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年男人坐在老犹太街上的屋子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此时的夏普看起来更加瘦削，不过凹陷的脸颊上方那双眼睛依然锐利；而同样五十多岁的托马斯·彼得斯则时而开朗健谈，时而沉默寡言。夏普听着他的叙说，一股厌恶感油然而生。彼得斯有关先锋连的士兵及其家人所受伤害的控诉，让他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但原因不仅仅是这些人被剥夺了本应属于他们的土地，连一丁点的自给自足都无法实现。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他们去的那个地方，本应孕育出一个崭新而自由的英美帝国，本应像初雪一样洁白无瑕，但实际上已被腐败堕落的污点渗透。看起来，新斯科舍似乎存在蓄奴现象。不过，这种情况尽管令人生厌，但夏普明白，那些退到北方避难的白人保皇党种植园主和商人，是绝不会轻易允许他们的“仆人”脱离束缚的；因此，对于那些忠实地追随英王旗帜的黑人来说，他们和家人其实再次被迫陷入了一种奴役状态——虽然可能换了一种叫法，但这还是让夏普感到既不可思议，又深恶痛绝。
托马斯·彼得斯要说的似乎就是这个意思。自由黑人因为得不到土地，只得饥肠辘辘地被迫签订服务契约，其严苛程度不亚于直接给他们套上枷锁。有些人甚至被拐卖到西印度群岛，许多家庭也因此被拆散。彼得斯说，安纳波利斯（Annapolis）和新不伦瑞克附近的同胞“早已沦为奴隶，根本无法从王座法院争取到任何补偿”。接着，他又激动地讲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比如他认识的一个自由人在沦为奴隶后，“遭到主人的毒打、虐待，最终丢掉了性命；另一个人则在试图逃离同样的暴行时，被一个看到悬赏广告的陌生人残忍地开枪致残”。夏普一边听，一边像往常那样叫人把这一切记下来。心如刀绞的他帮助彼得斯起草了第二份写给政府的请愿书，除了在其中谈到黑人根本没得到土地外，还专门加上了他们的自由也被剥夺一事。在夏普看来，曼斯菲尔德伯爵对萨默塞特郡一案的裁决，应该已经改变了一切：在英格兰有效的判决，同样也应该适用于新斯科舍。哈利法克斯的自由黑人有权像英王的任何子民一样受到保护，免遭强制贩运的伤害。
夏普帮助彼得斯起草的这份请愿书，主要强调了英国式自由的不可分割性。这一点，在他们两人看来，正是英国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奴隶制尽管已经在美国的四个州（马萨诸塞、佛蒙特、罗德岛和宾夕法尼亚）被废除，但在很多其他州则被保留了下来。相比之下，他们写道，难道是因为
北美洲鞭长莫及，国王陛下的自由政府那令人感到幸福的影响力，无法在那里提供英国宪法的保护，以维护正义与权利吗？（再者，）他们遭受的残酷压迫和残忍束缚，对一般人来说已足够震惊，对他们那些同根同源的兄弟来说，则更为震惊、愤怒、可憎，难道自由的有色人种（应该）认为偏袒不公或容忍奴隶制度才是英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吗？[1]
接着，彼得斯讲述了他的奥德赛。麻烦早在那艘把他们接出纽约的“约瑟夫号”上就开始了。彼得斯、墨菲·斯蒂尔及各自的妻子莎莉、玛丽，还有一群黑人先锋连士兵——这些人大多来自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曾为国王掘过地、铲过土，清理过军官的生活必需品，与他们同行的女人则为上校们做过饭、洗过衣——很晚才在斯塔腾岛登船。[2]先锋连是最后撤离纽约的一批。当时的情况实在太艰苦了，比如“出生在英军前线”、刚刚一岁半的小约翰，一直和其他人被关在“约瑟夫号”的船舱里，直到11月的第二个星期，或者说英国国旗最后在纽约降下前的几个星期，船才终于启航。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坐船到新斯科舍省通常需要一个星期，最多也就半个月。但“约瑟夫号”的行程延误太久，天气已经变得十分恶劣，导致这艘双桅横帆船在航行中突遇暴风，不但大幅偏离航道，而且受到严重损毁，所以别无选择（反正他们是被这样有些可疑地告知的）只能先去百慕大群岛，把这个冬天熬过去再说。就这样，他们被困在了船上，只能看着微风吹拂的岛屿和环岛的粉红色沙滩。等到最终上岸后，他们看到了什么呢？只有白色教堂外的路上，一群绅士和淑女们坐着马车，由奴隶们左右侍奉——和南北卡罗来纳没什么两样。
直到1784年5月，“约瑟夫号”才重新起航，前往新斯科舍。到了那里，他们以为，先锋连的士兵最终会获得应有的回报。彼得斯随身带着一本特别的护照，上有艾伦·斯图尔特上校（Colonel Allen Stewart）的签名，可向“任何指挥官”证明他曾“忠诚、真实地”在英军服役，是“大不列颠良善且忠诚的子民”，并赢得了“众长官与战友的良好祝愿”。[3]
先他们到达的那些人被安置在了谢尔本和旁边的黑人聚居地伯奇镇，但这两个地方都已人满为患，所以他们的船接到指示，要改道去半岛北侧的安纳波利斯罗亚尔（Annapolis Royal）。在那儿上岸后，他们将会看到停泊在小港口的海军舰船；有围墙的堡垒，里面的枪炮冲着大海；与海岸平行排列的几排白房子、小旅馆和整齐的院落。但这些黑人没有留在安纳波利斯，而是被送到了河对岸一个叫迪格比（Digby）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看到的则是只有一排零散的简陋小屋，木瓦已经在咸湿的潮气中片片剥落，以及一些卖格罗格酒的小店，隐藏在防波堤旁那些泥泞的角落里。已经来到迪格比的人正在烟雾缭绕的小木屋里凑合度日。但就连这样的地方也被认为不合适黑人，所以他们又被赶到了更远的小乔金（Little Joggin）。那里大约有六十户人家，有的住帐篷，有的住在盖着树皮和草皮的小屋里。这些黑人再次问起了分土地的事情，然后被告知肯定会分，说到底，他们也知道这可是正当要求。
但与此同时，在仅有几把斧头的情况下，他们如何在这荒郊野地养活自己和孩子们？木匠、锯木工之类的人，还有可能造一条船，再给船涂上厚厚的沥青，因为树林中有足够多的木材和沥青；到春天时，可以在海湾附近或到海上去捕鱼。有些人坐着船到小乔金附近撒网，捕捞到了鲭鱼和鲱鱼；另一些人没有办法养活家人，让他们安然熬过冬天，所以这几个月不得不抛下他们，去那些捕捞鳕鱼或鲑鱼的船上挣钱。[4]
彼得斯便是这些不断被迁移的人之一。他目睹了承诺未能兑现后，自由黑人为了有口饭吃，不得不卖掉仅有的一点财产，甚至把自己和孩子卖给别人当用人。彼得斯之所以敢于表达不满，只是因为他得到了当地省政府的信任，认为自己可以以自由人的身份来谈论此事。黑人先锋连不应当受到如此怠慢，因为这个国家需要做的那些工作，他们都很熟练，比如在人迹罕至的树林中修路，在盐沼上架桥，还有建造避风港。这里的三万多保皇党里有几个会干、愿意干这些！
因此，在布林德利镇（Brindley Town，迪格比附近的黑人聚居地），态度坚定的彼得斯中士成了政府仰赖的中间人。发放给黑人的补给（一万两千零九十六磅面粉、九千三百五十二磅猪肉，有零有整）将会先送到他这里。这些黑人保皇党逐步在此扎根时，政府曾向他们承诺第一年的补给全部免费，第二年三分之二免费，第三年三分之一。再往后，他们应该就可以自给自足了。但事实是，这些配给的猪肉和面粉尽管看起来很多，却只能满足一百六十名成人和二十五名儿童八十天的需要，勉强维持到夏末都难，更别说撑过冬天了。可正如某白人军官漠然宣布的那样，“他们就能得到这么多”。[5]不过，就连这么一点点补给最终也没交给彼得斯让他发放，而是被转运到迪格比的布伦德内尔牧师那里，先放在他的教堂，随后又被一个叫理查德·希尔（Richard Hill）的人运走，并锁进了他的地窖里，由他来决定该发给谁和什么时候发。很快，情势就变得明朗起来。原来这些猪肉和面粉，只发放给那些同意去修筑迪格比至安纳波利斯公路的人，而工期则正好与他们应该打理自家土地的适耕时节重叠。原本承诺了三年的食物，可他们最终得到的却只有三个月的量，还是以卖命修路为前提条件。
所以，他们又得组成劳动队了，是吗？又得挥尖锄、洒血汗，只为能换一点点维生的吃食？难道这就是对他们的承诺？当然不是。彼得斯很清楚，伦敦的政府曾经专门宣布，他们不应该再成为雇佣苦力，听任他人的差遣。盖伊·卡尔顿爵士虽然认为，把先锋连集中在一起建设公共工程是个好主意，但也一再强调，此类劳动必须严格遵守自由自愿的原则。[6]可现在这种情况，倒像是他们当初跑去宣誓效忠国王时摆脱掉的奴隶制。或许这正是白人保皇党分子想要的结果，因为他们全都上船之后，白人就不客气地摆明了他们不喜欢这么多黑人对自己摆架子，老是喋喋不休地要权利。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土地，因为没有地，面粉和猪肉吃完后，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一次性地为自己和妻儿签订多年的卖身契。他们的家庭又被拆散了，他们那宝贵的自由不过是一句空话。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白人保皇党似乎轻而易举地便在分给他们的土地上安顿了下来。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哈利法克斯，从没人说过黑人和白人分到的地产会有什么不同，只是说军官和士兵分配的比例会有差别（前者每人一千英亩，后者每人一百英亩）。至于那些“普通难民”，也就是没有在英军服役的人，同样可以获得一百英亩的土地，而且每多一名家庭成员，还能再分到五十英亩。坐船从波士顿、查尔斯顿、萨凡纳、纽约来到这里的人，总共有四万，这里的地怎么也应该够分了吧？尽管政府截留了一部分土地，觉得可能得用这些土地来种树，以便为海军提供木材（云杉和冷杉可用来制造坚固又柔韧的桅杆），可新斯科舍的两千六百万英亩土地，有一半都预留给了保皇党呀。但实际情况是，政府还决定，土地会按照各人在美国的财产损失情况来分。相较于那些被认为没失去多少的人，遭受了更多损失的人会拥有优先权，能分到更多的地。因此，排在最前面的是那些本来拥有农场、种植园和奴隶的保皇党；然后是城镇居民、商人和律师；再次是普通士兵，不光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士兵，还包括大量的黑森雇佣兵及其他上了船的德国人。排在最后的当然就是黑人，因为政府认为，他们除了枷锁之外，什么都没有失去。
所以，当初伦敦穷苦黑人在争取自己应得权益时听到的那套责备之辞——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自由而对国王陛下心怀感激，能得到陛下其他子民吃剩、用剩的东西，就该满足了——现在又在哈利法克斯、谢尔本和安纳波利斯被再次提起。别想那一百英亩农田了，能有二三十英亩就该谢天谢地了，或者要是他们够幸运的话，还能得到一小块“城镇土地”，在上面盖间小屋。通常情况下，这些土地都很贫瘠，不是石质土，就是草木丛生，对白人来说用处不大。新斯科舍有三千五百名黑人，约占保皇党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最终分到了地。
彼得斯抱怨土地分配太慢了，但收到的回应是，这确实很遗憾，但原因他也应该知道，一是测绘人员严重短缺，二是测绘信息先得送到哈利法克斯的总督办公室，然后再返给金斯伍兹（King's Woods）的测量员，而这一切，他要明白，是很耗时间的。但事实上，到1784年8月时，经纬仪已经在树林中和海岸上忙活好一阵了，而且两万名白人保皇党也早已得到了他们的土地，而黑人则什么都还没分到，复员的白人士兵也未获得土地。[7]此时，彼得斯怀疑许多拖延之举都是故意的，为的是让迪格比和安纳波利斯的白人可以剥削黑人，把他们当廉价劳动力来用，失望之际，彼得斯和斯蒂尔直接给哈利法克斯的总督约翰·帕尔写了一封信，以黑人先锋连的名义，要求政府履行克林顿将军对他们的承诺。因为“战争结束后，我们本来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实现自力更生，可自从来到这里……我们什么也没得到……如果您能向对待其他复员战士那样，好心批准政府向我们承诺的条款，那我们一定感激不尽”。[8]还有那些本来应该分给他们的补给，现在被（布伦德内尔牧师等人）截留了，“如果您能向对待其他人一样，好心命令他们把政府许诺的东西发给我们，那么我们一定永远为您祈祷”。虽然帕尔其实根本不知道还有黑人保皇党这回事，因为诺斯大人并没跟提起，但他还是挺同情他们的。在写给迪格比和安纳波利斯的测量员托马斯·米立芝少校（Major Thomas Millidge）的信中，他说道，黑人请愿者应当被放在“最有利的位置”，米立芝应当“尽全力满足他们的意愿”。
但在新斯科舍，没有什么事是简单的。到1785年3月时，同样关心黑人的米立芝已经在布林德利镇测量并分配好了帕尔批准的宅基地（每块一英亩）和农田用地（每块只有二十英亩）。在最终的批准下来前，黑人们一直住在小乔金，而且经过辛勤劳动，他们还搞出了菜园，在里面种植玉米、萝卜和土豆。“去年（1784年）夏天之前，这里的黑人都处于一种极度焦躁不安的状态中，”米立芝报告说，“后来，其中一些人花了点儿钱，为自己搭建了舒适的棚屋，终于有希望住在里面……通过勤劳来让自己过上好日子了。”[9]但同年7月，也就是他们按计划终于要得到自己的土地前，米立芝却从哈利法克斯的金斯伍德森林测量员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那里得知，很遗憾，他似乎把本来预留给福音传播协会的地分给了黑人，所以没办法，只能把他们迁到别的地方。米立芝为黑人据理力争，坚称“既然黑人现在到了这个国家，我就必须按照人道主义原则，让他们对自己、对社会都有用，换言之，必须给他们创造活下去的机会，不去打扰他们”。[10]但他的呼吁被当成了耳旁风。黑人没有分到土地，现在只能尽己所能，自谋生计了。
托马斯·彼得斯十分感激米立芝对黑人的关切。但他实在受够了新斯科舍，受够了这里严苛专横的管理者、充满敌意的白人复员士兵、道貌岸然的教士、拖沓懒散的办事员、厚此薄彼的地方法官。于是，在1785年秋，他渡过芬迪湾（Bay of Funday），去了刚成立不久的新不伦瑞克省，因为担任该省总督是盖伊·卡尔顿爵士的弟弟托马斯·卡尔顿（Thomas Carleton），他在那里或许能为自己和同胞争取到更好的待遇。
* * *
帕尔在哈利法克斯内外都有不少敌人——比如有些人因为他个子矮、脾气爆、步态像军人（虽然近来因为痛风，走路时有点儿一瘸一拐），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知更鸟”。确实，帕尔有点儿暴躁，但在1783年时，担任新斯科舍的总督也不是一份让人有成就感的工作。他只是又一位英裔爱尔兰的中校，被迫挑起了大英帝国强加到他们身上的那些最为吃力不讨好的担子，比如收拾英国在北美惨败后的烂摊子。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帝国，不仅担任过詹姆斯·沃尔夫的秘书（估计正是借此结识了邓莫尔大人），还在第二十步兵团的线列进攻中多次负伤。所以，逃避责任不是约翰·帕尔的做事风格。而且他在此之前只管理过伦敦塔（亨利·劳仑思当初被关押在这里时，他就是那个备受鄙视的狱卒），能到新斯科舍走马上任，无疑也算是升职。1782年，也就是战争正式结束前，诺斯勋爵宣布了他的任命决定，然后派他去考察该省接收几万名保皇党难民的可行性。
伦敦那些人将新斯科舍选作主要庇护地，来接受那些被剥夺了财产的流亡保皇党，最根本的原因是考虑到那里靠近纽约和新英格兰，而且人烟稀少。1782年时，即保皇党大撤退之前，该省的居民只有区区一万。但在有些人眼中，这座大西洋上的半岛虽然石多林密，但拥有着更多的可能。一个崭新的英属美洲将会在新斯科舍重生。这个地方不同于魁北克，没有大量执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来添乱。诺斯和帕尔觉得，这里有大片无人居住的土地，其中一半将会分给新来的保皇党，如果愿意，每个人都能至少分到五百英亩的土地，由此开启他们的新生活。而且新斯科舍还能提供丰富的木材和鳕鱼资源，凭借这两样商品，一个崭新的北美帝国必然能繁荣起来。此外，这里还有各种猎物，如驼鹿和白尾鹿，以及身上披着毛茸茸的财源到处跑的貂和麝鼠。诚然，此地的气候是个大考验，冬天有厚厚的积雪，夏天有嗡嗡的黑蝇。但温暖的墨西哥湾流会途经这里的大部分海岸线，所以新斯科舍并没有许多人想象得那么不宜居。反正早期的报告里是这么写的。
这些报告说的也不是全都不对。确实，这里稀疏的人口基本上散布在蜿蜒、漫长的海岸线附近和地势较低的岛屿上，把森林茂密的内陆地区留给了土著的米克马克人和狼群，但其实，哈利法克斯是一位酣睡的公主，正在等待帝国的亲吻。海港和堡垒在这里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宽度达三英里的天然避风港像一只正在打哈欠的巨口。18世纪的工程师在设计时一定对它的未来充满了野心，因为他们修建了这座能停泊一千艘船的港口后，又用一堵厚厚的花岗岩墙把它围了起来。港口的西端有一座陡峭的山，山的侧面则有一条条铺着碎石的街道，其中一些宽达五十五英尺。街上店铺林立，有船具店、制帽店、缝纫店。一座座高大、狭长的木结构房子沿着山坡向上排列，有的被刷成了白色，有的被刷成了毛茛黄，与青灰色的大海形成了鲜明对比。每逢星期六，达特茅斯、普雷斯顿及其他偏远村庄的农民便会推着一车车的大白菜和芜菁到这里售卖；街道的人们熙来攘往，哈利法克斯的啤酒厂也因此而生意兴隆。在昏暗的酒馆里，你能听到苏格兰和爱尔兰低地人的口音，也能听到缅因人那种慢吞吞的长腔和新英格兰人那种短促的马萨诸塞口音——18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人把他们的航海技术和对新机遇的敏锐嗅觉带到了北方。当然，这里也不乏浓重的口音，比如德国路德宗信徒的阻塞喉音和阿卡迪亚人的双元音法语方言。他们很幸运，早在18世纪50年代初便设法逃离缅因州，跨过芬迪湾，来到了这里；而那些不太幸运的人则在英国人的战略性种族清洗计划中被一路驱赶到了南边的路易斯安那。
在那座俯瞰着哈利法克斯及其海港的山上，还耸立着一座武装森严、高墙环绕的堡垒，面朝大海的重型炮，可以打消胆敢造次的法国人（现在是美国人）进攻这里的任何想法。堡垒正下方有座钟楼，圣保罗圣公会教区教堂（黑人进去之后，只能待在走廊上）周围则形成了一个露天市场。夏季气候温和的那几个月里，城里的上流人士会在乳白色的夜幕中散步，碰到熟人时，戴着高礼帽的绅士们会互相脱帽致意，转着阳伞、戴着包头软毛的夫人们会微微点头，而他们的子女则在一旁玩着滚铁环，仿佛正在风光旖旎的巴斯（Bath）或莱姆里吉斯（Lyme Regis）度假。这里有咖啡屋、制绳长廊、法院、货栈、赌场、音乐晚会、戏剧演出、大报小报、江湖医生和风尘女子，还有北不列颠俱乐部和咸鱼俱乐部。苏格兰人可以到北不列颠，一边摩挲着下巴，一边悲观地交流糟糕的贸易形势，或者无奈地摇着头，谈论这个世界有多荒唐；而英裔爱尔兰人则可以去咸鱼那儿，一边传递玻璃酒瓶，一边吐槽苏格兰人。这里有祈祷，也有咆哮，有赌博，也有诱惑。哈利法克斯就像18世纪大英帝国的大多数商业城镇一样，贪婪、八卦、狭隘，眼大肚子小。
不过，哈利法克斯倒是十分契合迈克尔·华莱士这种人的野心。这个出生在苏格兰的商人从格拉斯哥（Glasgow）运来工业品转卖后，又用赚来的钱收购詹姆斯河的烟草和哈瓦那的粗糖，以及布雷顿角岛的煤炭和爱尔兰的亚麻布，然后销往新斯科舍各地。华莱士是哈利法克斯山的大王，不但出任北不列颠协会的主席，且是总督执行委员会里最精明的首脑（没有这个委员会，总督连清理流浪猫的命令都下不了），同时还兼任了该省财政和道路方面的一把手（赚大钱），以及高级民事法庭的法官和海事法院的法官。此外，在租赁中看到了商机的华莱士还持有一大块土地——范围从哈利法克斯港对面的达特茅斯附近，一直向东延伸到了普雷斯顿。不过，他也不是只知道做生意。和他那些仍在旧苏格兰和新苏格兰的同胞一样，华莱士是一个大善人。每逢星期天，他的硬币都会在奉献盘里砸出重重的响声，如果能为新的英属美洲帝国，把那些不幸的孤儿培养成信仰基督教的正直公民（也许当水手，甚至是商人），他就什么都愿意做。当然，这会有个限度；毕竟，一切有序的事情都需要限度。[11]
然而，在1783年春、夏、秋季，迈克尔·华莱士这座管理有序、热闹忙碌、与美国有着贸易关系（很多贸易伙伴都是靠奴隶劳力出产蔗糖和烟草的州）的小城，却迎来了几万名心中满是怨怒、痛苦、恐惧的难民。这些英裔美国人曾坚信能成为英国人是三生有幸，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也能沾点儿这个万能帝国的光，而现在，他们对这句话的信心，连同他们的大部分财产一并消失了。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固执自负之人遭遇挫折更可悲、更难堪？这些人每天喝下的汤，到肚子里就成了苦水。而且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怨念的一点是，他们其实并非真正的有钱人。那些腰缠万贯之人要么早已逃回英国，努力忘掉了他们曾是美国人这回事；要么就是去了西印度群岛，打算靠着他们从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和东佛罗里达掳走的那些奴隶，在蔗糖业中东山再起。大多数来到新斯科舍的人都是押错了宝的“中等阶级”，如农场主、小商人，偶尔也有律师；这些人习惯的是一种体面的生活方式，家里通常有黑皮肤的仆人伺候，挤牛奶、运东西或者做饭这些活儿也有帮工来干。比如来自费城的亚伯拉罕·丘纳德（Abraham Cunard）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曾在切萨皮克湾经营一家小型航运公司，一直对英国忠心耿耿，后来又随英军撤离。他希望能开启一段新的人生，即便只是凭着自己的技能——木工和造船——以及子女的劳动和政府的补助。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点救急的钱。
有些中等阶级在哈利法克斯和安纳波利斯或附近地区找到一些住所和土地。但很快，哈利法克斯就被挤爆了。帕尔致信盖伊·卡尔顿说：“现在已经没房子或庇护所来安置他们（保皇党）了……再加上物资短缺，为建筑提供燃料和木料本来就十分困难，如果有更多的人涌入本省，那么今年冬天时，这些人遭受的麻烦和承受的压力只会有增无减。”[12]
至于那些连“中等”都达不到的人，在另一位测量员本杰明·马斯顿看来，情况则会更糟糕。这位毕业于哈佛的前马萨诸塞商人注意到，船上下来的那群人，“实在不适合走他们选择的这条路；比如理发师、裁缝、鞋匠等各类技工，都在大城镇中成长、生活……他们的习惯同那些有赖于顽强、坚定、勤劳和耐心的工作实在不契合”。[13]马斯顿负责测量的地区被称为罗斯韦港，大约在哈利法克斯西南方一百三十英里处，位于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另一头。到1785年时，近一半的保皇党（约一万两千名黑人和白人），都将被安置在这里。从哈利法克斯到罗斯韦港根本没有什么现成的路可走，所以要去那里，就只能顶着变化无常的狂风，沿着危险的海岸线航行，在中间的几个安全的锚地暂避，如利物浦、雅茅斯（Yarmouth）或卢嫩堡（Lunenburg）。旅客到达之后，迎接他的是小港湾里停泊的几条渔船和一艘形单影只的纵帆船，甚至还有一艘双桅横帆船，银鸥和鸬鹚喧闹的合唱，粗糙的木板搭建而成的简陋码头，一家小旅馆，招牌上印着国王、公爵、将军或海军上将的面孔，一堆粉刷过的白色小屋，而且不可避免地总会有一座贴着木瓦的教堂或小礼拜堂（或者两个都有，因为渔民和造船人尤其热衷于忏悔）。有些地方的教众和他们的牧师认为自己受到了上帝的特别眷顾，所以还会给教堂再加个钟楼或尖塔——为了使其看起来更醒目，其框架有时会被涂成黑色，这也成了半岛当地的地方建筑风格。
就这样，他们来到了罗斯韦港。不过，成千上万的移民并不太清楚这里原本叫什么。因为加拿大的许多东西虽然表面上很英国，但内里其实隐藏着一种更古老、强大、深刻的影响；类似地，罗斯韦港这个显然很英式的名字背后，也掩盖了一段与法国有关的历史。居住在这里的阿卡迪亚人（法国布列塔尼半岛渔民的后代）把天然港那两条斜着插向沙洲的狭长水域称作“雷索尔港”（Port-Rasoir），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极了沙滩上和海湾附近到处可见的刀蛏。*阿卡迪亚人被赶走后，取而代之的新英格兰渔民便逐渐把“雷索尔”叫成了“罗斯韦”。这个港口将在短短五年内成为英属美洲人口最多的城镇，居民总数达一万两千人，是整个北美洲的第四大城镇。现在它需要一个更具有英国特色的名字。于是，政府便决定用英国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的名字来为这里命名。7月20日，帕尔总督在对保皇党定居点的正式访问期间来到了罗斯韦港。他先是主持了五名治安法官的就职宣誓仪式，其中包括本杰明·马斯顿以及一名公证人和一名验尸官；接着，又为自己的避暑别墅划定了五百英亩建筑用地；最后，他站在镇上一所稍微气派些的房子前正式宣布，这个港口此后将更名为谢尔本。[14]
这可不是什么美好的开端。因为在保皇党看来，谢尔本伯爵大人要对他们遭到的背叛负最大的责任：正是他匆匆忙忙地撤走了本可在没收财产的赔偿问题上施加一定压力的英军。但谢尔本还是成了罗斯韦港的新名字，并被沿用下来。刚开始时，谢尔本就是一个拥挤又凌乱的小港口，虽然竭力想做到像模像样（共济会成员的影响显而易见），但事实上却相当粗陋。每个星期，抵达的船上都会涌下一批又一批深感不幸、不安、恐惧的流亡者，而随着他们的到来，码头及附近的街道也被无数废弃的箱子和一排排为这些新来者提供庇护的帐篷塞得水泄不通。有些人留在了停泊的船上；到晚上时，船上还会生起篝火，喧闹之声在水面之上不绝于耳。而处在这喧闹中心的，是大约一千名情绪低落、穷困潦倒的复员军人。[15]这里有二十多家酒馆，他们可以选择其中任意一家，把自己喝到不省人事；比如麦克格拉夫酒吧或劳里夫人酒吧就为他们提供了谩骂、呕吐和斗殴的窝点。而鉴于军队是拳击手的著名摇篮，赤拳搏击也就成了这些地方最受欢迎的表演。不过，这类拳斗相当激烈，也极其残暴，只有到拳击手精疲力竭、脸被打成体育记者皮尔斯·伊根（Pierce Egan）描述的那种“酒红色烂泥”之后才会作罢，并清算赌注。很快，有伤风化的场所也开始营业了，只是士兵们在里面发泄激情的同时，也经常会遭到抢劫或染上性病。谢尔本的保皇党们虽然没什么好庆祝的，但只要有机会便会跳舞，在小酒馆里跳，在树桩之间的大街上跳，或者晚上围着篝火跳吉格舞。可以说，那个时候的谢尔本就像是海边的沃平，义人的临时小教堂和恶人的污秽巢穴并肩而立。[16]
在这座纷乱、拥挤的帐篷城市里，下雨时泥泞不堪，天晴时则尘土飞扬，因而隐患丛生。遍地的杂物常常引发火灾，有时船只正在卸货，火苗便会猛地从街道上堆放的干货中窜出。一些人甚至认为，这些火是有人出于愤恨和贪婪而故意放的。[17]谢尔本的管理者很清楚，只有地产才能平息人们的戾气，所以也迫切想满足他们的愿望。
而给他们分地的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本杰明·马斯顿。虽然这位来自马萨诸塞的保皇党商人之前并没有任何土地测量的经验，但还是尽快把人们“安置”到了各自的地块上，因为他知道，再耽搁下去，人们只会更加（其实是有理有据地）怀疑，一小撮富裕的保皇党正在和那些从哈利法克斯来的人（比如他自己）狼狈为奸，抢占最好的地块。有些势利的马斯顿经常抱怨说，一群没有修养、学识和顾虑的人，竟然在纽约被任命为保皇党连队的“队长”，现在还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这些先生（当然还有他们的妻女）和女士，无论从天资还是从受教育水平来看，都够不上这个级别”。更糟糕的是，保皇党被分成的这些“连队”（主要是出于管理而非军事目的）的队长都是暴脾气，动不动就大吵大闹或者要进行决斗。所以事事都让马斯顿神经紧张。1783年6月4日，也就是离美国人庆祝独立还有整整一个月时，谢尔本的保皇党为了表达强烈的藐视，坚持要庆贺英王的生日，而且是按传统的英属美洲风格，举着旗帜、唱着颂歌，还要举行惯常的烟火表演。这也让马斯顿很不高兴：明明还有很多事要做，干吗搞这种毫无意义又恬不知耻的活动。好在新斯科舍的天气替他“泼了冷水”。他得意扬扬地记录道：“入夜后，天下起蒙蒙细雨，及时阻止了可能的恶果。要不是下雨，这场傍晚刚开始的毫无意义的鸣枪礼，会朝大街小巷各处开火。晚上有个舞会——我们帐篷的人除了我都去了。我很高兴自己没去。”[18]结果，除马斯顿外，其他人第二天都在补觉。“这些可怜的家伙，就像少了羊倌的羊群。”他用一贯的傲慢口吻如此写道。
穿着马甲和衬衫在树林里测量土地，并被黑蝇无情叮咬的马斯顿，仿佛是在被迫重新经历革命前他在波士顿的那段糟糕岁月。1776年从那儿逃走前，他曾目睹了整个马萨诸塞被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敌意搞得四分五裂，但政府最后却背了黑锅。而在谢尔本，少数人不知使了什么办法，但各自分到的五十英亩土地都是最好的，他们的这种自私行为同样削弱了他总抱怨的那种“共和精神”。考虑到分地采取的是随机抽签的方式，所以他不是很明白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心里很怀疑。马斯顿竭力提防着哈利法克斯那些宣称自己很穷的投机分子，以及那些显然没有恶意但又想拍马讨好的人，比如一个叫麦克林（Maclean）的上校就给他送来了一只可以做成美味佳肴的绿甲大海龟。“我很感谢他。他会得到一块宅基地，但我的眼睛定不能受此蒙蔽。他的机会只能和那些无龟可送的邻居一样。”对于谢尔本，马斯顿其实有着更宏伟的构想：一座优美、文明的雅致小镇，经典的棋盘式布局，宽阔的街道两旁立着成荫的绿树。但一想到居住在这座理想城市的将是如此一群毫无前途的人，他就为这个构想如何实现而犯愁。
不过，马斯顿倒是觉得有一群人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自由的黑人，因为只要好好待他们，这些人便会以忠诚和毅力来回报。抵达新斯科舍的保皇党中，黑人总共有五千人左右，大约占百分之十五。当然，其中只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黑人通过在战争期间服役换到了英国自由人的身份（一些被委婉地称为“仆人”的黑人在抵达后也获得了自由）。帕尔和哈利法克斯的议会决定把他们打散到全省各地，其中到谢尔本地区的黑人最多，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其余的则以五十到一百个家庭（其中包括英国·自由的家庭）为一组，被安置到了普雷斯顿（主要在华莱士的土地上）和安纳波利斯河对岸的迪格比（彼得斯曾试图在此定居）；另有一些去了后来被称为新不伦瑞克的地方，还有一些则被安置得很偏远，去了哈利法克斯以东一百英里处崎岖的大西洋海岸上在被海风吹打的盖斯伯勒县（Guysborough County）定居下来。
1783年夏天的第一拨儿移民中，有五百名黑人去了谢尔本。由于那个时节正适合做木匠或锯木工，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马上就找到了工作，并在城里安顿下来。不过，对于这些无人监管的黑人的到来，那些白人保皇党的态度则有些复杂。一方面，他们需要这样的廉价劳动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到怒不可遏，认为这些自由黑人把傲慢无礼的态度传染给了自家的奴隶和仆人。至于那些令人震惊、有伤风化的“黑人胡闹”——打鼓、跳跃、舞蹈、唱歌——这种种热情洋溢的娱乐活动在谢尔本则遭到非议，并最终被禁止。喧闹或放纵的行为可能会给违规者引来到教养所蹲一段时间的惩罚。此外，黑人之间斗殴，甚至只是黑人女性之间打架，也会遭到投诉。比如，一个叫“黑人莎莉”的女人就因为同“黑人妇女戴安娜”打架而被送进了教养所。据莎莉和朋友杰迈玛宣称，这个黛安娜用棍子和刺刀打了她！但结果是，黛安娜、莎莉和杰迈玛都在教养所被关了一段时间，而且杰米玛还在背上被抽了十鞭。[19]因此，在同一年8月，当又一批自由黑人——共四百零九人，其中包括亨利·华盛顿、波士顿·金和维奥莱特·金、凯瑟恩·范·塞尔与她“出生在英国防线之内”的女儿彼得——乘坐“丰饶号”抵达谢尔本后，政府决定，只有再单独建立一座城镇才能解决上述问题，而地点将选在谢尔本建成区六英里以外的地方。
于是，8月28日，马斯顿到海湾西北角的选址进行了勘察。和他同去的还有几名在船上划分“连队”时被任命为“队长”的自由黑人，其中包括纳撒内尔·斯诺博尔（Nathaniel Snowball，曾属于弗吉尼亚州安妮公主县［Princess Anne County］的什罗斯伯里夫人［Mrs Shrewsbury］）、凯撒·珀斯（Caesar Perth，曾为诺福克的哈迪·沃勒［Hardy Waller］的财产）、约翰·卡思伯特（John Cuthbert，来自萨凡纳）。不过，马斯顿最依赖的人还是斯蒂芬·布拉克上校——当然，布拉克能担任上校仅仅是因为他接替了已故的纽约保皇党游击队领导人泰上校的职位，但同泰上校、斯诺博尔、珀斯比起来，他确实显得不同和“华贵”一些。这个来自巴巴多斯的黑白混血儿是一名自由人，因为受过足够好的教育，所以曾受聘为福音传播协会管理过一所学校，而且还当过一艘小渔船的船长。正如某位见到他后无法掩饰内心惊讶的白人官员所说的那样，布拉克本人“谈吐不凡、彬彬有礼”，而其妻玛格丽特（也是混血的自由黑人）的行为和着装也与之类似，散发出十分相近的气质。[20]但这个黑人穿着优质大衣、褶裥衬衫、男士紧身裤，戴着三角帽和假发，还拄着一根手杖，想装出一副上流阶层的样子，让见到他的白人都觉得十分好笑。哎呀，有人还见过他时不时地吸一小口鼻烟呢！[21]布拉克希望自己被视为这座黑人新城的大地主、地方执法官和族长的野心，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来：在他那位新泽西保皇党庇护者斯蒂芬·斯金纳的帮助下，布拉克后来获得了一块面积约两百英亩的土地，而他计划在上面修建的房子，要比谢尔本的国王街上的任何建筑都雄伟。[22]
二十年前，一位名叫亚历山大·麦克纳特（Alexander McNutt）的土地投机分子，曾试图在罗斯韦港西部的狭长地带建立一个渔业和农业定居点，供爱尔兰移民居住。他凭着热心人士那种惯常的乐观态度，将其命名为新耶路撒冷，但这个定居点只撑了几年便作罢了。[23]因此，现在为黑人留出的新城选址（他们当然也在寻找自己的耶路撒冷）即便往好了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乘船过去的人可以看到，这里确实具备成为一座优良渔港的必要条件。海水缓缓地流向一片平坦的沼泽地带，水面上摇荡着明亮的芦苇丛；两棵修长的银皮桦树突兀地立在岸边，仿佛是从浅滩中冒出来的一样；一只只苍鹭落在高大光滑的花岗岩上，等待着捕食的机会；两条小溪从遍布鹅卵石的河床上静静流向浅滩之中，因为富含氧化铁的岩石而泛出一种奇怪而透明的琥珀红，不过里面依然有许多小鱼在活泼地游来游去；有些令人生畏的蓝云杉林赫然耸立在芦苇丛后面，但里面也混杂着一些橡树和枫树；一些古老的落叶树倒下之后，几块天然空地露了出来，上面林立的花岗岩巨石，无论是颜色还是大小都很接近大象，岩石周围则长满了黄色和红色的地衣。诚然，要想在这里垦荒种地，是一件让人望而生畏的事，虽然乍一看，似乎也没有绝望到令人心碎，因为森林里到处都是驼鹿和北美驯鹿，黑人又都是经验老到的好猎人。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的自由黑人这下终于有了他们自己的小镇。这可是整个美洲地区第一座完全由自由黑人居住的小镇。为了纪念那位给他们签发自由证明的军官，黑人们决定将它命名为伯奇镇，而且，这里很快将成为逃亡奴隶在新斯科舍省内的庇护天堂，且无论其创始人当初是否有此初衷。就这样，在考察完选址后，马斯顿报告说，布拉克和其他队长都宣布“对这里十分满意”。[24]
但让马斯顿大为厌恶的是，伯奇镇的选址被认为很有潜力之后，立即就引来了那些更有权势的白人队长的注意。这些人坚称，他们早已经获得了上等地块的所有权。先前，他们已经派自己的测量员“斯珀林先生”到港口的西头，用线划出了每份五十英亩的地块，其中就包括伯奇镇的选址。这位斯珀林在“根本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以每人二美元的价格，为他们宣示了土地所有权。然而，马斯顿并不惧怕损害本已在减少的白人保皇党人口的利益，反而替伯奇镇的黑人据理力争。最终，他将为自己这种坚持原则的行为付出代价。不过，白人宣示的土地所有权基本上有名无实。随着黑人家庭陆续迁入选址——安德森一家（丹尼尔，三十一岁；其妻黛博拉；小丹尼尔，两岁；还有女婴芭芭拉），迪克森一家（查尔斯，一家之主，四十八岁，妻子，多莉；迈尔斯，十七岁；卢克，十四岁；理查德，十三岁；索菲娅和莎莉，均为六岁；以及仅一岁半的波莉），莱斯利一家（明戈，曾参加过黑人骑兵连；妻子戴安娜；小女儿玛丽），夸克斯一家的全部女性成员（伊丽莎白，外祖母；女儿，珍妮和莎莉；外孙女，凯蒂和波莉）——形势很快便明朗起来：伯奇镇要想有个好的开端，就必须有谢尔本的积极帮助，虽然最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帮助的就是谢尔本了。在登记时，丹尼尔·安德森在职业一栏填的是“农民”，查尔斯·迪克森则是木匠。虽然俩人都随身带来了斧头，但没有锯子，没有牛马，就没法在大雪到来、残树生出新芽之前清理掉地上的石块和树桩，所以他们基本上做不了多少事情。所有这些努力必然需要钱，但他们能赚到钱的唯一途径便是为镇里劳动。可如此一来，伯奇镇的居民们又没法腾出时间来，将这片荒山野地改造成菜园和农场了。退一步说，就算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也仍然需要政府提供粮食，来帮助他们度过第一个冬天。
但这些期望几乎都没有实现。到1784年夏天，人口已经达九千有余的谢尔本，确实出台了激励措施，让黑人继续建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城镇，但这鼓励并不是黑人想要的那种。7月26日时，马斯顿写道，“今日发生了大暴乱”，而始作俑者则是国王军队那些依然无钱可赚、大部分仍未得到安置的退伍士兵。这些陷入贫穷和屈辱境地的白人觉得是黑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因为后者愿意接受的工资水平比他们勉强能接受的还要低很多。事实上，大多数黑人基本上就是用劳动换食宿（但“宿”也只是偶尔才有），因为他们的工资经常遭到拖欠，而且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本来也是受害者的“黑鬼”，反倒成了白人士兵眼中的罪魁祸首。他们挥舞着棍棒，成群结队地跑到伯奇镇，扬言要把黑人们赶走。最终，二十间属于黑人的房屋被毁，他们仅有的财产也被洗劫一空，黑人男女纷纷落荒而逃。被指偏袒“黑鬼”的本杰明·马斯顿更是成了众矢之的。不用说，谢尔本的白人保皇党领导人因为他干涉土地所有权的事与他结下了仇，所以没一个人站出来维护他。成了孤家寡人的马斯顿十分害怕，担心会有不测发生，便逃往了当地的兵房，并在第二天冒险乘坐第一班船回到了哈利法克斯。很快他便发觉，自己如此匆忙离开实属明智：因为一周之后，朋友来看望他时说，他要是晚走一步，就可能没命了。“我得知，追捕我的人一直追到了卡尔顿角（Point Carleton）。幸亏没被他们抓住，不然我在那堆恶棍中间就有罪受了。我认为极可能会被绞死。”[25]这场骚乱持续了十天，在接下去的一个月中，各种暴力和恐吓事件也时有报道。最终，形势严重到了需要总督本人亲自来到谢尔本。在倾听过当地人的抱怨后，帕尔总督发挥自己的变通才能，决定撇清哈利法克斯测量员办公室的责任，把士兵分配土地一事被拖延的过错归咎到马斯顿的头上。
住房因暴乱而被损毁的人中，有一位是浸礼宗牧师大卫·乔治。这位在本地商人西米恩·珀金斯（Simeon Perkins）看来“十分聒噪”的人，即便在暴徒们举着火把将谢尔本的礼拜堂团团围住，威胁要将其付之一炬时，也依然在坚持向他的教众讲道。[26]当然，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大卫·乔治可不是那种会抛弃信仰的人。只要上帝与他同在，他便不会惧怕邪恶。
* * *
他的功劳将会存续下去，可他经历了多少劫难啊！1782年10月，大卫·乔治同妻子菲莉丝及四个孩子，在查尔斯顿陷入了恐慌，慌的是英国在南北卡罗来纳统治走到了尽头，并且有段时间，他还与家人分开了。“自由英国人号”等船只，开始匆忙让黑人登船，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为英王服务而换得自由的黑人。但这些自由黑人现在成了众人的眼中钉。白人保皇党痛恨他们，觉得他们在家仆和奴隶的脑子里播下了自由这枚邪恶又荒谬的种子，所以在登船的跳板上都不给他们让出位置；曾经的白人奴隶主痛恨他们，眼中流露着凶光，像是在说如果可以，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那些仍然被奴役的黑人也一样，跟着主人上船后，对他们的自由既妒又恨。
船走了二十二天，才到达哈利法克斯，但大卫·乔治写道，他“在船上并没有被好好利用”。[27]或许太想给别人讲道，太想让别人皈依基督教，反倒把事情搞砸了吧。无论如何，抵达新斯科舍那座山峦起伏的港口后，大卫设法找到了他旧日的恩人詹姆斯·帕特森将军，并最终同菲莉丝和子女团聚。只是在哈利法克斯，他这个肤色的人不准向黑人讲道，更别说为他们施洗了（事实上，他们甚至不能通白人一起到圣保罗教堂祈祷）。所以得知帕特森将军前往谢尔本时，大卫便暂时把家人留在哈利法克斯，陪他一起去了那里。在那座帐篷林立的小城，他找到了“许多和我肤色一样的人”，但也再次遭到了白人的怀疑和怨恨。这种敌意让大卫·乔治更加确信自己的使命，也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白自己必须怎么做。这种必要性使他大放异彩。
第一天晚上，我开始唱歌，就在树林里在一个营地上，因为房子还没有盖起来……远近的黑人都来了，觉得这一切都很新鲜。那周的每天晚上，我都会唱歌，然后还安排了第一场主日礼拜，地点在河附近的一座山谷里：很多白人和黑人都来了，能再次有机会传播神的道，让我喜极而泣，说不出话来。下午，我们又在那里集合，我从主那里获得了极大的自由。[28]
主给的自由。他渴望的就是这个。歌颂主那不朽的仁慈吧。现在，每天晚上都会有宗教聚会，许多仍然对福音一无所知的人来听大卫讲道；每天晚上都会有响彻云霄的歌声，有狂喜与见证。但谢尔本的“白人、治安法官等都愤愤不平，说我还是去树林里吧，因为我不应该待在那儿”。[29]幸亏有一个善良的白人（总会有一个善良的白人），否则他早就被赶走了。这个大卫在萨凡纳认识的白人把自己的地给了他，让他在上面盖房子。“于是，我砍下树干，剥了树皮，搭了一间整洁的小屋。一个月来，人们每天晚上都会到此听我布道，就跟来吃晚饭一样。”约翰·帕尔总督到谢尔本时，还带来了菲莉丝与他们的六个孩子，以及足够供这家人吃六个月的口粮，并且还宣布，要给他四分之一英亩的地，好让他种粮食。他的地块上有活水，所以“方便随时施洗”。下雪时，大卫和帮手们还为教众搭了一个平台，好让他们有地方站，因为这些教众常常光着脚，不过他们的头顶上没有什么遮挡。
兄弟姐妹们来到大卫和菲莉丝面前，像在最高审判者和天父面前一样吟诵自己的体验。更多的祷告、布道和吟唱过后，在圣诞节前夕，他们在那条小约旦河里施行了第一次洗礼。记者，小教堂的墙立了起来，每个月都会举行更多的洗礼，即使水结冰时也有。到第二年夏天，大卫·乔治的浸礼宗教会已经有五十名黑人教徒，礼拜堂也已经盖上房顶、铺好地板，只缺椅子和讲坛了。修建礼拜堂用的钉子都是乔治一家自己花钱购买的，所以他们现在穷得叮当响。幸亏泰勒夫妇这对来自伦敦的浸礼宗传教士出手相救，给了他们土豆种子，这家人才活下来。
现在，大卫的声音是如此洪亮，为上帝所做的工作是如此出名，以至于谢尔本以外的白人，先是出于好奇，然后是出于向往，也开始来听他讲道了。但这既是一份礼物，也是一场麻烦。比如，家住琼斯港的威廉·霍姆斯（William Holmes），虽然已经皈依，但还未受洗，于是便驾驶他的纵帆船来到谢尔本，找到大卫，邀请他去利物浦沿海讲道，大卫就去了。虽然那儿的教会里有黑人也有白人，但大卫讲道时，“基督徒们全听得眉飞色舞，我们一起有了个小天堂”。[30]然后，威廉·霍姆斯和妻子黛博拉便跟着大卫回到谢尔本，在教会作了见证，并打算在主日受洗。
他们的亲戚很愤怒，纠结了一帮人，拼命阻止他们受洗。霍姆斯太太的妹妹甚至抓住她的头发，不让她下水，但治安法官下令要保持安定，并说她要愿意受洗，就可以受洗。这样，他们才都安静下来。但之后不久，类似的烦扰愈演愈烈，我觉得必须离开谢尔本了。有几个黑人的房子就建在我的地块上；四五十名受雇的复员士兵带着船索到这里，把我的住所和几个黑人的每间房子洗劫一空。要不是这群暴徒的头目出面阻止，连礼拜堂都早被他们烧毁了。但我还继续在里面讲道。有一天晚上，他们又来了，站到讲坛前发誓说，如果我还要讲道，他们会如何如何修理我。但我还是一名传教者。第二天，他们用棍子殴打我，把我逼近了一片沼泽地。到了晚上，我才跑回来，带上我的妻子和孩子，去了河对岸的伯奇镇。那里安置了许多黑人，在那儿做善事，似乎要比在谢尔本前景更好。[31]
但大卫·乔治在伯奇镇的受保护感，仅仅维持了几个月，因为循道宗教徒一直在那里忙着传教。1784年，循道宗传教士威廉·布莱克来到这里，发现有二百名信徒正在聆听盲人摩西·威尔金森的布道。布莱克和“老爹”摩西唯恐自己的教众流失，对于鼓动教徒改宗的行为很不客气。他们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后，大卫决定回到谢尔本去。于是，他带着一把粗木锯，破开冰冻的水面，又回到了海湾对面。但是，他发现自己礼拜堂已经变成一家酒馆。“那个黑老头想把这里变成天堂，”酒馆老板趁大卫不在时吹嘘道，“那我就把这里变成地狱。”好在大卫在城里有不少的朋友帮忙修复礼拜堂。到第二年，也就是1785年时，信仰便又复兴了。
在之后的几年中，“黑大卫”成了一名游方传教士，从新斯科舍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创建了七个“新光”†浸礼宗教会，并在离开时分别任命了执事。然后，他一路向北，渡过芬迪湾，抵达新不伦瑞克。他的“和撒那”、他饱含泪水的布道和他的大型施洗，在这里变得路人皆知，以至于他抵达圣约翰市（St John）时，“一些打算受洗的人喜出望外，也顾不上服侍主人用餐了，手里还拿着刀叉就跑到水边来见我”。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一起在河里参加了这场盛大的受洗仪式，而且衣服全都湿到有失体统，甚至还引发了公愤，以至于新不伦瑞克的总督托马斯·卡尔顿后来宣布，自此之后，大卫只能给省内的黑人当牧师。[32]
但他还有更多的水域要跨过，而且其中一些甚至对上帝真正的仆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在普雷斯顿，也就是英国·自由和其他移民定居的那个地方，大卫传完道和施过洗后，又掉过头，坐着沿海岸往南和往西去的一艘小船，准备先到哈利法克斯，然后再回谢尔本。但在航行途中，这艘载有三十名乘客的船遇上了狂风，被风刮到很远的海上，完全偏离了航道。在弥漫的雾气和骤降的气温中，没有毯子取暖的大卫被冻得都僵了，冻疮从他的脚蔓延到踝上，继而又爬上了小腿和膝盖。船终于在谢尔本靠岸后，他试图走回去，但一下子便晕倒在地上，直到教会派人来，他才被抬回家去。“那之后，只要我能稍微走动，就想宣扬主的仁慈，教友们制作了一架木橇，拉着我去参加礼拜。”到春天时，他身体好了一点儿，可以摇摇晃晃地四处走走了，不过，基本上是得滑着木橇去小礼拜堂。他的体力虽然被夺走了，但内心的火花却没有，永远不可能被掐灭。
* * *
大卫·乔治的教众需要上帝的慰藉，因为很多时候，这是他们唯一拥有的东西。1785年至1786年的冬天，伯奇镇寒冷刺骨，但这还只是艰难生活的开始。名义上，一些移民已经分到了二十英亩土地，但鉴于他们没有耕牛，所以大部分土地基本上都没法种东西。所谓的住处更是名不副实。即便是棚屋，也大部分都简陋得不成样子，就是一个深约六英尺的坑，能透进光亮的地方只有单坡屋顶处留出的出入口；而所谓的地板，则是在泥地上铺了些糙木板甚或仅仅是树叶；倾斜的屋顶由原木搭成，有时还会再盖一层草皮或树皮或两者兼有。虽然这样的住处比起棚屋，更像是野兽的地下巢穴，但在最初的几年里，它们还是为移民们提供了一个睡觉的地方，让他们躲过了新斯科舍的冬季那些最糟糕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积雪常常有三四英尺厚，被风吹积起来的雪堆则至少有两倍高。[33]不过，免去受冻之苦的伯奇镇人，并不能躲过挨饿。一份递交给哈利法克斯的报告言简意赅地指出，政府要是不多提供点儿救济粮，“他们一定会饿死”。[34]因此，粗玉米面、糖蜜的供给（偶尔还会额外给一点儿鳕鱼干），在第一年之后仍在继续。
但这一切并不足以让自由从概念成为现实。在谢尔本，那些暴乱后返回这里的黑人男性当起了木匠、锯木工、造船工、渔民、水手和普通劳工，而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则找到了厨师和洗衣工的活计。但英国政府开始对鲸油和鲸骨强征关税，致使初生的捕鲸业遭受重创后，这些移民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曾经前途无量的鳕鱼渔业同样有所萎缩，将更多的人抛向劳动力市场，削弱了他们的议价能力。现在的谢尔本成了约翰·帕尔那个失败梦想的黯淡残骸。成千上万的白人保皇党，尤其是那些比较穷的人，要么回到了哈利法克斯，要么跑回了美国。那些资本稍微多一些的人，有的继续留在水街和国王街的家里，有的则带着奴隶和仆人，移民到了西印度群岛或巴哈马群岛。保皇党经济的下滑，也殃及了沿海村庄和港口的居民，如卢嫩堡和利物浦以及勒贝尔港（Port l'Hébert）和洛克波特（Lockeport）这类卫星村的造船工和渔民。更远一些的地方，比如芬迪湾沿岸，那些自由黑人及家人则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去当受雇条件苛刻的契约工，要么饿死。
从社会角度来看，大量自由黑人成为契约用工，或许看起来像是重新被奴役，而且他们的代表托马斯·彼得斯去伦敦争取格兰维尔·夏普和其他志同道合之人的支持时，也是这么描述的，但那些同白人男女主人签订契约的穷苦黑人却坚决认为，他们还不至于走投无路或者忘性大到要再次屈服于奴役的地步，他们还记得自己的自由身份和曾经得到过的承诺。他们的契约（在新斯科舍的那段艰苦岁月中，不光是黑人，许多贫穷白人也签了）中草拟了具体的条款：虽然食宿全包，但这不包含在工资之内，而是额外的条件。许多签约者指出，单凭工资这一项，且不论少得有多可怜，就从法律上表明了他们不是奴隶。这也正是为什么签约的黑人尽管因为常年拿不到工钱而生活艰难，但在向县级一般法庭投诉他们的遭遇（这说明他们明白自己在法律面前的自由和权利），或在被人误认为是以家奴身份来到新斯科舍的黑人后为自己辩解时，会一再强调：虽然他们住在雇主家里，但事实上有被拖欠的工钱。
法庭记录表明，双方就此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一方面，白人保皇党阶层（其中许多都来自美国南方，习惯了蓄奴）认为，新斯科舍的法庭会维持奴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说对了。18世纪80年代，奴隶制在该省实质上是合法的，贩卖和拍卖奴隶的告示在哈利法克斯随处可见。但问题是，正如在英国和波托马克河以北的美国那样，新斯科舍的道德和司法舆论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哈利法克斯越来越像“后曼斯菲尔德时代”的伦敦。事实上，至少在一些法官看来，曼斯菲尔德伯爵关于黑人不能强制运出本省的裁决在新斯科舍也同样适用。而另一些法官，如首席法官托马斯·斯特兰奇（Thomas Strange）和总检察长桑普森·布拉沃斯（Sampson Blowers）则掀起了一场积极的废奴运动，欲在该省彻底取缔奴隶制。因此，白人蓄奴保皇党和那些意图将穷苦自由黑人劳力变成奴隶的人遭到了令人钦佩的激烈反抗。即便处境不容乐观，即便没有投票权或者被禁止同白人一起做礼拜，新斯科舍的黑人也仍然清楚地明白他们的权利。不论他们的这种领悟是源自大西洋两岸对曼斯菲尔德伯爵判决的了解，还是来自邓莫尔和克林顿的宣言，抑或是在服役时才知道的，第一代自由的非洲裔英属美洲人都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拒绝再次被奴役，更拒绝家庭再次被拆散。
一些寡廉鲜耻的白人保皇党故意模糊自由与非自由之间的主要区别，习惯把签了契约黑人当作一种可转让商品，把“他们的”黑人以一定价格“转给”潜在的雇主。当然，也有不少白人保皇党（往往身居要职）明确承认雇用劳力与奴隶的区别。比如1784年春，新斯科舍的宪兵司令威廉·肖（William Shaw）在整理全省的花名册时，就专门提到自己在半岛东部崎岖海岸旁的康特利港（Country Harbour）发现（并用斜体强调了这句话），“许多人（指黑人）同雇主住在一起，但并非他们的财产”。[35]尽管那些白人常常利用法庭来宣示自己的所有权，但对于“他们的”黑人竟然也有如此胆识，知道如何通过法庭来主张自身权利，还是感到震惊不已。确实，一些黑人已经露出了这种苗头：他们要当自己的格兰维尔·夏普。
比如，托马斯·汉密尔顿上尉（Captain Thomas Hamilton）和丹尼尔·麦克尼尔（Daniel Macneill）从哈利法克斯绑架了四名黑人，摩西·里德（Moses Reed）、詹姆森·戴维斯（Jameson Davis）、菲比·马丁（Phoebe Martin）、莫莉·辛克莱尔（Molly Sinclair），打算用麦克尼尔的单桅帆船“冒险号”把他们运到巴哈马群岛出售时，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竟会受到法庭的阻挠。[36]其中的两名男性，里德和戴维斯，从北卡罗来纳布特县（Bute County）的主人手下逃走，投奔了查尔斯顿的英军后，曾在弗朗西斯·劳登（Francis Rawdon）侯爵的保皇党爱尔兰愿军中服役。在1782年的保皇党大撤离之后，他们又参加了东佛罗里达的皇家北卡罗来纳兵团，而且两人中的某一人可能为该兵团的高级军官约翰·汉密尔顿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John Hamilton）当过仆人。同许多自由黑人一样，他们到新斯科舍后也被前雇主的亲戚重新雇用，具体到他们身上，便是康特利港口的托马斯·汉密尔顿上尉。在汉密尔顿家，里德和戴维斯结识了菲比·马丁和莫莉·辛克莱尔——这俩人来自南卡罗来纳，同是仆人，同样没工资。但就像菲比·马丁在法庭上说的，她或其他人从来没有自认为是汉密尔顿的奴隶。
这四人怀疑汉密尔顿另有图谋后，便决定逃跑，并于1786年晚春或初夏抵达哈利法克斯。但包括麦克尼尔和汉密尔顿在内的五个人也追到了这里。他们对詹姆森·戴维斯一顿毒打，将其制服后，又把他和其他人用锁链拴住，然后扔进了停在港口的一艘船里。由于该船最远只航行到谢尔本，所以在抵达之后，这几个黑人会被转移到另一艘船上，再被卖到南方去当奴隶。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谢尔本和伯奇镇的黑人群体不知怎的得知了麦克尼尔和他的船，并且对此感到又怕又恨，便把消息传给了地方法官。听闻四名黑人在未经听证程序便要被运走后，他们依照曼斯菲尔德伯爵有关反对强制运送的裁决，同意举行听证会。麦克尼尔对于自己被传讯感到十分惊讶，并辩称自己运送这些黑人是经过了大西洋商人迈克尔·华莱士的授权，是华莱士安排了谢尔本的转运和买卖。但谢尔本一般法庭的地方法官以五比二的投票，拒绝了哈利法克斯最有权势之人的威信，而选择了相信黑人的陈述，并下令释放他们。因此可以说，英国式自由在新斯科舍还没有彻底消亡。
而且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打赢官司的黑人原告都是女性。比如，苏珊娜·康纳（Susannah Connor）的儿子罗伯特·杰梅尔（Robert Gemmel）与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签订了契约，但并不是此人的奴隶，于是康纳便效仿格兰维尔·夏普，以“违反本省法律”为由，通过法庭阻止了哈里斯将她儿子运出殖民地。玛丽·韦斯特考特（Mary Westcoat）和丈夫则起诉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cks），要求他释放一个“叫斯蒂芬的黑人男孩”；由于考克斯既拿不出卖契，也没有雇用契约，这个男孩最终获得了自由。[37]
当然，不是所有的官司都能得到这样圆满的结果。比如，约瑟夫·罗宾斯（Joseph Robbins）在谢尔本的法庭上宣称，他有两名黑奴，一个叫佩罗，一个叫汤姆，可现在这俩人竟然“妄称自己是自由的黑人”。对此，佩罗回答，他以前确实是奴隶，但是某个叛军的，不是保皇党的；后来他逃了出来，因此赢得了自由；而他答应跟罗宾斯去圣奥古斯丁时，是自由人，不是奴隶；他从来没有被买卖过。汤姆也讲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叛军主人手底下逃走，跑到了被英国人控制的查尔斯顿。但最终，法庭还是判决两人是罗宾斯的私人财产。[38]
玛丽·波斯特尔（Mary Postell）的案子就更惨了。她被杰西·格雷（Jesse Gray）卖掉后，谢尔本的法院传唤她出庭作证，要她证明自己实际上是自由人的说法。波斯特尔告诉法庭，她曾是美国叛军军官以利沙·波斯特尔（Elisha Postell）的财产，但后来逃到了查尔斯顿的“英国防线内”寻求庇护。在那里，她同其他黑人一起参加了堡垒和公共工程的建设。由于她和丈夫威廉一贫如洗，他便劝说她去给杰西·格雷当家仆，不会有什么风险；在保皇党从查尔斯顿撤离后，甚至还说服她跟着格雷去了东佛罗里达。她在那里为格雷的弟弟萨缪尔工作了一段时间，当那片地区被割让给西班牙后，又随着杰西·格雷去了新斯科舍。但她发现格雷有意将她卖掉时，就“离开他家，带着女儿弗洛拉和内尔，在镇子的北区租了间房子住下来”。但1786年4月，格雷设计抓住（也可能是强行掳走）她和女儿，并把她们带到了得克萨斯的阿盖尔（Argyle），以一百一十三蒲式耳‡土豆作为交换，将她卖给了一个叫明厄姆的人。玛丽进一步声称，格雷还将她的女儿们从她身边抢走，卖到了别处。毫无选择余地的她在明厄姆家待了三年后，终于逃到谢尔本，把这件事呈交到法官面前。
接下来，轮到格雷在法庭上盘问玛丽了。你或许会觉得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但玛丽毫不示弱，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格雷问这个黑人妇女，早在东佛罗里达的时候，她是否曾请求“一些人”把她女儿弗洛拉从他弟弟萨缪尔手里买回来？（这说明她知道弗洛拉是奴隶吧？）没有，玛丽说，这不是事实。她从没说过这种话。格雷没有理会她的否认，继续怒吼道，是他在圣奥古斯丁时亲自从一个叫约瑟夫·利亚的人手里买下了她，难道不是吗？不，不是，玛丽又说了一遍，她从没有属于过这样的人。但在被逼问之后——可能正是这一点让她输掉了官司——玛丽承认自己并不介意被格雷用土豆做交换，卖给明厄姆先生；她直言不讳地指出，自己巴不得摆脱杰西·格雷，因为“他恶意利用她”。
双方都传唤了证人。为了对付格雷的人，玛丽请来了西庇阿·维林（Scipio Wearing）和他的妻子戴安娜（Diana Wearing）。玛丽在查尔斯顿时就结识了维林。当时，维林在黑人先锋连服役，曾在詹姆斯·蒙克利夫上校（Colonel James Moncrief）的领导下，参加过保卫查尔斯顿的战斗。虽然后来维林去了纽约、玛丽去了东佛罗里达，二人便失去了联系，但他十分确信她从叛军主人手下逃了出来，因此和他一样，她完全是自由身。但他的证言没起到什么作用。格雷收到非法绑架罪名不成立的判决后，将玛丽与孩子们拆散，带着她回到了美国，并把她卖给了弟弟萨缪尔。玛丽的女儿内尔则同她年幼的弟弟约翰一起，暂时被交给了法院监管，而且最后极可能落到了济贫委员会的手里。
西庇阿·维林因为胆敢怀疑杰西·格雷这类人的话，受到了更严厉的惩罚。他从法庭回来后，发现自家的房子着火了，“所有的家具……衣服和其他财产都被烧成了灰烬”。更惨的是，西庇阿和黛安娜的一个孩子当时正在家里，也被活活烧死了。于是，西庇阿又回到法庭，请求“本法庭准予他申请救济”。但法庭叫他去跟教会执事济贫助理去申请，因此他可能同内尔、约翰·波斯特尔一起获得了救济。[39]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的房子着火、孩子被烧死，显然是遭到了报复。但他没法证明这些。谢尔本更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他作证，因此也没有人因此被起诉。
如果玛丽·波斯特尔和西庇阿·维林及各自的家人是在伯奇镇，是否可以免遭这样的劫难？有可能，但那里也会有奴隶猎人光顾，并非绝对安全。[40]至少有两名男性居民据传到镇外办事时，被掳到了丹尼尔·麦克尼尔的那种船上关押，随后在西印度群岛被卖掉。[41]但是，即便伯奇镇无法完全杜绝邪恶之事的发生，可到1787年时，它已俨然成了一个真正的社区，拥有两百多个家庭。原先粗陋的棚屋此时已被朴素的木屋所取代，构造则可能接近这些前奴隶在非洲或种植园时所住的那类棚屋：差不多十英尺见方的单间，上有阁楼，下有地窖（储存过冬食物），还有壁炉和烟囱，以及人字形的圆木屋顶。虽然伯奇镇还是像个临时搭建的宿营地，挤在树木繁茂的荒野、海狸湖和大海之间，但正如大西洋对岸的循道宗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所言，它也是“美洲大陆上唯一的黑人城镇”。近来的考古发掘在这里发现了玻璃、陶瓷碗、英国米色陶盘的碎片，有些盘子上还饰有花卉图案，说明这里并非是一个只供猎人和矿工生活的简陋营地，而是充满了居家生活的氛围。[42]诚然，伯奇镇比不上伦敦周边各郡的乡村，但也不像后来传说的那样，定居者只能被迫住在“洞穴”里。这里的大多数人仍然是工匠和渔民，可也至少有三十位居民自认为是农民，而且就像普雷斯顿人会去哈利法克斯卖东西一样，也会把农产品带到谢尔本去卖。[43]布拉克与妻子玛格丽特继续在这里办学，努力确保下一代人能识文断字。当然，为伯奇镇提供着动力的教会，还在互相争夺信徒：信仰人数最多的是循道宗，接下来是圣公会的“新光”亨廷顿伯爵夫人会，以及一群狂热的浸礼宗教徒（虽然大卫·乔治当初曾受冷遇，但该派别最后还是势不可挡）。因此，这里的每个礼拜日都很热闹，而各教派有时还关上大门，不欢迎对方以及不同教派的来访传教士这一点，更是表明伯奇镇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黑人社区。
不过，这些并没能给威廉·亨利（William Henry）王子殿下（也就是后来的威廉四世）的朋友蒂奥特海军上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此人当时正随皇家海军驻扎在新斯科舍，便决定和一些朋友（里面没有王子）去伯奇镇看看。布拉克上校和妻子设宴招待了这几位访客，但他们巴不得赶紧离开这个在蒂奥特看来“糟糕到无法形容的地方……他们的小屋破烂不堪，根本无法抵抗新斯科舍的严冬，他们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夏天时存下的东西。这些悲惨的社会弃儿在穿着和面容上所体现出来的可怜和贫穷，我想我以前从未在任何人身上见过”。[44]
但话说回来，蒂奥特到伯奇镇的时间是1788年，是其本就坎坷的命运中的最低谷。前一年时，这里又爆发了天花；因为这种传染病一直未在逃亡的黑人中被彻底根除，而是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从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波士顿、纽约来到了这里。1786年之后，谢尔本贸易经济崩溃，散工的需求量大减，使他们难以再像以前那样来借此贴补微薄的收入。谢尔本当局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把这里变成自由港，开放对美贸易。这个方案让黑人再次感到恐惧。他们担心，如此一来，那些依然在不懈追讨活人“财产”的奴隶猎人就可以自由出入这座避风港了。伯奇镇的许多黑人还没有分到地，而那些分到的则被要求提供若干天的“法定劳动”（通常是修路），作为接受援助的条件或者抵付“免役税”。居然还要支付这个，他们感到很惊讶，因为免役税作为一种财政方面的应急措施，早已不合时宜。该税要求纳税者每年向政府支付一笔钱，以代替过去征收的货物和征用的劳务，这项税也是独立革命前引发美国人愤怒的根源之一。担任了加拿大新总督的盖伊·卡尔顿爵士曾承诺，保皇党将不必缴纳免役税，但英国政府不太愿意，只是勉强答应暂时停收。雪上加霜的是，1787—1788年和1788—1789年的两个冬天异常寒冷，春夏则又冷又潮，许多粮食作物（尤其是玉米和庄稼）因而绝收，饥荒的魔爪伸向了伯奇镇。波士顿·金，也就是那位曾感染过天花、被美国人俘虏过、最终却大难不死的南卡罗来纳逃亡奴隶，现在已经在伯奇镇皈依了循道宗。金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一边散着步，一边反省自己的罪过。他回忆说，那些年异常黑暗艰苦：“许多穷人被迫卖掉最好的衣服，换五磅面粉，以便维持生命。把所有的衣物，甚至是毯子都卖掉后，有些人因饿得直接倒地而死。另一些人则宰掉自家的猫狗充饥，遍地都是贫困和苦难。”[45]他最后说，虽然“难过至极”，但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离开伯奇镇，到寻找别的谋生方式。
但残酷的不只是冬天。衣衫褴褛、几乎要沦为乞丐的波士顿·金在沿街兜售自己的木匠手艺时，最终碰到一位船长，愿意跟他订购一个箱子。于是，他又回到伯奇镇，夜以继日地把箱子做好，然后踩着三英尺深的雪，把它扛到了船长面前。可他得到的报酬只有轻蔑。“让我失望的是，他不想要这个。不过，他倒是跟我说了一下想要什么样子的，叫我重做一个。回家的路上，我饥寒交迫，身体太虚弱，摔倒了好几次。我以为自己会当场死掉。但即使在此境地，我也发现我的心顺从了神的旨意，在磨难中感到欣喜；虽然我和妻子只剩一品脱玉米粉了，可上帝却把我从抱怨和不满中拯救了出来。”金又拖着新箱子，踩着积雪去见那位船长，而且因为怕对方又不要，他还带了一把锯子，打算到时候先把箱子拆掉，省得自己还得把它拖回去。但这一次，船长要了这个箱子，并且以玉米粉代钱，支付了酬劳。随后，金以半克朗（两个半先令）的价格，卖掉了先前那个箱子，以三先令九便士的价格，卖掉了那把锯子。他当初买的时候花了一基尼（二十一先令），约是现在成交价的五倍，但他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但时来自会运转。过不了多久，金就需要把他的锯子买回来了，因为两名谢尔本人将会委托他为来年的鲑鱼捕捞季建造三艘平底船。为此，金一共获得了三英镑的酬劳，外加更多的玉米粉，以及造船所需的焦油和钉子。这下，他和妻子得救了，不必再像他们在伯奇镇的许多朋友和邻居那样，也去签订雇用契约。第二年冬天时，他又造了一些船。他的木工技艺显然还算高超，因为有位商人甚至慕名而来，要请他在谢德巴克图湾（Chedabucto Bay）盖一所房子。冰雪融化后，他去了那儿，但那位商人说自己改了主意，买一座新房会更方便，而且价格和造一座差不多。不过，他有别的活儿给金干。他的鲑鱼捕捞船缺人手，金要是愿意，就可以去。当时已是5月，金可能得到秋天才能回到维奥莱特和孩子们的身边；而且，他也担心如此一来，就不能再继续自己循道宗传道员的使命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其实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接下这份工作后他才发现，原来谢德巴克图湾的渔民不但对神毫无敬畏之心，而且罪孽重重：“我竭力劝他们逃离神的愤怒，来向主耶稣求助。”
他们听了，嘻嘻哈哈地嘲笑他。但果不其然，船队在圣劳伦斯湾遇上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船员都“以为命不久矣”。暴风雨过去后，这群人发现他们的船搁浅在了大浅滩上，周围弥漫着遮天蔽日的浓雾，而装载着捕鱼季全部物资的补给船也已不知去向。金拼命乞求上帝的宽恕，最终得偿所愿。两个星期后，失踪的补给船再次出现；又过了四天，闪闪发光的鲑鱼也如约而至。但即便获得了如此庇佑，金也还是担心这次捕鱼活动已经陷入了危险之中，因为他那位雇主老是用污秽的言语亵渎神灵，不但动不动就暴跳如雷，而且同时还妄称主的名字。自打记事起，金就对这一罪孽深感愧疚：六岁时，他被安排去为南卡罗来纳的主人放牛，并从同伴那里学到了咒骂神灵的乐趣；但有一天，这位小放牛郎在一棵大树底下打盹儿时，梦到世界着了火，上帝坐在一个“白色大宝座”上从天而降，即将要对世人进行审判，而他被列入了诅咒者的行列！多年之后的今天，他竟然同一个满口脏话的男人困在了同一条船上，而且这个人亵渎神灵的预言，会让在深海上漂泊的他们都置于危险境地。金鼓起勇气，提醒这位大诅咒者：“所有亵渎神灵的咒骂者，都逃不过入硫磺火湖的结局。”船长听了之后，暂时清醒过来，不再说话，但转眼到第二天，他就恢复了老样子，又开始满口污言秽语。波士顿·金没法把如此有辱神明的谩骂挡在耳外，便有些鲁莽地禁止船长再登上他自己所在的渔船，提前问好每天要做的事后，便躲得远远的。“因为他要是继续讲那些可怕的话，我就没法履行职责了。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来烦过我。没人来打扰我之后，我终于自在起来。”
但挑战还有更多。船队刚回到谢德巴克图不久，便又出发了，这次是去捕鲱鱼，而且也遭遇了一场北大西洋风暴。不过，当金最终在10月下旬回到维奥莱特身边，得以继续做他的传教员时，带回来的报酬包括了十五英镑及两桶鱼。凭借这笔小财富，波士顿·金躲过了周围其他人所遭受的磨难。“我能让妻子和我有衣穿，让冬储物资多了一桶面粉、三蒲式耳玉米、九加仑蜜糖、两桶鱼，以及妻子趁我不在时攒下的二十蒲式耳土豆，这是我在伯奇镇过过的最好的冬天。”
* * *
如此看来，自由黑人尽管要面临极端不利的因素和根深蒂固的偏见，但实际上是有可能以自由人的身份在英属北美活下来的。当然，人在新不伦瑞克的托马斯·彼得斯显然不这么认为。去了弗雷德里克顿（Fredericton）和圣约翰之后，他的境况也没有比在迪格比和布林德利镇时好多少；对于他的投诉和请愿，托马斯·卡尔顿总督的回应也没有比约翰·帕尔总督的更积极。该分的地仍未按要求分好。或者就算分好了（如圣约翰），地块离移民安家的地方也远得吓人，有将近十八英里。新不伦瑞克一些地位更显赫的白人，如法官斯泰尔·阿格纽（Stair Agnew）、议员贝弗利·罗宾逊（Beverley Robinson）、牧师乔纳森·奥戴尔（Jonathan O'dell），正是来自彼得斯所逃离的种植园地区（前二人来自弗吉尼亚，奥戴尔来自新泽西）§，并且带来了他们的所有奴隶。[46]因此，尽管黑人在法庭上没有发言权，受到的待遇也不公平，但仍然得交税，仍然得去义务修路，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将自己租给他人，但即便这么低，他们也会被拖欠工资，而且一拖就是很多年，经常超过契约的雇用期限。可只要这些饥肠辘辘、万念俱灰的人稍微偷一下懒，鞭子便会抽在他们的背上（不论男女），然后鲜血从他们开绽的肉里汩汩冒出，更悲惨的甚至会被绞死。这难道不是奴隶制？
托马斯·彼得斯和大卫·乔治、波士顿·金不同，不认为这些磨难都是上帝那神秘计划的一部分，是用来考验他们的。但他依然对英国国王信心满满，对他的英国式自由信心满满，他不信任的只是英国政府派到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来管理他们的那帮人。因此，目不识丁但可敬可畏的彼得斯成了一名政治家：第一位公认的非洲裔美国人领袖。他的请愿书经常以“托马斯·彼得斯，一位为女王陛下效力七年的前黑人先锋连中士”署名，寄到托马斯·卡尔顿总督那里（卡尔顿有时还会回复）。[47]只要是对黑人有影响的事情，他都会写一写：比如分地，或者说无地可分，比如慈善学校，在困难时期免除黑人的劳役和赋税。毕竟黑人已经穷得叮当响了，怎么还得交济贫税，应该给他们发钱才对吧？他的精力和决心逐步让他成了省内黑人公认的“那个被提名并指派在所有民事和宗教问题上为我们说话、能代表我们的人”。[48]
总体而言，彼得斯在新不伦瑞克要面对的种种敌意和拖延，同他在新斯科舍时遭遇的阻力差不多。他认定，要得到政府的重视，要想让情况有所改观，他就得到伦敦去，而不是在哈利法克斯和圣约翰隔空喊话。所以，1790年，他起草了一份准备递交给国务大臣威廉·温德汉姆·格伦维尔的请愿书，悉数列举了黑人在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政府对他们的承诺，以及承诺未兑现的种种情况。然后，他又拿着请愿书在芬迪湾两岸来回奔走，最终收集到两省共二百零二户黑人家庭的签名，并说服他们推举他作为正式代表，到伦敦为他们所遭受的苦难申讨赔偿。彼得斯带着委托书、请愿书和斯图尔特上校签发给他的那本珍贵护照，来到哈利法克斯，找了一艘前往伦敦的船。当然，他这么做的风险很大，因为新斯科舍的黑人经常会被掳走卖掉，不管他们手里拿着什么自认为可以保护自己的文件。但托马斯·彼得斯缺什么也不缺勇气，胸中燃烧着决心的火焰。他甚至有可能在船上找了份工作，才借此到达大洋彼岸。
抵达伦敦后，他有可能接触了伊奎亚诺和库戈阿诺。这俩人现在已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和奴隶制悲剧的见证者。无论如何，他反正是找到了黑人先锋连的那些老上司，并通过他们的帮助，在达官显贵中编织起了关系网。虽然他不像其他外国贵宾，如塔希提的欧迈王子或者目前正在伦敦申请同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的克里克印第安人那样受到追捧，但托马斯·彼得斯的突然到来，还是让他成了一部悲剧史诗中的信使，或者借用克林顿将军致信国务大臣格伦维尔时的措辞：“一个悲伤故事”的捎信人。到了没多久，彼得斯自然就独自去拜访了格兰维尔·夏普。他向夏普介绍了同胞遭遇的种种不公，夏普则向他保证这些问题一定会递交到最高级别的人那儿处理。然后，这两位饱经风霜的斗士互相端详了一会儿。接着，夏普问彼得斯，他有没有碰巧听说过非洲一个叫自由省的地方。嗯，彼得斯确实有所耳闻。
当时，他正在新斯科舍还是新不伦瑞克的某地参加宴会。像往常一样，伺候进餐的全是黑人。他们靠墙站着，在就餐者的眼中仿佛是聋子，是哑巴，是空气。当醒酒瓶在红木桌上方流畅地穿梭时，在座的人聊起了塞拉利昂，以及一个叫格兰维尔·夏普的人，异想天开地要把黑人送回非洲去。突然间，椅背之后的一对对耳朵竖了起来，一双双眼睛瞪了起来。格兰维尔·夏普的大名在北美地区那些黑皮肤的自由人或奴隶中间几乎无人不晓。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消息最终传到了他们的卫士和代表托马斯·彼得斯的耳朵里。[49]一直以来，他的头等大事都是在英属美洲纠正各种错误，但听说塞拉利昂这事儿之后，他禁不住琢磨起来。请问，他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他们可以回故土了？
* Port-Rasoir可直译为“剃刀港”；刀蛏的英文名为razor clam，因其形状如剃刀，故名。
† New Lights，新教用语，并不特指某种教会团体。一般来说，当某个原本统一的教会团体发生变化，成员对这种变化意见不一，导致团体分裂时，抵制这种变化的那一支被称为“旧光”（Old Lights），赞成变化的被称为“新光”。
‡ 英美计量单位，1蒲式耳在英国约等于36.4升，在美国约等于35.2升。
§ 原文是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疑为作者讹误。这三人的背景与马里兰都没有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