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支持还是反对变化？唯一合理的答案是：“这取决于变化是什么？”有些变化改善了事态；而其他的变化则让事情更糟。但是，许多人缺乏平衡的观点。他们存在支持或反对变化的偏见。支持变化的偏见比以往更常见，这无疑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在技术方面；由于许多变化是有益的，所以我们有可能错误地认为所有的变化都是好的。
但是，反对变化的偏见比支持变化的偏见还要普遍。一个原因是熟知的力量。我们大多数人偏好我们知道并且感觉舒坦的思想。
当伽利略说，“地球围着太阳转”时，人们觉得不快，部分是因为千百次的日出和日落已经告诉他们太阳在运转，但也部分地是因为他们之前只是从未听说过地球是运动的。这一新思想威胁了他们有关地球是太阳系中心的固有信念。他们已经把这种思想在头脑中整齐地打了包。这是他们对宇宙理解之基本部分；这也和他们的宗教纠缠在一起。而现在这个自命不凡的伽利略竟然要求他们打开这个包袱或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自行车出现之后不久，人们说它们会破坏“女性的矜持”。医生说它们可能导致“女色情狂”、“歇斯底里”、“性欲的快感”、“跌宕起伏的过度兴奋”和“感官的疯狂”。[6]有些人把限制血汗工厂童工的运动视为共产主义者的阴谋。当宇航员首次登陆月球时，至少有一位年迈的老者表示完全不相信，他说：“这完全是电视人想出来的花招，人类不可能登上月球。”
反对变化的偏见如此普遍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更好”的观点。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在我们看来是唯一正确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新思想挑战了我们的安全感，所以我们倾向于抵制它。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牢牢地抓住过时的传统不放(3)。例如，在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诗歌《修墙》中的那个人不停地修理他的土地与邻居土地之间的墙，不是因为这样做有任何好的意图，而只是因为他父亲在他之前就是这样做的。再考虑下面这个非批判地依赖过去方式的例子：一位小女孩的母亲告诉她：“不要把帽子放在桌上或把外衣放在床上。”她接受了这条指令，多年以来一直忠实地遵照它。多年以后的一天，她把这条指令重复给她十来岁的女儿，而她的女儿问：“为什么？”这个女人意识到自己从未有足够的好奇心去问她的妈妈。最后，她的好奇心终于激发起来了，她问妈妈（此时已经80多岁了）。妈妈回答道：“因为当我还是小女孩时，一些邻家的孩子生了大量的虱子，我的母亲向我解释，不要把帽子放在桌上或把外衣放在床上。”这个女人的整个成年生活都在遵循一个教导她遵守的规则，一次也没有对它的目的性或有效性表示怀疑。[7]
然而，虽有对变化的抵制，许多新思想仍设法扎下了根。我们也许认为，当新思想生根时，那些为此而如此艰难奋斗的人会记住自己必须克服的这种抵制。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往往很快就忘记了。事实上，他们有时也显出他们从他人身上找到的那种同样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如发生在精神病治疗中的一个例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他追随者提出性行为是个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受到排斥和强烈的抨击。事实上，这种对弗洛伊德的敌视是如此强烈，以至他的杰作《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在1900年首次出版时被人们所忽视。8年才卖了600本。[8]
但是，当弗洛伊德的思想被接受时，他和他的追随者没有显示出较大的宽容；事实上，他们排斥并抨击质疑他们理论任何部分的人们。例如，卡伦·霍妮（Karen Horney）质疑弗洛伊德关于妇女受“阴茎忌妒”驱使的观点；她还认为，神经衰弱症不仅由受压抑的性欲，而且由各种文化冲突所引起，人的行为不仅受本能的驱使，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自我引导和调整。由于这些理论（今天已被广泛接受），她受到弗洛伊德教条主义者的责难和排斥。[9]
为了克服这两种对待变化的偏见，请检视你对新思想的反应。如果你强烈地赞同或反对一种你首次遇到的思想，那不必感到惊讶。拒绝非批判地认可你的第一印象，而是悬置你的判断，直到你仔细地考察了这个思想为止。如果这个思想被证明是真知灼见并且有充分的根据，那就接受它，无论它是古老的还是新奇的；如果它是成问题的，那就予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