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地毒杀一个男人是件极其恶毒的事。如果旁边有把左轮手枪，她一把抓了起来杀死了他，那么说不定还算情有可原。但这种冷酷、充满蓄谋和报复意图的毒杀则需要杀手镇定非常，内心坚硬。”这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五只小猪》（Five Little Pigs）中的一句话。事实上，读者们读到后来就会发现凶手做出毒死埃米亚斯·克雷尔（Amyas Crale）的决定其实并非那么镇定，反而充满激情，随着中毒的发生……好了我不会再说了，因为我不想给任何尚未读过此书的人剧透有史以来最好的侦探小说之一。
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名毒药专家，年轻时曾做过医院药剂师，而我作为她写作风格的承袭者（不过我更乐意称之为帮手）则解锁了自己虚构毒杀情节的本领。在我的写作经历中，以前还从没用毒药来作为凶手谋杀的方式，直到2013年我的第一本波洛小说《字母袖扣谋杀案》（The Monogram Murders）问世。在构思此书时，有那么一瞬间的灵感让我觉得需要把它写进去：具体来说就是氰化物。在我的第二本波洛小说《封闭的棺材》（Closed Casket）中，我再次使用了毒药，这一次的选择是士的宁。难道说是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背景解放了我那投毒者的内心？我认为不仅于此。写完《封闭的棺材》一书后不久，我便出版了一部和它是同时代背景的犯罪小说——《蓝熊恶霸》（Bully the Blue Bear），书中凶手将受害者会过敏的食物用作具有个人针对性的毒药。就算故事中的凶手可以得到氰化物或士的宁，但她也并没选用，因为这些玩意儿是众所周知的毒药。相对而言，带几个会让受害者过敏的煮鸡蛋溜进现场，再把它们放到某个特殊的午饭盒里，这种做法让人不大能猜疑到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身上——因为她看起来真的不太像个凶手。话虽这么说，她本人可对自己所策划的这场谋杀心知肚明。
许多作家在写谋杀谜案时比起大篇幅描写谋杀，其实更注重描写谜案，当一个令人困惑的心理谜团摆在眼前时，很多作家可能并不想浪费笔墨在描写窒息、呕吐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上，而是更愿意集中注意力去处理那些费解的谜团。
我承认，我是在说我自己。这是个有点儿令人尴尬的故事：我曾应邀读一本犯罪小说并为它写几句封面推荐语。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因谋杀自己身患绝症的丈夫而受审。她承认是自己杀死了他，并辩解说这是为了结束他的痛苦，是仁慈之举。我对出版商说：“我必须问问，接下来还有什么转折吗？会不会他没有得绝症，只是因为她恨他，所以想让他死呢？”“并不是。”出版商略带困惑地说：“他真的快死了，她爱他，确实是出于仁慈杀了他。”“要是那样的话我不愿看这本书。”我说：“这故事也太让人郁闷了。”
我的第三本波洛小说《四分之三的秘密》（The Mystery of Three Quarters）中没有涉及毒药。我目前正在构想第四本书，还没有决定受害者的死亡方式。就像波洛一样，我有“秩序癖”，而毒药可能会让线索如乱麻般纠缠难辨。我忍不住想谋杀应该是快速、直率和面对面的。当然，谋杀绝不应该发生在第一个场景中，除了在小说里。如果你是犯罪小说的读者、真正的犯罪小说迷或有抱负的犯罪小说作家，那么毫无疑问，你会在本书中获得很愉快的阅读体验。
索菲·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