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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尼克拉斯的陪同下参观了瓦维尔，那时切奇莉亚·加莱拉尼的肖像画已经归还回来了。博物馆馆长和这幅画的拥有者允许我们在清晨博物馆开放之前可以有一小段时间单独欣赏此画。距离尼克拉斯上一次站在此画面前已经过去了70年。他现在再次站在此画面前，在这幅画的力量面前变回小孩。

那天晚上，我和尼克拉斯在克拉科夫老城区的一家本地餐馆用餐。我们谈论了写作、文字、时间及责任。在这顿饭快吃完时，有三个人从旁边的桌子离开。他们经过时，其中一位年长的女士说：“我们忍不住听了你们的谈话，你的书好像很有趣。”我们交谈起来，他们也坐到我们这桌，包括一位母亲与她的女儿和女婿。这位母亲富有学识、从容且优秀，在巴西担任化学教授。她出生在这座城市，1939年10岁的时候因为犹太人身份被迫背井离乡。她又回到了这里，近乡情怯。我们的谈话到底有多少被她听到了？我不禁好奇，随即发现其实并不多。

尼克拉斯·弗兰克和切奇莉亚，2014年

她女儿在战争结束很多年以后于巴西出生。她的态度比母亲更坚决。她说：“我喜欢待在克拉科夫，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德国人做的事。我永远不想和德国人说话。”

尼克拉斯和我对视了一眼。

这位母亲看着尼克拉斯问道：“你是来自以色列的犹太人吗？”

尼克拉斯立即回答：“恰恰相反，我是德国人。我是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的儿子。”

接下来是一瞬间的沉默。

然后尼克拉斯站了起来，冲出餐厅。

那天晚些时候，我找到了他。

“他们有权持这种强烈的观点，”他说，“我对于德国人对他们、对这位母亲、对他们的家庭所犯下的罪孽感到憎恶。”

我安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