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包围
很快埃多就回来了，带着一棵美丽的圣诞树。他买这棵树花了10辨戈[1]，和平时期也不会比这便宜了。“拿着吧，”卖树的女人说，“无所谓了，苏联人已经到布达凯希了。”我们当然都认为这是夸张，没当回事……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在播放管风琴乐的圣诞赞歌。[2]
——佩奇·布隆考
1944年12月24日，苏联红军已经抵达佩斯东部边缘，同时从西面进逼布达。尽管攻防战已经持续了六周，但当地居民根本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仍在快乐地准备圣诞节，直到第一批红军士兵的到来打破了这曲田园牧歌。德国和匈牙利的军事指挥官们的行为更为荒唐。尽管他们每天都能收到红军步步紧逼的消息，但直到圣诞夜他们还没有在布达部署拿得出手的防御部队，也没有做出任何实际的努力阻止红军从西面进攻。圣诞日下午，红军T-34坦克群离城堡区已经只有3公里，只是因为过于谨慎和缺少步兵来配合坦克部队，红军才没有一口气直冲进城堡区。红军丧失了这个好机会，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圣诞节后，这3公里的第1公里他们走了3天，剩下2公里则花了48天，而且事实上直到德军投降，红军才接近城堡的城墙。
在佩斯，德军总参谋部至少有一些理论上的防御计划，尽管实际措施不多；而在布达，亚诺什山和三边界山[3]之间只有几条战壕、几座碉堡，根本没有防御计划。
12月20日，红军在韦伦采湖附近形成突破，这促使南方集团军群指挥部向古德里安请求允许将党卫军第8骑兵师向西转移。古德里安拒绝了这个请求，理由是这会削弱东面的防御。12月21日，南方集团军群指挥部又请求调动“统帅堂”装甲师，再次遭到总参谋部的拒绝。
同时，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各步兵军开始通过韦伦采湖与毛尔通瓦沙瓦之间的一个缺口向北运动。该方面军占领毛尔通瓦沙瓦后继续向西北推进，沿途占领了一些小村庄，并于12月22日晚对比奇凯和比奥构成了威胁。弗里斯纳大将重申关于转移党卫军第8骑兵师的请求，并指出布达佩斯几天之内就会被合围，古德里安又一次拒绝了他，且大发雷霆：“我不明白，这么强大的一个装甲集团军，整个东线都没有比它更强的部队了，为什么挡不住敌人！”[4]他忘记了，装甲部队缺少必要的步兵支持。
12月23日，布达佩斯歌剧院上演了《阿依达》。一个观众后来回忆道：“第二幕开始前，一名演员身穿军服出现在幕前。他向上座率仅一半的歌剧院内的观众传达了前线将士的问候，说他很高兴看到观众比几周前冷静和乐观了很多，并自信满怀地承诺，布达佩斯将永远属于匈牙利，我们的伟大首都没什么好怕的。”[5]此时其他剧院和电影院也照常营业。[6]
12月23日上午，红军占领了塞克什白堡。几小时后他们到达比奇凯、海尔采高洛姆和比奥，切断了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最主要的铁路线。承载能力较弱的埃斯泰尔戈姆-布达佩斯铁路线目前是通往布达佩斯的唯一补给线。下午，德军在海尔采高洛姆和比奥的抵抗停止了。晚上，红军坦克第18军绕过比奇凯，从守军背后将其压倒。红军坦克部队的这次行动极为神速，他们的步兵直到25日早上才抵达该地。12月23日晚，近卫机械化第2军的部队对比奥以北的村镇帕吉构成了威胁。红军装甲前锋以每天20到40公里的速度迅猛推进，让后续部队占领他们丢下的目标。到12月24日上午，红军以这种战术从帕吉穿过布达山的森林，抵达布达凯希，而德军和匈军还在比奥以东的埃尔德、特勒克巴林特和布达厄尔什等地的包围圈内坚持反抗。
南方集团军群和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的应对措施既不坚决也不充分。他们决定“以‘统帅堂’装甲师的装甲集群在比奥地区快速行动，阻止敌军向北和向东的进攻”。[7]这样从佩斯前线调出的部队顶多只有12辆熊蜂式150mm自行火炮、12辆黄蜂式105mm自行火炮、10到15辆坦克和100辆装甲运兵车。尽管他们暂时夺回了特勒克班雅并在它的北面突破了红军战线，但从长远来看，他们根本不是从20公里外猛攻布达佩斯的3个快速机动的苏联军的对手。战力衰竭的匈军布达佩斯近卫营奉命从佩斯一面的切莫尔转往布达凯希以北的许沃什沃尔吉山谷，但前景也不乐观。党卫军第9山地军军部将党卫军第8骑兵师从佩斯调离的请求一再遭到古德里安的拒绝，而古德里安不过是在传达希特勒的命令而已。一些较小的匈军单位，如第4和第21炮兵营，被派往比奇凯，就好像这些部队能够打退敌人的坦克攻击似的。
希特勒在狂怒中将弗雷特-皮科和弗里斯纳解职，接替他们的分别是G集团军群的赫尔曼·巴尔克装甲兵上将与第8集团军的奥托·沃勒步兵上将。临阵换将也没什么用，因为弗雷特-皮科和弗里斯纳已经竭尽所能了。他们甚至试图对战事的进程进行预测，寄希望于希特勒派遣更多援军。但希特勒只是在为连续的失败寻找替罪羊（他本人最终是要为这些失败负责的），在撤除这些将军的职务时甚至根本没有给出理由。
12月24日下午1时10分，弗里斯纳的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格罗尔曼中将打电话给古德里安，催促他重新考虑：“首都西面从来没有过防御。党卫军警察部队的指挥官温克尔曼相信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一定会批准这个决定。必须尽快做出决定，至少抽调一个师到布达那边。”[8]45分钟后，古德里安自行决定批准调动党卫军第8骑兵师。此时他还有别的大麻烦要考虑。德军在阿登的新攻势似乎即将失败，而维斯瓦河桥头堡的红军据信正在准备进攻柏林。因此，古德里安急切地希望停止西线的攻势，把部队调到东线，但不是调到喀尔巴阡盆地。他估计红军将于1945年1月12日从维斯瓦河桥头堡开始大举进攻，很快事实就证明他是正确的。但希特勒仍然坚信布达佩斯的防御更为关键。他咆哮道：“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虚张声势！是谁炮制了这一通鬼话？”[9]希特勒毫不理睬古德里安的抗议，命令将东线最后的预备队党卫军第4装甲军（该军恰好部署在后来红军进攻的位置）转往匈牙利。随着阿登战事的失败，希特勒最后的希望就是在匈牙利取得一次胜利，他对此的执着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喀尔巴阡盆地的轴心军当中匈军在炮兵方面仍然占到35%，步兵占到30%，因此匈牙利的支持对德军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布达佩斯的陷落将会极大地打击匈军的士气。
下午4时50分，红军坦克已经接近希皮罗纳电车站，离布达城堡只有5公里，希特勒终于批准了党卫军第8骑兵师的调动，但仍然不允许放弃佩斯桥头堡，尽管古德里安和巴尔克都认为放弃佩斯桥头堡是最好的对策。[10]希特勒还下令派遣两个步兵师到匈牙利，并许诺要解放布达佩斯。无论是对希特勒还是对斯大林来说，布达佩斯都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意义远远超过中欧范围。希特勒仍在梦想通过在匈牙利的战事保住第三帝国，而斯大林则试图尽可能远地向西欧推进。
德军和匈军指挥层很清楚红军的进展。[11]但他们没有做任何努力来阻止即将降临的灾难。欣迪无所作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没有实权。只有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本人才可以下达命令挽救局势，但我们将看到，他是个庸才。
有人说红军在布达的出现对德军和匈军指挥部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因为他们毫无思想准备。这是大错特错。[12]12月23日，欣迪和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知道红军离布达佩斯已经只有20到40公里；他们可能也知道，部署在布达西南的德军第271国民掷弹兵师残部已经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匈军总参谋部秘密破坏部门的米科·佐尔坦上尉明白城市即将被合围，德军各师的参谋部也明白。[13]不仅该地区的铁路职工和宪兵不断传来消息，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的部下那边也有消息传来。[14]
12月22日，布达佩斯还没有被包围，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就发出了空运补给的请求。[15]12月23日，德军反坦克炮被部署在布达永耶的两处地点，就在通往布达凯希的道路上。[16]同日，匈军第10步兵师的补给单位接到第1步兵军的命令，向帕吉以北的皮利什乔包-派尔巴尔-让贝克道路和派尔巴尔-布达耶内道路派出侦察单位。[17]大约中午时分，第10步兵师师部副官比罗·约瑟夫中尉接到军部命令，开始侦察活动。[18]晚上10时，师参谋长拜纽夫斯基·哲泽上尉亲自来到皮利什森蒂万的辎重队，对各单位发出警示。[19]
12月24日早上，巡逻队报告，红军出现在比奇凯和布达厄尔什之间让贝克盆地的几个村庄。[20]在离布达佩斯更近的鲍绍莱特郊区，第1装甲师的军需主官看见“德军反坦克炮和突击炮冲向许沃什沃尔吉山谷，德军和匈军的汽车、卡车和机械化传令兵从许沃什沃尔吉奔向干草广场”。[21]原因是，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和匈军指挥部已经分别下令，要求第13装甲师的补给单位和非战斗人员及匈军补给单位立即撤出城市。[22]德军最高统帅部自行下令将一支专业的海军水下爆破分队从吕贝克调往匈牙利，准备摧毁布达佩斯和埃斯泰尔戈姆的桥梁。到圣诞节，这支分队在特格特霍夫中尉率领下抵达维也纳。[23]这一切都表明柏林的陆军总司令部完全明白，布达佩斯即将被合围。
同往常一样，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和欣迪各自的参谋部之间没有进行任何关于阻止合围的讨论。这主要是由于双方互不信任，而且自10月末以来欣迪对事态发展的态度越来越冷漠。[24]从一开始欣迪就被剥夺了对匈军部队的控制权，他的职责仅仅是行政工作。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从不向他的匈牙利搭档透露任何消息，而且对其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位匈牙利将军仅仅消极地静观事态恶化。[25]
当天早上，布达凯希的宪兵向驻在锡安圣母修道院的匈军军部报告，红军坦克已经出现在附近。[26]布达南部高炮部队的长官瑟杰尼·费伦茨中校对此一无所知，命令他的副官平特·盖佐中尉开车去布达凯希检查预设的高炮阵地。平特穿过城西居民区，一直走到西普尤哈斯内山脊：
在那里我意外地被一位中尉拦住了。我下了车，他问我要去哪儿。我说，去布达凯希检查阵地。当时大概10点半。“你去不了那儿，”他说，“你还不知道吗？你已经在前线了。”我问：“怎么会？”“看你身后，”他说，“你后面是德国党卫军。”……这个中尉向我要我的两枚手榴弹，因为他说他连一支手枪都没有。[27]
上午10点半过后不久，第一批红军士兵出现在西普尤哈斯内山脊的前方。到中午，那里所有的抵抗都停止了。下午1点，第一批红军坦克沿着布达凯希路缓缓前进，抵达布达凯希路与希代格库蒂路的交叉点。在电车站下面的加油站，一辆匈军油罐车正在抽油。德军士兵以油罐车为掩护，同红军坦克发生了激烈交火。红军坦克前进过快，失去了步兵的掩护。同时，泵和油罐车里的汽油流到了大路上。
红军步兵也开始从布达凯希前进。有些步兵试图沿着布达凯希路跟上坦克，但被抛在了后面；其他人则穿过布达凯希森林向施瓦布山进发。上午晚些时候，部署在奇莱贝尔茨的8门高射炮遭到红军步兵的攻击。由于高炮的位置不允许平射，炮兵破坏后膛装置之后便撤退了。据目击者说，下午早些时候，在齿轨铁路的塞切尼山终点站等车的平民看到红军端着冲锋枪冲过来时不禁目瞪口呆。守军指挥部虽然已经知道红军的进攻迫在眉睫，但无法一一通知位置分散的各单位，因此有些单位全军覆没。
平特中尉绕道很远，回到希代格库蒂路。希皮罗纳区药店前的一门88mm高炮刚刚击毁一辆红军坦克。在高处，三四辆红军坦克潜伏在布达凯希路上。在几个街区以外的塔罗高托路，红军炮弹突然落到一个德军急救站。当地德军打电话给“统帅堂”师师部，得到的回答却是，局势没有变化，不必惊慌。一名急救车司机报告说，他在西面几公里处遭到了红军射击，但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急救站的德军军医主官再一次打电话给师部，师部却说他们的报告是“病态的幻想”。就在这时，一发炮弹在急救站前面爆炸，所有的玻璃都被震碎，电话线也被切断了。[28]
几乎在同时，布达佩斯运输公司的一名员工从祖格里盖特区的81路电车终点站打电话给驻在锡安圣母修道院的匈军军部：“你们知不知道，苏联人已经到这里了？他们已经在车站了，他们把步枪架起来，在分食物了。我该怎么办？”接电话的科瓦奇·费伦茨·X.上尉仅仅说：“什么也不要做。尽量不要引起他们注意，这样他们就不会对你怎么样。别的我也没办法了。”[29]然后科瓦奇开始打电话了解情况。好几次接电话的是苏联人。“打完电话后我去向霍瓦特·山多尔［军参谋长］报告。他也很吃惊，但束手无策。他可能和林德瑙谈过，但他没有命令我把情况通知给德国人。”[30]德军的军部是以类似的方式得知红军到来的。希皮罗纳电车站的一名警察发现领头的那辆T-34坦克用大炮瞄准了他，他被吓坏了，连忙打电话给德军军部。[31]
2.参谋上尉科瓦奇·费伦茨·X.，匈军第1步兵军作战处处长
当天下午，德军军部开始把党卫军第8骑兵师调往布达，尽管希特勒第二天才批准他们这么做。一个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侦察分队进入了许沃什沃尔吉山谷和玫瑰山地区的射击阵地，不久之后一个高炮分队进驻了莫里茨·日格蒙德[32]广场。但由于市民都在忙着圣诞采购，交通拥堵，部队的调动慢了下来。[33]大约下午6时，施瓦布山齿轨铁路的乘客带着买来的圣诞礼物回家时看到了奇异的景象。红军一个八人的侦察班在安德烈·伊里奇·科兹洛夫中尉率领下，未发一弹便抵达了终点站，那里还有人在卖圣诞树和烤栗子。等车的平民看到红军并没有感到异常，因为红军穿着白色的冬季罩衣。火车已经启动了，这时一名乘客突然发现这些士兵的罩衣里面穿的不是德军或匈军制服。人群陷入恐慌，有人拉动了车厢的紧急制动索，红军抢走一些乘客的手表后下了车。火车继续前行，警卫告诉新上车的乘客，现在是苏联人在控制铁路线。这消息像野火一般飞速传遍了全城。[34]
干草广场发生了大混乱。炮兵中尉采齐德洛夫斯基·贝拉回忆道：
人们非常紧张。在奥斯特罗姆街，一群箭十字党党员坐上汽车离开了，一名警官背着一袋面粉。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塔尔瑙伊·陶西洛是一个迫击炮连的连长，他当时正在轰击许沃什沃尔吉。绿桶客栈还开着门，我吃了一顿古拉希汤。[35]
3.参谋上尉拜纽夫斯基·哲泽，匈军第10步兵师参谋长
下午3点到4点，希皮罗纳电车站附近，红军和赶来占据阵地的德军之间发生了枪战。同时，施瓦布山的箭十字党民兵战斗群接到了警报。在箭十字党宣传部部长奥斯蒂安·安托尔率领下，这个战斗群似乎想要逃离市区，但在塞切尼山火车终点站附近和红军发生了交火。有几个人，包括奥斯蒂安本人，被红军打死，其他人在马尔通山路一带的花园内占据了射击阵地。[36]
第1大学突击营的成员正在家中度假，下午5点，他们在总动员部长科沃尔奇·埃米尔的命令下，以“滚雪球”的方式集结了起来：每个接到警报的大学生向另两个学生传递消息。不到一小时，全部三个连集合完毕。尽管箭十字党的青年领袖饶科·伊什特万允许大学生同箭十字党单位一起撤离城市，该营营长埃利舍·久洛中尉还是决定留下来作战。晚上8点，这群大学生从许沃什沃尔吉山谷乘卡车到达布达永耶郊区。列兵考莫乔伊·久洛回忆道：
我们向远方布达凯希路和希代格库蒂路交界的地方望去，看到一条“河”，“河”上着了火。那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可以看见蓝色的火苗……“没关系，小伙子们，我们的卡车够大。时间才8点过5分，我们正朝着火的位置前进。”他［埃利舍］这么说着，上了第一辆卡车，径直向火的方向开去。我们刚刚进入混乱的人群，正要冲向火中，突然一个德国兵跳出来拦住我们：“停下！”司机刹了车，我们周围一片乱糟糟。一个德国兵说伤员很多，他们立即开始把不幸的半死的伤员搬到我们后面的拖车上，那里还放着几桶柴油。
我们站在那里。搬运伤员花了两三分钟时间。我向布达凯希路望去，看到路转弯的地方有3辆被烧毁的坦克。……一定是这些坦克被击中后，里面的油流到了路上，被手榴弹点燃了。我们刚才看到的着火的河就是这个了。[37]
学生们封锁了许沃什沃尔吉山谷，向希皮罗纳-布达永耶地区派出巡逻队。一支巡逻队抓住了两个说俄语的穿平民服装的人。[38]另一支巡逻队在布达永耶附近用手榴弹炸毁了一辆苏联坦克。当天早上在血之原野[39]集结起来的一个宪兵营占据了鲍耶学院、亚诺什医院和齿轨铁路附近的阵地，并开始侦察。[40]
根据德军的指示，这个600人的单位将防守一条向布达厄尔什延伸四五公里的战线，并参加次日的一次反击。大学生佐尔瑙伊·拉斯洛晚上8点去拜访他在鲍绍莱特区的亲戚，在路上看到的尽是混乱：
我试着从欧洛斯大道走。整条街上尽是军人、车辆和成群的从布达凯希逃来的施瓦本农民，他们大多步行，背着高高的包裹。在滚滚人流中我简直没法找到空隙往前走。逃跑人群的恐慌尖叫、从希皮罗纳传来的越来越响的炮声和不时出现的爆炸声混杂在一起。我试着绕道，往瓦洛什马约尔农庄走，但这里也挤满了逃向市中心的难民。
我沿着一条小巷往前挤，手里拿着手枪。……我走到毛尔齐巴尼伊广场时，被探照灯照花了眼，不得不停下脚步。然后，我看到广场上尽是严阵以待的士兵。
好在是一名匈牙利军官询问我的身份。我告诉他，我想去鲍绍莱特过圣诞节，但是找不到路。他没有要我出示证件，但说他估计我去不了，因为苏联人已经在鲍绍莱特广场了，黑暗里我很可能会被这一方或那一方打死。[41]
这一天，红军猛烈攻击佩斯桥头堡以阻止德军重整旗鼓，同时开始对城市系统性地炮击。但布达那边的红军指挥官却决定在希皮罗纳停下。他的理由很充分，因为此时他手下只有大约20辆坦克和很少的步兵到达了布达。[42]如果没有步兵伴随而仅用坦克在狭窄的街道里打巷战，风险太大。此时红军进入城市还没有多远，已经损失了好几辆T-34，能否控制住已经占领的这一部分布达城区还是个问题。有些资料给出了不同的理由：红军突然遇到很多携带值钱物品的平民，就停下来抢劫他们。[43]但事实上，他们倒不是为了抢劫才停下来，而是因为他们必须停下来等待主力，于是利用等待的时间来抢劫。
对犹太人来说，红军的到来意味着解放。和军方不同，箭十字党的民兵没有料到红军会进入布达，很多犹太人就是因为这时发生的混乱而保住了性命。其中第一批幸存者是布达凯希路一家犹太孤儿院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父母已经被遣送到集中营或关入隔离区。12月24日清早，箭十字党民兵闯进医院，把犹太儿童排成队，但听到急剧增强的炮声便又离开了。这些儿童看到了第一批红军坦克在上午晚些时候沿着乡村街道轰鸣前进。[44]同一天早上，箭十字党民兵来到布达的蒙卡奇·米哈伊街的犹太孤儿院，把100多名儿童和护理人员驱赶到拉德茨基兵营的院子里，准备在那里用机枪把他们打死。但下午早些时候红军逼近的消息传来，屠杀被取消，这些犹太人被赶往第7区的隔离区。[45]令人悲哀的是，其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没有活着看到红军的胜利。下文将对他们的命运做专门讨论。
布达包围圈外层包围圈
圣诞节期间，在布达佩斯以西，红军向北进攻多瑙河和埃斯泰尔戈姆方向，此处的德军和匈军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托尔布欣在此处有190辆坦克和1.9万名步兵，而德军和匈军仅有91辆坦克和突击炮及约3700名步兵，且兵员质量很差（见表7）。
12月24日，红军坦克第18军和步兵第31军的部分单位向东逼近布达，未遇有组织的抵抗，而其他单位则沿着布达山的边缘稳步向北推进。下午，机械化第32旅从帕吉进至派尔巴尔和特克；坦克第110旅的一个先头营抵达廷涅；坦克第181旅在索莫尔附近跨越了科马罗姆-埃斯泰尔戈姆州的边界；坦克第170旅则向鲍伊瑙推进。傍晚，红军前锋抵达雅斯佛卢，领头的坦克击毁了从埃斯泰尔戈姆到布达佩斯的最后一列火车的车头，乘客不得不在附近村庄躲避。[46]深夜，皮利什红堡附近通往维也纳的道路上发生零星交火，从于勒姆海关开出的车队和被迫从皮利什红堡返回的车队乱成一团，这景象在红军信号弹的火光照耀下显得甚为诡异。[47]
12月25日清早，西进的红军坦克楔子抵达陶陶巴尼奥、陶尔扬、索莫尔、达格和乔尔诺克。其他部队在布达佩斯和埃斯泰尔戈姆两座城市之间铁路线的中点越过铁轨。这些部队大多继续向多罗格进攻，右翼则转向东方的皮利什区的村庄和多瑙河河弯地区。[48]早上7时，红军右翼占领皮利什乔包，只遇到微弱抵抗，随后穿过森林高地，进军皮利什红堡。红军坦克在晚上抵达了皮利什森蒂万，几小时后切断了从波马兹经皮利什圣凯赖斯特到埃斯泰尔戈姆的石子路；若干侦察排在夜里渗透了皮利什红堡。在多罗格的东南边缘，坦克第170旅被一门德军高射炮和几辆匈军突击炮阻滞到晚上，损失了4辆T-34。[49]红军在白天占领了多罗格以西的几个村庄，到晚上7时半，多罗格也落入红军手中。火车站有几百节满载货物的车皮被困。
12月26日凌晨1时，红军抵达埃斯泰尔戈姆-塔博尔，并于早上开始攻击埃斯泰尔戈姆。驻在该城的匈军第23后备师的军官们决定投降，但师长下不了决心。最后，直到附近已经发生战斗时，师长才做出决定，否决了他几分钟前才批准的投降计划，因为投降会违背他作为军官的誓言和对德国战友的忠诚。[50]该师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作战部队，在最后一刻撤过了多瑙河。[51]早上7时半，德军也撤退了，并炸毁了玛丽亚·瓦莱丽大桥。几小时后，埃斯泰尔戈姆全城落入红军手中。埃斯泰尔戈姆陷落后，对布达佩斯的外层包围圈就封闭了。
红军在布达的进攻，1944年12月22日至26日
12月27日早上，红军坦克第170旅继续西进，在许特特车站俘虏了几个车皮的待修德军坦克和装甲车。[52]德军的帕佩师级集群于12月24日到26日抵达该地区，艰难地封锁了维尔泰什山区的通道并占领了陶陶-陶陶巴尼奥地区。该集群包括3个装甲师的残部、3个在12月24日至25日从布达佩斯往西调动的营、一些原本被分配给党卫军第8骑兵师和第13装甲师但没有送达的坦克，以及一些快速机动分队。该集群缺少步兵，无力发动反击，就连守住已经占领的地区也越来越困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2月28日援军到达并在东面通往科马罗姆的道路上阻挡住了红军。
红军指挥部料到德军会试图为布达佩斯解围，因此决定集中力量加强包围圈外层的防御，而不是继续前进。战线由此稳定下来，红军只在莫尔和巴拉顿湖之间继续进攻。
内层包围圈
12月24日，主要是从布达凯希出发的红军机械化部队已经抵达布达西部。圣诞节的前一天是星期日，远方炮声隆隆，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大多数居民没有意识到，仅仅在几分钟之内，他们的生活已经翻了个底朝天。有些平民看到穿着棉袄的苏联人端着配有陌生的圆形弹鼓的冲锋枪冲过花园篱笆，有些人看到苏联坦克轰鸣着开过马路，不禁目瞪口呆。很多人打电话给亲戚朋友讲述这些情景，他们的声音带着慌乱、恐惧的颤抖，有些人则感到高兴。下午晚些时候和晚间，市中心的人们传播着布达佩斯可能已经被包围的消息。自由派政治家切奇·伊姆雷在位于布达城堡区的家中写道：“大炮一直响到半夜也没有停。有时我们还听得到嗒嗒的机枪声。这是最美妙的圣诞音乐。我们真的要得到解放了吗？……上帝保佑我们，结束这些匪徒的统治。但愿炮火再猛烈一些，城市明早就陷落。”[53]其他人更谨慎：“我们非常害怕苏联人，所以拆掉了圣诞树。”[54]
12月25日黎明，红军从西普尤哈斯内山脊向北穿过森林，向许沃什沃尔吉山谷推进，包围了箭十字党民兵中央战斗群的一个排。这个排由普罗瑙伊·帕尔率领，此前驻扎在希代格库蒂路和大科瓦奇路交叉口的一座别墅里，负责警卫。箭十字党民兵先是在花园，然后又在别墅里一直坚持战斗到26日早上，大约50人全部丧命。[55]
在更南面，红军炮兵从比奥赶了上来，继续向特勒克巴林特进攻。在毛尔通瓦沙瓦和多瑙河之间作战的红军单位得到从切佩尔岛渡河过来的部队的增援，向北推进，占领了布达特特尼和布达弗克郊区，并开始威胁凯伦福尔德郊区。根据红军的报告，匈军第206高炮营违抗了撤退的命令，携带全部16门炮向埃尔德以北的红军投降。[56]
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错误地判断他面对的敌军兵力不多，高估了自己胜利的可能性，于是试图从特勒克巴林特发动反击来阻挡红军。但正从南面撤退的第271国民掷弹兵师残部和高兰陶伊警察营没有什么战斗力。考毛劳森林一处高炮阵地的指挥官霍瓦特·德奈什中尉正准备炸毁他属下（已经用混凝土固定起来）的火炮，这时接到命令，为计划中的反击提供炮火支援：
按照计划，德军步兵应当于21时抵达我们的阵地，提供步兵保护。我从德军驻地回来之后就把一个炮兵连的六门炮准备就绪。排长格哈德中士……报告说公路上有一群人，大概150到200人，毫无组织地在向我们的炮兵阵地进发。我命令格哈德不要开枪，因为我以为这是来提供步兵保护以准备夜里反击的德军。这群人离炮兵阵地只有100米时我们才在照明弹的火光下看清，他们是红军。我们随即遭到极为猛烈的步兵和迫击炮火力的攻击，我们立刻用手头的步兵武器还击。此时，德军一个排从特勒克巴林特抵达，但他们疲惫不堪，只能为一些炮兵的撤退提供掩护。红军穿透了射击阵地，俘虏了部分炮兵。[57]
当天早上，红军坦克第18军继续北进，同时近卫机械化第2军的约80辆装甲车进至布达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占领了村庄佩斯希代格库特和大科瓦奇。下午早些时候，红旗升到了亚诺什山瞭望塔的顶端，塔底的餐馆着了火。到晚上，布达弗克的很大一部分以及临近的郊区阿尔伯特福尔沃的火车站已经落入红军手中。红军步兵侵入亚诺什医院所在地区，并从小礼拜堂向欧洛斯大道和瓦洛什马约尔农庄开火。当天及次日，只有向布达凯希路进攻的这一路红军装甲部队没有继续前进，满足于占领布达凯希路和希代格库蒂路。
党卫军第8骑兵师和匈军3个营被紧急部署到这一地区，支援大学突击营。这些部队对布达的防御效力非常有限。利用这些单位，再加上7辆突击炮和城市指挥部的一个排，韦赖什瓦里·拉斯洛中校在被红军占领的祖格里盖特附近发动了一次反击，成功地建立了一条单薄的防线。翁瑙伊营封锁了瓦洛什马约尔农庄，并将红军从亚诺什医院驱逐出去。第1突击炮分队控制了通往许沃什沃尔吉的道路。红军前锋步兵已经在12月24日占领了施瓦布山上的女修院。塞凯尤德沃尔海伊宪兵营的单位抵达施瓦布山时吃惊地发现红军在那里等待他们。在随后的交火中，匈牙利宪兵损失惨重，不得不全面撤退。[58]晚上，德军“欧罗巴”快速机动营的先头部队抵达玫瑰山，从大学生手中接管了宾博路和欧洛斯大道之间的防线。当地居民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前线。当地居民绍什瓦里·安德烈回忆道：
12月25日早上，三四个宪兵沿着比勒克街跑来，大呼：“苏联人来了，快逃命吧！”一小时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疲惫不堪、穿着机修工衣服的男人走来向我们讨要食物，因为他之前被困在了马尔通山路。他告诉我们，他的伙伴也藏在附近。他们可能是从铁路终点站的“图兰”坦克那里逃来的。
午饭后，我们听到比勒克街传来疾驰声。我向外望去，一大群德国兵停在我们房子前面。一名军官走上前来问道：“苏联人在哪里？”他要了点水喝，说道：“布达佩斯被包围了。”然后他们跑步向施瓦布山进发。他们跑到71号时，突然枪声大作。[59]
但这些目前为止没有受到伤害的布达居民显然拒绝接受现实。“一群大学生向路边沙堆开枪以测试武器，一位居民就向埃利舍·久洛［大学生营的指挥官］抱怨他们扰民。平民听说红军就在几百米之外时都大吃一惊。”[60]直到12月25日，大学生的巡逻队几乎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守住了从亚诺什医院沿利普特迈佐区一直到普斯陶塞尔路的战线。第21炮兵营迫击炮连的连长塔尔瑙伊·陶西洛仅仅是靠偶然才发现红军步兵已经开始进攻的，于是命令发出一轮齐射，挫败了红军重新夺取亚诺什医院的企图。
到12月25日电车已经不运营了。有几条电车线路在清早想要运行，立刻就被炮击阻止了。唯一还在运营的公共交通工具是布达佩斯和圣安德烈之间的郊区铁路；且至少在这天上午，多瑙河部分河段定期来往的小船还在行进。尽管城市不断遭到炮击，水电、煤气和电话服务依旧正常。沿着于勒路的外围，从佩斯圣伊姆雷郊区的阿提拉防线防御圈撤退的平民正向市中心逃跑。
尽管此时设在布达城堡的德军指挥部距离前线已经不到3公里，但在上述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才把援军派往布达。较大规模的德军巡逻队每隔四五个小时在前线巡逻。红军大部分是步兵，从前线撤了下去。双方都认为对方比自己强大，所以都不敢贸然进攻。
12月24日晚上，盖世太保和各师的集结、维修与补给单位撤离布达佩斯，前往埃斯泰尔戈姆。箭十字党党员和其家属以及箭十字党的青年组织，一共几千人，也撤到了那里。[61]根据动员部长科沃尔奇·埃米尔的命令，本来准备补充给第10步兵师的箭十字党民兵（1500到2000人）也被疏散了，但驻在布达的第8步兵团遵照师部的命令又把这些人拦了回来。[62]12月25日晚上，两辆借给匈军作侦察之用的德军豹式坦克抵达皮利什圣凯赖斯特，一路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次日又抵达埃斯泰尔戈姆以西、多瑙河上的科马罗姆的匈军战线。天黑后，当地最后一列火车满载难民，在灯火管制的条件下驶往圣安德烈。[63]
12月26日早上，红军夺取皮利什红堡，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并占领了乔班考、于勒姆、波马兹和布达考拉斯等村庄。[64]大多数难民列车只开到了波马兹。通往埃斯泰尔戈姆的道路要么已经被红军切断，要么被德军和匈军车辆堵塞，只有很少人躲过红军坦克逃走了。
最后一批逃跑的箭十字党党员逃到了多博戈科村。在一家游客旅馆躲避之后，他们分散开来：有些人奇迹般地在12月28日抵达德军在科马罗姆的战线，其他人渗透回首都，丢弃了他们的制服。[65]一个从圣安德烈岛撤退的匈牙利营试图突围到埃斯泰尔戈姆，但在圣安德烈地方政府的请求下决定投降。大约中午12时30分，第一批哥萨克侦察队出现在圣安德烈本堂神父宅邸。[66]12月27日，红军装甲部队抵达多瑙河。对布达佩斯的合围完成了。
一支德军部队及其附属的4个匈牙利工兵营在12月25日至26日开始撤离圣安德烈岛。红军近卫步兵第25师在瓦茨渡过了多瑙河支流，25日对该岛进行了初步侦察。次日一支更大规模的红军来到这里。在一次小规模战斗中，近卫军中士库扎拜·扎日科夫率领的一个单位俘虏了防守多瑙河河岸的德军一个连的大部，为此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在托特福卢，“本堂神父和公证人迎接了红军，红军没有伤害任何人，只是命令所有磨坊为他们磨面，并派遣匈牙利民兵戴上白袖章巡逻”。[67]陶希附近的桥梁已经被德军布了雷，但当地居民博罗什·伊莎贝拉剪断引信，挽救了桥梁。[68]被困在多瑙河河弯的德军和匈军被缴械，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2月30日。根据苏联资料，12月24日到30日，红军共俘敌5390人。[69]最后，圣安德烈岛一端的基绍罗西于1945年1月3日被占领。
围城者与被围者德军和匈军
布达佩斯守军究竟有多少兵力，直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当时的红军新闻公报提到了约7万名俘虏。[70]马利诺夫斯基报告说有18.8万守军、13.8万俘虏。南方集团军群在12月31日记录，有约5万匈军和4.5万德军被围。[71]匈军第1军军部多次试图计算它的各单位人数，但在围城的混乱中没有得到很多结果。就连该军参谋长霍瓦特·山多尔对此也感到困惑：“在七周的围城战中，我没能获得任何关于作战序列之内或之外单位的作战兵力、武器或弹药情况的准确信息。”该军的军需官、参谋上尉内梅特·德热在多次努力之后只能确定，总兵力在4万左右。[72]统计数字存在这么大差距并不仅仅是由于文献资料丢失。有人认为，匈军第1军原本是个纯粹的行政单位，自身没有任何部队，所以布达佩斯的守军仅仅是由于红军进攻才被围进来的。这种说法的理由也不充分。不过，第1军的序列中确实只有布达佩斯近卫营这一个作战单位。因为兵力严重不足，该军甚至还征召了一批逃到首都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学女学生作为侦察人员。
被包围在布达佩斯的很多匈军部队一直试图逃避战斗。上级检查他们的兵力和武器数量时，他们隐瞒实情。从匈军第1步兵军军部领取给养时他们夸大人数，和德军联络时又故意减少人数。1945年1月14日，匈军第10步兵师和第12后备师上报给军部的作战兵力总人数是300人，[73]尽管仅第10步兵师就至少有3500人被围。[74]一般来讲，总兵力指的是所有穿军服的人，而作战兵力只包括所有可以部署到前线的步兵单位，不包括炮兵、辎重人员、通信兵、工兵和参谋人员。作战兵力一般是总兵力的50%到60%。这样看来，第1军军部似乎没有意识到，它的作战兵力连总兵力的10%都不到。
一般来讲，作战单位的损失肯定比其他单位大。如果得不到持续补充，就只能从师里的后勤单位抽调人员。德军经常从后勤单位搜罗人员补充给作战单位，但匈军很少这么做。第10步兵师勉强拼凑了200到300人的作战单位，其他那么多人并没有参加战斗。这也不奇怪，因为此时匈军指挥层认为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了。
1944年圣诞节，防守布达佩斯的匈军总兵力是55100人，比齐装满员情况下的2个师（60000人）少一点；作战兵力是15050人，相当于齐装满员情况下的1个师（15000人）。15050名匈军战斗人员相当于布达佩斯全部守军的30%，但匈军炮兵装备占全部守军装备的比例大得多，60%的火炮属于匈军。然而，并非所有火炮都参加了作战：例如第2炮兵营第4连在12月30日之后未发一弹，尽管它还拥有4门炮、足够的炮弹和一些炮兵观察员。[75]另外，匈军人员和装备的损失速度比德军快。
布达佩斯包围圈内匈军的总兵力有大约50%未受过步兵训练，16%是在围城战期间才招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匈军的全部总兵力38100人（见表8）当中，作战兵力仅占约40%，即15000人，而这15000人中有30%是围城期间招募的。没参加任何战斗的单位包括KISKA辅助安全部队、很多警察及军事院校学员，共计约17000人。这些人如果装备了重武器并接受相应训练的话，是完全可以部署作战的。即便如此，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还是可能会一逮着机会就逃避作战。战争进入第二年后，广大匈牙利士兵就已经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打仗了。1944年10月15日霍尔蒂的停火企图失败之后，匈军的战斗力进一步下降。除了某些单位之外，大多数匈军要么投降，要么只有在德军支援或强迫下才坚持作战。
在最初的非战斗人员的组织中，国民卫队是KISKA的前身，于1944年9月25日建立，成员主要是不适合前线服役的男性，要么是志愿者，要么是征召来的，负责安保和警戒。他们领取军方发放的食物和薪酬，穿制服或平民服装加上袖章，使用从平民手中征用的武器，接受准军事组织的领导，或其所在区域工厂、企业领导人的管理。12月3日，萨拉希政府解散了国民卫队，因为它里面混入了逃兵、被迫害者、反政府的抵抗分子及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政府新建了KISKA来取代国民卫队。KISKA成为匈牙利正规军的一部分，包括7000名非战斗人员。一般来讲，城市每个区都有一个KISKA营，但大学和其他机构有自己的单位。然而，后来KISKA也被证明很不可靠，因此于1945年1月6日被解散。
同样，警察战斗群也是由非战斗人员组成的。尽管在城市被合围时警察战斗群的总兵力有7000人，纸面上的作战兵力有1630人，但因为训练和装备严重不足，他们的战斗力可以忽略不计。他们的第一次单独行动在几个小时内就以重大损失告终：伤亡达到一半。[76]
有一个例外是突击炮兵。尽管这支队伍的装备主要是轻武器，但由于他们斗志高昂，战斗力还不错。1945年1月，仍然有志愿者加入突击炮兵，因为它提供的给养较好，而且它的成员能够得到更人性化的待遇以及身份证明以防遭到警察盘查。[77]突击炮兵主要由年轻的准军事组织成员、军校学员、中学生和掉队士兵组成。1944年11月，豪纳克·山多尔上尉招募了一个连的与其他部队失去联系的装甲掷弹兵。12月初，第3突击炮营第1连的连长拉茨·蒂博尔中尉带领他的单位从佩斯逃出，参加了第10突击炮营在鲍劳奇考的进攻，因为拉茨觉得自己的突击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78]
另一方面，正规军的各师却包含了很多毫无斗志的匈牙利士兵。一个典型例子是第1装甲师，该师在12月初的总兵力为14000人，[79]却向德军报告说只有2038名步兵。[80]到12月底，该师已有80人当了逃兵，上级却没有追查。[81]第10步兵师第6步兵团（第1营和第2营）的参谋人员和差不多600名预备役人员从12月24日到围城战结束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战斗，[82]而第10侦察营则一直是“黑户口”，德国人一直都不知道这个营的存在。[83]大多数单位在人员和武器统计上有两本账。[84]早在11月，第12后备师就有3名上校和5名中校被撤职或受到军法审判，到12月底各营已经只剩30到40人。[85]
奇怪的是，德匈双方的指挥官都没有试图改变这种情况，对送上来的报告照单全收，尽管他们肯定知道这些报告是胡编乱造的。师部副官比罗·约瑟夫中尉在回忆录中写道：“德国人对我们三个营的象征性行动表示满意。第18团第1营营长未经允许擅自撤退，箭十字党的人向德国人告发了他，不料德国人还为他辩护。”[86]很多高级指挥官仅仅在执行日常的行政职责，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减小损失，或者讲得更直白些：他们只想在战争中活下去。
德国人总是寻找一切机会把失败怪罪到匈牙利人身上。他们的报告显示，防守布达佩斯的全部职责完全落在了德国人的肩上。德国人反复提到匈军的逃兵现象，却忘记了德军也有逃兵，虽然数量不多。相反，好几个匈军军官在回忆录中声称，逃兵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德国人的傲慢、匈牙利人的从属地位，以及匈军根本没有任何指挥权。到12月底，匈军很多单位已经被分割成连或更小的单位，置于德军指挥之下，不过也有很多单位的残部（主要是军官），甚至平民，自愿加入了德军部队。[87]
苏联方面关于匈牙利逃兵的报告也刻意给人制造了错误印象。由于政治原因，战俘往往被描述成自愿投诚。苏联方面关于敌军作战兵力的报告同样不可靠。根据苏联档案，佩斯守军死亡35840人，损失291辆坦克和突击炮、1419门火炮和222辆装甲卡车。[88]事实上，守军在整个包围圈内都没有这么多装备，而且如果再把红军仅在佩斯就俘敌25000人的情况考虑在内，这些数字就更站不住脚了。
圣诞节期间布达佩斯城内的德军和匈军的火炮（总共将近500门）和坦克/突击炮（约220辆）装备情况相对较好。总的来讲，德军的训练、装备和士气比匈军好。尽管如此，德军也是困难重重，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步兵。德军约42000人的总兵力主要是骑兵、炮兵和装甲单位（见表9）。“统帅堂”装甲师的4个装甲掷弹兵营中有1个不在布达佩斯，另外3个营的作战兵力加起来仅500人多一点。第13装甲师也有1个装甲掷弹兵营不在包围圈内。
德军单位的战斗力可谓良莠不齐。来自帝国本土、拥有悠久传统的部队战斗力最强。第13装甲师就是这样，该师有超过20人获颁骑士十字勋章，3人获颁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其他战斗力较强的单位有党卫军第8骑兵师和“统帅堂”装甲师。“统帅堂”装甲师最初由冲锋队人员组成，不过到1944年该师已经几乎被全歼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斯大林格勒），补充了大量新兵。其他大约1万人由于训练和装备不足，战斗力很差。战斗力最差的单位是党卫军第22骑兵师，该师由德裔组成，大多数人根本不会说德语，最容易成为逃兵。
党卫军部队几乎包括了欧洲所有民族的人，除了德意志人之外还有被强征入伍的法国阿尔萨斯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以及来自芬兰、佛兰芒、瑞典和西班牙的志愿者。党卫军各师的辎重单位中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和其他民族的辅助人员。有一个炮兵分队由波兰人组成，好几个人被埋葬时还穿着波兰军服，但戴着德国徽章。[89]党卫军第22骑兵师到11月初已经斗志全无，而在匈牙利招募的党卫军第1、第6、第8警察团也极不可靠。在绍尔特桥头堡的党卫军第8警察团后方，德军设置了机枪火力点，奉命向任何看起来像逃兵的人开枪。在围城的最后几天，这些部队中有的单位甚至发生了哗变。[90]士气低落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党卫军士兵大部分是在匈牙利招募的，对德国毫无感情。1944年春，匈牙利政府允许党卫军在匈牙利的德裔公民中征兵，尽管这些人大多希望在匈牙利军队中服役。少数把纳粹德国当作祖国的匈牙利德裔早在1941年到1942年就志愿加入了党卫军。到1944年，党卫军不得不在匈牙利的德裔村庄仔细搜罗，寻找可以征召的对象。
东线战场的意识形态战给很多德国士兵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他们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也是因为他们害怕遭到苏联人的残酷报复。德国和苏联都把对方的军人描述成虐待狂和罪犯，因此认定必须消灭对方。1943年之后，纳粹试图减弱这种宣传的力度，但苏联的宣传仍把纳粹政治制度和德国人民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什么即使那些士气不高的德军单位仍然战斗到底，而不是投降。很多党卫军士兵和俄罗斯或乌克兰辅助人员宁可自杀，也不愿被俘。很多人把最后一个冲锋枪弹匣收起来，专门用来自杀。[91]
部队的补给也成了严重问题。布达佩斯仅仅在纸面上是个要塞，根本就没有可供几个月消耗的粮食储备。很多现有的库存，包括食品和军需品，储存在布达外围地区，于1944年12月24日至26日落入敌手。圣诞节后，匈军第1步兵军的军需官内梅特·德热又进行蓄意破坏，把匈军的库存搬迁到很快就会落入红军手中的地方。包围圈封闭时，守军拥有450吨弹药、120立方米燃油，以及30万个单位的口粮，仅够维持约五天。[92]
德军和匈军指挥部根本没有办法考虑为平民提供口粮。被围部队的弹药和食物最低需求量是每天80吨。由于机场运输能力有限，20吨补给将由降落伞投入，其他的由Ju-52运输机和滑翔机运入。紧急降落地点和伞降地点是：赛马场、北切佩尔机场、今天的人民体育馆所在地、佩斯的基什拉科什训练场，以及布达的陶班公园和血之原野。首都较大的机场已经被红军占领：布达厄尔什于12月25日被占领，费里海吉于27日失陷，马加什福尔德于30日落入敌手。
1944年12月29日，第一批补给飞机抵达。它们是由德国空军第4航空队的布达佩斯补给集群驾驶的，该集群在当天成立，指挥官是格哈德·康拉德中将。该集群拥有大约200架各型飞机，平均每天执行61次任务，其中49次能够成功。在1945年1月初赛马场失陷以前，有时甚至能够达到每天93架次。滑翔机的损失最严重。该集群共有73架DFS-230滑翔机，其中32架没到达布达佩斯就损失掉了，其他滑翔机不是在迫降过程中解体，就是降落到了错误地点。滑翔机的驾驶员是国家社会主义飞行军团（NSFK）[93]的成员，年龄不过十六到十八岁，大多数人是出于年轻人的鲁莽和勇气才自愿执行这项可怕的任务的。[94]
德国空军平均每天仅能向布达佩斯包围圈输送47吨补给。尽管运入的补给中有86%是弹药，但德军重炮兵还是在围城的第一周就失去了战斗力。由于没有饲料，守军的马匹（将近2.5万匹）被宰杀当作食物。1月，德国人在布达城堡南端还小心地藏了十几头猪，当作指挥官及其随从的食物。匈军第12后备师一名连级军士长回忆道：“我这一生中干的最危险也最成功的事情是，有天夜里，我和几个弟兄从德国人那里偷了一头猪，好让饥肠辘辘的弟兄们吃得好一点。”[95]到1月底，中央所有的库存都枯竭了，剩下的食物只有胡萝卜（原本用作动物饲料）和马肉。但这些东西也不充裕，到围城的最后几周大多数士兵在挨饿。
德国空军运入包围圈的补给总量为1975吨，其中417吨是匈牙利飞行员运入的。携带弹药箱的降落伞是红色的，带食物的是白色的。在围城的最后一周，德国空军在夜色掩护下空投了几千个补给箱，但只有极少数到了守军手中。有些补给箱被气流吹到了红军控制的地带，而且只有等到天亮才能去寻找补给箱，到那时平民早已把食物偷走了，但这些平民如果被德军抓住，就会被处死。守军即便找到了完好无损的补给箱，也不能立即分发给部队，因为燃料极其缺乏，运输困难，而且炮击不断。有时补给箱里的东西令人震惊：例如铁十字勋章，或用来标记未爆炸炮弹的黄色小旗。上级空投了三次骑士十字勋章给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他才得到这项荣誉。
苏联红军和罗军
苏联红军和罗军部队的质量同样良莠不齐。有些部队的素质的确是一流的，但有些部队的士气和斗志比最糟糕的匈军单位也好不了多少。只有攻击主线的部队才能从最高统帅部那里得到增援，其他单位根本不能指望。坦克、骑兵和近卫机械化部队能够得到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补充兵，其他部队得到的补充兵则包括不加区分地胡乱征召来的小孩和老人。刚刚被解放的苏联领土上的男人立刻被强征入伍。根据德方情报，面对南方集团军群的红军15个加强师的40%到70%的兵员来自刚刚被红军收复的地区。[96]从罗马尼亚的德国战俘营里解放出来的红军战俘几乎得不到休整，立刻又被部署到前线。所以1944年11月至12月匈军第1装甲师俘获的960名战俘中，只有160人是第一次被俘，400人是二进宫，而剩下400人已经是第三次被俘。[97]红军指挥部把大量红军部队和坦克用于加强罗马尼亚第7步兵军，因为苏联人对罗马尼亚人的装备和斗志没信心。大多数鞑靼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高加索人同样对作战没有热情，摩尔多瓦人和乌克兰人的士气尤其低落。在攻击行动前，有些单位会把所谓的“懦夫”拖出来枪毙示众。即使犯的是最轻微的错误都会受到十年苦役的惩罚，或者在惩戒连待上三个月，而在那里生存的希望特别渺茫。红军指挥官在发动攻击前为了提高士气，往往会给部队大量发放烈酒，并布置武装封锁线以阻止士兵后退。进攻失败之后，他们有时会命令用重武器向逃跑的己方步兵开火。
为了逃避这种严酷的待遇，许多红军和罗军士兵开小差或者投敌，不过另一边的匈军也会这么做，而且人数更多。[98]苏联和罗马尼亚投诚者向德国审讯官给出的投诚理由往往是“想要活下去”。[99]比罗·约瑟夫中尉回忆道：“在我们的一次成功反击中，70个苏联人投到了我们这边。他们说，他们如果不坚守阵地而是后退的话就会被打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更害怕后退而不是前进。”[100]
从1944年11月初到1945年1月底，红军和罗军作战部队不断得到重组，从而在佩斯和布达继续进攻（见表10）。1945年1月1日，2个乌克兰方面军共有17.7万苏联士兵可供攻城之用。在佩斯一面有6.7万步兵，布达一面有7万步兵。两条战线的炮兵、空军和水兵共有4万人。理论上，红军的师比德军和匈军的师小得多。德军在1944年新建的师每师有12500人，匈军每师有2万人，红军每师只有9389人。但这些数字很有欺骗性，因为红军的绝大多数补给单位是直接附属于集团军或方面军的，而不是师的一部分。另外，匈军一个师的人数这么多是因为匈军缺少重武器，不得不增加步兵数量来尽量弥补火力的不足。红军一个步兵师的补给单位只有150人，医疗单位只有109人；而德军一个师的补给和医疗单位分别有1113人和628人。一个德国师的作战兵力是7706人，而一个苏联师的作战兵力是7509人。[101]
到1944年11月底，马利诺夫斯基的各师已经严重缺编。尽管各师平均得到了800人的补充，但仍然只有约4500人。在布达佩斯攻势开始时，红军各师就只有这么多人。这意味着红军在三周内损失了20%兵力。从1944年12月24日到1945年2月11日，红军和罗军的总兵力从17.7万人下降到7.5万人，作战兵力从10万人下降到3.6万人；同一时期，德军和匈军的总兵力从7.9万人下降到3.2万人，作战兵力从3.5万人下降到1.1万人（见表11）。
值得注意的是，红军往往能够修复损坏的装备，德军却做不到。红军有210个轻型或重型炮兵连、10个自行火炮连、718门中型或重型迫击炮和48门“喀秋莎”火箭炮，不仅对守军形成了压倒性的数量优势，而且始终保持着战斗力；而德军和匈军只有45个轻型炮兵连和15个重炮连，且在围城最初几天就损失了30%的火炮。另外，红军弹药充足，伤员也能得到较好的医治。红军的大部分补给可以从占领的地区获得。除了面粉、糖、烟草和作战物资外，所有物资都是在本地征用的。[102]有时红军在征用物资时会付钱，但这只有象征性意义，因为军方印的纸币是没有担保的，1946年匈牙利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一，部分原因也就在此。
综上所述，红军对德军和匈军形成了压倒性的兵力优势，但数量优势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任何城市攻防战中，防守方都拥有巨大的主场优势，可以快速重组部队，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红军兵力差不多只是德军和匈军的两倍，但这足够了，因为德军和匈军不仅严重缺少弹药，无法使用重武器，还经常逃避战斗。在正常情况下，攻方需要三倍于守方的兵力才能获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布达佩斯攻防战的早期阶段，或者柏林、布雷斯劳、波森的围城战中，攻方兵力都达到了守方的十倍。
德军和匈军指挥部
12月25日，红军炮兵开始轰击驻在鹰山锡安圣母修道院的匈军军部。欣迪和他的参谋部转移到了布达城堡区的山多尔宫，军部的大多数部门则驻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德军的军部驻在韦尔伯齐街，离欣迪不远。1月初，两个军部都转移到城堡山下方隧道的防空洞里。[103]这个两层的防空洞有自己的通风系统和发电机，在整个围城期间一直正常运作。德军指挥部占据了底层，匈军在上层。即使在这里，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也维持了他那一套官僚作风，设置了接待室、秘书和固定的办公时间。[104]
如前文所述，两个指挥部之间很少合作。德军指挥部发布命令时丝毫不考虑匈军的意见；德军部队对市民为所欲为，随便征用物资，没有充分理由就炸毁建筑物。在两个指挥部都被迫迁往隧道之前，德军只有两名上尉负责同匈军联络。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和他的参谋长乌斯道·林德瑙中校都认为没有必要与匈军指挥部当面接触。两个指挥部在向外界发布报告时也不会征询对方意见，反而互相横加指责。
德军指挥层的内部也不融洽。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从未离开过防空洞，对他的军官们很不信任，不断检查他们。第13装甲师师长格哈德·施米德胡贝少将授权一位军官携带该师作战日志和其他文件于12月30日飞出包围圈（之所以选择此人，是因为他的身份特殊）。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因此指责施米德胡贝“鲁莽地削弱了本师的作战兵力”。[105]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不断地抱怨第13装甲师的总兵力与作战兵力之间的差距，该师不得不做了一次统计，在报告中列出了它下属所有单位的情况，但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又拒绝接受这次调查的结果。在突围之后的一次调查中，党卫军第8骑兵师首席参谋米茨拉夫少校记录了自己的印象：
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不是个好领导。不管怎么说，总司令待在隧道里六个星期不出来，这可够新鲜的。他的军官也是这样。他们只是在获颁骑士十字勋章后才礼节性地视察一下部队。大家对参谋长林德瑙少校［后来升为中校］的批评尤为激烈。据说他缺少必要的严肃性。他们总是那么镇静和自信，完全不了解真实情况。[106]
4.卡尔·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党卫军第9山地军军长
各部队指挥官的背景和性格各不相同。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生于1888年，是一个医生的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中尉军衔服役，后来加入了新建立的保安警察。1928年至1930年，他在智利担任宪兵教官。1939年到1940年，他担任党卫军“警察”师师长，后来担任帝国保安总局（领导人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下属的殖民警察部门的长官。当时帝国保安总局正在考虑建立一支非洲殖民地警察部队。1943年8月27日到1944年6月11日，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担任党卫军第6“拉脱维亚”军的军长，一直在相对平静的北方集团军群前线。1944年9月，他来到布达佩斯，帮助阻止霍尔蒂与盟国单独媾和，并主持组建新的武装党卫军部队。若不是红军两周后兵临城下的话，霍尔蒂的失败和随后发生的亲德政变也不会让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成为一位重要人物。
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不是纳粹党员，也从没有行过“希特勒万岁”的礼节。他是经验丰富的警官，德军高层任命他为布达佩斯军级集群的指挥官，是希望他能够阻止骚乱和叛逃。他是个迂腐的官僚，坚持严格遵守所有规章制度。例如，1940年，他判处一名士兵10天监禁，因为这名士兵从一所空房子里拿走了一磅咖啡。他的部下对他的评价都很差。赫尔穆特·沃尔夫中校愤恨地回忆道：“我们的全部有益建议换来的都是他那充满污言秽语的傲慢回答。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总是在报告里撒谎。例如，布达佩斯东站的失陷比他报告的要晚两天。他的所有报告都夸大其词，就连他的副官也直摇头，宣称自己绝不敢上报这些东西。”[107]巴尔克上将说，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是“文官”，或者顶多算得上是“政治”将军，他和他的参谋长两个人都“无力控制局面”，但“没法被替换”，因为包围圈内实在没有合适人选。[108]尽管巴尔克对所有的党卫军将领都有偏见，但他的批评不是毫无根据的。1955年，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被苏联释放，是最后一批被释放的德国战俘之一。1971年，他在西德遇车祸丧生。
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的参谋长乌斯道·林德瑙时年三十岁，是德军最年轻的参谋军官之一，资质极佳。他于1944年12月19日从维也纳来到布达佩斯。尽管他不属于党卫军，但他被提升为党卫军第9山地军的参谋长在当时并不奇怪。党卫军没有自己的参谋学院，它的高级军官往往来自国防军。
5.乌斯道·林德瑙中校（图中穿的是上尉制服），党卫军第9山地军参谋长
党卫军第8骑兵师的师长是党卫队旅队长（少将）约阿希姆·鲁莫尔。他于1910年出生在汉堡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他加入纳粹党，不久之后加入党卫军。从二战爆发以来，他在很多不同部队中吸取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突围中他受了伤，后来自杀。
党卫军第22骑兵师的师长是党卫队旅队长（少将）奥古斯特·齐恩德，他于1903年在符腾堡出生。他在1918年十五岁时参军，作为中士一直服役到1933年。带着荣誉退役之后，他加入纳粹党，1935年成为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上尉）。二战期间，他担任营长和团长的职务，一直到1944年11月。他在突围失败后也自杀身死。
第13装甲师师长格哈德·施米德胡贝少将于1894年在普鲁士出生。1914年，他成为预备军官。他于1920年离开军队，但于1934年再次加入陆军。他在法国和苏联前线担任过营长和团长，多次受勋。在布达佩斯围城期间，他因为曾在格德勒偷过一条波斯地毯而良心不安，于是给了拜纽夫斯基上尉100辨戈用来周济一个穷人。[109]他参加了第一波突围，在干草广场丧生。
6.格哈德·施米德胡贝少将，第13装甲师师长
第13装甲师第66装甲掷弹兵团的团长威廉·舍宁少校（后来升为中校）于1908年出生在东普鲁士的贡宾嫩。围城期间他还负责指挥该师的另一个团，所以他临时代行了师长的职责。而施米德胡贝负责指挥佩斯一面的所有战斗群，包括舍宁的单位。舍宁多次负伤，从布达突围后成功逃到德军战线。他对围城的经历念念不忘，直到1987年他在波鸿去世。
7.威廉·舍宁中校，第13装甲师第66装甲掷弹兵团团长
“统帅堂”装甲师师长京特·冯·帕佩少将于1907年出生在杜塞尔多夫。二战期间，作为正规军军官，他先后指挥过多个连、营和团。由于表现优异，他获颁橡叶骑士十字勋章。1944年12月23日，帕佩被调走，奉命去组建“统帅堂”装甲军，“统帅堂”师的指挥权被交给该师装甲掷弹兵团的团长赫尔穆特·沃尔夫中校。沃尔夫在突围中逃脱，后来成为西德联邦国防军的将军，1989年在德国去世。
第271国民掷弹兵师代理师长赫伯特·屈恩迪格从最低的军衔一直升到中校，成为参谋军官，同样获颁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这个师只有一部分被包围在布达佩斯，后来在原师长马丁·比贝尔少将指挥下在包围圈外重建。
8.党卫军三级小队副（下士）阿道夫·约翰，十九岁时
9.阿道夫·约翰，五十五年后
匈军和德军的指挥结构有一些显著不同。最突出的一点是，匈军军官在四十岁时顶多能升到中校军衔，例如比尔尼策·艾尔诺成为将军时已经五十岁了。而德军有的中校仅三十岁，有的将军仅四十岁。这就是为什么德军军官比匈军军官更富有激情与活力。
欣迪·伊万大将于1890年出生在布达佩斯。1909年，他成为士官学员。一战期间他晋升为中尉，获颁三级铁冕勋章。这对他这个级别的军官来说是极高的荣誉。战后他成为反谍报军官。1924年匈军对所有军官进行的年度评估当中，他得到的评价是：
坚定、成熟、坦率。他性格活泼乐观，智力超群，颇具军事才华，头脑敏捷灵活，极为尽职尽责和勤奋。……在战斗中他是勇敢、冷静、谨慎的指挥官，他凭借个人勇气成了所有下属的表率。……作为上级，他非常严格，有节操且公正。他非常关心下属，对他们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作为下级，他服从上级，严守纪律。[110]
尽管记录优良，但他还是未能在军中获得更高的职位，也许是因为他在参谋军官考核中成绩不是很高。1928年，他辞去反谍报部门的工作，随后四年在卢多维卡军事学院担任德语教师。1932年，他获得法学学位，被任命为匈军最高统帅部的顾问，负责纪律和荣誉方面的问题，后来成为该部门的主管。1936年，他被认为是“绝佳”的参谋军官，1940年又被评价为“思想成熟，理解能力优秀，富有责任心和主动性，能够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111]1942年他晋升为少将，掌管匈军第1步兵军。
10.20世纪30年代军官与毕业生的宴会。第二排身穿中校制服的谢顶男子就是欣迪·伊万，他后来成为大将和匈军第1步兵军军长
在1944年10月15日霍尔蒂的停火企图中，欣迪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他的上级奥格泰莱基·贝拉中将下令，在匈牙利正式脱离轴心集团的命令下达之前驱逐正要占领鹰山和布达城堡的德军士兵。欣迪自作主张，逮捕了奥格泰莱基·贝拉。很可能是奥格泰莱基的参谋长霍瓦特·山多尔中校说服了欣迪这么做，因为霍瓦特是箭十字党的同情者。当奥格泰莱基发布命令时霍瓦特提出了抗议。奥格泰莱基坚持自己的命令，于是霍瓦特离开了房间。半个小时后，欣迪和另外两名军官突然来到奥格泰莱基的房间。据奥格泰莱基回忆，欣迪是他们的发言人：“‘我邀请中将阁下和第1步兵军加入箭十字党。’‘不行，不行，不行。’我说。欣迪说，‘中将，请把指挥权交给我’。同时采齐上尉跳到我的办公桌后面，拔掉了电话线。他或者另一个人还把我的手枪皮套从钩子上拿走了。”[112]
不久之后，欣迪向军部的60名军官讲话：
这里有人阴谋反对我们的德国战友。奥格泰莱基本可以阻止那些叛徒，却没有这么做。相反，他还加入了叛徒那边。不幸的是，摄政王受到了犹太奸细和失败主义者的蒙蔽，并且不想与这些犯罪团伙划清界限。广播上的宣言是叛国行为。摄政王很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宣言。否则他本人就会读这个宣言，而不是让一个普通新闻播音员来读。为了阻止叛变，我不得不接管指挥部。我期待本军的军官支持我。[113]
次日，欣迪正式成为该军军长，15天后又被提拔为中将。
欣迪的行为让他的好几个熟人大为震惊。大家一般觉得他是个谦逊、文静的完美绅士，没人明白他为什么和箭十字党站到一起。有人问他为什么接受指挥权，他回答道：
我在国防部的办公桌前度过了很长时间，处理枯燥而愚蠢的所谓荣誉问题。我一直想上战场，但我的申请总是遭到拒绝。我的愿望却一直没有变：指挥一支部队，升到尽可能高的军衔。10月15日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成了中将，还负责防守布达佩斯。我以军人的身份接受这个任命，而不考虑政治或政府制度。我的梦想实现了，现在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114]
也许欣迪对自己都不能坦白他这么做的真正动机。像他这样一个军人，从来都不是热衷于攀爬官阶的人，现在突然间为了个人野心背叛摄政王和上级，这似乎不大可能。更可能的原因是，他被德国人蒙蔽了双眼，而且从根本上仇恨苏联制度。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孤单：很多既不支持箭十字党也不支持德国人的军官做出了和他一样的选择。卫队长弗尔代什·久洛一直对霍尔蒂政府忠心耿耿，在接到命令去反对德国人时，内心极为矛盾，后来自杀了。第2“阿尔帕德大公”骠骑兵团的士官全都来自匈牙利平原的农民家庭，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听到摄政王停火的宣言后派了代表去见军官们，请求允许他们在匈牙利投降的情况下加入武装党卫军。[115]
欣迪不是箭十字党的狂热分子，而是他那个时代典型的职业军官。他的思想受到了1919年匈牙利公社[116]和长达二十五年的反共教育的影响：“对我来讲，共产主义就意味着抢劫、谋杀，尤其是宗教信仰的丧失和道德的堕落。”[117]1946年10月15日他接受人民法庭质询时这样说道。他被判处死刑，后来被处决。即使在对德国人幻想破灭、越来越意识到一切牺牲都毫无意义时，他也没有放弃反共信念。他的正式报告清楚地表明，他对斗争的毫无意义看得越来越清楚。到1945年1月中旬，他已经把布达佩斯的毁灭看作既成事实；到2月初，他已经把希特勒在无线电上不断许诺的解围视为“童话”。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对红军的看法甚至比对德军要积极。但由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极为恐惧，他仍不能独立自主地做出对德国盟友不利的事情。他被捕之后对自己的命运不抱幻想。他对一位朋友说：
我把真实情况都告诉了秘密警察。我差一点给他们口述了我的自白书。他们很吃惊。我什么都不否认，也没有歪曲事实。他们只对一个短暂时期感兴趣：1944年10月15日到1945年2月底。四个月。我的审判官很清楚，在1944年10月15日之前我是一清二白的。你知道，我总是反对极端。即便在10月15日之后我也没有参加任何暴行，而是尽可能地阻止暴行。[118]我以军人的身份接受了布达佩斯防御的指挥权。就这么多。我的案子不需要目击证人，无论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的证人。我要说的只有真相。我会被判处死刑的。[119]
因为箭十字党政府授予欣迪“处理首都地区及布达佩斯王宫的匈牙利事务的全权”，所以屠杀犹太人的命令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的。但他挽救了一些犹太人，亲自命令律师沃尔高·拉斯洛去买必需的证件。当时在内务部工作的凯赖斯泰什·山多尔免费为他搞来了这些证件（凯赖斯泰什在五十年之后成为匈牙利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的名誉主席）。作为回报，欣迪签署了对沃尔高·拉斯洛和他的一个同事的豁免令，尽管欣迪肯定知道这两个人是逃兵。[120]不过，这还不足以开脱欣迪对大屠杀的责任。
欣迪的一生标志了匈牙利右派军官的失败。尽管他个人反对极端主义和种族屠杀，但他还是负担了这种罪行的责任。作为指挥官，他没办法阻止箭十字党民兵对犹太人的屠杀，但还是把自己的名义借给他们，而没有辞职。
负责在首都维持作战纪律的参谋长是考兰蒂·伊姆雷中将，他是匈牙利拳击联合会主席，围城时已经六十九岁。他在一战中担任过突击连连长和营长，是匈军获颁勋章最多的军官之一。听说城市被合围时，他立即请求欣迪把他安排到一个作战单位去，宣称自己健康状况极佳。他是经常巡视前线的少数军官之一。“他是一位几乎不可摧毁的战士。他的汽车每天都会被炮火打中，但是如果车子前面中弹，他就偏偏坐在后面；如果后面中弹，他的位置偏偏在前面司机旁边。他的脸上和手上满是伤痕。他没有汽车时就骑自行车，没有自行车时就步行。”[121]1945年1月17日，他受了重伤，将指挥权交给了瑟凯·翁多尔少将。瑟凯后来在布达佩斯南站附近的战斗中也负了伤。考兰蒂在突围中被俘，因为患了痢疾而身体虚弱，在一次强制行军中死去。瑟凯则于1945年4月在索尔诺克死亡。
11.考兰蒂·伊姆雷中将（图中穿的是少将制服），负责维持作战纪律的单位的指挥官
突击炮兵指挥官比尔尼策·艾尔诺中将于1889年出生于阜姆[122]。1942年至1943年冬天，他在顿河前线担任一个炮兵军的军长。1944年9月，他奉命组建和指挥突击炮兵，这是匈军最年轻的兵种。[123]他是匈军指挥部唯一成功从布达佩斯突围的成员，但在派尔巴尔附近被俘。1948年，从战俘营获释一个月后，他又被逮捕，在作秀审判中被判处三年徒刑，随后改判八年。由于他的刑罚包括没收所有财产，他出狱后一贫如洗，在一家医院当了门房。20世纪60年代，逃到西方的军官领袖之一扎科·安德拉什少将试图说服比尔尼策为西方情报机构工作。当时比尔尼策已经七十高龄，身心俱疲，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向政府报告。匈牙利政府利用这件事情大作政治宣传。作为报酬，比尔尼策得到了一套公寓和一笔不多的退休金。他于1976年在布达佩斯去世。
12.比尔尼策·艾尔诺中将（图中穿的是少校制服），突击炮兵指挥官
安德拉什·山多尔上校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长期扛着步兵中尉衔，后来加入了因为受到《特里亚农条约》限制而秘密组建的匈牙利空军。他在意大利受训，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42年11月，他成为匈牙利空军参谋长，但后来在德国人的压力下改任战争学院院长。1944年11月该学院关闭后，他接管了第10步兵师的步兵单位的指挥权，11月26日又接替欧斯拉尼·科尔内尔少将，担任该师师长。1945年1月15日，安德拉什叛逃到红军那边。当年晚些时候，他被任命为新的匈牙利军队的总参谋长。后来因为他批评了军事政策部的审讯方式，遭到共产党报纸的攻击，于是辞去总参谋长职务。1946年12月19日，他被逮捕，在作秀审判中被判死刑，后来又改判终身监禁。在1956年革命中，他被瓦茨监狱释放。革命被镇压后，他逃到了加拿大。1978年他来到奥地利的艾森施塔特，于1985年以八十七岁高龄在那里去世。
13.安德拉什·山多尔上校，匈军第10步兵师师长
布达佩斯保安营的指挥官韦赖什瓦里·拉斯洛中校是最残暴的军官之一。他从1944年3月起在前线服役，10月17日奉命指挥保安营。他的单位经常处决被强制服役的劳工或士兵，以威慑各种不当行为。他甚至以怯战的罪名判了属下一名少尉死刑，随后又赦免了这个人，对其横加凌辱，直到这名少尉不堪忍受而自杀。韦赖什瓦里经常辱骂和殴打士兵，甚至不准他们休息五分钟去抽支烟。有一次，他在拉伊曼约什铁路路基上走来走去，手执马鞭，在一阵弹雨中向士兵发号施令。[124]他的营被歼灭后，他成为负责防御城堡区的单位的指挥官。他非常令人憎恶。一名宪兵军官回忆道：“韦赖什瓦里是城堡的魔王，一天到地下室两次来检查我们，他来的时候哨兵就会喊，‘注意！韦赖什瓦里来了！’他总是吹嘘自己指挥过的三个营都死光了。他的外貌令人作呕，肥胖，傲慢，总是带着讥讽的表情……总是吹毛求疵。我们都非常讨厌他，有人决定下次他再来就把他干掉。”[125]但他没有被自己人干掉。据目击者说，韦赖什瓦里于1945年2月15至17日在突围时被红军打死在皮利什乔包西南的地方。[126]1944年1月末，上级授予他匈牙利功勋十字勋章，以表彰他的“英勇表现”。
红军将领
围攻布达佩斯的苏联将领的情况很少为人所知，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的档案很少公开，但主要原因是苏联时期出版的回忆录往往缺少对将领生平的介绍。只有对两个乌克兰方面军的元帅，我们有比较详细的资料。
14.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正在向他的军官作指示。他的右后方是“布达佩斯集群”指挥官伊万·阿方因少将
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于1898年出生在敖德萨。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作为俄国远征军的一员来到法国。1919年他回国后立刻加入了红军。1920年，他作为士官到指挥官培训学院学习，1930年从伏龙芝总参谋部学院毕业。1936年，他成为一个军的参谋长，被派往西班牙担任军事顾问，在那里一直待到1939年。他很快晋升为少将，1941年3月成为步兵第48军军长。该军主要负责防备罗马尼亚的威胁。他所在的近卫第9集团军是当时红军最强大的一个集团军。[127]他后来担任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司令员，短期内连续担任了其他七个职务，随后在斯大林格勒担任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员。1942年他晋升为上将，1944年5月晋升为元帅，担任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他解放了敖德萨，并在雅西-基什尼奥夫的一系列作战中几乎全歼弗里斯纳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德国投降后，马利诺夫斯基作为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发动了对日本关东军的主攻。1955年以前他一直担任远东部队的指挥官，苏共二十大之后成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作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他后来成为国防部部长。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也没影响到他，他在国防部部长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67年去世。他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托尔布欣于1894年出生在雅罗斯拉夫尔地区的安德罗尼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起初是个少尉，后来晋升为参谋上尉。据说他非常体察士兵疾苦。1917年革命后他担任组织工作。1919年，他先后担任北方、东方和加里宁方面军的参谋军官。由于作战英勇，他获颁红旗勋章。他随后以优异成绩从伏龙芝总参谋部学院毕业，在总参谋部担任过多个职务。1941年，他担任外高加索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的参谋长，1942年担任克里米亚方面军参谋长。红军从克里米亚撤退后，他被任命为第57集团军司令员。他率部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斯大林格勒会战，在击退德军援军的行动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此后他先后担任了多个方面军的司令员，并于1944年5月担任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员。
15.费奥多尔·托尔布欣元帅，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员，被他的军官簇拥着
托尔布欣头脑沉着冷静，擅长处理人际关系，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军事领袖。1945年1月，由于德军的第三次解围攻势，托尔布欣的部队在外多瑙南部地区陷入危境，斯大林允许他撤退，但他还是选择坚守，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他的这个决定意味着他把自己的生命当赌注，因为斯大林对失败是绝不宽容的。1945年3月16日起，他和马利诺夫斯基一起围攻维也纳。战后他担任驻在匈牙利的红军南方集群[128]司令员。从1947年到1949年他去世，他一直担任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29]
16.“我在战斗，你必须为了胜利而工作。”当时东线鼓吹团结的招贴画
守军的特殊部队
布达佩斯成为前线城市之后，有几个人开始组织作战序列之外的特殊志愿部队。第一支这样的部队是普罗瑙伊·帕尔中校组织的，他当时已经七十高龄。普罗瑙伊在1919年就组织过志愿军反抗共产党人，1921年还反抗过奥地利人。在1921年的行动中损失自己的部队之后，他多次努力想要组建新的队伍，但都失败了。他没有机会在战斗中证明自己，随后几十年间被卷入了一系列丑闻、可疑的荣誉问题以及法庭审判。他甚至在大街上和诉讼对手斗殴。
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后，普罗瑙伊再次试图建立一支部队，但没有成功。1944年10月15日箭十字党发动政变之后，他向新任的总动员部长科沃尔奇·埃米尔申请军械，并亲自站在奥波尼广场招募追随者。即使这样，他还是差点失败。邦多尔·维尔莫什中尉回忆道：“纪律松懈得可怕。老头子周围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对现代战术一无所知，还喜欢瞎掺和。”[130]
在总参谋部负责组织突击队的米科·佐尔坦上尉拒绝向普罗瑙伊提供武器，并且普罗瑙伊也没有办法开展适当的招募和训练，他招募到的人最后都离他而去。他属下的连长翁瑙伊·拉斯洛几周后和他吵翻了脸，决定自己组织一个分队，而起初加入普罗瑙伊队伍的大学生后来都转到了大学突击营。普罗瑙伊指责翁瑙伊偷走了他的士兵，并辱骂学生领袖埃利舍·久洛，他的军官们不得不动粗才控制住这个老头子。普罗瑙伊戴着宽边布尔帽，系着镶钉的皮带，束着巨大的手枪套，手执马鞭，[131]向多个指挥部请求帮助，但没人愿意支持他，欣迪也不例外：
他告诉我，他已经从政府获得批准，建立一支特别分队，现在向我要武器。我告诉普罗瑙伊，我根本不知道政府批准的事，而且就算政府真的批准了，政府肯定知道我根本没有多余的武器和被服。在我的询问下，普罗瑙伊说他能征召1500人。我一直很反感用这种方式征召部队，考虑到普罗瑙伊的年纪，只能婉言谢绝。我问军部的军需官是否知道普罗瑙伊分队的事情，因为他们肯定需要给养。军需官说普罗瑙伊的人领了1500人的给养。……不久之后，我发现他只有100到120人，而且根本没有武器。[132]
围城期间普罗瑙伊变得无精打采，很少拜访军部。他的分队于1945年1月7日被正式合并到武装国民卫队。[133]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突围时。据说他在库特维尔日山谷去世。
和普罗瑙伊相比，翁瑙伊·拉斯洛更成功。他也吃过官司，1932年7月22日因为策划一起右翼政变而被军事法庭判处降职并监禁六个月。在此之前，他在大街上辱骂自由民主派政治家瓦若尼·维尔莫什，并差一点用拳头打对方的脸，引起了一番骚动。20世纪20年代，他忙于组织各种准军事组织以规避《特里亚农条约》。1938年他参与在上匈牙利组建“破衣卫队”，并在下喀尔巴阡山地区成功开展游击战。1943年在尼斯托尔·佐尔坦鼓动下，翁瑙伊开始考虑组建一个突击营。尼斯托尔是个工兵中校，曾在德军的一支突击工兵部队担任观察员，参加过沃罗涅日攻城战。尼斯托尔曾向匈军总参谋长松鲍特海伊·费伦茨大将建议在匈军组建类似的部队，理由是在缺少自然屏障的地域，大多数战斗是争夺建筑物的防御战。松鲍特海伊没有答复他，于是尼斯托尔把这个想法灌输给了翁瑙伊。
17.翁瑙伊·拉斯洛，翁瑙伊营的营长
翁瑙伊是箭十字党政变后最早投向萨拉希的人之一。1944年12月，他得到科沃尔奇·埃米尔的批准建立一个独立突击营，成员是公共事业单位的箭十字党党员、东线老兵协会成员、年轻的准军事组织成员、军事院校的学员以及十五到十八岁的男孩。在城市战，尤其是在隧道涵洞内的战斗中，本地邮局、消防队、水利工人及其他事业单位的志愿者非常有用。翁瑙伊创立了“叔叔制度”，让三十五到四十五岁的成年人训练十八岁以下的男孩。两对“叔叔和孩子”构成最小的战术单位，三对是一个班，九对是一个排。12月1日，训练在乌伊拉克砖厂开始。翁瑙伊从党卫军第22骑兵师搞来了教官和武器。训练非常艰苦，好几个学员受了伤：有人在爬过带刺铁丝网障碍物时臀部中弹，有人在倾盆大雨中攀爬房屋时摔了下来。[134]
翁瑙伊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食物补给的问题。首先，他抢走了森特基拉利街商店储存的从犹太人那里没收的烈酒、鹅肝和其他补给品，这当即招致了当地箭十字党机关的抗议。这些补给还不够，于是他对蒂马尔街面包房的工作人员实施了“保护性监禁”，强迫他们不分昼夜地为他的营工作。同样的命运降临到维也纳路糕饼店和匈军第23补给站，为此他和城防司令奇普凯什上校发生了激烈争吵。他还“保护性监管”了猎人街的卡尼茨印刷厂，强迫该厂为他们印制突击营的身份证明和伪造文件。他是个反犹狂，但仍然让一位“罗特大叔”及其妻子为文件准备印花，并管理厨房；作为回报，这对犹太夫妇得到了和其他人一样的食物配额，而且从来没有人伤害他们。但有确凿证据表明，翁瑙伊的部下在玛格丽特大道抓了46名犹太人，并在托尔迪高中的地下室和多瑙河堤坝上将他们处死。[135]
由于得到了犹太人的食物，该营享有待遇比正规军还好的声誉。12月22日，该营被正式命名为匈牙利王家翁瑙伊快速机动营，此时拥兵638人。很长时间以来，翁瑙伊一直学希特勒和萨拉希的样子，穿着一件没有任何军衔徽章的上衣。有人对此提出了抱怨，但翁瑙伊为了抗议他于1932年被判处的刑罚，表示除非军方恢复他的军职，他绝不穿军服。圣诞节后，萨拉希正式提升他为少校。
翁瑙伊营是唯一拥有自己的安全部门的民兵组织，有10个人专门负责处决被抓住的逃兵和穿平民服装的红军士兵。该部门的长官久洛伊-莫尔纳·费伦茨上尉负责监听红军无线电，塞凯赖什上尉在两名鲁塞尼亚士兵帮助下使用扩音器搞宣传，科瓦奇·安德烈中尉负责招募新人。
12月24日，该营主力被部署在亚诺什医院附近，负责封锁从许沃什沃尔吉山谷到布达的道路。但到12月25日，布达前线的稳定显得至关重要时，该营四个连中的三个却得到命令，参加匈军第10步兵师在佩斯以东切莫尔附近的反击。[136]12月26日，反击成功，匈军夺回了之前的阵地，但随后红军坦克突破了匈军第12后备师的防线，新夺回的阵地不得不被放弃。翁瑙伊营损失很大，没有通知任何人就撤回了布达。对于随后发生的情况，各种资料之间有很多矛盾。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匈军军官指责翁瑙伊（此时他受了轻伤）临阵脱逃，而翁瑙伊则责怪他们反击失败，还损失了他的一个连。
随后，翁瑙伊营被部署在布达防御圈也许是最危险的地段，在激烈战斗中损失惨重。为了补充兵力，翁瑙伊在地下室（很多平民躲藏在那里）大肆搜罗可以作战的人员，找到什么人就塞给其一支步枪，不管此人会不会开枪就将其推上前线。为了防止有人当逃兵，他用无线电向红军宣布，翁瑙伊营不接受任何俘虏，[137]于是红军对翁瑙伊营的被俘人员也毫不手软，不管这些人是不是被强迫作战的。12月底，天主教慈幼会寄宿学校的学生也被征入了该营。这些学生从未经过任何训练，还穿着平民服装，大多数人几天内就丢了性命，尤其是在1945年1月底的塞尔·卡尔曼[138]广场的战斗中死了很多人。突围时翁瑙伊营只剩100到120人，其中很多人受了伤。翁瑙伊本人在库特维尔日山谷被杀。[139]翁瑙伊营的很多幸存者因为参与暴行，后来受到了人民法庭的审判。
学生多伊奇·捷尔吉是个特例。他战后在纽约开了有名的四季餐厅。他从强制劳动队逃出后加入了箭十字党民兵，后来加入翁瑙伊营。佩斯陷落前不久他试图逃跑，被抓住，在“体检”中被发现是犹太人。他声称自己是特兰西瓦尼亚安息派教徒（虽然也行割礼，但一般不被认为是犹太人），却还是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带往多瑙河处决，然而他幸运地再一次逃脱。[140]
18.高兰陶伊·埃尔温，翁瑙伊营的传令兵，1943年7月，当时是克塞格军校的学员
箭十字党民兵战斗群的人员很混杂。他们包括好几个快速机动分队，有些人装备了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有点像巴祖卡火箭筒），但这些人只在主防线后方担任安全巡逻工作。大多数党员更喜欢对手无寸铁的人施暴。6个战斗群的2500人中只有不到700人接触过红军，而且还是在被红军攻击时。但也有少数人不仅接受箭十字党的意识形态，还甘愿为它卖命。克劳利茨·贝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副官绍洛伊·伊什特万少尉回忆说：
克劳利茨是位于切佩尔的德国飞机制造厂的法律顾问。他在军事方面是个无名小卒，从未在匈牙利军队服役过。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在一个德国的快速机动分队服役。萨拉希上台后，克劳利茨报名参军，立刻被升为中尉。他负责宣传工作，乘汽车巡视战场，用扩音器向士兵讲话。有一次，他从前线回来时注意到苏联人已经接近了拉伊曼约什铁路路基。他决心保卫自己的房子，于是来到卢多维卡军事学院，选了25个在那里闲晃的士兵，加入了路基保卫战。[141]
大学突击营是在极为不同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根据1944年10月15日颁布的法令，所有男性都有义务报名参加武装国民卫队。有些单位，包括KISKA，就是按照这条法令建立起来的。但也有些单位是为了规避它才建立的。大学突击营就是如此。10月5日，曾在布达佩斯科技大学就读的预备役中尉埃利舍·久洛从国防部获得批准，组建一个营。到10月底，这支队伍已经有500人，被授予“匈牙利王家陆军第1大学突击营”的番号，于是成了正规军的一部分，而不是某个派系的武装。[142]很多加入该营的大学生来自“列文特”青年准军事组织或者国民卫队。该营有12个人拥有列兵以上军衔，有2名预备役中尉和2名预备役少尉。政府曾许诺把大学生撤往德国，但诺言一直没有兑现，于是很多大学生主动加入进来，很快开始组建第2大学突击营。[143]埃利舍记述道：
我和其他一些人很愿意相信英美军队会奇迹般地赶来。直面现实太可怕了。……我不喜欢箭十字党，但更不能接受祖国被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党占领。……1941年，我是第一批攻入苏联境内的士兵之一。作为侦察军官，我目睹了撤退的红军留下的场景。我看到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一切都让我充满了恐惧。欧尔绍什·费伦茨教授是卡廷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他是我父亲的同事，我最初是从他那里得知波兰军官团的遭遇的。……我希望能把我们的单位维系起来，直到战争结束。如果我们能去德国受训，那么我想一个高效的单位一定能一路打到英美战线。[144]
该营的大多数组织者是坚决的反共分子，但他们不是右翼极端分子。例如埃利舍便在1942年一次德国之行中目睹了犹太人的遭遇，对德国人的暴行十分厌恶。该营保护了一些犹太人和一名被盖世太保通缉的社会民主党青年领袖。
12月5日，机械工程系三年级学生，同时也是工兵上尉的鲍拉什·拉约什·希派基接管了第1大学突击营的指挥，而奇基·拉约什少校担任第2大学突击营的营长。第一批200名新兵五天之内就装备完毕。每人领到一件羊皮夹克、一双工兵靴和一件带工兵徽章的大衣。尽管武器不足，大学生找到了其他办法来获取相当不错的装备。他们甚至从布达射击场搞来了带瞄准镜的步枪。他们很熟悉科学技术，在这种步枪的使用上不需要很多训练。
希派基有前线作战的经验，坚持认为他的单位完成训练之前不可以上前线。这让他和科瓦奇及其他箭十字党领导人发生了激烈争吵，因为他们要求立即把大学生部署到前线。希派基抵制他们的要求，同时还禁止学生单独行动，因为他明白，这只会带来毫无意义的屠杀。[145]和他不同的是，大多数学生对战争究竟是什么样的毫无概念。大多数人以前没当过兵，对战争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期待着他们的第一次战火洗礼。
12月24日，科瓦奇和箭十字党青年领袖饶科·伊什特万向大学生营通知了红军突破的情况，邀请学生和箭十字党的青年组织一起撤离首都。学生营的指挥官面临艰难的选择。根据计划，该营应当在圣诞节后到艾尔谢库伊瓦尔[146]的训练营接受训练，但很多人主张留在首都。埃利舍作了定夺，决定留下，他写道：
同箭十字党青年组织、党组织，也许还有盖世太保之流一起离开布达佩斯，会永久性玷污本营的每一位成员。我绝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我想第1营应当尽可能久地不参战，且距离战场越远越好。也许我们还有机会逃出包围圈，完成我们最初的计划。如果避免不了的话，战斗到死也比被俘或者可耻地被屠杀要好。
我相信我们多坚持一天，匈牙利和欧洲的事业就多一分希望。[147]
埃利舍和他的同伴一定明白，他们多抵抗一天，布达佩斯的市民（尤其是犹太人）的苦难就多一天，城市遭受的破坏也会更严重。无论是从人性还是道德方面考虑，他们都相信自己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因而也下定决心要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害怕共产主义，所以才做了这个选择。后世也许会觉得，他们的决定并不正确。
最后，城内的特别单位还包括莫林战斗群，以莫林·伊姆雷命名，此人是炮兵上尉，后来成了神父。该集群包括大约120名军校学员以及一些与自己单位失联的士兵。该集群装备了一些铁拳、两门75mm反坦克炮，以及相当多的轻武器。莫林战斗群附属于第10步兵师，任务是摧毁任何渗入市区的红军坦克。该集群很少有逃兵：就连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少年也战斗到了最后一发子弹，很多人阵亡。但1月15日莫林被俘后，这支部队就解体了。有些人加入了布达佩斯保安营，好几个人在拉伊曼约什铁路路基上的战斗中阵亡。
[1] 辨戈（pengö）是1927年至1946年匈牙利的货币，1辨戈等于100菲勒（fillér）。“辨戈”这个词原意为银币碰撞的清脆声音。辨戈在二战结束后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后被新货币“福林”取代。
[2] Péchy，Blanka. Este a Dunánál [Evening on the Danube]. Budapest，1977.，p.34.
[3] 三边界山是组成布达佩斯的三座城市（古布达、布达和佩斯）的边界，由此得名。
[4] Száva，Péter.（ed.）. Magyarország felszabadítása [The liberation of Hungary]. Budapest，1975b.，p.212.
[5] Faragó Ödönné báró Urbán，Jusztina. Buda ostroma és ami utána történt a Logodi utca 31. sz. házban：Naplóm，1944. december 22-től 1945.március 16-ig [The siege of Buda and what happened afterward at 31 Logodi Street：My diary，from 22 December 1944 to 16 March 1945]. Fol. Hung. 3646.，p.1（manuscript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
[6] MagyarJátékszín，18/22，21-27 December 1944.
[7] MAKTB Hgr. Süd，897/b，daily reports，23 December I944.
[8] Száva，Péter.（ed.）. Magyarország felszabadítása [The liberation of Hungary]. Budapest，1975b.，p.248.
[9] Guderian，Heinz. Erinnerungen eines Soldaten [Memories of a soldier]. Heidelberg，1952. [Panzer Leader. Trans. Constantine Fitzgibbon. London，1957.]，p.347.
[10] 关于此次调动的耽搁，见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作战日志。Bayer著作里有相关的摘录。巴尔克认为保卫布达佩斯是多余的，因为单凭调动的部队就足以稳定外多瑙地区的局势。党卫军第4装甲军的调动也是没有必要的。古德里安对希特勒决定的评论见Maier，Georg. Drama zwischen Budapest und Wien：Der Endkampf der 6. Panzerarmee 1945 [Drama between Budapest and Vienna：The final battle of the 6th Panzer Army，1945]. Osnabrück，1985.，p.330。
[11] 根据对科瓦奇的采访。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所有报告都会被发送给德军和匈军各指挥部，只要该报告与其有关。
[12]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Gosztonyi，但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在12月22日与23日的报告（基于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的报告）清楚地表明事实与之截然相反。
[13] Schweitzer，BA-MAmsg2/4631，p.1；Bondor，Vilmos. A Mikó rejtély [The Mikó mystery]. Budapest，1995.，p.63. Schweitzer是第13装甲师作战日志的撰写者，他早在12月23日就收到了关于城市被合围的报告。
[14] MAKTB Hrg. Süd 898/b，8 February 1945.
[15] MAKTB Hrg. Süd 898/b，8 February 1945.
[16] Pálfalvi，Nándor. Esküszöm，hogy hű leszek [I swear to be faithful]. Budapest，1990.，p.73.
[17] HL，documents of the 10th Infantry Division，war diary，P.74.
[18] HLTGY，Bíró，József. A Tatárhágótól Budapestig [From the Tatárhágó Pass to Budapest]. TGY 3053.，p.48.
[19] HL，documents of the 10th Infantry Division，war diary，23 December.
[20] HL，documents of the 10th Infantry Division，telephone diary，23 December.
[21] HLTGY，Vajda，Alajos. Az 1. páncéloshadosztály története [The history of the 1st Armored Division]. TGY 2772.
[22] Interview with Kamocsay.
[23] HLKTB Hrg. Süd 897/b，24 December 1944.
[24] 乌斯道·林德瑙中校对两个参谋部之间关系的评论，见Gosztonyi，Péter. “Budapest ostroma”[The siege of Budapest]. In Magyar Nemzet，6 December 1984。
[25] 欣迪的报告和他的幕僚成员（保利齐、博尔巴什、科瓦奇）的回忆都能支持这种印象。接受采访的过程中，科瓦奇说：“我们还得知，布达佩斯周边的村庄已经被敌人占领。我们什么都没做，也没办法给德国人很多建议，因为他们不管怎么样都会简单地让我们派遣匈军部队过去。另外，德国人太粗暴无礼，不肯听我们的建议。他们‘不需要’我们的建议。”
[26] HL TGY；letter fromPál Darnói.
[27] Interview with Pintér.
[28] BA-MAmsg，Hübner，Werner. Geschichte der in Ungarn eingesetzten Panzereinheiten [History of the panzer units deployed in Hungary]. MSg 2/238.，p.2.
[29] Interview with Kovács.
[30] Interview with Kovács.
[31] Gosztonyi，Péter. A magyar Honvédség a második világháborúban [The Hungarian Honvéd Arm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Budapest，1992.，p.230.
[32] 莫里茨·日格蒙德（Móricz Zsigmoud，1879～1942），匈牙利重要小说家，著有《一生做个好人》《强盗》《亲戚》等。
[33] Portugall，Kurt（Hauptsturmführer antiaircraft battalion commander，8th SS Cavalry Division Florian Geyer）. Memoir.，p.2（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
[34] 根据对列车上的乘客Dalmy的采访。
[35] Interview with Czeczidlowszky.
[36] Hingyi manuscript，p.2（manuscript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
[37] Interview with Kamocsay.
[38] HLTGY，Elischer，Gyula，Visszaemlékezés a M. Kir. I. Honvéd Egyetemi Rohamzászlóalj megalakulásának napjaira 1944-ben [Recollections of the days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Royal Hungarian Honvéd I University Assault Battalion in 1944]. TGY 3180.，p.13.
[39] “血之原野”是布达佩斯市第1区的一个公园，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匈牙利哲学家、政治家和革命者马丁诺维奇·伊格纳茨（Ignác Martinovics，1755～1795）因煽动农民起义而被处死在此地。
[40] 当时的名字是新圣亚诺什医院。老的亚诺什医院在干草广场的南侧，于围城战期间被毁。
[41] Zolnay 1986，pp.411-412.
[42] BA-MA RH 2/1950.
[43] 例如，根据对米夏埃尔·克莱因的采访：“圣诞节，在希皮罗纳，苏联人在抢劫街上平民的订婚戒指、结婚戒指和手表，而没有履行自己的军事职责。”
[44] Interview with Neuburg.
[45] Letter from György Válas（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
[46] Flekács，p.1（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
[47] Interview with Kamocsay.
[48] 关于占领佩斯县各村庄的细节，见Krizsán。
[49] Csiffáry，Nándor. “Dorog a Ⅱ.világháborúban”[“Dorog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Dorogi Füzetek 5，1995.，p.18.
[50] 这位师长的行为体现了匈牙利正规军军官的心态，也能解释匈牙利军队在围城期间的态度。尽管到此时大多数正规军军官已明白继续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并努力让自己的部队脱离战斗，但他们还是不能下定决心，是背叛自己的盟友，还是放下武器。
[51] Interview with Safáry.
[52] Nagy，Gábor1983，p.431.
[53] OSZK，Csécsy，24 December 1944.
[54] Varga，József. Átélt események 1944. december 23.és 28.között [Events experienced between 23 and 28 December 1944]. Manuscript.，p.1（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
[55] Hingyi manuscript，p.3（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
[56] Csebotarev，1975，pp.121-123.
[57] HLTGY，Horváth，Dénes. A 201/1 légvédelmi ágyúüteg részvétele a budapesti harcokban [The 201/1 Antiaircraft Battery’s participation in the fighting in Budapest]. TGY 3078.，pp.1-2.
[58] Pálfalvi，Nándor. Esküszöm，hogy hű leszek [I swear to be faithful]. Budapest，1990.，p.69.
[59] Interview with Sasvári.
[60] Vass，Egyetemisták（private collections），p.18.
[61] HLTGY，Elischer，Gyula，Visszaemlékezés a M. Kir. I. Honvéd Egyetemi Rohamzászlóalj megalakulásának napjaira 1944-ben [Recollections of the days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Royal Hungarian Honvéd I University Assault Battalion in 1944]. TGY 3180.，p.13. 箭十字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人饶科·伊什特万还建议把大学生营撤走，但埃利舍不愿意与箭十字党联合行动，于是带着自己的单位留在布达佩斯。
[62] HL，documents of the 10th Infantry Division，war diary，P.77.
[63] Letter to the author from József Varga，23 January 1944.
[64] Okmányok； interview with Dobai.
[65] Sólyom，József，and László Szabó. A zuglói nyilasper [The Zugló Arrow Cross trial]. Budapest，1967.，p.54.
[66] Katona，Gyuláné Sz. Katalin. A Szentendrei Római Katolikus Egyház és Plébánia története 1002-1992 [The history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Parish of Szentendre，1002-1992]. Szentendre，1996.，p.47.
[67] Márai，Sándor. Napló：1945-1957 [Diary：1945-1957]. Budapest，1990b.，p.285.
[68] Pest Megyei Hirlap，24 June 1973.
[69] Zaharov，Matvej Vasziljevics. Délkelet-és Közép-Európa felszabadítása. [Matvei Vasilevich Zakharov，The liberation of southeast and central Europe.] Budapest，1973. [Matvei Vasilevich Zakharov，Osvobozhdenie Υugo-Vostochnoy Tsentralnoy Υevropy voyskami vtorogo i tretyego Ukrainskikh frontov. Moscow，1970.]，p.229.这个数字似乎夸张了。被困在多瑙河河弯地带的德军与匈军人数很少，主要是保卫河弯地带的各营，加起来只有1000到2000人。
[70] 这个数字是把《自由报》1944年12月24日到1945年2月16日公布的数字加总后得到的。
[71] HLKTB Hgr. Süd 897/b，report of 31 December 1944.
[72] Letter from Horváth to Gosztonyi，8 November 1961，HL TGY 3070，Darnói.
[73] HL，documents of the IX SS Mountain Army Corps，report of 14 January.
[74] HLTGY，Bíró，József. Budapest védői [The defenders of Budapest]. TGY 3251.；第10步兵师的文件表明，1945年1月28日至2月1日，约1000人在玫瑰山被俘。2月11日，又有数千人被俘。
[75] Interview with Czeczidlowszky.
[76] Ravasz，István（ed.）. Magyarország a Második Világháborúban：Lexikon [Hungar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Encyclopedia]. Budapest，1994.，p.383.
[77] Városy，Péter（1st Assault Artillery Detachment）. Memoir.，p.21（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interviews with Lénárt and Csány.
[78] Interview with Városy.
[79] Interview with Wáczek.
[80] BA-MA KTB Hgr.Süd 897/b，report of 16 December 1944.
[81] Interview with Wáczek.
[82] Interview with Létay.
[83] Interview with Benyovszky.
[84] Interview with Czeczidlowszky；recollections of Bíró（HL TGY）.
[85] HLVKF，box 306/b，2 November 1944.
[86] HLTGY，Bíró，József. Budapest védői [The defenders of Budapest]. TGY 3251..
[87] 例如，匈军第10步兵师的圣安德烈·拉斯洛中尉加入了德军“统帅堂”师（根据对圣安德烈的采访）。Kern也提到了一些平民志愿者。
[88] Soviet archival sources，for example Zaharov，Matvej Vasziljevics. Délkelet-és Közép-Európa felszabadítása. [Matvei Vasilevich Zakharov，The liberation of southeast and central Europe.] Budapest，1973. [Matvei Vasilevich Zakharov，Osvobozhdenie Υugo-Vostochnoy Tsentralnoy Υevropy voyskami vtorogo i tretyego Ukrainskikh frontov. Moscow，1970.]，p.259.
[89] 根据对Sasvári的采访。这个单位可能是第201重炮兵营。
[90] Balek，p.611；Balek：unpublished papers，BA-MA N 647/v. 13，p.5.
[91] HLTGY，Salamon，Aurél. Budán történt [It happened in Buda]. TGY 3116.，p.95.大多数关于士兵自杀的报告来自突围的幸存者。（见第四章）。
[92] HLKTB Hgr. Süd 897/5，8 February 1945，report from Colonal-General Balek.
[93] 1937年建立的纳粹党下属的准军事组织，培训滑翔机和飞机驾驶技术。
[94] Kovács，pp.12，36（manuscript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
[95] Interview with Gerő Ungváry.
[96] BA-MA RH 2/2468，report of November 1944.
[97] Interview with Wáczek.
[98] For example，Klein，Erich. Contribution to Das Soldaten-Jahrbuch [The soldiers’yearbook]. Manuscript.，p.44（manuscript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
[99] BA-MA RH 2/2458.一个可以体现苏联高层之残酷无情的典型例子是：整个近卫骑兵第214团被设定为惩戒部队，团长被降职，原因仅仅是该团在德布勒森的坦克战中丢失了军旗（BA-MA RH 2/1996，report of 18 January 1945）。在鹰山作战的一名红军上尉告诉平民，就连那些骨折的伤员在两天之后也被重新送上前线，因为指挥官“想甩掉这些包袱”（根据对Benefi的采访）。
[100] HLTGY，Bíró，József. A Tatárhágótól Budapestig [From the Tatárhágó Pass to Budapest]. TGY 3053.，p.28.
[101] BA-MA RH 2/1330.
[102] BA-MA RH 2/2458.
[103] Gosztonyi错误地将这个防空洞描述为“霍尔蒂的掩体”。摄政王的掩体实际上在王宫下方。
[104] Lieutenant-Colonel Wolff’s report，BA-MA N 647/13.
[105] BA-MA，Schweitzer，p.5.
[106] BA-MA N 647/13.
[107] BA-MA N 647/13.
[108] Balck，Hermann. Ordnung im Chaos：Erinnerungen 1893-1948 [Order in chaos：Memories，1893-1948]. Osnabrück，1980.，pp.611，661.
[109] Interview with Benyovszky.
[110] MA Hindy’s record sheet.
[111] MA Hindy’s record sheet.
[112] Bokor，Péter. Végjáték a Duna mentén：Interjúk a filmsorozathoz [Endgame on the Danube：Interviews on the film series]. Budapest，1982，p.344.
[113] Bokor，Péter. Végjáték a Duna mentén：Interjúk a filmsorozathoz [Endgame on the Danube：Interviews on the film series]. Budapest，1982，p.345.
[114] Bokor，Péter. Végjáték a Duna mentén：Interjúk a filmsorozathoz [Endgame on the Danube：Interviews on the film series]. Budapest，1982，pp.221-222.
[115] Tomka，Emil. A szentesi M.Kir “Árpád feldjedem 2/Ⅰ.honvéd huszárosztály hurctéri naplója 1944-1945 [Battlefield diary of the Royal Hungarian “Prince Árpád” 2/Ⅰ Honvéd Hussar Battalion，1944-1945].，p.49（manuscript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
[116] 指1919年共产党建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它是历史上第二个社会主义政权（第一个是苏俄），一共延续了133天，控制匈牙利国土的大约23%，领导人为库恩·贝拉，他与列宁直接联络，掀起“红色恐怖”。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红军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发生武装冲突，后被罗马尼亚打败，由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灭亡。
[117] HL，Trial of Hindy.
[118] 实际上，如果他更积极主动地反对德国人，那么可以做更多。
[119] Varga，József. Átélt események 1944. december 23.és 28.között [Events experienced between 23 and 28 December 1944]. Manuscript.，p.221.
[120] Varga，József. Átélt események 1944. december 23.és 28.között [Events experienced between 23 and 28 December 1944]. Manuscript.，p.218.
[121] HLTGY Paulits，p.40.
[122] 阜姆是这座城市的意大利语名，它如今属于克罗地亚，被称为里耶卡（Rijeka），是克罗地亚的第三大城市和主要海港。阜姆是深水良港，且战略位置重要，在历史上为意大利、克罗地亚、匈牙利等各势力争夺的目标，阜姆的统治者和人口组成也因此在历史上多次改变。二战后，意大利被迫把阜姆割让给南斯拉夫。
[123] 突击炮最早参加实战是在1940年。因为突击炮产量有限，在布达佩斯的突击炮兵主要作为步兵参战。
[124] Interview with Bődy.
[125] Interview with Lám.
[126] Interview with Hingyi.
[127] 根据苏联方面的数字，该集团军下辖7个军，共有3341辆坦克，差不多是德军坦克总数的两倍（Suworow，p.176）。
[128] 南方集群是苏联武装力量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驻军的总称，共组建两次，存在于1945年至1947年以及1955年至1991年。南方集群负责监视匈牙利、保加利亚的国内政治局势，同时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起到监视和威慑作用。
[129] Sovetskaya Voyennaya Entsiklopediya：Malinovsky，vol. 5，pp.100-101；Tolbukhin，vol. 8，p.63.
[130] Bondor，Vilmos. A Mikó rejtély [The Mikó mystery]. Budapest，1995.，p.38.
[131] Interview with Galántay.
[132] HL，Trial of Hindy.
[133] Budai Összetartás， 7 January 1945.
[134] Letter to the author from Galántay，21 September 1994.
[135] Így élt.
[136] Letter to the author from Galántay，17 August 1997.
[137] Interview with Galántay.
[138] 塞尔·卡尔曼（Széll Kálmán，1843～1915），于1899年至1903年担任匈牙利首相。他还创办了匈牙利抵押信贷银行。
[139] Interview with Galántay.
[140] Népbírósági Közlöny 5，no. 2，February 1946. 人民法庭后来判定多伊奇无罪，说他未曾与箭十字党合作。
[141] HL TGY，Szalai，György. Kőbánya története [The history of Kőbánya]. Budapest，1970.，pp.57-58.
[142] HL TGY，Elischer，Gyula，Visszaemlékezés a M. Kir. I. Honvéd Egyetemi Rohamzászlóalj megalakulásának napjaira 1944-ben [Recollections of the days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Royal Hungarian Honvéd I University Assault Battalion in 1944]. TGY 3180.，p.3.
[143] HLTGY，Vass，Egyetemisták， pp.9-11.
[144] HL TGY，Elischer，Gyula，Visszaemlékezés a M. Kir. I. Honvéd Egyetemi Rohamzászlóalj megalakulásának napjaira 1944-ben [Recollections of the days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Royal Hungarian Honvéd I University Assault Battalion in 1944]. TGY 3180.，pp.3-4.
[145] Sipeki，Balás，Lajos. 1945.január 1-i Mikó-Bondor akció története [The history of the Mikó-Bondor action of 1 January 1945]. Manuscript.，p.1（manuscript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
[146] 今属斯洛伐克，称新扎姆基（Nové Zámky）。
[147] HL TGY，Elischer，Gyula，Visszaemlékezés a M. Kir. I. Honvéd Egyetemi Rohamzászlóalj megalakulásának napjaira 1944-ben [Recollections of the days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Royal Hungarian Honvéd I University Assault Battalion in 1944]. TGY 3180.，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