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缘起，是我的老朋友（以及我所知的最聪明的历史学家之一）、时任纽约总领事的汤姆·哈里斯爵士（Sir Tom Harris）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特许状厅”（得名于乔治二世国王签名盖章、批准设立国王学院的特许状）吃午饭时，说我肯定很了解独立战争末期时纽约数以千计的黑人的经历以及他们后来的命运吧。事实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过，很快我便知道了。当然，这本书虽说是由他而起，但其中的不足绝不能由他来承担责任。
我最优秀的研究助理凯特·爱德华兹（Kate Edwards）是我在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第二双眼睛，若没有她的帮助，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丽贝卡·格伦沃尔德（Rebecca Grunwald）在“‘宗号’惨案”及其对废奴运动的影响方面，为我提供了研究帮助；萨曼莎·厄尔（Samantha Earl）则协助查阅了相关文献。我非常感谢T. K. 亨特（T. K. Hunter）允许我在萨默塞特一案及其对美国的影响方面，使用她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中的相关材料。三个国家的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都特别友好，为我提供了特别大的帮助，他们分别来自英国伦敦的公共档案馆、格林威治国家航海博物馆下属的艾伦图书馆；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新斯科舍公共档案馆（巴里·凯希尔［Barry Cahill］尤其对我帮助甚大，虽然他对整个黑人保皇党现象持怀疑态度）；加拿大谢尔本历史学会图书馆和档案馆；不过，我最要感谢的人，还要数纽约历史学会手稿与珍本部那些热情的图书馆员，他们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我尤其要谢谢他们没有让我看微缩胶片，而是允许我直接阅读保藏在那里的两卷约翰·克拉克森日志原稿——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
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教务长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和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十分大度地批准了我的休假申请，让我有时间来做研究，并撰写这本书。艾丽西亚·霍尔·莫兰（Alicia Hall Moran）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办公室的中流砥柱，她为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尤其是在寻找那些鲜为人知的绝版二手资料方面。
我在新斯科舍按黑人保皇党的足迹沿途寻访期间，卡尔文·特里林（Calvin Trillin）用许多的鸡油菌、热情的款待、真正好笑的笑话，好心地让我在学术工作之余得到了放松。
对于迈克尔·卡莱尔（Michael Carlisle）、詹姆斯·吉尔（James Gill）、迈克尔·西森斯（Michael Sissons）、爱丽丝·舍伍德（Alice Sherwood），我既要道歉，也要感谢。虽然本书的写作过程十分坎坷，但我很感谢他们欣然阅读了本书不同阶段的手稿，并提供了总是充满了帮助和鼓励的意见。和往常一样，正是有了彼得、弗雷泽和邓洛普公司（Peters, Fraser & Dunlop）的罗斯玛丽·斯库拉（Rosemary Scoular）、索菲·劳里莫尔（Sophie Laurimore）、乔·福肖（Jo Forshaw）、萨拉·斯达巴克（Sara Starbuck）的帮助，我才没有在那些纪录片拍摄、脚本撰写、核正校样同时进行的日子里直接疯掉。此外，我还要感谢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慷慨地允许我借用他的书名。
我特别要感谢克里斯托弗·法伊夫（Christopher Fyfe），他好心地为本书勘误，帮我避免了许多骇人的差错。肖恩·威伦茨（Sean Wilentz）、埃里克·福纳（Eric Foner）、詹姆斯·巴斯克（James Basker）则大度地审读了书中有关美洲的内容。当然，书中若还有错误，只能怪我。
我在Ecco出版公司的编辑丹·哈尔彭（Dan Halpern）堪称宽容、慷慨、热情、才智过人的典范——尤其是考虑到《风雨横渡》的成书并不完全符合他当初委托我写作时的初衷。我还要感谢E. J. 范拉伦（E. J. van Laren）料理本书在美国的出版事宜，并且要感谢吉尔·伯恩斯汀（Jill Bernstein）和简·贝恩（Jane Beirn）将此书推向大众。
我那长期任劳任怨的家人金妮、克洛伊、加布里埃尔（Ginny, Chloe and Gabriel），不得不忍受了这场横渡中最艰难的那些部分——换言之，在这段特殊的文学旅程中，他们像往常一样，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为作者助威“加油”，忍受着作者的暴躁行为。他们帮我把这本书安全停泊在港口，我着实感激不尽。格斯是个大好人。
哈佛大学历史与文学委员会、伦敦玛丽王后学院这两所机构的朋友们，盛情邀请我就本书涉及的观点和历史做演讲。他们的反馈，尤其是哈佛大学的霍米·巴巴（Homi Bhabha）、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评论，帮助我澄清了一些历史。还有一些好朋友和同事，如艾伦·布林克利、埃里克·福纳、黛博拉·加里森（Deborah Garrison）、斯特拉·蒂利亚德（Stella Tillyard），都认为这段历史本身值得大书特书，根本不应该只占本书四分之一的内容。但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最坚定的人是邀请我到玛丽王后学院演讲的丽莎·雅尔丁（Lisa Jardine），她是一位学者，也是我的好友；她几乎对我在历史这一行中进行过的所有特别的冒险，都一直保持了率真、坦诚、睿智与忠诚的态度。她对这个写作项目的热情极具感染力，让我丝毫不敢表现出怯懦之情或犹豫之心。因此，我怀着敬意，将这本书献给她：她的勇气、才华以及浑身散发出的人道精神，都令我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