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军事实力的下降，文化开始在唐的对外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些唐朝官员希望通过文化影响和控制四邻。这个想法本身并不新颖，很早便有一种政治学说主张四邻有意而且有能力接受中原文化，而且唐人也从未坚持认为自己与四邻在文化上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九世纪的学者陈黯在上述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华心”的概念。他认为，一个人是否有“华心”，取决于其教养和文化倾向，而不是出生地。他说：“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陈黯主张，上述观念应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唐廷应“华其心而不以其地也”。357
对于藩镇割据、军力疲弱的唐朝来说，这恐怕是唯一可行的对外政策。它的实际效果虽然成疑，却得到了862年进士及第的王棨的热烈赞扬。王棨在长赋《耀德不观兵》中写道：“声教斯播，戎夷自平。”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唐朝皇帝可以“修文而可致其肃穆”。358
同样是在九世纪六十年代进士及第的司空图却对王棨的观点不以为然。在司空图看来，有些官员已经与现实完全脱节，王棨便是其中之一。这些官员泥古不化，因此经常高估中原文化对四邻的实际影响力。另一些官员与这些人恰恰相反。他们行事果断，但缺乏缜密的策划能力，一味仰仗武力。在司空图看来，这两种人都不能帮助唐廷“扼阽危之机”。只有“必济德于谋，济谋于险”的人，才能“庶几可以寿宗社之数矣”。359可惜的是，唐王朝并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它最终在907年灭亡，而司空图也在唐朝灭亡一年后过世。
唐廷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无法把握政策的合宜性，衰落时如此，强盛时亦如此。因此，群臣在讨论政策时意见多有分歧，很少能够达成一致。不过，这种分歧并不意味着唐廷官员素养不高，反而是其思想活跃的表现。他们知道，唐与四邻各自的情况从本质上说是不断变动的，这种不断变动的特性会不时地塑造和重塑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唐朝的对外政策需要不断调整，没有任何一种方案能够实现永久和平，也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纠纷。但是，国际政治中确实存在着一条指导原则——对外政策必须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一国政策的合宜性决定了该国的命运。正所谓：“其兴也宜哉，其亡也宜哉。”360
1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13，463页；赵岐、孙奭：《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卷9上，2735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Oxford，1893; rpt.，Hong Kong，1960），vol. 2，p. 352。
2所谓“服”包括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统称五服。史料中记载的服的数目与名称有所出入。有的记六服，有的记九服。参见贾公彦等撰：《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卷29，835页，卷37，892页；《国语》，《四部丛刊》本，卷1，3页上—下；《史记》，卷2，75—77页。相关讨论见Michael Loewe，“China’s Sense of Unity as Seen in（接下页）（接上页）the Early Empires”，T’oung Pao，80，nos. 1—3（1994），p. 12。还可参考他的“The Heritage Left to the Empires”，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Cambridge，1999），p. 995—997。
3朝献的频率不一，有每年一次、两年一次、六年一次，取决于中外诸侯“服”的具体地点，见贾公彦等撰：《周礼注疏》，卷37，892页；《国语》，卷5，14页下—15页上；邢昺等撰：《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卷1，2570页。关于朝献的讨论，见刘恒：《关于商代纳贡的几个问题》，《文史》2004年第4辑，6—7页。
4赵岐、孙奭：《孟子注疏》，卷12下，2759页。
5《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50，2103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5，p. 700。
6赵岐、孙奭：《孟子注疏》，卷8上，2725页。
7《春秋左传正义》，卷48，2084页。英译见Yuri Pines，“Beasts or Humans：Pre-imperial origins of the Sino-Barbarian Dichotomy”，in Mongols，Turks，and Others：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edited by Reuven Amitai and Michal Biran（Leiden，2005），p. 73。
8沈长云：《由史密簋铭文论及西周时期的华夷之辨》，《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26—28页；王献唐：《人与夷》，《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82年，203—226页。
9有关这个二分法的讨论，见小倉芳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左伝』研究ノート》，京都：青木書店，1970年，320—335页；王明荪：《论上古的夷夏观》，《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4期，1983年，19—22页。
10Poo Mu-chou，Enemies of Civilization：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 in Ancient Mesopotamia，Egypt，and China（Albany，2005），pp. 77—79.
11《春秋左传正义》，卷6，1748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5，p. 45—46。
12《史记》，卷4，149页。
13这个字眼最早出现在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卷1，2196页。汉代文人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汉代朝廷则将“大一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卷6，3页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见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长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43—55页；Yuri Pines，“‘The one That Pervades All’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Origins of ‘The Great Unity’ Paradigm”，T’oung Pao，86，nos. 4—5（2000），pp. 208—234；冉光荣：《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观与民族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25—32页。
14邢昺：《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卷14，2512页；《史记》，卷62，213页。
15《春秋左传正义》，卷42，2030页。
16孔颖达等撰：《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3，130页；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0，2249页；《春秋左传正义》，卷14，1811页，卷25，1898页，卷26，1903页；《国语》，卷1，1页上—下。
17《春秋左传正义》，卷50，2103页；贾昌朝：《群经音辨》，《四部丛刊》本，卷6，6页下。
18《春秋左传正义》，卷50，2103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5，p. 700。另见贾昌朝：《群经音辨》，卷6，6页下。关于春秋时期中国与四邻关系的讨论，见小倉芳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左伝』研究ノート》，324—328页。另见Yan Xuetong，“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e-Qin Interstate Political Philosophy”，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edited by Daniel A. Bell and Sun Zhe; translated by Edmund Ryden（Princeton，2011），pp. 26—42。
19《国语》，卷14，2页下。
20吉天保：《孙子集注》，《四部丛刊》本，卷3，3页下—5页下：“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英译见Ralph D. Sawyer，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of Ancient China（Boulder，1993），p. 161。另见《汉书》，卷45，2183页。有关诸侯国关系的讨论，见Richard Louis Walker，The Multi-State System of Ancient China（Westport，1953）。
21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8，2297页。同页还写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英译见Yuri Pines，“Beasts or Humans”，p. 83。
22《国语》，卷2，3页下。汉代思想家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见董仲舒：《春秋繁露》，卷4，4页上—下；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206页。后者的英译见Esson M Gale，Discourses on Salt and Iron：A Debate on State Contro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Ancient China（Rpt.，Taipei，1967），pp. 100—101。
23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2199页。该书卷18，2297页写道：“王者欲一乎天下。”英译见Pan Yihong，Son of Heaven and Heavenly Qaghan，p. 19；Yuri Pines，“Beasts or Humans”，p. 83。汉代史家司马迁认为“天下”思想可以追溯到黄帝及夏代，见《史记》，卷1，11—12、14页；卷2，75—77页。
24《国语》，卷6，10页上—下。
25赵岐、孙奭：《孟子注疏》，卷2上，2674—2675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2，pp. 154—155。
26关于“德”“义”“利”相互间关系的讨论，见尼子昭彦：《義利相関説考》，载飯田利行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刊行会编集：《東洋学論叢——飯田利行博士古稀記念》，東京：国書刊行会，1981年，339—350页；侯家驹：《孟子义利之辨的涵义与时空背景》，《孔孟月刊》第23卷第9期，1985年，29—33页；张守军、冯郁：《儒家先义后利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的再认识》，《齐鲁学刊》第5期，1995年，28—35页；黄俊杰：《孟子义利之辨章集释新诠》，《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1卷第1期，1988年，151—170页。
27邢昺：《论语注疏》，卷2，1463页；卷7，1481页；卷12，2504页；卷17，2526页。“义”在《论语》中共出现24次，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291页。
28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邢昺：《论语注疏》，卷4，2471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1，pp. 170。还可参考杨国荣：《从义利之辨看儒家价值观》，《中国文化月刊》第152期，1992年，6—20页。
29赵岐、孙奭：《孟子注疏》，卷10上，2741页。
30邢昺：《论语注疏》，卷4，2471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1，p. 166。同页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31邢昺：《论语注疏》，卷13，2507页。同书，卷8，2487页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1，p. 212。
32孔子强烈反对“不义而富且贵”，见邢昺：《论语注疏》，卷7，2482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1，p. 200。
33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又曰：“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见邢昺：《论语注疏》，卷4，2471页；卷13，2507。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1，p. 169，p. 270。
34邢昺：《论语注疏》，卷14，2511页；卷16，2522页；卷19，2531页。
35赵岐、孙奭：《孟子注疏》，卷1上，2665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2，p. 126。
36赵岐、孙奭：《孟子注疏》，卷12上，2756页。
37《墨子》，《四部丛刊》本，卷10，21页上。对墨子哲学思想的讨论，见David S. Nivison，“The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Writings”，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Cambridge，1999），pp. 760—763。还可参考Fung Yulan（Derk Bodde trans.），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vol. 1（Princeton，1983），pp. 85—86，248—249。
38《墨子》，《四部丛刊》本，卷10，1页上—下有“忠以为利而强低也”“孝，利亲也”等语。
39同上书，卷9，2页上。
40同上书，卷1，8页下；卷4，4页上—下，8页上，13页下；卷9，3页下。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2，p. 107。
41《墨子》，卷4，13页下记：“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关于“兼爱“的讨论，见David S. Nivison，“The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Writings”，pp. 763—765。
42荀况：《荀子》，《四部丛刊》本，卷19，13页下—14页上。
43同上书，卷2，9页上—下。
44同上书，卷2，14页上。
45同上书，卷2，17页上。对荀子哲学思想的讨论，见David S. Nivison，“The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Writings”，pp. 794—796。
46孔颖达：《礼记正义》，卷12，1338页；卷52，1625页。
47《春秋左传正义》，卷29，1933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5，p. 424。关于贪婪的非汉民族的记载，见《春秋左传正义》，卷11，1786页；卷15，1818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5，p. 124，192。另见《国语》，卷13，1页上—2页上。
48《国语》，卷2，9页上。
49《春秋左传正义》，卷4，1734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5，p. 28。
50孔颖达：《礼记正义》，卷9，1304页。
51当然也有非汉部族觊觎中原，这使得中原的诸侯国只有两个选择——割地或殊死一战，见赵岐、孙奭：《孟子注疏》，卷2下，2682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2，pp. 175—177。
52《春秋左传正义》，卷29，1933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5，p. 424。
53《春秋左传正义》，卷31，1951页。英译参照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5，p. 424，笔者对此有修订。
54《国语》，卷1，1页上。
55《春秋左传正义》，卷16，1821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 5，p. 196。这个观点与荀子人性恶的主张一致，荀子因此认为统治者应该用刑罚约束民众，见《荀子》，卷17，7页上。
56关于匈奴，见Pan Yihong，“Early Chinese Settlement Policies towards the Nomads”，Asia Major（third series），5，no. 2（1992），pp. 61—77；Denis Sinor，“The Establishment and Dissolution of the Türk Empire”，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edited by Denis Sinor（Cambridge，1990），pp. 285—316；Yü Ying-shih，“Han Foreign Relations”，in 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B. C. —A. D. 220，vol. 1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edited by Denis C.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Cambridge，1986），pp. 377—462；Chang，Chun-shu，The Rise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 1（Ann Arbor，2007），pp. 4—5。
57《史记》，卷110，2894页；《汉书》，卷64上，2801页。
58《史记》，卷99，2719页。英译见Burton Watson，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Han Dynasty （I & II）Revised edition（New York，1993），pp. 238—239。有关秦汉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形成的论述，见王明荪：《中国北边政策之初期形成》，载林恩显编：《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1985年，283—303页。
59《史记》，卷100，2730—2731页。英译见Burton Watson，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p. 249。
60贾谊：《新书》，《四部丛刊》本，卷4，62页下—66页下。
61《汉书》，卷48，2240页。
62《史记》，卷110，2902页。
63《汉书》，卷60，2671页。
64其他汉代文人称这些地区为“不食之地”，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205页。
65刘向：《新书》，《四部丛刊》本，卷10，15页下。更早时，秦朝丞相李斯得出了相同结论，夺取匈奴土地，征服其民众不会给秦带来实质利益，见《汉书》，卷64上，2800页。
66《汉书》，卷52，2400页。
67见商鞅：《商子》，《四部丛刊》本，卷1，2页下。秦国相吕不韦的看法相似，参见James D. Sellman，Timing and Rulership in Master Lü’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Lüshi chunqiu）（Albany，2002），p. 115。仲长统（179—220）在《损益篇》中阐释了这一观点：“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变而不如前，易而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见《后汉书》，卷49，1650页。
68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四部丛刊》本，卷6，18页下—19页上。英译见Yuri Pines，“Beasts or Humans”，p. 78。关于汉代官员对待传统的态度，见Michael Loewe，“China’s Sense of Unity as Seen in the Early Empires”，p. 23。
69《汉书》，卷52，2401页；卷59，2641—2642页，卷64下，2813页；王利器：《盐铁论校注》，205—206页。
70《汉书》，卷64上，2777页。
71贾谊：《新书》，卷4，61页上—62页下。晁错（前200—前154）赞成贾谊的观点，并进而主张汉廷应与域外部落结盟，鼓动他们相互攻击，分化他们，并学习他们的军事技能，见《汉书》，卷49，2281页。
72《汉书》，卷74，3136页。英译见Burton Watson，Courtier and Commoner in Ancient China：Selec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by Pan Ku（New York，1974），pp. 178—179。
73关于东汉初年朝廷中的论争，见《后汉书》，卷18，695页。
74同上书，卷88，2912页。
75同上。
76《蔡中郎文集》，《四部丛刊》本，卷6，5页上。
77班固批评贾谊利用境外部落的建议是“其术固以疏矣”，见《汉书》，卷48，2265页。
78《汉书》，卷94下，3830、3833—3834页。英译参照Yuri Pines，“Beasts or Humans”，pp. 79—80，笔者对英译有修订。后世官员及史家赞同班固对域外民族的分析。东汉官员宋意曾评论道：“夫戎狄……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见《后汉书》，卷41，1415—1416页。《后汉书》作者范晔也指出：“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见《后汉书》，卷18，695页。
79有关“羁縻”政策的讨论，见彭建英：《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略论》，《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104—106页；《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5—66页。
80《后汉书》，卷89，2946页。
81同上。萧望之（？—前47）以匈奴单于为例阐述上述政策：“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籓，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汉书》，卷78，3282页；卷94下，3814页。英译见Burton Watson，Courtier and Commoner in Ancient China，pp. 212—213。
82Denis C. Twitchett，“Tibet in Tang’s Grand Strategy”，p. 145；Mark Edward Lewis，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The Tang Dynasty（Cambridge，2009），pp. 145—147.
83相关事例见《旧唐书》，卷194下，5193页；《新唐书》，卷215，6037—6038页；《资治通鉴》，卷194，6117页。
84《唐大诏令集》，卷128，632页；《册府元龟》，卷170，9页下—10页上；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246页。关于这一时期唐与吐谷浑、高句丽关系的论述，见Hans Bielenstein，Diplomacy and Trade in the Chinese World，589—1276（Leiden，2005），pp. 111—116，279—281。
85双方达成协议，高祖同意遣返从隋都逃亡、现居唐都的原吐谷浑首领；作为回报，吐谷浑承诺进攻李轨的军队。吐谷浑使者不久便造访长安。但此行的目的不是朝贡，而是催促唐廷兑现诺言。见《资治通鉴》，卷187，5841页。
86《资治通鉴》，卷190，5951、5953、5966—5967、5969、5982页；卷191，5984、5988、5991、5993—5994、 5998—6000页。关于唐与薛延陀的关系，见Howard J. Wechsler，“T’ai-tsung（reign 626—49）”，pp. 230—231。
87622年，他在给高句丽王的敕书中释放善意：“各保疆场，岂非盛美。”见《旧唐书》，卷199上，5320—5321页；《册府元龟》，卷170，10页上。有关这一时期唐与新罗、唐与百济关系的论述，见Hans Bielenstein，Diplomacy and Trade in the Chinese World，589—1276，pp. 121—122，125—127。关于唐廷与其他主要亚洲邻居关系的研究，见Warran I. Cohen，East Asia at the Center：Four Thousand Years of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New York，2000），pp. 66—82。
88《旧唐书》，卷28，1045页
89《旧唐书》，卷62，2389页。
90同上书，卷71，2558页；《资治通鉴》，卷193，6085页。
91对这一事件的讨论，见辻正博：《麹氏高昌国と中国王朝》，载夫馬進编：《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年，70—78页。
92参见礪波護：《唐中期の政治と社会》，《岩波講座世界歴史》5，東京：岩波書店，471—473页；Cheung Hok-ming，“Conquerors and Consolidators in Anglo-Norman England and T’ang China：A comparative study”，Asian Culture，13，no. 1（1985），pp. 63—85。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72—79页有表详细列出唐羁縻州的名称及所在地。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36—162页也有类似表格。有关都护体系的研究，参见李大龙：《都护制度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112—127页；李鸿宾：《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99—120页。
93《资治通鉴》，卷195，6156页。
94《旧唐书》，卷71，2558页；《新唐书》，卷221上，6241页；《资治通鉴》，卷193，6085页。另见Howard J. Wechsler，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pp. 192—200。
95《国语》，卷1，1页上—2页上。
96对道家主要学说的概括性介绍，见《史记》，卷130，3292页。唐代文人颜师古注解《汉书》时，也提出了他对道家主要思想的阐释，见《汉书》，卷62，2708—2710页。
97《旧唐书》，卷28，1045页。
98同上书，卷71，2560页；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125—126页。
99《旧唐书》，卷71，2548页；王方庆：《魏郑公谏录》，《四库全书》本，卷1，8页上—下。
100同上书，卷72，2576页。
101《资治通鉴》，卷193，6091页。关于这一时期唐与康国关系的研究，见Hans Bielenstein，Diplomacy and Trade in the Chinese World，589—1276，pp. 327—328。
102关于这次事件的讨论，见Howard J. Wechsler，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pp. 176—183。
103《旧唐书》，卷71，2560页；刘肃：《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卷13，196页。
104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传》，卷1，7页。太宗在登基两年之后的628年宣布：“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同年，他就治国问题征询王珪的意见。后者回答说：“近世重文轻儒。……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太宗对王珪的意见表示赞同。见《资治通鉴》，卷192，6054页。629年，太宗与孔颖达就《论语》中的一些章句展开讨论，见《资治通鉴》，卷193，6058、6067页。魏征为向太宗提供治国的经验教训编纂了《群书治要》，此书就有《老子》的一些章节，见魏征：《群书治要》，《四部丛刊》本，卷34，1页上—16页下。太宗为此下诏褒奖魏征，见《全唐文》，卷9，41页。
105《旧唐书》，卷61，2364页。
106《旧唐书》，卷194上，5158页；《资治通鉴》，卷191，6020页。太宗的观点与老子的下述思想十分接近：“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见李耳：《老子德经》，《四部丛刊》本，18页下。英译见D. C. Lau，（trans.）Tao Te Ching（Hong Kong，1963），p. 109。
107《全唐文》，卷10，48页。628年，太宗对王珪“志尚清净，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治国理念深表赞同，见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卷1，29页。唐人张守节在为《史记》做注释时指出：“无为者，守清净也。”见《史记》，卷130，3292页。另一位唐人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时也有同样解释，见《汉书》，卷62，2798—2710页。有关道教对唐代政治影响的研究，见吕锡琛：《道家道教与中国古代政治》，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282—319页；李大华等著：《隋唐道家与道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4—16页；沈世培：《唐太宗政治思想探源》，《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103—104页；Timothy H. Barrett，Taoism under the T’ang：Religion and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London，1996），pp. 29—45. John Lagerwey，“Taoist Ritual Space and Dynastic legitimacy”，Cahiersd’Extrême-Asie，8（1995），pp. 87—94。
108《资治通鉴》，卷192，6049页
109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41、424页。
110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193页；张君房：《云笈七签》，《四部丛刊》本，卷122，4页下—5页上。其实早在619年，高祖就提出了同样的主张，见《唐会要》，卷50，865页；谢守灏：《混元圣纪》，《正统道藏》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卷8，117页；《全唐文》，卷928，4343页。
111《唐大诏令集》，卷113，537页；道宣：《广弘明集》，《四部丛刊》本，卷25，11页上—下。但对太宗来说，“无为”并非无所事事，而是不做违背“道”的事情。太宗的一首诗表明，在他的政策考量中，“清静无为”的前提是“执契静三边，持衡临万姓”。见彭定求：《全唐诗》，卷1，3页。对本诗的注释，可参考吴云、冀宇：《唐太宗全集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6—19页。
112《资治通鉴》，卷193，6075页。唐廷官员对安置投降的突厥部落的地点和方法的看法不完全相同。关于颜师古、李百药、窦静的观点，见《资治通鉴》，卷193，6075—6076页；《新唐书》，卷95，3849页。潘以红总结了这次争论中的三种主要意见，见她的“Early Chinese Settlement Policies towards the Nomads”，pp. 61—66。对唐代突厥部落安置问题的讨论，见石見清裕：《唐の突厥遺民に対する措置をめぐって》，载日野開三郎博士頌寿記念論集刊行会编：《論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の諸問題》，福岡：中国書店，1987年，109—147页；任大煕：《唐代太宗·高宗期の政治史への一視角——対外政策の諸対立を糸口にして》，《人文学科論集 》第22号，1989年，21—22页；呉玉貴：《唐朝における東突厥の降衆の安置問題に関する一考察》，载村川行弘监修：《7·8世紀の東アジア——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文化交流の再検討》，八尾：大阪経済法科大学出版部，2000年，58—67页；Jonathan Karam Skaff，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Culture，Power，and Connections，580—800，pp. 53—59。
113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503—504页；《新唐书》，卷99，3912页；《资治通鉴》，卷193，6076—6077页。
114两年之前的628年，突厥颉利可汗向唐廷投降。太宗在评论此事时表现出了对双方微妙关系的深入理解。他说：“夷狄弱则边境无虞。……然见其颠狈，又不能不惧，所以然者，（接下页）（接上页）虑己有不逮，恐祸变亦尔。”见《旧唐书》，卷194上，5160页；《资治通鉴》，卷192，6049页。魏征、令狐德棻（583—666）、李延寿持相同看法，见魏征等撰：《隋书》，卷84，1833—1834页；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49，899页；李延寿：《北史》，卷99，3304页。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见牛致功：《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38页。
115《资治通鉴》，卷193，6076页；王方庆：《魏郑公谏录》，卷2，5页下—7页上。
116《旧唐书》，卷199下，5364页；《通典》，卷185，985页；《册府元龟》，卷997，8页上。
117《通典》，卷185，985页。
118《旧唐书》，卷199下，5364页。
119李延寿曾以“不以无用害有用”来解释中原王朝为何不应为对外事务增加百姓的负担。他还警告说，过度扩张会导致一个王朝崩溃，见《北史》，卷94，3138页；卷97，3239—3240页。
120《旧唐书》，卷71，2558页；《资治通鉴》，卷193，6085页，卷194，6213页。
121《旧唐书》，卷91，2940页。
122同上书，卷66，2466页。630年的一次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时林邑使者向唐廷奉表。一些唐廷官员认为其国书言语不敬，力劝皇帝出兵讨伐。太宗引用老子的话反驳道：“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言语之间，何足介意。”见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475页；《资治通鉴》，卷193，6078—6079页。关于唐与林邑关系的讨论，见Hans Bielenstein，Diplomacy and Trade in the Chinese World，589—1276，pp. 36—38。
123《资治通鉴》，卷193，6067页；《新唐书》，卷215上，6023页。
124《新唐书》，卷215上，6023—6024页。
125《旧唐书》，卷91，2940页。
126《资治通鉴》，卷198，6246页。太宗还援引古圣先贤的统治方法进一步阐发如下观点：他们成功的治绩是因为能“与民同利”。但实际上，唐人与域外百姓的需求和利益并不总是完全吻合。716至734年的突厥首领真珠毗伽可汗认为，唐廷的羁縻政策只不过是裹着蜜糖的毒药。他说：“唐人的话语甜蜜，宝物华丽。他们用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宝物诱惑，使得远处的人民靠近（他们）。当住近了以后，他们就心怀恶意。他们不让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为。一人有错，连其族人、人民、后辈都不饶恕。由于受到他们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宝物诱惑，突厥人民，你们死了很多人。”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118页。这段碑文的英译，见Talat 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Bloomington，1968），pp. 261—262。对此问题的讨论见David Wright，“The Northern Frontier”，in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edited by David A. Graff and Robin Higham（Boulder，2002），pp. 68—69。
127孔颖达等编撰：《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4，135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1，pp. 55—56。
128对此问题的讨论，见Hsiao Kung-chuan（trans.，F. W. Mote），A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Princeton，1979），1，pp. 155—156。
129《旧唐书》，卷62，2388页；《资治通鉴》，卷195，6132页。
130《旧唐书》，卷72，2567页。
131《旧唐书》，卷62，2388—2389页；《资治通鉴》，卷193，6081—6082页。另见Pan Yihong，“Early Chinese Settlement Policies towards the Nomads，” Asia Major（third series），5，no. 2（1992），pp. 61—77；伊瀬仙太郎：《塞外系内徙民に對する唐朝の基本的態度》，《歴史教育》第15卷，1967年，8—19页；Hans Bielenstein，Diplomacy and Trade in the Chinese World，589—1276，pp. 397—402。
132《旧唐书》，卷80，2733、2736—2737页；《资治通鉴》，卷196，6178页。
133《旧唐书》，卷80，2736—2737页；《资治通鉴》，卷196，6178页；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507页。
134《资治通鉴》，卷195，6155—6156页；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507页。褚遂良认为，高昌是“他人手足”，陇右是中国的“腹心”，这一观点与唐廷视关中、陇右为安全重心的整体战略一致，见陈寅恪：《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133、136—137页。
135《全唐文》，卷10，48页。
136《旧唐书》，卷62，2388页；《资治通鉴》，卷193，6081页。在639年的另一个场合，太宗使用了同样的类比，见《资治通鉴》，卷195，6149页。
137《旧唐书》，卷128，3587页。
138同上书，卷71，2551页。
139《全唐文》，卷10，51页。
140《旧唐书》，卷195，5216页。汉代文人蔡邕最早使用“疥”的比喻，见氏著：《蔡中郎文集》，《四部丛刊》本，卷6，4页下。
141《旧唐书》，卷80，2734、2737页；《资治通鉴》，卷196，6178页；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507页。
142《旧唐书》，卷80，2733页。
143《资治通鉴》，卷197，6200—6201页。
144《旧唐书》，卷28，1045页。
145《唐大诏令集》，卷129，642页；《资治通鉴》，卷194，6119页。
146《全唐文》，卷10，50页。
147《旧唐书》，卷198，5371页。古代学者深谙此义。韩非说：“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见氏著：《韩非子》，《四部丛刊》本，卷19，9页下。左丘明有同样的见解：“刑以威四夷。”见《春秋左氏传》，《十三经注疏》本，卷16，1821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5，p. 196. 汉代官员对秦与四邻的关系有类似的评论，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497页。
148David Wright，“Son of Heaven and Heavenly Qaghan：Sui-Tang China and its Neighbors”（Book Review），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1999），pp. 1117—1118.
149《旧唐书》，卷71，2550页；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17页。
150《旧唐书》，卷71，2551页。“德”具有多重含义，其确切含义应根据具体语境而定。“凶德”是另外一个例子。这个字意指盗窃、作恶、窝藏盗贼、接受赃物等。见《春秋左氏传》，卷20，1861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5，p. 282。关于“凶德”的用例，见孔颖达等编撰：《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9，172页。关于“德”在《春秋左氏传》中含义的讨论，见小倉芳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左伝』研究ノート》，京都：青木書店，1970年，62—72、73—79页。
151《春秋左氏传》，卷5，1741页。
152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8，86页。
153《春秋左氏传》，卷52，2119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5，p. 727。“九德”也可指称其他的能力、素质，见孔晁：《逸周书》，《四部丛刊》本，卷1，6页上；卷4，5页下。《春秋左氏传》，卷19上，1846页。
154李延寿：《北史》，卷96，3196页；《南史》，卷79，1987页。房玄龄（579—648）也持类似观点，见《唐会要》，卷99，1775—1776页。
155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37，1528页；邢昺：《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卷2，2461页；刘熙：《释名》，《四部丛刊》本，卷4，25页上。汉代《黄石公素书》，《四库全书》本，1页下记载：“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德的终极目标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见孔颖达：《尚书正义》，卷4，135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1，pp. 55—56。大英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各藏有唐人杜正伦作品《百行章》手抄本。在卷1及卷16中，“德”字写作“得”。见林聪明：《唐杜正伦及其百行章》，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79年，53—54、75页；福井康順：《百行章についての諸問題》，《東方宗教》13—14，1958年，1—23页。
156参见Arthur Waley，The Way and Its Power：A Study of the Tao Te Ching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London，1934），pp. 31—32；A. C. 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La Salle，Illinois，1989），p. 13；David S. Nivison，“Royal Virtue in Shang Oracle Inscriptions”，Early China，4（1978—1979），pp. 52—55；小南一郎：《天命と徳》，《東方学報》第64号，1992年，39—40页；小南一郎：《古代中国天命と青銅器》，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6年，201、220—226页；小野澤精一：《德論》，载《中国文化叢書》第2巻，東京：大修館書店，1968年，151—184页。另见王健文：《有盛德者必有大业——“德”的古典义》，《大陆杂志》 第1期，1992年，33—46页；Yuri Pines，Envisioning Eternal Empire：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Warring States Era（Honolulu，Hawai’i，2009），pp. 39，43。
157《唐大诏令集》，卷130，643页。
158Arthur Waley，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London，1938），p. 33. Jay Sailey，“A. C. Graham’s Disputers of the Tao and Some Recent Works in English on Chinese Thought”，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12，no. 1（1992），pp. 36—41；Fung Yu-lan（Derk Bodde trans.），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vol. 1.（Princeton，New Jersey，1983），p. 179. 早期中国典籍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见《春秋左氏传》，卷23，1882—1883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5，p. 320。
159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卷48，1598页，卷52，1629页；《国语》，卷3，1页下，卷7，5页上；贾昌朝：《群经音辨》，《四部丛刊》本，卷5，7页下。
160管仲：《管子》，《四部丛刊》本，卷13，3页上；刘安：《淮南子》，《四部丛刊》本，卷9，13页下。《淮南子》卷9英译,见Roger T. Ames，The Art of Rulership：A Study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Honolulu，Hawai’i，1983），pp. 165—209。在A. C. 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pp. 11，45和James D. Sellman，Timing and Rulership in Master Lü’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Lüshi chunqiu）（Albany，New York，2002），p. 115中，“义”被译为“proper timing”。
161凶杀在中国社会一般会被判处死刑，但如果一个人杀死的是凌辱其父母、兄弟或长辈的恶徒，那么他的行为就可以被认为是正当的，见贾公彦等撰：《周礼注疏》，卷14，732页。
162《唐大诏令集》，卷130，645页。
163《旧唐书》，卷66，2466页。
164孔颖达：《礼记正义》，卷12，1338页；《汉书》，卷52，2400页；《后汉书》，卷89，2946页；《新唐书》，卷215，6037页；《资治通鉴》，卷193，6075—6076页，卷194，6117页。
165《春秋左氏传》，卷16，1822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5，p. 201。
166《春秋左氏传》，卷30，1942页，卷51，2107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5，p. 440。另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卷1，15页。
167《春秋左氏传》，卷45，2059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5，p. 629。
168《春秋左氏传》，卷25，1894页。英译见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5，p. 334。《国语》，卷2，2页上，卷3，3页下，卷7，7页上，卷8，9页下。《国语》最后一条资料将“义”比喻为“利之足”。
169孔颖达：《礼记正义》，卷60，1675页。
170《春秋左氏传》，卷28，1917页。
171同上。
172刘熙：《释名》，卷4，25页上；孔颖达：《礼记正义》，卷48，1598页，卷52，1629页。
173孔颖达等编撰：《尚书正义》，卷8，161页。
174孔颖达：《礼记正义》，卷12，1338页。
175邢昺：《论语注疏》，卷5，2474页。
176孔颖达：《礼记正义》，卷12，1338页。
177《全唐文》，卷8，39页。太宗也以此评价其他政权君主的行为。他表扬突利可汗在北方草原遭遇自然灾害和饥馑时投靠唐朝。这使突厥君主“转祸为福”，因此“厥义可嘉”。见《全唐文》，卷4，15页。
178对游牧民族社会的综合论述，见Nicola Di Cosmo，“Ancient Inner Asian nomads：Their Economic Basi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Histo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3，no. 4（1994），pp. 1092—1126。另见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食货月刊》复刊第1卷第12期，1972年，1—11页。
179《春秋左氏传》，卷50，2103页。
180《国语》，卷16，1页上—下。
181孔颖达：《礼记正义》，卷12，1338页；《旧唐书》，卷199下，5364页。
182汉代官员杜钦将四邻比作“中国之阴”，见《汉书》，卷60，2671页。
183令狐德棻等编撰：《周书》，卷50，921页。《旧唐书》卷196下，5266页在评论唐与突厥关系时解释道：“盛则侵我郊圻，衰则服我声教。”李延寿对游牧民族有相同的评论：“考之前代，屡经叛服。窥觇首鼠，盖其本性。”见氏著：《北史》，卷96，3196页。另见Robin D. S. Yates，“Body，Space，Time，and Bureaucracy：Boundary Crea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in Early China”，in Boundaries in China，ed. John Hay（London，1994），pp. 56—80；Joseph Chan，“Territorial Bundaries and Confucianism”，in Daniel A. Bell ed. Confucian Political Ethics（Princeton，New Jersey，2007），pp. 61—84。
184《旧唐书》，卷51，2168页。
185同上书，卷71，2554页；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441页。
186《旧唐书》，卷71，2552页。
187同上书，卷51，2165页。
188同上书，卷66，2466页。
189《资治通鉴》，卷192，6408页。
190同上书，卷193，6063—6064页。
191《资治通鉴》，卷193，6091页。
192同上书，卷194，6100页。
193同上书，卷194，6096页。
194同上书，卷194，6097页、6105页；《册府元龟》，卷109，17页下—18页上。太宗清楚自己的脾气急躁。628年，他谈到自己需要“抑情损欲，剋己自励”。魏征也反复提醒他不要“纵情以傲物”。见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424页。
195《资治通鉴》，卷194，6109页。
196同上书，卷194，6121页。
197同上书，卷195，6137—6138页。639年，魏征列出了皇帝十项有始无终的事情，见《资治通鉴》，卷195，6129、6147页。实际上，637年洛水泛滥，殃及六百多户百姓后，太宗仍能听取批评意见。但他是否接受批评则另当别论。见《旧唐书》，卷37，1351—1352页。
198《资治通鉴》，卷196，6172、6176页。
199《资治通鉴》，卷196，6184页。
200《新唐书》，卷217下，6139页；《册府元龟》，卷170，12页上。
201王柯：《「天下」を目指して——中国多民族国家の歩み》，農山漁村文化協会，2007年，5—6页；李鸿宾：《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41—51页。
202《资治通鉴》，卷192，6022页。
203《旧唐书》，卷199下，5346页。太宗还以“华夷父母”著称。629年，太宗自称“四海之主”。见《资治通鉴》，卷193，6070、6088—6089页。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见越智重明：《華夷思想と天下》，《久留米大学論叢》第37卷第2号，1988年，1—40页。
204《旧唐书》，卷3，39—40页；《资治通鉴》，卷193，6073页。
205李渊的母亲来自独孤氏，李世民的妻子则来自长孙氏。
206《资治通鉴》，卷194，6103—6104页。
207《旧唐书》，卷194上，5157页。
208《资治通鉴》，卷197，6215—6216页；《唐会要》，卷94，1690页。房玄龄主张，践行仁义者都可以被视为“中国人”，见他编纂的《晋书》，卷97，2550页。有关唐对外邻态度变化的研究，见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210—214页；冉光荣：《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观与民族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25—32页；越智重明：《華夷思想の成立》，《久留米大学比較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1号，1992年，43—137页。
209《旧唐书》，卷28，1045页。
210陈子昂：《陈伯佑文集》，《四部丛刊》本，卷8，18页下—19页下。
211《唐会要》，卷40，722页；王方庆：《魏郑公谏录》，《四部丛刊》本，卷1，4页上—下。
212733年，“天下”包括十五个道；742年，“天下”扩大为331个县，800个羁縻府州，见《旧唐书》，卷38，1385页；《资治通鉴》，卷215，6847页。有关兵部、礼部、户部官员使用“天下”的例证，见《唐六典》，卷4，125页，卷5，161—163页；《资治通鉴》，卷217，6269页。“天下”在《唐六典》中出现了约六十次，见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點から》，東京：校倉書房，2003年，33—39、46、53—60页。
213自八世纪五十年代，唐内部叛乱减弱了唐廷对四邻的影响力，“天下”因此失去了世界主义的色彩，见《通典》，卷171，907页；《旧唐书》，卷196下，5247页；《新唐书》，卷216下，6107页；韩愈：《昌黎先生集》，卷31，3页上。
214《旧唐书》，卷198，5294页；《资治通鉴》，卷195，6146页。
215《新唐书》，卷221上，6221页。
216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247页。太宗在同一道诏书中还声称，自己“抚有天下”，“子育万方”，无论这些人是否已成为他的臣民。
217《资治通鉴》，卷196，6179—6180页。
218《旧唐书》，卷80，2733页；《资治通鉴》，卷197，6201页。
219《全唐文》，卷8，39页；《册府元龟》，卷985，18页上—下。
220《唐大诏令集》，卷130，645页。
221李延寿：《北史》，卷97，3239页。
222《旧唐书》，卷72，2567页。
223《新唐书》，卷221上，6233页。
224《全唐文》，卷4，15页。还可以参考太宗的一首诗，见彭定求：《全唐诗》，卷1，4页。
225《新唐书》，卷217下，6139页；《册府元龟》，卷170，12页上。
226《资治通鉴》，卷198，6253页。
227《李卫公问对》，《四部丛刊》本，卷中，4页下。英译见Ralph D. Sawyer，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of Ancient China，p. 337。对这部作品的讨论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Princeton，New Jersey，1995），pp. 91—93。
228令狐德棻等编撰：《周书》，卷50，921页。
229《旧唐书》，卷62，2388页。
230《唐会要》，卷95，1705页。
231《旧唐书》，卷199上，5329页。
232《资治通鉴》，卷197，6198页。
233《新唐书》，卷220，6188页；《资治通鉴》，卷197，6202页。有关这个惯例的典型例子，见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十三经注疏》本，卷16，2429页。
234《旧唐书》和《新唐书》的编撰者显然认为，这份诏书过于口是心非，不应收入他们的著作。但朝鲜史料和清代著作都忠实地记录了这份诏书，见金富軾：《三國史記》，卷21，1页下—2页上；《全唐文》，卷7，31页。
235《资治通鉴》，卷197，6206页。
236《旧唐书》，卷199上，5322页；《新唐书》，卷220，6189页；《资治通鉴》，卷197，6207页。
237《新唐书》，卷220，6189页；《资治通鉴》，卷197，6207页。
238《资治通鉴》，卷197，6207页。
239《新唐书》，卷220，6189页；《资治通鉴》，卷197，6212页；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460页。
240《新唐书》，卷220，6189页；《册府元龟》，卷985，13页上—下。
241《唐大诏令集》，卷130，644页；《全唐文》，卷7，32页。
242《资治通鉴》，卷197，6213页。
243《旧唐书》，卷62，2390页；《资治通鉴》，卷197，6215页。张亮是另一名反对征高句丽的唐朝官员，见《旧唐书》，卷69，2515页。
244《新唐书》，卷220，6190页；《资治通鉴》，卷197，6217—6218页；《册府元龟》，卷117，16页上—下。
245《资治通鉴》，卷198，6230、6234—6235页。对这些战术错误的分析，见于赓哲：《隋、唐两代伐高句丽比较研究》，载王小甫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62—63页。
246《资治通鉴》，卷198，6251页。
247宋钢、修远编撰：《帝范》，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199页。英译参照Denis C. Twitchett，“How to Be an Emperor：T’ang T’ai-tsung’s Vision of his Role”，Asia Major（3rd series），4，nos. 1—2，p. 83，笔者对英译稍有修改。
248《资治通鉴》，卷198，6254页。
249太宗一意孤行要从高句丽手中收复辽东，并消灭高句丽。他的意图如此明显，以至于646年开始编纂《晋书》的官员决定不谈及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晋书》第九十七卷是对“东夷”的记载，但其中完全没有关于高句丽的论述。见黄约瑟：《薛仁贵》，74页。
250《旧唐书》，卷66，2464、2466页；《资治通鉴》，卷197，6215页；卷199，6260页。
251《唐会要》，卷1，2页。在唐代政治文化中，谥号概括了逝者的所作所为（“谥行之迹也”）和功绩（“号者功之表也”），见孔晁：《逸周书》，《四部丛刊》本，卷6，5页下；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0页。
252孔晁：《逸周书》，卷6，5页下；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载泷川资言编纂：《史记会注考证》，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年重印，9页。
253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8页。
254同上。
255同上书，9页；孔晁：《逸周书》，卷6，5页下。
256《唐会要》，卷1，2页。
257《资治通鉴》，卷197，6201—6202页。
258范祖禹：《唐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南宋本，卷1，1页上—2页下；卷2，4页上。有关宋代文人对唐太宗的其他批评，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台北：世界书局，1983年，卷35，13页下。
259史怀梅（Naomi Standen）指出，十世纪时，人们对忠、信的看法并不拘泥于一种明确的解释，他们对这些概念似乎有更为宽泛的理解，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见他的Unbounded loyalty：Frontier Crossing in Liao China（Honolulu，Hawai’i，2007），pp. 62—63。笔者认为，唐代的情况也是如此。关于初唐的外交及对外政策思想的研究，见笔者的文章“Ideas concerning 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Tang Emperors Gaozu and Taizong”，Asia Major（3rd series），22，part 1（2009），pp. 239—285。
260《旧唐书》，卷199上，5330—5331页；《新唐书》，卷220，6199页；《资治通鉴》，卷199，6277页；《全唐文》，卷15，72页。
261《新唐书》，卷220，6196页；《资治通鉴》，卷200，6324页。
262《新唐书》，卷220，6195—6196页。
263《资治通鉴》，卷201，6355页。
264《旧唐书》，卷85，2815—2816页。
265《旧唐书》，卷87，2847—2848页。
266同上书，卷196上，5224页；《新唐书》，卷216上，6077页；《资治通鉴》，卷202，6386页。
267《新唐书》，卷215下，6061页；《全唐文》，卷186，844页。七世纪的文学天才骆宾王也持相同的观点，见氏著：《骆宾王文集》，卷9，7页上。
268《新唐书》，卷216上，6077页；《资治通鉴》，卷202，6390页。
269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四部丛刊》本，卷8，6页上—下，18页下—19页下。
270实际上，在十年前的674年，她就已经以“宜”来评估丈夫的政策，见《资治通鉴》，卷202，6374页。
271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8，20页上—21页上；《新唐书》，卷107，4071—4072页。
272《旧唐书》，卷199上，5328页；《新唐书》，卷200，6198页。该政策一直实施到武后朝结束，见《旧唐书》，卷199上，5328页；《新唐书》，卷220，6198页。
273金子修一：《則天武后治政下の国際関係に関する覚書》，《唐代史研究》第6号，2003年，17—27页。
274《资治通鉴》，卷204，6455—6456页。
275《新唐书》，卷216上，6079页。
276尽量满足吐蕃的请求，避免不必要地使他们失望，日后成为唐廷官员中流行的意见。702年，张鷟起草了一份给鸿胪寺的诏令：“听其市取，……宜顺其性，勿阻蕃情。”见《全唐文》，卷172，784页。
277《通典》，卷190，1024页；《资治通鉴》，卷205，6508页；《册府元龟》，卷655，15页下，卷662，24页上。
278《旧唐书》，卷89，2891页。
279同上书，卷89，2890—2891页；《册府元龟》，卷655，16页下；《资治通鉴》，卷206，6524—6525页。关于狄仁杰所提建议的讨论，见Jonathan Karam Skaff，“Tang Military Culture and its Inner Asian Influence”，in 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ed. Nicola Di Cosmos（Cambridge，Mass.，2009），pp. 171—172，175—176。
280乐史：《太平寰宇记》，卷200，4页上—6页下；《全唐文》，卷281，1277—1278页。在稍早的686年，当新罗使节表示要购买汉文书籍时，薛登对此表示了同样的顾虑。关于此事的讨论，见Wang Zhenping，Ambassadors from the Island of Immortals，p. 197。
281《资治通鉴》，卷206，6533—6535、6543—6544页。
282《唐会要》，卷100，1798页。另见《新唐书》，卷221下，6264—6265页；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卷16，65页下；白居易、孔传：《白孔六帖》，卷57，33页下；仁井田陞：《唐令拾遺》，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33年初版，1964年重印，852页。
283《新唐书》，卷124，4383、4395页；刘肃：《大唐新语》，卷1，10页；《资治通鉴》，卷216，6689页。
284《册府元龟》，卷135，10页下—11页上；《全唐文》，卷26，128页。
285《册府元龟》，卷118，1页上；《全唐文》，卷21，103页。
286《册府元龟》，卷142，9页上—下；《全唐文》，卷26，130页，卷34，161页。
287《旧唐书》，卷103，3188—3189页；《新唐书》，卷133，4543页；《资治通鉴》，卷211，6712—6713页；《全唐文》，卷26，130页。
288《旧唐书》，卷147，3980页，卷194上，5173页；《新唐书》，卷124，4394页，卷166，5089页，卷215上，6049页；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3，11页下。
289《资治通鉴》，卷211，6722页；洪迈：《容斋续笔》，《四部丛刊》本，卷13，3页上。
290《资治通鉴》，卷216，6889页；范祖禹：《唐鉴》，卷5，7页上。
291《资治通鉴》，卷211，6713页。
292《全唐文》，卷34，163页。
293郑綮：《开天传信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页上—2页下。
294《新唐书》，卷216下，6107页。
295《资治通鉴》，卷213，6776页。
296《册府元龟》，卷118，1页上；《全唐文》，卷8，40页，卷21，103页，卷23，112、113页，卷26，128、130页，卷40，192页。
297《册府元龟》，卷992，13页上—14页上；《全唐文》，卷23，112页。
298《旧唐书》，卷196上，5235页；《册府元龟》，卷992，15页上。
299《全唐文》，卷27，131页。
300《新唐书》，卷215，4400页；《全唐文》，卷255，1158页。
301《新唐书》，卷215，4401页；《全唐文》，卷255，1158—1159页。
302《册府元龟》，卷986，21页下—22页上；《全唐文》，卷23，113页。
303《全唐诗》，卷3，39页。
304同上书，卷88，967页。
305张嘉贞、卢从愿、徐知仁、席豫的诗，见《全唐诗》，卷111，1138—1139、1143页。
306同上书，卷49，596页；计有功：《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卷15，16页上—下。
307《旧唐书》，卷196上，5230页；《资治通鉴》，卷213，6791页。
308《全唐诗》，卷216，2254—2255页，卷218，2292页。英译见Stephen Owen（ed. & trans.），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1996），pp. 469，473。李白也描写了战争造成的毁灭性场面，见《全唐诗》，卷17，166页。
309《旧唐书》，卷196上，5230页；《资治通鉴》，卷213，6791页；《全唐诗》，卷225，2406—2407页。
310《全唐文》，卷26，127—128页。
311孔颖达：《周易正义》，卷6，71页。英译见Richard Wilhelm，Cary F. Baynes（trans.），The I Ching or the Book of Changes（third edition）（Princeton，New Jersey，1967，Reprint 1983），pp. 235，237。
312《全唐文》，卷26，128页。
313《册府元龟》卷42，17页上。杨国忠也赞扬玄宗：“陛下以生成之德，不限华夷。”见《全唐文》卷346，1573页。杜甫则用两句话“和虏犹怀惠”和“镇静示专征”概括了玄宗的对外政策：见彭定求编：《全唐诗》，卷225，2406页。
314《全唐文》，卷24，118页。
315有关这些婚姻的更多信息，见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史》，658页的图表。
316三十八位君主在玄宗时期被唐封为“王”，见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7—8页。
317《新唐书》，卷219，6183页。
318《通典》，卷6，34页，卷172，911页；《旧唐书》，卷38，1385页；《资治通鉴》，卷215，6851页；范祖禹：《唐鉴》，卷5，4页下。关于天宝年间（742—756）唐廷提供给士兵的口粮、军衣和军马饲料的数量，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19、1231、1257页。
319《新唐书》，卷216上，6087页；《资治通鉴》，卷218，6992页。
320《全唐文》，卷79，366页。
321《新唐书》，卷219，6184页。
322同上书，卷216上，6087页。
323同上书，卷217下，6151页。
324《资治通鉴》，卷216，7279—7280页。
325《旧唐书》，卷196下，5248页；《新唐书》，卷216下，6094页，卷217下，6151页；《资治通鉴》，卷227，7312、7325页，卷231，7442页。
326《新唐书》，卷217下，6151页。
327《旧唐书》，卷139，3804—3805页。有关陆贽及其对政策问题的实用主义态度的研究，见Josephine Chiu-Duke，To Rebuild the Empire：Lu Chih’s Confucian Pragmatist Approach to the Mid-T’ang Predicament（Albany，N. Y.，2000），pp. 63—96。
328《旧唐书》，卷139，3805页。
329同上。与陆贽同时代的韩愈（768—824）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说：“行而宜之谓义。”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13页。英译见Foster，“Han Yu，‘The Original Way，’”pp. 359—362。
330《旧唐书》，卷139，3805页。
331陆贽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起草的七封诏书都用“大蕃”指称吐蕃，见氏著：《唐陆宣公翰苑集》，《四部丛刊》本，卷10，5页上、7页上、10页上。
332《旧唐书》，卷139，3806页。
333同上。
334《旧唐书》，卷139，3806页。
335同上书，卷139，3807页。
336同上。
337同上书，卷139，3808页。
338《旧唐书》，卷139，3807页。
339同上书，卷139，3808页。
340《通典》，卷171，907页。
341《通典》，卷185，985页。
342《旧唐书》，卷147，3979页。
343同上书，卷147，3980页。
344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47，15页下—18页下。
345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39，10页上—12页上；27页上—28页下，29页上—31页下；卷40，30页上—32页下。这些信的英译见Josef Kolmaš，“Four Letters of Po Chü-i to the Tibetan Authorities（808—810 AD）”，Archiv Orientální，34（1966），pp. 375—410。
346《旧唐书》，卷172，4471页，卷174，4519页；《新唐书》，卷174，5231页，卷180，5332—5333页，卷216下，6104页；《资治通鉴》，卷244，7878页；《册府元龟》，卷434，21页下。
347《资治通鉴》，卷244，7880页。
348同上书，卷247，7976—7977页。
349同上书，卷247，7978页。
350同上书，卷244，7878页。
351《旧唐书》，卷172，4471页。
352李德裕：《李文饶文集》，卷12，5页下。对李德裕作品的研究，见Michael R. Drompp，The Writings of Li Te-yü as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ang-Inner Asian Relations（Diss. Indiana University，1986）。对《李文饶文集》的文本分析，见Zhou Jianguo（Trans.，Jonathan Pease）“Consider the Sun and Moon：Li Te-yü and the Written World”，T’ang Studies，10—11（1992—1993），pp. 81—109。
353《新唐书》，卷180，5337页；《资治通鉴》，卷247，7974页。
354李德裕：《李文饶文集》，卷7，10页下—11页上。
355《旧唐书》，卷18下，623页。
356《资治通鉴》，卷250，8103页。
357《全唐文》，卷767，3584页。此文的英译见Ch’en Yüan（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Ch’ien Hsing-hai and L. Carrington Goodrich），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Los Angeles，California，1966），pp. 8—11。另外一位九世纪末叶的唐廷官员程晏对华夷之别也持类似的看法，见《全唐文》，卷821，3882页。
358《全唐文》，卷769，3596页。
359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四部丛刊》本，卷1，6页下—7页上。
360《旧唐书》，卷194下，5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