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真假新闻 第三支飞跃大西洋的队伍
6月11日，卡尔文·柯立芝在华盛顿向林德伯格授予杰出飞行十字勋章后，并未久留。他尽快体面地脱了身，和柯立芝夫人前往联合车站，那儿有一趟专列正等着，以便把他们以及一小群记者和总统府工作人员送往南达科他州，一共约75人，外加两条牧羊犬，一只名叫丽贝卡的宠物浣熊去过一个长长的暑假。柯立芝一直患有消化不良和哮喘病，迫切希望逃离闷热的华盛顿去呼吸西部的干净空气。有史以来第一次，白宫要拔营前往那么遥远的地方。
事实上，接下来的3个月美国政府将坐镇拉皮德城高中。不过，柯立芝一家则住在50千米之外哈尼山脚下卡斯特州立公园内的“州立度假区”。“州立度假区”听起来相当隆重，但柯立芝只分配到了其中一间客厅和卧室，卫生间还在大厅里，但他们丝毫也不介意。那是个远比如今简朴的时代。
柯立芝总统很高兴在新闻纪录片里看到自己。因为他直到傍晚时分才赶到，第二天一大早，他发现全团人把每一个包和旅行箱都重新搬进了汽车，开到180米外的路上，重新表演总统到来的情形，以便摄影机录下这虚构的历史性一刻。而由于新来了地方官员和辅助人员，整个团队的人数增加到了近两百人。
对于南达科他州来说，总统到来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它拼命想吸引游客到来。有人想到，如果总统喜欢在南达科他州波光粼粼的水域钓鱼，那么其他钓鱼爱好者或许也会被吸引到这儿来。为确保演习成功，斯皮尔菲什的州立鳟鱼孵化场送来了2000条完全成熟的鳟鱼。这些懒懒散散、生下来就由人工饲养的大个头鳟鱼被偷偷养在柯立芝住处外的一汪池塘里，岸边水面下挂着渔网将之兜住。可让东道主沮丧的是，柯立芝说自己对钓鱼毫无兴趣，但在劝说之下他好歹决定试试看。他身着西装，在水里轻轻地沾着饵棒。瞬间，饥饿的鳟鱼朝着鱼钩狂喜地扑了过去，没过多久柯立芝就举起了一尾扑腾挣扎的战利品。他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打那以后人们简直没办法哄他离开池塘。他和柯立芝夫人每天都自豪地吃着他捕捞上来的鳟鱼，尽管据各方记录这些鱼是不宜食用的。柯立芝不喜欢跟蚯蚓打交道，不过他的鱼饵由特工们代劳。除了蚯蚓他都非常喜欢。
柯立芝在黑山里寻快活之际，林德伯格继续受到全美人民的崇拜，虽然他本人越来越没了热情。在圣路易斯市，为《纽约时报》做采访的阿尔瓦·约翰斯顿（Alva Johnston）看到林德伯格对游行和其他庆祝活动不为所动时，大感惊讶。“面对欢迎仪式，林德伯格上校面无表情，也不打手势。”约翰斯顿写道，“没有微笑，没有招手。壮观的场面和排山倒海的欢呼，并不让他感动，就像不知道这是对他个人表达的敬意似的。”第二天，林德伯格飞上天空在森林公园向10万名群众表演空中杂技，这时他倒挺高兴。可一等到着陆，他的心情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当他回到大地的怀抱，欢喜的精神就抛弃了他。”约翰斯顿写道，“他下了飞机，就恢复了严肃和相当阴郁的神情。置身陆地，他不太自在。”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林德伯格从圣路易斯飞抵俄亥俄州代顿市拜访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也即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之一（威尔伯此时已过世）。市政府官员狂喜万分，匆匆组织了游行和招待会，结果却遭到了林德伯格的拒绝，不免大感沮丧。林德伯格的理由是，这是一场私人拜访。城里的居民们听到林德伯格不肯接受自己的致敬也分外失望，许多人干脆直接赶到莱特的家要求面见英雄。林德伯格仍然不肯露面，人群躁动起来，威胁要拆了莱特的房子。莱特恳求林德伯格保住自己的房子，林德伯格这才走上阳台，朝着人群随意挥了挥手。
6月24日林德伯格从米切尔机场回到纽约时，记者发现林德伯格闷闷不乐的。“林德伯格上校似乎比他一周前离开纽约时更累。他一次也没笑过。”《纽约时报》的另一位记者写道。林德伯格正要钻进汽车前往曼哈顿，一个漂亮姑娘冲上来问能不能跟他握下手。林德伯格的反应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他看着她厉声说：‘不能。’还迅速抽回了自己的胳膊。”姑娘显然心碎了，林德伯格也有些尴尬，但他似乎无力表现得更加轻松和体面了。
可惜，这个世界只愿意看到他热心英勇的一面，媒体也很快不再关注他平淡无味的一面，不再管他对崇拜自己的人毫无热情，反而继续按照世界的期待把他描绘成一个乐于助人的英雄。
林德伯格在米切尔机场使姑娘心碎的时候，理查德·伯德中校仍然在罗斯福机场装神弄鬼，让人们摸不着头脑。为帮助“美洲号”顺利起飞，跑道上修起了一座特殊的倾斜土坡，大约2米高，15米长，伸向起飞点。飞机被拖到起飞坡道顶端3次，可伯德阴郁地扫视着天空，3次都下令推迟。推迟“看起来有点荒唐了”，福克气呼呼地抱怨。
因为团队彻底失去了弗洛伊德·贝内特，伯德任命阿科斯塔担任机长。阿科斯塔是个有墨西哥印第安人血统的小伙子，肤色黝黑，长相带有异国情调，很得女性欢心。“他的拉丁人魅力和他低沉的‘到这儿来’的声音会在漂亮姑娘当中引发大骚动。”一位仰慕他的传记作家写道，“搁在电影里，他可能是另一个情圣。”阿科斯塔也是世界上最大胆的特技飞行员之一。他最擅长的是用机翼的翼梢挑起地面的手帕。不足为奇，事实将会证明，这些技能跟飞越大西洋不太合拍。
为了协助阿科斯塔，伯德选择挪威人伯恩特·巴尔肯（Bernt Balchen）为副驾驶——尽管在名单上巴尔肯只是机械师和后援飞行员，因为罗德曼·沃纳梅克希望团队里全都是美国人。直到巴尔肯答应申请美国国籍，他才获准登机。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伯德说，巴尔肯主要是乘客，不过在他自己忙着做其他工作时，巴尔肯也可分担少量的导航任务。实际上，所有的飞行工作几乎都是巴尔肯完成的。
在跟阿科斯塔最初的一轮试飞中，巴尔肯略微窥出了团队面临的问题。“美洲号”飞入云层之后，阿科斯塔就变得紧张和慌乱起来，几分钟之内，他让飞机陷入了危险的盘旋状态。巴尔肯一把夺过了操纵杆，阿科斯塔松了口气。“我是个特别在乎好天气的家伙，”阿科斯塔红着脸对巴尔肯说，“只要出现了厚厚的云层，我就待在地面。”原来，阿科斯塔根本不知道怎样靠仪表来操作飞机。伯德的团队能飞到法国完全是因为巴尔肯做了大部分的驾驶工作，但他却不要求分享任何的赞美与荣誉。
第四名机组成员基本上默默无闻。无线电操作员乔治·诺维尔即将退休，戴着眼镜，在历史上片语不存。他是克利夫兰一个富裕的制帽商之子，他父亲算是个大人物，去世后连《纽约时报》都刊登过讣告，而这个待遇，当儿子的从未享受过。就算同行的飞行员们对诺维尔有过一星半点的印象，也没人费心记录下来。在伯德和巴尔肯的自传里几乎完全看不到他的身影，在其他人的传记里更是根本不存在，他自己也完全没留下过任何文字。
伯德本人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个性复杂，难以形容。他是天生的冒险家，刚满12岁就踏上了自己的第一次环游世界之旅——他先是说服父母（显然，父母对他太娇惯了）准许他独自前往菲律宾拜访一位家族朋友，之后环绕地球往家走。快14岁时，他完成了这趟旅行。
伯德聪明、英俊、勇敢但不妄动、慷慨大方，但他同时也虚荣、自负、自私自利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把自己打扮得勇猛、冷静而睿智。除此之外，他还很可能是个大骗子。
1926年5月9日，南杰瑟和科利失踪一年前，伯德和弗洛伊德·贝内特从北冰洋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完成了一次著名飞行，在15小时内飞到了北极点并返航，击败了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Roald Amundsen）领队的另一架飞艇，驾驶员是意大利人翁贝托·诺毕尔（Umerto Nobile）。伯德的极地飞行在当时是一项壮举。回国后伯德升任中校，人们用游行和奖章来热情款待他。人们用他的名字给孩子起名，街道也以他之名命名。有个过度兴奋的崇拜者甚至为他的狗窝作了传。
可从一开始，就有人私下怀疑伯德成就的真实性。经验丰富的观察家搞不懂伯德和贝内特怎么可能在15小时里飞了个来回。巴尔肯多次驾驶过同一飞机，最快速度从未超过每小时120千米。伯德飞往北极点需要的速度要比这快近1/3。此外，为了适应极地飞行，伯德的飞机装有巨大的雪橇用于雪面降落，给机身增加了大量阻力，时速应该再减少8千米。巴尔肯对贝内特提起自己不明白两个人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到北极点飞了个来回，贝内特则说：“我们没有啊！”他私下对巴尔肯承认飞机起飞后没多久就漏油了，他们来回飞了14个小时，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始终在其视野里。
伯德对自己的成绩做了夸张，这样的流言传了很多年，而他的家人又一直拒绝让学者研究其论文，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直到1996年，俄亥俄州立大学为自己新成立的伯德极地研究中心买下了伯德的档案，他的飞行日志才终于得到了检验。日志显示，他计算的行驶距离有严重涂改痕迹，在很多人看来这足以说明他伪造了数据。比较宽容的解释是，他在第一次运算中就出了错，只好推翻重来。没人能做出准确论断，但根据华盛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亚历克斯·斯宾塞说，目前专家们普遍认为，伯德和贝内特并未到达过北极点。
可以肯定的是，伯德去世后两年，也即1959年巴尔肯的自传出版，对伯德的说法提出了一些质疑。伯德的家人提出强烈抗议。迫于压力，巴尔肯的出版商同意删减若干段落，并撤回第一版印刷的4000册图书。即便如此，伯德的家人仍不罢休。这时候的巴尔肯已经是美国公民，还是美国空军的高官，但据说，探险家伯德的弟弟参议员哈里·伯德（Harry Byrd）堵住了巴尔肯晋升准将的道路，还悄悄解除了他的职务。事业生涯最后几年，巴尔肯是在五角大楼的图书阅览室中度过的。
人们正猜想伯德到底还会不会出发前往欧洲时，他决定起飞了。6月29日凌晨时分，“美洲号”被拖上了起飞的斜坡顶端，准备黎明出发。自从丰克坠机失火后，这是第一架尝试飞越大西洋的大型飞机，而且超重得更加危险。光是无线电设备就重达363千克。伯德为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都做了准备。他甚至带上了一只风筝，他认为如果飞机在水面上迫降，风筝可以充当无线电的天线，还能被当成帆拖着飞机走。他还装上了两艘救生艇，可供3周所食的口粮，一包航空信件，一面用于“奉献”的美国国旗，由贝特西·罗斯（Betsy Ross，美国民众普遍认为她是美国国旗的首位设计制作者）的玄孙女缝制，准备作为礼物送给法国人民。在最后一刻，因为轻微的恐慌伯德总算决定给飞机减重。他取出两罐汽油、一瓶热茶、4双鹿皮鞋，还拆掉了飞机轮子的挡泥板，但这显然跟之前没有太大区别，好在这不成问题。飞机极度吃力地起飞，摇摇晃晃升入空中，绕过了跑道终点的电线，踏上了前往欧洲的征途。
伯德的既定目标并非第一个飞抵巴黎——他很骄傲地指出，自己甚至都没申请奥泰格奖，而是要示范世界已经为安全、定期、多人航班飞越大西洋做好了准备。而他证明了这样的航行的确可行，只要乘客们不介意在还没到达目的地之前迫降在水面上。如果伯德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是揭示查尔斯·林德伯格跟其他所有人比起来是个多么优秀的飞行员，那他做得简直不能再棒了。
尽管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这次飞行却几乎没有一件事按计划顺利进行。在飞机中部的主油箱下设计了一段爬行空间，机组人员能够在飞机上前后移动。只可惜没人想到要在寒冷气候条件下飞机又呈负荷状态时对其性能做下测试。伯德卡在里面整整10分钟，没人在引擎的轰鸣中听到他的呼喊。诺维尔置身狭窄的密闭空间中腿抽了筋，他伸直腿后把脚缠在了一些电线里，让飞机的无线电和他自己成了没有意义的存在。在大西洋上空的某个地方，巴尔肯让阿科斯塔操纵一分钟的方向杆，自己好离开座位去取个三明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阿科斯塔弄得飞机打起了旋，飞行速度提高到了时速225千米，再差一点儿机翼就会断裂了。巴尔肯拼了命才让飞机回到了稳定状态。“从现在开始，最好由你来驾驶。”阿科斯塔悄悄对巴尔肯说。所以剩下的路途几乎全是巴尔肯开的。按《时代周刊》的说法，一时间伯德焦虑得抓狂，用手电筒砸了阿科斯塔的脑袋。他们本该在爱尔兰的布雷角着陆，结果却彻底错过了爱尔兰，来到了法国的布雷斯特，偏离预期目的地整整320千米。
对这些内幕，伯德来年出版的有关本次航行的回忆录《冲上天际》（Skyward）中无一提及，显得就像是伯德及其团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英勇的一桩事业。“一小时又一小时……完全无法进行导航。”伯德写道，“我们无法判断风往哪个方向吹，自己顺着哪条线路在漂流，飞机下面是哪一片陆地或水域。”他沉重地总结说：“我真心希望其他飞行员再也不要遇到这样的经历。”
所有这一切都忽略了以下事实：5个星期以前林德伯格单独一个人飞完了同一线路，准时降落在预先安排的目的地，从未发出过任何抱怨。
1927年秋天，伯德又为《国家地理》杂志单独写了一篇文章，说得像是自己故意找了个恶劣天气。“我决定不再等待好天气，因为我感觉，未来跨越大西洋的飞机不可能等到天气条件理想时才飞。”他写道，“此外，如果我们遇到了不利的天气，或许可以获得更科学、更实用的知识。”结果是，“我想我们遇到了一场最激烈的空中搏斗。”他接着说：“我没向队友透露自己的顾虑。他们自己要对付的事情已经够多了。这是一波可怕的压力。只有飞行员才知道，整整18个小时看不到下面的陆地或水域意味着什么。我想，恐怕再没有其他飞机曾在超过一半的时间里都是盲飞的。”
但这一切跟巴尔肯事后为《纽约时报》所做的叙述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我们有一架好飞机。我们的马达从未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整个飞行过程中，我没有一次需要爬出机舱到机翼上去擦引擎……就这趟横跨大洋的飞行而言，它是我做过的最乏味也最单调的一次。”在论及这次飞行的书里，巴尔肯形容当晚整夜都有着“美丽的星光”。伯德家人要他从书里删掉的部分，这句话就是其中之一。
到达法国布雷斯特的海岸之后，伯德指示巴尔肯顺着海岸线朝勒阿弗尔市前进，而不是从大陆上空前往巴黎——这是个偏离原定计划的奇怪路线。没过多久，巴尔肯发现地面有一条直线通往巴黎的铁路，但伯德坚持要顺着海岸线到达塞纳河河口，然后再顺着河道走，这一举动让整趟行程又多走了两个小时，也让他们在天气转恶之后才到达巴黎。
和林德伯格那次一样，数千人等候在勒布尔歇机场，但午夜来了又去，大雨下个不停，大部分人打消了继续等下去的念头回家了。在场的人包括钱伯林和莱文，他们俩正在巡游欧洲各国的首都，恰好也在当天飞到了巴黎。
伯德说：“所有在勒布尔歇机场等候我们的法国飞行员都认为，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着陆，如果我们非要尝试，肯定会害死人。”这跟钱伯林的记叙相当矛盾。“现场只下着零星小雨，”他回忆说，“云层很低，但也没低到飞机不能安全降落的地步，如果他们能透过雾气看到巴黎的灯火，那就能够降落。”伯德在书里说，地面上的人清楚地听到了他的飞机声。钱伯林说他们从没见过伯德所说的事。
“现在我最大的任务就是尽量不要害死下面的任何人，同时也挽救我的伙计们。”伯德继续说，把公然的失败变成了英勇的无私行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水域上。”他命令飞机返回诺曼底海岸。
等他们飞到诺曼底海岸时，燃料用得精光。黑暗里在机场降落太危险，于是他们选择迫降在海里。巴尔肯在距离滨海韦尔村（Versur-Mer）180米远的地方完美着陆，4个人涉水上岸，到了一个17年后更加出名的地点——英军在诺曼底登陆那天上岸的地方。着陆弄断了起降轮和起落架，但机身保持完整。
伯德这样描写着陆：“我觉得自己要为队员们的安全负全责，我想他们都认为安全着陆的可能性不大，但仍然冷静面对……直至最后一刻，他们都镇定地听从指挥。这时正好是巴尔肯负责操纵飞机。”这番说辞虚伪得惊人。事实上，巴尔肯已经操纵飞机好几个小时了，大家的性命很可能是靠着他娴熟的着陆才救下的。
荒唐事还没完。机组共计4名成员全都被引擎轰隆声震到了耳聋的程度，听不到彼此说话。从几乎所有的记叙来看，阿科斯塔摔断了锁骨，虽然他后来说当时并不觉得痛，其他人完全没有受伤。他们踉踉跄跄地上岸，立刻就在海岸公路上遇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但他没看见从海上登陆法国的4个陌生男人。他们浑身滴着水，冷得要死，一栋房子一栋房子挨个儿敲门，但始终没法让村民明白自己是何方神圣。仍然听不到声音的诺维尔用蹩脚法语朝村民叫喊，弄得大家很紧张。最后，他们来到距离海滩800米的一座灯塔前。灯塔看守的女儿玛丽安娜·莱斯科（Marianne Lescop）后来回忆说，村子里很少听到的飞机的嗡嗡声吵醒了全家人，他们看了看窗外，但黑暗中什么也没看见。“大约3点钟，”她说，“有人大力捶门，我们再次被吵醒。父亲看见楼下有4个男的。其中一人用法语喊着，‘美国飞行员！’4个精疲力竭的人走了进来。他们徒劳地敲了其他好多家的门。他们穿着奇怪的衣服，全身湿透，破破烂烂的，满身是泥。我们都相当疑惑……”
莱斯科先生和家人把飞行员们让进家，并给他们拿了毛毯和热饮。他们惊讶地听诺维尔讲了飞行的事，但因为镇上早晨6点到8点没有电话或电报服务，没听到有关“美洲号”的报道。等伯德和队友回到海滩查看飞机时，天已经大亮，他们便找当地人把它拖上陆地。但这批当地人非但没怎么帮忙，反倒把飞机当成遇险船只动手抢劫起来。6个人扛着一台巨大的马达蹒跚着上了海滩。伯德说服他们留下了马达，但飞机的其他部分永远丢失了——包括12米长、写有“美洲号”的机身蒙布。据后来的报道，失踪的蒙布挂在了多维尔赌场的墙上。这架飞机再也没能重新装配成形。今天，它剩下的所有痕迹就是滨海韦尔博物馆玻璃展示柜里的少许破布条。12米的蒙布似乎彻底消失了。
尽管降落过程很笨拙，但等伯德团队第二天搭乘火车最终回到巴黎，接待活动的盛况丝毫不比林德伯格那次差。“我从没见过巴黎这般疯狂的歇斯底里。”巴尔肯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到达时，火车站周围的道路已挤满了人，他们涌到汽车跟前砸碎了窗户，差点把它给掀翻。”妇女们群起献吻，把他们撞得鼻青脸肿。人群非常疯狂，阿科斯塔的锁骨也有可能其实是在这时给弄断的。至少，他这时才第一次注意到了痛。本来要带他们去洲际酒店的汽车无法发动，狂乱的人群就把它推到了目的地，一路欣喜叫喊。“妇女跳上汽车的踏板，用膀子搂着我们亲吻，直到我们脸上盖满口红。”巴尔肯继续说，“宪兵抡圆手臂，绝望地想控制人流，又用胳膊肘顶开人群，好让汽车通过，顺便为自己讨要签名。”
美国也几乎跟听说林德伯格的消息时一样兴奋，远比钱伯林和莱文那次热闹。报纸坚决要把航行的方方面面都打扮得正面积极。伯德的飞机在空中待了43小时，几乎比林德伯格所用时间多了25%，人们却认为，这一点不是在说明他们未能直线到达目的地，而是一种英勇的表现。伯德对《纽约时报》说：“对4个在40小时里承受了这么大压力的人而言，我们做得相当好。”他坦率承认航行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过，等到次年出版有关这次飞行的书时，这部分内容消失了。
由于军衔更高，官方对伯德的接待比对林德伯格更盛大。第二天，伯德参观了荣军院。有个叫勒让的瘫痪飞行员受伯德到来的鼓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这是他9年来第一次迈动双腿。他和伯德手牵手走向拿破仑墓，在场观众无不落泪。
一时间，美国似乎已成为神的国度。
[1] 那是一栋庞大、阴森、令人生畏的建筑物，在离他家大约5千米的威尔肯斯大道上。
[2] 当时是国际棒球联盟里的一支小球队。
[3] 1918年，鲁斯其实打出了12个本垒打，但其中一个是“再见本垒打”（walk-off homer）。当时，击中结束比赛的最后一记本垒打的人，只算拿下决胜分所需的垒数，所以鲁斯的第12个本垒打被算作是三垒安打。
[4] 值得注意的是，鲁斯不光能打得远，在职业生涯中他还做过113个牺牲触击。当代的许多强棒击球手，如哈蒙·基利布鲁（Harmon Killebrew）、弗拉基米尔·格雷罗（Vladimir Guerrero）、马克·特谢拉（Mark Teixeira）、莫·沃恩（Mo Vaughn）在整个职业生涯里都没打过一个牺牲触击。
[5] 巧合的是，科特布斯就在卡门茨往南一点儿，而卡门茨则是1932年绑架了林德伯格孩子的凶手布鲁诺·豪普特曼的家乡。
[6] 莱文（Levine）是犹太裔的常用名。——译者注
[7] Tribune，《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前身之一。
[8] 纽约城里建于1913年的伍尔沃斯大厦，高240米，在当时仍然排全世界第一位。高度超越伍尔沃斯大厦的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要到1930年和1931年才建成。
[9] 也译作炮台公园。
[10] 警备力量后来略有加强，但特工人数始终不曾超过2300人。
[11] speakeasies，这个词在美国最早出现于1889年，用来描述各种非法贩卖烈酒的地方。
[12] 安哥斯图娜苦精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一种浓缩苦酒，用水、酒精、龙胆草的根和各种蔬菜萃取物酿制，多用来为白酒调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