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前面说过，对曾国藩的评价，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息息相关。而冯先生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可以说别具一格。
冯友兰，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哲学家，被学术界称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新观点出自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中，这本书1988年完成，198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已经数次重印。
在该书的《自序》中，冯先生就直截了当地说：
中国维新时代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但不能倒过来说，凡向西方学习的都是进步的人们。这要具体地分析，要看他要学习的是什么。中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
然后，他评论曾国藩说：
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他也有大过，那就是他开创并推行了以政带工的方针政策。西方国家的近代化走的是以商带工的道路，这是一个国家从封建进入近代化的自然道路。曾国藩违反了这个自然道路，因而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这是他的洋务派思想，详在书中。总起来说，曾国藩的功是阻止中国中世纪化，他的过是延缓中国的近代化，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宇宙间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事物是一好百好，一坏百坏的，历史家的任务是说明其功过的内容及其所以致此的原因，这也就是对具体的事物做具体的分析。
在该书的第六十五章第一节《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中，冯友兰先生又论述道：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为教义，以神权政治为动力，以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三位一体，力量雄厚。曾国藩以宋明道学为理论，以清朝政权为靠山，以湘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与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势均力敌……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说还是进步的。
当时，西方帝国主义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大都提出两个要求：一个是通商，一个是传教。通商是向中国的经济侵略，从经济上剥削中国，使中国人永远贫穷；传教是向中国的文化侵略，使中国人永远愚昧。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以国家政权力量推行基督教，这就起了帝国主义所不能起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洪秀全可能不自觉，但客观上就是如此。
曾国藩的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他在这一方面抵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是他的一个大贡献。
其实，历史上也曾有人认为太平天国是宗教革命。太平天国后期，有一位名叫呤唎的英国军官，到太平天国中任职，协助李秀成训练军队，购买军火。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又著《太平天国起义记》，说太平天国是宗教革命，如果太平天国战胜清朝，将使上帝的光辉照耀中国，并抨击英国政府支持清政府反对太平天国。显然，呤唎与冯友兰先生不同，他是带着赞赏的眼光来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性质的。
与呤唎的评价相反，民国年间，李鼎芳著《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他在书的“引论”中说：
清朝自嘉庆以后，康、乾时全盛之光辉尽湮，其势力已自造极之巅逐渐下降；而道光朝一经鸦片战争，清廷之朽弱无能毕露。洪、杨革命乃乘之而起。当此内忧外患交迫之秋，有曾国藩出，以其高尚之道德，轩茂之文章，取服一时，而成其事业，使清廷不致亡于太平天国，致同治之中兴。虽苟延残喘，然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我国近代史上一伟大人物，自有其不可磨灭之处也……
要之其与太平天国之争，乃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亦为维人伦而战，其目的、其伟大岂仅在封毅勇侯谥文正公耶！
然而国藩之成功与伟大，自非其一人所能为力，当太平天国势力日张之时，各地组织所谓乡团乡勇，类皆士大夫导率之，盖士大夫自负之心尚未死也。吾人知士大夫之责任，在为民族之领导，为吾民族文化之继承人，遇有外侮或内乱足以摧残吾民族或与吾民族相与为命之文化者，则士大夫中之优秀者，必义愤填膺，投袂而起，执干戈，冒矢石，誓死与大敌斗。故其时士大夫均奋然云起，而曾国藩则此中优秀士大夫之领袖也。
对于曾国藩的哲学思想，冯友兰的评论也颇有特色。他认为，曾国藩哲学观念的发展的特点是由信奉程（程颢、程颐）、朱（朱熹）到信奉王夫之（王船山）。“正因为《船山遗书》中的教义是他所需要的武器，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竟然刊刻《船山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