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一次见到老领导，觉得特别亲切，因为我原来是上海市政府法制办的。2000年的时候，您给市政府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讲过一次，那个时候咱们还在争取加入WTO的时候。19年过去了，因为我是前天听说今天有老领导的讲座，所以我积极提出来一定要来听一听。我知道今天的机会以后，回去特意翻了一下笔记本，是2000年7月28日在办公厅给我们讲的，时隔19年了。我现在在长兴岛开发办，也离开了市政府办公厅，首先欢迎老领导有机会到长兴岛看一看，看看长兴岛十几年开发建设的巨大变化。
我提两个问题。一个是近期的，一个是远期的。我们看到6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说到中美不可能完全割裂。这是否意味着下一周可能中美贸易摩擦会有转机。还有一个远期的，我觉得前边老领导提到了，现在美国它基本上走到发美债，养美军，靠美军的实力维持它美元的地位，美元维持霸权地位可以继续发美债，美债美军美元这么一个循环，但它的这个玩法也不是长久之计，我想最后它玩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摊子怎么收？
黄奇帆教授：第一个问题，如果从理性的角度讲，中美贸易摩擦，作为这一年多时间的一个过程，对双方都不利，和则两利，应该是有理性的政治家都会有这个清晰的判断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方面，作为打压的手段或者想要敲打一下，获得更多的好处的角度，会搞一些特别的令人感觉异常的极限施压，但中国方面坚定不移的底线划出来以后，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最后鸡飞蛋打，对美国的冲击绝不会小于对中国的冲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现在对中国不管是征税还是别的举措，第一波是压在美国的企业身上。过它个一年两年三年，那么中国的企业为了改变市场结构，可能会降低价格，相当于把这个征税压力转嫁于中国头上，但这个过程是几年后，这一波的压力首先是压在美国的老百姓身上。从这个意义来讲，包括封堵各种各样的技术和产品，首先是美国企业的市场就莫名其妙丢掉了，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企业联手，向政府提出，要求恢复对中国的供货等这一类的信息不断。所以我相信，中国和美国贸易摩擦会因为最终谈判，取得互相谅解的结果，形成协议。而且这个协议一定是在两国的领导人会面以后，产生的一种宏观的导向作用。所以对这件事，今年年内取得一定的成功，我是抱有比较多的、明确的、乐观的判断的。当然，我们也有一个清醒的判断，即使签了这个协议，并不等于中美贸易摩擦结束。长远看，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今后十年二十年，会经常发生，这个是崛起的老二和守成的老大之间必然发生的一种现象。我相信，中国因为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用最负责任的大家互惠互利的方式来走。相信未来是好的，因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中国的崛起。
第二个问题，其实我在今天第一个小时里讲到的概念里，已经说了，美国的确是要靠发美债来维持美国政府的运行，美国政府运行包括美国军队的强盛。美国在世界上，有五个第一。一个是军队实力第一，一个是美元霸权第一、货币霸权第一。第三个是美国科技力量的确全球第一。第四个是美国的农业也是第一。第五个当然是美国的工业体系，尽管它只占GDP的15%，但这15%的工业体系占了全球高科技的一半以上，因为美国15%的工业体系，已经基本上是为军工服务，为军工服务的工业，美国自己保留着，这里面就有一个军转民的高科技，这个意义上它的工业制造系统是世界最强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刚才你说的那个循环，发美债养美军，有了美军控制了实力，继续强迫人家用美元。这个逻辑在美元信用没有完全丧失的时候，一直可以行得通，哪怕美元信用丢掉一半，在军队的护卫下也可以行得通。但一旦出现美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全部用来还美债本息还不够的时候，那么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军队保障，不管你用什么样的霸凌主义的方式，你的美债都会发不出去，美元强盛的行情就结束了，那么美国国际地位的衰退也是免不了的。就此而言，下一次的经济危机有可能从网络剥离资本的危机、房地产次贷危机导火索引发的经济危机转变为大规模的债务危机。当然，这是若干年后可能会发生的事。你说是遥远的，也的确是遥远的。
提问2：黄教授，您好！请教一个问题，关于欧盟和日本，美国一定要他们选边站，其实我比较担心这个问题，如果不选边站的话，感觉还没那么大的压力，也许可以应付。请问您怎么看？
黄奇帆教授：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既然是FTA，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双边的，它不像我们20个国家，一起要投票，然后有一个投不同意，就不能通过。既然是双边的、区域性的，那就是博弈的谈判。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意志，这种自由贸易是以企业的利益为基准的。所以说，要胁迫一个经济体的自由贸易是不可能的。它在某个政治问题上，某一个事情上，可能会选边站或者有利益考量，但是在整体的这种经济圈的概念里，比如说你选边，不跟中国做贸易，中国每年三四万亿美元的进出口里面，有差不多1.6万亿美元是跟欧洲发生的，它不要，没这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进口大国的进口量是王牌。产业链、供应链控制是王中王，谁拥有产业链、供应链的市场，谁就是王中王。不是哪个国家说了算，是市场说了算，是产业链说了算。大家要相信这个贸易结构、经济规律的作用。
提问3：近些年中国的民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应怎样鼓励更多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
黄奇帆教授：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需要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三十多年前，中国经济中国有成分占75%左右，民营经济和外资占25%左右；三十多年来，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2016年比重上升到60%左右，民营和外资分别占45%、15%左右，重要性显著增强。那么是否再过十年，非公有制经济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会不会进一步上升到90%以上呢？不会！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政府每年总有占GDP 20%—30%的财政收入要支出使用，通常会生成15%左右的GDP，这部分国有经济产生的GDP是通过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产生的，美国和欧洲各国都是如此。比如2017年，美国的GDP中有13.5%是美国政府财力支出形成的GDP。中国政府除了财政税收以外，还有土地批租等预算外收入，所以，中国政府财力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对高一点，占17%左右。扣除掉这一部分，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约为20%，这个比例已接近底限。所以，再过若干年，中国经济中民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比重最多能进一步从60%上升到62%—65%，现在已接近“天花板”，而国有经济比重也不会再有较大幅度降低，关键是做好国有、民营、外资企业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现代企业治理规则有效运行，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改善结构、提升效益，加快发展。近些年，针对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融资难、融资贵、成本高等突出问题，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财政、税收、金融扶持政策，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10月刚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为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加强了顶层设计，提供了法律保障。
提问4：中国政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过程中如何避免因外力冲击而出现坏账？
黄奇帆教授：这个提醒很有必要，“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其核心，就是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通过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之中除了“设施联通”之外的其他“四通”，并不需要大规模投资，而更多是依靠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增进战略互信，以最大公约数开展合作。至于实现“设施联通”需要较大投入，但绝不是由中国政府包打天下，而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探索符合国际市场运行的商业化运作模式，采用开发银行和投资基金的方式来逐步推进。目前，400亿美元规模的丝路基金和1000亿美元规模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按照市场化方式开展运营，未来将实现合理财务收益和中长期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主体框架推动互联互通，得到了各国的广泛支持。具体到某个国家、某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需要项目所在国政府和投资企业按照经济规律作出决策，中国政府并不寻求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中国政府投入部分资金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在过去四年中，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投资超过500亿美元，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预计未来五年，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额将超过2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投资1500亿美元，所有合作都是建立在商业化运作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总的来看，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并不主要依靠政府投入，而是依靠不断完善合作规则，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