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 巴黎公社的那些日子

一七　巴黎公社的那些日子

一八九七年四月九日

我于一八六九年九月杀害了达拉·皮科拉。十月，拉格朗日来函召见我，这次的地点定在了塞纳河上的一个码头。

我的记忆正在捉弄我。也许那些至关重要的事件正在被我遗忘，但我却记得，那天晚上，当我来到皇家桥边时，一道骤然闪过的强光打在我身上。我停下了脚步。在我面前的是《法兰西帝国官报》新办公楼的建筑工地。为了加快建造进度，施工现场在夜间使用电流来提供照明。在林立的桁梁和脚手架之间，一个异常耀眼的光源将光芒汇聚在了一群泥瓦匠身上。那种在周遭的黑暗中跃然闪现的星星般的光辉所产生的奇妙效果，是不可言喻的。

电灯……在那个年代，蠢货们会感到自己被未来的事物团团包围。在埃及凿通了一条连通地中海与红海的运河，前往亚洲的船只无需再绕非洲航行（如此一来，许多值得信赖的航运公司将受到冲击）；一场世界博览会开幕了，那些建筑让人们直观地感受到，奥斯曼男爵为毁掉巴黎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个开始；美国人即将建成一条自东向西横贯大陆的铁路，但由于他们不久前刚刚解放了黑奴，这些暴徒无疑将遍布全国上下，把美国变成一个充斥着比犹太人还劣等的杂种的泥沼；潜水艇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问世，里面搭载的水手不再是被淹死的，而是在水下窒息而亡；我们的父辈所抽的上等雪茄即将被没劲的卷烟所取代，后者只消一分钟就会燃尽，剥夺了吸烟者的所有乐趣；我们的士兵长期以来吃着贮存在金属罐头里的变质肉；据说在美国发明了一间密闭的小屋，能利用某种水力活塞将人送到一栋楼的高层——不过大家也早已知道，周六晚上活塞坏了，在那个盒子里的人被困了整整两夜，别说是水和食物了，就连空气也没有，因此周一被发现时都已经死了。

所有人都在为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而感到欣喜。人们正在研究用于远程通话的机器，以及不需要笔就能自动书写的机器。有朝一日还会需要伪造原件吗？

化妆品商店的橱窗给人们带来了喜悦。在店里，龟乳制成的润肤露、金鸡纳皮制成的生发剂、香蕉油制成的蓬巴杜香脂、可可脂、帕尔马紫罗兰制成的定妆粉，等等，一切用于使最放荡的女性变得迷人的发明都被吹得天花乱坠。就连那些年轻的缝衣女工如今也用起了这些东西，因为许多裁缝店都在引进一种能取代她们的缝纫机，她们因此为成为被人包养的情妇而做起了准备。

新时代唯一有意思的发明是一个让人能坐着排便的瓷质的玩意儿。

然而就连我也没有意识到，那种表面的激励正标志着法兰西帝国行将终结。在世界博览会上，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展示了一门重达五十吨、每颗炮弹重一百磅、尺寸空前的大炮。拿破仑三世对此甚为着迷，当即授予克虏伯荣誉勋章。而当克虏伯将他准备向所有欧洲国家出售的武器清单送到皇帝那里时，法国的最高统帅部却因为心仪其他的军火商，说服皇帝拒绝了这单买卖。普鲁士国王与之恰恰相反，很显然买下了那些武器。

不过，拿破仑三世的判断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了：肾结石害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更不用说骑马出行了；他听信保守派和他的妻子，而这些人坚信法兰西帝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但（人们事后才知道）实际上至多只有十万法国士兵在对抗四十万普鲁士人；而施蒂贝尔早已向柏林送去了有关夏塞波步枪的报告——这种被法国人视为最新武器的步枪，其实正在成为应该陈列在博物馆的古董。而且，令施蒂贝尔得意的是，法国人还没能组建起一个像他们那样的情报部门。

不过咱们还是切入正题吧。我在约定的地点见到了拉格朗日。

“西莫尼尼上尉，”他跳过一切客套话，径直问道，“您有达拉·皮科拉神父的消息吗？”

“没有。怎么了？”

“他失踪了，而且恰恰是在他为我们办一件小事期间失踪的。在我看来，您是最后一个见过他的人：您要我帮忙联系他，我就让他去找您了。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我把给俄国人看过的报告交给了他，让他带回去给教会的一些人看看。”

“西莫尼尼，一个月前，我收到了神父的一封便函，里面大致是这么说的：我必须尽快和您见个面，关于您的那位西莫尼尼，我有些有意思的情况得告诉您。从他的语气来看，他想告诉我的情况应该不是什么令人期待的好事。那么，您和神父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他想和您说些什么。也许他认为我提供给他的文件很多余，（他以为）那只是一份我为您制造的文件。很显然他不了解咱们之间的合作。他什么都没和我说。后来我再没见过他，还在寻思我打算卖给他的那份文件到底怎么样了。”

拉格朗日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道：“这件事以后再说吧。”随即便离开了。

没什么好说的了。拉格朗日从那一刻起就会盯紧我，而且如果他真的对一些事有更加确切的怀疑的话，即便我已经封了达拉·皮科拉的口，那“背后一刀”也同样会落在我身上。

我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我去找了拉佩街的一位武器制造商，想向他买一条内藏刀剑的手杖。他的确有一条剑杖，但是做工太差了。我随后记起，我在自己喜欢的茹弗鲁瓦廊街上见过一家手杖店的橱窗，于是我在那儿找到了一条做工精美、极为雅致（和结实）的手杖。杖身是乌木的，蛇形手柄则用象牙制成。如果有一条腿犯疼的话，那样的手柄倒并不特别适合用来支撑身体，因为它虽然略微倾斜，但总体来说还是竖着而非横着的；不过一旦要拿这条手杖当剑使，那这根手柄就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了。

就算你面对的是一个持手枪的人，剑杖也是一件神奇的武器：你可以装出害怕的样子，一面后退，一面支着手杖，最好那只手还在发抖。那个家伙就会笑起来，抓住手杖，想将它从你身边拿走，这样一来就帮你拔掉了剑鞘，露出了尖锐的、异常锋利的剑身。正当他愣在那里，想弄清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快速挥动剑刃，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给他从额角到下巴划上一道伤痕，甚至还能割掉他的一只鼻孔，而即使没有挖掉他一只眼睛，从他额头上冒出的鲜血也能模糊他的视线。这就达到了突袭的效果。到那时，你的对手就已经被干掉了。

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对手（假设是个小偷），那就可以收回你的手杖，径自离开，让他就此毁容。但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更加阴险的对手，那么在砍下第一剑之后，你差不多可以顺着胳膊的动势沿水平方向向后一抽，干净利落地在他的喉部割上一剑，那么他再也不必为留下伤疤而犯愁了。

再说了，当你带着这样一条手杖行走时，还能展现高贵而正直的气质——它虽然价值不菲，但也物有所值，况且在某些情况下，没必要在意花费的多少。

一天晚上我回家时，在店铺门口遇到了拉格朗日。

我微微晃了晃我的手杖，但我随后想到，秘密警察应该不会派他那样的角色来杀死像我这样一个人，所以我准备听一听他想说些什么。

“这东西挺不错。”他说道。

“什么？”

“这条剑杖。手柄有那样一个圆头的只能是剑杖。您是在害怕什么吗？”

“您倒说说看我是否需要害怕什么人，拉格朗日先生。”

“您害怕的是我们，这我清楚，因为您知道在我们眼中您成了可疑的人。那就请允许我长话短说吧。法国和普鲁士之间很快必有一战，而施蒂贝尔那家伙已经在巴黎布满了他的眼线。”

“那些人您都了解吗？”

“不全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得靠您发挥作用了。因为您曾经向施蒂贝尔出售过那份关于犹太人的报告，所以他把您视为一个——怎么形容呢——可以被收买的人……那好，有一个为他效力的人眼下来到了巴黎，就是那个古德切，我觉得你们好像见过面。我们认为他会来找您的。您就在巴黎当一名普鲁士间谍吧。”

“和我的国家作对吗？”

“别装了，法国根本就不是您的祖国。而且，如果这件事让您感到不安的话，您恰恰是在为法国而这么做。届时，您要向普鲁士人传送我们提供给您的假情报。”

“我觉得这倒不难……”

“正相反，这样做极其危险。如果您在巴黎被发现是间谍，我们一定会装作不认识您，您会因此被枪决。而如果普鲁士人发现您是双面间谍，他们即使采用非法的手段，也会把您除掉。所以，在这种事情上，您有——我们通常说——五成的可能会丢掉性命。”

“如果我不同意呢？”

“那就会有九成的可能。”

“为什么不是十成？”

“因为那条剑杖。不过您对我们别有太多的指望。”

“我就知道我在秘密警察里是有真心朋友的。感谢您的关心。好吧，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我决定大大方方接受这个任务。”

“西莫尼尼上尉，您是一个英雄。接下来就等候命令吧。”

一周后，古德切来到了我的店铺。他比以前更爱出汗了。忍住掐死他的念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还是忍住了。

“您或许知道，您在我眼里就是个剽窃者和造假者。”我对他说道。

“彼此彼此，”这个德国人油嘴滑舌地笑着说道，“您以为我到头来都不会发现，您那篇布拉格公墓的故事，是从被关在监狱的那位若利的书中得到的启发吗？就算没有您，我也能找出来，您只是替我缩短了这个过程罢了。”

“古德切先生，您这样一个外国人在法国领土行动，只要我向认识的人报上您的名字，您这条命就一文不值了，这点您还不了解吗？”

“那您是否又意识到，我要是被捕后报出您的名字，您这条命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吗？所以说，咱们还是讲和吧。我正设法将我书中的那个章节当作真实的材料卖给可靠的买主。既然咱们今后得一起工作，得来的钱到时就对半分吧。”

距离战争爆发只剩几天时，古德切领着我去了一栋房子的屋顶。那栋房子耸立在巴黎圣母院的边上，屋顶上有一个瘦小的老头看管着许多只鸽笼。

“这是一个放飞鸽子的绝佳地点，因为圣母院附近有好几百只的鸽子，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每当您得到有用的情报时，就写一条消息，而这个老人会放飞一只鸽子。同样地，您每天早晨都来找他，了解一下有没有给您的指示。很简单，不是吗？”

“可是您对哪些消息感兴趣呢？”

“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对巴黎的哪些情况有兴趣去了解。目前我们正在监视前线地区。不过，如果我们打赢的话，对巴黎产生兴趣是迟早的事。因此，我们想知道有关部队的动向、皇帝及其家人是否在巴黎、市民的情绪等方面的消息，总之什么都行，就看您的观察是否敏锐了。我们可能会需要地图，让我来告诉您如何将一张地图系在一只鸽子的脖子上。您随我一起到楼下去。”

在楼下，还有一个人在一间照片冲印室里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面刷白的墙壁和一台在博览会上被称为“幻灯”的、能让图像出现在墙上或大床单上的放映机。

“这位先生拿到您的消息后，无论它有多大或是有多少页，都会给它拍照，将其缩放到一张通过鸽子寄送的火棉纸上。待消息抵达目的地后，人们会将图像再次放大，投映在一面墙上。而如果您收到的消息内容过长，在这儿也会进行同样的操作。不过这儿的形势对于一个普鲁士人而言已经非常危险了，所以我今晚就离开巴黎。我们会像一对恋人那样，通过系在鸽子翅膀上的小纸条保持联系。”

这个想法使我心生厌恶。真该死，就因为我杀死了一位教士，我就得卷进这些事里。那些杀害过千千万万条生命的将军，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战争就这样到来了。拉格朗日不时给我一些消息，让我送到敌人那儿去。但正如古德切所说，普鲁士人对巴黎并无多大的兴趣，他们目前关心的是法国在阿尔萨斯、圣普里瓦、博蒙和色当部署的兵力。

直到巴黎被包围以前，城里的市民一直生活在欢声笑语中。进了九月以后，为了哀悼前线士兵的悲惨遭遇，同时也为了将值勤的消防员送上同一条前线，所有的演出场所都被下令关停。不过仅仅过了一个月出头，法兰西喜剧院就获准举办演出，为了帮助那些阵亡将士的家人渡过难关（从经济层面上），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条件取暖，只能用蜡烛代替煤气灯来度日。后来昂比古、圣马丁门、夏特莱和雅典娜等剧院的一些演出也重新上演。

困难时期始于九月的色当惨败。随着拿破仑三世沦为普鲁士人的俘虏，法兰西帝国土崩瓦解，全国上下进入了一种接近（尚为“接近”）革命的动乱状态。虽然共和国宣告成立，但就我的观察，共和的队伍中有两派人在进行斗争：一派想借色当惨败之机发动一场社会革命，另一派则打算与普鲁士人签订和约，以此来抵制那些——据说——将会催生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政体的改革。

九月中旬，普鲁士人兵临城下，占领了原本用于保卫巴黎的所有要塞，对巴黎实施了炮轰。在长达五个月的令人备受煎熬的包围中，饥荒成为市民的大敌。

我对政治阴谋和在城里来来往往的游行队伍不仅了解甚少，更无意去关心。我认为，在那种时候最好别在外面游荡太久。至于食物嘛，那才是我关心的事，所以我每天都向我所在城区的店主们打听情况，了解有什么样的东西在等着出售给我们。要是从诸如卢森堡公园那样的园子里穿过，乍看之下会以为市民们生活在牲畜群中，因为城里畜养了大量的牛羊。但到了十月，听说只剩下两万五千头牛和十万只羊了，要供养一个大都会真的是杯水车薪。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家庭不得不把金鱼煎了果腹，对马肉的需求使所有不受军队保护的马匹都面临着被宰杀的下场，一斗土豆要价三十法郎，而布瓦西耶甜品店的一盒兵豆则卖到了二十五法郎。兔子早已不见了踪影，屠夫们不再小心翼翼地先摆出卖相好的肥美的猫肉，然后再出售狗肉。巴黎植物园里的珍禽异兽也被尽数屠宰。平安夜当晚，瓦赞餐厅向手头还有余钱的人推出了一顿豪华大餐，主打菜肴包括清炖象肉汤、英式烤骆驼、炖袋鼠肉、黑胡椒汁熊排骨、松露羚羊陶罐羹以及用尚未断奶的小老鼠为配菜的猫肉（因为现在不仅在屋顶上再也见不到小麻雀了，就连大大小小的耗子也从下水道里消失了）。

在我看来，骆驼肉还算不错，但耗子肉却真心难吃。即使是在被围困期间，走私或囤积居奇的也大有人在。我还能记起自己吃过的一顿令人难忘的（贵得离谱的）晚餐，就餐的地点不是某家高档餐厅，而是一家几乎开在郊区的小饭馆。在那里，我与几个有口福的人（虽然他们并非全部来自最高贵的巴黎上流社会，但在那样的困境中，社会等级被人们遗忘了）一道，得以品尝了雉鸡和非常新鲜的鹅肝馅饼。

一月，法国政府与德国人签署了停战协定，并允许他们在三月对巴黎进行一次象征性的占领（我不得不说，看到他们戴着尖顶头盔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列队前进时，就连我也感到异常的屈辱）。之后他们在城市的东北部设防，把西南城区交由法国政府管理。所谓的西南城区，其实就是位于伊夫里、蒙鲁日、旺沃、伊西等地的多处要塞，其中还包括建在瓦莱里安山上的那座防御极其坚固的要塞（普鲁士人亲自证明了这一点），从那里很容易就能轰击巴黎西面的城区。

普鲁士人撤离巴黎后，以梯也尔为首的法国政府在首都就任，但眼下已不听指挥的国民自卫军扣下一次公共募捐所购的大炮，将其藏在了蒙马特高地。梯也尔于是派勒孔特将军去夺回它们。勒孔特起先下令向国民自卫军和人群射击，但他的士兵到头来与叛乱分子联合在了一起，因而勒孔特被自己的手下给俘虏了。与此同时，有人在不知什么地方认出了另一个叫托马斯的将军，此人在一八四八年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并未给自己留下个好名声。而且他还穿着便装，或许正打算逃离巴黎，但所有人都开始说他正在监视叛乱分子。于是他被带到了勒孔特被关押的地方，和后者一道被枪决了。

梯也尔带领整个政府撤退至凡尔赛，而巴黎公社于三月末在首都宣告成立。现在轮到（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从瓦莱里安山的要塞对巴黎实施包围和炮轰了。然而普鲁士人这时却任人穿过防线，甚至表现得相当纵容，从而使巴黎市民在城市再度被围困期间，相比前一次拥有了更多的食物：他们被自己的同胞害得忍饥挨饿，却从敌人那里间接地获得了给养。有人将德国人与梯也尔政府做了比较后，开始悄悄议论说，那些吃德国酸菜的家伙归根结底都是些好心的基督徒。

正当法国政府撤往凡尔赛的消息传开之时，我收到了古德切的一封便函，通知我普鲁士人不再关注在巴黎发生的一切了，因此鸽笼和照片冲印室都将被拆毁。然而就在同一天，拉格朗日前来拜访我，看来他猜到了古德切写给我的书信内容。

“亲爱的西莫尼尼，”他对我说道，“您得像此前为普鲁士人做的那样，为我们打听情报了。我已经派人逮捕了与您合作过的那两个可恶的家伙。鸽子都回到了它们常去的地方，但照片冲印室里的器材对我们是有用的。我们在伊西的要塞和同样位于巴黎圣母院这边的一间阁楼里设立了一条用来快速传输军事情报的通讯线。您今后就从那间阁楼给我们输送情报吧。”

“这个‘我们’究竟指的是谁？您是——该怎么说呢——帝国警察的一员，本该跟着您的皇帝一道消失的。但我怎么觉得您现在是作为梯也尔政府的密探在和我说话……”

“西莫尼尼上尉，不管政府怎样更替，我都是最后留下来的那群人中的一员。我如今追随政府去了凡尔赛，因为我若是留在这里，就会落得和勒孔特及托马斯一样的下场。这群疯子枪毙起人来太轻率了。不过我们会对他们还以颜色的。每当我们想准确了解某些情报的时候，您就会收到更加明确的指令。”

准确的情报……说得倒轻松，因为城中各处都在发生不同的事情：当枪管里插着鲜花的国民自卫军的小队人马扛着红旗从街上经过，同一个街区的正直市民正紧锁家门，等待合法政府归来；选举出的公社成员里有工人、医生、记者、温和的共和派和愤怒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一些彻头彻尾的雅各宾派妄图重建一七九三年（而不是一七八九年）那个恐怖的巴黎公社，而无论从报纸上还是从街谈巷议中，都没法弄清楚这些人究竟属于哪派。不过，街道上的总体气氛是欢天喜地的。要不是男人们穿着制服，很可能会让人以为那是一场盛大的民间节日。士兵们在玩一种在都灵被称为“戏硬币”(1)、在这儿被叫作“盖子”的游戏，军官们则神气十足地在姑娘们面前晃来晃去。

今天早晨我回想起来，在我那些陈年旧物中应该有一只大盒子，里面盛有那个时期的剪报，这会儿刚好可以帮我还原那些无法单凭记忆去重现的历史。这些报纸代表了各种政治立场，如《号召报》《人民觉醒报》《马赛报》《红帽子报》《自由巴黎报》《人民监督报》，不一而足，天知道谁会去读，也许只有为其撰稿的人才会这么做。我把它们全都买回来，是想看看里面有没有能让拉格朗日感兴趣的新闻或观点。

一天，当我在一场混乱的示威游行队伍中遇到莫里斯·若利的时候，我明白了局势究竟发展到了怎样混乱的地步。由于我蓄着络腮胡，他费了好一番功夫才认出我来。后来他记起我参加过烧炭党或别的类似的组织，因而认为我是站在公社这边的。由于我在他心目中是一个热情大方的患难之交，所以他抓起我的胳膊，领着我去了他家（位于伏尔泰滨河路上的一套非常简朴的房子），和我一边喝着金万利橙酒，一边谈心。

“西莫尼尼，”他对我说，“色当惨剧发生后，我参加了早期的几场共和派运动，支持将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后来意识到，这些狂热分子的目标太不切实际了。革命公社将法国从被侵略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但奇迹是不会再度上演的。革命不是通过法令宣告出来的，而是诞生于人民的内部。一个道德体系崩坏了二十年的国家，是无法在两天里重建道德的。法国只会阉割本国最优秀的人民。我因为反对波拿巴政权而遭受了两年牢狱之苦，当我出狱时，我找不到一个出版商愿意出版我的作品。您也许会说：那时仍在帝国的统治下嘛。然而当帝国垮台后，这个共和政府竟因为我于十月末在巴黎市政厅参加过一场和平侵占而对我提出控告。好吧，虽然我被无罪释放，毕竟我不可能被指控犯有任何暴力行为，可是与帝国以及那份无耻的停战协定做过斗争的人，却得到这样的回报。如今好像整个巴黎都狂热地陶醉于这种巴黎公社式的空想之中，殊不知有多少人为了逃避兵役正设法离开这座城市。据说将会发布一道针对从十八岁到四十岁的人的强制征兵令，但您瞧瞧有多少不要脸的小伙子在街上转悠，而那些街区就连国民自卫军也不敢进去。没有多少人愿意为革命而牺牲。真叫人伤心啊。”

我觉得若利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从不满足于当下，虽然我必须承认，他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一件好事。不过我对他提到的强制征兵令倍感忧虑，因此很识趣地把胡子和头发都染成了白色。现在的我看起来像一个稳重的六十岁的先生。

与若利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是，我在广场和集市上遇到的人却对许多新法案表示赞同，比如免除围城期间被房东上调的房租、发还围城期间抵押给当铺的劳动工具、向牺牲的国民自卫军战士的妻儿发放抚恤金、延长票据的偿还期限等。所有这些好事都损耗着公社的资金，使局势向着对暴民有利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这些暴民（只需去莫贝尔广场及这个城区的啤酒屋听一听那些言论）一方面为废除断头台而拍手叫好（这是自然的），另一方面却强烈抵制废除卖淫以及害得许多劳动者流落街头的法案。于是巴黎的妓女们悉数迁到了凡尔赛，而我实在不知道国民自卫军里那些勇敢的士兵能上哪儿去发泄他们的情欲。

为了体现与资产阶级势不两立，他们还颁布了反对教权的法案，如政教分离、没收教会的财产，传言甚至说要逮捕神父和修士。

四月中旬，政府军的一支先头部队突入了靠近讷伊的西北部城区，枪毙了他们俘获的所有“联盟军”(2)。凯旋门遭到了来自瓦莱里安山的炮击。几天后，我亲眼见证了那场围城期间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段插曲——共济会会员的列队游行。我不认为共济会会员也是公社社员，然而他们就这样扛着他们的旗帜、系着他们的围裙出现在游行的队伍里，为的是请求凡尔赛政府暂时停火，允许他们将伤员从遭到炮轰的村子里撤走。这些人一直行进到了凯旋门，而炮弹也很适时地没有落下来，因为谁都知道，他们中有大部分人都与城外的正规军站在一起。不过总而言之，就算狗不咬狗，就算在凡尔赛的共济会会员尽其所能争取到了一天的停火，他们之间的默契也就到此为止了，巴黎城内的共济会会员还是站在了公社这一边。

除此之外，如果说我对巴黎公社期间发生在地面上的那些事只有零星记忆，那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巴黎的地下往来奔走。拉格朗日给我来信，告诉我最高军事指挥部想了解哪些情况。可以想见，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凿空了城市的地下，而这也正是小说家们津津乐道的地方。不过，在这个下水道网络的地下城市却是一个由石灰岩矿坑、石膏矿坑和古代墓穴组成的迷宫，一直延伸到城市的边缘及城外。有的坑道为人们所熟知，另一些则几乎无人知晓。国民自卫军知道那些连接市中心和城外要塞的隧道存在，所以在普鲁士人到来时赶紧封住了许多入口，以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尽管这是有可能的，但普鲁士人连想都没想过要进入那个迷宫般的隧道，因为害怕在一个埋有炸药的地方迷失方向，进去后再也没法出来。

事实上，没有几个人能对矿坑和地下墓穴说得出一二，而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又几乎都是犯罪分子。他们利用那些迷宫般的坑道来走私货物，绕开城门口的征税官员，并躲避警察的围捕。我的任务是查问尽可能多的流氓无赖，在那些通道中认清方向。

我记得，在确认收到命令的回信中，我忍不住问道：“难道军队没有详细的地图吗？”拉格朗日回复我说：“您别提这种愚蠢的问题。战争初期，我们的参谋部如此确信能够打赢，以至于只印发了德国地图，而没有制作法国地图。”

在美食和美酒均告短缺的日子里，要从俗称“自由地带”的某个下等酒馆里找出几个老相识，把他们带到一家能享用小公鸡和上等美酒的酒店也算不上难事。那些家伙不仅知无不言，而且还让我体验了引人入胜的地下巡游。只需要准备几盏明亮的灯，并记录下沿途五花八门的标记，如一个断头台形状的图案、一块古老的牌子、一个小魔鬼形象的炭笔素描、一个名字（也许是被某个再也没能从那儿出去的人划上去的），等等，从而记住什么时候该向左拐或向右拐。经过骸骨堆时也不必害怕，因为只要循着头颅的正确顺序，就能来到一架小梯子前，沿着它上去便会进入一间招待殷勤的酒馆的地窖，从那里往外走就能重见天日。

在那些坑道中，有些地方日后也将迎来其他人的到访，而另一些地方直到那时只有我的线人们心中有数。

简言之，从三月末到五月末这段时间里，我出色地胜任了这项工作，为拉格朗日寄去了线路图，告诉了他一些可行的路线。但我最终意识到，我的那些情报几乎派不上用场了，因为政府军眼下正攻入巴黎，用不着从地道进来。凡尔赛政府现已拥有五个军团的部队，士兵们训练有素，脑袋里被结结实实地灌输了一个唯一的念头：不留俘虏，抓到的所有联邦军都必须处决。甚至还有规定——我亲眼见过——每当俘虏的人数超过十个，行刑队就必须改用机枪。与政府军集结在一起的还有所谓的“臂章队队员”，这些人都是佩戴三色臂章的暴徒或更差劲的无赖恶棍，比政府军还要残忍。

三月二十一日周日下午两点，八千人在杜伊勒里花园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为国民自卫军牺牲战士的遗孀和孤儿举办的慈善音乐会，然而谁也想不到，需要被关怀的孤儿寡母的人数从那时起就将以骇人的速度增长。事实上（但人们后来才知道），音乐会还在进行，四点半的时候，政府军从圣克卢门进入了巴黎，占领了奥特伊和帕西，枪决了被俘的所有国民自卫军战士。后来，听说到了晚上七点，至少有两万凡尔赛军进入了城里，但公社的领袖们却没了踪影。这因而证明了，要搞革命，就必须接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但假如你真的具备这个条件，就会站在当权者一边，而不会去闹革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找不出参加革命的理由（我指的是合理的理由）。

周一早晨，凡尔赛军的士兵将他们的大炮安放在了凯旋门那里。与此同时，公社的社员们接到命令，要求他们放弃协同防御，在各自的街区筑垒设防。如果这道命令属实，那联盟军指挥部的愚蠢又一次得到了大出风头的机会。

于是，城内各处都筑起了街垒，而一群看似热心的民众也对此提供了协助。即使是像巴黎歌剧院或圣日耳曼那样对公社怀有敌意的街区也不例外，在那里，国民自卫军将优雅端庄的贵妇赶出家门，鼓动她们将各自最名贵的家具堆在街上。有人拉着一条绳子横穿街道，标明需要构筑的街垒的位置，所有人都把从被挖开的道路上取来的路石或沙袋摆放到那里；椅子、五斗柜、长凳和床垫都被从窗口扔了出来，有时是得到了住户的允许，而有时却可以看到，住户正蹲在最里头的空房间里哭泣。

一位军官指着正在干活的手下对我说道：“这位市民，您也来帮一把，我们可是为了您的自由才去赴死的呀！”

我假装忙活的样子，走到街道的最远处捡了一张落在那儿的凳子，随后便转过街角走了。

巴黎市民爱修筑街垒这事儿至少有一个世纪了，但那些东西在大炮刚落下来的时候就会被炸毁，好像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筑街垒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拥有一种成为英雄的感觉。不过，我倒想看一看，有多少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会一直留守到刚好那个时候。最终，他们的做法都将和我一样，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留下来守卫街垒，而这些人都逃脱不了被当场枪决的命运。

只有当一颗炮弹在空中飞过时才能让人明白巴黎城里的战斗究竟进行到了怎样的地步。有传言称，存放国民自卫军大炮的巴黎军事学院已经被占领，另有传言称，克利希广场上正在交战，还有传言称，德国人从北面把政府军放进了城。周二，蒙马特高地被攻克，四十名男子、三名女子和四名儿童被带至当初枪毙勒孔特和托马斯的地方跪下，然后都被枪决了。

周三那天，我看见包括杜伊勒里宫在内的许多公共建筑都着了火。有人说它们是被公社社员点着的，目的是阻止政府军推进，甚至还有一些狂热的雅各宾派女性——又称“女纵火者”——提着盛有汽油的小桶四处纵火；有人信誓旦旦地说，那是政府军的榴弹炮造成的，最后还有人将那归罪于想趁机毁掉对自己不利的档案材料的老波拿巴分子——一开始我也对自己说，如果我是拉格朗日的话准会这么干，但我随后想到，一个高明的情报部门的特务应该会将那些档案藏起来，而绝不是毁掉，因为它们总能在勒索什么人的时候派上大用场。

为了做到慎之又慎，同时也因为过于担心自己在市中心被卷入一场交火，我最后一次来到了安放鸽笼的地方，在那里发现了拉格朗日的一封来信。他告诉我说，已经没有必要再通过鸽子来通信了，并给了我一个位于（当时已被占领的）卢浮宫附近的地址，以及通过政府军路卡时需要用到的一个口令。

我直到那时才得知政府军已经抵达了蒙帕纳斯。我记得我在蒙帕纳斯参观过一间酒馆的地窖，从那里能进入一条沿阿萨斯街通往谢尔什米迪街的地道，其出口开在一栋楼房的一间废弃仓库的地下室里。房子位于红十字会所在的十字路口，而那个路口当时仍处于公社卫队的牢牢掌控之下。考虑到我的地下研究报告从未发挥过任何作用，我必须证明自己领取报酬是受之无愧的，所以我动身去见拉格朗日。

从西岱岛去往卢浮宫附近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我在圣日耳曼奥克斯鲁瓦教堂后面目睹的一幕——这我得承认——令我产生了一丝恐惧。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路过，看上去根本不像从被攻陷的街垒逃出来的样子。然而却有一伙喝得醉醺醺的臂章队队员——很显然他们是在为攻占卢浮宫而庆祝——出现在那里，试图将男人从他妻子的双臂中拉走，后者则一面哭泣，一面紧紧地抱住丈夫。于是，臂章队队员把他们三人都推到墙边，开枪打成了筛子。

我尽可能只在能接受我的口令的正规军的队伍中穿行，接着就被带到了一间屋子里，那里有几个人正在往一幅巨大的巴黎城区图上插彩色的小钉。我没有看到拉格朗日，于是便询问起他。一个相貌极其普通的——我想说的是，假如要我描述其长相的话，我实在找不到任何能够识别他的突出特征——中年男子转过身来，客气地和我打了个招呼，不过没有一点要同我握手的意思。

“我猜您就是西莫尼尼上尉。我叫埃布特尔纳，今后您和拉格朗日先生的一切合作都将由我和您一道开展。您要知道，情报部门也是需要推陈出新的，尤其是在一场战争结束之时。拉格朗日先生光荣退休是众望所归，他这会儿也许正在某个远离这场恼人的骚乱的地方钓鱼呢。”

现在不是发问的时候。我向埃布特尔纳介绍了那条从阿萨斯街通往红十字会的地道的情况。他对我说，这对红十字会所在路口的作战行动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得到消息称，公社的支持者们在那里集结了大批的部队，正等着政府军从南面过来。因此，他命令我去那间酒馆（酒馆的地址我已经给了他），等候一小队臂章队队员来与我会合。

正当我打算从塞纳河不紧不慢地走到蒙帕纳斯、好让埃布特尔纳的手下有时间比我先一步到达酒馆的时候，我在塞纳河右岸的人行道上看到了二十几具整齐排列的被枪决的尸体。他们应该是刚被处决的，看样子分属不同的社会出身，年纪也各不相同。有一个小伙子带有无产者的特征，微张着嘴；旁边是一个卷发的、留着一副精心打理过的小胡子的成年市民，双手交叉放在略微有些皱的男士礼服上；再过去，有一个人长着艺术家的面孔，而另一个人几乎没有可供识别的特征，左眼的位置只剩下一个黑漆漆的洞孔，头上系着一条毛巾，就仿佛某个同情他或热衷于服从命令的冷酷的人想要将他那个被天知道多少颗子弹击碎的脑袋拼回去；还有一名女子，也许活着的时候是个美人。

他们就躺在那里，沐浴着五月末的阳光，而当季的头一批苍蝇被这顿盛宴所吸引，围绕着他们飞舞个不停。他们看上去就好像被随随便便抓起来的，而被枪决的原因仅仅是为了让某些人引以为戒。他们被排列在人行道上，是为了将道路清理出来，因为有一小队政府军正拉着一门大炮从那里经过。那些面孔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写到这个词我浑身不自在——漠然：他们仿佛是在熟睡中接受了这个共同的命运。

当我来到那排尸体的末尾时，我被最后一个遭处决者的面容震惊到了。他与其他人稍稍隔开了一些距离，就好像是后来被补充进来的。虽然他的脸被业已凝固的血液遮住了一部分，但我清清楚楚地认出那就是拉格朗日。情报部门已然开始推陈出新了。

我没有弱女子般多愁善感的内心，甚至可以在下水道里拖曳一具教士的尸体，然而那一瞥却搅得我心烦意乱。倒不是因为我同情他，而是因为他使我想到，那样的结局也可能落到我身上。只要我在前往蒙帕纳斯的途中遇到某个人，被认出曾是拉格朗日的手下，这下可好，不管那人是凡尔赛军的士兵还是公社社员，都有理由对我产生怀疑，而在那个时期，怀疑就意味着枪决。

我估摸着公社社员不太可能继续待在仍在燃烧的那些建筑所在的城区，而政府军还未对那个区域实施看管，于是大着胆子跨过了塞纳河，打算走完整条巴克街，从地面上到达红十字会所在的那个路口。从那儿我能够迅速进入那间废弃的仓库，然后在地下走完剩余的路程。

我原先害怕红十字会路口的防御体系会阻止我到达那栋房子，但事实并非如此。成群的士兵在几栋屋子的门口等候命令，前后矛盾的消息在他们的相互交谈中流传开，谁也不知道政府军将会从哪儿出现。有些人根据听到的一条条传言，疲惫地搭起又拆除小型路障，反复变换着街道入口的方向。国民自卫军实力最强的一支分遣队正在赶来的路上，而居住在那个资产阶级街区的许多市民却努力劝说士兵们不要无谓地逞英雄，凡尔赛军的士兵再怎么样也是他们的同胞，而且还属于共和派，另外梯也尔还许诺赦免所有投降的公社社员……

我摸到那栋房子虚掩的大门，进去后回身将门关好，下楼来到仓库，再往下进入地窖，最后熟门熟路地到达了蒙帕纳斯。在那里我见到了三十几名臂章队队员，我带他们原路返回，从仓库出来后继续上楼，来到了位于较高楼层的几间公寓。他们原想恐吓一下里面的住户，却发现那些衣着入时的市民欣喜地欢迎他们，并把能看清十字路口的所有窗子指给他们看。就在那个时候，一名军官从德拉贡街骑马飞奔过来，送来了一道警戒令，很显然要求大家提防来自塞夫尔街或谢尔什米迪街的攻击。公社社员们此刻就在那两条街的街角搬着路石，以修筑一座新的街垒。

正当臂章队队员在公寓里各扇窗子前准备就位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待在那样一个迟早会有几颗公社社员的子弹飞来的地方，于是趁乱走下了楼梯。我清楚子弹会从这栋楼的哪些窗户里射出来，所以躲到老科隆比耶街的街角藏了起来，以便在有危险的时候溜之大吉。

为了干活，大部分公社社员都把武器堆放在了一起，所以从窗子里射出的头一轮子弹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接着他们又挨了一轮痛揍，但仍没搞明白那些子弹是从哪儿射过来的，于是纷纷端起枪朝格勒内勒街和富尔街的方向水平射击，害得我担心有人朝老科隆比耶街开枪，不得不后撤了一段距离。后来，终于有人发现敌人在高处，于是从十字路口朝那些公寓的窗子开始了一轮还击，双方你来我往，只不过政府军能清楚地看到该向谁射击，而公社卫队却还不知道该瞄准哪些窗子。简言之，那是一场轻松的大屠杀，从十字路口不断传来斥骂叛徒的愤怒的叫喊声。向来如此，当你遭遇失败的时候，你总想找个人出来，好把你的无能归罪于他。“可这和叛徒有什么关系，”我心想，“分明是你们不懂如何战斗，那还闹什么革命……”

最后，有人终于确定了被政府军占用的那栋房子，于是残存的士兵努力想要破门而入。我猜臂章队队员那时可能早已下楼，重新进入了地道，而公社社员们看到的只会是一栋空荡荡的房子。不过我决定还是别留在那儿等待这些事情发生。我后来得知，政府军当时确实是在从谢尔什米迪街赶来，而且来了大队的人马，所以守卫红十字会路口的那些社员应该是被彻底击溃了。

我避开不断传来噼噼啪啪的枪声的方向，沿着一些不起眼的巷子回到了我居住的死胡同。在沿途的墙上，我看到了刚刚贴上去的传单，上面写着公共安全委员会号召市民抵抗到底的标语：“保卫街垒！敌人在我们城里。别再犹豫了！”

在索东街的一家啤酒屋，我了解到了最新的消息：七百名公社社员在圣雅克街被枪决，卢森堡公园的火药库被炸毁，公社社员们为了报复，从罗凯特监狱提出了包括巴黎大主教在内的一批人质，将其统统处决。枪决巴黎大主教意味着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要使一切恢复正常，就必须来一场彻底的血洗。

但正当我听别人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些女子在顾客的欢呼声中走进了啤酒屋：她们是回归的招待女郎！政府军把被公社驱逐的妓女们从凡尔赛一起带了回来，让她们重操旧业，仿佛要传递这样一个信号——一切都正在回归正常。

我不愿继续待在那群吵吵嚷嚷的家伙中间。他们正在使公社做过的唯一一件好事化为徒劳。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随着拉雪兹神父公墓里最后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结束，巴黎公社消亡了。据说，被俘的一百四十七名幸存者都被就地处决了。

就这样，他们终于学会了别去管他人的闲事。

(1)　一种儿童游戏，需要击中放在一块竖着的石头上的硬币、从而使其掉落。

(2)　即国民自卫军及所有支持巴黎公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