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公司理事会主席诺曼布鲁克勋爵（Lord Normanbrook）退休。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对英国广播公司长期怀恨在心，他认为这个公司顽固不化，不能为他所用。他决定迫使公司就范，任命了查尔斯·希尔博士（Dr. Charles Hill）担任新主席。希尔是保守党的前部长，在此之前，还一直是独立电视管理局的主席。任职期间，他经常与英国广播公司总裁休·格林发生争执。众所周知，这两人彼此之间有着很深的私人恩怨。
这个消息让整个电视中心元气大伤，大家都觉得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毕竟，希尔似乎代表的是独立电视台的商业价值观，而这正是我们英国广播公司所反对的。这一消息宣布后不久，我不得不出了趟国——我想应该是去了美国，所以当新主席对他帝国版图里的电视区进行首次访问时，我不在那里。据各方消息，电视中心的一些高级职员并没有带着真挚的热情欢迎他。这样做并不明智，毕竟他将成为我们的新老板，我们总归会需要他站到自己这边。
我刚回来不久，希尔又来到了电视中心。不同于他的前任们，他如今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把我叫过去。
“你是这里我唯一还没见过的高级职员。”我进门的时候，他这么说道，然后热情地给我倒了一杯水。
“这里的人一点也不友好。为什么会这样呢？”
“好吧，主席，”我说，“您必须记住，我们在这里一直把你看作反对派，或者说，其实是敌人。这就好像第八军团[1]的士兵已经在沙漠中赢得了几场战斗之后，某天早上一醒来突然被告知隆美尔将成为他们新的总司令。”
“哦，我明白了，”希尔说，“他们认为我不是个好将军吗？”
“不，他们很可能认为你是，”我答道，“但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为之而奋战的目标与我们是否一致。”
这番谈话似乎满足了他，甚至取悦到了他。不管怎么说，从那以后，我和他相处得很好。
我怀疑希尔之所以对电视中心没有热情接待他而深感不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代表着公共广播事业的最高水平。他将自己首次声名鹊起归功于英国广播公司。“二战”期间，他是“电台医生”，在广播里分享有关健康饮食的家常建议。他故作忸怩地把李子干称为对抗便秘的“黑夹克战士”，这成了战时的一个著名笑话。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建立的这种声誉，可能是他被公认为了解大众传播的原因，也是他被任命负责独立电视台的原因。当威尔逊把他调到英国广播公司时，希尔把这看作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当他受到如此冷遇时，感到非常生气。事实证明，他是英国广播公司及其独立性强有力的捍卫者，而威尔逊认为希尔会“驯服”英国广播公司，使其更易在政府施压下妥协的想法落空了。
希尔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请了管理顾问来检查英国广播公司的整个组织结构。公司需要提高收视费，而希尔必须向政府证明，这里的运营状况经济且合理。顾问们花费数周，拿走了数十万英镑的报酬，写出了一份非常长的报告和一份建议清单。其中一条就是应该改变最高管理层的任命。当时，主管整个电视部门的总监肯尼斯·亚当（Kenneth Adam）退休了。他的职位将被重新定为总经理，并将由休·威尔顿担任。在休之下，作为他在管理委员会中实际意义上的副手，将有一位节目经理。有人告诉我，这个人会是我。
想到前景，我有些沮丧，这将使我离节目又远了一些。不过，英国广播公司正在经历困境。现在不是辞职的时候，我也没有辞职。保罗·福克斯将继续担任BBC1台的主管。罗宾·斯科特（Robin Scott）——曾是一位能力出众的电视户外转播节目制作人，当时正担任广播一台的主管，他将回到电视台，接替我担任BBC 2台的主管。
作为节目经理，要求我出席的会议数量多得惊人。每个部门的领导都希望每两周能召开一次例会，对此我很欢迎。在我看来，参加这样的会议正应当是我的工作——讨论前几周该部门的节目，听取一些新的想法，恰当时给予鼓励，过头之前及时劝止。但还有一些更大的会议，有十几个甚至更多人参加，讨论管理问题。这些会议对我来说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专注于手头上课题的技术细节，但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短短的学习期间里习得的人类学观察技能还并没荒废。我不禁注意到这些会议上有关座位的行为是多么有趣。在这样的委员会成立之后不久，与会者们在会议桌旁按固定的位置就座，联盟就此形成。持有相似观点的人倾向于坐在一起。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可能和别人意见不合，他们会选择坐在那人的对面而不是旁边。更换主席之后，可能会有一次大洗牌，然后你就可以推演出将会形成的新联盟和敌对关系。我好奇这里的材料是否足以写成一篇人类学期刊上的论文，或许论文题目可以就叫作《关于英国广播公司委员会和指导小组的座位习惯的一些观察》。
有一次，我的观察有了一定的实用价值。我管理着电视服务部门的计算机操作小组，这个小组决定着我们在规划和财务系统中如何使用计算机，花费的资金也相当可观。因此，我会让总会计师紧挨着自己，坐在我右边。然而这一次，他迟到了，他的座位是空着的。我等了很久，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满怀歉意地冲了进来。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到我旁边，而是径直走到桌子的另一头，那里有几个空位子，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很明显，他要在某个事项上反对我。我迅速地把目光投向会议议程，令我大为吃惊的是，里面有一项关于一笔重大开支的提案，我在开会前忘了先跟他梳理清楚。当我们最终讨论到这一项时，我向与会的众人致歉。我对这个文件的落脚点并不满意，决定推迟对它的决议。会议结束时，总会计师走了过来。
“我很高兴你没有通过那份文件，”他说，“我本来想要和你就此事抗争的。”
* * *
加入管理委员会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就是每周一上午在广播大厦举行的例会结束之后，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共进午餐。有时，我们会邀请一位客人，也许是新闻人物，也许是一位我们需要吸收他的智慧的专家。广播部门的总经理弗兰克·吉拉德（Frank Gillard）在“二战”期间曾是受蒙哥马利将军偏爱的新闻记者，两人的友谊历久弥坚。他提议委员会不妨邀请这位陆军元帅同我们共进午餐。
陆军元帅如期而至。在吃了一顿气氛多少有些肃穆的午餐后，弗兰克请求元帅允许大家提问，并以一个他清楚会得到有趣答案的问题作为开场。
“元帅，”他说，“您认为历史会怎样评价亚历山大将军？”亚历山大在战争期间曾是蒙哥马利一个英武俊朗的对手，据说他们对彼此的敬爱之意并未消减。
陆军元帅应付自如。“好吧，”他说着，摆好架势，环视着桌子，“我相信亚历山大将军将载入史册，他是最……”他停了下来，打量着桌子周围充满期待的面孔，“他是战争中穿着最光鲜的将军。”
他笑了，很高兴自己的表演开了个好头。
“丘吉尔呢？”弗兰克又问道，“您认为他和希特勒之间有个人恩怨吗？”
陆军元帅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状态。
“你必须记住，”他说，“丘吉尔叟相不喜欢希特勒，不喜欢他。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我完全可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时叟相来到法国我的营地里，视察前线。我们坐着我的野战车出发了。在车开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对他说：‘叟相先生，您需要停下来方便方便吗？’——说实话，是我自己想停下来方便方便。‘到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还需要多长时间？’他问。‘大约四十分钟。’我说。‘那样的话，’叟相说，‘我再等等吧。’”
陆军元帅对围在桌子周围的人们露出了笑容。我内心的博物学家骚动了起来。
“有些动物，”我大胆地说，“会借方便标记它们的领地。也许他正是这么做的。”
“太有意思了，”蒙哥马利说，似乎他以前从来没提到过这点，“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在后来的战役中，他又来拜访了我一次。当时，我们军队刚过兰茵河（莱茵河）。”
我们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还是花了一秒钟，才明白过来他说的是什么。
“叟相想亲眼看看这条河。有新闻记者团队一直跟着我们。就在我们到河边之前，他让我停下来。他下了车，命令把记者们留在后面。然后叟相一个人走到河边，尿到了兰茵河里。”[2]
* * *
英国广播公司最高层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战斗。大家都知道主席与总裁不和，所以当休·格林令人沮丧地突然宣布他要退休时，大家也并不觉得意外。他是言论自由的伟大捍卫者。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声明上接着说，他已经接受了理事会的一个席位。或许理事会的席位是他离职的条件之一，但如果的确如此，这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它进一步混淆了理事会和管理层的角色。理事们代表的应该是公众利益，他们要密切关注职业广播人，听取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给出的理由和辩解，并最终批准或禁止他们的行动。在理事会中引入一名职业的广播从业人员，会让理事们更加认定自己是广播界的专业人士，鼓励他们更多地接管管理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而这一点在希尔的治下已经初现端倪了。
查尔斯·希尔现在可以任命一位总裁，从而进一步提高他对公司政策的个人影响力。与现在不同，当时这个职位只考虑内部候选人。最杰出的是休·威尔顿。但是希尔不信任休，他认为休太聪明了。还有查尔斯·柯伦（Charles Curran），他曾担任过管理委员会秘书，时任海外服务部总经理。在个人魅力方面，他不是休的对手，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位智识天赋兼备的管理人员和一位有着崇高道德准则的天主教徒。还有三位不那么显眼的候选人也被叫了去——肯尼斯·兰姆（Kenneth Lamb），他也曾担任过公司的秘书和时事部门的主管；保罗·福克斯，作为BBC 1台的负责人，已经展示了他的强大实力；还有一位，出乎我的意料，是我。希尔没有问我是否想要申请这个职位，他只是告诉我，理事们想见我。
我按照要求来了。我怀疑自己当时态度不算太好。我不想要总裁的职位，事实上，我也不认为自己是这个职位的合适人选。因此，我很难向理事们详细说明，如果得到这份工作，我将做些什么。最后，查尔斯·柯伦得到了这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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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对头衔的痴迷以及员工们将头衔简化为首字母缩写的习惯经常被嘲笑。这个部门的助理主管，那个部门的首席助理，另一个部门的副总监。这些职位名称在内部备忘录上往往会变成首字母出现，就更好笑了。许多在办公室和办公桌之间流通的纸条顶部都有由三四行大写字母组成的小标题，中间只有句号和分号。在外人看来，它们一定像巴比伦楔形文字一样令人费解。尽管如此，一旦你习惯了这个系统——事实上，这并不需要很长时间，这些缩写能让事情变得更简单。你不需要记住负责电视电影转换机的工程师的姓，甚至不需要知道部门人员最近是否有变动。你只需要简单写下“H. E. Tel. Rec.”，这是电视录制总工程师（Head of Engineering Television Recording）的缩写。如果有人晋升了，他所有的文件都可以原封不动地留在原本的位置，新主人接手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问题。对于一个有着两万人的组织，这是一种明智的管理方式。
这种做法甚至延伸到日常对话中。在对话中，首字母缩写也有其价值。“DG”指的是总裁（Director General），甚至当着他的面也会这么说，这是一种方便的表达敬意的方式，也是强调说话人态度的一种非常有用的方式。这是一次随便的谈话，不需要严肃对待吗？这是收到的正式指令，并且还有些争议？当头衔的使用范围大大扩展，这种习惯就变得更加费解了。谁能指望英国广播公司迷明白“A.C.Tel.Ops.”代表的是电视运营总监助理（Assistant Controller Television Operations）？当这种做法渗透到一般的社交活动中时，就变得更加荒谬了。有一天晚上，简来电视中心参加一个社交活动，门厅里人们这么欢迎她：“晚上好，D.P.Tel.（Director of Programmes of Television）夫人。”这事我都觉得好笑。
而我“节目经理”的头衔多少有些误导人。在新工作中，我与节目的密切程度远不如担任BBC 2台负责人的时候。那时，休曾经给了我很大的编辑自由，我觉得自己应该同样对待继任者罗宾·斯科特。所以，除了就两个频道总体计划的一般性讨论，只有在节目出现问题的时候，相关文件才会出现在我的案头，比如说制作费用大量超支，或者必须对品位和语言相关的问题作出判断，或者节目被指控扭曲事实、有诽谤的风险或是严重背离了公司的编辑原则。除此之外，我的时间都花在了改进管理方法、调整人事问题（包括解雇员工）、解决工会纠纷、引入电脑化系统，以及面对铺天盖地的财务问题上。
电视服务部门没有超支。但每个制片人肯定都想提高自己作品的质量，而这往往意味着需要更多资金。我们可以通过向海外推广节目来增加收入，也正为此作出巨大努力。而唯一另一个能应付成本上涨的方法就是提高收视费了。不过，政府自然也应当反对这种想法，而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始终声称英国广播公司过于浪费、效率低下，虽然并没有任何证据。商业电视台也正好可以顺势支持这个观点。
正是在这前后，我参加了一个鸡尾酒会，来自电视行业各个领域的人都出席了。在房间的另一头，我看到了卢·格雷德爵士（Sir Lew Grade），当时他是商业电视领域最有权势的大亨。他满面笑容地走过来，拍拍我的背，祝贺我的晋升。“你认为我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他闲谈般地问道。我告诉他长期以来，想要提高收视费用一直都是我们的问题。
“胡扯，”他态度亲切友好地说，“BBC多有钱啊。贵公司应该减少浪费，提高效率。我只希望我们独立电视台也能有你们这样的收入。”
“那这就很有意思了，”我说，“独立电视台花国家的钱，总体上来看是BBC的两倍。贵公司每年的广告收入有9300万英镑，这跟BBC每年通过收视费获得的收入几乎是完全相等的。但我们用这笔钱做出了两个电视频道和四个广播频道，而不像独立电视台，只有一个频道。”
“你对这些数据有把握吗？”他说。
“这些数据来自你们和我们的官方手册，”我回答说，“你怎么解释这种差异呢？”
“好吧，政府为我们独立电视台制定的区域政策太浪费钱了。”
“好吧。就算那浪费了1000万英镑吧，你们每小时节目花费国家的成本仍然是我们的两倍。如果我们都叫浪费，你们又该怎么说呢？”
卢眯起眼睛，向我靠过来。
他说：“我们付给高管的薪水高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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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精确计算一个特定节目的成本并不容易，我很快就了解到会计人员可以用来改变资产负债表表面那微妙而复杂的方法。我们运营摄影棚的成本有多少比例应该分配给一个特定的制作部门？运营我们自己的化妆部门花了多少钱？雇用兼职化妆助理会更便宜吗？那些用电影胶片制作的节目从没进过摄影棚，应该算作摄影棚成本的一部分吗？如果成本结构的呈现让人们蜂拥进入电影制作，而让我们昂贵的永久运营的摄影棚空空如也，又会发生什么？
需要知道有关节目成本这一问题的答案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政府急于打造繁盛而独立的电视产业，曾指示英国广播公司减少节目产出，从独立制片公司购买一定比例的节目来播放。当英国广播公司说独立制片公司要求的预算与公司自己的成本相比高了太多时，可以理解的是，独立制片公司则在抱怨，我们的许多实际成本从未出现在公司内部制片人的预算中。打电话的费用呢？它们应该归入每档节目的成本吗？英国广播公司内部制作人出入自由的那些图书馆又是谁在买单呢？他们吃饭的食堂补贴呢？说到这里，还有总裁的工资呢？因此，必须引入一套更为全面的成本核算体系，在向公司的管理者们提供更好的财务信息、以便他们可据此做出决定的同时，还将允许每一位制片人在花钱方面拥有最大的自由，以最为经济的方式购买想要的东西。做这件事，以及说服制片人、工程师、布景设计师和餐厅主管做出这些管理和决策方面的改变是必需的，并且从长远来看，也是对他们有利的，这个过程极为复杂，占据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
“节目经理”的头衔变得越来越不合适，我也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这不是我进入电视行业的目的，我也不认为自己擅长做这些事。我决定，四年之后，该是我重返节目制作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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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合适的辞职时机。我仍身处几场不能中途放弃的战斗中，得等到胜利的那天。但最终，在1972年12月，时机到了。我继续着每隔两年左右离开办公桌、花上几周制作一档节目的安排。我将下一次定在了1973年2月，彼时会与博物学部门的一个小组一起去一趟印度尼西亚。这是一个理想的转折点。我可以清理办公桌，将手里的工作分配给不同的人代为处理，而不至于引发令人尴尬的谣言。然后，在我出发前三周左右，我宣布不会再回办公室了。媒体试图编造一个我被扫地出门的故事，但我设法阻止了。
在公司内部，我明确表示这不是退休。我很直接地说，在管理职位上待了8年——BBC 2台4年，节目经理4年，我现在辞去工作，只是为了能够重新回去制作节目，因此也就无须举办什么告别派对。我希望，当自己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时候，能以自由节目人的身份重新出现在电视中心的酒吧和办公室里。我的继任者将会适时公布。
现在，到了我执行最后一项重大行政义务的时候了，那就是主持每周一次的节目审查会。这项重要的会议在每周三上午举行，过去七天内播放的任何节目都可以在会上讨论。机构中每个制作部门的负责人都会参加这个研讨会，如果就某些节目有重要问题需要讨论，那相关节目的主要制作人也会受邀参会。常规的与会身份是一种荣誉，通常有40人左右。这是电视服务部门的决策班子，甚至可能是整个业务的核心。
《广播时报》为我们提供了会议议程表。我们利用它刊登的节目单，对两个频道的播出情况逐日进行回顾。主持会议时，我必须确保每个晚上都有公平的讨论时间，特别是如果那个周末播出的节目里有特别重要的，或者引起了争议的，需要回顾。这一次，一切都很顺利。会议预定在十一点结束，结束前七分钟，我像往常一样，说道：“现在，讨论一下昨晚的节目。”
每个人都翻开了《广播时报》，整个房间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报纸上不是昨天晚上的节目清单，而是一份完全虚构的节目单，每一个节目上都有我的名字——或是在标题上，或是在潜文本里，又或是在节目嘉宾或技术人员的名单中。不仅如此，多少让我有点尴尬的是，这些虚构节目的插图都是我的照片。
保罗暗中策划了整个活动。他要求每个部门的负责人根据自己的节目类型设计一份假的节目清单。保罗负责编辑，并说服《广播时报》印刷了五十多份新的双页插页。每个人的秘书——包括我自己的在内——都被秘密指派了一项任务，那就是把他们的《广播时报》拆开，加入新的插页。再也没有比这更温馨、更有趣的告别礼物了。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出会场。但我知道，离开的决定是对的。
注解：
[1] The Eighth Army，“二战”中在非洲沙漠作战的英国陆军军团，曾与隆美尔指挥的北非洲军团协同作战。
[2] 蒙哥马利将军说话带有口音，就好像我们中文发音中的平舌音和翘舌音不分，以及鼻音和边音不分，上文中的“叟相”和“兰茵河”就是对他口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