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991年版、1996年版、2005年版
这是一部以特殊线索贯穿起来的东晋政治史。它起于公元317年司马睿在江南称帝，重建司马氏政权，止于公元420年刘裕篡晋，建立刘宋政权，基本囊括了这一百零四年间中国南方政权东晋的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的兴衰沉浮。这段历史的核心线索就是“门阀政治”。田先生认为：“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于此的孙吴不是，后来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自序第1页）也就是说，门阀政治与东晋政权相始终，自东晋始，在东晋终。
那么，什么叫作“士族”呢？士族出现在魏晋时期，“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第324页）属于这一阶层的家族，其子弟天生享有按家族门第高下以不同的起家官职进入仕途的特权。当然，家族门第赋予个人的只是一张入场券，它所决定的是一个人仕途发展的起点，至于这个人能发展成什么样，还要看能力，看运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士族不同于封建贵族，他们仍然是皇帝的官僚。士族是皇帝赖以统治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士族掌握着思想文化。士族之外的普通良民称为“庶族”，士族与庶族之间不通婚。这个“历史地形成”的社会阶层，进入隋唐以后又“历史地消亡”了——首先失去的是政治权力，然后是进入仕途的特权，最后剩下一点承自祖先的惨淡荣光，以及在现实世界中的虚弱骄傲。到唐代后期，经过黄巢大起义的涤荡，这一阶层基本上烟消云散。当然，这都是后话。
东晋时期的士族正处于其巅峰期，以五大家族为首的士族中的高门和司马氏的皇帝，共同掌握着东晋的国家政权。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在司马氏皇族与高门士族的相爱相杀之中，在高门士族内部各大家族的竞争之中，东晋政权抵御了北方胡族政权的军事压力，跌跌撞撞、摇摇摆摆地度过了艰难的一百年。决定东晋政治走向的，有三大要素：第一是司马氏皇权，第二是高门士族，第三是流民武装。流民指的是那些避乱南来的低级士族和普通老百姓，他们被迫滞留于长江以北，身负国仇家恨，又处于最前线，不得不自己武装起来，保家卫国。流民的首领被称为“流民帅”。大家都熟悉的“闻鸡起舞”的祖逖就是一个流民帅。他率领“亲党数百家”南奔，曾经一度过江，居于京口，但最终还是被东晋政府赶回了淮北。祖逖中流击楫，发誓“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的情节，就发生在受命北归的路上。东晋政府给了他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头衔，但是一兵一卒、一杆枪、一副铠甲都没给他。像祖逖这样的流民帅和他们所率领的流民武装，是东晋政权的外围，当高门大族和皇权发生争斗时，他们是东晋政权“唯一可用的兵力，可又是朝廷不能完全信赖的兵力”。（第47页）正常状况下，三者的关系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第343页）司马氏皇权虚弱，不绝如线；士族门阀居于舞台中央，是最耀目的一群，虽内争不断，作为一个整体却始终掌握着政权的方向；流民帅在舞台边缘，像工具一样为人所用，没有自己的方向。然而事态演变的最终结果却是：士族近亲繁殖、人才凋零，渐见衰朽；流民力量不断壮大，终于发现自我，踢开司马氏皇帝，取而代之。东晋结束，历史进入南朝；门阀政治终结，皇权政治恢复。
这就是田先生所描述的东晋门阀政治的大致轮廓。
风流水转，门阀士族中的当权门户先后是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和太原王氏。琅琊、颍川等，指的是这些家族的籍贯。琅琊王氏就是出身琅琊郡的王氏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包括女性都清清楚楚地录在家谱之中。家谱的用途，一方面是政府在录用和选拔官员的时候用它来辨别出身，另一方面是士族之间结婚的时候来判定门户是否相当。在这个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时代，家谱是一门重要的学问。
东晋门阀政治以琅琊王氏开端，以太原王氏收尾，简直把“王与马，共天下”的奥义发挥到了极致。（第254页）而“王与马，共天下”的本意，说的是琅琊王氏与司马氏皇权的相维共生关系。“王”指琅琊王氏，“马”指的是司马氏。西晋灭亡之后，在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兄弟的辅助下，司马睿在建康即位，在江南延续了西晋的皇统。王导居中辅政为丞相，王敦统兵在外为都督。六百年之后，宋太祖说：“御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皇帝的独尊地位不容挑战。然而，在正月初一的大朝会上，司马睿以皇帝之尊，竟然“引王丞相登御床”，要跟王导共享至尊宝座，“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第3页）司马睿这种反常的“大方”表明，司马氏皇帝与琅琊王氏之间在权力分配和尊卑名分上与一般君臣关系不同。司马氏皇权已沦为“门阀士族政治的装饰品”，“皇帝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第26页）当然，士族之中，哪一家、哪一个人想要推翻司马氏的皇权，也会受到其他士族的牵制，由此维持了一种不稳定的动态平衡。琅琊王氏在外掌兵的王敦发兵谋逆，正是借助流民武装的力量才得以平定。而流民帅代表出身的郗鉴也因此立了大功，实现了地位的提升，跻身江左门阀政治之中，他的家族高平郗氏也逐步上升为第一流士族。（第52页）郗鉴所采取的发展策略，是谋求大局的稳定——一方面固守京口，固守流民武装势力；一方面积极支持王导，其表现之一就是与王家结成儿女亲家。成语“东床快婿”说的就是郗鉴要在王家儿郎中选女婿，王导让他“往东厢任意选之”，郗鉴选中的就是那个袒腹坐东床，好像没事儿人一样的王羲之。（第61页）
士族门阀家族地位的维系，需要人才辈出，出将入相都得有自家儿郎。王敦死后，王导地位如日中天，然而王家兄弟子侄死丧殆尽，已无力支撑家族门户。在这种背景下，颍川庾氏的庾亮对王导的地位发起了挑战。幸赖郗鉴维护，琅琊王氏才得以保全。不久，王导、郗鉴、庾亮相继过世。（第72页）在颍川庾氏之后进入舞台中央的是谯国桓氏的桓温，桓温势力的发展遭遇了来自其他士族的阻力，并不顺利。换句话说，各大家族之间力量的对比出现了短暂的均势。这种均势带来了二十几年难得的安定局面。永和九年（353年）春，王羲之兰亭雅集，曲水流觞，写下了一段风流佳话。但是，对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永和名士，在书法以外的历史评价并不高。同样是谈玄，他们跟玄学前辈相比，在学理上没有创造，而且多半言行不符，嘴里说的是归隐，心里想的却是做官敛财。（第174页）玄谈是获得士族社会认可的重要手段。这也是门阀政治的一个特点。尽管当时人有名教与玄学“将无同”的说法，但是，只讲儒学是不受欢迎的。儒学强调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它的主旨是尊君的，这与士族门阀追求家族利益的目标不相吻合。在这一阶段，儒学是皇权和士族门阀争斗的工具。
另一个斗争工具是北伐。掌握军政大权的士族门阀北伐或者声称北伐的真实目的，往往是争夺军事重地，实现势力范围的调整与整合，以及打击政敌。桓温三次北伐，前两次获胜，声望大增，地盘未改。第三次北伐败于枋头，望实俱损，（第183页）然而却趁机取得了徐州和豫州，扫清了进入首都建康的障碍，得以控制中枢政局，但是也没力气实现改朝换代了。桓温废了东晋的海西公，另立简文帝；简文帝死，孝武帝立。这本来是桓温取而代之的大好时机，却被几家士族作梗，不得如意，郁郁而终。（第192页）桓温死后，陈郡谢氏接棒与司马家共天下。谢安执掌中枢政局，又利用抵御前秦入侵的机会，任命侄子谢玄出镇广陵。谢玄在广陵重组流民武装北府兵。淝水之战中，谢安在石头城下棋，故作悠闲，知“小儿辈已破贼”，激动得把木屐的齿都撞掉了。这时候，谢家的势力、声望、功业都如日中天。然而，随着敌情的解除，皇室和士族对谢家的猜忌也越加明显。谢安功高不赏，不久去世，谢玄也因北伐失利和身体原因离开广陵，第二年去世。谢氏门户由盛转衰。
太原王氏最后一个登场，但是，太原王氏既无兵权，也“没有足为时局所重的人物”，所以，“只能是依附而无力超越于皇帝（孝武帝）或相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权威而起作用”。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君相不合，各自支持太原王氏的一支，分据荆州和广陵，昏君、乱臣两位司马氏的斗争演变为两位太原王氏的军事势力争夺，占据广陵的王恭被杀之后，流民武装北府兵落入将门出身的下等士族刘牢之之手。谯国桓氏桓温的儿子桓玄趁乱起兵，消灭了一切对手，篡晋立楚。最终，桓玄又被刘裕击败，这一仗“可以视为次等士族对主宰东晋政治百年之久的门阀士族的决定性胜利”。“终于要导致朝代异姓和易制。所谓‘易制’，就是刘裕把东晋孝武帝企图恢复而未成功的皇权政治真正付诸实现。”（第286页）刘裕造宋，门阀政治彻底终结。
当然，此时距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士族作为一种社会阶层的消失，还需要很长时间。这就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内容简介。田先生还用了不小的篇幅讨论了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的理论，辨析了南北战争在不同阶段的性质判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