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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2年夏天，弗兰克在高层树敌了，需要保持警惕。在6月和7月，他发表了4场关于法治及其重要性的重要讲话，都是针对希姆莱的。37希姆莱迄今都在积极参与领导消灭犹太人的计划，而且与弗兰克就波兰占领区领土内权力的行使问题公开起了冲突。弗兰克强调需要有一个承认法治的法律制度，配备真正的法院和独立的法官。他在柏林、维也纳、海德堡和慕尼黑的一流学府的演讲，是在回应来自那些担心“帝国”司法遭到削弱的高级法官施加的压力。弗兰克想要一个法治下的“帝国”。

“法律的头脑会永远认识到战争优先于一切。”他于6月9日在柏林对听众说。尽管如此，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必须有法律保障，因为人们需要“正义感”。鉴于发生在他所统治的波兰的行动，他竟然不觉得讽刺。他对正义有自己的想法，围绕两个不同的主题组织起来，一方面是“专制”，另一方面是“司法独立”。法律必须是专制的，但它必须由独立的法官来实施。38

希姆莱对这4场演讲很不满，并向希特勒提出抗议。也许弗兰克在选择字眼时应该更谨慎些。反对演讲的强烈反响不久就出现了。他先是受到盖世太保的审问，然后去肖博霍夫时，他才知道自己已被革除了所有职务，仅一项除外。

“布里吉特，元首为我保留了总督一职。”他告诉妻子说。据尼克拉斯说，弗兰克夫人得知他保住了自己的位子之后松了口气。

弗兰克是否真的在担心“帝国”的方向，尼克拉斯对此表示怀疑，这些担忧相对于他人生中的另一个难题是微不足道的。政治在他的心中退居到了第二位：他的旧爱莉莉·格劳，他少年时曾经想要迎娶的心爱之人意外地重新出现了。她寄来一封信，告诉弗兰克，她的独生子在苏联前线失踪了，问他能否帮帮她。这个请求激起了他的强烈反应和难以抑制的渴望。他去了莉莉位于巴伐利亚州巴特艾布灵的家中，这是他们近二十年来第一次见面。

“我们立即迸发出无法抑制的火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再次团聚，如此充满激情，现在再也无法回头。”一周后，他们在慕尼黑会面，弗兰克设法从克拉科夫脱身并腾出足够长的时间，给她一天一夜的个人关怀。“再也抑制不住，互相点燃对方的两个人得以神圣而焕然一新地重聚。”他写道。我第一次读到这段时不禁哑然失笑。39

弗兰克决定摆脱与布里吉特的无爱婚姻，与莉莉在一起。在这次慕尼黑之行燃起爱火的一周后，他为了从布里吉特那里脱身，炮制了最有创意也是最恶劣的计划——援引万湖会议的决定让自己得以离婚。就在马尔卡·布赫霍尔茨将要被运往特雷布林卡时，就在劳特派特家族在伦贝格被捕而莱姆金家族被赶出瓦夫卡维斯克隔都时，汉斯·弗兰克拿这一类事件向妻子说明他深深地卷入了犯罪事件中——“罪大恶极”——因此她应该跟他划清界限以求自保。他把那个被称为最终解决方案的机密而可怕的事件的细节告诉了她。这些内容引发的恐惧为个人的幸福提供了一条出路，从咄咄逼人的、贪婪的妻子和日常生活中逃离的出路。为了让她与总督划清界限，他愿意为她做出“最大的牺牲”，离婚，这样她就可以避免与最终解决方案扯上关系。大规模的灭绝为他提供了一条通往莉莉和幸福的道路。40

布里吉特·弗兰克没有轻易上钩，正如希特勒或希姆莱没有轻易就接受弗兰克在他的4场演讲中提出的观点一样。这位波兰“王后”享受着城堡和守卫的豪华生活，她并不打算放弃这一切。她宁愿承担风险，付出代价，也要坚持到底。“我宁愿做德国部长的寡妇，也不做离婚的前妻！”她对朋友说。尼克拉斯对我讲了这些用白纸黑字记录在她日记里的细节。汉斯告诉了我“罪大恶极的事”，布里吉特写道，不能公开谈论的事。她有朝一日会讲出来，“以后会详细说，但只能私下说”。41

几天后，弗兰克改变了主意。他把布里吉特叫到瓦维尔城堡的琴房里，告诉她卡尔·拉什已经开枪自杀了。她对丈夫的反应感到惊讶。“他说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离婚了。”她记录道。晚上是“和谐的”，这种态度上的突然转变“完全无法令人理解”。

过山车一样的夏天还没有结束。两周后，弗兰克再次要求结束这段关系，把自己的不幸怪罪到布里吉特身上。“有人告诉他我不是一位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她写道，“他讲得就好像是他们在劝他离婚一样。”

可是到了第二天又没事了。弗兰克给她买了一件珠宝，一个护身符，以弥补他造成的伤害。但不到一个月他又改变了主意，重提立即离婚的要求。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肉体上的关系了。”他告诉布里吉特。他的需求已经在莉莉（并且显然还有另一位名叫格特鲁德的女士）那里得到了满足。

布里吉特·弗兰克寄给阿道夫·希特勒的照片，1942年

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布里吉特仍保持着令人钦佩的镇定，也许是因为她完全掌握住了弗兰克。据尼克拉斯说，她写信给希特勒，乞求他出面干预，阻止离婚。她给元首寄了一张幸福家庭的照片，一位守护着三儿和两女的女家长，一个真正的模范纳粹家庭。

这张照片肯定起作用了。希特勒出面干预，禁止弗兰克离婚。布里吉特·弗兰克太了解她的丈夫了。尼克拉斯在另一个场合对我说：“我父亲爱元首胜过爱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