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簿：官场文化与拜年习俗

门簿：官场文化与拜年习俗 （一）

拜年一向是新春佳节的一道风景，而中国人拜年的方式可谓与时俱进。现在，除了见面拜年外，还可电话问候，或通过寄送贺年片、电子邮件等。特别是随着手机的普及，短信或微信拜年更为便捷。当然，上述这些只是最近数十年的变化而已。在清代，不少殷实人家，则是在门口摆放一册让人签到的“门簿”。

关于“门簿”，清代嘉道年间，苏州人顾禄曾这样描述：

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门首设籍，书姓氏，号为“门簿”。

上述的这段文字，见于顾禄所编的《清嘉录》。其主要内容是说，拜年是按亲疏关系，有的是亲自去，有的则派子弟前往。平常没有什么见面机会的，也乘这个时候相互前往对方府上拜年。通常情况下，主人是在门首设一簿册，此即“门簿”。

顾禄字总之（一字铁卿），是清代嘉庆、道光时人，他所编撰的《清嘉录》，生动展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江南风俗。当时，这种正月于门首设“门簿”的做法，在东南一带颇为普遍。例如，在杭州，民间也有设“门簿”的做法：

贺客沓至，设门簿书姓名，簿签标曰“留芳”，或曰“题凤”。铺家设籍门外，以红笺束葱茎、松段压之，取葱茏松茂之意云。

该段记录出自清人舒绍言等所撰的《武林新年杂咏》，其中指出，门簿上的题签为“留芳”或“题凤”。并且说，商人店铺还以红色纸笺捆束葱茎和松段压在门簿上面，取其“葱茏松茂”之寓意。

在《武林新年杂咏》中，另一位杭州人姚思璋，也写了一首《门簿》诗：

奔走真如织，涂东又抹西。

金兰从簿点，凡鸟到门题。

家有一编置，名应千佛齐。

还看飞帖在，彩笔未曾提。

原诗“千佛齐”后小注曰：“亦谓之题名录。”显然，“门簿”也叫“门籍”，亦称“题名录”。“奔走真如织，涂东又抹西”，是指四处拜年颇为忙碌。末了提及的“飞帖”，则指以红色名刺答拜。关于这一点，顾禄在《清嘉录》中指出：“有遣仆投红单刺至戚若友家者，多不亲往；答拜者亦如之，谓之‘飞帖’。”这是江南的情形。而在江北，真州（即今江苏仪征）一带，也有新年设门簿的做法：

主人高第纵深闳，讵比慈恩寺里行。

底事薰风吹若醉，认来塔下自题名。

上述这首诗出自惕斋主人（厉秀芳，1794—1867）的《真州竹枝词》，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仪征风俗。真州位于江淮之间，在清代，此处是淮盐转运的重要码头，侨寓当地的富商巨贾望衡对宇。作者看到新年时人们奔走拜年的场景，不禁感慨系之——究竟是什么事让人如痴如醉？就像是雁塔题名般的，纷纷在门簿上留名。

不仅南方如此，北方亦有类似的风俗。清人李静山的《增补都门杂咏·风俗门》中，有一首拜年诗这样写道：

家家名柬贺新年，门簿书来住址全。

惟有工商尤简便，全从门隙递红笺。

这是说在北京，人们往往用名柬相互祝贺新年。在门簿上，除了个人的名字之外，也将自己的住址写得相当完整。只有那些工商之家特别简单，全是从门缝里塞进一纸红笺以示问候。

北京的这种新年习俗，至迟自十八世纪中叶起便已蔚然成风。清人翟灏在《通俗编》中，专列有“门簿”条：

京师风俗，每正旦，主人皆出贺，惟置白纸簿并笔、研于几，贺客至，书其名，无迎送也。

翟灏字晴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乙丑（1745年）进士，官终金华教授。其人所编的《通俗编》，有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刻本。文后有一按语称：“今谓之门簿，其风到处皆然。”可见，新年设门簿，大概是当时全国性的风俗。

（二）

新年时在门簿上书写姓名、地址的做法，究竟始于何时不得而知。不过，“门簿”一词至迟到宋代就已出现。对此，北宋朱彧在《萍洲可谈》中就指出：

士大夫以造请为勤，每遇休沐日，赉刺自旦至暮，遍走贵人门下。京官多私居，远近不一，极日力只能至数十处，往往计会阍者纳名刺上见客簿，未敢必见也。阍者得之，或弃去，或遗忘上簿。

此处虽然说的是休沐日，但与后代新年的做法差相仿佛。及至明代，“门簿”一词更是屡见于文献。嘉靖年间的著名官僚海瑞就曾指出：“仰各府、州、县官各立门簿一扇，凡乡官举监生员等，入门并差人投递书柬者，把门人即行登记，执簿随行，逐一填注对官言语……”根据他的规定，府、州、县各置门簿，诸生每日有入公门者，记其姓名及相关的对话言语，到年终时上缴，以便稽考。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为了杜绝奔竞干谒之风。

此外，一些官员的私宅亦设有门簿。譬如，稍晚于海瑞的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即曾吟诗曰：“昼长门簿添过客，夜短窗纱减侍人。”可见，过客来往，都会在门簿上留下姓名。另外，他在“临川四梦”之一的《紫钗记》中，亦设计了“昨日开榜，有个陇西李益中了状元，细查门簿，并无此人姓名”的台词。细绎其意，上述这些，皆是指其时的官宦人家特设门簿，客人晋见入门时，门簿上会留下相关的题名记录。这与清代拜年时的做法颇相仿佛，只是前者是为官家私宅所用而已。

到了清代前期，根据黄六鸿《福惠全书》等的记载，督学使者置立循环门簿下发州县，由门斗负责，记录诸生秀才进出衙门的言行，其目的也是禁止“好事者以奔竞为才华”。此一做法，与明代官场的制度如出一辙。至于官员私宅，同样也有门簿之设。乾嘉时代的著名诗人张问陶曾指出：门簿，“宾客簿也，官京朝者户有之”。乾隆晚期，张氏于翰林院散馆后，官授检讨（从七品），在北京的清水衙门过着闲散的生活。其间，他作有《自题门簿》诗：

当关气不扬，门簿殊草草。草草书客名，客名亦何少！

主人日高卧，几不辨昏晓。偶然闻剥啄，竟以客为宝。

由于官位卑下，交游未广，所以门簿上的来客记录相当有限。对此，张问陶自我调侃说：为使门簿上的客人看起来多一点，他“今日书其名，明日书其字”，藉此以壮观瞻。天长日久，也就逐渐习惯了冷清的京官生涯。当然，他认为自己虽比上不足，但比下尚且有余——有的京官门可罗雀，门簿虽备却只能束之高阁。

稍早于张问陶的绍兴人金埴，在其所撰的《不下带编》中记载：

庚子夏，埴再抵燕，见朝彦群公，遍粘公约一纸于邸馆门左，云：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余闲应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旦为始，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有蒙赐顾者，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至于四方亲友，或谒进，或游学，或觅馆，来京枉顾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统希原谅，云云。下书：“九卿、六部、詹事、翰林、科道等衙门公启。”

文中的“庚子”，应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对于此一“公约”出台的背景，究竟是京官一度对于来往答拜不胜其烦？还是中央严令整顿文坛官场、禁止干谒奔竞？因我们对前后历史发展不甚了解而难以确知，不过，揆情度理，此一“公约”怎么看都像是官员廉洁自律的群体性宣示，做秀的成分居多，在人情社会的中国究竟能坚持多久，实在不容乐观。

（三）

用以登记来客姓名、地址的门簿，在晚清也引起来华传教士的关注。1872年，法国巴黎出版了传教士Paul Perny（汉名童保禄，1818—1907）所编的《拉汉对话》（Dialogues: Chinois-Latins），其中有一节叫“看门的事”，对话中就有主人吩咐仆从，将来客姓名“都要写在门簿上，后席好去回拜他”——这当然是入乡随俗的做法。

1913年4月7日，梁启超在《与娴儿书》中指出：

入都五日，门簿所载客名已三百二十人，接见者约三之一，其劳可想！吾性惟劳乃乐，故精神似尚胜于在津时，明日拟返津作文，数日后复来。看此情形，在都非僦屋不可（大约必须以一半日子住京）。作寓公终不便也。

1913年，梁启超刚从日本归国不久，便再度投身于其时的政治运动。当年，他在北京仅五天时间，门簿上就记录了三百二十人的名字，平均每天就有六十四人前来拜访。梁氏精力充沛，又喜交游，故其自称“惟劳乃乐”，精神更佳。可惜当年的这些“门簿”并没有保留下来，否则，应是研究梁启超社会交游与政治活动的绝佳史料。

1931年，被不少文化人尊称为“谦谦君子”的书商郭石麒，收购了嘉兴著名学者沈曾植的藏书。当时发现其中有门簿一册，顾廷龙先生慧眼独具，认为此书系“封建社会官场的遗物，可以看到酬应的一些礼节”，故而也是一种史料，遂得郭氏惠赠。为提高此一史料的学术价值，顾先生邀请张元济、冒广生等人各写一段题记。该书现藏于上海图书馆，题作“沈氏门簿”，为馆藏善本。1951年，张元济跋曰：

世人知有蓝皮书、白皮书，不知前清京师时尚有黄皮、红皮两种本子。……红面者，京官宅子之门簿，阍人记每日来访之客之姓名、住址及来访之原因，或见或否，有时并及其宫［官］职及与主人之关系，以备酬答之用。二者均为居官者每日必读之物。是为吾郡沈子培先生宅中之门簿，时在光绪二十九年。先生方官外务部，卜居于宣武门外上斜街，旋即简擢江西广信遗缺府，出京赴任，道出天津、上海、扬州、九江、南昌，沿途所记，可以考见一时之人物。吾友顾君起潜得诸故纸堆中，持以相示。留阅数日，因记数语归之……

其后的冒广生跋称：“中国礼俗，尚于往来。老辈于寻常宾客，若过五日不答拜，则谓为不敬，此门簿之设之所由来。而于婚丧祝寿，尤极重视。不通庆吊者等于绝交；其通者除远道以函谢外，无不踵门，不似后来以踵谢帖付邮，或并谢帖而无之也。”

今阅《沈氏门簿》1册，原簿为北京“琉璃厂东门外桶子胡同龙文斋”所印，封皮及首页为红色，封皮上印有“门簿”二字，并用毛笔书写“□□年岁次癸卯新正吉立”，首页首行书“爵禄齐加，福寿连绵”八字。由此可见，当时的北京琉璃厂有专门出售此类用以拜谒酬答之门簿。此册《沈氏门簿》系重新装裱过的簿册，全书除封皮外，每面印刷各分四栏，第一栏的中间印一“印”字，“印”字之上用毛笔填写称呼，如“李大人”“王大人”“刘大老爷”之类，“印”字之下填写大名。第二栏用以填写事由，如“道新喜”“拜会”“请安”“差贺”等。第三栏用来注明彼此之间的关系，如“年侄”“年弟”等；第四栏则印一“寓”字，用以填写来访者的住址或暂住地。以《沈氏门簿》所记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一日（1903年1月29日）的来访者为例，首列“葛大人，印，宝华，寓松树胡同”“沈大人，印，家本，道新喜，寓金井胡同”等。上述这些字迹基本相同，显然出自同一人之手。根据清人杨掌生《京尘杂录》卷4《梦华琐簿》记载：京城拜客，系用三寸红纸书写姓名，其上备载住宅、街巷于纸背，以便阍人登记门簿，名曰“小片子”。由此看来，《门簿》上的这些毛笔字，实皆出自阍人之手。撰写跋语的冒广生，在《沈氏门簿》中登记作：“冒老爷，印，广生，寓如泰馆。”冒广生为江苏如皋人，如泰馆即北京的如皋、泰兴二县会馆，位于宣武门外西河沿，为南通一带入京人士之常住地（如光绪年间张謇多次入京，亦多寓居于此）。另外一位题写跋文的商笙伯，在《沈氏门簿》中系于当月的二十七日，“商大老爷，印，言志，号笙伯，禀安谢步，寓扁担巷”。顾廷龙邀请商笙伯题写跋文，他遂写道：“簿中所列贱名，大约系沈培老任南昌府知府时，余以候补知县禀谒，为号房所记耳。”商笙伯是浙江嵊县人，光绪末年任江西知县，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晚年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此跋注明“壬辰农历一月初十”，时当1952年。

（四）

门簿所记人数之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人的身份、地位和人缘。在明清时代，门簿是极为常见的东西，也正因其常见，故很少得以保留。谭嗣同的侄孙谭训聪曾指出：“余家居时，发现一批信件，及会客门簿……门簿中，有旧党领袖满人荣禄、帝傅翁同龢（差帖拜会），以及沈曾植、张孝谦、容闳、杨锐、郭之全（字友琴，河南人，袁世凯之友）等……”（《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类似于此的门簿，当然是近代史研究中考证政治立场与人际交游的重要史料，只可惜后来却遗失了。因此，侥幸遗留至今的此类文本，也就成了历史研究的珍贵史料。前揭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沈氏门簿》便极为罕见，它也成了考证沈曾植交游的重要史料（许全胜在《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就大量辑录了其中的资料）。这当然是官员的私宅门簿，类似的门簿原件，在海外文献中亦偶有发现。

1997年我在日本从事学术访问，其间，于内阁文库出版的史籍丛刊中，找到了一份《唐土门簿》抄件，其格式与《沈氏门簿》极相类似——首先是称呼（如某某大爷、少爷、相公、总管等），接着的是大名，其后则写明住址或店名。

《唐土门簿》中出现的汪姓商人共有九名，即汪八老爷（文琪）、汪大爷（本川）、汪二老爷（士镗）、汪老爷（永增）、汪老爷（敬）、汪捷大爷、汪十二老爷（文玢）、汪大爷（炯）和汪二老爷（元炜）。其中的汪永增，在清代前期的中日贸易中鼎鼎有名。从《唐土门簿》的记录中可见，此人居住在义慈巷（即宝莲寺至上塘街一带），这里属清代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区。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汪永增应来自徽州府休宁县，是淮北的盐商，其时侨寓于长洲县（今苏州），常年前往日本采办洋铜。当时，虎丘山塘有嘉惠局，主管日本铜务，许多从事中日贸易的徽商都定居于苏州。在清代，长崎贸易中的铜商，有不少都出自徽州。这是因为江浙一带的盐商（尤其是淮扬盐商）主要来自徽州，而盐商巨子往往具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从事东洋铜斤的采购。从财富等级及奢靡程度来看，苏州铜商曾与汉口盐商（实即扬州盐商的一个分支）骈肩称雄，并与清江浦河政官员、江苏的州县官员一样，以豪侈挥霍著称于世。汪永增显然就是一位徽州铜商巨子，他在经营中日贸易期间，共派出十一艘船前往日本长崎。除了汪永增之外，《唐土门簿》中提及的其他几位汪氏以及程姓商人，应当基本上也都是在苏州活动的徽州商人。

揆诸实际，抄件《唐土门簿》，收入江户时代（1603—1867）幕府官员宫崎成身的《视听草》中。宫崎成身的生卒年虽然不详，但他活跃的年代是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此书是宫崎成身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编辑而成的一部海外文献资料集。《唐土门簿》之前的一份资料，题作“兰妇（文政十二年长崎到着妇人肖像并赞，刊本）”，“兰妇”是指一位荷兰商人的妻子，“文政十二年”相当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在江户时代，日本推行闭关政策，长崎是唯一“锁国之窗”，只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前来日本贸易，故而两份资料胪列在一处，应当都是与长崎贸易有关的史料——据此推测，《唐土门簿》应是来航长崎的中国商人所带来的一份人名簿册，其内容反映了与该商人有关的苏州批发商之姓名与住址。从《唐土门簿》中填写的人名、地名和店名来看，这些商人从事的行当主要涉及染坊、布店、银匠店、毡店、麻袋店、糖栈、药行、当店、钱庄和置器店等。由此可见，开设于苏州街衢巷陌间的店铺，以经营布匹、食糖和药品为数最多，这些，都与清代苏州与日本长崎的贸易活动完全吻合。

另外，对照《沈氏门簿》，《唐土门簿》应非原件，而是宫崎成身誊录而成的抄件。而“唐土门簿”也是他对该份抄件的命名。所谓“唐土”，是江户时代日本人对中国的习惯性称呼。此份文书的原始名称为“戊寅正月门簿”，其下的第一行写明为“元旦”。文中还提到一位住在张广桥的吴二太爷，旁注有“飞帖”的字样。据《清嘉录》记载：“有遣仆投红单刺至戚若友家者，多不亲往；答拜者亦如之，谓之‘飞帖’。”“飞帖”，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贺年片，贺年片上的名字和地址，由阍者抄录到门簿上面，故在旁注明“飞帖”字样。凡此种种，都说明该份文书是有关新年拜年的门簿抄件。

由于“门簿”上通常都会写明称呼、店名以及住址，因而就相当于以某人为中心的一份通讯录，这也就成了婚丧喜事时可备查考的资料。门簿的拥有者，通常会将此作为礼尚往来的重要依据。清人胡文炳《折狱龟鉴补》曾讲过一个案例，说有位赵贡生家中死了人，“将出殡，循俗例，通知曾经唁吊各亲朋刻期会葬，按门簿开单，凡一百七十余人”。无独有偶，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二十五夜，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亦主张，办丧事不可铺张：

开吊散讣不可太滥，除同年、同乡、门生外，惟门簿上有来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

由此看来，是否见诸门簿，是区分关系亲疏、有否走动的重要标准，故曾氏是以门簿上的记录开列散讣的名单。事实上，官府私宅的门簿记录，是为了将来的回拜或处理相关事宜。在这种背景下，除了丧葬之外，科举及第后，许多人也往往是以门簿为依据散卷。这就难怪清代徽商后裔潘尚志，在其乡试、会试联捷之后于苏州的散卷、送报，其格式就与《唐土门簿》极相类似。潘尚志的一份乡试捷报现藏于南京夫子庙之江南贡院，与此相关的《乡会联捷苏地发报、送报簿》抄本，便是当年其人科举及第时派放捷报、试草的详细名单。

（五）

简言之，“门簿”亦即来客登记簿，此类门簿由来已久，至少可以上溯至宋代，原本是官场中的一种制度设计。而正月门首设门簿以便拜年，则明显模仿自官府私宅的做法。虽然说门簿类型有所不同，但二者实际上却是相通的，其间的影响亦显而易见。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一些人来说，拜年逐渐成了一种例行公事，有时，人们并非真想拜客，而只是为了向对方表示自己“来过了”，不至于失礼。而在另一方面，在门首设立门簿，既维持了相关的交际网络，又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彼此之间的应酬。“门簿”功用之嬗变，实际上反映了传统时代官场文化对民间习俗的渗透。

（原载于《上海书评》2017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