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效到失效

从高效到失效

梁惠王是一个很善于“错过”的君主。他先是错过了孟子。孟子以“仁义”游说梁惠王，碰了一鼻子灰，回去著书立说，成就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丰碑之作《孟子》。梁惠王的错过“成就”了孟子。

在孟子之前，梁惠王还以同样的“错过”成就了一个人和一个国家。当时魏国的主政大臣是公叔座。公叔座临终，对梁惠王说，我手底下有个公孙鞅，年纪虽轻，却是一等一的人才，我死之后，大王可以用他来主政。梁惠王心想，给我推荐一个毛头小伙子，这老头怕是糊涂了。公叔座见梁惠王不说话，就屏退了所有人，说，大王如若不能用公孙鞅，就把他杀了吧。梁惠王还是不说话。梁惠王走了之后，公叔座叫来公孙鞅，掏心掏肺地对他说，你赶紧逃命去吧，我向大王推荐了你，他不肯用你，必然会杀了你的。公孙鞅不为所动，说，大王不肯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肯听你的话杀我？公叔座死后，公孙鞅闻听秦孝公招贤纳士，于是离魏入秦，最终主政秦国，辅助秦孝公成就了一番霸业。公孙鞅被秦封为商君，史称“商鞅”。

跟儒家的迂阔相比，法家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们灵活善变，为达目的可以随时调整姿态，变换主张。《史记》所描述的商鞅见秦孝公，充分体现了法家的灵活。商鞅与秦孝公不是“一见钟情”的，他们一共谈了四次，才彼此接纳。司马迁是一个很善于营造戏剧性场面的作者，他通过寥寥数笔，以典型细节勾画人物形象的手艺，今天的历史学从来就没有学到过，并且非常傲慢地予以“扬弃”。以下是司马迁所描述的四次“鞅孝会”：第一次，商鞅“语事良久”，秦孝公“时时睡，弗听”；商鞅离开之后，秦孝公大骂推荐人：你给我找的这是什么人啊，满嘴跑火车；第二次，情况稍微好了一点，但秦孝公还是没听进去；第三次，秦孝公觉得这个人有点儿意思，“可与语矣”，还是可以聊一聊的；到了第四次，高潮来了，秦孝公跪坐在席子上听商鞅说话，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地就往前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1]接下来，商鞅开始一对一地给秦孝公上小课。讲了好几天，秦孝公一点儿也不觉得厌烦。

在这四次“鞅孝会”中，商鞅所讲的内容、所主张的理论是在不断变换的。他先讲的是“帝道”，然后是“王道”。这个“帝道”跟帝制没有关系，是比“王道”还高级的社会理想。“王道”是儒家常常讲的。由此可见，商鞅也懂这些高远的东西；但从后来的表现看，对于“帝道”和“王道”，商鞅虽懂而不信，之所以讲，是因为要试探对面的君主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帝道”“王道”都没能进入秦孝公的心田，因为太迂远了。商鞅摸准了秦孝公的脉，便开始大讲“强国之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讲得秦孝公几乎忘掉了肉味。

商鞅由魏入秦，他需要一个国家作为舞台来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取得君主的信任，获得授权，这就是商鞅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方案——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商鞅不是不知道更高明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他能够根据对方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对强权势力的投其所好，以及对被统治者的严刑峻法，是法家的一体两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现代概念，从来都不是法家的主张。同儒家一样，法家要建设的也是一个贵贱有别、亲疏有分、尊卑有序、长幼有差的等级秩序。儒家和法家的区别在于，儒家在承认并维护现实的尊卑等级秩序的同时，还相信人在知识与精神层面上的平等，相信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皆可以通过学习成为贤人，获得明辨是非、通达道义的能力。而法家则以现实之秩序为终极之秩序，以权力地位之不平等为人际关系之全部。在儒家这里，所有的关系都应当是相互的，比如父子之间，父须慈，子须孝；又比如君臣之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礼遇换忠诚。在儒家的人间秩序中，地位相对较低的一方，比如儿子和臣下，拥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以及在一定规范之内进行表达的自由，儿子可以批评父亲，臣下可以匡正君主。而在法家这里，关系是单向的，法家强调君主至上，强调臣子单方面的效忠、单方面的服从、单方面的牺牲，坚决反对下对上的任何批评议论。

商鞅相秦，法令已经制定，但还没有推行，首先“徙木立信”。“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下令“徙置北门者予十金”，秦人怪讶，无人响应。赏金提高到五十，有人照办，果然得到五十金。法令推行一年，秦民跑到首都来告状投诉法令不便的人数以千计，太子也犯法。商鞅惩罚了太子的师和傅以儆效尤，法令继续推行。法令推行十年，“秦民大悦”，从前那些说法令不便的人又有一些跑到首都来赞美法令是如何方便。商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这些人都是破坏分子，把他们全部强制迁移到边城。从此之后，老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了。[2]说坏不行，说好也不行——老百姓放弃思考，“不敢议令”，唯知服从，这就是商鞅想要的结果。我要你把这块木头搬到北门去，你就搬到北门去，搬了就有赏，这是我的命令，你只要执行，不折不扣地执行！为什么要在都市南门竖一块木头？又为什么要搬到北门去，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为什么这么个活计竟然值五十金？敢于提出质疑的，都是“乱化之民”，必须惩罚！

跟儒家相比，战国时期的法家实在是太成功了，几乎无往而不利。因为他们以君主之目标为目标，富国强兵，谋求霸业；同时又拥四种知识，能使国富兵强而霸业得成。这四种知识就是法度、农学、兵学和纵横术。今人通常以法家为一家，以农、兵、纵横各为一家。这种分类方式来自《汉书·艺文志》。殊不知，农、兵、纵横三家，“皆法家之工具也”。“农以致富，兵以致强，而纵横则为外交术，皆法家之所宜有事者。”[3]比如商鞅相秦，就是兼四种知识而用之：“内立法度”，进行法令制度建设；“务耕织”，大搞农业经济建设，提振国家经济实力；“修守战”，建设坚固的国防、强大的军队；“外连衡而斗诸侯”，通过外交改善国际环境，谋求大国地位。

相比儒家，法家的功夫更扎实，跟现实结合得更紧密，因而也获得了更多接触、解决现实问题的历练，这是个良性循环。战国以后的华夏国家制度主要是法家打下的基础。然而，“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4]。法令制度是中性的，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关键是看隐藏在法令制度背后的指导思想——那些制定法令的人，他们相信什么，畏惧什么。在法家这里，是君主至上、国家第一的，无所谓“人民的福祉”，人民只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工具。所以，法家主张通过严刑峻法把人民变成驯服的工具。

法家三宝——法、术、势，“夫法刚而术柔，法显而术隐，法以齐百姓而术以驭群臣”，百姓、群臣皆工具。势为施行法、术的基础，“法、术、势三者备而法家之义尽于是也”[5]。李斯上《行督责书》，为秦二世胡亥讲“督责之术”，也就是让臣下听话的办法。李斯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深督轻罪”就是轻罪重罚。“明主圣王”凭什么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非有异道也”，实在没什么稀奇的办法，关键就是“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用严苛的法律施行恐怖统治，“故天下不敢犯也”。[6]人人畏惧而“不敢犯”，统治者就能安安稳稳地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这就是李斯的“督责之术”。这样丧心病狂的异端邪说，李斯敢当真理宣扬，自有其不得已之处——他被赵高排挤，“乃阿二世意，欲求容”[7]；二世竟觉受用，可见是被赵高洗脑到了了无人性的地步——极端法家的精神世界，实在疯狂。二世的法律老师赵高玩过一场“指鹿为马”的游戏，看起来荒唐，对极端的法家来说，也算正常。

这样的统治能否长久呢？很难，因为人不是机器，百姓不是，官员也不是。人需要法律的约束，也需要道德、荣誉的滋养。法家的治理往往高效，比如汉代的酷吏，常能出奇招，下狠手，打击豪强兼并，毫不手软。但是，这种治理方式的长期有效性却并不乐观。对此，司马迁有着敏锐的观察：

随着王温舒等酷吏的出现，“以恶为治”变成了普遍的政治风气；法网严密，轻罪重罚，官员百姓动辄得咎，索性豁出去了，“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失去信任，转而依靠中央派出的特使，“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之”指地方政府。事情仍然由地方来办，中央大员的责任只是坐镇监督，这是治理成本的第一次提升。

可惜，此举并不奏效。于是，汉武帝派出了第二批特使。“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绣衣直指御史”是由皇帝亲自抽调得力官员、调发正规军临时组成的一支武装力量。它绕开地方政府，以重兵兴击志在灭贼，又以连坐之法孤立盗贼，来势汹汹，杀气腾腾，果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数岁，乃颇得其渠率”。这是治理成本的第二次提升。

结果怎么样呢？可以迅速起效，然而不能持久。散兵游勇往往再度聚集，形成反政府武装，“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按照法家的思路，当然要继续加大打击力度，“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沈命法”规定，凡境内爆发盗贼未能察觉者，发觉而不能如数抓获者，郡太守以下至相关小吏，全部处死。督责之严，达于极致。这是治理成本的第三次提升。

“沈命法”果然奏效，只是效果适得其反。“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8]小吏担心被杀头，即使发现了盗贼也不敢举报，担心万一抓不着，自己倒霉不算，还要连累上级；上级也默许这种做法。盗贼越来越多，上上下下都不说，互相包庇，一起瞒着皇帝，在文书里营造了一个太平世界。在捕盗这件事情上，大汉王朝的治理体系彻底失效了。

汉武帝的酷吏政治，从高效到失效，经历了短短的几十年，司马迁耳闻目睹，亲身经历。法家的灵活高效，可以兴于一时，不能行之长久。远不如迂阔的儒家，把关系理顺，然后自然运行出善的结果。当然，在汉代以前，纯粹的儒家其实很少得到主政的机会，那么，一旦得到机会，理想可以落地生根，儒家又将怎样迂远地建设他们美好的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