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在科索沃的日子 那些死于战争的人

第十章
在科索沃的日子
那些死于战争的人

我们的世界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小。人们渴望快速地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而飞速发展的科技正好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原来隔天在报纸上刊登的新闻，固定时间播出的电台播报或者电视节目早已经过时了，以前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现在就像本地事件一样离我们越来越近。

有线电视的诞生最早让我们养成了24小时观看新闻的习惯。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发生袭击或者灾难，电台工作人员都可以在几分钟后就将画面传输到电视上，满足了我们及时了解世界动态的需求。2014年，被乌克兰击中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的残骸画面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机上，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家人们在这个时候还不知道灾难已经降临在自己亲人的身上。而在过去，发生这样的事件后，通常是警察在半夜敲开遇难者家属的大门，把警帽夹在胳膊下，一脸悲切地传达坏消息。

在21世纪的现代，24小时的新闻频道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了。虽然我们像挤海绵里的水一样榨取新闻信息，然而这些无止境的重播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的消息。现在，社交媒体和手机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新闻，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需要再窝在客厅里盯着电视机了解事件的发展动向了。

当然，变化一直都在发生，而且大部分是带给我们好处的，新的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但有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想起一位睿智的苏格兰高地女官员说的话，她发现，随着快递系统的发展，每个工作日她都要收到邮件，她说道：“我一周知道一次坏消息还不够吗，现在还要每天都收到坏消息。”

有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简单的生活也有它的好处。我们关注的大多数新闻故事并没有什么价值，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我们还是习惯性地想要知道每一个细节。我们吸收了太多消极的东西，我甚至担心我们对信息的接收疲劳会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失去原本的好奇心。

各种各样的死亡事件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死神看似任意挑选目标，我们敬爱的、尊重的人都可能榜上有名。死亡是客观的，有时候甚至人数众多。被战争蹂躏，遭受饥荒，经历人为或者自然的灾难，都是死亡的原因。2016年，我们的死神似乎声望堪忧，因为大家觉得她在这一年带走了太多的生命，超过了该有的份额。但实际上这一年的死亡率跟往年相比并没有明显上升。一旦一个理论被我们接受，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把后面发生的事情作为支持这个错误理论的证据。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法医问题，叫作先入为主的偏见，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为已有的假设寻求佐证的倾向。

2017年，死神好像揪着英国不放一样，自发性恐怖事件频发，跟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恐怖活动一样，恐怖分子更趋向于选择不成熟、简单直接的方式伤害无辜。开车撞向行人，直接用刀滥杀无辜，这就是发生在威斯敏斯特和伦敦桥的恐怖事件。这样的恐怖事件第一次发生在2013年，士兵李·里格比就是当时的受害者之一。国家情报机构很难预测这种形式的恐怖袭击，所以也无法预防。恐怖主义就是为了制造恐慌。而这种“膝跳反射”的结果就可能是在伦敦的每一个桥梁设立安检关卡，这样固然能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但是恐怖分子也会因此重新调整他们的方式方法。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坚决不向恐怖主义暴政妥协，尽可能走在他们前面一步。

总体上来说，除非是我们直接受到这一类事件的影响，否则媒体对于这些死亡事件的报道并不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可能上一周还是核心话题的某个遥远国度的战争或者军事专制的政府，随着我们这些电视消费者把目光转向最新的名人爆料、真人秀丑闻或者政治丑闻，就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直到发生在某个地方的事件完完全全改变了我们的观点。突然有一天，这个故事就变得非常真实，非常特别，在你还没有觉察到的时候，这个故事就主导了你生活的方向。

对我来说，改变我生活的时刻是在1999年的6月，皮特·维纳滋教授给我来了一通电话，他当时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一名病理学家，供职于英国内政部，而我也是这个大学的法医人类学顾问。我跟皮特已经相识很多年，所以他的电话并没有让我觉得意外。当他问我周末有没有什么安排时，我还天真地以为他是想邀请我吃晚饭，所以我告诉他周末没有安排。他回答道：“那很好，那你周末就去科索沃吧。”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特别关注所有关于科索沃危机的报道，甚至一字一句地听记者的报道，希望可以了解所有关于这个地区的信息。我必须很羞愧地承认，我是查阅了地图才知道科索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的。

20世纪90年代，跟其他很多人一样，我震惊于就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悲剧就在欧洲的大门口上演着。而且我还意识到，我们所看到的新闻报道其实是经过粉饰的，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真实发生的事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所以不会被完整地报道。所以如果你看到的报道已经让你难过心碎，你一定要明白，真正发生在当地的事情会更加严重。但即便是这样，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那里还是“另外的地方”，那些是另外的国度、另外的人的问题。

按照今天的标准，详细可靠的消息传播速度很慢，而我们可能要等到越来越多的可怕的画面流传开来，才会意识到那些发生在无辜百姓身上的事情到底有多恐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导致了欧洲最大规模的平民伤亡和难民潮。

作为法医人类学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专业知识会在哪些国际危机中用到。如果我们提前知道要求，或者知道要去多长时间，那我要套用20世纪70年代马提尼鸡尾酒的广告语：“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我的团队就被称为“马提尼女孩”。（可能你需要上点年纪才能记起当时看过的马提尼那些俗气的广告，才能理解它的广告语的含义。）

随着危机加深，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试着建立一个背景知识的框架，搜索可靠的新闻报道，上网查询大量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关于大规模伤亡事件，唯一能预测的就是它的不可预测性。

到1998年，根据情报组织的消息，科索沃的人道主义危机已经恶化到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当时的南联盟与南斯拉夫共和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及其政府展开谈话，确保军队和民兵组织从科索沃撤兵。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科索沃的人道主义犯罪空前猖獗，对平民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发起的武装袭击也很频繁。虽然在外界看来，外交政治协商进度缓慢，而且收效甚微，但这个过程却很有意义，尤其是当你开始知道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原因和形式，你也会想让自己在这个故事里担当一定的角色。

维和部队就驻扎在科索沃的边界，非常清楚地知道发生在科索沃境内的谋杀、强奸和酷刑，急切地想要收到行动指令。但是联合国在认定所有的和平请求都彻底失败前，不会下达指令。行动必须遵守国际条例，虽然这样做符合规则，但是当你看到因为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而不能立马采取行动，每天都有平民被屠杀、被驱赶，你会觉得这些条款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武装小组割据反抗，游击队聚集势力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都是人民为了生存下去而进行的战斗。这是一种复杂可怕的形势，没有哪一股力量可以很好地解决危机。

一直以来，巴尔干半岛战火不断。1389年发生的臭名昭著的科索沃战役，奥斯曼帝国通过血腥罪恶的战争击败了中世纪的塞尔维亚政权，自此之后，巴尔干半岛上的政治宗教局势非常紧张，穆斯林和基督徒的争斗持续了好几代。因为彼此之间相互憎恨，好几百年之间，这里经常爆发残酷的战争。

受到战争胜利的鼓舞，维多利亚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开始同化吸收很多的塞尔维亚基督教公国，这里面就包括科索沃，而且在那之后，科索沃一直战乱不断。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瑟普·铁托的铁腕政策治理下，民族打压活动频繁，使得这一地区看似和平，实则暗流涌动。

双方的民族主义热情都没有随着时间消减。即便是在几百年后，双方之间的仇恨仍然存在，这种敌意好像镌刻在了各自民族的基因里，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塞尔维亚人的这种民族主义，和他们坚定认为科索沃属于塞尔维亚人的信念，写在了纪念科索沃战役的纪念碑上。这些歌颂中世纪塞尔维亚领袖拉尔扎王子的诗歌，刻在一座1953年建立起来的纪念碑上。他们这样写道：

任何一个塞尔维亚人，出生在塞尔维亚的人，

继承塞尔维亚血统和传统的人，

如果不为科索沃而战，

那么他将断子绝孙。

没有儿子，没有女儿，

他播下的种子不会有收获，

既没有酒喝，也没有饭吃，

他将世世代代受到咒骂。

1974年，南斯拉夫宪法给予科索沃更多的自治权，允许占人口大多数的土耳其后裔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管理科索沃地区。这让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塞尔维亚人深恶痛绝，他们把科索沃当作心中的圣地，认为穆斯林掌权是对科索沃的侮辱，绝不能容忍。

1980年，铁托去世后，心怀不轨的各方势力很快就让原本不太平的局势更加恶化。1989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推进立法，开始削减科索沃的自治权。政府对当年3月示威游行的暴力镇压就预示了后面的发展形势。不但如此，在科索沃战役600周年纪念日上，米洛舍维奇提到国家的未来发展中，可能会出现武装斗争。这个时候南斯拉夫共和国离解体已经不远了。

双方是不是在一开始就想过杀戮？还是这种野蛮行径只是在斗争升级之后才出现的？不管这其中的是是非非，塞尔维亚人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立足在他们圣地上的“寄生虫”（这个词有人也用来形容我）赶出去。简单地说，就是种族屠杀。这600年间积压的仇恨从星星点点的怒火慢慢变成复仇的地狱之火，令人一点怜悯都没有了。

科索沃第一次大的争端发生在1995年，1998年更是陷入了武装冲突。1998年的武装冲突有一部分原因是1997年阿尔巴尼亚的起义，有超过70万件的战斗武器大范围地流通，大多数落在了阿尔巴尼亚男人们的手上。自成一派的科索沃解放军成立，并且在科索沃境内发起了针对南斯拉夫政府的大规模游击战。政府为了维护秩序增加了军队力量，塞尔维亚的军事组织也发起了对科索沃解放军的进攻，再加上其他国家的援军，有2 000多名科索沃人在战火中死去。

同年3月，塞尔维亚特警反恐部队对科索沃解放军占领的一处据点发起攻击，造成60名阿尔巴尼亚人死亡，其中有18名妇女，10名儿童。这一事件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同年秋天，联合国安理会表达了对战乱造成平民流离失所的高度关注。随着外交努力进一步阻止危机延续，同时也担心即将到来的冬天会让大部分无家可归的平民找不到避难所，北约下令对科索沃进行有限的空袭和分阶段的空中打击，以此确保达成停火协议。协议规定塞尔维亚军事组织在10月底开始撤军，然而这次行动在一开始就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停战也只持续不到一个月。

1999年的前三个月，穿过边境到阿尔巴尼亚的难民经历了各种轰炸、伏击和谋杀。1月15日的报告指出，在科索沃中心的扎恰克村，有45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农民被血腥的枪击杀害，国际观察员也不被允许进入这一区域。扎恰克大屠杀是北约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北约发起的空袭只是让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生活得更加悲惨。空袭基本上不间断、不减弱地持续了两个月，直到米洛舍维奇迫于国际压力，接受了国际和平计划的条款。

在空袭暂停几天后，联合国和科索沃维和部队共同进驻这一地区。路易丝·阿尔布尔，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检察长要求北约各国根据条例提供无偿的法医队伍援助。突然间，我从一名关注科索沃新闻的电视观众，一下子变成了新闻中的故事人物。

当我在6月接到皮特·维纳滋的电话时，我想象不出这次任务会对我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时，我还从来没有作为法医人类学家在其他国家工作过，我完全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实地操作流程是怎样的。我知道我们肯定有很多尸体需要检查，确认身份。但我完全不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我该怎么去到那里，我要待多久，也并不完全明白这些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发生的一切，我相信如果再来一次，我也会毫不犹疑地接受这项任务。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拒绝。我的丈夫汤姆也认为我应该接受这个任务。从我在学校认识他起，他一直都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人。他把我们家庭即将经历的变化也处理得很好。贝丝正处在青春期，格蕾丝刚满四岁，安娜也才两岁半。我们请了3个月的保姆，我准备好去经历我这辈子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当然我并不知道这个经历都包含了些什么，我更不知道这次经历会给这么多人造成影响。

6月19日，皮特和其他英国法医队的成员成为第一批进入科索沃的法医队伍。6天之后，我跟他们会合了。当时我被安排从伦敦飞到马其顿的斯科普里机场，有人会在机场接我，再把我带到酒店。第二天，我会在另外一个地方跟联合国官员碰面，再被护送穿过边境进入科索沃，这里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是一个军事控制地区。然后我会在科索沃的某个地方待4个星期。这是我得到的所有信息。

当我走到斯科普里机场的到达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天气那么炎热，人那么多，声音那么嘈杂，接机人和出租车司机都想引起旅客的注意。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谁来接我，接上我要去哪里，所以我真的很紧张。我站在那里，盯着接机人群中举着的白色牌子，希望能看到我的名字或者什么吸引我注意力的东西。我突然惊觉到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既不会当地的语言，我的手机也无法通话。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像认领一件丢失的行李一样“认领”我，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母亲知道这样的情形，肯定想杀了我。一直到我安全地抵达科索沃我才告诉她我去了哪里，只是这个时候她除了担忧哭泣也做不了其他什么事，在之后的6个星期里，她确实一直在为我担心。

终于，我看到一张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英语单词。但至少这个单词是我认识的，“布莱克”（我的姓）。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走到这个男人的跟前，试着跟他说话。只可惜，他不会英语，就像我一点也不会马其顿语一样，他说的也可能是南方的斯拉夫语种。法语也没有用，另外我还会说的就是苏格兰盖尔语了，我知道我完蛋了。因为完全没有办法听懂对方的任何一个音节，我们只能用肢体语言交流。他让我跟他走，突然我的脑子里闪现出不要跟陌生男人走的想法。如果我曾经有过警觉的神经，那么现在也支离破碎了，我应该朝自己怒吼说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傻的事情。如果我在马其顿某条安静的道路上被谋杀或者发生其他什么事情，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了。

那个男人把我带到一辆锈迹斑斑的出租车前面，轰隆隆的引擎把很多有毒的尾气都带到了车厢里。他把车窗都关了起来，估计是为了隔绝街上的污染，但实际上，车里的空气也好不到哪里去，特别是当他点燃第三支烟后。我感觉自己一边被烹煮一边被烟熏。他安静地开着车，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我们开过了郊区，行驶在泥土小道上，朝着山上开去，留下滚滚尘土飞扬在我们的车后。这一路上我都在算计着，如果我从行驶的车辆上跳下去，会对自己造成多大的伤害。（我紧紧地抓着我装着护照的皮包，这让我稍微安心一点，如果跳车，至少我能带走我的护照。）我们的车在一个弯道处停了下来，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写着“贝茨旅馆”的牌子，牌子上的字迹已经不清晰，但也依稀还有十来年前它红火时候的样子。

旅馆的窗户上全是尘土和污垢，屋顶的石板也不见了。一条杂交犬被拴在大门前的一棵树上，大门被风刮得吱吱作响。我的司机，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是一个可疑的杀手，一言不发地下车，并示意我自己待在车上，然后他走进了旅馆。我想也许这是我唯一的逃跑机会了，我开始计划怎么把我的行李从后备厢里拿出来，我的眼睛盯着大门看，害怕司机突然走出来。

当我把手放在车把手上准备开门逃跑时，我听到窗户上轻轻的敲击声，还有尖叫声，我想这个尖叫声应该是我发出来的，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在车上。于是我开了一点窗，看到两个面带微笑的陌生人。他们用那种很有特色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办公人员的语气问我是否就是苏·布莱克。他们告诉我他们是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建议我乘坐他们的车。他们觉得这个旅馆不适合我，我确实同意他们的说法。

当这两个人去跟我的司机交涉的时候，我忙着把我的行李拖出来，我突然觉得自己是刚出虎穴，又进狼窝，当时我已经说服自己我主演的是詹姆斯·邦德的悬疑电影，而不是拿斧头杀人的恐怖电影。这两个人所说的对我来说也只是片面之词，我也不知道怎么证明他们的身份，而且他们也没有告诉我接下来要去哪里。但如果是这两个人计划谋杀我，他们作案的时候至少说的是英语。对我来说，这已经好很多了。

幸运的是，他们并不是疯狂的杀手，而是一对很有魅力的夫妻，他们也确实把我带到了斯科普里的一家舒适的酒店（就在4个多小时前我到达的机场附近）。我们一起愉快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那个晚上我睡得像一个小婴儿一样，累得都已经没有力气害怕了。第二天早上，毫无疑问要准备各种文书，为了通过仍旧很混乱的边境口，费时费力，因为在设关卡的地方，有跟我们一样排着长队等待进入科索沃的卡车，也有护送物资要离开科索沃的车队。

因为从来没有接手过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一路上都有一些急躁。这些边境的关卡处完全是军事化配备，出境和入境都必须要有许可证，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区域还有很多的狙击手待命，更不用说那些埋在地下的简易爆炸装置，随时可能对我们奏响欢迎曲。我们是从马其顿的埃莱兹翰关卡进入科索沃的，一路朝西南方向穿过巍峨的大山，到普里兹伦市。

因为道路条件的原因，在科索沃的行程很缓慢也很危险，路面的坑洼比月球上的火山口还要大。司机们都全副武装，无线电通信的内容也很紧张：塞尔维亚的军事组织并没完全撤兵，还有少数残留势力在进行零星反抗。有一次，因为车速太快，司机已经站到了刹车上才避免我们撞上坦克的屁股。我想我肯定尖叫了。我之前真的不知道自己还会像个女孩那样害怕大叫，科索沃可能把我的女孩气质都激发出来了。虽然听起来很愚蠢，但我的天哪，坦克靠近了看真的很大很吓人。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直到我看到在它绿色的伪装下印着一面红白蓝相间的英国国旗。

我的心中涌动出一股安全感，这是我们自己人的坦克。作为一个骄傲的苏格兰人，我从来没有那么深刻地体会过英国国旗带给我的身份认同感，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身处危险的异国，当我看到坦克身上印着的英国国旗时的感受。在那一刻，当危险来临时，我心怀感激地承认，是英国国旗给我带来了安全感、归属感，这种被保护的感觉让我慢慢地不再那么害怕。

我根本没有时间赶到我的住处，直接就被带到了第一个“案发现场”，在那里跟团队的其他成员会合。为我们划分的内部安全区域一直延伸到那条道路的尽头，那里也有一辆坦克，不过是德军的坦克。这些士兵非常有效率，也很有礼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筑起这道防线，好让我们的工作不受干扰。在警戒线的小路上，停着一排车辆，有一些意志坚定的记者们跟随我们，就像以前随军流动的平民一样。进口和出口的路线用犯罪现场常用的胶带标注了出来，我们的总部就设在小路沿线的一个白色帐篷里，远离记者的区域，这样就不会被偷拍到。这里的设置就跟其他的犯罪现场一样，这种奇怪的熟悉感竟然让我觉得很安心。

在帐篷里，我们也像平常一样穿着白大褂，戴着双层乳胶手套，穿着结实的黑色威灵顿靴，在38℃的高温下汗流浃背。我们的警力支援来自英国大都市警察局，安全顾问是当时被叫作SO13的一支反恐部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有过一段平静的时间，那就是在北爱尔兰的恐怖分子们消停下来，基地组织和所谓的伊斯兰国家恐怖组织开始活跃之前的这段时间。

我们所在的犯罪现场有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背景故事。3月25日，就在北约轰炸开始的第二天，一支塞尔维亚特种警察部队洗劫了离普里兹伦很近的韦利卡·克鲁沙村庄，普里兹伦是科索沃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在到达阿尔巴尼亚边境之前最后一处大的城乡接合部。村民们躲在树林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抢掠烧毁。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跟着难民车队前往阿尔巴尼亚的边境，虽然他们清楚这一路上可能会遇到抢劫、折磨、强奸甚至谋杀。一些手持武器的人阻止了队伍前进，他们把男人和男孩从队伍中拉出来赶到一间废弃的两室棚屋里。枪手站在每个房间门口，用卡拉什尼科夫机枪朝屋里扫射。他们的同伙把浸了油的稻草从窗户扔进房间里，房子被烧成了灰烬。听说当天晚上至少有40名成年男人和未成年男孩被杀死。我们不能确定队伍里的女人和孩子都发生了些什么，但极有可能他们也没有活下来。

不可思议的是，在当天惨绝人寰的屠杀中竟然有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就是国际法庭对战争犯定罪的重要证人，所以事件发生的地点被当时的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确定为法医取证的地点。将一个地点确定为案发现场的首要条件是有可以收集的重要信息，可以是目击者提供的事件发生的地点、事件涉及的人数和过程。法医团队会到现场收集所有相关证据，并且记录分析这些证据，然后再提交一份报告。如果这些证据可以证实目击者的证词，那么这次血腥事件就会作为国际法庭起诉米洛舍维奇和他的同伙的重要理由。

当时我还不知道，皮特·维纳滋那个时候已经到了韦利卡·克鲁沙，他是在那里给我打的电话。当他亲自勘查了犯罪现场后，他肯定又不失风度地说道：“我做不了这个工作，但我知道谁可以胜任。”这就是我接到电话的原因。

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大三个码的黑色橡胶长筒雨靴，戴着口罩、双层乳胶手套，挥汗如雨地工作，一点也不迷人。我以一身这样的装扮，站在被烧得只剩下黑色框架的房子前面，这里的情形真的像是噩梦一般，语言都无法形容。走进房子的大门是一段很短的走廊，走廊两边各有一间房间。一间房间里至少躺着30具尸体，另外一间也有12具以上，所有的尸体都堆在房间门对角线的角落里，被烧得面目全非，严重腐烂，被掩埋在屋顶掉下来的瓦砾下。

这些尸体在这里有3个月的时间，随着夏天的到来，科索沃越来越热，所以虫子、老鼠、成群的野狗都对尸体造成了破坏。大量的蛆虫从尸体里爬出来，有的尸体部分散落在房间里，还有的被腐食动物分食。唯一能清理现场的方法就是绑上护膝，双膝着地，用手一点一点地从门口朝里面清理，瓦砾也要筛查之后再清理干净。除了找回尸体部分、衣物、能证明身份的首饰，其他能被家属亲友辨认的随身物品也要收集起来。把所有跟犯罪相关的证据收集齐全非常重要，包括子弹、弹壳等，因为可能可以根据子弹弹壳追查到具体的武器，再查到使用这件武器的人，还有他的上级，一步一步找到最终的答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证物链”，我们都知道，物证的说服力取决于它最薄弱的环节。我们不希望我们收集的法医证据是这个链条中最弱的那个环节，从而影响诉讼。

我们不能戴厚的橡胶手套工作，因为我们需要通过手感觉那些肉眼没有看到的东西。骨头感觉起来就像是骨头，并不是其他的什么，我们一遇到尸体部分就要立马处理。如果我们发现一具看起来还算完整的人尸，一般的操作是先把这具尸体单独隔离起来，当然这种操作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现场很困难。天气特别炎热，气味也特别难闻，汗水沿着后背甚至流到了手套里，额头上的汗也不断滴到眼睛里，所以眼睛一直都很刺疼，这样的体验实在太令人难受了。

安保人员告诉我们要注意简易爆炸装置，因为之前有在这样的犯罪现场发现过。事实上，在我来之前这里也发现了一个爆炸装置，连着地雷线一路延伸到小道上，这种装置的主要目的就是致人残疾。我从来没有见过炸弹，即便在我的粥里就有一个，我也认不出来。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我们SO13反恐部队的爆破专家，他真的是一个珍宝。他告诉我说，如果遇到任何我怀疑可能是炸弹的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在原地不动，叫他们进去，然后离开现场。他们会穿上防爆服来检查。他还建议我不要把手伸进死者衣服的口袋里，因为之前有报道说口袋里装有剃须刀和注射器之类的东西，目的是为了伤人，并不是致命。他看着我的眼睛，非常认真清楚地告诉我：“不管你做什么，千万千万不要剪断蓝色的线。”这番谈话让我的脑子更乱了。好像我就要去剪断什么线一样，事实上我特别害怕，根本没有这个胆量。

给你们描述一个画面：我的汗从脸上流下来，一直流到我的手臂上、乳胶手套里，我手上和膝盖上沾满了瓦砾和泥土，纷纷落到地面上，我的脸快要跟成群的蛆虫和腐烂的组织贴到一起，我看到一点金属的光泽。我告诉自己应该表现得勇敢一点，然而我并没有很勇敢，如果说一条黄线代表懦夫，那我身上应该有两条黄线才对。我呼叫了防爆人员，然后撤出了现场，防爆人员全副武装地走了进去。他们在里面待了好几个小时。当他们神色严肃地走出来时，我们已经无聊到踢泥巴玩了。他们脱下了身上的盔甲，队长朝我走过来。他离我很近，嘴巴都快贴到我的耳朵上，非常清楚严肃地对我说：“小女人，你都不知道你是有多幸运才捡回一条命。”当他把手伸到我眼前时，我看清楚了，他拿着一把闪光的汤勺。

可是，我怎么知道那是不是炸弹？这件事情还没完，接下来的几天我还一直被我的队友无情地嘲笑。如果我们中午有汤喝的话，我的汤碗里会有四把勺子。他们在我的工具箱里、床上都放了勺子。我俨然成了科索沃的餐具女王。我总是用幽默回应他们的嘲弄，因为这些玩笑标志着我已经被这个圈子接受了。他们都是些善良正直的人，如果他们愿意跟你开玩笑，说明他们真的喜欢你。

那个时候，我是队伍里唯一的女性，这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有点棘手，但对我不是问题。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我很自然地扮演母性的角色。我倾听大家的悲伤，把喝醉的人送上床，提供我的建议，总的来说就是没有危险性的人物。我给每个人都取了绰号，约翰·布因叫“粘粘”，保罗·斯洛博叫“滑滑”。如果我被他们叫作“鸡妈妈”或者类似的昵称，我是很高兴的。但不幸的是，因为我自己的大嘴巴我得到了一个更活泼的绰号。至于是什么，我就先不告诉你们了。

当我们清理完第一个房间，准备开始清理第二个房间时，我们被通知说要在这里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一群外交官，包括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要来实地探访我们，亲眼看看现场的情况。库克先生和他的随从乘坐直升机到达现场，他们很勇敢地穿上了白色的工作服来到这座被烧毁的房子里。本来一开始我觉得我会不喜欢库克先生，因为他是一名政治家，没有想到我会对他很热情，最后还很钦佩他。在摄像机前，他说了他该说的外交辞令，但等到记者散去，他取下麦克风，站在第二个房间的门口，从我的身后朝里看。能看得出他被这番景象震惊到了，不难想象，就在几个月前，关在这间房的男人和男童经历了怎样的恐惧。他对我说：“如果我闭上眼睛，我能听到他们的尖叫，感受到他们的痛苦，这样的事情怎么能被允许发生呢？”他的感受正是我们不能表达出来的感受，我尊重他的谦逊和诚实。

当我们从犯罪现场出来，朝我们净化站的方向走去，警戒线后面全是一排排的摄像机，每个长镜头都对准了我们这一行人。我转向我身边的高级督察，也是大都会警察局最资深的警官，说了几句玩笑话，也正因为这几句玩笑，他给我取了一个绰号，直到今天他还这么叫我。当我脱下我的工作服时，我自嘲地说道，作为这个队伍里唯一的女性，记者们可能会认为我是军妓。从那以后，每一张圣诞贺卡上，每一通电话里，他都称我为CW（军妓）。这可把我先生吓坏了。但正是这种看起来有点荒谬的玩笑，支撑着我们度过了最难熬的时期。因为我们经常面对的都是死亡，偶尔的黑色幽默能舒缓我们紧张的神经。更好笑的是，跟着后面队伍来的一位病理学家，本来是没有绰号的，最后也被偷偷地叫作“达根汉”。达根汉是伦敦的地铁站名，距离巴尔金站有两站的距离（巴尔金就是疯子的意思）。

我们清理了韦利卡·克鲁沙的两个房间，竭尽所能确定了每一具尸体的生物身份，记录了每一个个体的特征。这样我们可以得出死者的死因，这也证实了目击者的证词，因为枪伤是最主要的死因。年龄最大的受害者80岁左右，年龄最小的15岁左右，但是在凶手的眼里，15岁的男孩已经不是孩子了，而是一个可以拿枪反抗他们的男人。

我们给每一个装尸体的袋子都标注了数字，所有的随身物品也都收集起来，用作DNA分析的骨骼样品被分拣出来。确认尸体的身份进程缓慢，不仅是因为尸体腐烂严重，被火烧严重，还因为塞尔维亚士兵拿走了大多数受害者的身份证明。我们把死者的随身物品和衣服都清理干净，希望他们的家人可以通过这些东西辨认死者的身份，这也是确认身份的一个方法。初步的身份认定需要通过对比DNA的结果，同时我们会给每一具尸体一个特别的参考号码，然后把尸体返还给家人安葬。

我们有一个停尸帐篷配备了一张用来进行尸检的不锈钢桌子，但是初次分拣出来的尸体还是放置在被烧毁的这间房子的后院里，我们在这里收集证据。我们把两块长长的木板放在井口和拖拉机的拖斗上，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桌子。这里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电灯、厕所、休息区。我们在现场的工作艰苦、迅速、有独创性。

如果让我来选择，我宁愿我们在物质条件艰苦的环境里工作，而不愿意在舒适的环境里被烦琐的文件阻碍工作。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更好地收集证据，保证收集到高质量的证据。而且我可以骄傲地说，由英国法医队收集的法医证据在国际刑事法庭上没有被质疑过。

虽然高质量地收集证据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尊重死者，尊重死者家属。我们把这个原则也用到了普里兹伦西北部的泽克西斯一个废弃粮仓做成的临时停尸间里。在开始的阶段，很少有旁观者对我们的工作感兴趣，但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从阿尔巴尼亚返回，我们工作的隐私性越来越得不到保障。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把我们的团队一分为二，一个作为补给小队，运送尸体进来，另一小队在一个隐蔽的建筑物里安全地开展工作，而不是两队都在犯罪现场。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荧光镜，这样就可以做X射线检查了，也好歹有了一个有屋顶的工作场地，有从花园里拉过来的自来水管，还有一台地球上噪声最大的临时发电机。

所有的尸体都排好队等着尸检，尸检工作真的有点像是流水作业。我们也有最后期限，因为一个大型集体安葬活动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就是为了在周六举行葬礼前完成任务。举行这样的仪式在科索沃还是第一次，虽然我们知道这会成为媒体的焦点，但我们并不准备接受媒体的全方位入侵，让记者出现在我们这间小小的太平间里，或者在外面的车里安营扎寨，随时偷拍我们的工作。记者们都着急想要照片和评论，当他们什么都没得到，再加上一直飙升的温度，他们的脾气也开始急躁起来。可能大家认为媒体会对女性心软一点，就指派我作为替罪羔羊跟媒体打交道。我希望我给他们的信息足够消除一些他们的沮丧情绪。

我们在家属认领尸体参加葬礼前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大多数的家庭都开着带拖斗或者一个类似可以骑在上面的割草机的拖车来。然后大队伍会转移到贝拉·舍维卡山上的一个墓地。因为尸体太多，这肯定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在泽克西斯的安全是由荷兰的军队负责，因为他们就驻扎在不远的拉霍维奇一个废弃的酿酒厂里。我们非常担心到场的媒体，因为他们在当地志愿者的帮助下又增加了人手。在第一个家属到来之前，我接受了一些采访，完全被他们提出的一连串残忍的问题和对我和我团队的敌意吓到，还不是受到一点点的惊吓。

还有记者问我：“里面有儿童的尸体吗？”

“有。”我礼貌地回答道。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孩子的尸体在停尸间的什么地方。我又肯定地回答了他。然后他要求我带他去看孩子的尸体。我礼貌又坚定地拒绝了他的要求。然后他就公开评判说我的亲子关系肯定有问题，让我好好扮演母亲的角色。就这样，说我对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好听的了。我决定一如既往地保护遗体的尊严，如果谁跟我的想法不一致，那他就只能靠边儿站了。

为了坚守这个原则，我想我可能有点公私不分。也许这样做不对，但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还是会坚持我的做法。我们不可能让他们拍到任何孩子尸体的照片。通过当地的一些人脉，我们联系了准备要来认领孩子遗体的家属，向他们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希望他们在当天晚些时候来认领遗体。他们爽快地同意了。也就是说，在下午之前都不会有孩子的尸体被认领，而这个时候大多数人都已经聚集到了山上的墓地。这就让媒体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一直在停尸间这边等着，希望可以拍到悲伤的父母运送孩子遗体的照片，那他们就会错过大部分葬礼仪式。要赌一把的媒体都会输得很惨。因为孩子的遗体被装进了成人的棺材里，而且还是最后几个离开停尸间的棺材，除了家属知道以外，谁都不知情。媒体当天拍了很多葬礼的照片，但没有一张能看出受害者是儿童。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也是至关重要的胜利。

家属们非常感激我们的工作，邀请我们参加葬礼活动。我们走在最后一辆拖车的后面，跟家属们一起默哀怀念，感受到他们的悲伤，让我们非常感慨。当我们向前走的时候，妇女们向我们提供了热茶和凉水。我们喝了热茶，因为泡茶的水是烧开过的，凉水我们只是假装喝了。因为这附近的好多水井里都发现了死者，污染在所难免。我们队伍的人手不足，确实招架不住再有人生病，但同时我们也非常不想冒犯他们。他们向我们表示感谢的热茶凉水是他们唯一能负担得起的礼物。

之后两年我们在科索沃犯罪调查现场的工作中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集体葬礼，但没有哪一次像第一次在贝拉·舍维卡那样让人感慨。

我在1999年又去了科索沃两次，每次去6~8周，2000年去了4次。作为第一批去到科索沃的国际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我非常荣幸；作为最后一批离开科索沃的队伍成员，我非常骄傲。我们是12小时或16小时倒班制，通常一周7天都要工作，完成6周这样的工作量后，我们确实该回家了，如果一个人无法完成这样的工作量，那他更需要回家。

跟外界完全失去联系是一种很奇怪又很有吸引力的经历。对那些工作不开心、私生活不幸福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解脱。我们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都发生了些什么，谁死了，最新的票房排行榜怎样，或者下一个快要被爆料的丑闻是什么。每当我的一个任务结束后，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我的家人身边，过一下正常的生活。

我们偶尔可以用一下卫星电话，可以跟家人联系，这让我们不至于想家想得疯掉。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特别想家，就跟汤姆打了电话，抱怨离他和女儿们太远。汤姆问我这边的夜晚是怎样的，我说很漂亮，天空很干净，月亮很明亮。汤姆告诉我他在我们斯通黑文的家里，坐在花园的长凳上看着天上我们共同的月亮。所以我们并没有相隔那么远，对吧？我爱这圆月，我更爱我的丈夫。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尽管我们要遵守一个总则，但每天我们都会遇到新的挑战和难以预料的事件。虽然我们有一个临时的停尸房，但并不是所有的尸检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我们经常要穿过乡村，步行至车辆无法到达的更偏远的犯罪现场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尸体运送到停尸间，那我们就不得不将尸检现场作为“停尸间”，所以我们是真正地在现场工作。

有一天，我们要被带到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需要先走一个小时陡峭险峻的山路，到达山上的一小片空旷的草地。据说难民护送队里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在跟男人分离之后被带到了这里。孩子们站在草地的另外一头，凶手告诉他们可以跑到自己的妈妈身边，因为实在太害怕，他们都照做了，可是就在他们要跑过草地跟自己的母亲和祖父母在一起时，凶手朝这些孩子开枪扫射，他们的母亲和祖父母惊恐地目睹了这一切。等到确定所有的孩子都死后，他们又将枪口对准了剩下的女人和老人。

我都不知道该怎样描述这种残忍非人的事件，这样精心计划的杀害无辜平民的事件。我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很难过，随着距离埋葬尸体的地方越来越近，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有时候我们喜欢用一点点的幽默缓解气氛，但在这种时候，我们完全沉浸在悲伤里。在这里，那些野蛮可耻的人犯下了野蛮可耻的罪行。

我们在地上铺开一层塑料垫，尸体从坑里一具一具被挖掘出来。被埋葬在地下的尸体会被保护得更好，有两个原因：第一，地下的温度更低，昆虫对尸体的破坏会更少，尸体腐烂的程度更轻；第二，尸体可以避免被肉食动物啃食。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保存完好的尸体并没有那么好处理。保存完好的尸体面部会更好辨认，这就让法医队的成员更难平静地工作。

一个两岁的小女孩被挖掘出来，放在我面前的塑料垫上，她还穿着自己的睡衣和红色的威灵顿雨靴。我的工作是把她的衣服脱下来，把衣服交给警察作为物证，然后解剖她的尸体，记录她小小身躯上密密麻麻的弹孔。

突然，我感知到气氛的变化。虽然我们在那一天都很安静，但我还是感觉到一种更沉重的气氛降临在我们的周围。我抬起头看，在我的面前是一排黑色的警靴和白色的制服。有那么一瞬间，我还很疑惑为什么大家要站成一排挡住我的视线。直到我站起来，才知道原因。我们队伍里的一位工作人员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把这个躺在地上的千疮百孔的小女孩的脸想象成了自己女儿的脸，他的心理防线崩塌了。我这位男同事很清楚地知道，要让自己平静，必须远离这个小女孩的尸体。

作为这个队伍里的一位母亲，我不允许只是这样草率地处理。所以，我一言不发地摘下我的手套，把工作服卷到腰间，走到警戒线外的人群后面，轻轻地抱着他，直到他停止让人心碎的抽泣。我想，在那一天，我们队伍里的男人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不用一直假装坚强。有的时候，尤其是面对无辜百姓的死亡，有人会流泪，没有人规定法医不能流泪。隐藏在我们盔甲下面的柔软并不是弱者的表现，我觉得这是人性的表现。

在2000年我们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时，警察局给我们配备了几个心理咨询师。当时我们已经在科索沃整整工作了8周。跟自己的同事朝夕相处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已经完全熟悉对方，这里变成了我们的第二个家。因为共同的目标和经历，我们成了一个亲密的团体，不管是谁有需求，我们都会站出来支持他，而这些外来的咨询师介入其中，虽然他的出发点是为我们好，但并不受欢迎。

咨询师们把我们聚集到一个封闭的房间里，让我们围成一个圆圈坐下。他们要求我们戴上自己的名牌，营造一种亲密的氛围。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彼此的名字，名牌只是为了他们工作方便，所以我们很抵触这种方式。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能理解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我们住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一起哭一起醉，一起工作到筋疲力尽。但我们还是做了他们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至少大部分人都乖乖地坐成一个圈，拿着他们写给我们的名牌，贴在自己的胸口上。咨询师问我们有什么“感想”。他们认为我们有什么感想呢？我们累死了，我们想回家。我们刚刚在这个战争过后满目疮痍的地方工作了两个月，这场战争不但杀死了男人，也杀死了不计其数的女人和孩子。对这些想在我们脑子里搅来搅去的咨询师，我们没有好感，也不希望他们窥探我们心中禁锢着的那些洪水猛兽。

我们停尸间的技术人员，一位率真的格拉斯哥人——斯蒂芬，成了我们的焦点。当我们所有人的名牌都写着自己的姓氏时，他的名牌上写着ALF，这几个字母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好笑的意义，但却让我们都忍俊不禁。斯蒂芬是我们团队里最爱搞恶作剧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恶搞过。有一次他在一个警官的床下放了一个粉色的新颖的闹钟。这个闹钟是一个清真寺的形状，不像一般闹钟那样发出“哔哔哔”的声音或者铃声，而是会发出召唤信徒去祷告那样的声音。斯蒂芬把闹钟调到凌晨4点，开到最大音量，放到了警官米克的床下。当这个闹铃响起，米克咻的一下从床上跳起来，还被自己的靴子绊倒了，所以他发誓要报仇。看来这就是米克的杰作了，因为是他在负责名牌的事情。为什么要写ALF呢？因为ALF是annoying little fucker（讨厌的小笨蛋）的缩写。所以每当咨询师叫到这个名字时，复仇就实现一次，咨询师问道：“ALF，你有什么感受？”这真是一个精心计划的理所应当的报复。而且，咨询师们完全没办法控制我们这一组“调皮的”队员。

就是这些开心的时刻抵消了我们每天面对的恐惧，我们这些人一起相依相伴。在某些时候，只有我们自己能听懂彼此说的笑话，因为这是一种同事之爱，只有一起经历的人才能明白。那是一些清醒的时刻，珍贵的时刻，不管用什么我都不愿意交换的时刻。那些时刻考验了我的能力，所以现在当我需要展现我的能力时，我知道该挖掘多少。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建立起了超过20年的友谊。不管时光如何流逝，我们不成文的队规就是：当科索沃的战友需要帮助时，我们一定会站出来。

不管你怎么刻意阻止，当你参与到巴尔干战争这样的世界大事件中时，你一定会受到影响。你可能更加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一切，你可能会想要从政，你可能会完全沉浸到一种新的文化里。不管你做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你不会再是之前的那个你。当时发生的很多事情我都想改变，但没有一件是我愿意交换的。我学到很多关于生死、我的职业、我自己作为人的感悟。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就是，千万，绝对不要剪断蓝色的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