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曾经出现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政策追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批评纠错机制运行有效。这种政治生态，在神宗朝王安石变法之后逐渐消失，国家挤占社会，专制取代宽容，批评纠错制度犹在，却已经沦为权势的利爪尖牙。建炎南渡之后，宋朝国家在北方政权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艰难图存，生存与安全成了南宋政权的第一追求。尽管宋高宗亲自定调，把北宋灭亡的原因一直上溯到王安石变法，但是，王安石对南宋政治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原因很简单——王安石能解决问题，在理财方面特别有一套，而南宋比北宋更需要钱。
南宋政治表面上与王安石决裂，骨子里却是王安石—神宗政治的延续。皇帝与权相结合，把普通官僚的参议朝政空间挤压到近乎无的地步。皇权的专制加强，理财之臣得到重用，官僚的工具性继续增强，更加理想主义和讲究道德的士大夫，比如朱熹和他的弟子，在政府中找不到位置，无可奈何地转向了思想的沉潜与社会的改造，由此造成了一个“因祸得福”的连带结果——高雅文化进一步下移，向民间社会推广。这一过程发生在南方。
与此同时，北方则经历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过程。女真人所建立的新政权接受了华夏传统的王朝政治模式，却使它从文质彬彬走向了野蛮残暴。一百年之后，蒙古崛起，以“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华夏文明的古老躯体，实现了帝制中国版图前所未有的扩张，合南北东西为一国。政治上的北方征服南方，让华夏政治文明继续向着北方落后民族的方向倾斜——在对朝廷国家性质和君臣关系的认识上，元朝出现了两大倒退。就国家性质而言，华夏传统视“天下”为整体，名之曰“江山社稷”，主张“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元朝则以天下为皇室家族之私产。华夏传统之君臣关系，在地位的不平等之上承认某种抽象的平等，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元朝的臣子则自称奴婢，并以之为荣耀。明初君臣终究是蒙古治下的臣民，虽然号称是华夏的复归，然而在政治文化的核心精神上则上承元朝。“不为君用”一度成为罪名，廷杖之下倒也出了几个“不怕死”的英雄，然而士大夫集体在精神上的自尊与独立却遭到了彻底阉割。明朝之后，清朝入主中原，以少数统治多数，以落后统治先进，满族统治者对待汉人及其文化的心态复杂，防范之心始终不减，政治中的专制与猜疑继续加强，直至近代。这就是金元以降，帝制中国政治文化的大致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