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后浪出版公司的马国维先生来电说，想再版拙译迪诺·布扎蒂的《鞑靼人沙漠》，考虑到这本小说是十多年前翻译的，即决定再校对一遍。校对之后，对于在职期间老同事们常说的一句话感触更深了：翻译是一个让人永远感到后悔的工作。一般情况是，译好觉得满意后即交稿付印，但成品出来后再读白纸黑字的某些词句时常常会自谴：当初怎么会这样译！这次再校对过程中也经常如此自谴，不仅有的地方用词不当，意思表达不到位，没有把原文的内涵和风格表现出来，甚至有的地方理解错误，将意思译错。深感做到不仅达意，而且传神，把原作的思想、感情、神韵、风格用中文呈现于读者眼前，绝非易事，做到译文出神入化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在这次校对中，首先发现的是，原先翻译时一些字句理解错误，虽然从中文译文看不出来，却意思大变，对原作损伤不小。一开始，主角离家上任时，他的感觉是，“最好的时日，青春时光可能就这样结束了”，以前译为“天气似乎好了起来，青春时期可能就这样结束了”。原文中“青春时光”就是“最好的时日”，是同一个东西，原译不仅没有体现出来，而且将原文的tempo（意为时间、光阴、时代、天气等）译成了天气，一个主语成了两个主语，一句分成了两句，这双重的错译使原文那种感叹的意味和对命运的暗示丧失殆尽。德罗戈给妈妈写信时想到，妈妈可能认为，他会有些朋友：“但愿是些亲切友好的同伴”，错译为“也许是些不太肥胖的朋友”，将原文的magari看作了magri，前者是但愿的意思，后者是消瘦的意思。一个字母之差，意思满拧，而且情理不通，可见翻译时慎之又慎是多么重要。第十章德罗戈听到水流声，本来应该是，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词语……需要我们去理解，我们却永远不可能弄明白”，原译为“似乎可以听清的词语，却始终不可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将递进的两句合为一句，淡而无味。而且“听清”与“词语”的搭配也不合逻辑。第十一章写到德罗戈的一个梦，这个梦十分重要，同后面描写安古斯蒂纳的死亡紧密相关：“这一夜也将同过去的所有夜晚完全一样，如果德罗戈真的一夜没有做梦的话。他梦到，他回到了童年时代”。原译为这一夜同过去的夜晚完全一样，他“没有做梦”。将虚拟式动词当成了陈述式，因此就把如果没有做梦错为“没有做梦”，紧接着的“他想起了童年时代”就好像不是梦而只是回忆了。后面写到安古斯蒂纳死亡情景时，又重复了这些梦境。如果不是梦而只是回忆，德罗戈的回忆与安古斯蒂纳的死亡何干？这一错译难免让读者摸不着头脑，造成混乱，而译为“他梦到，他回到了童年时代”，所有的一切一清二楚，作家那种梦幻的特色则可以体现出来。十二章写到拉扎里去找那匹马时，“他吃惊地发现，那匹马并不是他的”，原译为“令人吃惊的是，那不是他的马”。都是“吃惊”，他本人的吃惊与令人吃惊意思完全不同，表达的效果也大不相同。十五章去勘定边界时，安古斯蒂纳中尉说，“一切在于，要比他们先抵达”，原译却成了“完全可以比他们先抵达”，将动词看错，意思全错。中尉头顶的山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动静”，原译为“沉默了很长时间”，都是表达没有声响，但原译容易让读者误解为敌人不说话了，而实际是说周围一片寂静，与接下来的只能听到雪落之声衔接自然。十六章有一处将山顶“已经黑黢黢的”，错为“已经盖了一层白雪”。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颠倒黑白，当初是怎么错的，现在怎么也想不明白，真是鬼使神差，贻笑大方。发现这些错误后怎能不自谴，怎能不感叹：当初怎么能这样译呢？这不仅是明显的硬伤，更是对原著的损害，对作者的伤害，对中文读者的不负责任，也是一种伤害。现在能够改正这些错译，应该感谢后浪公司提供了这一机会，同时也借此机会向当时出版此书的重庆出版社和读者表示歉意。
在这次校对过程中深深感到，即使清除了这些硬伤，也只是做到了基本意思不错，与准确地把原著的全部信息完整地反映出来的要求还相距甚远。意思不错只是底线，还需要把原作的思想、内涵、神韵、风格反映出来，把原作字里行间那些没有明显写出来的东西体现出来，这就要表达到位，不能欠火候。德罗戈离家时，他想的是，这是他的“真正的生活的起点”，原译为“真正的生活开始的一天”，没有把他满抱希望的心理反映出来，而希望是造成他的终生悲剧的决定性因素，译文火候欠缺。他想回城，要大夫开证明，大夫问他是不是就说不能适应高海拔环境时，他回答说“就这样写吧”，原译没有“写”字，他的无奈就没有反映出来。他看到沙漠上的那匹马时，结论是“不该丧失这个机会”，原译的“不能浪费时间”，没有反映出他的急切心态。蒙蒂带队勘定边界时，他想让安古斯蒂纳吃尽苦头，心想“我将让你看个明白”，原译为“让你看到”， 没有呈现出他咬牙切齿的狰狞面目，也是火候不到。德罗戈最后才感到，在时间的飞逝面前“毫无自卫之力”，原译为“毫无办法”，显然不到位。小说结尾的最后一句是，“在黑暗中，尽管没有一个人看他，他轻轻地笑了”，比原译的“在黑暗中，他轻轻笑起来，尽管没有一个人看他”更有些味道。
有时仅是一字之差，意趣大变，甚至谬之千里，所以需要认真琢磨。德罗戈起初觉得来日方长，所以认为不必“匆忙决断”，似比原译的“匆忙行事”更为贴切。城堡那个哨兵等待拉扎里回答口令时，被冷酷的中士监督，他感到再等下去似乎就“太轻率了”，同原译“不够慎重”意思差别不大，但用肯定词比否定词似乎更能显出他的焦虑。少校称赞他的学生一枪击中拉扎里时说莫雷托“绝不会失手”，比原译的“绝不会错”更能体现他的沾沾自喜和冷酷。德罗戈多年后体力尚好，能骑马，但“严重的是”，他没有那种愿望了。原译的“重要的是”意思不错，但意趣不同。书面作品不同于当面交谈，语气需要用感叹词来体现，翻译时稍不注意就会造成欠缺。十二章写到德罗戈和特隆克看到北方荒原的黑影时，后者说不是毛絮，德罗戈马上问：“这么说来可能是什么呢？”原译没有“呢”字，但加上之后更可显出他的语气和他的急切和疑惑。德罗戈为调回城市去找那个将军，后者谈的却是城堡应该裁员。他问德罗戈，城堡的人“关于这一点”会说什么。德罗戈心不在焉，反问“关于什么”，将军的回答是：“就是我们正在谈的事啊！”原译没有最后的“啊”字，但有了这个字后，将军的口气更明显，他那副不可一世的官僚面孔暴露无遗。像这样一些不甚明显的字词，一不小心就会造成错失，使原作蒙受损伤。这次校对后又对中文审读了一遍即发走，编辑赵波先生数次来电，询问个别字句。于是再次审读，又发现了一些错误和可以改进的地方。最后这次审读时，更多地是以读者的眼光去阅读译文的，因此更能发现问题。翻译和一切文字工作一样，可以反复修改，没有止境，即使这样，错误和不妥之处依然难免，只好等待方家指教并请读者见谅了。
《鞑靼人沙漠》用平平常常的语言叙述了德罗戈的悲剧，故事十分简单，没有迂回曲折的情节，读起来甚至有些沉闷。他抱着希望来到城堡，遇到的却是无边的沉闷和孤寂，年轻时好像时间流逝很慢，老年期却突然来临，幻想尚未放弃，死神却已站在眼前。他耗费生命，期待某种事情发生，却一直是白白等待。希望，或者说信念是他的精神支柱，但信念与努力在荒诞的现实面前轻飘无力，他只能在希望就在眼前时结束自己的性命，了无痕迹。这是作家对人的生存的思考，这种思考是从字里行间反映出来的，翻译时也需在字里行间把这种思考反映出来。德罗戈最后被逼离开城堡来到那个不知名的小旅店，这就是他的最后时刻。在楼下悦耳的歌声中，他“用尽全身心的力气”，“用力冲向那扇黑色的大门”，“两扇门好像不必推就自己打开了”。读者从这些字句中会对德罗戈是怎么死的得出自己的结论，对作家讲的这个在希望就要实现之际被逼撤退后默默结束性命的故事会有自己的体味，现实的荒唐，命运的无常，难免会涌上心头，跟着作家对人生进行一番思考，波澜不惊的故事也可惊心动魄。译文如果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就谢天谢地了。
如前所述，翻译是一种让人事后后悔不迭的工作，这就需要认真、谨慎，反复打磨，精雕细刻，要能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不能急于求成，大而化之。但只有这样的态度还不够，尚需译者有灵敏的语感，有语言分析的能力、逻辑分析的能力、理解和联想的能力、审美判断的能力和表达的能力。只有对原作有了透彻的理解，深切的体会，才能做到信，达和雅就需要灵活的母语表达能力了。要做到信，也不仅只靠语感和理解力，还需对原作所反映的那个社会有深入的了解。即使如此，也还有些东西让人莫衷一是，因为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境、两种不同的文化。刘姥姥在荣国府吃个母猪不抬头，是能吃一头母猪，还是像母猪一样吃起来不抬头？外国人翻译难免莫衷一是或者出错。陕西有肉夹馍，明明是馍夹肉，外国人也会莫名其妙。人行横道红灯时，南京人说：“不好走。”北方小伙说：“好好的路，怎么不好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实，最难的大部分是陕西道。同一个国家还有这样的误会和模棱两可，何况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之间？意文centro（中心）这个词不难理解，处理拉扎里的尸体时，中士看透了少校的冷酷，有一句内心的感叹。原文只有这个名词加个形容词magnfico，没有动词。原译为“真是个好靶子”，校对时改为“不偏不倚，正中靶心”。将centro理解为靶子似也不错，但这是一句不满之词，讽刺这是少校教出的好射手的“杰作”，一枪射杀，正中命门，显然改后的句子更符合原作的意蕴。罗马东北约百公里处有个城市叫里耶蒂，市内一广场有一个半米高、直径一米多的花岗石圆台，上面刻有意大利地图，旁边墙上大理石板写有各种文字，第一行是Centro d’Italia，英文是Centre of Italy，中文是“义大利中部”。意大利因种种原因分为南、北方和中部三个地区，因此，中文翻译似乎不错。其实大错，应该是意大利的中心点，准确术语是“意大利大地原点”或“意大利大地基准点”，就像我国陕西泾阳县永乐镇石际寺村的那个标志。一个简单又常见的centro也会造成牛奶路一样的错译，翻译时确实陷阱遍布。意大利还有“Ho presente”这样的句子，Ho是“我有……”，presente作为名词是“现在、在场者”，形容词是“现在的、出场的”。这个句子显然不合语法，无法理解。但人家就这样讲，就这样写，已经约定俗成，其意思是“我知道”。因此，翻译不只靠理解力，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对原作所描写的社会及其风俗习惯、人情世故、村言俚语等等相当熟悉才行。理解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表达，译者需要谨言慎行，把握分寸，拿捏准确，只有能够在两种文字间游走自如，才能将原作者要表达的东西完整准确地反映出来，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说起来似乎不难，实际并非如此。因为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查字典、了解原作、剖析内容、了解作者、研究背景、查阅参考材料，然后才好下笔。开始翻译后也不可能势如破竹，一泻千里，总会有些地方被卡住，一个词、一句话，左也不是，右也不好，踟蹰不前，一筹莫展，大费周章。译好之后也不是马上可以交稿了事，需要反复修改润色。这次校对《鞑靼人沙漠》时，每天睡觉前都要默想一遍：今天校过的哪些地方尚有不妥需要改进？一天晚上，突然想到，是不是将原文中的compagno译成了“同志”或“战友”？因为这个词太常见了，很容易不过脑子译为“同志”。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之间互称compagno，显然与我们常说的“同志”不能等同，汉语中的战友一词也有很强烈的色彩，翻译时必须慎重考虑。次日起床后只好仔细查找，根据不同的场景，分别改为“同伴”或“同事”。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要十个人翻译会有十种结果，百人翻译百种结果，完全相同绝不可能，总有差别，各有千秋，要成为公认的最好的一个，绝非易事。“事因经过始知难”，这次翻译、修改《鞑靼人沙漠》后，对陆游的这一感叹更有了深刻的体会。有些人觉得，好像写作高于翻译，前者是自己创作，是白纸上写出黑字，是“无中生有”，而翻译则是把别人已经创造出的东西“移”过来，只能算“模仿”，评职称时翻译作品就不被视为成果，只有论文才算数。无中生有的创作确实很难，但是，要表达别人的思想而不是自己思想的翻译工作也不易，甚至难上加难，因为你不能按自己的思路随心所欲地表达，只能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原作者的创造物，有如戴着脚镣跳舞。这首先需要与原作者进行复杂的交流，心有灵犀一点通，然后才能在理解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翻译虽然可以称为模仿，但这种模仿必须传神，不是一个词、一个句子照字典的解释移过来即可，而是先把原作“化”为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不是物理的、机械的过程，而是思维转化的复杂过程，不然就会把罗丹的《思想者》“模仿”成一个打瞌睡的家伙，蒙娜丽莎的永恒微笑成为乱飞的媚眼，那就成了失败的“模仿”。
絮絮叨叨写了这些同《鞑靼人沙漠》的修改或有关系或关系不直接的话，别无他意，只求各界能够理解翻译的苦衷和艰难，把翻译也看作一种创造性劳动，给予一定的重视，希望有关组织和协会能够真正代表翻译工作者的利益，像消费者协会同媒体、工商局、商家联络交涉那样帮助翻译工作者，成为他们的“娘家”，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也希望读者能够理解、体谅，如此而已。创建人类共同体是我们的目标，没有交流和理解，这一目标难以实现，翻译就是在建造交流和理解之桥，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理应重视。
刘儒庭
2017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