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还没用3D技术拍摄过自然历史类节目的核心题材，那就是，众多不同种类的大型动物在原始荒野中漫步的场景。正是那样的景观，将自然纪录片制片人们吸引到了东非与中非广袤开阔的大草原。但现在，如果有制片人要求一位摄影师在完全不用长焦镜头的条件下，拍摄一部水准一流、引人入胜的非洲野生动物影片，我相信没人会接受。3D技术并不能拯救一个在二维世界里显得沉闷无趣的节目。
不过呢，我能想到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摄影师们无须长焦镜头就能拍到大型动物的特写，那就是加拉帕戈斯群岛。这些岛屿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人类发现，在当地进化繁衍的动物也就从没对人类产生过恐惧。当水手们后来到达这些岛屿时，他们杀死的巨龟和其他动物的数量之巨，致使许多物种因此而灭绝。尽管如此，那些幸存者们至今仍然无所畏惧。所以，你可以坐在一群黑色的海鬣蜥周围晒太阳，或是蹲在信天翁身旁，看它们双双起舞。
尽管我之前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拍过几次片子，但那都是为了展现博物学领域里的某些片段，例如信天翁的飞行方式，或者蜥蜴如何进化出了吃海藻的习性。但我从未尝试过对这些岛屿进行全面考察，包括它们的地质形成过程、它们是如何被动植物殖民的，以及它们的动植物群落在数百万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在，机会来了。
如果按照我和马丁·威廉姆斯导演共同拟订的脚本来，我们就需要两个摄制组同时工作。我原以为安东尼会包下一艘比较大的游轮，让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一座岛航行到另一座岛。但他最终决定，由于装备和团队成员的数量太多了，最好是在这处群岛的主要城镇阿约拉港（Puerto Ayora）包下一整座旅游酒店，然后租一架直升机，不仅能进行航拍，还能把我们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去。但是，这些岛上没有直升机，我们也无法从南美大陆开一架过来，因为这些岛屿超出了直升机的飞行范围。如果我们需要的话，就必须走海运了。同时，如果我们打算乘它在不同的岛屿间长距离飞行，就必须在若干合理的地点建立航空燃料堆放点，所有这些都必须在开拍前完成。但主要问题还是如何弄到一架直升机。
当然，这些岛屿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们在帮助查尔斯·达尔文形成关于“物种起源”的伟大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恰好拍摄过两部与他的进化论相关的系列节目——一部展示了一个物种在灭绝前的最后时刻，另一部则是关于一个新的未知物种被发现的过程。
当达尔文到达这里时，岛上生活着巨龟家族的十几个种或亚种，每个种群都有自己特有的龟壳形状，并能适应其所在岛屿特定的气候和生态条件。对于横渡太平洋的水手来说，这些在太平洋其他地方都没出现过的陌生动物是宝贵的鲜肉来源。成千上万的巨龟被捕获，一些被当场杀掉食用，另一些则被搬上船，储存在船舱深处。它们在那里，可以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存活，直到在海上航行了许多周后才被宰杀。
许多龟类物种因此彻底灭绝了，其中包括在群岛最北部的平塔岛（Pinta Island）上进化来的一种。但在1972年，一群科学家对平塔岛进行生态调查时，在岛上的一条水沟里，惊奇地发现了一只古老的雄龟。经过一番严密的搜查，并未发现其他个体。于是，这只雄龟被带回主岛，并最终在科学研究站下属的小动物园里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它被称为“孤独的乔治”（Lonesome George），很快就出了名。当然，没人知道它有多大了。龟背上的每片角质板上，确实会有随时间推移而形成的脊状突起，但用这种方法测定年代是很有问题的。同时，反正这个孤独的家伙背上大部分角质板也已经磨光了。不过多数龟类专家都很有把握地宣称，它应该超过一百岁了。
在距离平塔岛最近的伊莎贝拉岛上发现了两只雌龟，也属于这一物种。没有人看到过“孤独的乔治”试图与它们当中任何一只交配。在一起生活十五年后，其中一只雌龟生了一窝蛋。很不幸，事实证明它们并不能孵化后代。
“孤独的乔治”面临的困境为它带来了极大的名气，于是，到保护中心观看它在自己的地盘里活动，已成为每名游客行程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我本人以前也来探访过乔治。现在，我们想，或许可以再这样拍摄一次。管理部门十分尽职尽责，对它的保护力度很大，也不太情愿对我们开放。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科学中心的日常开放时段内拍摄，因为那样会干扰参观者观看它。我们必须在黎明前到达，只有我和摄影师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可以进入它的领地，人数再多，可能就会让它烦躁了。
我们到达时天还黑着。“孤独的乔治”呢？它的饲养员告诉我们，它正按习惯在一丛刺灌木下睡觉。我们尽可能悄声溜了进去。我趴在离它几英尺远的地上，保罗在几码之外架起摄影机。它还打着盹，头和长长的脖子并没有缩进壳里，而是伸在外面，毫无防备地伏在地上。它的眼睛紧闭，我简直要怀疑我们是不是来晚了，但是那位饲养员看起来并不担心。保罗很感激他允许我们稍作延迟。当时的光线还不够充足，让他难以得到理想的曝光效果。
然后，“孤独的乔治”睁开一只眼，眨了眨。我慢慢抬起身，换了个更得体的姿势；保罗把眼睛对准摄影机。一段长时间的停滞后，乔治从地上站了起来，然后非常、非常缓慢地，向前迈了一步。我清了清嗓子，说出台词：“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这都是世界上最为稀有的动物，因为它是这个物种现存的最后一只个体了。”乔治又走了几步，就把壳再次放回到地面上。我们等待着，但是它又睡着了。
这时候，中心就要对公众开放了，于是我们离开。十天后，2012年6月24日，乔治专属的饲养员走进围栏，想看看它怎么样了。但他无法唤醒它。“孤独的乔治”作为同类中的最后一个，在睡梦中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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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完“孤独的乔治”不久，我们听到一些非常令人兴奋的科学新闻。加拉帕戈斯群岛刚刚发现了一个新物种。那可不是某种小蜘蛛或微型珊瑚鱼，甚至也不是一种鸟类，而是一种大型爬行动物——陆鬣蜥（land iguana）。
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鬣蜥是南美丛林中常见品种的后代。它们的祖先常常在河岸边采食树叶，于是有人认为，几千年前，一些在河边吃树叶的鬣蜥被一团团浮在水面的植物裹挟着漂到了海里，就像今天偶尔也会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粗心大意的旅行者，无疑大多数最终是死去了。但就同许多爬行动物一样，鬣蜥是种坚韧、顽强的动物，可以数周不吃不喝。其中的一些，甚至可能仅有那么一两只，活着熬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海岸上。
有些鬣蜥靠吃小岛的岩石海滩上生长的海藻活了下来。它们是黑色海鬣蜥（black marine iguanas）的祖先，目前在群岛中的许多岛屿都有分布。而另一些鬣蜥迁徙进了内陆，以它们在那发现的粗糙、多刺的植物为食。这两种陆鬣蜥都已为人所知，二者身上都带有黄色的斑点。但现在，意大利科学家真蒂尔博士（Dr. Gentile）和他的团队在沃尔夫火山（Wolf Volcano）的侧翼发现了第三种。它既不是黑色也不是黄色，而是粉色的。
如果颜色是它与其他两种陆鬣蜥之间唯一的主要区别，那么粉色的鬣蜥可能仅仅是一种不会产生什么特别后果的个体变异。但事实上，粉鬣蜥和黄鬣蜥之间还有一些更为根本性的差异：雄性的粉鬣蜥脖子后面有一个脂肪隆起，令其轮廓显得非常与众不同。皮肤上的鳞片也有所不同，头部的鳞片更扁平，颈部的鳞片更小，呈圆锥形。那支来自罗马的研究团队，此时正在沃尔夫火山的火山口边缘工作。他们刚刚通过无线电告诉我们，又捕到了一只这种珍稀动物。如果我们能到那里去，他们很乐意把它展示给我们看。
沃尔夫是一座巨大的火山，位于伊莎贝拉岛北端，它是整个群岛区域当中最偏远、最难到达的地方之一。从阿约罗港到那里，通常需要先坐上几个小时的船，然后再经过一段极为漫长而艰辛的攀登，爬上火山的两侧。但直升机1小时左右就能把我们送到那儿，于是我们就出发了。
真蒂尔博士和他的团队在火山口边缘扎营，兴奋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新捕获的鬣蜥。这种鬣蜥不仅仅是颜色不同，它的身形，尤其是那奇形怪状的头部，使它看起来与我所见过的任何陆鬣蜥都大相径庭。当真蒂尔博士解释说，他们最近所做的基因测试结果清晰地表明，粉鬣蜥并非由任何已知的加拉帕戈斯鬣蜥品种杂交而来时，我对此毫不惊讶。所以说，它要么是加拉帕戈斯群岛早期进化史的幸存者，而且很可能再一次开枝散叶，要么就是相对晚近才在沃尔夫火山周边进化而成的新物种。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从未被拍摄过的新发现。
真蒂尔博士把那只珍贵的活体标本递给我，警告我它的劲儿很大。我设法在不掐到它的前提下尽可能紧紧抓住，然后说出了台词。但是这个可怜的家伙看上去并不舒服。如果它逃跑了，意大利团队能再抓住它吗？真蒂尔博士认为问题不大。所以，经他允许，我尝试了一种有时对爬行动物真的挺奏效的招数：我把鬣蜥放在地上，在紧紧抓住它的同时，把它的四肢拉到身侧，摆出一种看起来很自然的姿态。然后，我缓缓松开并撤回双手，开始很平静地对着镜头讲起来。鬣蜥则继续趴在原地。它自由了吗，还是没有？它似乎搞不清楚，所以静静趴在地上。然后，就在我的台词快讲完时，它意识到自己其实自由了，拔腿就开溜。不过，幸运的是，它一头闯进了一位科学家的手里。我们拿到了一个独家：在被频繁拍摄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我们拍到了一个此前从未被任何其他摄制组拍摄过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新物种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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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似乎成了我做自由撰稿人以来最忙碌的时刻。英国广播公司想要一部《生命的起源》的续集，展示脊椎动物的进化过程，并将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进化史续写至今。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部也委托我录制了一系列十来分钟的短讲座，扼要阐述了一些博物学的话题——真实的美人鱼是什么、蛇为什么不能眨眼、渡渡鸟的悲惨历史，以及某个特定品种的蚂蚁与大蓝蝶之间非比寻常的合作关系——这些故事组成的系列，被定名为《生命故事》（Life Stories）。而天空电视台还想要更多的3D影片。
在电视上观看3D影像节目的人仍比较少；但现在，一个新的观众群体正在开始形成。过去几年里，世界各地的自然博物馆都配备了有IMAX和其他类似巨幕的观影厅，屏幕都高达10米或11米。这样，博物馆就能更好地展现自然界的奇迹了，从科罗拉多大峡谷（The Grand Canyon）的广袤无垠，到鲸的巨大身姿和甲虫的怪异外形——当它们被放大到那个尺寸，连恐龙相比之下都显得更可爱些。
在此之前，大多数为电视台制作的博物类节目都是按小屏幕的技术标准拍摄的，这就导致它们在大屏幕上看起来分辨率很差，甚至模糊不清。但3D成像技术所需的像素标准极高，这就意味着，我们为这种新媒体制作的节目也很容易满足IMAX的技术要求。于是，忽然之间，我们目前已制作完成的所有3D节目都借此机会获得了新生。我们最早拍的那部《空中怪兽》，从澳大利亚到中国，已在世界各地播出过。3D版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也收到了预定，等电视版播出完结后，立刻就会在影院上映，而且天空电视台还想再播出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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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终于觉得，我们在3D影视制作上积累了充足的经验，可以做些真正有野心的事了。若说有哪个自然历史的题材能够尽显3D空间的魅力，那它一定是关于一些动物如何挣脱地心引力的束缚、以飞翔的方式进入3D空间的故事。我们的影片，将从这个星球上第一类会飞的生物——昆虫开始。有一些3.2亿年前的蜻蜓化石，其翅膀展开有近一米宽。自那时起，从笨重的甲虫到微小的飞蝇，不同种类的昆虫就各自进化出了自己独特的飞行本领。这些昆虫在几百万年里一直独霸着天空，直到在爬行动物中也产生了一个会飞的群体——翼龙。我们不会在翼龙身上花太多时间，因为它们毕竟已经做过《空中怪兽》的主角了；但至少我们已有了它们的计算机图像，可以作为编制新镜头的基础。不久之后，鸟类也加入了翼龙的空中大军。最终，一群以昆虫为食的小型哺乳动物飞上天空，进化成了蝙蝠。这个系列相当有卖相，天空电视台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创意。
当然，我们必须在热带地区拍摄，于是我马上建议去婆罗洲。当地森林里栖息着的动物，种类之丰，无与伦比，我们可以借它们来展示，飞到空中所要面临的问题和所需的技术——一种蛙类长着长长的脚趾，趾间有皮肤相连，跳跃时能像降落伞一样兜住空气；一些蜥蜴将肋骨向前拉伸，撑起身体两侧的皮肤形成薄翅，就可以借此滑翔；还有像鲜为人知的猫猴（colugo）这样的哺乳动物，它有小狗那么大，毛茸茸的皮肤从它前爪的腕部一直延展到后爪踝部。此外，和大多数其他地方一样，婆罗洲也有为数众多的鸟类与蝙蝠。
这个计划很快获批。2014年3月，一支包含50多人的摄制组携带数吨重的设备抵达了婆罗洲。在森林里拍摄了几周后，我们就移师至哥曼通（Gomantong）的大洞穴[1]。1974年时，就是在这里，我曾爬上过一大堆爬满蟑螂的蝙蝠粪，它们散发出的氨气几乎让我窒息。
2012年，为了纪念我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60周年，我曾回到那里制作了三期回顾节目。与我一起旅行多年的摄影师加文·瑟斯顿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镜头，作为节目的开篇画面：他在离地面约20英尺（约6米）高的地方挂起一根信号线，从洞前的开阔地一直延伸进洞口。这样，架设在一台移动小车上的摄影机就可以沿这根绳索，由阳光下平稳地进入黑暗里，最后呈现的效果非常美。
而如今已是2014年，我们拥有了一种真正革命性的方式来实现那样的镜头过渡——一种被其制造商称为“八轴无人机”（octocopter）的飞行设备。它由四根固定在一起的长金属棒组成八角星形的结构，每个角的尖端都载有一个小型电动机及其驱动的一只旋转叶片。设备的下部，在星形中心处安装着3D摄影机。和我们最开始用的那些“怪物”相比，这部摄影机着实小多了。一位操作员坐在地上，一边观看显示器上摄影机传回的图像，一边用操纵杆控制着摄像头和飞行器的方向。
这台机器还在研发阶段，目前每次只能运转两三分钟，不过这个时长已经足够我们拍摄将观众的视线引入洞穴的镜头了。随后，我们还可以用它探索洞穴的内部，甚至拍下生活在洞穴内的数百万只蝙蝠的画面。我有一点担心：这架机器运转起来噪声很大，蝙蝠对它会做何反应？它们会不会与它相撞，造成非常昂贵的坠机呢？我们只能试一试。
洞穴内部和我印象中的一样吵闹，令人不快。现在有了一条木板道，可让来访者的双脚远离积在地面上那几英寸厚的黏腻粪便，但氨气的恶臭仍像我记忆中的那样令人反胃。木板道本身也很滑，但是想靠抓住扶手来站稳身体可并不是个好主意，因为扶手上也覆盖着蝙蝠粪——尽管不像地面上的那么厚，这倒没错，但往往是最新粘上去的，所以也更湿滑。
步道在洞穴内延伸了四分之一英里（约400米），走到尽头就能松口气了，你会来到一处开阔的大厅，一大束阳光照亮了这里。不是几千就是几百年前，洞穴的顶部塌掉了一大块，形成这个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不远处，正是那座令我记忆犹新的粪便堆，仍然覆盖着一层闪闪发光的“蟑螂毯”。蟑螂们正在蝙蝠的粪便中大快朵颐。我们当然也会把它拍下来，不过洞顶的巨大缝隙让导演大卫·李灵机一动，有了个点子。
绝大多数洞里的蝙蝠每天晚上就是从这处缝隙飞出去的，此情此景，将是十分令人震撼的镜头。这也确实是我们来到这座洞穴的主要原因之一。大卫已经想好了最佳拍摄方式。
有人会爬上洞口上方那片森林覆盖的小山，固定好一根横贯洞顶缝隙的绳子。然后再将另一根绳子系在第一根的中部，一直垂到洞穴的地面上。绳索的末端固定一个小座位，我就坐在那上面。待时机一到，我会被拉起来，悬在蝙蝠飞离洞穴的半路上，对着在面前盘旋的飞行器上的摄影机，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
说句公道话，我必须承认，在我们动身前，大卫在伦敦开的预备会上已经把他的意图讲得很清楚了。从字面上看，这个方案似乎并不太吓人，我也已经初步同意了。它基本上是我们婆罗洲之行的最后一组镜头，于是我有了充足的时间来反复琢磨，然后决心必须要做一件事——最好自己认真检查一下这套装置上的安全系统是否可靠，这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到达山洞时，索具差不多已经装好了。负责此事的是一名叫西蒙·阿莫斯（Simon Amos）、留着光头的约克郡人，他的主业似乎是为如今矗立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许多城市中心的摩天大楼清洁巨幅玻璃幕墙。但当我们谈起攀岩技术时就发现，我们两人早年都曾痴迷攀岩。他比我年轻四十岁，但我们都认识同一拨攀岩界的传奇人物，我们当然也知道湖区和北威尔士绝壁上的相同攀登路线。自那时起，我便毫不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了。
我们在较低的高度预先试了一两次。西蒙雇来三名本地年轻人，以人力操控这个系统。他用带着浓重约克郡口音的马来语喊着口令，将我上上下下拉了几英尺。
大卫知道，再有几分钟，蝙蝠们的大迁徙就要开始了。我被及时升了起来，以免万一那天晚上它们决定早一点出发。
悬在离地200英尺（约60米）高的绳子上，我慢慢转了一圈又一圈，有充足的时间反复掂量吊着自己的这根绳子有多细，以及下方很远处的洞穴地面上那些人影有多微小，他们看似都在为各种与我不相干的无足重轻的问题忙碌着。
然后，蝙蝠开始出现了。它们并不打算飞离洞穴，而是于我所置身的洞穴主通道一侧，在一处内凹的小空间里来回飞舞。尽管天色开始变暗，它们似乎谁也不愿第一个离开。若真是如此，那它们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连我也看到了，洞口正上方的高空中盘旋着的小点。那是蝙蝠鹰正聚集过来，准备享用晚餐。
凹室里的蝙蝠数量不断增加，突然间，它们一涌而出。几秒之间，我就被一团“蝙蝠暴风雪”席卷了。它们呼啸而过时，有的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就像一股浓烟，高速冲向了云霄。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这种情景下讲出的解说词是否传递出了这处绝妙场所的神奇。但是，当我挂在50万只蝙蝠外出就餐的飞行路线上时，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了所能期望或想象的全部技术设备——固定在胸前的无线麦克风将我的话语传送给洞穴地面上的录音师；电力十足、能长时间照明的电池灯；一座30英尺（约9米）高的升降机上，是一台灵敏度极高的高清慢动作摄影机；还有我面前这架八角飞行器上携带的、悬停在半空的3D摄影机。毫无疑问，就差有人发明可以闻到臭味的视觉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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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六十多年前初次制作电视节目以来，电视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整个世界也是如此。或许最为显著及重要的是，人类的人口也在这个时间跨度里增长到了此前的三倍多。对于我一直努力记录着的自然世界，人口的暴增产生了深远而又往往具有毁灭性的影响。当然，与此同时，我制作了一些节目，专门探讨席卷全球的种种变化——《地球的现状》（The State of the Planet）、《气候变化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Climate Change）、《大洋之死》（The Death of the Oceans），以及《地球能养活多少人？》（How Many People Can Live on Planet Earth？）；此外，在每部系列节目的末尾，都会有一集用于探讨节目所介绍的物种目前正面临的问题。
然而，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且不愿停下制作节目的脚步，最根本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凝望自然世界并尝试去理解它，更为深刻的快乐。
注解：
[1] 这是一处天然溶洞，位于东马来西亚的沙巴州山打根市（Sab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