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行驶在三月温煦的阳光里。春意拂动的田野快速朝后隐退。此趟列车的目的地是母亲的故乡—浙中山区。
我和母亲并排坐在靠背椅上，一语不发地观望着窗外的景色。清明节快到了，舅舅提出把二姨妈的骨灰盒送回家乡，同外婆外公的合冢葬在一起，他希望两位姐姐能够同行。出于礼貌，舅舅也邀请等待分配通知的我去乡下做客。母亲自从携儿带女逃离家乡后，几十年里一直没有回去过，她很想在父母的坟前尽一点孝心，舅舅的建议提供了一个机会。
坐在车厢里的母亲目光恬静，几缕鬓发随风飞动。她似乎已从此前的懊丧中渐渐解脱出来。我没想到，我报名去海边的决定居然对母亲的打击如此之大。
母亲站在小院门口，拦住企图进入我家的老太太，她流着泪指着她儿子的老师说：“我恨你，都是你的鼓动，才使得我的儿子头脑一时发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老太太在那一刻显得很尴尬，但她依然笑嘻嘻忍着委屈说：“你可以问问你的儿子，我什么时候鼓动过他？”
站在一旁被母亲的眼泪撩拨得心烦意乱的我，面对老太太质询的目光，点点头，以表示同意老太太的说法。
母亲说：“假如不是你在起作用，那好，你去对校方说，我儿子收回他的决定。”
老太太即刻连连摆手，低声咕哝道：“那恐怕不行，现在已经晚了。一切都已经晚了。都是你儿子自己愿意那么做的。你知道吗，他现在是风云人物。”
我一旦游魂似的跨出了那一步之后，心底就被冲动的火焰煽得滚烫滚烫，浑身的激情也犹如火山爆发一般喷涌而出。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抛弃过去的一切，像凤凰那样涅槃。我将巨幅决心书高贴在大楼门口，只要有机会，我都会主动发表演说，不仅在校内而且还去外校演说。我好像要把从小寡言少语的损失一下捞回来。我现身说法，以虚构的内心世界的反复过程，来劝导和鼓动别人像我一样放弃留在城里的念头。我将一份宣传材料上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在把海边生活描绘得无与伦比的时候，我告诉台下那些观望的毕业生：那里吃得比城里还要好，土豆炒肉片一大碗只要一角五分钱。我的毫无节制、无限上升的演说热忱，以及随口编造的想象力，使得坐在旁边陪伴我的熊猫，也不由得暗暗吃惊目瞪口呆。为了奖励我的行为，红卫兵组织突击吸纳了我，将我放得很大的巨幅照片挂在橱窗里，任命我和熊猫为赴海边战斗队的负责人。
在这些日子里，我像一团燃烧滚动的火球，我似乎甩掉了长长的跟随在身后的魔影，所有的艳闻，所有与异性交往的不光彩的经历，以及多少年来因家庭出身问题使我无法挺直腰杆的压抑感和阴郁感，都在腾腾升华的演说热情中化为乌有。我将演说变成了一次次倾诉。我在一次次倾诉之中感觉身体的冉冉上升。我下沉得太久太久，故而完全放弃了控制上升的速度。
当灵魂田野上的急风暴雨席卷而过之后，我像刚刚发完高烧大病初愈的病人一样，有种虚脱的感觉。很奇怪，我完全遗忘了我曾经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在家等待分配通知的日子，狂躁的情绪弃我而去，我又恢复了往常的安宁和沉默。我整日大睡，以此来休整疲惫的身心。在我内心里，亲戚们已经不复存在，我是在一种麻木的状态下与母亲一起前往乡下的。
列车在靠近平原的地方停下了。我和母亲下了火车，转乘长途汽车。汽车颠簸了数个小时之后，驶进了山区。盘山公路宛如一根飘逸的绸带甩向浙中丘陵地区，汽车在这根绸带上滑行，像是在丈量起伏不定的山势地貌。
傍晚时分，一条小溪从山坳淙淙流出，绕过车身，又蜿蜒朝山下流去。我和母亲走下车来，只见小溪两侧沿途一溜排开的都是小商小贩。错杂含混的吆喝声叫卖声随暮色四处弥漫。走出这条长长的集市，便是阡陌纵横的田野。舅舅和围着围兜的四姨妈，从一幢瓦房前的菜院子里迎了出来。
我在乡下度过了万木复苏的初春季节。田野、小溪、集市、大山，挑担上门的卖豆腐郎，以及回响山间的鹤唳鸟鸣声都让我这个闭塞的城里人感到无比的新鲜。我随鼓乐齐鸣的队伍，沿着砍柴人的足印在山道上攀援，那个手捧二姨妈骨灰盒的淳朴农民，向我讲述了关于白毛山鬼的故事。登上云雾缭绕的山巅，山民们点燃锡箔纸钱，拖长声调吟唱哀戚低回的无字歌。我在外公外婆的合葬坟前，像母亲那样放上一棵青翠的松枝。虽然我不知道我为何要这样做，但在香烟袅袅的山岗上，置身一片机械的吟唱声中，我被一种莫名的肃穆感紧紧攫住。
乡间四月，遍地野花。
我在一片甘蔗地里，结识了杨梅和草莓。杨梅长得眉清目秀，异常水灵，是这一带少见的漂亮姑娘。与杨梅相反，草莓又胖又丑，圆圆的大脸蛋上，终年不褪冬天里冻坏皮肤后留下的红斑。
晚饭后的掌灯时分，我就与杨梅和草莓在一起玩牌消闲。在田里忙乎了一天的杨梅和草莓，这时候才有空暇放松一下。有时候，舅舅也插进来打牌。他一边摸牌，一边用红红的醉眼不时朝杨梅眨巴。
“想不想拍照呵？小姑娘。”兴致颇高的舅舅出了一张牌后问杨梅。
“要拍要拍。”草莓抢着回答。
“想不想拍照呵？”舅舅没能得到满意的回答，继续问道。
直到舅舅朦胧的醉眼里看到杨梅恳切地点头后，他才把牌一甩，打着哈欠睡觉去了。
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下午，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舅舅，挎着一架照相机，带着杨梅朝山里走去。正在菜田里干活的草莓见了，奔至村路边，一个劲地说：“舅叔公，我也要拍照，我也要拍照。”
见舅舅迟疑地一颔首，草莓旋即奔回村里，换了一件大红的衣服，气喘吁吁地跑向山里。
胖乎乎的草莓好不容易找到舅舅和杨梅时，杨梅正一只手搭在松枝上，手腕上露出一块舅舅临时借给她的新手表，笑对着舅舅的相机。喀嚓一声，舅舅打了个响指，他似乎很满意刚刚完成的作品。
草莓跟在后面，随舅舅和杨梅在山里转了一大圈，才捞到一次机会，展露她那件大红色的衣衫。后来，当她再度恳求舅叔公时，舅舅告诉她相机里没胶片了。
杨梅和草莓只会说乡间土话，我凭借从母亲已经走样的方言里听熟的一些词，依稀辨别两位农村姑娘的对话。她们对普通话也很陌生，费好大劲才能明白我的意思。我们一起去山下看电影的路上，我曾向她们询问流传这一带的有关白毛山鬼的传闻。当她们反复猜测，终于恍然大悟之际，两人吓得噤若寒蝉，一声不吭地在星光月色下疾步快走。
我与杨梅和草莓的频繁约会，被舅舅和四姨妈察觉了，他们先是冷言冷语，然后让母亲出面制止我晚间外出。当我又一次准备冒着风险溜出去之际，舅舅红着眼睛坐在门口的长凳上，敲敲面前的酒盅威胁说，如果我再这样下去，就提前结束这趟乡间之旅。
舅舅的过激反应让我很费解，这期间如果不是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我与舅舅的一场正面冲突恐怕就难以避免了。
不期而至的是“天公神仙”。他精瘦的身子像一个幽灵似的出现在乡间小道上。他来了之后就好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整天嘻嘻哈哈装疯卖傻，晚上没人给他安排床位，他就将几张板凳拼在一块，睡在上面居然还打出很响的呼噜。吃饭时谁也不用叫他，他总第一个抢占好座位，自说自话拿过舅舅的酒壶给自己斟酒，他把自己的眼睛灌得和舅舅一样红，然后直勾勾地盯着舅舅，两双红眼睛对望着，像寻衅的公鸡。
“舅舅应该知道，我们这个国家是有政府的，对吗？”“天公神仙”反反复复重复着一句话。
当“天公神仙”把这句话重复到第六遍的时候，舅舅拿出了一把尺子，他捋起袖管，将尺子敲在桌子上，发出啪啪的声响。
“要么吃酒，要么吃尺子。“舅舅说。
“天公神仙”愣了愣，随即爆发出一阵公鸭般的狂笑声。“小儿科，你还跟我玩小儿科，我走南闯北，什么没见过？你把我母亲骗到城里去，最后用一包烂衣服将她打发掉。她是被你气死的，你不会不知道吧？”
“放……屁，”舅舅的舌头后来开始大了，“你、母亲是、地主婆，她怎么有资格、继承工人、阶级的遗产……你是、对的，你和你母亲、已经划清界限、很多年了……”
“你……你是一个……骗子，”“天公神仙”的舌头也大了，“一个……大骗子……”
“天公神仙”边说边挥过手臂去抢夺舅舅手中的尺子，舅舅死活不让尺子脱手，于是，舅舅和外甥两个人抢来夺去，最终在桌上扭成了一团……
第二天一大早，“天公神仙”跑到了镇政府，一纸讼文将舅舅告了上去。从而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家庭财产官司的序幕。
舅舅最终输了这场官司，将乡间临街的一间门面房划给了“天公神仙”，那是八九年以后的事了。
我是一个人悄悄离开母亲故乡的。在此之前，我已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因为“天公神仙”的出现，舅舅和四姨妈已顾不上我了，同样的原因，母亲也得暂时留下，我的悄然出走没有引起他们任何人的注意。
一个天色未明的早晨，我轻手轻脚地拉开沉重的木门，缭绕的雾霭中，杨梅和草莓已推着一辆独轮木架车，站在不远处的村路旁。健壮的草莓推车，我与杨梅各坐一边，独轮车往镇汽车站方向推去，我逃离乡间生活的计划开始实施。
与杨梅和草莓在镇汽车站告别，我看到两个纯朴的姑娘眼睛里噙着泪花。坐上汽车后，她们踮着脚朝我使劲挥手。一股浓重的忧伤情绪突然笼罩了我。我想，再过些年，她们都会出嫁，嫁到邻近的山村去，生儿育女，而我恐怕这辈子再也没有可能见到她们了。
傍晚时分，我转乘火车。忧伤的情绪依然没有散去。
火车驶过茫茫黑夜。我望着车窗外遥远的一片暗火般的灯光发愣。我知道，再过一会儿，列车就要经过我父亲的老家。母亲来的时候似乎不经意的提起过。那是个我熟悉名字却从未去过的地方。我毫无感觉。那片淹没于夜色之中的灯火与我有什么关系？那个不知尸骨埋在何方的人的老家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只不过去了一趟母亲的故乡。仅此而已。母亲的故乡只属于母亲。
我要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