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劳动者
有关日本式“家庭的革新”，我有两个保留意见。
第一，为了维系丈夫单方收入所支撑起的近代父权制，市场除了将家
庭主妇变成劳动者外，还有另一个选择一E就是引进移民劳动者。
达拉•科斯塔在题为《再生产和移民》的论文中这样写道：
为了能在质和量上壮大劳动阶级的队伍，并适度地将这些劳动
力重整为广泛的、训练有素的阶级，我们可以采取移民这一政策。而
这种政策是国家给出的一种回答，它所针对解决的是女性拒绝生育问
题和由此可能会产生的冲突以及创造新的阶级内部关系等所有问题。
［达拉•科斯塔，1986: 157-158,粗体为原著者所加'］
达拉•科斯塔认为，女性转变为劳动者，这也是”拒绝生育”斗争所 来带的结果之一。所以，在劳动市场上的移民劳动者们，他们的竞争对象还包括了女性所生下的孩子。实际上，根据移民政策，“欧洲资本……加
1由伊田久美子和伊藤公雄合译的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塔的《支付家务劳动薪 金》［中文译本名为《妇女与社会翻转》(2017)。——译者注］( 1986) —书的后记中写道："本书并没有选取在意大利出版的翻译版本”,达拉•科斯塔亲自为日文版选择编写了 "完全独立的……论文集”。《再生产与移民》被收录于该论文集则是假定了读者为处于劳动市场"锁国”状态的日本读者，可见作者以及译者是有蒔定意图的。作为日本不久将来会出现的参照事例，我们可以从意大利的实例中多多学习。深了女人们自己之间的斗争，以及女人们同她们劳动所创造出的价值之间的较量”［同上：157］。
移民政策有两种方式来引入外国劳动力：一种是引进“在国内拥有 无可替代特殊技能的”外国劳动力；另一种是引进在国内虽然并非无可替代，但谁都不愿做的底层非熟练劳动力［二神，1986］ o目前日本的劳动市场对于前者是有条件的“开放”状态，但对于后者仍旧处于严格的”锁国”状态「°实际上，劳动市场“开放”的好处就在于能够收购这种非熟练低工资的劳动力(cheap labor)。即便在欧洲，移民劳动力也主要是用于补充这种非熟练部门的空缺。他们一般比本国人受教育程度低，而且，对于有语言障碍的外国劳动者而言,事实上他们也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非熟练劳动部门工作。
女性转变为劳动者，这种转变并非来自熟练部门，而主要来自非熟练 部门对劳动力匮乏的要求。如此一来，在非熟练部门工作的女性(以及年轻人)劳动力和移民劳动力直接在劳动市场上展开了竞争。
日本的失业率在1986年保持在3%,放眼世界，这个数字也相对较 低。连提倡充分就业的凯恩斯政策所期待的目标失业率都只是在5%以下，可见，日本的就业情况是比充分就业还要好的理想状态。但如果将寻求潜在就业机会的已婚女性也算作是“失业者”的话，那么失业率一下子就会猛增。在里根经济政策(Reaganomics)下美国的失业率为6%,并且失业率在社会少数群体以及低学历阶层中表现极高。女人也是社会中另一类的少数群体，她们与其他的少数群体之间存在着直接竞争关系。因此，正如达拉•科斯塔所言：“雇用移民者的做法，是国家对女性拒绝生育的反击。”［同上：159］
在《出入境管理法》上钻空子，许多亚裔劳动者以观光签证、工作签 证进人日本并开始工作，甚至在一部分行业中出现了没有他们就无法运行的状态。但是，劳动市场"开放”的相关法规修改的好与坏仍然尚无定论。
我在这里要批判这种社会共识，也就是女人进入职场会抢夺男人的 工作机会。同理，我也同样批判这种说法：移民劳动者会导致本国劳动者的失业率上升;而正是这种看法为德国发生的排挤移民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我认为，对于女人和移民的这种攻击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无端指责。实际上，在德国，像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等移民劳动者，他们从事的是德国人不愿去做的低工资且不划算的非熟练劳动部门，如清洁工和体力劳动者等等。而德国人的高失业率则集中在高学历且年轻的劳动者身上。他们这些拥有高学历的劳动者并不会与移民劳动者在非熟练部门中产生竞争,也就是说，移民者们并没有夺走德国人本应有的就业机会。
同理，家庭主妇劳动者取代的并不是男性家长劳动者原来所从事的职 位。在超市收银台收款或是在服务业做着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她们所做的工作是男性劳动者曾经从事的职业吗？这些职位都是在科技发展中新兴的、为女性所准备的且以往未曾出现的就业机会。这些职位也是男人们绝不会想要从事的工作。
因此，女人这一少数群体只同移艮这另一类少数群体发生竞争关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与男人，或是移民与本国人，他们之间并不发生竞争关系。只有将日本的劳动市场看作是一种封闭系统(closed system)时，日本社会才会导致大量家庭主妇变为劳动者。但是，想要预测女性变成劳动者的这种趋势，不能仅仅只将目光放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无法得知日本在非熟练劳动部门中的这种“锁国”的移民政策会持续到何时，但谈及“女性问题”之时，我们要明白这不单单只是日本国内的问题。
女性的劳动问题直接关系到移民劳动问题。不仅如此，女性劳动问 题内部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换言之，一部分女性，由于在非熟练劳动部门同移民劳动者发生了直接竞争，她们撤出了该领域，而另一部分女性，由于移民劳动者代替她们进入了非熟练家务劳动部门，这使她们能无后顾之忧地进入了熟练劳动部门，这些女性之间产生了差异。从劳动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 土来看，如果家庭主妇劳动的出售价格A高于家务劳动的购入价格B,那么主妇就会变为劳动者，反之，若价格B高于价格A,那么家庭主妇就会留在家庭。也就是说，家庭主妇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偏差在这里起着决定性作用。家庭主妇劳动虽然是家庭主妇所进行的劳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家务劳动。反之，家务劳动未必一定需要家庭主妇来做。也就是说，这里的家务劳动只是目前这一时间点上的、偶然的活动，它是以“家庭主妇”为名的女人作为质量参差不齐的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而已。高中毕业做着超市店员工作的女性和数学系研究生院毕业从事电脑软件开发的女性，两者作为家务劳动者的价值虽然是等价的，但当她们作为“家庭主妇劳动者”进入市场的时候，就会产生劳动力的价格差。如此一来，引入移民劳动力对于女性劳动市场产生的冲击有以下两种效果：
(1)女性被赶出非熟练部门;(2)将女性推向熟练部门。也就是说：中 层家庭依靠丈夫单方收入来生活，它维持着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上层家庭男女平等一实际上是无论男女都能免于家务劳动所带来的负担，而上层家庭的双方都在工作，也就是说家庭有双份收入(double career—doubleincome),而这两种家庭之间产生了差异。这种“中层”与“上层”之间的差距，虽然原来仅仅是由于丈夫的收入而产生的，但是现今由于有能力的妻子能赚取与丈夫相同的年收入，这使得这种差距一下子扩大T。也就是说，现如今已经出现了亚洲型的阶级结构，即比起社会性别差异的因素，阶级因素才是决定性变量。而阶级因素使得每个家庭的亚文化也产生了差异。“一旦结婚（都）会变为家庭主妇”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全局式观点也坍塌了。女人们能够花费比自己工资更低的成本来购买家庭劳动服务，这使得她们向劳动者转化，相反，对于那些无法购买小于或等于自己劳动薪金的家务劳动的女性而言，她们则会留在家中。处于经济阶层较低的、“不得不工作”的女人们，她们拿着与家务劳动者同样的工资，不仅要承担自己家庭中的家务劳动，还要从事雇佣劳动。如此一来，经济阶层决定了夫妻家庭亚文化的现状。承担家务劳动使得男女共同成为最小单位的双职工夫妻，也就是丈夫工作、妻子做家务~ 统型性别角色分工。但家庭主妇劳动者肩负起了来自家务和雇佣劳动的双重负担的压迫。这样一来，传统型“近代家庭”不再是家庭的唯一模式2。
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家务劳动在所有劳动之中 处于最底层的位置。只要市场将家务劳动的价格控制在最低限度，女人们就会让其他人来代替自己，也就是让那些从事着不如家务劳动的职业的劳
1在《周刊招聘时代》第96号（1986年2月6日号）《思考女性的时代》的特刊中，那 位著名的长谷川三千子曾以加速“经济阶层的分裂”这一理由对《雇佣机会均等法》提出了反对意见，真可谓是真知灼见。因为女权主义者们也预见了《均等法》将会促使女性劳动者之间产生差异。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向与长谷川完全相反。以下是对长谷川文章的部分引用。
当下，男女角色分工依然发挥着作用，但为何男女飾就业机会和结果非得要场等不可 呢？比如，一直以来国家的政策为了使每个家庭所得较为平夠（为了平等）做了各种各样飾努力。但这_介均等法是引向与此相反的方向吧。这•也是因为另女仅仅進求符合其各肖本身能力的公平待遇（能力水平天致相同殆男女才会给婚）同社会阶层、断层的扩大，极端地说就是会带来两极分裂。
2目前，在美国雅皮士这种新兴的精英阶层之中，在配偶陪同下一起出席派对时，相 较称赞妻子有多么美丽多么有女人味，现在甚至出现了相互攀比各自妻子的工资有多高的现象。拥有高学历且从事专业职位的妻子是凸显自己是配得上这样女人的、有能力的男性，这是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
动者们来代替自己，而她们自己则进入市场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在资本主 义强行树立的“经济原则”面前，社会性别的文化规范和“家务是有价值的劳动”这种家庭主妇意识形态的呼声都相形见细了。
因此，家庭主妇向劳动者转变的趋势与是否引进移民劳动者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家庭主妇劳动者在某些情况下与移民劳动者互为竞争关系，而在另一些情况中，二者又互为补充关系。我认为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动向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劳动市场走向开放的重要指标。正如达拉•科斯塔所言，这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给女性的一个答案。
"中断一再就业”型的阴谋
我对于日本式“家庭的革新”的另一个保留意见在于“中断一再就 业”型家庭主妇的劳动者化所带来的影响。“近代”完成之后，无论是在哪个发达工业国家，女性的劳动力比率都在上升（参照第10章图5）。这种现象在已婚女性之中尤为凸显。“近代”给女性劳动带来的影响是使得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暂时性地大幅降低。如果取几个世纪的时间跨度来看，那么所谓的“近代”,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暂时性地陷入低迷的历史过渡时期。随着“近代”的终结，女性劳动力比率与已婚率和未婚率一同回到了前工业化社会的水平，即恢复原状。这种（特别是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暂时性的降低和恢复的模式在较早进行工业化的各国中更为明显，而在类似日本这样的工业化相对较迟的国家中却没有那么显著。到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为止，日本的农业人口一直都维持在总人口的30%的水平。由于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近代化，在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下降之前，她们的前工业型劳动就已经转变为脱离工业型的劳动了。
如今，各个发达工业国家正逐步迎来“近代”的结束，而已婚女性劳 动力比率都在逐渐升高。但是，就其内容而言，日本与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与欧美国家还是与第三世界国家比，都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特点。这表现在已婚女性向劳动者转化这一问题上，在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之中，即便是处于分娩育儿期的女性，她们也不会中断工作，而是继续从事全日制型工作。与此相比，日本大多数女性则是在育儿期中断工作，并在后育儿期再就业，从事非全日制型工作。我认为这种差异性应该得到关注。
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地发挥女性的最大嫩用。这些国家为 了使女性的再生产劳动负担降到最低，从而让女性能够成为生产劳动者，积极推进再生产的社会化。这使得中国、苏联的女性劳动力比率在各个年龄阶级上并没有表现为包括分娩育儿期呈现的低谷状态的M字形。这些国家的女性劳动力比率模式无限接近于男性劳动力比率模式。
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由于自由放任主义 的市场原理使得再生产成为私人之事，美国的资本家以及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型国家都对国民的分娩育儿采取不干涉原则。也就是说，国家不会介入再生产，也不会对再生产提供任何援助。而美国的公共托儿设施的不完备以及贫困也是可想而知的。在以自力更生为原则的社会中，怀孕以及分娩是私事，如此一来，市民们既无法向国家寻求援助，也不能对此表示不满。与此相比，以美国的标准来看，日本的公共托儿服务虽然称不上完善，但其普及程度已经非常高了，就此而言，日本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 了。随着已婚女性劳动者化的发展，她们没有要求公共领域而是要求雇主提供企业内部的托儿设施。从这点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理论的影响。因为，雇用已婚女性劳动者而获益的企业理应负担起作为受益者应该负担的再生产费用。
在美国，近年来，抚养未满6岁孩子的女性的劳动者化得到了最快速 的发展。并且全日制工作比非全日制工作增加得更快[Masnick&Bane,1980] o这使得美国各个年龄阶级的女性的劳动力比率不再呈现M字形。虽然公共托儿服务设施尚不完备，但处于分娩育儿期的美国女性还是会花高额的育儿费用聘请保姆或日间妈妈，并且继续以全日制的劳动形式进入劳动市场。
可以说，亚洲及非洲也处于同样的状况中。这些国家地区拥有相应的 文化条件,即由传统的扩大版家庭取代公共育儿服务来支援在外工作的母亲。然而，这些国家地区的已婚女性仍不会中断育儿期，而是一直以全日制的劳动形式继续工作。上层女性可以雇佣奶妈或女佣以方便从事全日制的工作，而下层女性则需要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工作。他们并不存在专职育儿期的问题。只有像日本这样实现了国民全体中产阶级化的异常社会才会出现已婚女性所面临的专职育儿期问题。
但由于这种专职育儿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女人们还是会步入中 断一再就业型的生活。这种中断_再就业型的生活对女性而言是非常不划算的选择，这一问题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大多数女性都选择了中断一再就业，这才是日本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阴谋。
日本的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的上升主要是由于这种中断一再就业型 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增加。女性的工资在1978年达到峰值56.2 （男性工资为100）,之后出现了逆转，开始逐渐降低，并于1981年下跌到53.3。在“联合国妇女十年”的时间里，各国都出现了男女工资差异缩小的趋势，但为何日本反而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趋势呢？当然，这是由于日本女性从事的是非全日制工作。而非全日制就业的增加，使得日本女性劳动者工资水平整体上降低了。
我们也可以把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上升的这种现象称为专职主妇向兼 职主妇的转化幕1983年，在已婚女性之中，专职主妇的比率与兼职主妇的比率发生了逆转，专职主妇变成了少数派。将兼职主妇再进一步细分，可以分为第一种兼职主妇与第二种兼职主妇。正如专职和兼职的分类与农民的分类相似，第一种兼职主妇和第二种兼职主妇的分类也与农民的分类类似。农民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种兼职农民是指以农业收入为主、以非农业收入为辅的农民；第二种兼职农民是指以非农业收入为主、以农业收入为辅的农民。以此类推，第一种兼职主妇就是以家庭劳动为主、以雇佣劳动为辅的已婚女性，第二种兼职主妇则是以雇佣劳动为主、以家务劳动为辅的已婚女性。第一种兼职主妇基本上与“中断一再就业”型非全日制劳动者的人生轨迹相一致；第二种兼职主妇则对应的是在育儿期未中断工作的全职劳动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第二种兼职主妇把重心更放在职业上，所以她们没有中断育儿期中的工作。她们连续工作十至十五年，现在收获了相应的职位和收入。而与此相反的是第一种兼职主妇。正因为她们把主妇这一角色视为是重中之重，所以她们一心扑在专职育儿的生活上，而且正因为她们将母亲这一角色优先于其他选项，所以才选择了非全日制劳动2。并且，为“中断一再就业”型女性敞开工作大门的劳动机会总是不能给她们提供一个完全的职业工作者的身份,她们从事的往往是不用承担责任的工作。“中断一再就业”型的女性属于第一种兼职主妇。
在农业领域中，人们以雪崩之势从专职向兼职转变、从第一种兼职向 第二种兼职转变。
1政府公职部门将家庭主妇劳动者称为"在职主妇”或“就业主妇” o在这里，相对 于"专职主妇”来说，我们使用“兼职主妇”这一词来命名。
2从事非全日制劳动型工作的女性的最大动机就在于不想让孩子成为挂钥匙的儿童 （当孩子说“我回来了”的时候，她们能够在家迎接孩子）。家庭主妇的门禁时间与孩子的归家时间相一致。
时至今日，日本农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第二种兼职农民，同样的 变化会不会也发生在家庭主妇身上呢？
当下，日本的专职家庭主妇正逐渐向第一种兼职主妇转变。在日本以 外的其他国家地区，如欧美、亚非诸国正在向第二种兼职主妇转变。这种转变有的是经过第一种兼职主妇化而发生的,有的则是未经第一种兼职主妇化而发生的变化。
倘若按照发展阶段论的说法，在日本，在第一种兼职主妇转变之后 的下一阶段是否会迈入向第二种兼职主妇化转变的方向呢？这恐怕没有像宜向演化说(orthogenesis)那样简单。日本家庭主妇的劳动者化是以第一种兼职主妇化的形态出现的，并一直维持在第一种兼职主妇化的形式上。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资本主义并没有想要彻底颠覆父权制，而是出现了与之相妥协的姿态。资本主义在进入新阶段的过程中出现了将已婚女性向劳动者转化的种种选择。而日本资本主义选择了中断一再就业型、将家庭主妇向劳动力转化的这一选项，这种特殊性值得我们留意［樋口，1985 ］〔°
再生产的QC思想
资本主义并不愿意支付再生产费用，而这一事实在“家庭危机”之中 已逐渐露出马脚。对资本主义而言，父权制只会增加成本，但即便这样，还要继续维持父权制的理由又是什么呢？纳塔利-索科勒夫指出，女性解放的对策就存在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之间的辩证法中，即两者既协调又存
0道，战后逐渐加强的不是女人的人权，而是妻子的“身份地位”。
"中断一再就业”导致以往“丈夫主工作、妻子主家庭”的性别角色分工变为"丈夫主工 作、妻子兼顾工作与家庭”的"新性别角色分工”(这也是樋口命名的)。樋口指出，家庭主妇的劳动者化不过是性别角色分工的一种新形式而已。在着矛盾。倘若如此，那么“家庭革新”的时代就是迫切需要重新协调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关系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正是争取女性解放的绝好时机。在欧美，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父权制的支持了，它已经进入了 "无需父权制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patriarchy) [ VanAllen, 1984]阶段。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变成没有必要再同父权制相妥协的一元化制度，那么主张二元论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分析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也就是说，女权主义将会再次解体，它只需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便可。
然而，正如市场的一元化就意味着市场的终结一样(如果资本主义也 能将“孩子的生产”市场化，那么则另当别论J ,我不认为父权制会消失(因为这就意味着“家庭的终结”)，所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分析框架目前仍然有效。
日本的资本主义以第一种兼职主妇化这种不彻底的形式支撑着父权制 (即日本式的家庭制度)。我认为这表现在它对再生产品质管理(QC,Quality Control)思想所发挥的作用上。日本式家庭制度虽然没有对作为妻子这一角色的女人提出很多要求，但它要求女人作为母亲要自我奉献(selfdevotion),而这才是这一制度的核心之所在。在核心家庭化和低生育的进程中，女人作为母亲的角色反而被逐渐强化了。让女人成为再生产者，这种思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逐渐被推进至极限，而这正是近代父权制所设下的圈套。
在低生育的时期,女人育儿的负担看上去比子孙成群的时代有所减
1在科幻小说的世界中，总是反复出现"孩子再生产”工厂这种意象。然而，这种社 会是缺少家庭制度的社会，是社会体系与个人未经媒介而连结起来的社会。人的再生产工厂似乎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生命工程学可以使其成为可能。但要实现人的再生产，恐怕需要很高的成本。在保持同样品质水准的情况下，很难判定在家庭中进行再生产的成本与通过高科技再生产工厂的再生产成本孰高孰低。
轻，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低生育的压力（最多生两个孩子）直接源于女 人要将每个孩子抚养到他们能独当一面为止，如此一来，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时间的长期化以及费用的极度增加。所谓“子孙成群”的时代，也是孩子社会化所需时间极短和社会化费用极低的时代。正因为实行放养式的抚养，人们才能一个接一个地生育孩子。
伴随着“近代”化的发展，与孩子第一次社会化所需的时间相比， 第二次社会化（孩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成人）所需的时间明显变长了。也就是说，教育所占比重与养育所占比重相比明显提高了。再生产劳动是指在整个第一次以及第二次社会化过程中的劳动,它指的不仅仅是养育活动。借达拉•科斯塔的话来说就是：
全面到来的技术革新使得女性负担有所减轻，对于这种广泛流传 的妄言，我们需要予以反驳。再生产的对象由体力劳动者变为技术劳动者，而这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她需要花费时间带孩子去学游泳、学柔道、学跳舞、学外语等等。女性为了保证孩子的训练和练习，她们不得不一直处于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比起将孩子放养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里、向村里的人们学习，她们现在所花费的精力要高得多。
[达拉•科斯塔，1986： 27-28 ]
再生产不仅要求劳动的量要有所保证，它还要求劳动的质也要有所保 证。重要的不是能生几个孩子，而是能教育出怎样的孩子。通过创造大量的冲断一再就业”型第一种兼职主妇劳动者，我们可以说日本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在再生产儿童的品质管理目标上,几乎理想地达成了一致。
日本的儿童在第一次社会化的过程中，由于他们依赖着无私奉献的母 亲，所以他们同样也形成了具有依赖性的、顺从的身体。这些儿童在第二次社会化阶段中由家庭被转手到了学校，他们在管理式的教育中进一步被加工成拥有相同的、整齐划一的、顺从的身体。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育儿期“中断一再就业”的主妇 劳动者化与“三岁之前由母亲抚养”的育儿意识形态是狼狈为奸的关系。母亲在孩子第一次社会化时期需要遵从这种观念，但是这也最多只能持续到孩子的第一次社会化结束前。因为完成养育孩子的任务后，她们不得不将孩子转手到学校。在传统社会中，孩子的第二次社会化是在家庭和共同体中进行的。然而，如今那些不将第二次社会化的任务委托给学校的父母们，会让孩子成为不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使孩子被社会淘汰。
教育是指花费费用的再生产劳动。如今，母亲不再亲手承担教育职 能，她们为了购买教育服务，又需要转变为生产劳动者，而这些教育服务从她们手中夺走了她们的孩子。母亲们为了将孩子打造成适合劳动市场的产品，她们需要购买统一的商品——管理式教育，为此她们需要主动地外出工作。对于 冲断一再就业”型主妇劳动者而言，进入后育儿期后，
“好主妇”的条件便是成为劳动者。
樱井哲夫将学校类比为加工整齐划一的顺从身体的工厂［樱井， 1984］。工厂产品的品质管理（QC）思想是由美国提出的，但日本却将QC思想引入并超越了其思想发源地美国。日本式家庭制度也体现了这种再生产QC思想。
美国的资本主义没有负担任何再生产的费用，它让女性被卷入激烈的 劳动市场的竞争之中。并且，由于单身妈妈数量的增加，女性不得不承担父权制的再生产费用|。这种再生产放任经济导致QC的效果不佳。日本的孩子相比美国的孩子，他们更好地受到了控制，在整齐划一主义和教育管理下，他们相对远离了性交和毒品。在创造日本这个“秩序井然的社会”
孩子和儿童的毒晶滥用等问题。像美国这样的社会，能让孩子远离性 和毒品是难上加难的事，父母费尽心力让孩子远离毒品却收效甚微。
(well-organized society)上，对日本孩子的QC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这种水平较高的QC是很难通过社会化的再生产劳动达成的。
诚然，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从第一次社会化阶段开始 便设有托儿服务。然而,无论是怎样的育儿专家，他们所实施的共同育儿在再生产劳动的密度和热忱上都无法跟母亲单独实行的育儿相提并论。卢梭在被视为近代教育圣经的《爱弥儿》(Emile) [Rousseau, 1762]-书中，先就教育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然而之后他提到：无论是何种专家所提供的教育，其热忱和慈爱程度都远远不及真正的母亲所能给予的教育。无论与何种育儿专家相比，外行的母亲都是优秀的教育家。如果把母亲给予的热忱和密度的育儿公共化，那么这种成本将异常昂贵。无论是公共化还是市场化都无法实现育儿彻底社会化,其原因在于这是一种成本过高的选择。
然而，资本主义将养育完全交给女性，并没有将教育交给女性。因 为教育也是一种成本极高的再生产劳动。但出乎意料的是，资本主义出色地克服了这个困难。它通过把“中断一再就业”型的生活强加给女性而实现了 “让受益者来承担这个困难”，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以无偿劳动的形式让女性背负养育责任，之后，又将教育所需的费用负担同样让女性来承担。在当事人的承担下，适应市场要求的顺从的身体以较高水准的QC接二连三地被再生产出来。如此一来，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它就与父权制完美地达成了调停的平衡。作为父权制产物的母性意识形态，它并没有与资本主义相抵触，再生产劳动在自发性地剥削着女人和孩子的过程中、在“家庭革新”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当下，人们正在从对极端式的生产者化的重新审视，逐渐向着谋求 缩短劳动时间的方向迈进。即便这是为了确保男女劳动者进行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但缩短工时似乎确实是顺应了女性解放的潮流。并且1986年《劳动标准法》的修改以及在同时期弓I入的弹性劳动时间制(flextime) ,似乎都在保证劳动者能够获得人本该拥有的生活。
然而细细想来，女性在“母亲”的名义下，不是早就已经了经历这样 的阶段吗？她们由从事非全日制这种自主性缩短工时的工作转变成了从事“中断一再就业”这种自主性弹性劳动时间形式的工作。但这些对于她们而言都是毫无收益的。让女性背负自主性缩短工时、自主性弹性劳动时间工作的是父权制强加在女性肩膀上的再生产劳动的负担，而能从女性的自主性缩短工时和自主性弹性劳动时间工作中获益的一方是能够廉价收购女性生产劳动的资本主义。日本资本主义选择了将“中断一再就业”型主妇转变为劳动者的这一选项，这使它与父权制没有产生激烈的矛盾，而是走上了一条得以回避二者矛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