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莫失莫忘 唯有找到，方可治愈

第七章
莫失莫忘
唯有找到，方可治愈

虽然考古遗迹非常令人着迷，但我还是更愿意关注当下，帮助解决当下的谜团，协助认定死者的身份，将违法伤人致死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帮助受害家庭找到答案，让犯罪者受到惩罚，还含冤的人清白，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还是学生的时候，在考古的世界里探索许久之后，我决定不再停留于对过去的探索。我继续向前，选择当下的挑战，每一次峰回路转，每一个决定，都能让我兴奋不已。我从来都不想跟活着的人打交道，虽然我非常欣赏救死扶伤的医者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我自己总是觉得活着的病人要比死去的尸体麻烦很多。作为半个控制狂，半个懦夫，我觉得只需要单向交流的工作更适合我，换句话说，就是我是唯一进行提问的那个人。

如果我选择了医学，我知道假如因为我的错误，对某个人的生命造成了伤害，或者是加速了某人的死亡，我一定会万劫不复，我一定会再也不相信自己的决定能力，我一定会把自己当作害群之马。有的人可能会说，这就是一名医生该有的态度。但我如果对病人造成了伤害，我一定无法再继续。所以我觉得我以后要选择的路，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决定了。对我来说，我一直是跟尸体在打交道，从少年时在肉制品店打工，到后来在解剖室工作。

当然，法医人类学家并不是就没有错误。没有错误的法医只出现在《犯罪现场调查》这样的电视剧里，那些聪明绝顶的科学家最终都能胜利。然而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更能体现法医名誉的却是那些没有被破解的谜案，或者是我们觉得处理得还不够好的案件，尤其是不管你做了多少努力也无法确定无名死者的身份，或者没有找到尸体，有可能失踪人员已经死亡这些情况。这些没有形成闭环的圆都让我们觉得还有工作要做。这些谜案就像是皮肤里的螨虫，不管你怎么抓挠，除非谜底被揭开，否则瘙痒的感觉不会消失。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自己所爱的人下落不明更让人难过。他们都发生了什么？是否安好？会不会遇到什么劫难？他们死了吗？会不会被遗弃到什么不毛之地，或者被关到哪个不知名的地洞里？这些失踪人员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朋友无时无刻不被这些想法折磨。

悲伤是我们在失去亲人朋友时的反应机制，不仅仅是已确定死亡之人的家属悲痛欲绝，那些失踪人员的家人朋友更是沉浸在悲伤中难以自拔。每个醒来的清晨，入睡前的夜晚，甚至在梦中，他们的脑子里都是失去的亲人。表面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人已经学会处理这种悲伤，但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一个名字，一个日期，一张照片，一首歌，都可能让他们再次陷入痛苦之中。这是典型的处理悲伤的两种方式，一种叫作“丧失导向”，另一种是“修复导向”。一对经历孩子失踪的夫妇曾经告诉我，他们的世界好像陷入了永恒的沉默，如果你的脑子不断重复播放那些噩梦般的片段，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你永远都无法走出治愈的那一步。

同样难以想象的是那些萦绕在家人心头无法散去的悲痛，因为他们甚至没有找到尸体可以表达哀思。虽然他们都很清楚，他们的亲友极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内心还是拒绝接受这个事实。比如那些在火灾、飞机事故或自然灾害中失去了亲人的人，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尸体总会被找到，如果他们看清现实，明白也有可能找不到，一定会增添他们的伤痛。

这就是为什么法医人类学家会检查每一个身体部分，不管它多么细小，就是为了确认死者身份。在苏格兰发生的一起严重的火灾就展示了我们怎样找到一个可能永远失踪的人，并确认她的身份，让她入土为安。一处很偏远的房子着火了，可能一个小时或者更久后，远处的农民才发现火光，并拨打了火警电话。等到消防员从20多公里以外的站点，急急忙忙地顶着狂风从乡间单行道赶来的时候，这栋房子已经被烧得只剩下一个外壳。屋顶已经坍塌，瓦片和烧焦的阁楼的残留物足足有三尺深，把所有的东西都埋葬在里面。

这位年老的女主人据说很喜欢喝点小酒，而且还有很大的烟瘾。我们听说，冬天时为了取暖，她喜欢睡在客厅的一张沙发床上，不管白天夜晚，壁炉里都烧着炭火。我们召开了一个法医策略会议，一致认为她的遗骨最有可能在沙发床的附近被找到。等到消防员告诉我们可以安全进入房子时，我们得到了这间房子的平面图，在不破坏重要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设计出进入客厅的最佳方案。我们穿着“天线宝宝”一样的白色连体服、黑色的高筒靴，戴着面罩、护膝和双层的橡胶手套。我们手脚并用艰难地沿着墙壁爬向客厅，用扫帚、铲子和水桶清理碎石瓦砾，直到能看到一楼的地基，全力以赴地寻找遗骨的踪迹。

我们的工作进度非常缓慢，因为这栋房子在被火烧过之后乌黑一片，再加上灭火时水管冲出来的水让到处都很潮湿，有的地方还在冒烟，摸上去还会烫手。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走到了东面墙边放沙发床的位置，我们很仔细地清理了上面的杂物，但却没有在沙发床的铁架子下面发现人类遗骨的踪迹。我们注意到这张沙发床并没有被打开，也就是说，在火灾发生的这个晚上，女主人并没有在这张沙发床上休息。

3个小时之后，我们召开了第二次策略会议，我们需要决定接下来该搜寻的地方。沙发的残余部分被我们清理了，我们讨论是应该继续沿东面墙搜寻还是转向西边的主屋。我站在那里，巡视这一片狼藉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块长不足3厘米，宽不足2厘米的灰色碎片。我们拍照后，将这块碎片捡了起来。这是一块人类的下颌骨，上面没有牙齿，已经被烧成灰状了。

我们的猜测是，遗骨可能是在沙发和壁炉之间的某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找到了一节极其易碎的左腿骨、一些脊柱骨，上面附着尼龙材质的东西，可能是女主人的衣服残片，还有一节左边的锁骨。

就这样，我们找到了女主人的部分遗骨，但问题是，我们要怎么证明这些遗骨就是她的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些都快烧成灰烬的遗骨里提取DNA。她有佩戴假牙，但是假牙估计已经被大火烧毁了。我们只能从手边仅有的东西入手。锁骨是最关键的。锁骨上有明显的曾经骨折过的痕迹。有过骨折的骨头看起来跟完好无损的骨头有很大的差别，虽然骨骼有自我修复功能，但这算是修补工作，不管怎么修补，总会留下一些受过伤的痕迹。

这位女士的医疗档案显示，她大概10年前摔倒造成左边锁骨骨折。这个证据足以让检察官允许我们确认她的身份，并将遗骨返还给她的家人。虽然遗骨还没能装满一个鞋盒，但总归是个念想。

对消防人员来说，这起案件让他们明白了有法医人类学家在现场的重要性。他们承认自己不可能把那些快要烧成灰烬的东西当成是人类骨骼，也许他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直接当成火灾的残渣清理掉。那次事件之后，苏格兰的法医人类学家经常会同警察、消防员一起参与重大的火灾事故。就这样，跨部门的合作关系建立起来，并且证明了它的重要性，毕竟在寻找有些身体部分时，只有专家才有可能认得出来。

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是两类失踪人群：一种是失踪人员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我们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开始寻找；另外一种是我们找到尸体，但无法确认他们的身份。

我们都在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文章，年轻男女参加周六的深夜派对后，在回家的路上失踪了。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英国失踪人口部会展开调查。我们会首先推测最有可能发生在失踪人员身上的情况，然后展开最有效的搜索。如果失踪人员回家的路径周围有水，比如小河、运河或者湖泊等，这些区域是我们首先要去排查的。在英国，一年大概有600人溺水身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意外（约占45%），另外30%是自杀性质的溺亡，仅有2%是由犯罪导致的。让人不意外的是，一周死亡率最高的一天是周六，因为周六是娱乐活动的高峰时段，有很多过量吸食毒品、酗酒的情况发生。大约有30%的溺水发生在海岸线、岸边、沙滩附近，另外27%是在河里，而大海、港口、运河这些地方大约占到8%。在上报的自杀事件中，有85%是发生在运河、小河里。这些令人惊讶的数据就解释了为什么人员失踪后，附近水域是首选搜查地点。

研究儿童失踪案件得出的数据为重案组和专家顾问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大多数疑似被绑架的儿童（超过80%）最后很快被找到，并且安全无恙，没有受到任何伤害。通常他们只是迷路走失。毫无疑问，绑架杀人犯们会被媒体大肆报道，好在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就受害者的性别而言，女孩多于男孩，5岁以下的幼童比较少见。当然，这些数据对于经历过儿童失踪的家庭并没有安慰作用，但在现实中是情报主导警务模式必要的数据支撑。

当孩子失踪后没有及时找回时，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遇害了，但有的家长仍然坚守希望，期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像新闻报道中的那些团圆故事的主人公一样，多年后还能安然无恙地回到自己身边。这些故事虽然很少见，但确有发生，就好像卡米亚·莫贝利的故事一样。1998年，卡米亚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一家医院出生几个小时后就被一名女子带走，这名女子自己刚刚经历了流产。18年后，卡米亚在300公里以外的南卡罗来纳州被找到，她一切安好，在不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度过了普通快乐的童年。只有少数幸运的家庭能有这样的结局，但这种经历也让相关人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尤其是对孩子的身份认知和归属感造成的根本性伤害。而另外的孩子，如果是因为一些更邪恶的原因被绑架，可能会受到虐待，那是每一对父母的噩梦。

虽然知道像卡米亚那样的故事非常罕见，大多数失踪儿童的家庭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保留了一丝希望，也许是为了缓解内心的痛苦。没有见到尸体，尤其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们的孩子已经遇害，如果不抱有希望，就好像是遗弃了孩子一样。

这样的案件会被官方公开，并耐心地等着新的证据出现，这样做能让公众受益，比如，挽救一个家庭，或者有机会在犯罪者的有生之年将其绳之以法。正如最近一位警署负责人告诉我的那样：“我们不会让悬案结案。”只有等到发现尸体，并进行身份认定，我们才能为这起案件画上句号。但这样的消息并不会让亲属得到安慰，因为这粉碎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希望和梦想，迫使他们接受最终的现实。而让家属更痛苦的是随着调查的展开，他们进一步了解到他们所爱的人的死亡及死前的环境。但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告知家属实情是对他们小小的仁慈，因为只有接受现实，他们才能结束那些不切实际的猜想，才能真正开始正视已失去的东西，才能开始治愈。

我经常会想到那些正在经历儿童失踪的家庭，如果是我经历这样的悲剧，我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通常我都会很克制，在本书中讲的悲剧主人公都是匿名的，但我想破例一次，用真实的姓名重新回顾一下两名失踪儿童和一名失踪母亲的故事。我希望通过重新关注他们的案件，能有些许可能找到他们，或者将他们带回仍然思念他们的家人身边。他们的家人已经接受他们遇害的事实，唯一的心愿就是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并把他们“带回家”。谁知道会不会有人突然想起什么线索，或者良心发现，即便只有一丝希望能让这两个家庭找到他们一直想要的答案，那讲述他们的故事就是值得的。我的祖母，一个宿命论的虔诚信徒告诉我，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当时机对了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新机会出现。

第一宗失踪案件发生在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案件就发生在我家附近。我当时绝对不会想到，30年后我会参与到这起英国最长时间的人口失踪案中。蕾妮·麦克雷，35岁的因弗内斯人，和她3岁的儿子安德鲁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1976年11月12日，一个周五。警察得到消息说她在把大儿子交给和自己关系不好的丈夫后，就去了基尔马诺克的姐姐家。后来又有消息说她是去见她的情人了，他们保持了4年的婚外恋关系，而且这名叫作威廉·麦道维尔的男人还被证实是安德鲁的生父。

就在那天晚上，在因弗内斯以南12公里的地方，一位火车司机发现在A9公路边的停车处有一辆车着火了，那就是蕾妮的蓝色宝马。当消防员赶到的时候，车已经被完全烧毁，车上并没有蕾妮和她儿子的踪迹，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蕾妮和她儿子在车上待过的痕迹，虽然后来在车上的一只靴子里发现了一个血点，检查发现这个血点跟蕾妮是同一个血型。一时间流言四起，更有谣言说在达尔克罗斯机场有飞机在降落时没有任何灯光辅助，蕾妮被阿拉伯某个富豪酋长绑架到中东，过上了奢侈的生活。

当然，这些谣言没有任何根据。只是因为时间是无法追忆的，社区的居民在面对这样无法解释又另人心疼的事件时，倾向于编造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这就成了各个地方的传说。这样的故事会被好意地报道，但是也很容易误导公众，还会被居心叵测、喜欢被关注的人利用。这些谣言通常都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反倒会浪费很多珍贵的警力资源。

我记得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警察敲开我家的门找我父亲问话。当时有超过100名警察，几百名志愿者和后备军人参加了搜救。他们搜寻了所有室外的小屋、棚屋、厕所，还有我们A9公路附近所有的民宅。因为蕾妮和她儿子的失踪，因弗内斯附近的家庭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响。警察夜以继日地搜寻，在库洛登沼泽地和周围的建筑物，还有附近的灌木丛来来回回地查看。英国皇家空军派出堪培拉轰炸机，配备热敏传感装置，在失踪区域作业。潜水员下到湖里和废弃的被水淹没的采石场寻找，翻遍了每一块石头。

一位经办这个案件的探长曾经要求挖掘汤玛丁以北的道马格雷露天矿场，那里离蕾妮起火的轿车几百英尺，有报道称这里有尸体腐烂的恶臭味。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挖掘停止了，因为没有新的线索出现，警察逐渐遗忘了这个案件。然而像这样的重大案件，会在社区居民的心中留下一块伤疤，可能永远都不会愈合。这个镇子的人也不是都能释怀，尤其是蕾妮的亲人和朋友，除非失踪人员被找到。如果这些失踪人员里有年幼的孩子，这个尖锐的痛苦可能会延续好几十年。如果安德鲁还活着，这个时候他该40多岁了（蕾妮应该70多岁了）。每逢他们的失踪纪念日要到来时，本地的媒体就会再报道一次他们的事件。可能乍一看觉得这挺让人害怕，但这样的方式让公众不会遗忘他们。

2004年，因为要把A9公路扩展成双车道，要从道马格雷露天矿场运来沙子和碎石，这样一来，警察就有机会重新调查这个矿场及矿场周围的区域，最终解答关于失踪案的部分遗留问题。

道马格雷露天矿场是一处占地900平方米的独立三角形区域。西南边是A9公路，有一处陡峭的斜坡下到方谭克湖，北边是鲁思文路。从1979年开始，好几个间接的证据都指向这个矿场。有居民上报说在失踪案发生的当晚，看到有人在A9公路上推着婴儿车（安德鲁的婴儿车就没有找到）。还有人看到有一个人好像是拖着羊一样的东西爬上斜坡（蕾妮在失踪当晚穿了一件羊皮外套）。巧合的是，跟蕾妮发生婚外情的威廉·麦道维尔所在的公司当时就在开采这个矿场。这些零零碎碎的消息，再加上探长在1979年挖掘这个矿场时闻到过腐尸的味道，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个矿场重新展开一个全新的完整的调查，以重新侦查这起悬案。

我和英国顶尖法医人类学家约翰·亨特一起被邀请参与并领导这次挖掘，试图找到蕾妮和安德鲁·麦克雷的遗骨证据。英国皇家空军在1979年拍摄的航空照片让我们对矿场各个区域的形态都有详细的了解。有了图片参照，我们可以在挖掘后精确地恢复矿场在案发时的原貌。清理工作完成后，我们就开始搜寻遗骨可能的位置。我们和矿场主一起合作，他们派出挖掘工人和专业的司机，与我们的法医队一起组成一个团队。

道马格雷矿场非常偏僻，唯一能从A9公路过来的一条小道被警察严密看守。媒体对此案的关注度特别高，还有些过分热心的市民不惜一切代价干扰我们的思路。甚至有些人认为警察有意要封锁消息，实际上根本没有。为了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甚至想向我们施加压力。谢天谢地，这是在他们搞出无人机之前进行的挖掘。我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解释我们想要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并保证一有进展就会向它们通报。我们希望这样可以让媒体满意，不再干扰我们的工作。结果，因为挖掘工作耗时太久，它们终于厌烦了，甚至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在那里工作。

挖掘工作不可避免地引来了很多的信件，正如薇芙说的那样，都快装满13个垃圾桶了。这些信件有的来自阴谋论者，有的来自好心的公众，他们希望自己能参与到这起案件中，希望自己异想天开的理论或者幻想可以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最终帮助揭开这个谜题。我收到的来信中，有告诉我应该在A9公路的哪个具体位置挖掘尸骨的，甚至还有一个人跑到公路上画了个大大的X标记，让我去看。还有人告诉我说本地的黑帮和恋童癖群体都有警察内鬼，所以我们根本找不到尸体。很多人写信告诉我们他们认为的最有嫌疑的人，还叫我们去挖他家的马厩。当然我也收到很多有洞察力的人的来信。我只能说，他们的精神世界还挺有趣，因为每一封信的答案都不一样。我知道大部分写信的人都是出于好心，但实际上这些信件只会耗费我们大量的时间，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在蕾妮和安德鲁失踪30周年的时候，这个露天矿场早就已经被填平，还种上了树。我们预计至少要用一个月的时间才能让矿场变成与20世纪70年代差不多的样子，并且圈出几个可能的埋尸地点。如果要找到尸体，我们需要的时间还会更长。

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清理这个区域里的2 000多棵树，让这个矿场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现代伐木装备的作业速度让人难以置信，砍树，剥皮，切块，一气呵成。原本需要好几周的工作量在几天就完成了。我们在矿场周围特意留下一些树木没有砍伐，目的是起到掩护的作用，防止媒体偷拍和过分热情的公众从已经很危险的A9公路过来偷窥。我非常自信，只要蕾妮和安德鲁的遗骨埋在这里，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虽然很快我就后悔自己在媒体面前说了这样的话。我并不是有意要给人虚幻的希望，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至少我们可以在案件中排除这个矿场。

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矿场是第一抛尸现场。尸体可能最先是被埋藏在矿场的某一个地方，然后被转移到第二抛尸地点，甚至第三抛尸地点。这个想法符合现代犯罪推理，而且有人在这里闻到了尸体腐烂的味道。第一抛尸现场一般都离案发现场近而且方便（在这个案件中，也许被烧毁的车辆是第一案发现场），也是犯罪分子熟悉的地方。因为大多数的谋杀是即兴的，所以凶手处理尸体和作案工具时都很慌张。等到凶手有时间思考后，他或她会返回第一抛尸现场，把尸体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通常都远离案发现场。因为第二个地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所以更难预测和寻找，第三个地点就更不用说了。

接下来的四个星期我们搬走了两万吨的泥土，同挖掘工人一起合作的是人类考古学家、法医人类学家，在一桶又一桶的泥土里寻找遗骨、衣服、推车、行李的踪迹。考古学家指导挖掘工人，仔细检查每一铲泥土，而人类学家再负责查看一桶一桶的泥。我们一天要经历各种天气，干燥、湿润、冷热、冰雹、大风等等。

我们找到什么了吗？我们复原了矿场在1976年以前的地形地貌。我们找到了一袋咸酸口味的薯片，袋子上的图片是吉米·萨维尔主持的女王加冕纪念比赛。我们知道，如果尸体被埋葬在这里，我们一定能找到，因为我们的探测仪能找到的骨头比我们人类能找到的骨头小得多，比如兔子和鸟类的骨骼都能被仪器发现。我们找到了恶臭的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修建A9公路时，工人们的排泄物和垃圾被埋在了这里。但我们没有找到蕾妮·麦克雷，也没有找到安德鲁，甚至没有找到跟他们有联系或者跟他们的失踪有关的间接证据。我们整个团队都很受打击，因为我们带着很高的期望开展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但我们已经尽力了，不管他们曾经在哪里，现在在哪里，但肯定不是在道马格雷露天矿场。

挖掘工作的花费超过11万英镑，但如果能找到关于蕾妮和安德鲁的任何踪迹，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警察局长在当时因为重启调查这宗30年前的失踪案，受到很多谴责。如果能够找到遗骨，他很可能就成了人们眼中的英雄。就我而言，我觉得这个决定非常勇敢决绝，体现了他作为警察的职业操守，不管时间过去多久，也不会轻易了结任何一个案件。

回到我的办公室后，我又仔细回想了整个挖掘过程，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做的。蕾妮的姐姐给我们写了一封亲笔信，感谢我们所做的一切，我被她的信深深地感动了。她唯一的希望不是复仇，而是能把她的妹妹找回来，好好地安葬她，最终让她安全地长眠在家人的身边。那些一直没有找到的失踪人员的家庭，通常都走不出阴影，日复一日地等着有人能敲开自己的家门，带来令人兴奋的好消息，虽然他们在内心深处都明白，他们得到的可能会是他们早已预料到的坏消息。

有的时候，如果搜寻成功，我们会非常开心。如果没有，我们只能接受现实，我们找错了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原本就不在那里的东西。蕾妮的姐姐就总结得非常好，比我在采访里总结的更有说服力。她说：“时间不能治愈所有的伤痛，我不敢相信那些杀人者随着时间流逝真的相信自己可以不受制裁，当我看到陈年旧案最终被破获时，我总是很欣慰，我相信有一天我妹妹的案子也会这样。”

时间、耐心、良心，是为失踪人员家庭提供希望的源泉。苏格兰警方没有放弃寻找蕾妮和安德鲁，他们的家人也没有。一定有人知道蕾妮和安德鲁都发生了什么，被埋在哪里。也许这些年他们只是对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或者听到过的事情保持沉默，不愿意站出来指证凶手。但随着时间流逝，对凶手的忠诚也会改变，随着亲人朋友一个个离世，如果这个人或者这些人还有一点良心，即便是在临死前才良心发现，他们也必会做一件正确的事情，结束受害家庭的悲痛。

我想提到的第二宗案件是11岁的莫伊拉失踪案。1957年一个寒冷的冬天，小姑娘莫伊拉从她奶奶的家里跑出去买黄油和给她母亲的生日贺卡，之后再也没有回来。2014年，苏格兰检察总长弗兰克·马尔霍兰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判定有恋童癖的亚历山大·盖特萧尔为杀害莫伊拉的凶手，盖特萧尔于2006年去世，此时距莫伊拉失踪已经整整49年了。公交司机盖特萧尔是已知的最后一个见到莫伊拉的人，因此被指控为凶手，但这与找到实际的证据证明他是凶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从法律上来说，嫌疑人在法庭上被判定有罪之前都是无辜的，因为盖特萧尔已经去世了，没有办法出庭，审判也就不可能实现了。

我还记得在2002年，我和一位已经退休的侦查凶杀案的警官坐在一起看电视新闻，这个新闻节目是调查在剑桥郡索汉姆失踪的两个小女孩，一个叫霍利·威尔斯，另一个叫杰西卡·查普曼。她们学校的看门人员伊恩·亨特利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他在两个女孩经过他的门卫室时还跟她们说过话。这位退休的警官对我说：“一定要密切关注最后一个声称见过失踪人员的人，我觉得这个亨特利就很可疑。”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亨特利就是杀害霍利和杰西卡的人。我真的非常敬佩这位警官的先见之明。警察的直觉，再加上多年的经验，真的是无价之宝。现在很多的警方调查都是依靠现代科技，但是那些好的旧时的侦查技巧也应该继续保留沿用。

莫伊拉案件背后的关键推动人是一位出色的活动家桑德拉·布朗。桑德拉比莫伊拉小几岁，也是在克特布里治长大。她非常顽固，一定要搞清楚莫伊拉失踪当天发生的事情。不但如此，她还不遗余力地为儿童保护事务奔走游说。2001年，她设立了莫伊拉·安德森基金会，旨在帮助遭受性虐待、暴力、欺凌的儿童的家庭。1998年，她写了一本名叫《这里有恶》（Where There is Evil）的书，披露了莫伊拉失踪的相关信息及前40年的调查细节。桑德拉的行为让人非常敬佩，她有坚定的信心，哪怕经历艰难险阻也要看到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这就是典型的拉纳克郡人率真的性格，他们热心并富有同情心。性侵儿童的严重后果不仅仅波及家人朋友，也影响到周边看似不相关的人。

桑德拉相信当时在克特布里治活跃着一个隐秘的恋童癖群体，还认为亚历山大·盖特萧尔不但绑架了莫伊拉，而且杀害了她。桑德拉为了保护儿童免于性侵尽心尽力，所以谁也不会想到桑德拉的父亲就是亚历山大·盖特萧尔，这确实让人惊讶不已。

2004年我第一次见到桑德拉，那个时候盖特萧尔还活着，桑德拉费尽心力不放过任何线索。她甚至找了个灵媒一起寻找莫伊拉的遗骨。（是的，装神弄鬼的人无处不在，对吧？）她也联系了我，他们找到一些骨头，问我能不能检测一下。

他们在芒克兰兹水渠附近寻找莫伊拉的遗骨时发现了这些骨头。灵媒显然是无法承受这些枯骨释放出来的哀怨忧伤，所以他认为这些骨头传递的是一个孩子的痛苦，并相信这个孩子就是莫伊拉。

我对灵媒这种事情的态度向来都很明确，这绝对是无稽之谈。但我觉得我能理解这种做法，为什么有人会聘请那些自称是灵媒的人，当他们尝试过各种方法都失败之后，真的会死马当成活马医。有的“灵媒”很认真却把情况搞错了，有的只是江湖骗子，我很担心他们可能会给这些脆弱的受害者家庭造成更多的伤害。既然骨头已经找到了，我也愿意做检查，但我跟桑德拉说得非常清楚，如果这些骨头被证实是人类骨骼，那就不再是我跟她之间的事情，因为警方就会介入了。她同意我的看法并且非常理解。现在我跟桑德拉也是很好的朋友，她看到这些可能会觉得很好笑，但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很疯狂的人。

骨头送来的方式也是神神秘秘的。这个灵媒显然曾经在邓迪大学工作过，这确实很凑巧，但我被告知，他不想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会将这些骨头放在我的办公室门外。我一直在等着这些骨头被送来，终于有一天，它们被送来了。这些在他们看来带有那么强烈的能量和痛苦的遗物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只是随随便便地被装在一个超市的手提袋里，挂在我办公室的门把手上。袋子上有一张字条写着：芒克兰兹。在打开之前，我做了记录，拍了照片，戴上口罩和手套。如果这些确实是人类的骨骼，这样可以避免DNA交叉污染。我承认我在打开手提袋的时候很紧张。但没过几秒我就大声喊出来：“天啦，这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因为我眼前的这些骨头分明就是屠宰场里那些奶牛的肋骨和肩胛骨。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桑德拉，她像一个士兵一样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对她来说，这只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她还是会继续完成她的使命。在之后的几年中，我和桑德拉偶尔也会联系，这期间莫伊拉·安德森基金会和莫伊拉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向司法部门提起诉求。大概在2007年，她告诉我莫伊拉的遗骸有可能被埋在芒克兰兹墓地。她向苏格兰检察总长，也就是弗兰克·马尔霍兰的前任提出调查坟墓的请求，她感觉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很大。

跟官方的交涉从2008年一直持续到2009年，这期间桑德拉安排采集和分析了莫伊拉姐姐的DNA样本，并请我保存这些报告以备不时之需。直到现在，我也保留着这些报告。桑德拉给了我一份莫伊拉失踪当天所穿衣物的清单，如果我们找到她大衣的扣子、鞋带或者她的童子军勋章，我们就能有所警觉。桑德拉完全进入了战斗模式，她申请使用GPR（探地雷达）来扫描墓穴，这个请求获得了批准，之后也确实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结果。但话又说回来，这本来就是一片墓地，本来就会有被挖的洞和被埋葬的遗骨。

2011年，我跟桑德拉长谈了一次，她向我解释了她想让我们挖开墓穴发掘遗骨的原因。她相信莫伊拉的遗骸有可能就在一名叫作辛克莱·厄普顿的人的棺材下面，辛克莱·厄普顿在1957年3月19日被埋葬在这里。

桑德拉的推理是这样的：莫伊拉是在2月23日左右死于那个疑似恋童癖群体里的某人之手。她失踪的那一天，她的尸体可能被隐藏在盖特萧尔的公交车上的某个隔间里，直到凶手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抛尸地点。如果盖特萧尔确实是凶手的话，那么处理尸体成了他的当务之急，因为他很快就被要求出现在克特布里治的法庭上，当时他被起诉性侵12岁女童，很有可能坐牢。事实上，4月18日他被判处在索格汤监狱服刑18个月。就是在服刑期间，他跟另外一名囚犯说过，他最近认识的一个叫“星奇”的人帮了他一个大忙，而帮忙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辛克莱·厄普顿，在盖特萧尔入狱前的一个月刚过完80岁的生日，而且他还是盖特萧尔的一位远亲。所以盖特萧尔很有可能知道他的逝世和在芒克兰兹即将举行的葬礼。这位无辜的男人是不是及时为盖特萧尔提供了一个绝佳抛尸地点？坟墓已经挖好，对凶手来说再好不过了。谁会去墓地找一个失踪的人？盖特萧尔可能知道墓穴下面那一层已经挖好，并且为了周二的葬礼，整个周末，墓穴都会敞开。莫伊拉会不会就在墓穴里，在厄普顿的棺材放下去之前，她的身上被覆盖了一层薄土，也许就这样，她永远消失了。

我不得不说，桑德拉的调查和逻辑确实很有说服力。我制订了一个计划递交给刑事部，详细说明了挖掘坟墓需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静待消息。当时弗兰克·马尔霍兰还是皇室法律顾问，现在马尔霍兰大法官已经被任命为苏格兰检察总长，这位心胸开阔的男人从来不害怕做出有争议的决定。弗兰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在莫伊拉失踪两年后他出生在克特布里治，所以他和这个小镇有很深的联系，也能理解居民寻求答案的心情。2012年，他下令悬案督查将莫伊拉的案件作为谋杀案重新调查，我们获得允许跟当时斯特拉恩克莱特警察局的侦缉总督察派特·坎贝尔直接交涉，开始商量挖掘事宜。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跟桑德拉一起调查这个案件已经8年。

协议是这样的，在地方议会和所有相关家庭的允许下，我们可以展开挖掘工作，但同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可能出现的青少年遗骸，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就需要专业的法医认定，虽然从记录的资料上看，这里没有埋葬未成年人。在挖掘工作的性质没有改变之前，斯特拉恩克莱特警察局会一直支持我们的工作，但如果挖掘工作的性质改变了，那么这个案子就会被移交刑事部。我们会立即停止为这些家庭工作，变成为刑事部工作。

我们建议挖掘工作在夏天开始，因为夏天白昼会更长，雨水更少，气候更温暖，而且芒克兰兹墓地的土壤湿润黏稠，夏天土壤会干燥一些，更容易挖掘。结果，所有的文件手续完成后已经是12月了，我们还能要求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只好在1月的第二周开始工作。我和我的同事鲁西娜·哈克曼打趣说，应该建议警察们以后也在冬天去挖东西，这样换位体验一下，也许他们就能同意我们的建议了。当然，这样的抱怨并没有任何作用。

我们证实在这个三重家庭墓穴里应该有7口棺材。3口棺材在左边，是比较近的年份，分别是1978年、1985年、1995年埋葬在这里的；中间一口棺材可以追溯到1923年；右边也有3口棺材。根据资料显示，厄普顿先生的棺材应该是右边三口中间的那一口，而另外两口棺材里分别是他1951年去世的妻子和1976年去世的亲属。首先我们没有理由去打扰其他逝者，除非有必要，比如我们发现厄普顿先生的棺材并不在我们预计的地方，我们才被允许挖掘其他的棺材。

有些棺材并不一定还在它原来的地方。时不时地，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导致逝者被埋错地方。有的时候，当你打开一个墓穴时，你发现空间太小根本放不下棺材；有时候完全错放了。档案记录也不一定准确。实际上，1976年我的祖母去世后，我们打开墓穴想让她和我的祖父一起合葬，结果发现在这个墓穴里躺着的是一个孩子。据我们所知，我们的家族里并没有孩子过世后被葬在这里。我们查询了墓地的档案，并没有发现这个孩子的记录，但这样的事情却真的发生了。这个孩子被转移安葬到另外的墓地。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我的祖母得重新选择一块墓地，还得把上面一层留下来，作为我父亲百年以后的去处。

我们在芒克兰兹墓地的团队称得上是梦之队。鲁西娜·哈克曼博士跟我一起在邓迪大学共事16年，我跟克恩格·坎宁安博士也是十几年的同事，还有简·比克，在他还是博士生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们之间建立起了高度的信任和尊重，因为经常在一起工作，我们对这些任务都已经习以为常，即使不说一句话，我们也能明白对方需要什么。

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把墓碑固定好，但事实上，我们最终把墓碑暂时移到一边，以防墓碑倾倒砸到墓穴里，要了我们这四条人命。要到达厄普顿先生的棺木，我们必须要先挖到1976年安葬在这里的麦克尼里夫人的棺材。黏土质地的土壤非常坚硬，虽然有机器挖开上面一层土壤，让我们可以看到棺材的盖子，但剩下的工作就要手工挖掘，害怕万一出现需要法医鉴定的情况。

我们获准对第一口棺材的主人做一些相关的人类学检测，确定她是否符合资料显示的麦克尼里夫人的年龄。麦克尼里夫人享年76岁，这口棺材是典型的1976年的款式，一层薄薄的复合板再加上一层刨花板的壳，根据土壤被水浸渍的程度来看，我们猜测棺材可能没有被很好地维护，最后也确定了这猜测。麦克尼里夫人被小心装入一个结实的装尸袋里，并且被妥善安置好，直到我们重新把她安放到棺材里下葬。我们很高兴麦克尼里夫人的遗骸跟她的身份相符。

因为白天不足6小时，我们需要发电机和电灯辅助才能完成10小时一班的交接。我们非常想要个取暖设备，但一直也没有配备。苏格兰西部寒冷的冬天，冰冷彻骨，还非常潮湿。当我们在被水浸泡的黏土里工作时，身体都会下沉。如果我们想把自己的脚拽出来，我们的威灵顿长筒靴就留在泥潭里了，所以双脚不得不一直粘着泥，又湿又冷。如果有谁觉得法医人类学很酷的话，他应该到1月的芒克兰兹墓地来待一天，刺骨的寒冷，及膝的黏土，随时有可能坍塌下来的挖掘墙，我们有可能是在“自掘坟墓”。

当我们搬开麦克尼里夫人棺材的底座时，希望接下来发现的是厄普顿先生的棺材盖。我们确实挖到了另外一口棺材，有金属的光泽，还有铁锹跟木头撞击的声音，这些都表明我们挖对了。这是一口实木棺材，符合厄普顿先生下葬时的习惯，而且保存完好。我们之前看到的金属光泽其实就是名牌的一部分。我们小心地把名牌清理出来，让它慢慢干燥，然后再清理干净，名牌上有他的名字、死亡年月和年龄。厄普顿先生的棺材位置是正确的，所有的信息也相符。我们不知道的是，莫伊拉的遗骨是在棺材里，还是棺材下面，或者是在侧边，甚至也有可能在更下面的棺材里，下面的棺材属于厄普顿先生的妻子，她比厄普顿先生早6年安葬在这里。这些猜测都有可能，所以每一种可能都要调查。

我们打开了棺材的盖子，发现厄普顿先生的遗骨保存得非常完好。我们一丝不苟地把他的遗骨一块一块整理出来，确定没有儿童的骨骼（确实没有）。然后我们也把厄普顿先生放到装尸袋里等着再次安葬。厄普顿先生的棺材的侧面有点散架，露出底座来，这里本来是莫伊拉最有可能被隐藏的地方，如果桑德拉的推理正确，她认为莫伊拉的尸骨就是在厄普顿先生的棺材底座下，他妻子的棺材盖上面的地方。当我们搬走底座，我们发现，这两口棺材之间的距离甚至连一张卷烟纸也放不下。不管莫伊拉在哪里，肯定不是在厄普顿先生和厄普顿夫人的棺材的间隙里。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莫伊拉被“塞到”了这个墓穴的某个角落里，所以我们后来又向外进行了挖掘，而且我们也检查了棺材的前面部分和后面部分，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我们最后的任务是检查厄普顿夫人的棺材。在厄普顿先生举行葬礼前，这个墓穴就被打开了，所以凶手有可能打开了厄普顿夫人的棺材，把莫伊拉的尸体放在了里面。跟厄普顿先生的棺材一样，她的棺材也保存完好。当我们打开棺材的盖子，只看到一具老妇人的遗骨。我们也把棺材的边边角角都检查了一遍，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不管莫伊拉在哪里，肯定不在芒克兰兹墓地。

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桑德拉非常困难，因为她是那么希望可以给莫伊拉的家人一个答案，那么想给整个克特布里治社区一个答案，她是那么肯定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才会千辛万苦地游说各个部门，让这次挖掘得以实现。难过的还有厄普顿先生的家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卷入这个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案件中。他们的卷入正说明了，这样的失踪案件的余波会影响到很多人。他们也希望可以找到莫伊拉的尸骨，这样至少可以让挖掘工作有意义，抵消带给家属的负面情绪。事实是，他们跟整个小镇的其他人一样，都非常失望。他们重新安葬了亲人，并在墓地举办了一个纪念仪式。

这个在1957年凭空消失的小女孩还是没有被找到，她的案件进展一直被公开。因为莫伊拉已经失踪了60余年，那些知道关键信息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我们也不可能再对凶手提起诉讼，但是我们争分夺秒想要找到莫伊拉的原因是为了让她的老姐姐们放下心中这块大石头。

就在不久前，悬案小组收到举报说，有人往芒克兰兹水渠里扔了一个麻袋，所以他们放水搜查了这条水渠。雷达显示在水渠底部有异常现象，所以他们派出潜水员去勘查。我们的小组也到了现场，结果发现那是一袋巨型犬的骨头，也许是一只德国牧羊犬。其他的地点也在检查之列，也许有一天好运会来临，不管是通过情报，还是意外事件。

蕾妮和安德鲁·麦克雷的失踪是在莫伊拉失踪20年后发生的，还有希望等到某一个人突然良心发现，结束这个家庭的悲痛。在失踪人口案件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是让亲人朋友最悲伤的事情。如果我们做的工作可以给他们带去一丝安慰，那就是值得的。如果那些悬案的凶手还活着，他们一定会受到制裁。对于杀人罪，我们零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