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这一命题的提出，等于先承认了一个前提：今天的孩子是一个一个的“现在”，他们不同于往日的孩子，是一个新形成的群体。在提出这一命题时，我们是带了一种历史的庄严感与沉重感的。我们在咀嚼这一短语时，就觉得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群体，是忽然崛起的，是陌生的，是难以解读的，从而也是难以接近的。我们甚至感到了一种无奈，一种无法适应的焦虑。
但我对这一命题却表示怀疑。
作为一般的，或者说是作为一种日常性的说法，我认为这一命题可能是成立的。因为，有目共睹，今天的孩子其生存环境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所面临的世界，已不再是我们从前所面临的世界；今天的孩子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与“昨日的孩子”相比，都起了明显的变化。
然而，如果我们一旦将它看成是一个抽象性的或者说具有哲学意味的命题提出时，我则认为它是不能成立的。我的观点很明确——在许多地方，我都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今天的孩子与昨天的孩子，甚至于与明天的孩子相比，都只能是一样的，而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我对这样一个大家乐于谈论而从不怀疑的命题耿耿于怀，并提出疑问，是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取向、观察生活的态度、体验生活的方式乃至我们到底如何来理解“文学”。
遗憾的是，在这短小的篇幅里我根本无法来论证我的观点。我只能简单地说出一个结论：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从前；这一切“基本”是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因而是永恒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变化，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具体情状和具体方式的改变而已。
由此推论下来，孩子——这些未长大成人的人，首先一点依旧：他们是能够被感动的。其次：能感动他们的东西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死离别、游驻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总而言之，自有文学以来，无论是抒情的浪漫主义还是写实的现实主义，它们所用来做“感动”文章的那些东西，依然有效——我们大概也很难再有新的感动招数。
那轮金色的天体，从寂静无涯的东方升起之时，若非草木，人都会为之动情。而这轮金色的天体，早已存在，而且必将还会与我们人类一起同在。从前的孩子因它而感动过，今天的这些被我们描绘为在现代化情景中变得我们不敢相认的孩子，依然会因它而感动，到明日，那些又不知在什么情景中存在的孩子，也一定会因它而感动。
“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我们一旦默读这一短句，就很容易在心理上进行一种逻辑上的连接：只有反映今日孩子的生活，才能感动今日的孩子。我赞同这样的强调，但同时我想说：这只能作为对一种生活内容书写的倾斜，而不能作为一个全称判断。感动今世，并非一定要写今世。“从前”也能感动今世。我们的早已逝去的苦难的童年，一样能够感动我们的孩子，而并非一定要在写他们处在今天的孤独中，我们表示了同情时，才能感动他们。若“必须写今天的生活才能感动今天的孩子”能成为一个结论的话，那么岂不是说，从前的一切文学艺术都不再具有感动人的能力因而也就不具有存在的价值了吗？岂不是说，一个作家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辈子的经验都不再具有文学素材的意义，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随风而去了吗?
再说，感动今世，未必就是给予简单的同情。我们并无足够的见识去判别今日孩子的处境的善恶与优劣。对那些自以为是知音、很随意地对今天的孩子的处境作是非判断、滥施同情而博一泡无谓的眼泪的做法，我一直不以为然。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在的。我们何不这样问一问：当那个曾使现在的孩子感到痛苦的某种具体的处境明日不复存在了呢——肯定会消亡的——你的作品又将如何？还能继续感动后世吗？
就作家而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份独特的绝不会与他人雷同的生活。只要你曾真诚地生活过，只要你又能真诚地写出来，总会感动人的。你不必为你不熟悉今天的孩子的生活而感到不安（事实上，我们也根本不可能对今天的孩子的生活完全一无所知）。你有你的生活——你最有权利动用的生活，正是与你的命运、与你的爱恨相织一体的生活。动用这样的生活，是最科学的写作行为。即使你想完全熟悉今日孩子的生活（而这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你也应该有你自己的方式——走近的方式、介入的方式、洞察和了悟的方式。我们惟一要记住的是，感动人的那些东西是千古不变的，我们只不过是想看清楚它们是在什么新的方式下进行的罢了。
追随永恒——我们应当这样提醒自己。
曹文轩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