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者常以“俄国”指代“苏联”，中译文保留原文用法。——编者
[2] 哈默施坦因备忘录，惠勒-本内特在其所著《权力的报应》第285页上曾加以引用。这个备忘录是哈默施坦因将军的儿子孔拉特·冯·哈默施坦因博士根据他父亲的笔记和日记专门为惠勒-本内特写的。题目是《施莱谢尔、哈默施坦因和攫取权力》。
[3] 约瑟夫·戈培尔：《从恺撒霍夫饭店到总理府》（以下简称《恺撒霍夫》——译者），第251页。
[4] 哈默施坦因备忘录，惠勒-本内特引用。《权力的报应》，第280页。
[5] 戈培尔：《恺撒霍夫》，第250页。
[6] 同上，第252页。
[7] 同上。
[8] 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决定命运的年代》，第48页。他在1930-1938年任法国驻柏林大使。
[9] 戈培尔：《恺撒霍夫》，第251-254页。
[10] 1934年9月5日在纽伦堡说的话。
[11]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德国的浩劫》，第96页。
[12]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美国版（1943年波士顿），第3页。我在引用此书时曾将英译文略加修改，俾能比较贴近德文原文。
[13] 康拉德·海登：《元首》，第36页。凡是从事有关第三帝国的写作的人，在希特勒早年生活方面的材料，无不得益于海登。
[14] 同上，第41页。
[15]希特勒本人似乎曾承认这一点。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告诉他少年时代唯一的密友，没有比他父亲改姓更使他高兴的了。他对奥古斯特·库比泽克说，施克尔格鲁勃这个姓氏“在他看来非常粗鄙俗气，且不说累赘拗口了。他又觉得‘希德勒’……的声音太软了；但是‘希特勒’就很好听，而且也容易记住”（见奥古斯特·库比泽克：《我所认识的少年希特勒》［The Young Hitler I Knew］，第40页）。
[16] 同上，第43页。
[17] 同上。
[18] 《我的奋斗》，第6页。
[19] 同上，第8页。
[20] 同上，第8-10页。
[21] 同上，第10页。
[22] 《希特勒秘密谈话录，1941-1944年》，第287页。
[23] 同上，第346页。
[24] 同上，第547页。
[25] 同上，第566-567页。
[26] 奥古斯特·库比泽克：《我所认识的少年希特勒》，第50页。
[27] 同上，第49页。
[28] 《我的奋斗》，第14-15页。
[29] 库比泽克：《我所认识的少年希特勒》，第52页。另见《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第567页。
[30] 库比泽克：《我所认识的少年希特勒》，第44页。
[31] 《我的奋斗》，第18页。
[32]1942年1月8-9日晚上在最高统帅部里他回忆过去时讲了这个故事（见《希特勒秘密谈话录》［Hitler's Secret Conversations］，第160页）。
[33]“这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好像梦幻一般……”（《我的奋斗》第18页）。希特勒担任总理后六个月在1933年8月4日写给他童年时代的友人奥古斯特·库比泽克说：“我很乐意……与你重温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月中的那些旧事。”（库比泽克：《我所认识的少年希特勒》，第273页）
[34] 同上，第21页。
[35]库比泽克似乎是希特勒少年时代的唯一友人，他在《我所认识的少年希特勒》一书中，对他这个同伴在19岁去维也纳过流浪生活前四年的情况做了一番很有趣味的叙述。这番描绘不仅填补了德国元首一生传记的空隙，而且也纠正了在此以前在一般人中间流行的对他早年性格的印象。库比泽克本人的情况与希特勒截然不同。他在林茨有个幸福家庭，承继父业，做了一个家具商，工作孜孜不倦，同时又学习音乐，在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成绩优异，后来当了指挥家和作曲家，不幸他的前途光明远大的职业生涯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
[36]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人的指环》中的一折。——译者
[37] 库比泽克：《我所认识的少年希特勒》，第59页。
[38]英语称德意志为日耳曼，同时代表民族、国家、地理概念，本书约定俗成，凡遇民族概念译为日耳曼，国家、地理概念译为德意志，以示区别。——译者
[39] 同上，第76页。
[40] 同上，第54-55页。
[41] 海登：《元首》，第52页。
[42] 《我的奋斗》，第20页。
[43] 同上，第18页。
[44] 同上。
[45] 同上，第21页。
[46] 同上，第21-22页。
[47] 同上，第34页。
[48]见约瑟夫·格雷纳：《希特勒神话的结束》（Das Ende des Hitler-Mythos）。格雷纳在希特勒在维也纳的时代同他相识。又见鲁道夫·奥尔登：《小卒希特勒》（Hitler the Pawn）。奥尔登所著书中载有赖因霍尔德·哈尼施的谈话，后者是苏台德的一个流浪汉，一度曾与希特勒在小客店里同室居住，贩卖他的一些画片。康拉德·海登在《元首》（Der Führer）一书中也引用了哈尼施的材料，包括希特勒控告这个流浪汉的案件的法院记录。希特勒控告哈尼施卖了他的一张画后没有把收入分给他。
[49] 海登：《元首》，第54页。
[50] 同上，第68页。
[51] 《我的奋斗》，第34页。
[52] 同上，第22页。
[53]着重体是希特勒原来用的。
[54] 同上，第35-37页。
[55] 同上，第22，125页。
[56]《我的奋斗》第二版以及以后各版删去了“有毒的妓女”，改用“毒病”这个名词。
[57] 同上，第38-39页。
[58] 同上，第41页。
[59] 同上，第43-44页。
[60] 同上，第116-117页。
[61] 同上，第118页。
[62] 同上，第55，69，122页。
[63]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第63页。
[64] 《我的奋斗》，第100页。
[65] 同上，第107页。
[66] 同上，第52页。
[67] 库比泽克：《我所认识的少年希特勒》，第79页。
[68] 《我的奋斗》，第52页。
[69] 同上，第56页。
[70] 同上，第56-57页。
[71] 同上，第59页。
[72] 同上，第63-64页。
[73]1910年他年满21岁后，就该服军役。据海登的说法，奥地利当局在他住在维也纳的时候没有能找到他。他们最后在慕尼黑找到了他，命他回林茨报到，进行体格检查。约瑟夫·格雷纳在他的《希特勒神话的结束》中刊载了希特勒和奥地利军事当局的一些来往信件，希特勒在信件中否认他去德国是为了逃避奥地利军役。他以缺少旅费为由，要求让他在距离慕尼黑较近的萨尔茨堡进行体格检查。他于1914年2月5日在那里进行了体格检查，结果断定由于健康不好而不适合服役。甚至连辅助役也不适合——显然他当时还患着肺病。他一直到当局最后在他年已24岁的时候找到他后才去报到这件事，在他后来在德国开始走运的时候，一定使他感到很不安。格雷纳证实了我在柏林的时候反纳粹人士中间流传极广的一个传说，即当德军在1938年占领奥地利时，希特勒命令秘密警察寻找有关他的军役的官方文件。在林茨的记录没有找到——这使希特勒非常恼火。这些文件被当地政府的一个人员转移了，他后来在战后给格雷纳看了这些文件。
[74] 同上，第123-124页。
[75] 同上，第161，163页。
[76]《我的奋斗》德文第一版用的是这个字眼，但以后各版改为“革命”。
[77] 《我的奋斗》，第204-205页。
[78] 同上，第202页。
[79] 海登：《元首》，第84页。
[80] 鲁道夫·奥尔登：《小卒希特勒》，第70页。
[81] 《我的奋斗》，第193页。
[82]把这一说法归诸一位英国将军之口是一点也不符合事实的。惠勒-本内特在《木制巨人：兴登堡》（Wooden Titan: Hindenburg）一书中解释说，巧的是，有两位英国将军的确无意中做了使得这个没有根据的传说继续流传的事情。“一位将军是少将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他在1919年出版的《最后四个月》（The Last Four Months）一书在德国报纸上被书评家大大地讹传了，竟被用来证明德军是在国内被社会民主党出卖的，而不是在战场上战败的。”这位将军否认德国报纸的这种理解，但是没有什么效果。鲁登道夫利用了这些书评去说服兴登堡。据惠勒-本内特说：“还有一位军官是英国驻柏林军事使团团长马尔科姆少将。鲁登道夫有一天晚上同这位将军一起吃饭，像往常一样，他又用夸张的口气谈到总司令部总是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谈到革命出卖了军队。为了用一句话来弄明白鲁登道夫啰啰唆唆的话的意义，马尔科姆问道：‘将军，你是不是说你们在背后中了一刀？’鲁登道夫眼睛一亮，像一只饿狗扑向一块骨头一样抓住了这句话。‘背后中了一刀？’他重复说。‘不错，正是这样。我们是背后中了一刀。’”
[83]只有少数将军有足够的勇气这么说。1924年8月23日《法兰克福日报》刊载了男爵冯·舍纳赫将军的一篇文章，分析了德国战败的原因。他做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我国毁灭的原因是由于我国军事当局的地位超越民事当局的地位……事实上，这是德国军国主义方面自寻死路”（特尔福德·泰勒曾在《剑与卐字》［Sword and Swastika］一书第16页引用过这段话）。
[84] 同上，第205-206页。
[85] 同上，第207页。
[86]卡普1868年7月24日生于纽约。
[87]战争结束时，鲁登道夫装了假胡子，戴了黑眼镜，逃到瑞典。他于1919年2月回到德国，写信给他的妻子说：“革命派让我们都活了下来，这真是愚蠢至极。因为，我一旦再掌权的话，就会毫不宽恕。那时我要把埃伯特、谢德曼等一伙绞死，看他们的尸体挂在空中摇晃，心中毫无内疚。”（玛格丽特·鲁登道夫：《当我是鲁登道夫的夫人时》［Als ich Ludendorffs Frau war］，第229页）埃伯特是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谢德曼是第一任总理。鲁登道夫虽然位居兴登堡之下，在最后两年战争中却是德国的实际独裁者。
[88] 同上，第215-216页。
[89] 同上，第210，213页。
[90] 同上，第218-219页。
[91] 同上，第220页。
[92] 同上，第221-222页。
[93] 同上，第224页。
[94] 同上，第687页注释。
[95]埃卡特于1923年12月由于饮酒过度而死。
[96] 同上，第687页。
[97] 同上，第354页。
[98] 同上，第355页。
[99]哈勒也反对希特勒的激烈反犹态度，他认为希特勒这样做会疏远工人阶级群众。这是他辞职的真正原因。
[100] 同上，第369-370页。
[101]见本书原文（即本书边码，下同。——编者）第22-23页。
[102]纳粹（Nazi）是德文national（民族的）和sozialistisch（社会主义的）两字缩写的音译。——译者
[103] 康拉德·海登：《民族社会主义史》，第36页。
[104] 《我的奋斗》，第496-497页。着重体是希特勒原来用的。
[105] 海登：《民族社会主义史》，第51-52页。
[106]他在1923年脱党，在1924年到1928年间担任巴伐利亚议会副主席。1930年他与希特勒重释前嫌，但是没有恢复实际政治活动。正如海登所说，德莱克斯勒遭到了一切发现人才的人都免不了的命运。
[107]保王党是英国查理一世时代拥护查理的一派。圆头党是当时在议会中反对保王党的一派，因党员头发剪短故名。——译者
[108]“元首”与“领袖原则”中的“领袖”是一个词，德文为Führer，等于英文的leader，中文应译“领袖”，但旧译“元首”，故此处移用。——译者
[109]汉夫施丹格尔在他的回忆录《未出庭的证人》（Unheard Witness）中说，他当初是由于一个美国人的指引才认识希特勒的。这个美国人是柏林美国大使馆副武官杜鲁门·史密斯上尉。1922年11月史密斯奉大使馆之命去慕尼黑调查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无名政治煽动家和他所新建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作为美国陆军一名年轻的职业军官，史密斯上尉在政治分析方面有特殊的才能。他在慕尼黑从11月15日到22日一共才逗留了一个星期，却会见了鲁登道夫、鲁普雷希特太子和巴伐利亚十多名政界领袖。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告诉他说，希特勒是个初升的明星，他的运动是个迅速发展的政治力量。史密斯毫不错过时机，参加了纳粹党的一次户外集会，希特勒在会上讲了话。史密斯后来马上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见到了希特勒，”他写道，“他答应星期一接见我，向我阐明他的宗旨。”星期一那天，史密斯到了希特勒的居处——据他描写，那是“在一所破房子的二层楼上一间小小的简单卧室”——同这位在慕尼黑之外很少为人所知的未来独裁者做了长时间的谈话。“一个杰出的煽动家！”这位美国副武官那天晚上在日记中一开始就写道，“很少听到过这样言之成理而又狂热入迷的人讲话。”那天日期是1922年11月22日。那天晚上动身返回柏林之前，史密斯碰到了汉夫施丹格尔，把他与希特勒会见的事告诉了他，并且劝他去看一看希特勒。这个纳粹党领袖那天晚上要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史密斯把自己的记者入场券给了汉夫施丹格尔。后者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对希特勒的滔滔雄辩极为倾倒，会后马上去找他，立刻就开始信仰起纳粹主义来了。史密斯上尉回到当时没有把希特勒放在眼里的柏林以后，写了一份长篇报告，由大使馆于1922年11月25日发给华盛顿。如果考虑到写它的时间的话，这确是一份杰出的报告。目前巴伐利亚最活跃的政治力量［史密斯写道］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它与其说是个政党，不如说是个群众性运动，我们必须把它视为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在巴伐利亚的再版……它最近取得的政治影响同它实际的党员人数是完全不成比例的……阿道夫·希特勒从一开始就是这个运动的支配力量，这个人的性格对于这个运动的成功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他左右一个群众集会的能力是不可思议的。在私下谈话中，他显出是个言辞锋利、逻辑分明的人，再加上他那种狂热的认真态度，能够使一个抱中立态度的听众获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在纳粹执政的初期在柏林担任美国武官的史密斯（这时已是上校了）把他的日记和那次慕尼黑之行的笔记慷慨借给作者使用。这些材料对撰写这一章是很有价值的。
[110]汉夫施丹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段时期住在华盛顿，表面上是被拘敌侨，实际上担任美国政府的纳粹德国问题“顾问”。他一生最后所担任的这个职务，在了解他也了解纳粹德国的人看来，是颇为荒唐可笑的，然而他本人一定觉得很好玩。
[111] 海登：《元首》，第98-99页。
[112] 海登：《民族社会主义史》，第52页。
[113] 海登：《希特勒》，第90-91页。
[114]意为“山间别墅”。——译者
[115] 惠勒-本内特：《木制巨人：兴登堡》，第207-208页。
[116]一年以后，旧派反动军官男爵瓦尔特·冯·吕特维茨将军率领自由军团军队占领了柏林，支持卡普政变，这件事说明了他对共和国，特别是对诺斯克到底有多少忠诚。埃伯特、诺斯克和政府其他官员被迫在1920年3月13日清晨5点仓皇逃出柏林。名义上隶属于国防部长诺斯克的陆军参谋长冯·塞克特将军拒绝让陆军保卫共和国抵抗吕特维茨和卡普。“这一夜的经过说明了我全部政策的破产，”诺斯克叫道，“我对军官团的信任粉碎了。你们都背叛了我。”（引语见惠勒-本内特：《权力的报应》［The Nemesis of Power］，第77页）
[117]瑕疵肯定是有的，而且在最后，有些瑕疵被证明极为有害。比例代表制和选票名单制固然可能防止选票的浪费，但是也造成了为数众多的分裂小党派，最后使得国会中不可能出现一个稳定的多数派，以致政府不断更迭。在1930年选举中，列入竞选名单的有28个政党。如果宪法的主要起草人胡戈·普罗伊斯教授的有些主张当初没有被否决的话，共和国本来也许可以有比较大的稳定性。他在魏玛建议，将德国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解散普鲁士和其他单独的邦，把它们改为行省。但是国民议会否决了他的建议。最后，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予总统在紧急状态下有独裁权。布吕宁、冯·巴本、冯·施莱谢尔几位总理在兴登堡总统同意下应用这一条款，使得他们能够未经国会授权就执行政权，这样，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就结束了德国的民主议会政府制度。
[118] 同上，第131页。
[119]它限制陆军不得有超过10万名长期志愿入伍者，不许拥有飞机和坦克。参谋总部亦被禁止设立。海军减少到仅有象征意义的程度，不许建造潜艇和1万吨以上的舰只。
[120] 惠勒-本内特：《权力的报应》，第58页。
[121] 弗朗茨·L.诺伊曼：《巨兽》，第23页。
[122] 海登：《元首》，第131-133页。
[123] 同上，第164页。
[124] 弗里德里希·冯·拉贝瑙中将：《塞克特的一生事迹》，第2卷，第342页。
[125]“黑色国防军”为数大约2万人，在1920-1923年动荡的年代中，原驻在东部边境，以协助防备波兰人。这个秘密组织之所以出名是由于它恢复了中世纪秘密法庭的恐怖行为。这种秘密法庭对于那些把“黑色国防军”活动报告给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的德国人任意判处死刑。这类残忍杀人事件有好几起告到了法院。在一次审讯时，继诺斯克担任国防部长的奥托·格斯勒表示，他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并坚决声称它并不存在。当一个审问者表示不相信的时候，格斯勒就叫嚷道：“谁谈到‘黑色国防军’，谁就犯了叛国罪！”
[126] 同上，第371页。
[127] 系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说的话，海登在《元首》中加以引用，第190页。
[128]几年以后，希特勒不顾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任命施特莱彻为弗朗科尼亚纳粹党领袖，他说：“也许有一两个人不喜欢施特莱彻同志的鼻子的形状，但是当他那一天在英烈祠附近同我一起卧倒时，我就暗自对天发誓，只要他不背弃我，我也绝不背弃他。”（海登：《希特勒传》［Hitler: A Biography］，第157页）
[129] 法院审讯记录收在《希特勒案件》中。
[130]在赫斯还没有来之前，由以前坐过牢的钟表匠、纳粹党“铁臂”队第一任队长埃米尔·莫里斯担任了一些初步的笔录工作。
[131]“重挖刚刚收口的疮疤，”他在第2卷的结尾处写道，“是没有好处的；……重提那些在心底里也许都同样热爱国家而仅仅不了解共同道路的人的过错，是没有好处的。”希特勒是个极其记仇的人，他居然这样宽容那些粉碎他的叛乱和监禁他的人，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从后来卡尔和其他妨碍他的人的下场来看，这也许仅仅是表现一种坚强的意志力——为了策略缘故而暂时抑制自己。不管怎么样，他没有在书中攻击他们。
[132]像大多数的作家一样，希特勒同他的所得税征收员也有纠葛，至少——我们不久就会谈到——在他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之前是如此。
[133] 数字取自奥朗·詹姆斯·哈尔教授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1955年7月号上一篇关于埃耶出版社版税申报单的分析文章，题为《纳税人阿道夫·希特勒》。
[134]见本书原文第21页。
[135] 引文取自《我的奋斗》，第619，672，674页。
[136] 同上，第138-139页。
[137] 同上，第140页。
[138] 同上，第643，646，652页。
[139] 同上，第649页。
[140] 同上，第675页。
[141]着重体是本书作者用的。
[142] 同上，第654页。
[143] 同上，第150-153页。
[144] 《希特勒演讲集》，第32页，引自布洛克，《希特勒——暴政的研究》第68页。
[145]以耶柔米（Hieronymos）教父命名的天主教一派别，耶柔米生卒年约在公元347-420年之间，是拉丁教会《圣经》学者，曾译有《圣经武加大译本》。——译者
[146]着重体是希特勒原来用的。
[147] 《我的奋斗》，第247-253页。
[148] 同上，第134-135，285，289页。
[149] 同上，第290页。
[150] 同上，第295-296页。
[151] 本段引文及以前两段引文出处同上，第296页。
[152] 同上，第646页。
[153] 同上，第383-384页。
[154] 同上，第394页。
[155] 同上，第402-404页。
[156] 同上，第396页。
[157]着重体是希特勒原来用的。
[158] 同上，第449-500页。
[159]希特勒很久以后说：“我如果不坐监牢，《我的奋斗》就不会写出来。坐监牢的这段时间使我原来只有一种本能感觉的许多思想有机会得到深刻的发展……我认为，我们不能单靠武力取得政权的信念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这是我的许多拥护者从来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国家早已有时间来巩固自己，而且它也有武器。”（《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第235页）这话是1942年2月3-4日夜里他在俄国前线司令部对一些老部下说的。
[160]国王指腓特烈，亲王指俾斯麦，元帅指兴登堡，士兵指希特勒。——译者
[161] A.J.P.泰勒，《德国史教程》，第24页。
[162] 威廉·勒普克：《德国问题的解决办法》，第153页。
[163]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工人阶级也做了同样的交易。俾斯麦为了扑灭社会主义的潮流，在1883年到1889年之间，实行了一项规模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险计划，其内容包括对工人进行强制性的老年、疾病、事故和残废的保险。这项计划由国家主持，经费却由雇主和职工共同负担。我们虽不能说它制止住了社会民主党或工会的兴起，但是它对工人阶级的确有深刻的影响，因为它逐渐地使他们把经济保障看得重于政治自由，使他们把国家看成一个恩赐者和保护人，不论这个国家多么保守。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希特勒充分利用了这种心理状态。在这一点上，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他从俾斯麦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研究了俾斯麦的社会主义立法，”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第155页）说，“研究了这种立法的用意、斗争和成就。”
[164] 《我的奋斗》，第154，225-226页。
[165]“一想到德国人民，”歌德曾经说过，“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把德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做一比较，就会产生一种痛苦的感情，我是尽一切可能办法来克服这种感情的。”（1813年12月13日与H.鲁登的谈话，刊《歌德谈话录》［Goethes Gespräche］，奥斯瓦尔·皮德曼书店出版；威廉·勒普克曾在《德国问题的解决办法》［The Solution of the German Problem］第131页加以引用）
[166]莫里哀名剧《伪君子》中的主人公。——译者
[167]尼采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他把女人列于显然次等的地位，正如纳粹党人一样，他们规定女人应该回到厨房去，她们在生活中的主要作用是为德国战士生男育女。尼采是这样提出这个思想的：“男子应受战争的训练，女子应受再创造战士的训练。其他一切都是愚蠢的行为。”他甚至更进一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中，他说：“你到女人那里去吗？别忘了带你的鞭子！”——这使伯特兰·罗素禁不住说俏皮话道：“十个女人有九个会使他把他的鞭子丢掉，他知道这一点，因此他避开女人……”
[168]我自己的记忆，得到了奥托·托利舒斯所著的《他们要战争》（They Wanted War）一书第11页的证实。
[169] 《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第198页。
[170]虽然在法国并没有成立这种团体。
[171]与慕尼黑时代的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是两个人。——译者
[172] 见他在《第三帝国》一书中对张伯伦的研究，包蒙、弗里德、韦尔梅伊编。
[173] 上述自张伯伦一直推溯到费希特和黑格尔一节，根据各作家的作品和下列各著作中的引文和解释：约翰·杜威：《德国哲学和政治》；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德国的浩劫》；威廉·勒普克：《德国问题的解决办法》；伯特兰·罗素：《西方哲学史》；W.W.柯尔和M.F.波特尔合编：《德意志如是说》；包蒙、弗里德、韦尔梅伊合编：《第三帝国》；路易·L.斯奈德：《德国民族主义：一个民族的悲剧》；汉斯·康恩编：《德国史：德国新观点介绍》；T.L.雅尔曼：《纳粹德国兴亡史》；康拉德·海登：《元首》；A.J.P.泰勒：《德国史教程》；埃德蒙·韦尔梅伊：《当代德意志》；赫尔曼·平瑙：《德国史》。E.艾克著《俾斯麦和德意志帝国》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作品。由于本书篇幅所限，对于其他一些德国知识分子对第三帝国的影响只得略而不谈，虽然他们的著作在德国也甚为风行和重要，这些德国知识分子有：施莱格尔、J.格雷斯、诺瓦利斯、阿恩特、雅恩、拉加德、利斯特、德罗伊森、兰克、蒙森、康斯坦丁·弗朗茨、施托克尔、伯恩哈迪、克劳斯·瓦格纳、朗本、朗格、斯宾格勒。
[174] 《我的奋斗》，第381页。
[175] 同上，第293页。
[176] 同上，第212-213页。
[177]见本书原文第98页。
[178]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1-32页。引自布洛克，《希特勒——暴政的研究》第351页。
[179] 引自包蒙等人编《第三帝国》，第204-205页，取材自尼采两部著作《论道德的谱系》和《权力意志》。
[180]《我的奋斗》的引语见本书原文第86-87页。
[181]到1929年，达伯农勋爵的日记的编纂者M.A.格罗提渥教授在这位大使关于啤酒馆政变的记述后还写了一段脚注，其中在提到希特勒被判徒刑后说：“六个月后他终于获释，在宣誓具结后免除了未满的刑期，从此之后就销声匿迹了。”达伯农勋爵于1920年至1936年任英国驻柏林大使，曾费了不少心机来巩固魏玛共和国。
[182] 库尔特·吕德克：《我认识的希特勒》，第217-218页。
[183] 贝恩斯编：《希特勒演讲集》，第1卷，第155-156页。
[184]《米夏埃尔》最后于1929年出版，那时，戈培尔已成了全国闻名的纳粹党领导人了。《流浪者》在他就任宣传部长和德国戏剧界的领导人以后被搬上了舞台，但是演出的时间并不长。
[185]这些早期日记是盟军谍报人员在战后发现的，是这一时期戈培尔生活的一个很好的情报来源。
[186] 库尔特·里斯：《约瑟夫·戈培尔》，第8页。
[187] 这里引述的和其他地方引述的希特勒在1942年1月16-17日怀念上萨尔茨山的话引自《希特勒秘密谈话录》。
[188]后来他把这所房子买了下来，当了总理后又改建得十分豪华，并且把名字从瓦亨菲尔德改为伯格霍夫。
[189] 海登和布洛克这些权威人士都说拉包尔一家是在1925年吉莉17岁的时候到瓦亨菲尔德去的。但是希特勒自己却说，他到1928年买了那所别墅后才“打电话给在维也纳的姐姐，请她来帮助管家”。见《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第177页。
[190] 海登：《元首》，第384-386页。
[191]这像是由希特勒最赏识的画家阿道夫·齐格勒在她死后画的。
[192] 见奥朗·詹姆斯·哈尔教授在《美国历史评论》1955年7月号发表的文章对希特勒的所得税所做的有趣分析。
[193]这份申报书中的着重体都是希特勒自己原来用的。
[194] 同上。
[195] 同上。
[196] 海登：《元首》，第419页。
[197] 这篇演说没有收到贝恩斯编的《希特勒演讲集》中，也没有收在罗赛·德·萨尔斯编的希特勒演讲选《我的新秩序》中。这篇演说一字未易地刊在1929年3月26日《人民观察家报》（军中专刊）上，1945年6月《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文集》发表的《纳粹地下运动蓝图》中曾详加引用。
[198]这两个人后来都在绞刑架上送了命。萨克在1944年7月20日因参与反希特勒密谋而被绞死，弗兰克则是因为他代表希特勒在波兰所犯的暴行而被处死的。
[199] 引自1930年9月26日《法兰克福日报》。
[200]舍林格尔中尉由于希特勒把他出卖而感到愤慨，在狱中就宣布退出纳粹党，而成了一个狂热的共产党人。在1934年6月30日的清洗中，原来是要把他和许多得罪过希特勒的人一样清算掉的。但是结果却不知怎么给他逃过了这次清洗，终于活着一直看到希特勒的覆亡。卢丁中尉仍是个热情的纳粹党人，在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成了冲锋队和党卫军的高级军官，后来担任德国驻斯洛伐克傀儡国家的公使，在解放时被捕，随即被捷克斯洛伐克人处决。
[201]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A，第1194页（纽伦堡文件EC-440）。
[202] 奥托·迪特里希：《与希特勒一起执政》。
[203] 冯克的证词，《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A，第1194-1204页（纽伦堡文件EC-440），另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478-495页（纽伦堡文件2328-PS）。蒂森的话引自他所著《我为希特勒出资》第79-108页。
[204]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512-513页（纽伦堡文件EC-456）。
[205]相当于美军中的少将。
[206]贩牛交易在德文中喻讨价还价。——译者
[207] 参见海登著《元首》一书第433页。
[208] 海登：《民族社会主义史》，第166页。
[209] 戈培尔：《恺撒霍夫》，第19-20页。
[210] 同上，第80-81页。
[211]格勒纳在几个月后（11月29日）写信给施莱谢尔说：“我极为气愤和轻蔑，因为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老朋友、门人、继子的身上受了骗。”（见戈登·A.克雷格著：《国防军和民族社会主义：威廉·格勒纳的政策》［Reichsweh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The Policy of Wilhelm Groener］一文，刊1948年6月号《政治学季刊》）
[212] 惠勒-本内特：《权力的报应》，第243页。
[213] 上述引文引自戈培尔著《恺撒霍夫》一书第81-104页。
[214] 弗朗索瓦-庞赛：《决定命运的年代》，第23页。
[215] 弗朗茨·冯·巴本：《回忆录》，第162页。
[216]巴本在他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这次会谈时施莱谢尔也在场，但是从其他材料来看，显然他是在场的。鉴于以后的事件，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17]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A，第508页（纽伦堡文件3309-PS）。
[218] 赫尔曼·劳施宁：《毁灭的声音》。
[219] 这一次戈培尔没有像8月13日那次那样没有提防。他立刻把交换的信件给了报界，在11月25日的晨报上发表。信件收在《公法年鉴》第21卷，1933-1940年。
[220] 巴本：《回忆录》，第216-217页。
[221]马丁·路德在沃尔姆斯议会上被宣告为异端。——译者
[222] 同上，第220页。
[223] 同上，第222页。
[224] 弗朗索瓦-庞赛：《决定命运的年代》，第43页。他错误地说是“70天”。
[225]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2卷，第922-924页。
[226] 库尔特·冯·许士尼格：《再会吧，奥地利》，第165-166页。
[227] 迈斯纳供词，《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A，第511页。
[228] 哈默施坦因备忘录，惠勒-本内特：《权力的报应》，第280页。
[229] 《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第404页。
[230] 巴本：《回忆录》，第243-244页。
[231]当然，这次内阁会议是秘密进行的，像希特勒和他的军政领袖在第三帝国时期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举行的大多数其他会议一样，在纽伦堡审讯时宣读被缴获的德国文件以前，它的进行情况和决定一直没有为外人所得知。从本章开始，本书将摘录这些高度机密的会议和会上所做出的很大一部分决定。所有这一切，过去都被视为国家机密。本书自始至终所依据的，大部分是当时记录这些会议的文件。为了注明来源，各页引文后都将添上注解号码，版面不免混乱。但是我相信，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某一时期历史如第三帝国那样有充分的文件作为根据，因此作者认为，如果不引证文件，不免大大减少本书作为信史所可能具有的价值。
[232]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272-275页（纽伦堡文件351-PS）。
[233] 戈培尔：《恺撒霍夫》，第256页。
[234] 见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的供词，《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501页（纽伦堡文件EC-439）。戈林和希特勒的演讲，《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1080页（纽伦堡文件D-203）。沙赫特的讯问记录，《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465页（纽伦堡文件3725-PS）。冯克的讯问记录，《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495页（纽伦堡文件2828-PS）。
[235] 戈培尔：《恺撒霍夫》，第269-270页。
[236] 巴本：《回忆录》，第268页。
[237] 鲁道夫·迪尔斯：《晨星》，第194页。
[238]戈林在纽伦堡审讯时，矢口否认他同国会纵火案有任何关系。
[239]这时戈林已是普鲁士邦政府总理。——译者
[240] 关于国会纵火案的责任，参见哈尔德的供词，《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635页（纽伦堡文件3740-PS）。1946年4月25日吉斯维乌斯受盘问的记录，《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2卷，第252-253页。迪尔的供词，戈林的否认，《主要战犯的审讯》，第9卷，第432-436页，另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298-299页（纽伦堡文件3593-PS）。维利·弗里希华：《赫尔曼·戈林的兴亡》，第88-95页。道格拉斯·里德：《国会焚毁记》。约翰·根室：《欧洲内幕》（根室列席了莱比锡的审讯）。有不少人自称参与了纳粹党的纵火焚毁国会的事件，或者自称知道其内情，提出了许多证词，但是据我所知，都没有得到证实。其中较为可信的是民族党议员恩斯特·奥伯福伦和柏林冲锋队长卡尔·恩斯特的备忘录。这两个人在起火后数月内即为纳粹党人所暗杀。
[241]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968-970页（纽伦堡文件1390-PS）。
[242]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496页（纽伦堡文件1856-PS）。
[243]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669页（纽伦堡文件2962-PS）。
[244] 《德国政治文件集》，第1卷，1935年，第20-24页。
[245] 弗朗索瓦-庞赛：《决定命运的年代》，第61页。
[246] 法律原文，《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638-639页（纽伦堡文件2001-PS）。
[247] 1933年3月31日、4月7日和1934年1月30日的法律，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640-643页。
[248]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962页（纽伦堡文件1388-PS）。
[249]纽伦堡公布出来的一份文件表明，纳粹党策划摧毁工会已有一个时期了。莱伊博士在4月21日签发的一项秘密命令中有在5月2日使工会“一体化”的详细指示。由冲锋队和党卫军“占领工会产业”，将所有工会领袖“置于保护性拘留下”。工会经费要予以没收。基督教（天主教）工会在5月2日没有受到侵犯。它们的末日是在6月24日。
[250] 戈培尔：《恺撒霍夫》，第307页。
[251]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380-385页（纽伦堡文件392-PS）。
[252] 1933年5月19日法律，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387页（纽伦堡文件405-PS）。
[253] 戈培尔：《恺撒霍夫》，第300页。
[254] 纳粹党：《月报》，第39期（1933年6月号）。
[255] 7月1日和6日引文收在贝恩斯所编《希特勒演讲集》，第1卷，第287页和第865-866页。
[256] 取自雷德尔海军元帅被俄国人俘虏后在莫斯科所写的《我同阿道夫·希特勒和党的关系》，这份材料后来在纽伦堡提出。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8卷，第707页。
[257] 贝恩斯：《希特勒演讲集》，第289页。
[258] 斯宾格勒：《决定时刻》，第viii页。
[259]早几个月，在5月11日，英国陆军大臣黑尔什姆勋爵公开警告说，德国如重新武装，就是破坏和约，将受到和约规定的制裁。在德国，一般都认为，制裁意味着武装进攻。
[260] 勃洛姆堡的指令，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34卷，第487-491页（纽伦堡文件C-140）。
[261] 特尔福德·泰勒在《剑与卐字》一书中引用，第41页。塞克特文件现藏在华盛顿国家档案局。
[262] “‘德意志号’协议”的来源，见《1934年6月30日枪杀事件白皮书》，巴黎1935年出版，第52-53页。赫伯特·罗辛斯基在其所著《德国军队》一书第222-223页中证实了这一协定的条件。布洛克和惠勒-本内特在他们所著有关这一时期的著作中相信了这一点。5月16日与将军们召开会议的材料来源是雅盖·班诺瓦-梅兴所著《停战以来德国军队史》一书第2卷，第553-554页。
[263] 《副总理冯·巴本在1934年6月17日马尔堡大学学生会上的演讲》，柏林日耳曼尼亚出版社。
[264] 巴本：《回忆录》，第310页。
[265]1957年5月的慕尼黑审判还是1934年6月30日清洗的目击者和参与者第一次有机会公开谈到这次清洗。在第三帝国时期，这是不可能做到的。1934年时希特勒的党卫军长官塞普·迪特里希，据作者本人的记忆，是第三帝国最残暴的人之一，施塔德尔海姆监狱的处决就是他指挥的。后来在战时他曾任武装党卫军上将。由于纵容杀害1944年凸出地带战役中被俘的美军战俘，他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他于十年后获释，但在1957年又被带到慕尼黑，由于参与1934年6月30日的处决，于该年5月14日被判处十八个月徒刑。他的判决和米夏埃尔·利珀特的判决（后者是开枪杀死罗姆的两个党卫军军官之一）是参与清洗的纳粹刽子手第一次受到判决。
[266]维利·施密德的妻子卡特·埃娃·霍尔林1945年7月7日在纽约州平汉顿提供的一份证词中谈到了她以前的丈夫被杀的经过。她是在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的。为了掩饰这次暴行，鲁道夫·赫斯本人亲自来见这个寡妇，对于这次“误会”表示歉意，并且为她从德国政府那里弄到了一份抚恤金。证词见纽伦堡文件L-35，《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883-890页。
[267]这两位老将军继续努力为施莱谢尔和布雷多洗雪，终于使希特勒于1935年1月3日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党、军领袖秘密会议上承认，杀这两位将军是“弄错了”，并且宣布他们原属团队的光荣册上要恢复他们的名字。这次“恢复名誉”的消息在德国报上从来没有发表过，但是军官团把它当作了既成事实（见惠勒-本内特：《权力的报应》，第337页）。
[268]现在希特勒擢升奥斯卡上校为上将，这件事是令人感到兴味的，或许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见本书原文第181页。
[269]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654-655页（纽伦堡文件2950-PS）。
[270]从1933年2月到1937年春天，登过记的失业者人数从600万减少到100万以下。
[271]而且，跟苏联形成对照，纳粹德国允许全体公民都可以到国外去旅行，只有列入秘密警察黑名单的少数几千人除外。虽然由于国家缺乏外汇，严格的货币限制条例使这样做的人大为减少，但是，这些货币限制条例并不比1945年以后对英国公民所实施的货币限制条例更为严格。关键是纳粹统治者们似乎并不担心一般德国人在访问民主国家后会受到反纳粹主义的感染。
[272]指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和新教。——译者
[273]本书作者因为发了一条电讯，说这些反犹牌子中有一些在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被除掉了，而遭到德国报刊和电台的猛烈攻击，并且几乎被驱逐出境。
[274]教宗庇护十二世在1945年6月2日向教廷枢机院发表训谕时，为他所签订的这个契约辩护，但是把民族社会主义（因为他后来终于知道）说成是“对耶稣基督的狂妄背弃，对他的教义和他的赎罪事业的否定，对暴力的迷信、对种族和血统的盲目崇拜，对人类的自由和尊严的倾覆”。
[275] 巴本：《回忆录》，第330-333页。
[276]为了避免误解，不妨在这里指出，本书作者是个新教徒。
[277] 利奥·施坦因：《我同尼莫拉在地狱中》，第80页。
[278] 纽曼：《巨兽》，第109页。据他说，引文引自社会研究所的“反犹主义”研究计划，发表在1940年出版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文集》中。
[279] 劳施宁：《毁灭的声音》，第54页。
[280] 斯蒂华·W.赫尔曼：《我们要的是你们的灵魂》，第157-158页。赫尔曼在1936-1941年任柏林美国教堂牧师。
[281]齐格勒由于画了吉莉·拉包尔的肖像而幸运地获得了这个位置。
[282]阿曼自己的收入从1934年的10.8万马克剧增到1942年的380万马克（根据研究过这家纳粹出版公司残存记录的奥朗·J.哈尔教授致本书作者的信）。
[283] 原文收在赫尔曼《我们要的是你们的灵魂》第297-300页中，又刊在1942年1月3日的《纽约时报》上。
[284] 1945年11月19日供词，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735-736页（纽伦堡文件3016-PS）。
[285] 驻在柏林的大多数外国记者都收集了这种妙文。我自己收集的后来遗失了。引语取材于菲利普·莱纳德所著《德国物理学》序言；华莱斯·杜埃尔著《希特勒统治下的人》；威廉·埃本施坦因著《纳粹国家》。
[286] 威廉·勒普克：《德国问题的解决办法》，第61页。
[287] 弗雷德里克·利尔格：《亵渎学术：德国大学的失败》，第170页。
[288] 席拉赫祖籍美国是道格拉斯·M.凯莱在其所著《纽伦堡监狱第22号牢房》中指出的，见该书第86-87页。凯莱是主要战犯受审期间曾在纽伦堡监狱中工作的一个美国精神病学家。
[289] 《德国法令公报》，1936年第1卷，第933页。《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972-973页曾加引用（纽伦堡文件1392-PS）。
[290] 引自他的著作《德国战争军备经济史的基本事实》。《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1卷，第350页曾加引用（纽伦堡文件2353-PS）。
[291] 该部1934年9月30日报告，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306-309页（纽伦堡文件EC-128）。沙赫特1935年5月3日报告，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827-830页（纽伦堡文件1168-PS）。秘密德国国防法全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934-936页（纽伦堡文件2261-PS）。
[292]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474页（纽伦堡文件EC-419）。
[293] 蒂森：《我为希特勒出资》，第XV卷，第157页。
[294] 纽曼在《巨兽》中曾加以引用，第432页。
[295] 埃本施坦因：《纳粹国家》，第84页。
[296]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568-572页（纽伦堡文件787，788-PS）。
[297]俄语“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缩写。——译者
[298]Gestapo一般音译有“盖世太保”“格杀打扑”“格施塔波”等。——译者
[299] 包蒙等人编：《第三帝国》，第630页。
[300] 欧根·科冈的话。见他所著《党卫军国家——德国集中营制度》，英文版略有删节，题为《地狱的理论与实践》。这是迄今为止最精彩的关于纳粹集中营的研究。科冈在其中待了七年。
[301]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2卷，第258页曾加引用（纽伦堡文件1852-PS）。
[302]1934年1月30日的重建法以及1935年9月15日的三项反犹的纽伦堡法。
[303]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8卷，第243-244页（纽伦堡文件R-142）。
[304] 《人民观察家报》，1936年5月20日。
[305] 弗里德林·瓦格纳：《火的遗产》，第109页。
[306] 巴本：《回忆录》，第338页。
[307] 《每日邮报》，1936年8月6日。
[308] 《晨报》，1934年11月18日。
[309] 沃尔夫冈·福斯特：《一位将军反对战争》，第22页。这本书系根据贝克的文件所著。
[310]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333页（纽伦堡文件EC—177）。
[311] 同上，第1卷，第431页（纽伦堡文件C—189）。
[312] 同上，第6卷，第1018页（纽伦堡文件C—190）。
[313] 同上。
[314]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希特勒已颁布了秘密的国防法，命沙赫特博士负责战争经济，并彻底改组了武装部队。魏玛时期所称的国家军队改称武装部队。作为元首和总理的希特勒，是武装部队（又译国防军）的最高统帅，国防部长勃洛姆堡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他是德国唯一得到过这种头衔的将军。三军各有自己的总司令和参谋总部。陆军参谋总部的军队办公室（Truppenamt）这个伪装名字现在已经放弃不用而用了真名，它的首脑贝克将军则获得了参谋总长的职衔。但是这个职衔的内容跟德皇时代不一样，那时参谋总长实际上是最高统帅下面的德国军队的总司令。
[315]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20卷，第603页。
[316] 罗赛·德·萨尔斯编：《我的新秩序》，第309-333页。这篇演说全文也收在贝恩斯编《希特勒演讲集》第2卷，第1218-1247页中。
[317]《泰晤士报》主编杰弗里·道森在1937年5月23日写给他的驻日内瓦记者H. G.丹尼尔斯——他在埃巴特之前曾任驻柏林记者——的信中说：“我夜复一夜地尽我最大努力使报上没有任何可能伤害他们［德国人］感情的文字。我确实认为，过去许多月来没有刊载过任何他们可以提出异议并认为是不公正的意见。”（约翰·埃弗林·伦奇：《杰弗里·道森和我们的〈泰晤士报〉》［Geoffrey Dawson and Our Times］）
[318] 《我的新秩序》，第333-334页。
[319]艾尔比恩是英格兰的拉丁文名字。——译者
[320] 佩蒂纳克斯：《法兰西的掘墓人》，第381页。
[321] 本书作者著《柏林日记》，第43页。
[322] 弗朗索瓦—庞赛：《决定命运的年代》，第188-189页。
[323] 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5卷，第445-448页。命令全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951-952页（纽伦堡文件C—139）。
[324] 会议记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454-455页（纽伦堡文件EC—405）。
[325]据约德尔在纽伦堡的作证，只有三个营部队越过莱茵河，向亚琛、特里尔和萨尔布吕肯挺进，占领整个地区，只用了一个师的军队。盟国的情报机关的估计要大得多：35000人，即将近三个师。希特勒后来说：“事实是，我只有四个旅。”
[326]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974-976页（纽伦堡文件C—159）。
[327] 约德尔的证据，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5卷，第252页。希特勒的数字，见《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第211-212页。
[328] 弗朗索瓦—庞赛：《决定命运的年代》，第193页。
[329] 《柏林日记》，第51-54页。
[330]尽管有弗朗索瓦—庞赛在上年秋天所提出的警告，德国的行动显然仍是完全出乎法国和英国的政府以及它们的参谋总部的意料的。
[331] 弗朗索瓦—庞赛：《决定命运的年代》，第190页。
[332] 同上，第194-195页。
[333]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5卷，第352页。
[334] 《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第211-212页。1942年1月27日的谈话。
[335] 保罗·施密特：《希特勒的译员》，第41页。
[336]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5卷，第352页。
[337] 同上，第21卷，第22页。
[338] 《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第211页。
[339]3月7日，希特勒解散了国会，要求举行新的“选举”和对他进军莱茵兰行动举行公民投票。据官方公布的3月29日投票的数字，在45453691个登记选民中，约有99%都去投了票，而其中有98.8%的人都是赞成希特勒的行动的。参观投票处的外国记者发现了一些不正规的情况，特别是，采用了公开投票而不是秘密投票的办法。而且无疑有些德国人担心投了“不赞成”票可能被秘密警察所发觉。我们前已看到，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胡戈·埃克纳博士告诉本书作者说，在他的新齐柏林飞艇“兴登堡号”——这是戈培尔命令在德国城市上空巡游，作为一种宣传花招的——上，宣传部长所宣布的“赞成”票是42张，比在飞船上的全体人数多出两张。虽然如此，凭我在德国全国各地观察“选举”的结果，我并不怀疑赞成希特勒的奇袭的票数是占压倒多数的。为什么不呢？废弃《凡尔赛和约》和德国士兵再度开进毕竟是德国领土的地方，是差不多所有德国人当然都赞成的事情。据公布，“不赞成”的票数是540211张。
[340] 弗朗索瓦—庞赛曾加以引用，《决定命运的年代》，第196页。
[341]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890页（纽伦堡文件L—150）。
[342] 库尔特·冯·许士尼格：《奥地利安魂曲》，第5页。
[343]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1卷，第466页（纽伦堡文件2248—PS）。
[34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部，第1卷，第278-281页（第152号）。
[345] 巴本：《回忆录》，第370页。
[34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1-2页。
[347]一年多以后，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跟他的将领们和外交部长的一次密谈中重述了他对西班牙的政策。他告诉他们：“从德国的观点来说，佛朗哥获得百分之百的胜利并不是值得想望的。我们倒是愿意战争继续下去，保持地中海的紧张局势。”
[348] 同上，第3卷，第892-894页。
[349] 同上，第1卷，第37页。
[350] 同上，第3卷，第172页。
[351] 马尔康姆·莫格里奇编：《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43-48页。
[352] 密尔顿·舒尔曼：《西方的溃败》，第76页。据他说，来源是英国国防部谍报局1945年12月的一份报告。看来得自对戈林的讯问。
[353] 秘密议定书全文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卷，第734页。
[354]威廉街的官员曾经开玩笑地说，希特勒留在星期六采取他的出人意料的惊人举动，是因为他听说英国官员在周末都到乡间去度假。
[355] 《战犯的审讯》，第12卷，第460-465页（纽伦堡文件NI—051）。
[356]戈林1946年3月14日在纽伦堡的证词中，得意地说到西班牙内战所提供的考验“我的年轻空军”的机会。“在元首的许可下，我派遣了我的一大部分运输机队和若干实验性战斗机、轰炸机和高射炮前去；这样我就有机会来弄清楚，在作战情况下，这些军备是否顶用。为了使人员也能取得一定经验，我就实行了不断的轮换制度，这样新人员不断被派去，老的人则被召回。”
[357]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9卷，第281页。
[35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卷，第40页。
[359]张伯伦在日记中写道：“［哈利法克斯的］德国之行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因为它达到了它的目标，就是创造一种能跟德国讨论有关欧洲问题总解决的实际问题的气氛。”（凯思·法林：《内维尔·张伯伦传》［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第332页）哈利法克斯本人似乎也被希特勒骗过了。他在写给外交部的报告中说：“这位德国总理和其他人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不大像要使用武力来进行冒险，或者至少不像会进行要引起战争的冒险。”据查尔斯·C.坦锡尔说，哈利法克斯向张伯伦口头报告说，希特勒“不想很早就进行冒险，大半是因为这样做可能是没有好处的，另外也因为他正在忙于加强德国内部……戈林曾向他保证，没有一滴德国人的血会流在欧洲，除非德国完全被迫而为。德国人给他［哈利法克斯］的印象是……打算以有条不紊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标”（坦锡尔：《通向战争的后门》［Back Door to War］，第365-366页）。
[360] 同上，第55-67页。
[361]这是我们在下文中遇到的德国军事计划的许多这类代号中的第一个。德国人使用德文Fall这个词，直译“情况”，所谓红色情况、绿色情况——前者是在西方的军事行动的代号，后者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的代号。根据德国将领们在纽伦堡的说法，最初的时候，这只是一切军事司令部通常对在假设情况下的计划使用的名称。但是在这几页中看下去就可以明白，德国人所使用的这个名字，很快就变成了武装侵略计划的名称。译为“军事行动方案”大概比“情况”要更确切些。但是，为了方便起见，作者本人将仍旧使用“情况”这个词。（为阅读方便起见，中文一律译为“方案”。——译者）
[362]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1001-1011页（纽伦堡文件C—175）。
[363]从这里起，读者将注意到，显然是间接的引语，却用了引号，或者用摘录方式作为直接引语。希特勒或者其他人在秘密商谈中的几乎所有的话，德文记录中都是用第三人称写成间接引语的，虽然它们常常在标点符号都不更改的情况下突然又变成第一人称的直接引语。这种情况在美国英语中是很伤脑筋的。为了保持原文件的准确性和保持所使用或者记录的原来措辞，我决定最好是原封不动，不把谈话记录改成第一人称的直接引语，也不把其中引号取消。因为如果把引号取消就会使人看起来好像我在自由转述，虽然事实上我并未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文记录的实际记录者把动词时式由现在式变为过去式和把第一人称代名词变成第三人称。我相信，如果记住了这点，就不会有什么混淆不清了。（由于中西文字的不同以及翻译技术上的原因，中文译文中第三人称仍旧照译。过去式代替现在式的地方则一律按现在式翻译。——译者）
[364] 霍斯巴赫的记录，日期为1937年11月10日。德文原文载《主要战犯的审讯》，第25卷，第402-413页，最佳英文译文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卷，第29-39页。纽伦堡临时译文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295-305页（纽伦堡文件386—PS）。霍斯巴赫在其所著《武装部队与希特勒》一书中亦讲到过这次会见，见该书第186-194页。戈林、雷德尔、牛赖特关于这次会见的简短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
[365] 牛赖特的亲戚冯·里特男爵夫人的供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6卷，第640页。
[366] 同上，第640页。
[367]为人机灵的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赛同沙赫特很熟，他在《决定命运的年代》（The Fateful Years）中（第221页）说，沙赫特曾一度希望继兴登堡当总统，甚至想继承希特勒，“如果元首倒起霉来的话”。
[368] 同上，第641页。
[369] 沙赫特：《账目已清》，第90页。
[370] 约德尔的日记，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28卷，第357页。
[371] 同上，第356页。
[372] 同上，第360-362页。
[373] 同上，第357页。
[374]1935年3月1日，德国接管萨尔那一天，在游行开始以前我曾在萨尔布吕肯的检阅台上站在弗里奇旁边一些时候。虽然他除了知道我是柏林的许多美国记者之一外，差不多对我没有什么更多的了解，可是他却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对党卫军、纳粹党以及希特勒以下各纳粹领袖的挖苦话。他并不掩饰他对所有这些集团和人的轻视。见拙著《柏林日记》（Berlin Diary）第27页。
[375]这件事使得霍斯巴赫在两天后丢了差使，但是没有像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丢了性命。他后来又在陆军参谋总部中复职，在战争期间升为步兵将军，在俄国战线上指挥第四军团，直到1945年1月28日由希特勒在电话里突然把他免职，原因是他公然不顾希特勒的命令而把他的军队后撤。
[376]这个名字是吉斯维乌斯在《至死方休》（To the Bitter End）第229页中提供的。
[377] 特尔福德·泰勒：《剑与卐字》，第149-150页。勃洛姆堡未发表的回忆录手稿藏于国会图书馆。
[378] 布洛克：《希特勒——暴政的研究》，第381页，另见惠勒—本内特著《权力的报应》一书第369页。
[379]据密尔顿·舒尔曼说（《西方的溃败》［Defeat in the West］，第10页），为了使冯·布劳希奇发妻同意离婚，希特勒本人曾出面向她说项，帮助安排了分给她的财产，从而使这位陆军总司令对他本人感恩不尽。舒尔曼说他的材料来源是加拿大陆军的一份情报。
[380]为了转移人们对军界危机的注意和保住牛赖特在国内外的一些威望，希特勒听了戈林的建议而设立了所谓秘密内阁会议（Geheimer Kabinettsrat）。据元首2月4日的命令说，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向他提供“在执行外交政策方面的指导意见”。牛赖特被任命为会议主席，会议成员包括凯特尔和三军首长，以及内阁和党内最重要的人员。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把它大加吹嘘，使人以为好像它是一个超级内阁而牛赖特实际上是升了职似的。其实，这个秘密内阁会议完全是乌有的。它从来没有存在过。如戈林在纽伦堡作证时所说的：“没有疑问，并不存在这种内阁，但是这种名称听起来很好听，人人都会以为这是有点道理的……我发誓说，这个秘密内阁会议从未举行过会议，甚至一分钟也没有举行过。”
[381] 沃尔夫冈·福斯特：《一位将军反对战争》，第70-73页。
[382]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9卷，第290页。
[383]当巴本在36小时后到达柏林的总理府时，他发现希特勒仍然“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中”（巴本：《回忆录》［Memoirs］，第428页）。
[384]见本书原文第296页。
[385] 《冯·哈塞尔日记（1938-1944年）》，第23页。
[386] 1937年12月21日给希特勒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卷，第486页。
[387] 巴本：《回忆录》，第404页。
[388]这天正好是陶尔斐斯政府屠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四周年，许士尼格当时是那个政府中的一个成员。在1934年2月12日，17000名政府军和法西斯民兵用大炮轰击维也纳的工人住宅区，杀死了1000名男女老幼，另外还打伤了三四千人。民主的政治自由被消灭了，此后奥地利就先后受到陶尔斐斯和许士尼格的天主教—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统治。它无疑比纳粹独裁政权要温和些，这是我们在那些日子里曾在柏林和维也纳都工作过的人能够证明的。但是，这个政权仍然剥夺了奥地利人民的政治自由，他们受到了比在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政体的最后几十年中所受到的更大的压制。作者本人在《世纪中叶的旅行》（Midcentury Journey）中对此有更详尽的论述。
[389]后来许士尼格博士凭记忆记述了他所谓一面倒会谈的“重要的章节”，虽然这不是一篇逐字的直录，但是任何听过和研究过希特勒的无数发言的人都觉得这是真实的。它的实质内容不仅为随后所发生的一切事实所证实，而且也被那天在伯格霍夫的其他人，特别是巴本、约德尔和吉多·施密特所证实。我采用了许士尼格在《奥地利安魂曲》（Austrian Requlem）一书中和他在纽伦堡关于这次会谈的宣誓证词中所叙述的情况。
[390] 同上，第406页。
[391]希特勒对奥德历史的歪曲看法，我们在早先几章里就已经看到，是他年轻时在林茨和维也纳形成的，显然一直未变。
[392] 许士尼格：《奥地利安魂曲》，第12-19页。《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709-712页（纽伦堡文件2995—PS）。
[393] 交给许士尼格的协定草案，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卷，第513-515页。
[394]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711页（纽伦堡文件2995—PS）。
[395] 许士尼格：《奥地利安魂曲》，第23页。
[396] 见上引纽伦堡文件2995—PS。
[397] 关于希特勒的威胁，许士尼格在他的书中（第24页）和在纽伦堡的证词中（《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712页，纽伦堡文件2995—PS）说法略有不同，我都加以节略引用。
[398] 《奥地利安魂曲》，第24页。
[399] 同上。
[400] 同上，第25页，另见许士尼格的证词，见上引纽伦堡文件2995—PS。
[401]巴本的说法（见他的《回忆录》，第420页）多少有些不同，但是许士尼格的说法看来较为真实。
[402] 《奥地利安魂曲》，第25页。
[403]威廉·卡纳里斯当时是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局长。
[404]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357页（纽伦堡文件1775—PS）。
[405]维德孔·亚伯拉罕·劳里茨·吉斯林是1940年德军侵入挪威时的挪威投敌分子。此处喻卖国贼。——译者
[406] 同上，第361页（纽伦堡文件1780—PS）。
[407] 根据我在广播时所做的笔记。
[408]据米克拉斯总统在战后维也纳举行的一个奥地利纳粹党人的审讯中作证，这次公民投票是法国向许士尼格建议的。巴本在回忆录中暗示，奥地利总理的亲密私交、法国驻维也纳公使皮奥先生，是“这次公民投票主意的创始者”。但是，他承认，许士尼格采用这个主意，无疑是出于自己的决定。
[409] 1938年2月25日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卷，第546页。
[410] 关于米克拉斯的证词，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A，第523页。巴本的建议，见他的《回忆录》，第425页。
[411] 《奥地利安魂曲》，第35-36页。
[412]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362页（纽伦堡文件1780—PS）。
[413] 同上，第6卷，第911-912页（纽伦堡文件C—102）。
[414]这些删去的话是战后在意大利外交部的档案里发现的。
[415]把边界画在布伦纳，是对墨索里尼的一种让步。这意味着希特勒不再要求归还南蒂罗尔，这个地方是在凡尔赛和会上割自奥地利而给予意大利的。
[416] 同上，第913页（纽伦堡文件C—103）。
[417]应当公正地指出，许士尼格的公民投票并不比希特勒在德国举行过的那些公民投票更为自由和民主些。因为自从1933年以来奥地利就未曾举行过自由选举，所以没有最新的选民名单。只有24岁以上的人有资格投票。只是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前四天才通知公众，所以，即使纳粹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些反对派可以自由进行竞选运动的话，也没有时间来这样做。社会民主党人无疑会投赞成票的，因为他们认为许士尼格总比希特勒要好一些，而且，他们还获得可以恢复政治自由的诺言。他们的投票会使许士尼格获得胜利，是不成问题的。
[41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卷，第573-576页。
[419]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629-654页（纽伦堡文件2949—PS）。
[420] 《奥地利安魂曲》，第47页。
[421] 1946年1月30日在反纳粹法庭审讯鲁道夫·诺伊迈尔博士时威廉·米克拉斯的证词。虽然这位前总统对于确切时日和这一重要的日子所发生的事情的确切经过已经记得不大清楚，但是他的证词极有价值和有趣。《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A，第518-534页（纽伦堡文件3697—PS）。
[422]在已经提到过的米克拉斯的战后作证中，他否认曾要求许士尼格说这种话，并说他甚至没有同意过应做这次广播讲话。同退职的总理所说的相反，总统当时还不准备向武力屈服。他说他对许士尼格说：“事情还没有到我们必须屈服的地步。”他刚才还拒绝了德国第二个最后通牒。他很坚定。但是许士尼格的广播却破坏了他的地位和逼使他过早地摊牌。我们将看到，这位顽强的老总统还坚持了几个小时才屈服。在3月13日，他拒绝签署取消奥地利独立存在的德奥合并法令，这是赛斯—英夸特在希特勒坚持下颁布的。虽然他把他的总统职权交给了这位纳粹总理，因为他无法执行他的职权，但是他坚持说他没有正式辞去总统之职。他后来在维也纳法庭上解释：“辞职未免太怯懦了。”但是这并不妨碍赛斯—英夸特在3月13日宣布，“总统在总理的请求下”已经“辞去他的职务”，他的“事务”移交给了总理。
[423] 《奥地利安魂曲》，第51页。
[424]这个命令标着“绝密”字样，并且列为奥托军事行动方案第二号指令，它的部分内容如下：“德国致奥地利政府的最后通牒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为了避免奥地利城市中继续流血，德国武装部队将按照第一号指令在3月12日拂晓开始进入奥地利。我期望由于充分运用一切力量而使既定目标得以尽快实现。阿道夫·希特勒（签字）。”
[425] 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A，第525-534页（纽伦堡文件3697—PS），另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209页（纽伦堡文件2465—PS，2466—PS）。
[426]实际上，赛斯—英夸特一直到午夜以后很久还在努力使希特勒取消德国的入侵。德国外交部的备忘录透露，在3月12日凌晨2点10分，穆夫将军打电话到柏林，说他受赛斯—英夸特总理的嘱咐，要求“处于警戒状态的军队继续留在边境上，而不要越过边界”。凯普勒也到电话边上来支持这种请求。穆夫将军使一个规矩人，一个老派军官，似乎对他在维也纳扮演的角色感到为难。当柏林告诉他说希特勒拒绝停止进军时，他回答说他“对这种消息感到遗憾”。
[427] 同上，第6卷，第1017页（纽伦堡文件C—182）。
[42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卷，第584-586页。
[429]吉多·施密特在纽伦堡作证时说，他和许士尼格都把希特勒的最后通牒“详细地”告诉了“大国”的使节们。此外，据我所知，伦敦《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驻维也纳的记者也用电话向他们各自的报纸做了详尽而准确的报道。
[430] 同上，第553-555页。
[431]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6卷，第153页。
[432]丘吉尔在《风暴欲临》（The Gatthering Storm）（第271-272页）中对这次午餐做了有趣的描述。
[43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卷，第263页。
[434] 同上，第273-275页。
[435] 同上，第578页。
[436]外交部的冯·魏茨泽克男爵3月12日致德国驻外使节供“参考和作为你们谈话指针之用的”通电中重复了这些谎言。魏茨泽克说，许士尼格关于德国最后通牒的话“纯属捏造”，接着告诉他的国外外交人员们说：“事实真相是，派遣军事部队的问题是新成立的奥地利政府所发的人所周知的电报中首次提出的。鉴于内战迫在眉睫，德国政府乃决定答应这种请求。”这样，德国外交部不仅对外国外交人员撒了谎，而且对它自己的外交人员也撒了谎。在战后写的一本冗长而枉费心机的书里，魏茨泽克像许多为希特勒效劳的其他德国人一样，坚持说他是始终反纳粹的。
[437]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1卷，第501-502页（纽伦堡文件3287—PS）。
[438]冯·曼施坦因元帅1946年8月9日在纽伦堡作证时强调说：“在希特勒给我们下进军奥地利的命令时，他主要担心的不是西方国家可能会干涉，他唯一担心的是意大利会怎样，因为看来意大利始终是袒护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室的。”
[439] 密码电全文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卷，第586-587页。
[440]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20卷，第605页。
[441] 同上，第15卷，第632页。
[442]然而在这种大喜若狂的状态下面，为浅薄的巴本所没有察觉到的，可能在希特勒心里燃烧着一种要对在他青年时不赏识他的和他内心所逼使的城市和人民进行报复的感情。这可能是他只逗留了短时间的一部分原因。虽然在几个星期后他公开对维也纳市长说：“请放心，这个城市在我眼里是一颗明珠——我将把它安在一个配得上它的地方。”这大概是一种着眼在选举方面的宣传而不是他的内心情感的表现。这些内心情感是1943年在伯格霍夫举行的一次气氛激烈的会议上泄露给战争时期的维也纳纳粹党领袖兼行政长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席拉赫在纽伦堡作证时叙述这个会议的情况说：然后，我不妨说，元首开始以难以相信的无限仇恨来说维也纳人民的坏话……在凌晨4点的时候，希特勒突然说了一些我现在为了历史上的原因愿意加以复述的话。他说：“维也纳当初绝不应当被纳入大德意志联邦。”希特勒从来没有爱过维也纳。他恨维也纳的人民。巴本自己的节日情绪在3月14日当天就被破坏了。因为他获悉，他的亲密朋友和德国公使馆里的助手威廉·冯·凯特勒失踪了，迹象表明这是秘密警察干的卑鄙勾当。三年前，另一个朋友和公使馆里的合作者奇尔施基男爵，曾逃往英国以避开党卫军对他进行的谋杀。4月底，从多瑙河中捞出凯特勒的尸体，这是维也纳的秘密警察凶徒把他杀害后丢在这条河里的。
[443] 1945年9月9日赛斯—英夸特在纽伦堡提出的备忘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961-992页（纽伦堡文件3254—PS）。
[444]几个月后，10月8日，圣斯蒂芬大教堂对面的红衣主教府邸遭到了纳粹无赖们的劫掠。因尼策终于懂得了民族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并且在一次讲道中清楚表示反对纳粹对他的教会的迫害，但是已经为时太晚了。
[445]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4卷，第429页。
[446]《奥地利安魂曲》。
[447]当时许士尼格是个鳏夫。
[448]见前章。
[449] 沙赫特谈话的全文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394-402页（纽伦堡文件EC—297—A）。
[450]原文如此，应为两个月。——译者
[451]见本书原文第303-308页。
[452]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585页（纽伦堡文件1947—PS）。
[453]括号中的话是原文就有的。
[454] 绿色方案的档案原来存在希特勒的大本营，后来被美军在上萨尔茨山一地窖中缴获。希特勒—凯特尔4月21日会谈摘要是其中第二份文件。全部档案在纽伦堡提出作为证据，编号为纽伦堡文件388—PS。英译文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306-709页。收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239-240页上的英译文较佳。
[455] 德国外交部1938年8月19日秘密备忘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855页（纽伦堡文件3059—PS）。
[45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197-198页。
[457] 同上，第255页。
[458] 魏茨泽克1938年5月12日备忘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273-274页。
[459] 所交换的四封电报全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308-309页（纽伦堡文件388—PS）。
[460] 同上，第309-310页。
[461] 凯特尔的信和指令全文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5卷，第299-303页。
[462] 同上，第307-308页。
[463] 德国驻布拉格公使和武官1938年5月22日的电报，同上第309-310页。
[464] 冯·迪克森大使1938年5月22日的电报，同上第322-323页。
[465] 1939年1月30日在国会的演说，收在《我的新秩序》中，第563页。
[466] 据希特勒一名当时在场的副官弗里茨·维德曼后来说，他“对这句话极感震惊”。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743-744页（纽伦堡文件3037—PS）。
[467] 约德尔日记，日期未注明，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28卷，第372页（纽伦堡文件1780—PS）。
[468] 绿色方案档案第11件，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315-320页（纽伦堡文件388—PS），另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357-362页。
[469]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28卷，第373页，收有德文原文。约德尔日记摘录的英译文收在《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360-370页中。
[470] 沃尔夫冈·福斯特著《一位将军反对战争》第81-119页中有备忘录原文。
[471]查理十二（1682-1718），瑞典国王，曾多次进行侵略战争，最后战死；有“北方狂人”之称。——译者
[472] 约德尔日记，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28卷，第374页。英译文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364页（纽伦堡文件1780—PS）。
[473] 同上。
[474]冯·布劳希奇在夏天同他的第一个妻子离了婚，9月24日同夏洛特·施密特夫人结婚。
[475]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20卷，第606页。
[476]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布吕歇尔（1742-1819），普鲁士元帅；约克（1759-1830），普鲁士元帅。——译者
[477] 《冯·哈塞尔日记》，第6页。
[478] 同上，第347页。
[479] 福斯特：《一位将军反对战争》，第122页。
[480] 1938年6月8日、9日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395，399-401页。
[481] 6月22日电报，同上，第426页。
[482] 同上，第529-531页。
[483]指出兵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前一天。——译者
[484] 同上，第611页。
[485]据约德尔在日记中说，希特勒用的字眼是Hundsfott（狗崽子），这是很重的话。特尔福德·泰勒在其所著《剑与卐字》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描写，材料就是以亚当将军尚未发表的回忆录为根据的。
[486] 绿色方案档案第17件，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332-333页（纽伦堡文件388—PS）。
[487]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28卷，第375页。
[488] 1938年9月3日会议记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334-335页（纽伦堡文件388—PS）。
[489] 9月9日会议施密特记录，同上，第335-338页。在绿色方案档案中是第19件。
[490]据德国外交部8月6日的一项备忘录称，汉德逊曾在一个私人社交场合对在场的德国人说：“英国不想为捷克斯洛伐克牺牲一兵一卒。任何合理的解决办法，只要不是动用武力的，都会得到同意。”
[491] 约德尔日记中关于9月13日的笔记，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28卷，第378-379页（纽伦堡文件1780—PS）。
[49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536页。
[493]克莱斯特于8月23日回柏林后给贝克、哈尔德、哈默施坦因、卡纳里斯、奥斯特和其他参与密谋的人看了丘吉尔的信。惠勒—本内特在其所著《权力的报应》一书中（第413页）说，根据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在战后告诉他的材料，卡纳里斯曾将这封信分抄两份，一份留给自己，一份给贝克。原件则由克莱斯特藏在波美拉尼亚的施门青他的乡间别墅里。1944年7月20日谋害希特勒事件以后，为秘密警察所发现，克莱斯特因此被人民法庭处以死刑，于1945年4月16日判决执行。事实上，德国当局知道丘吉尔的信的内容要比反叛分子所能想象的早得多。我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中发现一份文件，上面标的是“温斯顿·丘吉尔给一个德国密使的一封信的内容摘录”，虽然原件并未标明日期，然而查明是1938年9月6日存档的。
[494] 关于克莱斯特此行的报告收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2册。
[495] 丘吉尔的这封信件的大部分摘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706页。
[496]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2册，第686-687页。
[497]这位大使7月18日从柏林写信给哈利法克斯勋爵说：“我真诚地认为现在是该由布拉格来认真扭转局面的时候了……如果贝奈斯不能满足亨莱因的要求的话，他也就不能满足任何一个苏台德领袖的要求……我们应该不惜对捷克人做恶人。”亨莱因只是希特勒的一个工具，是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把他的要求不断加码，以至于贝奈斯根本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见本书原文第359页。连汉德逊这样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一点，实在是难以设想的。
[498] 内维尔·汉德逊：《使命的失败》，第147，150页。
[49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1册。
[500] 埃里希·科尔特在其所著《回忆散记》中提供了他兄弟对这次会见的叙述，见该书第279-281页。
[501]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754页。
[502] 同上。
[503]就是在英国报纸上和议会中对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批评最严厉的人都热烈赞扬首相的贝希特斯加登之行。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特意写了一首赞歌式的诗，登在9月16日的《泰晤士报》上，题为《内维尔·张伯伦》。
[504] L. B. 纳米尔：《外交前奏曲》，第35页。
[505]不论在同希特勒谈话时，还是在向下院报告时，对德国历史知识看来并不渊博的张伯伦，接受了那个不该使用的“重返”字眼。苏台德日耳曼人曾归属过奥地利，但是从来没有归属过德国。
[506] 关于这次会议的材料不少。唯一在场充当译员的保罗·施密特的正式报告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5卷，第786-798页。施密特在他所著《希特勒的译员》一书中提供了一个目击者的记述，见该书第90-95页。张伯伦的笔记，见《英国外文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338-341页。他就这次会议写给他的妹妹的信，见基思·费林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366-368页。另见汉德逊著《使命的失败》，第152-154页。
[50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801页。
[508] 同上，第810页。
[509] 费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367页。
[510]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799页（纽伦堡文件C—2）。
[511]虽然朗西曼建议的要点在9月16日晚间即已提交内阁，但是报告本身直到9月21日才正式提出，而到9月28日才发表，这时由于事态的发展，已引不起人们的实际兴趣了。惠勒—本内特指出，这个报告有几部分让人看起来像是在9月21日以后写的。当朗西曼在9月16日早晨离开布拉格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人认为，甚至连希特勒和苏台德的领袖们都不认为，苏台德区能不经公民投票而交德国（见惠勒—本内特：《慕尼黑》［Munich］，第111-112页。朗西曼报告全文见《英国白皮书》第5847号，第1卷）。
[51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863-864页。
[513]值得指出的是，不论英国政府还是法国政府在后来为自己导致慕尼黑屈服的政策辩护而公布文件的时候，都没有发表这个捷克照会。
[514]博内在这个历史关头所玩弄的阴谋诡计过于复杂，无法在这本关于德国历史的书中一一细述。抛开别的不说，他居然想方设法使法国和英国的阁员相信这样的谎言，说捷克政府要法国人声明他们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这样它就可以有投降的借口。关于此事，可以参看惠勒—本内特：《慕尼黑》，赫伯特·里普卡：《慕尼黑前后》（Munich, Before, and After），佩蒂纳克斯：《法兰西的掘墓人》（The Grave Diggers of France）。
[515] 《英国白皮书》，编号Cmd5847，第2号。另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831-832页。
[516]这家饭店是希特勒早年在纳粹党内的一个老朋友德雷森先生经营的。1934年6月29日晚间，元首就是从这里出发去杀死罗姆，随之实行血腥的清党的。这位纳粹领袖往往把这家饭店当作一个退思的地方，在这里考虑问题，决定疑难。
[517] 见《柏林日记》，第137页。
[518]希特勒知道捷克人已接受了英法建议。约德尔在日记里说，9月21日即张伯伦到达戈德斯贝格的前一天上午11点30分，他曾接到元首的一个副官的电话说：“元首五分钟以前接到消息说，布拉格据说已无条件接受。”约德尔还说，在12点45分的时候，“各处的负责人得到通知，继续准备‘绿色方案’，不过同时也必须为和平进军做好一切准备”。虽然如此，仍有可能，希特勒在英国首相向他解释英法建议的条款以前并不知道其具体内容。
[519] 戈德斯贝格会议的主要来源是：施密特关于戈德斯贝格两次会议的笔记，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870-879，898-908页；施密特在《希特勒的译员》一书中的叙述，见该书第95-102页；9月23日希特勒与张伯伦的通讯，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887-892页；柯克帕特里克的会议记录，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2册，第463-473，499-508页；汉德逊在《使命的失败》中的叙述，见该书第156-162页。
[520]捷克动员于9月23日晚上10点30分开始。
[521]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367页（纽伦堡文件1780—PS）。
[522]德国的备忘录要求捷克任何武装部队，包括警察等在内，在10月1日以前撤出在地图上涂有红色的大片地区。此外还有许多涂有绿色的地区，其前途将由公民投票决定。在撤出地区的所有军事设施均应保持原状。一切商业的和运输的物资，“尤其是铁路车辆”，均应完整无损地转交给德国人。“最后，食品、货物、牲畜、原料等一概不得搬移。”苏台德区的几十万捷克人甚至不许随身携带家用什物和自用的奶牛。
[523] 约德尔日记，1938年9月26日，同上。
[524] 戈德斯贝格备忘录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908-910页。
[525]捷克的答复是一个动人而有预言性的文件。它说，戈德斯贝格建议“剥夺了我们维护民族生存的一切保障”。
[526] 1938年9月24日伦敦《泰晤士报》。
[527]在戈德斯贝格会谈结束的时候，英国和法国的记者们——还有《纽约时报》驻欧洲的首席记者，他是一个英国公民——都匆匆赶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边境去了。他们谁都不想在一旦发生战争的时候被拘留。
[528] 捷克复信全文，见《英国白皮书》，编号Cmd5847，第7号。
[529] 张伯伦1938年9月26日致希特勒的信的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994-995页。
[530]在施密特用德文记的记录里，威尔逊的保证是用英文原文记下来的。
[531] 德国外交部文件中虽无施密特博士关于这次会议的笔记，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叙述了经过，《希特勒的译员》，第102-103页。柯克帕特里克的笔记，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2册，第1号，第118页。汉德逊的叙述，见他的《使命的失败》，第163页。
[532] 绿色方案档案第31-33件，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350-352页（纽伦堡文件388—PS）。
[533] 巴黎发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977页。
[534] 罗斯福的两次呼吁和希特勒对第一次呼吁的答复全文，同上，第2卷。
[535] 布拉格发出的电报，同上，第2卷，第976页。
[536]这些建议同时还由汉德逊大使在当晚11点递交德国外交部。大使还请求外交部立即转交希特勒。
[537] 希特勒1938年9月27日的信的全文，同上，第2卷，第966-968页。
[538] 张伯伦的计划，同上，第2卷，第987-988页。惠勒—本内特根据捷克档案在《慕尼黑》中引用了首相的信，见该书第151-152页，第155页。
[539] 同上，第158页。
[540] 全文见《英国白皮书》，编号Cmd5848，第1号。这封信是由汉德逊在次日中午交给希特勒的。
[541] 汉德逊：《使命的失败》，第144页。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2册，第614页。
[542]这些材料包括哈尔德、吉斯维乌斯和沙赫特所写的第一手材料。每一个人写的材料中都包含有很多混淆不清与自相矛盾的东西，在若干点上又彼此矛盾。必须记住，所有这三个人都是为纳粹政权服务而开始发迹的，在战后都急于要证明自己很早就是反对希特勒而且热爱和平的。在外交部任里宾特洛甫的秘书处长的埃里希·科尔特，也是曾参加过这一密谋而且活到战后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纽伦堡曾起草了一份记述1938年9月事件的长篇备忘录，作者曾见过这一材料。
[543] 约德尔日记，1938年9月28日，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368页（纽伦堡文件1780—PS）。
[544]在历史学家甚至在密谋分子中间对希特勒在9月13日与9月14日的行踪，说法有相当大的不同。根据哈尔德将军的一项备忘录，丘吉尔说希特勒“在9月14日早晨”从贝希特斯加登到达柏林，哈尔德与维茨勒本在得悉此事以后，“决定在当晚8点钟举事”。下午4点他们在得悉张伯伦飞赴贝希特斯加登以后，取消了这一计划（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暴欲临》，第312页）。然而哈尔德的记忆肯定错了——因此丘吉尔的说法当然也错了。现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希特勒的起居注中有几项记载表明：13日、14日他是在慕尼黑，他在那里曾到鲍曼的家里同里宾特洛甫举行会谈。他还曾到一个名叫索能温克尔的夜总会，在9月14日晚上才动身赴上萨尔茨山。
[545]见本书原文第384页。
[546] 来源是：纽约律师萨姆·哈里斯在纽伦堡提审哈尔德的记录，《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B，第1547-1571页。另见哈尔德的备忘录，在纽伦堡的媒体通讯中，但未收入《纳粹的阴谋与侵略》和《主要战犯的审讯》中。吉斯维乌斯：《至死方休》，第283-328页。他在纽伦堡的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2卷，第210-219页。沙赫特：《账目已清》，第114-125页。
[547]英国驻罗马大使。
[548] 吉斯维乌斯：《至死方休》，第325页。另见他在纽伦堡的证词，载《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2卷，第219页。
[549] 埃里希·科尔特给本书作者的备忘录。艾伦·杜勒斯著《德国的地下运动》，第46页也谈到了这次访问。
[550] 9月28日上午在总理府的会议，有几个参与者的叙述，见施密特：《希特勒的译员》，第105-108页；弗朗索瓦—庞赛：《决定命运的年代》，第265-268页；汉德逊：《使命的失败》，第166-171页。
[551] 施密特：《希特勒的译员》，第107页。
[552]我们知道，希特勒早已把一切可以动员的军队都动员了。
[553] 同上。
[554]艾伦·布洛克在《希特勒——关于暴政的研究》（Hitler-A Study in Tyranny）一书第428页说：“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墨索里尼的干预扭转了局面。”
[555] 汉德逊：《使命的失败》，第168-169页。施密特：《希特勒的译员》，第108页。
[556] 马萨里克后来把这一场面告诉过本作者，他也告诉过他的许多其他友人。但我的笔记已遗失，此处引的是惠勒—本内特在《慕尼黑》中所做的动人叙述，见该书第170-171页。
[557] 根据1946年2月25日对哈尔德的提审，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B，第1553-1558页。
[558] 沙赫特：《账目已清》，第125页。
[559]举例来说，密谋参加者之一、最高统帅部经济与军备局局长、极有才华的格奥尔格·托马斯将军对起事未成的解释是：“这一计划不幸未能执行，因为，在受命执行这一任务的司令长官［维茨勒本］看来，不能信任年轻的军官来进行这种性质的政治行动。”见他所写的《思想与境遇》（Gedanken und Ereignisse），载1946年12月号《瑞士月刊》（Schweizerische Monatshefte）。
[560] 吉斯维乌斯：《至死方休》，第326页。
[561]前一天傍晚6点45分，张伯伦给贝奈斯总统发了一个电报，正式通知他在慕尼黑开会的消息。他说“我将充分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我是带着设法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政府的立场之间寻求妥协的愿望到那里［指慕尼黑］去的”。贝奈斯立即复电说：“我请求，在未听取捷克斯洛伐克意见的情况下，在慕尼黑不做任何决定。”
[562] 《齐亚诺秘密日记（1937-1938年）》，第166页。墨索里尼在1940年6月26日的电报中提醒希特勒，在慕尼黑时他曾保证参加进攻英国。电报全文收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10卷，第27页。
[563] 张伯伦和贝奈斯照会全文，《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2册，第599，604页。
[564]埃里希·科尔特1948年6月4日在纽伦堡美国军事法庭第四庭为“美国诉恩斯特·魏茨泽克”一案作证时，详细地叙述了墨索里尼建议的来源。《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1005页载有正式审讯记录的摘要。科尔特在《幻想与现实》（Wahn und Wirklichkeit）一书第129-131页对此也有叙述。施密特博士在《希特勒的译员》（Hitler's Interpreter）一书第111页证实了科尔特的叙述，并且说翻译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很容易”，因为他在前一天已经在柏林翻译过一道了。意大利外相齐亚诺，在9月29-30日在慕尼黑写的日记中曾谈到墨索里尼所提出的文件“实际上是我们的大使馆为表明德国政府的愿望而在前一天晚上用电话传给我们的”（《齐亚诺的秘密日记，1937-1938》［Ciano's Hidden Diary, 1937-1938］，第167页）。
[565] 两次慕尼黑会议记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1003-1008和第1011-1014页。
[566] 汉德逊：《使命的失败》，第171页。弗朗索瓦—庞赛：《决定命运的年代》，第271页。
[567]《慕尼黑协定》上写的日期是9月29日，然而实际上直到9月30日凌晨才真正签字。它规定由德国人占领“居民主要为日耳曼人的地区”。此项占领由德国军队从10月1日到10月7日分四阶段完成。剩余的地区，在经“国际委员会”确定其边界以后，应“在10月10日以前”予以占领。“国际委员会”由四大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组成。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同意“这一地区的居民撤退工作应在10月10日完成，任何现有设备均不得加以破坏，而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负责保证在撤退时不使上述设备遭受破坏”。除此而外，“国际委员会”将安排在当地居民的种族成分未能肯定的地区进行“公民投票”，期限“不得迟于11月底”。“国际委员会”还将确定新的边界。在协定的一项附件中，英国和法国宣布“它们恪守它们……关于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新边界以不受无故侵略的国际担保的建议……在波兰与匈牙利少数民族的问题解决以后，德国和意大利方面也将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担保”。关于公民投票的担保根本没有实现。甚至在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的问题已经解决以后，德国和意大利也都从来没有给捷克斯洛伐克以不受侵略的担保，而且，我们下面还可以看到，英国和法国也不愿信守它们的担保。
[568] 施密特：《希特勒的译员》，第110页。
[569] 《慕尼黑协定》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1014-1016页。
[570] 根据马萨里克博士给捷克外交部的正式报告。本节关于慕尼黑会议的材料来源有：《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同本章注82；协定全文，同上，第1014-1016页：《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2册，第1号，第227页；齐亚诺、施密特、汉德逊、弗朗索瓦—庞赛、魏茨泽克等著上引书。
[571] 《柏林日记》，第145页。
[572]这里所说的第一次指的是英国首相狄斯雷里1878年参加柏林会议后回到英国的那一次。
[573] 这次张伯伦—希特勒会谈的材料来源有：声明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卷，第1017页。施密特关于这次会谈的正式报告，同上，第4卷，第287-293页。施密特：《希特勒的译员》，第112-113页。《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2册，第1228号所提供的情况略有不同。
[574]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4-5页。
[575] 约德尔的日记，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368页（纽伦堡文件1780—PS）。
[576] 凯特尔1946年4月4日作的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0卷，第509页。
[577]希特勒自己在视察了捷克的防线以后，也至少对这一点有些相信。他后来告诉国际联盟驻但泽的高级专员卡尔·布尔克哈特博士说：“慕尼黑事件以后，我们才能够从捷克斯洛伐克内部来了解它的军事实力，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使我们捏了一把汗；我们当初冒了一次严重的危险。捷克的将军们所计划的东西是十分坚强的。我现在才懂得了我的将军们为什么主张克制。”（见佩蒂纳克斯：《法兰西的掘墓人》，第5页）
[578] 曼施坦因1946年8月9日作的证词，同上，第20卷，第606页。
[579] 约德尔1946年6月4日作的证词，同上，第15卷，第361页。
[580] 甘末林：《为国效劳》，第344-346页。这是一本令人失望的书！佩蒂纳克斯所著《法兰西的掘墓人》一书第3页中证实了这位将军的话。甘末林在9月26日和28日的意见的来源同此。
[581] 丘吉尔：《风暴欲临》，第339页。
[58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602-604页。
[583]见本书原文第388页。
[584] 沙赫特在纽伦堡的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2卷，第531页。
[585] 1939年11月23日对三军总司令的讲话，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573页（纽伦堡文件789—PS）。
[586] 绿色方案档案第48件，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372-374页（纽伦堡文件388—PS）。
[587] 同上。
[588] 希特勒1938年10月21日的指令，同上，第6卷，第947-948页（纽伦堡文件C—136）。
[58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46页。
[590]括号为原件所有。
[591]布赫少校的报告如实地画出了第三帝国司法状况的真面目。其中说道：“凡属下列杀害犹太人案件等，业已停止起诉或只判以轻罪。”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这种“案件”和被害者与凶手的姓名。“党员奥古斯特·弗鲁林因枪杀犹太夫妇戈尔德堡及枪杀犹太人西那森……党员威利·白林和约瑟夫·海克因枪杀犹太人罗森鲍姆和犹太女人兹维尼茨基……党员海因里希·施密特和恩斯特·梅克勒因淹死犹太人伊尔索法……”，等等。
[592]杰克逊法官在纽伦堡问过戈林是否真说过这一番话。戈林回答说：“说过，这是在脾气不好、心情激动的时候说的……并不是真打算这样做。”
[593] 海德里希指示警方组织这次暴行的命令，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797-801页（纽伦堡文件3051—PS）。他给戈林的关于死伤损失的报告，同上，第854页（纽伦堡文件3058—PS）。党内首席法官瓦尔特·布赫关于这次暴行的报告，同上，第5卷，第868-876页（纽伦堡文件3063—PS）。布赫少校对于许多起杀害犹太人事件做了生动的叙述，把这些暴行归咎于戈培尔。戈林和内阁阁员、政府官员以及一名保险公司代表在11月12日的会议的速记记录，同上，第4卷，第425-457页（纽伦堡文件1816—PS）。该记录虽残缺不全，但缴获部分长达一万字。
[594]11月14日，即戈林召集这次会议后两天，罗斯福总统把美国驻柏林大使休·威尔逊召回国内“有所咨询”，威尔逊以后就再也没有返回任所。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汉斯·迪克霍夫在同一天向柏林报告说，由于德国的排犹运动，“这里掀起了一场风暴”。11月18日，他就奉召返国，同样也就再也没有返回任所。11月30日，德国驻华盛顿代办汉斯·汤姆森用密码电报向柏林提出：“鉴于两国关系紧张”，而且使馆中的“秘密文件安全缺乏保障”，建议把“秘密的政治档案”运往柏林。他说：“这些档案数量过多，如有万一，无法很快销毁。”
[595]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9卷，第538页。
[596]1939年1月28日，哈利法克斯勋爵秘密警告罗斯福总统说：“早在1938年11月，就有越来越明确的迹象表明，希特勒正策划1939年春天在国外进行下一步的冒险。”这位英国外交大臣说：英国方面接到的“报告说，希特勒在里宾特洛甫、希姆莱和其他人的怂恿下，正在考虑对西方国家发动进攻，为以后在东欧采取行动做准备”。
[59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639-669页。
[598]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4册，第5号。
[599]德国方面关于里宾特洛甫10月28日在罗马同齐亚诺的谈话的记录（那是施密特博士记的）证实了里宾特洛甫的好战态度，他曾说德国和意大利必须对在“此时此地……即同西方民主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有所准备。在这次会议上，里宾特洛甫也向齐亚诺保证慕尼黑已经表明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力量，“因此对美国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600] 《齐亚诺秘密日记》，1938年10月28日，第185页；《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242-246页。
[601]这一座异想天开的高山别墅是花了极大的代价和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造起来的。要到那里十分困难，先得沿山走10英里长的一线小道，然后进入一条长长的凿山开出来的地道，到尽头处有一架电梯，把人送到370英尺上面的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坐落在一处海拔6000英尺的山顶上。从那里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区令人惊心动魄的奇景壮观，远处可以看得到萨尔茨堡。弗朗索瓦—庞赛在后来描写这所房子的时候说，他弄不清“这所房子到底是一个正常的头脑的产物呢，还是一个受到自大狂的折磨、受到征服欲与孤独感的侵凌的头脑的产物？”
[602]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515-520页。
[603] 施密特：《希特勒的译员》，第118页；他关于这次会议的笔记，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471-477页。
[604] 同上，第69-72页。
[605]11月24日，希特勒发布了另一项密令，指示国防军准备武装占领但泽，不过这一步要进行得晚一点。元首早已在考虑全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以后的问题了。
[606] 同上，第82-83页。
[607] 同上，第185-186页；另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950-951页（纽伦堡文件C—138）。
[608]希特勒还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银行把一部分为数达3.912亿克朗的黄金准备转交给德国的国家银行。2月18日，戈林写信给德国外交部说：“鉴于通货状况日益困难，我最强烈地要求迅速将所需的3000万至4000万金马克（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银行那里）转交到我们手中；这笔黄金是执行元首的重要命令所迫切需要的。”
[609] 代办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188-189页。
[61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215页。
[611] 赫瓦尔科夫斯基1939年1月21日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两次会谈的报告，同上，第190-202页。赫瓦尔科夫斯基本人1月23日向捷克内阁的报告，存捷克档案，惠勒——本内特在《慕尼黑》中曾加引用，见该书第316-317页。另见《法国黄皮书》，第55-56页。
[612] 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207-208页。
[613]见本书原文第359页。
[614] 全文，同上，第218-220页。
[615] 会议的报告，同上，第209-213页。
[616] 全文，同上，第234-235页。
[617]在作者的回忆中，蒂索神父的宽度几乎同他的高度相等。他的胃口大得惊人。他有一次告诉保罗·施密特博士：“在我精神紧张的时候，我就吃半磅火腿，这样就能使我的精神和缓下来。”他后来是死在绞刑架上的。他在1945年6月8日被美国军方逮捕，然后转交给当时刚刚重建故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在经过四个月的审讯以后，于1947年4月15日判处死刑，于4月18日执行。
[618] 根据英国驻布拉格公使后来的报告，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88-90页（纽伦堡文件D—571）。
[619]着重体是德国记录原有的。
[620] 蒂索—希特勒会谈秘密记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243-245页。
[621]历史学家关于这一点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有人认为，是德国人强迫哈查到柏林去的。他们的根据可能是法国驻柏林大使曾发出一份电报，说他曾“从可靠方面”获悉这一消息。但是从后来发现的德国外交部的文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哈查采取的主动。他在3月13日第一次通过德国驻布拉格的使馆要求会见希特勒，3月14日上午再次提出这一要求。希特勒在那天下午表示同意。
[622] 同上，第250页。
[623] 同上，第249，255，260页。库隆德尔大使的电报，见《法国黄皮书》第96页（第77号）。
[624]德国文件原文为着重体。
[625]古代条顿民族实行一种裁判法，被告把手放到火、热水中或服毒药，若不受伤，便算无罪，这里所谓“条顿式的恐怖”即指类似的酷刑。——译者
[626]戈林在纽伦堡的被告席上承认，他曾告诉哈查：“如果我不得不轰炸美丽的布拉格的话，我将甚为抱歉。”他解释说，他并不打算当真实行这一威胁——“因为不会有此必要。不过，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可以作为一种论据，加速整个事情的发展。”
[627] 1939年3月13日布拉格发出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246页。
[628]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9卷，第303-304页。
[629]牛赖特在纽伦堡受审时说，当希特勒任命他做保护长官时，他“完全出乎意料”，而且他在担任这一职务时还有“顾虑”。不过，他还是担任了这一职务，因为希特勒向他解释说，之所以任命他是为了向英国和法国证明，“他不想执行对捷克斯洛伐克敌视的政策”。
[630] 以上这节“哈查博士的劫难”的材料来源是：希特勒和哈查会谈的秘密记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263-269页，另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5卷，第433-440页（纽伦堡文件2798—PS）。德捷两国政府1939年3月15日宣言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270-271页。第一部分作为公报发表，实际上是3月14日在外交部起草的。元首3月15日对全国人民的文告，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8卷，第402-403页（纽伦堡文件TC—50）。库隆德尔的电报，见《法国黄皮书》，第96页（第77号）。施密特关于会议的描述，见《希特勒的译员》，第123-126页。汉德逊的描述，见《使命的失败》，第9章。同女秘书们的场面，见佐勒编：《希特勒私生活》，第84页。
[631]把这里所说的这一出戏里几个角色的下场先在这里提一下是很有意思的。弗兰克在战后被捷克法院判处死刑，而且于1946年5月22日在布拉格公开绞死。亨莱因1945年在被捷克抵抗军逮捕以后自杀了。赫瓦尔科夫斯基成了保护国驻柏林的代表，在1944年被盟国飞机炸死。哈查于1945年5月14日被捷克人逮捕，但是在审讯以前就死了。
[632]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6卷，第654-655页。
[633] 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42-45页。
[634] 全文，同上，第4卷，第241页。
[635] 《柏林日记》，第156页。
[636]3月16日张伯伦告诉下院，“迄今为止”还没有对德国政府提出任何抗议。
[637] 《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第9-12页。
[638] 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274-275页。
[639] 同上，第273-274页。
[640]库隆德尔关于这次会晤的报告，刊载在法国黄皮书（第78号，法文版第102-103页）上。他证实了魏茨泽克的说法。后来在纽伦堡审讯时，这位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申辩说，他在写有关这类会晤的报告时，总是有意地夸张他的亲纳粹感情，以掩盖他实际上的反纳粹活动。但是库隆德尔的报告不过是足以证明魏茨泽克根本没有夸张的一个例子。
[641] 同上，第6卷，第20-21页。
[642] 同上，第16-17，20页。
[643] 迪克森1939年3月18日的报告，同上，第24-25，36-39页。
[644] 同上，第39页。
[645] 德国方面关于这次会谈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104-107页。利普斯基致贝克的报告，见《波兰白皮书》，第44号，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8卷，第483页（纽伦堡文件TC—73，第44号）。
[646] 希特勒于1937年11月15日给利普斯基的保证，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26-27页。1938年1月14日给贝克的保证，同上，第39页。
[647]见本书原文第428页。三项“紧急任务”是：清算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占领梅梅尔，保护德国边境。
[648]着重体为原件所用。
[649] 贝克于1938年10月31日给利普斯基的指示，见《波兰白皮书》，第45号，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484-486页。里宾特洛甫关于11月19日与利普斯基会谈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5卷，第127-129页。
[650] 施密特关于这次会谈的报告，同上，第152-158页。波兰的记录，见《波兰白皮书》，第48号，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8卷，第486-488页（纽伦堡文件TC—73）。
[651]见本书原文第212页。
[652]见本书原文第212-213页。
[653]由于这场战争的结果，波兰牺牲苏联把它的东部边界向按人种划分的寇松线以东推进了150英里。这条边界把450万乌克兰人和150万白俄罗斯人归于波兰人的统治之下。因此，波兰的西部边界既已被德国人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它的东部边界又被俄国人认为是不能接受的。西方民主国家在柏林和莫斯科1939年夏天开始靠拢合作的时候，似乎竟然没有看到这个事实。
[654] 里宾特洛甫关于会谈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5卷，第159-161页。波方记录，见《波兰白皮书》，第49号，《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8卷，第488页（纽伦堡文件TC—73）。
[655] 里宾特洛甫关于1939年1月26日在华沙与贝克会谈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5卷，第167-168页。贝克的记录，见《波兰白皮书》，第52号。
[656]张伯伦3月26日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我必须承认对俄国有最深刻的不信任。我丝毫不相信它有能力进行一场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还不相信它的动机……此外，它还受到许多小国，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的憎恨和猜疑。”（见费林：《内维尔·张伯伦》［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第603页）
[657] 毛奇在1939年2月26日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172页。
[658] 利普斯基关于这次会谈给华沙的电报，见《波兰白皮书》，第61号，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8卷，第489-492页（纽伦堡文件TC—73，第61号）。里宾特洛甫关于会谈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70-72页。
[659] 外交部关于这次会谈的报告，同上，第5卷，第524-526页。
[660]见本书原文第428-429页。
[661] 同上，第502-504页。
[662] 这一段来源，同上，第528-530页。
[663] 同上，第6卷，第97页。
[664] 同上，第110-111页。
[665]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83-86页（纽伦堡文件R—100）。
[666] 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122-124页。里宾特洛甫关于3月26日与利普斯基会谈的报告，同上，第121-122页。波兰的记录，见《波兰白皮书》，第63号。
[667] 施密特关于这次会谈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135-136页。
[668]在用电报发给肯纳德的指示中说得很清楚，这个条约将不包括俄国在内。电报说：“现在已很清楚，如果让俄国公开参加发起这一计划的话，我们打算稳定局势的努力将归于失败。英王政府若干驻外使团最近拍回来的电报警告我们，如果让俄国参加，不但会危害我们的建设性的努力，而且还会加强参加反共公约各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引起若干友好国家的不安。”
[669] 毛奇的电报，同上，第147-148页。《波兰白皮书》，第64号。
[67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538号。
[671]见本书原文第454页。
[672]张伯伦不可能不知道波兰在军事上的弱点。一周以前，英国驻华沙武官索德上校曾在3月22日向伦敦发了一个长篇报告，谈到波兰“三面被德国包围”的极坏的战略地位，也谈到了波兰武装部队的弱点，特别是缺乏现代武器与装备。4月6日，当贝克上校正在伦敦谈判互助条约的时候，索德上校还有英国驻华沙空军武官韦切尔空军上校又提出了一项新的报告，内容更加令人沮丧。韦切尔强调说，在今后12个月中，波兰空军“至多只能有飞机600架左右，多数不是德国飞机的对手”。索德报告说，波兰的陆军与空军同样缺乏现代化装备，他们在受到德军全面进攻时只能做有限的抵抗。肯纳德大使在归纳这两位武官的报告时告诉伦敦，波兰人在德国人的进攻面前将守不住走廊地区和西部边界，他们将不得不退到波兰中部的维斯杜拉河上，“因此，一个友好的俄国对波兰是绝顶重要的”。
[673] 同上，第485，518，538（英法建议全文），561，563，566，571，573号。
[674] 同上，第498号。
[675]实际上，在希特勒已开始讲话以后，才突然切断美国广播网的转播路线。这件事情在纽约引起了希特勒被刺的谣传。我当时正在柏林德国广播公司短波部的控制室里，亲自照料对纽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转播线路。线路切断以后，我提出了抗议，德国官员回答说，这个命令是希特勒亲自下的。不到一刻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要我查对关于希特勒遇刺的消息，我当时正从一条直通威廉港的电话线中清清楚楚地听着希特勒在咆哮，因此很容易就证明了这个消息是无稽之谈。那天要行刺是不容易的，因为元首讲话的时候四面都有防弹玻璃屏挡着。
[676] 同上，第5卷，第12号。
[677] 吉斯维乌斯在《至死方休》中引用，第363页。
[678] 白色方案全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916-928页。部分译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186-187，第223-228页（纽伦堡文件C—120）。德文原文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34卷，第380-422页。
[679]在发表这篇演说的那一天，魏茨泽克打电报给德国驻华盛顿代办汉斯·汤姆森，要他使元首的演说在美国得到最广泛的宣传介绍，并且告诉他为此将给他额外的经费。5月1日，汤姆森回电说：“对这篇演说的兴趣超过了迄今所知的任何演说，我已因此按照原定计划指示把英译本在这里印刷寄发……给千千万万各阶级行业的人们。费用以后再报销。”
[680] 德国方面关于戈林—墨索里尼会谈的机密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248-253，第258-263页。另见《齐亚诺日记》，第66-67页。
[681]苏族（Sioux）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译者
[682]希特勒在这里对“总理”这个字用的是盖尔语Taoiseach，这是大有讲究的。
[683]见本书原文第427页。
[684] 1939年4月17日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264-265页。外交部关于各方答复的报告，同上，第309-310页。魏茨泽克4月18日给德国驻里加公使的电话，同上，第283-284页。
[685] 同上，第355，399页。
[686] 同上，第4卷，第602-607页。
[687] 同上，第607-608页（1938年10月26日电报）。
[688] 同上，第608-609页。
[689]虽然美联社曾从莫斯科发出一条消息（载3月12日《纽约时报》）说，斯大林谴责外国力图把俄国拖入对德战争的话已在莫斯科外交界人士中引起了苏德可能修好的谈论，但是英国大使威廉·西兹爵士却显然没有参加过这种谈论。他在就斯大林的演说向英国外交部做的报告中，一点都没有提到这种可能性。不过，有一个西方的外交官即现在驻在布鲁塞尔的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从斯大林的演说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在3月11日的日记中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声明”“它显然意味着对英国和法国政府的警告，苏联人已经对‘不现实地’反对侵略者感到厌倦了。这……对英国外交部和苏联之间的谈判……是一个真正的凶兆。这肯定是我所见到的最有意义的危险信号”。3月2日他又写信给参议员基·皮特曼说：“……希特勒正在拼命设法使斯大林疏远法国和英国。除非英国人和法国人觉醒过来，我担心他会成功。”
[690] 同上，第631页。
[691]见本书原文第460页。
[692]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在3月19日向苏联驻伦敦大使伊凡·迈斯基解释英国为什么认为俄国所提出的最好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他说英国政府没有一个大臣抽得出时间到布加勒斯特去。这一拒绝十分明显伤了俄国人的感情，使他们因此而在以后历次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谈判中闹别扭。迈斯基后来告诉保守党议员罗伯特·布斯比说，这次对俄国建议的拒绝对“争取有效的集体安全的政策是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它决定了李维诺夫的命运。
[693] 同上，第6卷，第1-3页。
[694] 戴维斯：《出使莫斯科》，第437-439页。西兹大使的电报，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册，第419号。
[695] 布斯比：《我为生存而斗争》，第189页。哈利法克斯对迈斯基的声明，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册，第433号。
[69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88-89页。
[697] 同上，第139页。
[698] 德国方面1939年4月16日关于戈林与墨索里尼会谈的报告，同上，第259-260页。
[699]如果可以对公开发表的李维诺夫的日记（《一部日记的注释》［Notes for a Journal］）寄予若干信任而不失审慎的话，斯大林在没有让苏联参加的慕尼黑会议以后就已经在考虑这样一种变化了。日记中有一处说1938年临近年底的时候，斯大林告诉李维诺夫说：“我们准备同德国人达成协议……而且还要使波兰不能为害。”1939年1月，这位外交人民委员写道：“看来他们已经决定要把我免职了。”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他透露他同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之间的全部往来现在都必须通过斯大林，而且梅利卡洛夫大使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即将同魏茨泽克谈判，以便让希特勒“实际上”明白：“我们在此以前一直不能达成协议，但是现在能够了。”这份日记是一本可疑的书。英国研究苏联的权威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教授曾对之做过一番研究，认为虽然它毫无疑问在某些地方已被修改到“纯属虚构”的程度，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仍然足以代表李维诺夫的观点。
[700] 同上，第266-267页。
[701] 同上，第419-420页。
[702] 同上，第429页。
[703] 同上，第535-536页。
[704] 《纳粹—苏联关系（1939-1941年）》，第5-7，8-9页。
[705] 《法国白皮书》，第123，125号电报。我采用了法文本，但我相信英文本编号相同。
[70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1，111页。本卷附录Ⅰ中有一些根据德国海军档案的参谋会议备忘录。
[707]齐亚诺5月22日的日记充满了关于希特勒和他周围那批奇怪人物的珍闻逸事。戈培尔夫人抱怨元首使他的朋友们通宵不眠。她还大声嚷“老是希特勒一个人在讲话，他叨唠个没有完，使客人都厌烦了”，齐亚诺也听到有人暗示“元首对一个美丽的女郎怀有爱慕的感情。她年华双十，有一双美丽文静的眼睛，容貌端正，体态风流，名字叫西格丽德·冯·拉普斯。他们经常亲密地相会”。（见《齐亚诺日记》［The Ciano Diary］，第85页）齐亚诺自己就是一个猎艳能手，显然对此大感兴趣。他一定还没有听说过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她这个时候很少获准到柏林来。
[708] 《齐亚诺日记》，第67-68页。
[709]见本书原文第305页。
[710] 米兰会议德国方面记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450-452页。齐亚诺的记录，见《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282-287页。
[711]着重体为原件所用。
[712]着重体为原件所用。
[713]希特勒对日德兰战役的认识明显是错误的。
[714]见本书原文第308页。
[715] 同盟条约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561-564页。秘密议定书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716] 施蒙特1939年5月23日的记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847-854页（纽伦堡文件L—79）。英译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574-580页。德文全文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37卷，第546-556页。
[717] 计划详情，见纽伦堡文件NOKW—2584。载《战犯的审讯》。
[718]指摩托化部队。——译者
[719]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926-927页（纽伦堡文件C—120）。
[720]在谈到德国战列舰的吨位的时候，托马斯将军甚至是在欺骗德国外交部。有一份日期标明为1938年2月18日的德国海军文件很有意思地提到，曾根据英德海军协定把假的战列舰吨位数字提供给英国政府。它说，号称26000吨的舰只，实际吨位是31300吨；号称35000吨的战列舰（这是英国和美国海军舰只的最高吨位），实际吨位是41700吨。这是纳粹骗术的一个绝妙的典型。
[721]5月27日，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和法国代办向莫斯科提出了英法两国关于拟议中的条约的草案。出乎两位西方使节意料的是，莫洛托夫对之甚为冷淡。
[722]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34卷，第428-442页（纽伦堡文件C—126）。这个文件的英译文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937-938页，但删节过多，无甚价值。
[723] 同上，第827页（纽伦堡文件C—23）。
[724] 英法草案全文，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5册，第624号。英大使关于莫洛托夫反应的报告，同上，第648，657号。
[725]见本书原文第481-482页。
[726] 5月31日“急”电，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616-617页。
[727]此项口供曾遭到纽伦堡法庭的拒绝，未被当作书面证据，也未收入《纳粹的阴谋与侵略》（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或者《主要战犯的审讯》（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的几大卷书面证据集。然而这并不能损害其真实性。法庭对一切涉及纳粹—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合作的文件都处理得十分谨慎，四位法官中有一位是俄国人。
[728] 6月1日电报，同上，第624-626页。
[729] 同上，第547页。
[730] 同上，第589-593页。
[731] 同上，第593页。
[732]在美国国务院1949年出版的《纳粹—苏联关系》（Nazi-Soviet Relations）这本与这一题目有关的德国外交部文件集中，这份电报的英译文措辞要强烈得多。主要的一句是这样翻译的：“我们现在已经决定同苏联进行肯定的谈判。”这一句话使得许多历史学家，包括丘吉尔在内，都认为这份5月30日的电报标志着希特勒想同莫斯科做一笔交易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实际上，这样一个转折点来得还要晚一些。如魏茨泽克5月30日在给舒伦堡的信的附言中所说的，希特勒所批准的德国人的这一次行动是“十分有限的”。
[733] 魏茨泽克5月27日给舒伦堡的信和5月30日的附笔，同上，第597-598页。
[734] 同上，第608-609页。
[735]德国担心英法俄可能对与苏联接壤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做出担保。为了抢先一步，它匆匆忙忙在6月7日同这两个波罗的海小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甚至在此以前，德国就曾在5月31日同丹麦订了一个类似的条约，这个条约看来给了丹麦一种安全感。考虑到最近的形势发展，丹麦人居然有这种感觉是很令人惊讶的。
[736] 同上，第618-620页。
[737] 同上，第790-791页。
[738] 同上，第805-807页。
[739]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文件，哈利法克斯在6月8日告诉迈斯基，他曾考虑向首相建议应当派他到莫斯科去，“但是实在抽不开身来”。迈斯基在斯特朗走了以后，在6月12日向哈利法克斯提出，“在时局比较平静的时候”，外交大臣能到莫斯科去是一大好事。但是哈利法克斯再次强调，“目前”他实在不可能离开伦敦。
[740] 同上，第810页。
[741] 同上，第813页。
[742]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5册，第5，38号。
[743] 1939年6月29日《真理报》。
[744] 6月29日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808-809页。
[745]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34卷，第493-500页（纽伦堡文件C—142号）。在《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956页上的英译文简短得多。
[746]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4卷，第1035-1036页（纽伦堡文件2327—PS）。
[747]6月19日，陆军总司令部通知外交部，有168名德国军官“已获准穿便服到但泽自由邦去进行以考察为目的的旅行”。7月初，凯特尔将军问外交部，“但泽现有12门轻炮和4门重炮，如果公开出来并且带着它们来进行操练的话，在政治上是否明智，或者是否还是把这些武器隐蔽起来为好”。德国人到底是怎样把重炮在波兰稽查眼皮底下偷运进但泽的，德国文件没有透露。
[748] 同上，第4卷，第934页（纽伦堡文件C—126）。
[749] 德国国防会议1939年6月23日会议秘密记录，同上，第718-731页（纽伦堡文件3787—PS）。
[750]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750，920-921页。
[751] 同上，第864-865页。
[752] 全文，同上，第7卷，第4-5，9-10页。
[753]本书原文第495页。
[754] 布尔克哈特1940年3月19日致国际联盟的报告全文，见《国际问题文件集（1939-1946年）》，第1卷，第346-347页。
[755]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936-938页。
[756] 同上，第955-956页。
[757] 施努雷的报告，同上，第1106-1109页。
[758] 同上，第1015-1016页。
[759] 同上，第1022-1023页。
[760]英国最高统帅部像德国最高统帅部后来那样，远远低估了红军的潜力。这很可能主要是它的驻莫斯科武官发回来的报告所造成的印象。举例来说，陆军武官法尔布拉斯上校和空军武官哈拉威尔空军中校曾在3月6日给伦敦打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大意说，虽然红军和俄国空军的防御能力相当大，但是它们没有能力发动真正的攻势。哈拉威尔认为俄国的空军“同陆军一样，由于后勤工作的垮台而有陷于瘫痪的可能，不排除由于敌人的进攻而陷于瘫痪的可能”。法尔布拉斯认为对高级军官的清洗已经使红军大大削弱。不过他也曾向伦敦指出，“红军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毫无疑问正在尽力准备迎接战争”。
[761] 同上，第1010-1011页。
[762] 同上，第1021页。
[763]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谈判的斯特朗甚至比张伯伦还要冷淡。他在7月20日报告外交部说：“老实说，在我们还不能肯定苏联将成为我国的盟国以前，就希望我们去同他们谈军事机密确实是有点出格的。”俄国人的看法恰恰相反，莫洛托夫在7月27日向英法代表明白表示：“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每一个缔约国到底能对共同的事业提供多少个师，这些师将驻在什么地方。”俄国人在政治上承担义务以前，他们首先要知道，他们到底能指望从西方得到多大的军事帮助。
[76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卷，第183号。
[765]英国代表团的人员是海军上将雷金纳德·普伦克特—恩尔—埃尔—德拉克斯爵士（他曾在1935-1938年任朴次茅斯基地司令）、空军中将查尔斯·伯内特爵士和陆军少将海伍德。
[766] 同上，第6册，第329，338，346，357，358，376，399号。
[767] 同上，第376，473号。
[768]这是阿诺德·汤因比和他的合作者在《大战前夕，1939年》（The Eve of War, 1939）一书中所做的结论，主要是根据英国外交部文件得出的，见该书第482页。
[769]8月16日，空军中将查尔斯·伯内特爵士从莫斯科报告伦敦：“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使对方同意签订条约的话，政府的政策就是把谈判尽可能地延长。”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西兹也在7月24日，即英国政府同意举行军事谈判的第二天，打电报给伦敦：“我对军事谈判的成功不表乐观，我也不认为军事谈判能迅速结束。但是现在开始谈判，将给轴心国家一种有益的震动，也可以给我们的友邦一种刺激，而且这一谈判可能延长到足以避过今后几个危险的月份。”英法谍报机关早就知道，莫洛托夫曾同德国大使会谈过，知道德国力图使俄国参与再次瓜分波兰——那是库隆德尔早在5月7日就警告过巴黎的（见本书原文第482页）——知道德国已在波兰边境集结重兵，也知道希特勒的意图，从这些事实来看，英国人还相信能在莫斯科耍拖延策略，真有点令人吃惊。
[770] 8月1日的两封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1033-1034页。
[77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附录V，第763页。
[772] 伯内特的信，同上，第7册，附录II，第600页。西兹的电报，同上，第6册，第416号。
[773]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1047页。
[774] 同上，第1048-1049页。
[775]着重体为原文件所加。
[776] 同上，第1049-1050页。
[777] 同上，第1051-1052页。
[778] 同上，第1059-1062页。
[779]典型的例子是阿托利科就他同里宾特洛甫在7月6日举行的一次会谈发回的一份生动的报告。纳粹外交部长告诉他，如果波兰胆敢攻击但泽的话，德国将在48小时以内在华沙解决但泽问题！如果法国为但泽出面干涉，从而掀起大战的话，也随它去；德国没有比这再高兴的了。这样法国就会被“消灭”；英国如果敢蠢动的话，结果将是大英帝国的覆灭。俄国呢？它马上就会签订一项俄德条约，俄国绝不会出兵。美国呢？元首的一篇演说就足够把罗斯福打败了。美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动的。对日本的恐惧就足以使美国老实了。当里宾特洛甫在描绘这幅战争图景的时候，我［阿托利科报告说］难以置信地静静听着，他的想象力已在他脑袋里树立了这幅不可磨灭的图景……除了他这幅图景，即德国在一切方面对一切对手都必然胜利——这可确实是令人惊奇——而外，什么别的可能也都看不见……最后，我提到，就我所知，领袖和元首之间曾有一项完全的谅解：意大利和德国是在准备一场不是马上就打的战争。但是机灵的阿托利科根本不相信最后这一点。整个7月里，他的电报都是预告德国在波兰的行动已迫在眉睫。
[780] 《法国白皮书》，法文版，第250-251页。
[781] 两封信的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973-974页。
[782] 阿托利科关于他在7月6日同里宾特洛甫会谈的电报，见《意大利外交文件汇编》，第7卷，第12册，第503号。我用的引文和转述取材自阿诺德·汤因比和弗罗尼卡·汤因比编：《大战前夕》一书。
[783] 魏茨泽克备忘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卷，第971-972页。
[784] 《齐亚诺日记》，第113-114页。
[785] 同上，第116-118页。
[786]有一次里宾特洛甫显然被激怒了，他对齐亚诺说：“我们用不着你们！”齐亚诺反唇相讥说：“等着以后瞧吧！”（见哈尔德将军未出版的日记，1939年8月14日。哈尔德说，他是从魏茨泽克那里听来的。）
[787] 同上，第8-19，582-583页。齐亚诺关于与里宾特洛甫会谈的记录，见《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297-298页，另见《意大利外交文件汇编》，第8卷，第13册，第1号。德国方面的记录没有找到。
[788]虽然德国方面的记录明明写着齐亚诺已同意希特勒的意见：“在会谈结束时不发表任何公报”，德国人却马上就出卖了他们的意大利盟友。德国官方通讯社“德意志通讯社”（D. N. B.）在齐亚诺走了之后两小时就发表了一项公报，丝毫没有同意大利人做任何商量。公报说，双方讨论了当前的一切问题——特别讨论了但泽问题——结果达成了“百分之百”的协议。公报还说，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已不再需要继续会谈，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阿托利科发了火。他向德国人提出抗议，责备他们背信食言。他向汉德逊暗示，战争已迫在眉睫。他在发给罗马的怒气冲冲的电报中把德国人发表的公报说成是“马基雅维里式的”。他指出这种做法是处心积虑想要在德国进攻波兰以后把意大利同德国拴在一起。他要求墨索里尼对希特勒要硬一点，要坚决要求德国人履行“钢铁条约”中关于事先要“商量”的条款，并且根据这项条款，坚持要有一个月的宽限，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但泽问题。
[789] 德国方面关于8月12日和13日会谈的记录，在纽伦堡提出时编号为1871—PS和TC—77。后者较完全，英译文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8卷，第516-529页。我用的是施密特签名的一份，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39-49页，第53-56页。齐亚诺的记录，见《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303-304页，另见《意大利外交文件汇编》，第13册，第4，21号。1939年8月12日、13日及1943年12月23日的日记，见他的《日记》，第119-220，582-583页。
[790] 这段哈尔德日记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556页。
[791] 见《意大利外交文件汇编》，第7卷，第13册，第28号；《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册，第662页。
[792]见本书原文第523页。
[793] 施努雷关于这次会谈的备忘录，根据他在1939年8月14日致莫斯科大使馆的电报，载《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58-59页。
[794]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唯一资料来源是没有出版的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的日记。这本日记的第一页就是1939年8月14日。哈尔德是用加贝尔斯伯格式速记记的。它记录了从1939年8月14日到1942年9月24日他被免除参谋总长的职务这段时期内纳粹德国最机密的军事和政治活动，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在上萨尔茨山写的日记中，有希特勒讲话时他做的速记记录，最后还有他自己做的摘要。很奇怪，没有一家美国或者英国的出版商出版过哈尔德的日记。作者在写作本书时曾看到过这本日记的德国普通书写体本，是哈尔德自己从速记本译出来的。希特勒的工作日志证实了这次会议的日期，那上面还说除了三军总司令布劳希奇、戈林和雷德尔而外，建造了西壁防线的工程师托特博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795]达勒鲁斯1946年3月19日在纽伦堡为戈林的案子作证的时候，告诉庭上，戈林曾“以他的荣誉”向英国商人们担保，他将尽其全力来避免战争。但是也许戈林在会见英国商人之后两天所做的一项声明才更确切地表明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他大吹德国空军的空防能力说：“一颗炸弹也扔不到鲁尔来。要是有一架敌机到达鲁尔的话，我的名字就不叫赫尔曼·戈林：你们叫我什么都行。”这是他很快就要后悔的一次吹牛。
[796] 舒伦堡的电报全文，同上，第67-68页。
[797] 里宾特洛甫的电报全文，同上，第62-64页。
[798] 英国企业家的备忘录是在戈林办公室档案中发现的，同上，第6卷，第1088-1093页。上面有许多戈林手迹的批语。有好几处，他显然不相信与他想法相反的话，他批上“嘿！”达勒鲁斯斡旋和平这件异想天开甚至有点荒诞不经的事情的经过，见他本人著《最后的尝试》。另见他在纽伦堡的证词，载《主要战犯的审讯》，第9卷，第457-491页。另见刘易斯·纳米尔爵士著《外交前奏曲》，第417-433页，该章名为“外行插手外交”。
[799] 1946年2月26日对哈尔德的提讯，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B，第1562页。
[800] 哈塞尔：《冯·哈塞尔日记（1938-1944）》，第53，63-64页。
[801]瑙约克斯在“文洛事件”中也参加了一手，这将在以后详加叙述。在1940年5月德军西进时，他曾参加过德军伪装荷兰和比利时边防军的活动。战争初期，他在保安处管过一个科，专门伪造护照，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提出了一项“伯恩哈德计划”，异想天开地想在英国上空散发伪造的英国钞票。海德里希后来对他感到厌倦了，硬把他派到党卫军的一个团里在俄国服役，他在那里负了伤。1944年，他到比利时做一名经济管理官，但是他在当时的主要工作似乎是在丹麦执行暗杀一批丹麦抵抗运动分子的任务。他在比利时投奔了美国军队，很可能是为了保全他的脑袋。事实上，他确实神通广大。1946年，在他作为战争罪犯囚禁期间，他惊险地逃出设在德国境内的一个专门监禁战争罪犯的拘留营，因此逃脱了审讯。在写作本书的时候，他仍然没有逮捕归案，其踪迹也无人闻知。关于他越狱逃亡的事情，绍姆堡·利普在《皇冠与监狱之间》（Zwischen Krone und Kerker）一书中曾有叙述。
[802]此人是党卫军大队长梅尔霍恩博士，他在海德里希之下负责保安处。施伦堡在回忆录（《迷宫》［The Labyrinth］，第48-50页）中详细谈到梅尔霍恩曾在8月26日告诉他，他受命在格莱维茨发动一次假进攻，但是后来梅尔霍恩装病没有去。梅尔霍恩的胃口后来几年中要好得多。他是战时秘密警察在波兰搞恐怖行为的一个著名的指使者。
[803] 托马斯：《思想和境遇》，载《瑞士月刊》，1945年12月号。
[804]潜艇是在8月19日与23日之间启航的，“施佩伯爵号”的启航日期是8月21日，“德意志号”是8月24日。
[805] 卡纳里斯关于1939年8月17日同凯特尔谈话的备忘录，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第580页（纽伦堡文件795—PS）。
[806]这个消息英国政府很快就知道了。8月17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曾把莫洛托夫对舒伦堡的建议通知了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那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斯泰恩哈特在前一天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华盛顿的，而且十分确切。斯泰恩哈特曾在8月16日见过莫洛托夫。
[807] 瑙约克斯的供词，同上，第6卷，第390-392页（纽伦堡文件2751—PS）。
[808] 舒伦堡8月16日早上2点48分发出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76-77页。他后来由信使带去一份比较全面的报告，并在致魏茨泽克的信中补充了细节，同上，第87-90，99-100页。
[80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7册，第41-42页。斯泰恩哈特大使的报告，见《美国外交文件汇编（1939年）》，第1卷，第296-299，334页。
[810] 里宾特洛甫8月16日发给舒伦堡大使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84-85页。
[811] 同上，第100页。
[812] 同上，第102页。
[813] 舒伦堡8月18日上午5点58分电报，同上，第114-116页。
[814] 里宾特洛甫8月18日上午10点48分电报，同上，第121-123页。
[815] 施努雷8月19日备忘录，同上，第132-133页。
[816] 舒伦堡8月19日下午6点22分电报，同上，第134页。
[817] 舒伦堡8月20日上午12点8分电报，同上，第149-150页。
[818]这个协定是8月20日（星期天）凌晨2点在柏林签字的。
[819] 丘吉尔：《风暴欲临》，第392页，他未指明来源。
[820] 同上，第391页。
[821] 希特勒8月20日致斯大林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156-157页。
[822] 舒伦堡8月21日凌晨1点19分电报，同上，第161-162页。
[823] 里宾特洛甫8月21日电报，同上，第162页。
[824]希特勒的这次讲话没有找到什么官方的详细记录，只有几份笔记已经公开。其中有两份是由高级军官在会上记下来的。远洋舰队司令赫尔曼·伯姆海军上将的那份笔记曾呈交纽伦堡法庭为雷德尔海军元帅辩护，并且曾以德文原文印行，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41卷（TMWC,XLI）第16-25页。哈尔德将军也在他8月22日的日记里以他那自成一格的加贝尔斯贝格式速记做了长篇记录，这篇记录已译成英文，收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DGFP,VII）中，见第557-559页。在纽伦堡审讯中，起诉人用作这次会议的证据的主要文件是从美国军队在奥属蒂罗尔的萨尔费尔登缴获的最高统帅部档案中发现的一份纪要。这份纪要没有具名，分为两部分，其英译文曾收在《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3卷（NCA,III），纽伦堡文件798—PS，第581-586页，纽伦堡文件1014—PS，第665-666页，也收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200-206页。这份分为两部分的纪要的德文原文，当然已收在《主要战犯的审讯》中。这份纪要所记的希特勒的话要比伯姆海军上将和哈尔德将军所记的更加生动。但是这三份记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因此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在纽伦堡审讯中曾对关于希特勒这次讲话的第四份记录有过一些怀疑，因为虽然曾在审讯过程中引用，最后却并没有作为证据呈交。这份记录的编号是纽伦堡文件C—3（收在《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7卷，第752-754页）。它的内容无疑是真实的，但是也许曾由没有出席伯格霍夫会议的人修改。为了拼凑希特勒的原话，我曾用了伯姆与哈尔德的记录和在纽伦堡呈交法庭作为证据的那份无人具名的纪要。
[825]德文原文为“Schweinehund”。
[826]根据纽伦堡文件C—3的记载，戈林跳到了桌子上并且做了“杀机大动的感谢和杀气腾腾的保证。他像一个野人一样转着跳舞。几个心存怀疑的人一声也没有吭”。1945年8月28日到29日戈林在纽伦堡受审的时候，对这段描写大为恼怒。戈林说：“我否认我曾站在桌子上。我希望你们知道这篇演说是在希特勒私邸的大厅里讲的。我并没有在私人住宅里跳到桌子上去的习惯。这是同一个德国军官的仪态完全不相称的行为。”“但是，事实是，你在讲话完了以后领导大家鼓了掌，你有没有这样做？”讯问他的美国人约翰·哈兰·阿门上校这时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是的，不过不是在桌子上。”戈林答道。
[827] 舒伦堡8月21日下午1点43分电报，同上，第164页。
[828]斯特朗在7月20日给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把这说成是“一种令人感到屈辱的经验”。
[829] 斯大林8月21日致希特勒的信，同上，第168页。
[830]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B，第1103-1105页。
[831]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6册，第376号。
[832]判断这一点，时间是十分重要的。莫洛托夫直到8月15日晚间才接到纳粹关于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的建议（本书原文第520页）。不过，在此以前，他虽然没有明确接受这个建议，却曾暗示俄国对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一事有兴趣，这当然会使英法谈判军事同盟成为多余。本书作者所能得出的最合适的结论是，当伏罗希洛夫在8月14日要求“毫不含糊地答复”是否允许苏联军队在波兰境内迎击德军的时候，克里姆林宫仍然处于两可之间。遗憾的是，可以澄清这一关键性问题的俄国文件还没有发表。无论如何，斯大林看来是直到8月19日下午才下定最后决心的（见本书原文第526页）。
[833] 同上，第3卷，第7册，附录II，第558-614页。附录中有莫斯科军事会谈的每日详尽记录，在盟国方面关于这次会谈的材料中，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全面的。其中并有伯内特空军中将和海伍德将军在会谈期间向伦敦发出的报告，德拉克斯海军上将所写的英国代表团最后报告。还有杜芒将军和伏罗希洛夫元帅在8月22日晚间的一次戏剧性会谈的逐字记录，当时这位法国军事代表团长拼命想挽回局势，尽管已宣布里宾特洛甫将于次日抵达莫斯科。还有盟国代表团8月26日与伏罗希洛夫最后一次痛苦的会谈的记录。第7册中还收入英国外交部与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许多函电往来，说明了这次事件的经过。
[834]在张伯伦宣布英国单方面给予波兰担保之后四天，劳合·乔治4月3日在下院发表演说，敦促英国政府提出这一条件。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俄国的援助而参加战争的话，我们就是自投罗网。这是唯一能出兵进入那里［波兰］的国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承担这样一个巨大的冒险以前不先取得俄国的同意……如果俄国之所以未能参与其事只是由于波兰人有某种感情，不愿意俄国人到他们那里去的话，就该由我们来宣布这一条件。只有有了这个条件，我们才能有效地援助波兰人，波兰人如果不准备接受这一条件，责任就全在他们方面。”
[835]在军事代表们前一天即8月21日上午的会议上，伏罗希洛夫要求会谈不定期地休会，理由是他和他的同事因为秋季演习而很忙。英法方面对这种拖延表示抗议以后，元帅答复说：“苏联代表团的愿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意组织三国武装部队的军事合作……苏联同德国并无共同边界，只有在苏联军队有权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条件下，它才能给英、法、波、罗以援助……如果不允许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他们就无法同英法军队合作……苏联军事代表团无法设想英国和法国的政府和参谋总部，在派出代表团到苏联来的时候……怎么会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不给他们以指示……这只能表明有理由可以怀疑，他们是否有同苏联进行认真而有效的合作的愿望。”这位元帅从军事上立论的逻辑是颠扑不破的。法国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没有能予以响应，将得到证明是一场灾难。不过，到8月21日这么晚的一个日子还来重复这一番话——和其他的话——却未免虚伪，伏罗希洛夫这个时候不可能不知道斯大林8月19日的决定了。
[836] 保罗·雷诺：《斗争最前线》，第212页。雷诺在第210-233页中提出了法国方面关于1939年8月莫斯科会谈的情况的叙述。他在第211页中说明了材料来源。博内在其所著《欧洲的末日》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看法。
[837] 文件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册（见本章注29）。有意义的是，《英国蓝皮书》和《法国黄皮书》中都只字未提英法在华沙进行的外交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要使波兰人接受苏联的援助），也没有提到莫斯科军事会谈的情况。
[838]主要条款的措辞几乎完全按照莫洛托夫8月19日交给舒伦堡的苏联草案。它是希特勒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他已经接受了的。俄国草案特别规定，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只有在同时签订一项“特别议定书”并且以之为该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情况下方属有效。据参加晚上会议的弗里德里希·高斯说，里宾特洛甫曾放入一段强调苏德友好关系之形成的夸大其词的序言，由于斯大林的坚持而放弃了。这位苏联独裁者发牢骚说：“苏联政府被纳粹政府在脸上抹了六年屎之后不能突然之间把关于友谊的保证拿到群众面前来。”
[839] 里宾特洛甫8月23日晚上9点5分从莫斯科发出的电报，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220页。
[840]条约第七条规定，该条约在签字以后立即生效。在这样两个极权主义的国家中，正式批准当然只是一种形式，但是也得花几天的时间。希特勒坚持非有这一条规定不可。
[841] 8月24日德国秘密备忘录，同上，第225-229页。
[842]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13页。——译者
[843] 苏联草案全文，同上，第150-151页。
[844]波兰的外交也一样破产了。诺埃尔大使在给巴黎的电报中报告波兰外长贝克对德苏条约的反应说：“贝克毫不慌张，而且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忧。他认为从实质上说，并没有多大变化。”
[845]尽管有我们上面所知道的许多警告，表明希特勒在向克里姆林宫讨好。法国驻德大使库隆德尔先生在6月1日曾通知法国外交部长博内，在希特勒的思想里，俄国的影子已越来越大了。库隆德尔写道：“如果希特勒不必同俄国打仗的话，他就会冒战争的危险。另一方面，如果他知道他也得同它打仗的话，他就会后退，而不是让他的国家、他的党和他自己自取灭亡。”大使敦促英法同苏联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立即取得结果，他还告诉巴黎，英国驻德大使也曾对伦敦做了相似的呼吁（见《法国黄皮书》［French Yellow Book］，法文版，第180-181页）。8月15日，库隆德尔和汉德逊都曾到德国外交部见魏茨泽克。英国大使报告伦敦说，国务秘书深信苏联“最后会参加波兰分赃”（《英国蓝皮书》［British Blue Book］，第91页）。而库隆德尔在同魏茨泽克谈话以后，打电话给巴黎说：“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在同俄国的谈判中求得某种解决。”（《法国黄皮书》，第282页）整个6月和7月，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斯泰恩哈特都不断发回电报，警告苏联—纳粹之间的买卖即将成交。罗斯福总统曾把这项警告转告英国、法国和波兰的大使馆。早在7月5日，当苏联驻美大使康斯坦丁·奥曼斯基离任返国休假的时候，他曾带了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给斯大林，信中说：“如果他的政府与希特勒联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希特勒一旦征服法国以后就会转向俄国，这就像黑夜必将随白天之后到来一样是肯定无疑的事情。”（见约瑟夫·E.戴维斯：《出使莫斯科记》［Mission to Moscow］，第450页）总统的警告是用电报发给斯泰恩哈特而由斯泰恩哈特在8月16日转告莫洛托夫的（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39年》［U. S. Diplomatic Papers, 1939］，第1卷，第296-299页）。
[846]好多年以前，希特勒就曾在《我的奋斗》中预言式地写过：“同俄国缔结同盟这个事实本身就包孕了进行下一次大战的计划。其结果将是德国的末日。”（见《我的奋斗》，豪顿·米夫林书店1943年版，第660页）
[847] 高斯在纽伦堡的供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0卷，第312页。
[848] 1939年8月23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245-247页。
[849]当时在场的魏茨泽克后来写道：“大使刚一出门，希特勒就拍着大腿大笑并且说：听到这番谈话以后张伯伦就要完蛋了，今天晚上他的内阁就会垮台！”（见魏茨泽克：《回忆录》［Memoirs］，第203页）
[850] 丘吉尔：《风暴欲临》，第394页。
[851] 《英国蓝皮书》，第96-98页。
[852]据埃里希·科尔特在《幻想与现实》（Wahn und Wirklichkeit）一书第192页中说，希特勒被他在莫斯科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8月25日一清早就叫他的新闻局把报道巴黎和伦敦内阁危机的消息送给他。他满以为那两个政府是非垮台不可的。及至他听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前一天在议会发表的坚定的演说之后，才如梦初醒。
[853] 汉德逊1939年8月23日电报，同上，第98-100页。德国外交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210-215页。汉德逊就8月24日第二次会议提出了报告（见《英国蓝皮书》，第100-102页）。
[854]或者，如果不能完全置身于战争之外，至少不要认真地参加进去。哈尔德将军在他8月28日的日记中追述8月25日那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时隐约地提到了这一点。写到25日午后1点30分希特勒接见汉德逊时，他补充一句说：“如果英国想虚应故事地打一打，元首是不会见怪的。”
[855] 希特勒8月23日致张伯伦信的全文，同上，第102-104页。另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216-219页。
[856]虽然希特勒的长期有效的命令此时尚未撤销，要求在这一天的这一时刻发动进攻，并像哈尔德说的那样，“一切都将按计划自动进行”，但据许多德国著作家说，元首在那天下午3点过几分的时候曾发出在第二天清晨开始执行“白色方案”（Fall Weiss）的具体命令（见魏茨泽克：《回忆录》；科尔特：《幻想与现实》；瓦尔特·霍费尔：《1939年预谋的战争》［War Premeditated, 1939］）。霍费尔说，命令是下午3点2分发出的，并且说，这是他从冯·福尔曼将军处听到的，命令发出的时候这位将军正在总理府。关于这一点，德国档案材料中却没有找到任何正式记载。
[857]这一条约附有一份秘密议定书，其中声明，条约第一条所提到的两国如遇需要实行军事互助以对付其侵略的那个“欧洲强国”指的是德国。由于这一规定，才使英国政府在苏联红军与德国人合谋侵入波兰东部的时候不致有必要采取向苏联宣战这一严重的步骤。
[858] 希特勒8月25日致墨索里尼信的全文，同上，第281-283页。
[859]当时德国不像英国那样实行夏季时间。因此，柏林与伦敦之间就没有一小时的时差。
[860] 希特勒8月25日对汉德逊口头声明的全文，由里宾特洛甫和施密特起草，同上，第7卷，第279-284页；另见《英国蓝皮书》，第120-122页。汉德逊8月25日的电报记述了这次会见，见《英国蓝皮书》，第122-123页。另见汉德逊著《使命的失败》，第270页。
[861] 库隆德尔8月25日电报，见《法国黄皮书》，法文版，第312-314页。
[862]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977-998页。得自海军总司令部档案中发现的俄德关系材料。
[863] 施密特：《希特勒的译员》，第144页。
[864] 同上，第143-144页。
[865]不要忘记，这些日子以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同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举行的会议和交换的照会中都一再唠叨不休地大谈“波兰的挑衅”，而且纳粹控制的报纸以煽动性的标题发表了关于这种“挑衅”的新闻，但是这种“挑衅”几乎全部是德国人的捏造。在波兰发生的绝大部分挑衅活动都是德国人按照柏林的指示制造的。被缴获的德国档案中充满了这方面的证据。
[866]前一天，8月24日，齐亚诺在皮埃蒙特的夏宫觐见了国王。这位日渐衰老的君主已经被墨索里尼打入冷宫，他以极其轻蔑的口气谈到了本国的武装部队。齐亚诺引他的话说：“陆军的状况极糟。就是我们的边防军也都远远不够。他做过32次视察，深信法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意大利的陆军军官都不称职，我们的装备已经陈旧过时。”（《齐亚诺日记》［Ciano Diaries］，第127页）
[867] 《齐亚诺日记》，第120-129页。
[868]战后从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的墨索里尼这封信件的德文译本中，也就是我在这里所用的文本中，“德国”一字被勾掉了而在上面用打字机打上了“波兰”的字样，于是念起来就成为：“如果波兰进攻……”但是在意大利政府战后公布的意大利文原本上，这段话却是“Se la Germania attacca la Polonia”（如果德国进攻波兰）。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收藏在他们政府档案中的秘密文件，纳粹也要加以篡改伪造。
[869] 魏茨泽克8月20日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160页。
[870]仿佛墨索里尼给希特勒的这一服苦药还不够苦似的，许多德国著作家（大多数都亲眼看到过最后几天的和平日子中那一段瞬息万变的局势）还对这封墨索里尼致元首的信发表了一份臆造的文本。反纳粹密谋分子之一的埃里希·科尔特当时任外交部的秘书处处长，他在1947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了他的《幻想与现实》一书，其中首先刊出了这封信的赝本。虽然科尔特在再版中把它删掉了，但其他的作者却继续引用初版书上的假信。它出现在1950年出版的彼得·克莱斯特所著的《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Zwischen Hitler und Stalin）一书中，甚至出现在1951年纽约版和伦敦版的保罗·施密特回忆录的英译本中。然而这封信的真正原文早在1946年就在意大利发表了，英译文也于1948年发表在国务院的《纳粹与苏联的关系》（Nazi-Soviet Relations）中。当希特勒从阿托利科手里接到这封信时，施密特博士正在希特勒身边，他引述这封信说：“我不得不怀着生平未有的痛苦心情通知您，意大利还没有准备好参加战争。根据海、陆、空三军有关负责人给我的报告，意大利空军的汽油储备极其有限，只够维持三个星期的战斗。陆军的军需以及原料储备的情况也一样……请谅解我的处境。”关于这封信的伪造过程，在纳米尔的《纳粹时代》（In the Nazi Era）第5页上有一段有趣的评论，读者可以参阅。
[871] 马肯森8月23日给魏茨泽克的信，同上，第240-243页。
[872] 马肯森8月25日电报，同上，第291-293页。
[873] 同上，第7卷，第285页上的注释。
[874] 墨索里尼8月25日致希特勒的信，同上，第285-286页。
[875]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977-978（纽伦堡文件C—170）。
[876] 1945年8月29日对里宾特洛甫的提讯，同上，第7卷，第535-536页。1945年8月29日对戈林的提讯，同上，第534-535页。1946年4月4日凯特尔在纽伦堡对质时的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0卷，第514-515页。
[877]见本书原文第517-518页。
[878] 《纳粹的阴谋与侵略》，附件B，第1561-1563页。
[879] 吉斯维乌斯：《至死方休》，第358-359页。
[880] 哈塞尔：《冯·哈塞尔日记》，第59页。
[881] 托马斯：《思想和境遇》，见上引《瑞士月刊》。
[882] 沙赫特博士1946年5月2日在纽伦堡的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2卷，第545-546页。
[883] 吉斯维乌斯1946年4月25日在纽伦堡的证词，同上，第224-225页。
[884] 这些呼吁的全部原文均载《英国蓝皮书》，第122-142页。
[885]他这句话在柏林更加引起了不满，在罗马也造成一些混乱，使得齐亚诺不得不加以澄清。阿托利科事后对齐亚诺说，他故意强调必须在敌对行动开始以前将物资完全运到，“为的是使德国人知难而退，放弃满足我们要求的念头”。要在几天之内运交1300万吨物资，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事。后来墨索里尼为这种“误解”向冯·马肯森大使表示歉意说：“就连万能的上帝也不可能把数量如此庞大的物资在几天之内运到这里。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提出这样荒谬的要求。”
[886] 希特勒8月25日下午6点40分致墨索里尼函，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289页。
[887] 《齐亚诺日记》，第129页。
[888] 墨索里尼8月26日中午12点10分致希特勒函，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309-310页。
[889] 《齐亚诺日记》，第129页。马肯森的报告，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325页。
[890] 希特勒8月26日下午3点8分致墨索里尼函，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313-314页。
[891] 墨索里尼8月26日下午6点42分致希特勒函，同上，第323页。
[892] 希特勒8月27日零点10分致墨索里尼函，同上，第346-347页。
[893]就是希特勒8月25日“保证”英帝国存在的建议。
[894] 墨索里尼8月27日下午4点30分致希特勒函，同上，第353-354页。
[895]戈林在纽伦堡法庭上作证时说：“里宾特洛甫根本不知道我打发达勒鲁斯前往伦敦的事情。我始终没有和里宾特洛甫谈过达勒鲁斯的事。他完全不知道达勒鲁斯来往于我和英国政府之间。”但是戈林一直是把情况随时报告希特勒的。
[896] 马肯森8月27日的电报，同上，第351-353页。
[897]信件全文载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第3辑第7卷第283页上。在1954年该卷出版之前，一切已公布的英国官方档案中都没有刊登过这封信，对此英国史学家有不少评论。在关于大战爆发的文件集《英国蓝皮书》和汉德逊的《最后的报告》（Final Report）中，都没有提到达勒鲁斯其人。连汉德逊的另一本书《使命的失败》（Failure of a Mission，旧译《使德辱命记》）中也没有提到，该书只提到有“一个同戈林有联系的人士”。但在现已发表的汉德逊和英国大使馆其他人员的电报中，达勒鲁斯及其活动却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情形和英国外交部各项备忘录里一样。这位奇怪的瑞典商人在挽救和平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曾经严加保密，威廉街和唐宁街双方都曾想了许多办法使他的活动躲过新闻记者和中立国家外交官的耳目；据我所知，在1946年3月19日达勒鲁斯到纽伦堡出庭作证以前，这些人始终完全不知道这些事。他用瑞典文写的《最后的努力》（The Last Attempt）在1945年大战结束时问世，但英文本直到1948年才出版。而他本人的作用又隔了六年才得到官方的证实，也就是由《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中的文件证实。德国外交部8月份的文件中没有提到过达勒鲁斯，仅在一份普通的备忘录中报告收到汉莎航空公司的一则通知，提到“有一位外交部的达勒鲁斯先生”于8月26日乘坐该公司的一架飞机前来柏林。不过在后来的一些文件中，终于出现过他。
[898] 达拉第8月26日致希特勒函，同上，第330-331页。另见《法国黄皮书》，法文版，第321-322页。
[899] 哈尔德8月28日日记，追记前五天的“前后事件”。这一部分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564-566页。
[900] 1945年8月29日在纽伦堡对戈林的提讯，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8卷，第534页（纽伦堡文件TC—90）。
[901]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7册，第287页。
[902] 关于达勒鲁斯的活动，参见上引他的著作和他在纽伦堡的证词。他终于在纽伦堡明白了他对他的那些纳粹朋友未免太天真了。见本书第十五章注4。有关英国外交部的大量材料的证实，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7册。
[903]大概是指罗斯福总统8月24日和25日给希特勒的敦促德波直接举行谈判的电报。
[904]必须说句公道话，达勒鲁斯并不像他的某些电文所表现的那样亲德。同一星期一的夜里，他和戈林在奥拉宁堡空军总部待了两小时以后，给福布斯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德国军队将于星期三到星期四，即8月30日到31日的夜间做好进攻波兰的最后准备”。福布斯尽可能迅速地把这个情报通知了伦敦。
[905]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册，第287页。
[906] 达勒鲁斯在纽伦堡的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9卷，第465页。
[907]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册，第319页注。
[908]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9卷，第466页。
[909]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册，第321-322页。
[910] 《英国蓝皮书》，第125页，和《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册，第318页。
[911] 英国8月28日致德国的照会全文，见《英国蓝皮书》，第126-128页。
[912] 汉德逊8月29日凌晨2点35分致哈利法克斯的电报，同上，第128-131页。
[913]“我开始叫喊得比希特勒还要大声，”汉德逊第二天打电报告诉哈利法克斯说，“……我接着又提高嗓子向他大嚷大叫了一阵。”这种感情冲动的场面在早先的英国文件中没有提到过。
[914] 汉德逊8月29日致哈利法克斯的电报，同上，第131页。
[915]哈尔德将军在8月29日的日记里一语道破了希特勒的诡计：“元首希望在英国人、法国人和波兰人之间打入一个楔子。策略是提出一大堆人口学上的和民主的要求来作为掩护……波兰人得在8月30日来到柏林。8月31日谈判必将破裂。9月1日就开始使用武力。”
[916] 汉德逊8月29日的电报，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册，第360页。
[917]应为30日。——译者
[918] 同上，第361页。
[919] 德国8月29日复照的全文，见《英国蓝皮书》，第135-137页。
[92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卷，第7册，第398页。
[921] 汉德逊：《使命的失败》，第281页。
[922] 《英国蓝皮书》，第139页。
[923] 张伯伦8月30日致希特勒照会的全文，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441页。
[924]英国的照会，虽然语气缓和，但态度是坚定的。照会说，英王陛下政府“响应”德国对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是“他们不能为了取得这种改善而牺牲其他友邦的利益”。照会继续说，他们深知，德国政府不能“牺牲德国的根本利益，而波兰政府也处于同样地位”。英国政府不得不对希特勒的条件“明确地表示保留”，一方面敦促柏林与华沙之间举行直接谈判，一方面认为“要求在今天就建立接触不是实际可行的”（原文件《英国蓝皮书》，第142-143页）。
[925]在本书作者看来，纽伦堡法庭上所有的主要被告人中，以里宾特洛甫最为尴尬，他所做的辩护也最为软弱无力。他在证人席上声称，这十六条是希特勒“亲自口述”的，并“明白告诉我，不可让这份建议离开我的手”。为什么？他没有说，讯问时也没有问。里宾特洛甫供认：“希特勒告诉我，在我认为适宜的时候，可以让英国大使知道这份建议，不过只限于它的梗概。可是我比这更进了一步，我把建议从头到尾都念了。”施密特博士否认里宾特洛甫用德文宣读建议全文时曾快到汉德逊无法听清的程度。他说，外交部长“并没有特别急忙地念过去”。施密特说，汉德逊“对德语不十分精通”，在这种紧要的会谈中，他如果使用本国语言就能更加应对自如。里宾特洛甫的英语非常好，但是他拒绝在这样一些谈判中使用英语。
[926] 《英国蓝皮书》，第139-140页。
[927]十六条建议的文本早在里宾特洛甫把它“稀里糊涂”地读给汉德逊听的前四个小时，就已经在8月30日夜间9点15分用电报发给了伦敦的德国代办。但是这位德国使节得到的指示是，“在接到进一步的指示以前，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向任何人泄露”。读者当可记得，希特勒在前一天的照会中曾答应愿在波兰谈判代表到达之前将建议交给英国政府。
[928] 同上，第140页。
[929]汉德逊在8月31日凌晨5点15分发给哈利法克斯的一份电报中说，他还曾劝利普斯基“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以最坚决有力的口吻”向他索取德国的建议，以便报告本国政府。利普斯基说他要先同华沙谈一下。汉德逊补充道：“波兰大使答应立刻给他的政府打电话，不过他太缺乏主动精神，或者说，太拘泥于本国政府的指示，因此我不相信他的行动会有什么成效。”
[930] 同上，第142页。
[931]戈林在纽伦堡被告席上声称，他把希特勒“建议”的原文交给英国大使馆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元首不准把这个建议的内容传出去”。戈林对法官说：“只有我，才冒得起这个风险。”
[932] 施密特：《希特勒的译员》，第150-155页。另见施密特在纽伦堡的证词，载《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0卷，第196-222页。
[933]甚至那位一向头脑清楚的法国大使，在这件事上也支持他的英国同事。汉德逊曾在上午9点钟打电话告诉他说，如果波兰人到中午还不同意派一个全权代表到柏林来的话，德国军队就要开始进攻了。于是库隆德尔立刻跑到波兰大使馆去找利普斯基，催促他打电话给本国政府，要求授予他以“全权代表”的权力，以便立刻同德国人建立接触（《法国黄皮书》，法文版，第366-357页）。
[934]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是快到8月31日中午的时候，几乎不惜任何代价拼命奔走和平的汉德逊，已经完全相信德国的条件不但十分合理，甚至是相当温和的。尽管里宾特洛甫已经在前天夜里告诉他说，德国的这份建议“由于波兰特使未见来到已经过时了”，尽管波兰政府甚至还没有看到这份建议，而且这个建议归根结底又只不过是一个骗局，汉德逊却仍然整天地催着哈利法克斯，要他对波兰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派一个全权代表来，他还一再强调元首的十六条建议是合情合理的。中午12点30分（8月31日），汉德逊打电报“催促”哈利法克斯“坚持”要求波兰让利普斯基向德国政府索取那份德国建议，并即刻转交他的政府，“以便派遣一名全权代表。德方的条件，我认为是相当温和的”。汉德逊力陈：“这不是慕尼黑……波兰再不会得到这样好的条件……”同时，汉德逊还写了一封长信给哈利法克斯说：“……德国的建议并不危及波兰的独立……以后它得到的条件可能还不如这个……”9月1日凌晨零点30分，即德国预定发动进攻的前四小时（不过汉德逊不知道这一点），汉德逊打电报给哈利法克斯时还在说：“德国的建议……并不算不合理……我个人认为，由于德国的建议，战争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再次要英国政府对波兰人施加压力，叫他们用“毫不含糊的话”宣布“他们愿意派遣一名全权代表前往柏林”。驻华沙的英国大使却不这样看。他在8月31日打给哈利法克斯的电报上说：“英王陛下驻柏林大使似乎认为德国的条件是合理的。从华沙的观点来看，我恐怕不能同意他的意见。”
[935]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10卷，第275页。
[936]在这最后一天和平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件外交上的怪事，值得在这里记上一笔。达勒鲁斯访问利普斯基之后回到了英国大使馆，中午他从汉德逊的办公室里给伦敦英国外交部的霍拉斯·威尔逊爵士打了一个电话。他对威尔逊说，德国的建议是“极为宽大的”，但是波兰大使刚才竟拒绝了这个建议。“很明显，”他说，“是波兰人堵塞了谈判的道路。”这时候威尔逊在长途电话上听到了某种噪声，他觉得似乎德国人正在偷听。他想结束谈话，可是达勒鲁斯偏偏说个没完，诉说波兰人如何如何不通情理。“我再次告诉达勒鲁斯，”霍拉斯爵士在一份外交部备忘录中写道，“叫他住嘴，但是他不听，我只好放下了听筒。”威尔逊把这件正好发生在英国驻柏林大使馆里面的不谨慎的事报告了他的上司。不到一小时之后，哈利法克斯在下午1点的时候用密码给汉德逊发了一个电报：“你们使用电话必须切实谨慎。D［达勒鲁斯在伦敦外交部与柏林大使馆之间的函电来往中通常总被称为‘D’］中午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是极不谨慎的，一定已被德国人听去。”
[937] 施密特：《希特勒的译员》，第152页。
[938]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册，第447-450页。
[939] 汉德逊：《最后的报告》，Cmd 6115号，第17页。另见上引书第287页。
[940]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575号，第433页。
[941]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9卷，第493页。
[942] 汉德逊8月31日中午12点30分致哈利法克斯的电报，见《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册，第440页；致哈利法克斯的信，同上，第465-467页；9月1日中午12点30分的电报，同上，第468-469页。肯纳德8月31日致哈利法克斯的电报，同上，第618号。
[943]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册，第441-443页。
[944] 《英国蓝皮书》，第144页。
[945]着重体为德文原本所有。
[946]这项指令的一条边注，明确了这一含糊之处：“因此，大西洋舰队将暂时处于待命状态。”
[947] 同上，第147页。
[948] 同上。
[949] 波兰8月31日致英国书面复照全文，同上，第148-149页；肯纳德8月31日的电报（到晚上7点15分伦敦才收到），同上，第148页。
[950]这份电稿可能在那天晚上就拟好了，但直到第二天下午3点45分才拍给伦敦，那时德国进攻波兰已经将近12小时了。在此以前已经有好几份电报发往伦敦报告战事已经爆发，那些电报也和这份电报一样另外用电话发出，因为这样就可以同时拍发。这份电报说：“德国人和波兰人的互不信任已经达到极点，因此我觉得，我对此间提出的任何建议表示默认［原文如此］都无济于事，这些建议由于所采用的方法或保存面子与威信的考虑，只会被事态的发展抛在后面，或是毫无结果。最后的希望就在于我们坚定不移地决心以武力对付武力。”
[951] 关于利普斯基的最后报告，见《波兰白皮书》。摘录载《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8卷，第499-512页。
[952]某些朋友读了这一节以后怀疑本书作者对待汉德逊的态度是否客观。因此，也许有必要引证一段别人对于这位英国驻柏林大使的看法。英国历史学家L.B.纳米尔爵士曾经对汉德逊做过如下的结论：“自负、虚荣、刚愎自用、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先入之见。他连篇累牍发出电报和信件，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篇幅之长令人望之生畏，其中再三再四地重复着他那缺乏根据的见解和主张。这个人论其迟钝足以败事，但论其糊涂却又没有达到于事无害的地步，真可以说是一个‘扫帚星’。”（纳米尔：《纳粹时代》，第162页）
[953]见本书原文第518-520页。
[954]这篇波兰语的演说由海德里希给瑙约克斯拟定提纲。其中充满了煽动性的反德言论，并且宣布波兰已经发动了进攻。见本书原文第519页。
[955]格莱维茨的“波兰进攻”第二天就被希特勒在国会演说中利用上了，并被里宾特洛甫、魏茨泽克和外交部其他官员在宣传活动中一再引述，作为纳粹发动侵略的借口。《纽约时报》和其他几家报纸在1939年9月1日报道了这个事件以及其他类似的事件。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根据谍报局拉豪森将军在纽伦堡的供词，所有这些穿着波兰制服参加那天晚上假冒袭击的党卫军人员“全都被干掉了”。
[956]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462页。
[957]那天白天，希特勒抽空给正在法国昂提布的温莎公爵拍去了一个电报：1939年8月31日于柏林。谢谢您8月27日的来电。您可以放心，我对英国的态度仍然未变，我要避免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发生另一场战争的愿望也仍然未变。可是，我对于未来德英关系发展所抱的这种愿望能否实现，将取决于英国。阿道夫·希特勒在缴获的德国文件中，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位逊位的英王，但并不是最后一次。下面就会看到，往后有一个时期温莎公爵在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阴谋策划中隐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958] 利普斯基方面的记述，见他的最后报告，上引《波兰白皮书》。施密特博士有关德国方面的记述，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463页。
[959] 希特勒指令的德文原文载《主要战犯的审讯》，第4卷，第456-459页（纽伦堡文件C—126），英译文见《纳粹的阴谋与侵略》，第6卷，第935-939页，另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477-479页。
[960]希特勒向军队宣布战争开始的公告于清晨5点40分在德国电台广播，不久以后，报纸号外就在街头出现了。见本书原文第599页。
[961] 哈塞尔：《冯·哈塞尔日记（1938-1944年）》，第68-73页。
[962] 达勒鲁斯在纽伦堡的证词，见《主要战犯的审讯》，第9卷，第470-471页：福布斯在纽伦堡对戈林的律师所提出的问题的答复，见纳米尔著《外交前奏曲》，第376-377页。汉德逊的记述，见他所著《最后的报告》，第19页。
[963]德国打算在波兰来不及破坏的时候就抢先占领维斯杜拉河上的特切夫桥，这一行动早在夏初就已经计划好了，而且在“白色方案”的各项计划中经常出现。希特勒在8月31日第一号指令中，曾在这一点上做了特别的指示。但这个行动实际上并没有成功，部分原因是浓密的晨雾妨碍了夺桥伞兵的空降。结果波兰人刚好赶上把它炸掉了。
[964] 《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483页。汉德逊后来关于这封电报的记述，见《最后的报告》，第20页和《使命的失败》，第291-292页。
[965] 《主要战犯的审讯》，第2卷，第451页。
[966] 瑙约克斯口供，出处同上。
[967]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472页。
[968] 吉斯维乌斯：《至死方休》，第374-375页。
[969]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7卷，第491页。
[970] 达勒鲁斯：《最后的企图》，第119-120页；另见他在纽伦堡的证词，载《主要战犯的审讯》，第9卷，第471页。
[971]见本书原文第566-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