化时期劳动性别分工所带来的影响。正如信息产业中的电脑软件开发不存在“男性化的软件”和“女性化的软件”,信息产业中也不存在性别差异的问题。由科技革新带来的经济下层结构的变化为消除性别差异提供了物质保证。

但另一方面,比彻的分析一语中的,“正因为人们觉得某些工作是 适合女性的工作,所以才出现了雇佣的边缘化” o 一宜以来女性作为无偿劳动力(unpaid labor)被隔离在非正式劳动领域。而如今她们已变成了边缘劳动力,根据需要而自由穿行于正式劳动领域和非正式劳动领域。但她们究竟是“为了谁的需要呢” ?第一,为了应对资本的需要;第二,为了应对父权制的需要。虽然有数据显示许多女性是凭借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了非全日制工作,但这是因为她们已经将“父权制的需要”内在化了。许多已经过了35岁的女性,她们在结束育儿期之后,紧接着要面临的则是为了应对父权制的需要——照料老人(主要还是照顾丈夫的父母)而进入了待命状态。她们不得不做好随时重返非正式劳动领域的准备。而这些都隐藏在“劳动自由的扩大”、“休闲社会化”等意识形态的名义之下。在劳动的”休闲”这一部分之中,女性通常是服从于私领域”所需要”的变化的,而这正是女性劳动边缘化的根源之所在。沃尔霍夫将这种现象称为“劳动力的主妇化” (housewifization of labor) o他继续说道,如今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女性和男性,都被卷入了在正式劳动领域和非正式劳动领域间自由穿行的浪潮之中,他将这种现象称为“全球性劳动力的主妇化"(global housewifiiation of labor)。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劳动力.“闭关锁国”的状态下,通过扩大内 需型的经济发展而大幅度增加了女性的雇佣人数。这是因为,第一,日本在经济成长期没有像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一样选择引入移民劳动力。女性所从事的领域就像各国引入的移民劳动者所从事的领域,绝不是劳动市场的核心行业,而是低薪酬且不稳定的非熟练劳动力行业。第二,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将家务劳动商品化,所以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日本而言,二战后失去殖民地且无法依靠战争经济继续发展,所以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发展经济。正如章鱼吃自己的腕足一样,日本也把眼光投向了自身内部的差异,只能开始蚕食全民中产阶级化社会残余在最后边境上的社会性别差异。于是,女人们为了购买家电产品、加工食品、成衣等商品而从事雇佣工作,家务劳动得以减轻,但同时也使得女性渐渐地走出了家门。家务范围被极大程度地缩小了,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企图。后工业化促成了大量女性的就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劳动的性差。在基本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型之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台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继而加速进入了“黄金的90年代”。这项法律虽然只不过是日本政府勉强批准了联合国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一种托辞,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日本资本主文之所以能做好接受《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准备,也是因为它已经部分摆脱了性差。后《均等法》时期的父权制资本主义进入了第四期,实现了女性劳动力发展方向的分化,即与性别无关的精英方向和与性别有关的大众方向。由于《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加强了女性之间的竞争,所以它促进了女性中精英与大众的两极分化。旨在提高女性地位的一

些政策已经成为了一把双刃剑,这些政策有利于一部分女性,但对其余的 女性是不利的。女权主义要求”建立与性无关的劳动市场”,他们的这一要求有一部分甚至是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积极地实践跟进的。在女权主义者之中,甚至有人高喊”资本主义是女性解放的战友” O

在1989年11月举行的国际会议[(1989年度国立妇女教育会馆主办的 女性国际研讨会“不断变化的性别角色的全球视野” ("Global Perspectives on Changing Sex-role")]期间,海迪•哈特曼在同我的交谈中提到,“资本主义对于女性而言是具有解放性意义的”。哈特曼说,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女性劳动者身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在女性劳动力之中,带着不满6岁儿童工作的女性数量大幅增加。而这使得女性劳动力比率的变化曲线脱离了M字形,这意味着育儿期对女性而言不再是绊脚石了。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资本主义在消除性差的方面有着长足的进步,而这是由资本主义合理性运作所带来的结果。现如今,无法任用女性的企业是由于它们“不合理”的规定。如此一来,企业则会提供诸如企业内部的日间照料等服务设施。另_方面,我认为在”mommy track”(这是一种针对有育儿责任的劳动者的、对他们而言负担较少的选择)、“职场天花板”

(女性劳动者在升职过程中有着看不见的壁垒)等问题上,哈特曼对于美 国女性劳动力市场的预想虽然太过乐观,但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的劳动所发生的急速变化上来看,的确让人感慨。而她也承认了这种变化已经“超过了预想” O

针对“资本主义对于女性而言是否具有解放性意义的”这一问题,我 给出的回答是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在过去的十年间,同时期日本女性劳动所发生的急速改变丝毫不输美国。然而,资本主义虽然给予了女性就业机会,但其代价是周边劳动力市场也被编入了体制之内。资本主义没有消除性差,而是将性差以新的形式进行了重组再编。

以下我将简短地总结进入后《均等法》时期的女性雇佣所呈现出的 新动向。从1973年石油危机到1985年《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颁布,在这一时期中,如果产业结构转换期就是”女性雇佣的边缘化”时期,那么从1985年到“黄金的90年代”,这一时期呈现了女性雇佣的新动向。从统计上来看有以下两种动向:(1)四年制大学女毕业生的就业人数大幅上升;(2)女性雇佣者的平均出勤年数有所延长。

有关(1)—从1985年6月《均等法》颁布到1986年4月1日实施, 各个企业建立了综合职位和一般职位的组织体系,并通过导入因职位而异的人事管理制度迅速地应对了《均等法》的“倾向和政策”。《均等法》只是一个无处罚式的“灰色地带”的规定,它仅仅是一种倡导。实际上在《均等法》的实施过程中,新录用职员里99%的男性从事可以出差、转职、转业的“综合职位”,而99%的女性则要从事没有以上自由变动的”一般职位”,这种性别歧视昭然可见。这种因职位而异的人事管理制度在“选择自由”的名义下掩盖了现实中的性别歧视问题。肉职位而异的人事管理制度的发明使企业将《均等法》对职场的影响缩减至最小。其他国家并不了解《均等法》下表面和实质的这种双重构造。

然而,还未等《均等法》发挥效用,或者说抢先于《均等法》一步, 20世纪80年代起,企业就逐渐开始了对高学历女性的录用。企业对于四年制大学女毕业生的需求量大幅增加,相反地,它们对短期大学女毕业生的聘用则止步不前。曾经所谓的“就业就要选短期大学”这种共识逐渐被颠覆。我们可以预见,比起短期大学女毕业生,四年制大学的女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将会更好。

关于(2)——1976年全职女性雇佣者的平均出勤年数达到了5.3年。 而到了 10年后的1985年,该数字增长了 1.7年,达到7.0年。这些女性是《均等法》颁布之前进入企业的,她们也一宜坚守岗位。短期大学毕业后20岁就职,7年后她们就27岁了,而当下平均初婚年龄接近26岁,所以平均出勤年数的延长推进了晚婚化。然而与此相反的是,晚婚化也导致了能够得到工作和薪金的女性,也就是OL,她们在结婚和单身生活这座天平的两端之间摇摆不定。《均等法》颁布之前入职的女性,她们通常比男性职员学历低,并且一般都从事着辅助工作。《均等法》颁布后入职的女性职员与《均等法》颁布前入职的女性相比,她们所接受的教育培训内容有所不同。《均等法》颁布后入职的女性职员受到聘用后,法律规定企业禁止实施有歧视性的教育培训。在企业中,《均等法》颁布前入职的女职员与《均等法》颁布后入职的女职员两者因为待遇不同而引发了纠纷。针对即便如此也不选择辞职的《均等法》颁布前入职的女性,为了提高她们的积极性,企业为入职五年以上的女性职员积极实施了 “人才活性化”政策,为她们开辟了升职渠道,实施培训并努力培养中坚力量的女职员。针对《均等法》颁布前入职的女职员,企业所实施的这些对策,也是《均等法》的颁布所带来的、始料未及的影响之一。

高学历女性就业的增加,以及女性雇佣者出勤年数的增长,使得女 性劳动力比率发生了 “脱M字形”的变化。美国在过去十年间所发生的情况,如今在日本也逐渐开始出现了。这种情况发生的背景是,新兴经济所带来的全社会的人手不足问题,特别是在新兴行业之中,质量较高(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短缺成为了一大问题。从目前来看,在不介意劳动性差的众多行业之中,比起性差;学历差异所带来的问题更加显著。如今,虽然《均等法》规定,“在同等学历条件下”禁止性别歧视,然而这一规定却不适用于学历条件不同的男女。所以,如今大学毕业的男性与短期大学毕业的女性,他们之间的性别差异是堂而皇之的“学历差异”。同样,女性之间的“学历差异”也在逐渐变大。少数的大学女毕业生,她们所签约的综合职位对于短期大学的女毕业生而言是完全没有机会获得的。至此,在以往同样遭遇歧视的女性之间开始因为质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

参照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等许多问题,上述情况则更加明了 To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也就是竞争力较强的女性,相比种族、阶级因素,她们更容易克服性差。如今,今后的日本劳动市场中也可能会出现人种、国籍等多种因素,而比起这种人种歧视和国籍歧视,“职业隔离”(job segregation)的壁垒在性另!|歧视方面是更容易打破的。当下,对于卷入激烈国际竞争的企业而言,他们已无暇顾及高质量劳动力中的性别问题To性别歧视将会使得企业流失潜在的人才资源而得不偿失。

我预计,今后全日制持续就职型女性会继续增加,并且我想将她们 在职场所处的地位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专业职位;第二,在女性人数较多的行业中的女性管理岗位;第三,在不介意性差的真正竞争性职场中的成功女性。第一种类型通常属于直线(line)组织部门而非参谋制(staff)组织部门豎虽然它的优势在于避免与男性进行竞争,但这同时也是计无所出的“被隔离的”职位。第二种类型,在服务业、物流行业等雇用女性较多的行业中,“领导女性的男上司”逐渐被”领导女性的女上司”所代替。众所周知,所谓“首个女董事的诞生”的情况往往出现在百货商店、通信、保险、化妆品等原本女性人数就较多的行业中。第三种类型,在对设计、电脑等业务能力要求较高的行业之中,往往无法避免不介意性差的激烈竞争。而这些往往也是非传统的、风险较高的企业。因此,在中小规模的企业之中,女性的晋升还存在着可能,但倘若在雇员五百人以上的一些上市企业中,至少宜至21世纪,女性升为总裁的愿望仍然难以实现。

不管怎样,“家务劳动的负担”减少到最小化是她们工作的前提。其 方法包括:第一,不生育孩子;第二,三世同堂或者临近居住的母亲或婆

1这里所说的Line-staB组织,对应的是直线参谋制。一译者注 婆的帮助;第三,购买私人的家务劳动服务商品;第四,彻底的HA (全智能家居);第五,公共社区服务的帮助。在种种选择之中,最有可能实现的是“通过让丈夫同等地承担家务育儿劳动”来减少妻子家务劳动的负担。但由于男性劳动的机会成本较高,所以可以借由参与家庭的第三者或商品化的服务来替代丈夫,通过这样的替代使得丈夫和妻子得以免于家庭责任,而这种选择实际上更容易实现。无论如何,当下我们已经否定了性差是天生的。倘若没有家庭责任,那么女性则可以像男性一样工作,有关这一问题我们早已论证过了。但是,这样的选择只存在于劳动机会成本较高且竞争力较高的女性劳动者之中。女性分成了三派一精英职业女性、占大多数的边缘化的职场女性,以及均不属于前两者的无业家庭主妇(拥有“不用工作也行”的这种特权的专职主妇)。并且,上述这种女性的多样化在“自由选择”以及“个性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都隐藏在了看似是女性自身的选择之中。20世纪90年代日本资本主义新的阶层变动就是由

“个性化”、“多样化”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女性的多样化与这种过程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回顾历史,无论何时,女权主义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资本主义共进 退的,它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简短地将其归纳为女权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狼狈为奸”。与其他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女权主义也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永远是批判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同时期的父权制资本主义这一时代进程而言,女权主义永远是一种批判性的话语。

倘若如此,资本主义想要对与社会性别不相关的劳动市场进行再革新 之时,女权主义就一定要解决下面的课题一为对抗因资本而导致的女性的竞争和分裂。女性之间能够建立怎样的“连带”关系呢?

资本主义看上去是通过将私人领域最小化来挣脱父权制的桎梏,至 少,将女性作为承担再生产劳动的专职劳动力置于私人领域这种具有排他性质的做法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获得利益了。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在整个市场中出现了全球化的父权制革新。也就是说,如今,女性、老年人、移民作为边缘性劳动力从事着女性曾经在家庭中所做的工作。在家务劳动的外部化和社会福利劳动之中,这种变化开始不断蔓延。如此一来,包括性在内的年龄、阶级、种族、国别等经济外部变量就创造出了新政治差异的“边境” o女性作为国民国家这一利益共同体的一员,作为阶级集团的一员,在如今国际化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她们既是受益者又是加害者。女权主义从发端之初便一直是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当下,女权主义的课题是如何对抗国别、阶级、种族、年龄等种种分裂,进而建构女权主义者的国际主义 (Feminism Internationalism)。

最后仍残留的问题是,不考虑所有变量的、存在于劳动结构内部的 差异性问题。也就是为什么生育人的生命、守护死亡这种劳动(再生产劳动)是处于所有劳动之中最底层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女权主义的课题将会一直存在吧。

本论文是基于国际妇女教育会馆主办的平成元年度女性学国际研讨 会——"不断变化的女性的性别角色” (1989年11月)中的基调演讲稿修改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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