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写作，始于我为喜马拉雅FM所做的音频讲座“北大赵冬梅讲中国史”（后文简称“冬梅讲国史”）。2018年6月开讲，7月，我就陷入了矛盾之中。我平生最得意的，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不追趋，不攀附。一本书写七八年，一篇论文写完了搁在电脑里两三年，这是我的风格。而喜马拉雅的节目节奏太快了，而且我在后台还能看见“今天卖了几份”——“结庐在人境”的五柳先生在集市上摆摊卖菊花，也难免患得患失。这种感觉不是很好。然而，停又停不得。“欢然酌春酒”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把它当作“我的中国古代史读书笔记”，就当读者是老师与同学，我读书，做笔记，跟老师与同学分享，“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岂不快哉！说服自己后，我便愉快地做完了喜马拉雅的节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近四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即为本书草稿。
不到一年成四十万字，速度的背后是学史三十年、教书二十年的学术积累。北大中国古代史“分邦建国”的方式是按断代来的。比如我，专业领域是宋史，本科、硕士、博士论文一路写下来，始终在960年至1279年之间打转。当然，教书就不能只教宋史了，我校的“中国古代史”课，以隋朝为界，分上、下两段，宋史方向的老师教后半段，从隋一直到1840年以前；“中国史学史”则是由一个老师从先秦教到清。我留校的时候，“只有博士才能在大学教书”已经成为硬性规定。教书需要“通人”，知识面应当宽；而“博士”其实是小领域专家。博士教书，这才开始“读书”——之前只是“作论文”。相较于“作论文”，读书是散漫而快乐的，像是林中漫步；唯一的毛病是没效率，除了增加讲课的自由度和自信度，几乎没有任何产出。我就这样读了十几年，直到遇到“冬梅讲国史”，有了外在约束，才开始写起来。
读书人挟问题向他人的研究寻求答案，在阅读中实现与其他研究者的知识和思想交流，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看法，形诸笔端，就是我所说的读书笔记。如果说“作论文”的要义是与史料直接对话，那么，读书笔记的要义则是广泛求教于他人。毫无疑问，读书笔记一定带有读书人的主观性。主观性是任何写作都无法避开的，因为是人在写。我唯一能做的，是诚实分享所见，期待平等讨论，和更多的读书人一起探寻有关过去的真理。我始终相信，一本好书，应该启发而不是终结思考。
此外，我已在内文脚注部分提供了文内引文出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缘溪行”，说不定会误入哪个桃源新世界。当然，脚注中所提到的论文和著作只是我所读过的很小的一部分。为方便外行读者继续深入，我将提供一个“私房推荐书目”和“八部论著解读”。“私房书目”和“八部解读”的选择，都出自主观。该书目的选取，力图覆盖所有断代，以便读者自行补给，建立自己的通史观；但不求面面俱到，只选我读过的“好的历史著作”。其标准，可以参照杨奎松先生的说法：“一是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撑和出处清晰的引证；二是对历史的复杂性及各个方面要有充分的同情与理解；三是要能够给今人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