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拥图书称富叟

且拥图书称富叟 （一）

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两大重要发现。敦煌文书发现于1900年，大约半个世纪以后，徽州文书第一次被大规模发现。前者是指甘肃敦煌所出五至十一世纪的多语种古写本及少量印本，又称敦煌遗书、敦煌写本等。这些原始资料多达五万件以上，目前除了国内之外，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亦多有收藏。而徽州文书则是指皖南徽州地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书资料，年代从南宋迄至1949年前后。抗战结束后，著名学者方豪首度在南京购得少量珍稀的徽州文书。而在1956—1958年间，在收藏家郑振铎的影响下，徽州文书在皖南第一次被大规模发现。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商业史研究受到空前重视，徽州文书遂再度大规模发现，此种新发现迄今仍不绝如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知的徽州文书总数已高达一百万件（册）。这些资料除了海外的少量遗存外，绝大部分保存在中国的公藏机构及私人收藏家手中。而以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为史料基础的“敦煌学”和“徽学”相互接续，成为二十世纪新兴的两门学问。

目前所知，唯一与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皆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大概非许承尧莫属。多年前，笔者在皖南收集到许承尧的一张名片，上书：

三等嘉禾章

甘肃政务厅长

许承尧

际唐皖歙

“嘉禾章”共分数等，北洋政府以之授予那些有勋劳于国家，或有功绩于学问、事业之人，授予等级按接受对象的功勋大小及职位高低酌定。上述文字以毛笔书写于小硬纸片上，最后的“歙”字看上去有点漶漫……一百多年前的名片，历经世事沧桑，尚能留传至今实属不易。

名片的主人许承尧（1874—1946），是清末民国的著名诗人、方志学家、书法家、文物鉴藏家。许承尧字际唐（一字芚公），号霁塘，又号啸仙，斋室名疑庵，为安徽歙县唐模村人。唐模村位于歙县西乡（今属黄山市徽州区），明清以来，此处是江浙一带诸多盐、典巨商的桑梓故里。十数年前，笔者曾在歙县觅得许承尧的《江南乡试硃卷》，其中有对其人先祖之追溯，从中可见，许承尧的“七世祖奇泰，明初输粟佐边赈济，钦赐冠带建坊，旌门尚义，载郡邑志”。此一履历说明，早在明初，许氏祖辈就曾从事开中制度下的粮、盐贸易。所谓开中制度，是指明朝为了对付逃往漠北的蒙古残余，先后在北方边地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固原和山西偏关等“九边”。当时，为了解决沿边驻军之军需供给，政府号召各地商人输粟支边，将粮食运往北方边地。作为报酬，这些商人可以获得相应的盐引，藉以前往淮、浙等地盐场，支取所值引盐，并运往指定区域销售。由此推测，许氏祖先从明初开始可能即从事盐务经营。此外，据许承尧自述：“吾许族家谱载，吾祖于正统时，已出居庸关运茶行贾，似出贾风习已久……”居庸关是长城沿线的著名关隘之一，而明代正统时期正值十五世纪中叶。当时，精于商贾榷算的许氏祖先，就已远赴居庸关一带从事茶业经营，这可算是皖南较早外出贸易的徽商家族。

（二）

明清以来，类似于唐模许氏这样的富商，在歙县西乡一带相当不少。以清代为例，“歙是富贵乡”，平畴沃野的西乡更是皖南低山丘陵山间盆地中最为繁庶的区域。对此，许承尧在《题黄凤六山人潭渡村图》中写道：

吾乡盛文物，远在乾嘉前。

望衡富图史，比户闻歌弦。

黄凤六是清康熙时人，而这首诗是许氏为其族人、国画大师黄宾虹（1865—1955）所作。黄宾虹系潭渡村人，潭渡亦属于歙县西乡，其家族在盛清时代曾出过著名的扬州盐商——黄氏“四大元宝”，对于他们的夸奢斗富、豪侈风雅，《扬州画舫录》等诸多笔记中，皆有颇为细致的描述。

关于西乡一带的盐商家族，许承尧在另一篇《题所得乾隆时人汪晴崖听秋图》诗中亦提及：

吾乡昔甚富，致之者盐商。

席丰孰称最，江程吴鲍汪。

……

彼时文物盛，觞咏闲相羊。

在该诗注中，许氏一一点明：“江村江，岑山程，丰溪吴，棠越［樾］鲍，大里、稠墅、潜川汪，其最著者，余不备举。”个中提及的诸姓，以贾代耕，起家肥盈，都是明代以来浙、淮一带的盐务巨商，各个家族都出过不少鼎鼎有名的扬州盐商。其中，除了岑山（渡）程氏出自新安江畔的水南乡之外，其他几个家族皆位于歙县西乡。

在这种背景下，歙县西乡一带的风俗极为奢靡。时人有诗曰：“人家十户九为商，积累盈余返故乡，捐过功名娶过小，要开风气造华堂。”诗歌状摹的是——西乡一带绝大多数人家都有人在外营商，他们将经商余润源源不断地输回到徽州本土，而其本人则往往通过捐纳获得职衔，娶姬纳妾、建造华堂蔚然成风。上述这首诗出自《歙西竹枝词》，书前有许承尧题识：“此竹枝词未知谁作，当时颇传诵。吾幼时亦闻一二首，今老矣，乃得观其全。喜其全用俚语，叙述如画，足资考证处甚多。”抄本全书收诗60首，许承尧断定它出自“乾隆时人手”。由于歙县西乡豪富之家极多，故而当地人不惜重金购置古玩。对此，《歙西竹枝词》又曰：

钱多无物足珍贵，不惜千金购鼎彝。

汉玉哥瓷投所好，逢人夸说得便宜。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明清时代在徽州各地涌现出不少收藏名家。早在明末清初，著名古董商人吴其贞（1606—1678？）在《书画记》中就指出：

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

吴其贞为徽州休宁人。从明代开始，休宁和歙县两地就是外出务工经商人数最多的县份。文中提及的“汪司马兄弟”，也就是“新安诗派”的领袖人物汪道昆和汪道会，他们也出自歙县西乡。“溪南”亦即歙县西乡的西溪南，又称丰南，当地的吴氏，有不少就是淮扬一带的盐商巨擘，其总资本多达数百万两白银，稳居晚明财富排行榜的最高层级。上述这段文字是说——在晚明的徽州，人们认为古玩收藏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于是，各地古董商人皆前往徽州兜售古玩，而外出行商者也在全国各地到处收罗。《书画记》一书，详细记录了歙县西乡等处的诸多藏家以及吴其贞经眼的书画古玩。

关于歙县西乡等地的鉴藏之风，国画大师黄宾虹在其《草心楼读画集》中也提及：

是时休、歙名族，乃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星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壁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称道者。卷册之藏，尤为极盛。诸多先生往来其间，每至，主人为设寒具，已而列长案，童子取卷册进，金题玉躞，锦贉绣褫，一触手，古香经日不断，相与展玩叹赏，或更相辩论，龂龂不休。某以髫龄，随侍长老坐隅，盖往往见之，恨尔时都无所知，百不能一二记忆也……

黄氏历数了休宁和歙县两地数家知名的收藏家，其中的“鲍氏安素轩”，即位于歙县西乡的棠樾，该处与黄宾虹之故里潭渡相距不远。而从末尾数句的描述来看，有一些是黄宾虹个人的所见所闻，从中可见清代中叶以还歙县西乡一带文物鉴藏中的赏心乐事，以及高手过招、“疑义相与析”之场景。

（三）

根据谱牒史料的记载，许氏为歙县大族，许承尧的远祖在宋代自北乡许村迁居歙西唐模。其祖父许恭寿为蒙学塾师，父亲许学诗先是在江西经商，年届不惑之后，改营典业于歙县西乡的堨田村，继而又前往杭州兼营木业。由于许氏家境优裕，许承尧从小就耳濡目染，故其人对于古董鉴藏颇为在行。

从后人编订的《许疑庵先生年表》来看，许承尧自幼聪颖好学，十六岁为府庠生，二十一岁中光绪甲午科（1894年）举人。曾师事“江南大儒”汪宗沂，与同学黄宾虹、汪鞠卣等相交莫逆。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考中进士，点了翰林，成为庶吉士。不久，许氏告假南归，返歙创办新安中学堂、紫阳师范学堂，成绩斐然，“为皖南诸郡之模范”，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受清政府嘉奖。此后，因其秘密组织旨在废除君主、推行新学的“黄社”而遭人告发，遂辞去二校监督之职，回京销假，重入翰林院任编修，兼国史馆协修。辛亥革命后，许承尧应皖督柏文蔚之聘，任全省铁路督办，筹建芜（湖）屯（溪）铁路。不久，柏氏等因讨伐袁世凯失败，许遂随之去职。1913年，许承尧北上入京，受甘肃督军张广建之聘，相偕赴陇任职，先后任甘肃政务厅秘书、军务厅军务咨议、甘凉道尹和甘肃省政务厅长等。1921年，张广建奉命内调，许承尧亦同进退，随张氏返京。因此，我手头上揭的这张名片，应制作于1918—1921年间。

在甘肃期间，许承尧于兰州收得敦煌石窟所出唐人写经数十卷。对此，安徽学者鲍义来先生在《许承尧与敦煌遗书拾掇》一文中曾提及：1916年底，许承尧原拟翌年返歙省亲，遂将所藏唐人写经先行寄回歙县，而邮一明信片相告。当时，徽州与外界的通信联络，除了传统的民信局之外，还有新式的邮政服务。甘肃因僻处西北，鳞鸿乏便，民信局鞭长莫及，故而寄发明信片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从现存许承尧所书明信片之实物来看，其时的“中华民国邮政明信片”是一张卡片，上面印着绿色的字体，正面粘贴邮票，并用毛笔书写收件人姓名、住址，反面即为家信之内容。由于此类明信片外表没有任何包装，所以经手之人皆能一眼读到信中内容。当时，有强盗听闻此事，将“经”误以为“金”，遂于“岁杪竟操刃，缘瓮入室抢劫”。幸亏许承尧妻、女的奋力反抗，才得以免遭劫难。

对于许承尧的旧藏，除了鲍氏的介绍之外，敦煌学研究者荣新江教授、郑阿财教授和余欣教授等先后皆有涉及。其中，余欣以“搜奇癖古入肝膈”为题，对许承尧旧藏敦煌文献，作了相当细致的调查与研究。根据他的描述，许氏旧藏敦煌文献来自三个不同的来源，即从市肆中购买，孔宪廷等同僚之赠予，以及1917年廷栋案的意外收获。在许氏旧藏中，最为世人所知的当推《二娘子家书》。《二娘子家书》现藏安徽省博物院，信是从敦煌经卷背面剔出，“千年遗此纸，珍异抵嫏嬛”。关于该卷的年代，早先多以为是唐咸通七年（866年）或天宝元年（742年）时物，现经学者考证，一般认为应是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作品。根据余欣的看法，《二娘子家书》“应是根据书仪改写的实用书状，复被作为书仪抄写者”。

许承尧返归故里后，将得自敦煌之唐人写经中选出书法较佳及具有年份的精品四十件，庋藏于所居大厅楼上，榜曰“晋魏隋唐四十卷写经楼”。根据许承尧之孙许克定所撰《“檀干书藏”部分藏品的回忆》一文提及，“这些经卷经整理装裱，裹以黄绫缎套，储入小形檀匣中，妥慎珍藏。其余的卷数，则分赠友人或与友人交换其他文物，少数则鬻作晚年旅游京沪资斧”。2019年11月，安徽省博物院庋藏的许承尧旧藏及其书法作品回归故里，以“疑庵珍穰”为题，在屯溪的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公开展出。虽然展品数量有限，但还是让人看到了包括《二娘子家书》在内的一些真迹。另外，从安徽省博物院、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和歙县博物馆所藏的诸多许氏作品及其题跋藏品来看，许承尧的确深受汉简、魏碑和唐人写经的影响，其书法古朴苍劲，别具一格。

（四）

许承尧的文书收藏被称为“檀干书藏”。“檀干”亦即檀干园，在徽州民间俗称为“小西湖”。根据当地的传说，此园始建于清初，相传是拥有三十六爿典当铺的唐模富商许以诚为其母亲所兴建。当年，许氏捆载归来，取尽锱铢娱侍老亲，母亲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很想赴杭州西湖游览，但因山川阻隔且年老体衰，难以成行。这位大孝子便不惜巨资，在唐模村口挖塘筑坝，建楼盖亭，仿照杭州西湖建造了一个小西湖，四周遍植檀花、紫荆，取《诗经》“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之意，命名为檀干园。

在明清时代，徽州村落的格局通常是“上自源头，下至水口”，“源头——水口”亦称“来龙去脉”，这是堪舆学对于村落空间的专业表述。而此一檀干园，实际上就是唐模村的一个水口。对此，由许承尧题识的《歙西竹枝词》就吟咏道：

新开水口指唐模，水面亭台列画图。

一带沙堤桃间柳，游人尽说小西湖。

上文提及，许承尧认为《歙西竹枝词》的作者是乾隆时人，而此处则描述“小西湖”为唐模的“新开水口”，这与前述的传说故事恰相吻合。另外，同时代的浙江平湖人张云锦（1704—？），在其所撰《新安竹枝词》中亦曰：

乡村尽处构园亭，凿水堆山鸟梦醒。

名胜谁家并称最，唐模路口俨丹青。

诗注曰：“村居尽处谓之水口，多栽大树，起亭台，以遮去水。最大者唐模许氏、路口徐氏，两家相匹。”文中的“路口”亦位于歙县西乡，此处是盛清时代扬州盐务巨擘徐氏的桑梓故里。徐氏与许氏一样，都在家乡建造了精美绝伦的水口，池塘曲绕，溪树含芳。这些商人家族，皆以持筹握算之余闲，得悦目怡情之雅趣。

除了极富特色的水口之外，唐模村中的许氏宗祠和文会馆也相当著名。对此，许承尧主持编纂的民国《歙县志》记载：

檀干园在唐模，昔为许氏文会馆，清初建，乾隆间增修，有池亭草木之胜，并宋明清初人法书石刻极精。

所谓文会馆，是传统徽州村落中文人聚会的场所，有的亦成为处理地方事务、调解民事纠纷的乡族权力中心。上文提及的“法书石刻”，与明清以来徽商之豪侈风雅密切相关。在明清时代，徽州的一些巨富商贾纷纷刊刻法书，如歙县西溪南吴廷的余清斋帖，棠樾鲍氏在扬州的安素轩石刻等，都相当著名。与此相类似，作为文会馆的檀干园，其湖中心亦建有镜亭，“墨妙前贤聚”，内壁上镶嵌着十八方宋、元、明、清著名书法家之书法碑刻，一律以青石刻就，篆、隶、楷、草四体兼备，触目琳琅，堪称稀世之宝。据说，檀干园在咸同兵燹期间曾惨遭破坏，水口园亭已渐次荒芜，庭榭萧条。1924年，许承尧由京返歙，从此再未出仕。经过他的苦心擘画，先后补筑了肇淳堂、幽溆亭和鹤皋精舍等，大约恢复了旧观的一半左右。

乡居期间，许承尧还修葺了所居的“眠琴别圃”。从其所撰的《眠琴别圃花木诗二十四首》来看，此园广约数亩，垣墙四周杂莳梅、柳、桐、竹、桃、桂、棠棣和紫薇等诸色花卉，廊舍回合，极富花木泉石之胜。对此，他的《吾园》诗曾描摹：“吾园如室庐，四柳为中堂。危柯上交荫，缨络垂垂长。……灵丰开笑颜，窈窕许睇详。石耳谢亲狎，匿影逃微茫。飞布蜷屋隅，延颈稍可望。……何福足堪此？乐且逾侯王！”诗中的灵丰、石耳和飞布，皆是周遭之名山，亦即歙县境内的灵金山、丰山、石耳山和飞布山。如今遥想当年，水静山光，景皆入画，许承尧日夕吟咏其中，细数落花，缓寻芳草，颇为怡然自得……

作为著名的文物鉴藏家，除了敦煌文书之外，许承尧对于乡邦遗墨之收集更是不遗为力。他曾撰有《得明清间乡人遗墨分装之，各系二诗》，这批诗歌共计二十首，分别对吴绮、詹景凤、查士标、许承宣、许承家和毕懋康等人的手迹赋诗题咏，他将这些片楮残笺、案头珍赏装裱成册，题名为“乡闾拾零”，前后共汇集了十数册之多，这为他后来从事徽州传统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于许承尧之收藏，根据歙县文史学者邵宝振的介绍，迄今，当地档案馆仍保存有1953年《皖南人民文物馆接收歙县人民政府交来歙县许承尧文物、古书清册》三卷和《歙县人民文物馆接收歙县人民政府交来歙县郑村及许承尧家藏文物、字画清册》手抄本，从中可见，1953年接收的许家古籍计14571册，古玩字画多达910件。其中的古籍，后来除2本抽存歙县外，全部由皖南人民文物馆（即今安徽省博物院）接收。而从目前整理披露的藏品目录（见《徽州文博》2014年第2期）来看，其中的名流遗墨、书苑瑰宝，可谓触目皆是。

（五）

谈到许承尧之文书收藏，不能不提及他与国民党将领唐式遵的交游。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因周遭的许多地方皆被日军占领，山重水复的徽州，地位陡然提升。1940年，川军将领唐式遵驻军皖南，其二十三集团军总部即设于歙西唐模，而唐氏本人则借寓于檀干园内。

唐式遵字子晋，堂名重威，为四川省仁寿县人。其人虽系行武出身，但却素以“儒将”自居，颇喜文词翰墨之事。1940年，唐式遵曾在金华的《浙江青年》上发表《与陈绍禹论民主问题》，这位陈绍禹，亦即大名鼎鼎的中共领导人王明。1941年，《火炬周刊》发行一周年，唐氏作有《火炬颂》一文，怒斥“么麽的倭寇”，并预言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像毒蛇猛兽一般，销声匿迹”。唐式遵会写草书，曾在九华山祇园寺东山石崖上楷书题写“固我山河”四个大字，时人称之为“峭壁上的杰作”。当时，在屯溪有很多人投其所好，寻找各种机会找他写字，因此，不少人的住宅内都有唐式遵所写的对联、中堂，这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颇为实用，恃此为护符，其他人（特别是过往官兵）不敢随意对主人家放肆，以免摊上麻烦。

根据当时人的回忆，唐式遵性格豪爽，对于运动颇有兴趣，也喜欢京剧、书画和古董。他曾自斥巨资，创设一票房曰“移风”，又组织一篮球队叫“重威”。这些球员和票友，皆在他所指挥的二十三集团军总部挂名当差，每个月皆有津贴，备受呵护。只是有一条规定，重威篮球队出征只准获胜，不许失败。如果被其他篮球队打败，则会立刻被解散。

与京剧和篮球类似，古玩书画更是他的最爱。在唐式遵的部队中，就有一些人专门负责为其收集和鉴定古董。根据《罗长铭年谱》的记载，1941年，当时37岁的歙县西乡呈坎人罗长铭（1904—1971）就前往唐模，在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负责为唐式遵鉴定古籍、字画。另外，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还在屯溪后街买下一幢大厅屋，作为该集团军驻屯办事处，由一位川军少校负责，名义上是接待地方与集团军之间接洽公务的相关人员，事实上却成为唐式遵在徽州各地收集文物古玩的货栈。邵家大厅不仅建筑面积较大，而且布局颇为雅致。该宅坐落于观音山脚下，日军飞机轰炸难以俯冲，后门又有当地商会会长开挖的防空洞。不仅居住舒适，而且安全保险，因而也就成了唐式遵从唐模前往屯溪小憩、赏玩文物的别墅。其时，唐式遵时常前往老街的古玩商店游逛。因其外貌温和且不吝挥霍，所以不少商人都乐意捧出珍玩供其选购。

在唐式遵驻扎唐模的那段时间，前清翰林许承尧已年近古稀，再加上他的阅历和眼力，在当时的古董鉴藏圈内极受旁人尊重。唐式遵对于这位才学高迈的斯文宗匠亦颇为敬重，举凡收到文玩古籍，必求许承尧评鉴、题识。

近年来，笔者因主持编纂《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获睹民间收藏家手中的一些稀见文献。其中，鲍义来先生提供的1933年《许承尧日记》、许氏家刊本《潜德录》和《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等，极为珍贵。其中，《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序称：

承尧好古书画而弗能鉴别，重威将军则嗜古而兼精鉴者也，频年驻军吾里，经武之暇，偶有所得，辄以相示，并索题记，谆谆敦迫，不敢辞也，敬如其惇，略加疏引，积久遂多，间有咏赋，亦具急就，不足观览。将军不欲为予弢其拙，谓当印行，固尼不可得，真所谓惭也！三十一年七月许承尧。

此一序文作于1942年，当时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徽州，除了偶尔遭受日机轰炸外，并未曾发生过什么重大的战事。因此，唐式遵在歙西的日子似乎过得相当惬意。其时，唐模一带的歙县西乡是徽州的文物之乡，明清时代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玩曾汇聚于此，积淀于民间。随着晚清、民国时期徽商的日趋没落，不少旧家收藏纷纷散佚出来，为古玩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商品来源。因此，有心收集者往往斩获颇丰。当时，许承尧也在徽州各处积极收集乡邦文献（特别是歙县的旧籍）。2017年，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许承尧未刊稿整理研究》中，收录有《王立中寄许承尧函稿》，其中就提及黟县著名的书商王立中与许承尧之交往。从中可见，许承尧手中的不少新安秘籍，即来自王立中之搜罗。王立中在《寄许际老》一信中指出：

敝县自卫队前奉唐司令准予撤回。惟据接防部队尚未到达，至今尚有一部分在汤口看守仓库。一月以来，敝处迭出盗匪巨案。二月五日夜间，竟在城根洗劫并刃伤失主。犹恳我公爱屋及乌，面商唐司令，将黟县防队刻日准其撤回，以维治安，曷胜祷切之至！

此处的“唐司令”，应即第二十三集团军将领唐式遵。某年正月初三，王立中在另一封写给许承尧的信中又提及：

拟人日后先将第四次书运屯，以免先收一百六十五元之嫌。某公军书旁午，公亦厌此琐碎，以速结为宜，尊意如何？

此处的“某公”，可能也是指唐式遵。当时，唐式遵附庸风雅，对于古玩图书极为上心，由此收集到不少上好的珍品。根据戴笃行所撰《唐式遵屯溪搜刮文物记》的记载，商人胡鲁芹曾在江西会馆上首（今“屯溪老街”牌楼处）开设古董店，1949年之后他曾透露，自己代唐式遵鉴定过的徽州各县方志、宗谱多达一千余册。抗战胜利后，唐式遵满载荣归故里。离开屯溪时，仅瓷器、砖雕、木雕、古碑等就装了三十多车，另有几十个大木箱的古籍珍本、古玩字画，都是以军需品的名义，在深夜里武装押运出境。唐氏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四川被击毙，他的诸多收藏亦遂不知下落。

对于唐式遵收集到的书画，1997年，著名学者汪世清曾在致鲍义来的信中指出：

唐式遵在歙收集古代书画，多请疑翁和长名【铭】先生鉴定，疑翁并为之题词跋，辑成《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一书，……唐所收真伪杂陈，明显伪作恐怕不在题记之内。但题记中也并未必全是真品，而疑翁所题跋却颇值得一读。（见姚邦藻等主编《汪世清谈徽州文化》，北京：当代出版社2004年版，页424）

从现存的《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一书来看，有一些看上去像是稀世珍品，如“元黄公望山水立轴”：

大痴墨戏，为元因［四］家之首，亦即为元以后第一人。富春山水图，皆已化去，清故宫似存片楮，今不知流转何所。如得真龙，则海内奇宝也。子晋将军此纸，以重直购自吾乡鲍氏。鲍昔为盐商，力能致珍物，亦颇有明眼人为之鉴定，此纸虽破碎装补，而浑穆深重、荒寒野逸之气，盎然溢目，令人惊心动魄。意者其真龙乎？吾将为将军贺得宝矣。

壬午秋许承尧游黄山归题记。

“壬午”即1942年，许承尧所说的“吾乡鲍氏”，即歙县棠樾鲍氏，该家族长期在扬州从事盐业，曾出过鲍志道、鲍漱芳那样的两淮盐务总商，家资多达三千余万，是乾嘉时代中国的首富。许承尧在题记之末曰：“意者其真龙乎？”似乎语焉不详，但却颇值得玩味。1946年，上海出版的《海晶》杂志第24期上有一篇署名为“詹”的作者所撰《唐式遵二三事》，其中提及唐氏的古玩收藏：

徽屯一带骨董商，知唐总司令性嗜古玩，偶有所获，莫不趋于唐氏之庭，唐固多金亦不吝重价，数年来在徽所集书画，数量诚属可观。老名士许疑庵，居歙之唐模村，与总部相去甚近，唐氏以师礼事之，凡遇书画有疑，辄以疑翁一言为取舍之准。骨董商之黠者，辄奔走疑翁之门，求其口角春风，翁辄诺之，故唐氏所得古玩，亦不尽可恃。疑翁笑语人曰：唐总司令收藏丰富，略有赝鼎无损毫末；而小商人意外收获，则于社会经济颇有裨益。确是很透彻的见解！

这篇文章是抗战结束后的追忆，所述颇为生动、风趣。由此可见，今人在阅读《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时，似当时时牢记“唐总司令收藏丰富，略有赝鼎无损毫末”之疑庵笑语。

当然，这并不是说《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一书中多非真品。例如，书中另有“刘墉真书大堂幅”：

刘文清传其父学，家世善书，其书能于浑厚坚重之中，见飞腾突兀之气，同时翁覃溪辈远不及也。此巨幅尤具太平宰相风度，绝不易得。文清与吾乡棠樾鲍氏有交，为书《义田记》，并题祠柱，此出鲍氏真迹无疑。

除了棠樾鲍氏之外，渔梁巴氏也是著名的淮南盐商，书中的“清巴慰祖隶书条幅”曰：

巴子安，歙渔梁人，以分书名一世，工篆刻，创徽派，汪容甫极推重之，谓其得汉人遗意，此中岁真迹也。

巴慰祖出身于盐商世家，长期活跃于扬州和汉口等地，家藏法书名画、钟鼎彝文甚多，本人则工篆隶摹印，是著名的篆刻家。安徽省博物馆现藏有《巴子安先生贾汉口时家书》稿本一册，楮墨精湛，字迹飘逸，即原属疑庵的秘藏孤本。

除了广陵鹾商之外，《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中涉及杭州盐商的遗墨也有不少。例如，“集古印存印谱”条曰：

汪启淑字秀峰，一字訒庵，歙绵潭人，巨富。工篆隶刻，喜声誉，有印癖，著《续印人传》，收藏古今名印极多，此其所编印谱之一，且为稿本，颇可贵。秀峰殁后，家亦中落，所藏印全归西溪汪梅影绍增，此从汪梅影故箧中发见也。

汪绍曾（1775—1818）号梅影，为著名的不疏园分支善述堂之主人，与汪启淑过从甚密。当时一同发现的，还有汪氏的《飞鸿堂印谱》稿本十二卷，“乃海内孤本也”。这些当地徽州盐商的旧物，现在当然皆属于稀世珍宝，但在当年并没有非常大的名头，故绝大多数应属真迹无疑。

此外，《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还有数处提及敦煌文书。如“敦煌写经”条的题记长达四百余字，其中第一段述及敦煌文书之发现，以及许承尧购藏敦煌文书的过程。第二段则描述该写经的样貌及其内容：

此卷为唐人用硬黄纸书，书笔沈穆，古味盎然，首尾完全，颇不易得耳。救疾经为藏外佚经，不见全藏目录，单本孤传，尤可珍异，轴亦唐制，余坚守之亦二十年。今年仁寿唐子晋将军驻军吾里，将军转战皖南，歼除狂寇，功高望重，又复冲雅嗜古，与余谭艺至洽，荷有渐江画幅之贶，因持此卷奉献，以志一时因缘，且留他日纪念也。

题记作于1940年，文中的“唐子晋将军”即唐式遵，此处提及这份敦煌写经在自己手中已历二十年，当时因唐式遵手头有“新安画派”大家渐江的画幅，许承尧遂将此经与之交换。

在《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中，还有一处文字通过对三十九行千佛洞写经的考证，论述了中古以还书法的嬗变之迹。其中也提到，“晚得遇蜀中唐子晋将军，博雅好古，超异时流，私心景慕，略分论交，因搜残笥，一再奉献，并述鄙言，冀得就正云尔。”从中可见，许承尧收集到的一些敦煌文书，也曾奉送给唐式遵。上述的题跋，最早由鲍义来先生征引，后来，余欣教授转引上述资料，用以探讨许藏敦煌文书之流散。

（六）

近二十多年来，笔者长期在皖南从事村落人文地理考察，其间，时常偶遇许承尧的相关资料。例如，未刊稿《歙县修志私议》，就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之后广为派发的一份资料。根据我的研究，这应是徽州知府刘汝骥任内酝酿开局修志的相关文献，反映了许承尧对于新编《歙县志》的个人设想。如所周知，清代修有康熙、乾隆和道光三部《歙县志》，其中最晚的道光志刊刻于道光七年（1827年），及至光绪末年已过了八十年左右，因此，亟待编纂一部新的方志，从诸多侧面反映十九世纪中叶以还（特别是太平天国之后）徽州的社会历史及其盛衰递嬗。不过，清末的此次修志并未如愿，直到近三十年后，新编《歙县志》的梦想方才得以实现。

作为民国《歙县志》的总纂，许承尧对于该部志乘之修纂，做了长期的精心准备。他驰骛翰墨，远引旁搜，撰著了《歙故》（《歙事闲谭》），还曾补纂《歙志补》等，这些，都为他后来总纂《歙县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诚如他的好友、国画大师黄宾虹所言：“乡里兵燹之余，继以政治、学术改革，文献未易征集。我公锲而不舍，竟得鬼神呵护，发见遗著甚多，极大快事！”函中的“我公”，就是指声誉隆盛的许承尧。从现存的书目来看，许承尧收集到的乡邦文献极为广泛，其中尤以歙县史料占绝大多数。譬如，明末清初“新安画派”之代表性人物渐江的传世作品颇为少见，许承尧就曾多方寻觅而不可得。直到1930年，才得到好友馈赠的渐江松石小品。此后，又经黄宾虹介绍，从地产大亨、歙人程霖生手中购得渐江的《晓江风便图》长卷。此画是渐江晚年的代表作，作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描绘了练江入新安江一带的实景，是作者送给西溪南吴羲赴扬州的赠别之作，后有石涛、吴羲、许楚等人的长跋。另外，许承尧还收藏有渐江所画的《高桐幽篠轴》等。上述这些，现在都收藏于安徽省博物院。对此，罗长铭曾作《寄题疑庵二十韵》，其中写道：

疑庵万里客，归橐几篇诗。

奇句搜河陇，高名溢海陲。

……

将军勤问字，稚子懒扶犁。

月夕延丹叟，风晨揖渐师。

乡传江戴学，经剖晋唐时。

……

罗长铭与许承尧为忘年之交。1946年后者逝世时，罗长铭撰有“一代诗人真寂寞，半生知己愧浮沉”一联挽之。根据诗序，该诗作于“抗战后第五年三月”。诗中的“将军勤问字”，当指唐式遵与许承尧的交游。而“风晨揖渐师”，则是指许氏收藏有渐江的《晓江风便图》长卷。上引的最后两句，是说他除了专治徽州的江永、戴震之学外，“又藏敦煌写经甚富”。

1943年，许承尧年届古稀，作有《七十杂书八首》，其中一句自称：“且拥图书称富叟。”该诗收入其人手订的《疑庵诗》十四卷。从个中的逸情歌咏中，我们不难看出许承尧对于个人收藏的踌躇满志。比较而言，对于敦煌文书，许承尧主要还是从文物鉴藏的角度去欣赏，虽然在一些方面见识过人，但并未有过更为深入的研究。而他在乡居归隐后，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殚精竭虑地网罗散佚，主要是为其编纂《歙县志》做准备。正是因为酷爱乡邦文献，故而对于硕德名儒、清才逸彦之片鳞只爪皆从不放过，特别是对渐江作品更是视若珍璧，因此，诚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他不惜以敦煌文书置换唐式遵手中的渐江画幅。

对于徽州文献的情有独钟，使得好古博雅的许承尧，成了徽州亮丽的一张名片，成为传统时代徽州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

（原载于《文汇学人》2020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