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大脑预防疲劳比患者本身更有先见之明

04
大脑预防疲劳比患者本身更有先见之明

梅斯纳尔　男　33岁／哈伯勒　男　35岁　血氧水平低

1978年5月8日早晨，风雪交加，透过雾霭，可以看到两位登山者在艰难地向前移动。他们仍保留着20世纪70年代的发式，蓬松的头发与胡须被包裹进连帽衫里。两人的衣服分别呈现出醒目的红色和蓝色。他们拖着笨重的靴子，戴着厚厚的手套，并佩戴有色眼镜，以防雪盲症和眼睛冻伤。他们精疲力竭，气喘吁吁，每走几步都要靠在破冰斧上休息，大口地喘气。由于极度疲乏，两人只能靠打手势示意。然后，他们再次挣扎着站起来，在几乎失去意识、四肢也不听使唤的状态下，继续前行。他们唯有一个信念：义无反顾地向上攀登。

距离他们几百米远的地方即是此行的目的地：世界最高点——海拔8 844.43米的珠穆朗玛峰（后简称珠峰）峰顶。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和夏尔巴人丹增（Sherpa Tenzing Norgay）首次登顶，征服了珠峰。但是，希拉里和此后登顶的所有队员都借助于氧气罐才得以达到目标。而来自意大利的33岁的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和他的搭档——来自奥地利的35岁的彼特·哈伯勒决定不带氧气罐登珠峰。

登山者和医生都认为他俩疯了。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氧气含量仅为海平面的1/3，非常稀薄。没有人知道如此恶劣的环境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般都认为这将导致大脑功能严重受损。生理学家又对希拉里在之后1960—1961年的登山情况进行研究后指出，珠峰峰顶的氧气水平维持人体静息时的生命所需都困难，更不用说还要进行艰苦的攀登了。

然而，梅斯纳尔已习惯了登山面临的死亡危险。8年前，他的弟弟因雪崩遇难，在攀登著名的险峰南迦帕尔巴特峰时冻伤了7个脚趾。最近，他在不带氧气的条件下登上了8 068米的迦舒布鲁姆峰。不管能否登顶珠峰，他都决定体验人类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5月8日一大早，梅斯纳尔和哈伯勒就从海拔7 985米的宿营地出发。当接近峰顶时，他们的行进愈加缓慢。他们被迫沿着岩石边缘爬进，跋涉厚厚的积雪时非常费力，几乎不能做任何动作。站立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每挪动几步就不得不倒在积雪里休息一下再继续前行。他们知道，每一步都行走在死亡的边缘，都可能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哈伯勒后来回忆道：“我突然感到濒死的恐惧，当时缺氧正显出致死性的魔力。”

终于，他们在下午一两点之间到达峰顶，看到了一个金属三角架，那是1975年由中国登山队幸存者遗留的。哈伯勒泣不成声，眼泪流淌到胡须，在面颊上冻结成冰。梅斯纳尔说，他只能坐下，双腿颤抖，拼命喘气。“我像一片薄薄的、不停喘息的肺叶，飘浮在雾霭和山峰之上。”

尽管身体和大脑受到缺氧的极大刺激，但梅斯纳尔和哈伯勒的成绩还是展示了人类至高无上的耐力。然而，此后科学家们对高海拔登山运动员所做的生理学实验却呈现出自相矛盾的结果。

众所周知，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人们极易疲劳。例如，在海拔5 300米处，对于适应了缺氧环境的健壮登山者而言，其有氧运动能力降低1/3。传统理论认为，在低氧条件下，人体血液不能携带更多的氧气，以供应全身需要，肌肉更容易疲劳，身体不能够持续运动。

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珠峰攀登队员在接近峰顶的8 400米处，其血氧含量陡降至正常水平的3/4。梅斯纳尔和哈伯勒的担心是合理的，如果山峰再高一点，他们就不会幸存。不过令人奇怪的是，直到7 100米这一使人感到头晕的高度之前，人体的血氧含量都与在海平面时相似。

换句话说，海拔在7 100米以下时，血氧含量并非运动能力受损的原因。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伦敦大学的高度、太空和极端环境医学中心主任丹尼尔·马丁指出，可能是由于在当时条件下，人体血氧弥散能力降低所致。因此，即使能够维持血氧水平，但细胞真正能够摄取的氧气却减少了。其他奇怪的现象提示或许还有其他原因。

理论上，如果登山时肌肉缺氧确实会感到疲乏，这时心脏将尽可能快地跳动，以努力输送最大限度的氧气到达全身。此刻，血液中的乳酸水平特别高，这是因为缺氧导致了有毒废物的积聚。但是，科学家随后多项研究都未证实这一论点。当到达一定高度时，即使心脏仍能正常运作，但相对较轻的活动也会让人感到疲乏。实际上，人攀登得越高，疲劳时体内的乳酸水平反而下降。

即使血氧水平能够得以维持，大脑、肌肉或心脏也没有出现应激或损害的征象，不过人在登山时仍感到上气不接下气。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的呢？

莫·法拉赫　男　29岁　运动性疲劳

2012年8月12日，29岁的伦敦人莫·法拉赫走进田径赛场，这是他一生中参加的最重大的比赛：伦敦奥运会5 000米决赛。当他走近起跑线时，英国观众起立鼓掌欢呼。就在一周前，大家目睹了莫·法拉赫赢得万米比赛的金牌。这一项目历来为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等非洲国家所包揽。这是第一次由英国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所赢得。现在，人们期望他再次夺冠。

但是，莫·法拉赫虽是一名很有希望的选手，这次却有点不同。一周前他刚取得万米比赛的胜利，目前正在恢复中。参加5 000米角逐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当年，他在世界上排名第11，而本次7位参赛的运动员都排在他前面，其中包括被普遍看好的埃塞俄比亚运动员德杰恩·格布雷梅斯克尔，他当时在世界排名第一。

赛场全程12圈半，庆幸的是法拉赫开始时速度不快，多数赛程居于后面，而在最后1 000米，他加快了步伐，紧跟在格布雷梅斯克尔后面。看台上，数千名观众挥舞着英国国旗，其中有法拉赫的继女和怀有双胞胎的妻子，她们在向他挥手，为他加油。

法拉赫开始向前冲刺。紧接着，当最后一圈的铃声响起时，他迈开大步，跨越了队列。他的白色背心和蓝色短裤映衬着细瘦的身躯，伴随着金色项链在胸前跳跃。在最后的弯道处，身穿绿色背心和黄色短裤的格布雷梅斯克尔赶了上来，他的胜出似乎不可避免，但是，人群的欢呼声浪鼓舞着法拉赫。他咬着牙，摆动手臂，越过格布雷梅斯克尔，在万众瞩目下，伴随人群震耳欲聋的欢呼和惊叹声，率先冲过终点线。

法拉赫在4分钟内跑完最后1.6千米，最后一圈仅用52.94秒。曾经同样身为长跑运动员的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蒂夫·克拉姆激动不已，他热情洋溢地说：“我无法表达我的感受，你们见过这样的奇迹吗？”这一次，法拉赫为他那尚未出生的双胞胎孩子献上两枚金牌。

当时，我怀孕好几个月了，正在家里看比赛。法拉赫的成绩点亮了我的客厅和整个国家。英国从来没有得过奥运会长跑金牌，这次我们一下就获得了两枚。法拉赫成为国家英雄。“国民倍受鼓舞，”他后来说道，“如果不是为了他们，我认为自己不会拼搏到底。”毫无疑问，为了我们赢得金牌，法拉赫倾尽每一份力量、每一分希望。

法拉赫的最后冲刺惊心动魄，他跨过终点线的表现同样令我震惊不已。他没有由于精疲力竭而躺倒地上，而是向观众展示一组仰卧起坐。然后，又跳起来，绕着跑道奔向焦灼等待的摄影师，他双臂弯过头顶形成特征性的“M”式。

这种现象人们常在赛场见到。当打破世界纪录、夺得冠军后，运动员集聚所有能量将身体推向极限。一旦跨过终点线，他们就有力量绕场奔跑一周。这正如登顶珠峰的运动员一样，到达巅峰时，他们仍能坚持。人们不禁要问：当感觉自身好像处于崩溃临界点时，为什么我们仍有如此多的能量储备？

蒂莫西·诺克斯是南非开普敦大学的运动生理学家，他敢于挑战权威。实际上，在职业生涯中，他养成了一种颠覆传统教条的习惯，有时得罪别人，但确也因此挽救了运动员的生命。

比如，20世纪80年代，他通过研究揭示，南非橄榄球运动员中普遍存在灾难性颈部损伤。一开始这个结论被断然否定，但最后却改变了规则。后来，他对为什么很多马拉松运动员虚脱进行了研究。结论是，导致运动员虚脱并非由于先前普遍认为的脱水，而是刚好相反，饮水太多。诺克斯认为，官方建议运动员应在1小时内喝1.5升水，这简直是在毒害他们。

美国专家深受运动饮料工业的影响，拒绝接受他的理论。直到2002年，波士顿发生了13%的马拉松参赛者水中毒和1人死亡事件，情况才得以改变。诺克斯说道：“美国运动饮料工业年产值数十亿美元，与之发生矛盾使我了解到这样的事实：医学科学易于屈从于为商业利益服务的目的，这曾被冠以人类最大利益的噱头。”

这并不奇怪，几年来诺克斯一直挑战生理学最基本的一个假设。他本人是运动员，对疲劳很感兴趣。他告诉我：“如果你在运动，就会一直感到疲劳，也就会试图寻找原因。我很快认识到，事实并非像以前解释的那样。”

传统理论认为，运动员达到生理极限时即感到疲劳，这时肌肉用尽了氧气、燃料，并可能由于乳酸等毒性副产品积聚而损伤身体。这样依次导致了疼痛和疲乏，迫使我们停止运动，直到恢复。

上述基础理论是由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生理学家阿奇博尔德·希尔在1923年提出的，此后从未遭到怀疑。然而，诺克斯却努力检验其是否正确。他认为，希尔的结果不能自圆其说。首先，该理论预测如果运动到极限水平，在停止前短时间内，氧气的利用应稳定下来，这是因为心脏跳动不够快以满足组织所需的更多氧气。而像高海拔试验那种情况未出现这种现象。他说：“试验时，我们没有发现运动员用尽氧气，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同时，其他研究也显示，虽然肌肉内能源（糖原、脂肪和三磷酸腺苷）水平伴随运动减少，但从未耗竭。诺克斯也探讨了肌肉的氧利用，他要求自行车选手骑上赛车，将导线与车手腿部相连接。希尔的理论认为，运动员疲劳时应调动所有可用的能源，越来越多的肌纤维参与运动，直到最后全部都动员起来，达到极限突破点。但是诺克斯的发现却相反：当自行车手近乎精疲力竭时，肌纤维正在停止收缩。此时，志愿者感到非常疲乏，不能再继续运动。但他们动用的肌纤维从没有超过50%。疲劳迫使他们停止运动，而此时仍有很多的肌肉储备。

所有这些发现使诺克斯确信希尔的理论不正确。另一方面，他和同事阿兰·克莱尔吉普森提出了新观点：疲劳感的核心是大脑调控的结果。很明显，人体存在生理极限。诺克斯和克莱尔吉普森认为，人体不是直接对肌肉疲劳做出反应，而是大脑在达到极限前做出反应：让人感觉疲劳，在发生损伤征象前停止运动。换句话说，疲劳不是生理事件，而是一种感觉，通过大脑来阻止灾难性伤害的发生。他们称之为“执行中枢控制的大脑系统”。

从进化论的观点看，这样的系统堪称意义完美。大脑根据肌肉损伤信号发出警告，提醒我们运动已达到身体崩溃的危险边缘，为保证安全应提前停下来。同时也使我们在疲劳过后能够继续活动。诺克斯说：“这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因为我们一直需要后续能量来进行其他活动。”例如，我们打完猎，总要带猎物回家。这也是为什么法拉赫用尽力气仍能赢得第二枚金牌，跨过终点时仍可做仰卧起坐和慢跑。

诺克斯表示，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这种效应更加明显。中枢控制系统可探测到空气中氧气减少，并推断出此条件下体力活动安全与否。即便肌肉刚开始运动且完全有能力活动，也会感到疲乏，以至于难以步行。另一方面，将资源分流向呼吸活动，以确保大脑获取足够的氧气。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其他有潜在危险性的环境。热天行动迟缓，不是源于肌肉力竭，而是中枢控制系统限制体力活动以免身体过热；生病时，免疫系统的信号诱发疲乏，促使我们休息，节省能量用来抵抗感染。

诺克斯大概于12年前提出了中枢控制理论，其观点是大脑最终决定体力活动的极限，而非心脏、肺或肌肉，这看似有点荒谬，直到今天仍存在争议。比如，珠峰研究者马丁说，尽管诺克斯的理论很可能是正确的，中枢控制系统使人随海拔升高而迅速疲劳（不是缺氧原因），不过这一假说没有获得任何证据加以证实。

诺克斯希望未来几年的脑电图研究能直接证实中枢控制理论。

最吸引我的想法是疲劳受大脑控制，人的意识是否也会受其影响？我们能左右中枢控制系统吗？

相关的证据正在逐渐积累。大量研究显示，心理因素能够转移和调节我们的疲劳感。运动能力受情绪影响，如奖赏或竞争者出现，或听闻枪声等，无论我们取胜或失败，以及我们认为不得不跑多么远的路等，情绪都会起作用。

同一时期，威尔士的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心理学家克里斯·比德发现，优秀的自行车手服用自认为是运动增效剂的一片药物或饮品平均能够提高2%～3%的速度，这一差异足以在许多比赛中影响胜败结果。比德指出，这是因为安慰剂能增加乐观性和自信，动员中枢控制系统释放更多的能源。他说：“大脑能做非凡的事情，也能使人受到限制。”服用一片安慰剂能提升自我强加的约束。安慰剂专家法布里奇奥·贝内德蒂也是诺克斯观点的崇拜者，他在一篇有关疲劳的文章中断言，安慰剂作为一种辅助信号作用于中枢控制系统以“控制刹车”。

因此，除了生理指标如体温、血氧水平、体能和活动水平之外，大脑还能整合心理指标，如自信度或任务紧迫程度，然后，利用疲劳感设定最大运动速度。如果我们担心体能状态，或不能确定前行的路程远近，那么就会跑得慢一些。如果确定前方距离，或面临生死险境，中枢控制系统将全盘考虑，并放松管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危急状态下仍有体力和耐力创造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达到的奇迹或壮举。如果环境改变了，我们的疲劳水平也会改变。比赛中，当我们看到终点线时，仍有能力发起冲刺。处在威胁中，我们倦意顿消，一旦威胁解除，则会感到疲劳。

当法拉赫接近5 000米终点时，激动、自信和人群欢呼声混合在一起，驱动中枢控制系统发挥最大潜能，超越了对手。同样，梅斯纳尔和哈伯勒对于成功的断然决定似乎置身于承受极限状态的危险境地，处于几乎濒临死亡的破纪录海拔高度。

中枢控制系统可以解释间歇训练法的良好效果，即短时间的高强度训练与休息恢复交替进行。按照诺克斯理论，规律性冲刺训练使我们接近人体耐受的最大体能强度，这不仅有益于提高身体素质，也能重新训练大脑。这些可以使中枢控制系统习知，艰苦训练效果很好，逐渐一点点增加负荷是安全的。

不过，这也许正在简单地向外界释放信息：大脑怎样才能做到过度自我保护？诺克斯说：“你不必相信感觉，不必相信大脑指令。不管感觉怎样差，你都能继续下去，并做得更好。”

萨曼莎·米勒　女　46岁　病毒感染

萨曼莎·米勒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盯着我，平淡地说：“就像被活埋一样，我的关节剧烈疼痛，精疲力竭。像患了难以治愈的流感一样，不能做任何事情。我被‘困’住了。”

这天，萨曼莎看起来精神焕发，比46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她穿着20世纪50年代的粉红色衣服，头戴蓬松的贝雷帽，涂着口红，显得干净利落。一头卷曲亮发，别着一支白色的康乃馨。我们在土耳其餐厅相遇，位于伦敦时尚的阿佩尔街道。她精力充沛、幽默和机敏。难以置信，她曾经同死神抗争多年，并浴火重生。

20世纪90年代后期，萨曼莎住在伦敦的汉普斯特，并在一所人手短缺、资金不足的中学教授艺术课。她创造了处理孩子疲劳的方法。她说：“儿童依然‘青春无敌’，孩子们还未曾遭受任何打击。”萨曼莎也是一位热情的山地自行车手和游泳选手，社交活动非常繁忙。如果一些事需要做，她则收拾残局，并总是致力于追求完美。

后来，她病倒了。“我得了一种腺病毒感染，”她说，“高热不退，但并没有停止工作。此时事情也开始改变。”尽管身体痊愈，但她总是感到困倦。几年后又接受了背部手术，还发生了院内感染得了胃肠炎，当时真是雪上加霜。“真可怕，我全身每一个部位都受到攻击。”她回忆道。

她康复后仍无力下床，精疲力竭但又无法入睡；她疼痛难忍，并对声光刺激过度敏感；她也不能下楼，因此她丈夫上班前必须把水果放在床边；她感到身体垮下来，非常虚弱：无法坐起来，不能听收音机，也不能开门。她回忆，当时如果不是坐在轮椅上，完全失去行走能力，她无论如何应该有力气到达门口的。

不管什么时候她尝试移动，症状就会加重。因此，几个月来她一直躺在床上。她记住了房间的每一处缝隙，每天盯着墙壁上的一幅巨画，那是她画的伦敦郡风景。萨曼莎说：“我认为自己不敢相信能画成它。我怎样才能再次拿起画笔呢？”

尽管得到丈夫的帮助和支持，然而她感到朋友和家人都不理解她。“他们认为我总是精疲力竭，情愿处于病态。”特别使她痛苦的是父亲说“情况很麻烦，我想你应该变好些”。没有正常的生活，没有恢复的希望，萨曼莎要求丈夫和孪生姐姐帮助她结束生命。

疲劳，真的源于大脑吗

医学上，慢性疲劳综合征是最具争议的疾病之一。研究人员、医生和患者对于病名、定义，甚至是否有该病都存在很大分歧。不管怎样，其预后较差。2005年，对随访长达5年的几项试验分析显示，恢复率仅为5%。

20世纪曾暴发系列的流行病，许多人遭受难以解释的衰弱和疲劳的侵袭，慢性疲劳综合征才受到医师关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分别在伦敦皇家自由医院和内华达塔霍湖两个地方暴发了一种特殊性疾病，被昵称为“破烂娃娃综合征”。此后，医生开始在广泛人群中见到个体病例。

慢性疲劳综合征也被称为肌痛性脑脊髓炎（虽然并非大家都一致认为两者是同一种疾病）。其病因不明，诊断标准不一致。该病定义为疲劳持续6个月以上，影响正常生活，休息后不能缓解。伴有记忆力或注意力受损，咽喉疼痛，淋巴结痛，头痛，关节、肌肉痛。严重病例像萨曼莎一样，长期卧床。

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症状与流感非常相似。许多病例似乎确实由病毒感染如腺热(3)（并非流感本身）等触发。机体似可清除病毒，但却遗留疲乏。12%的成人腺热患者6个月后才出现慢性疲劳综合征症状。

鉴于生物学机制不清楚，慢性疲劳综合征常常被认为存在心理原因：20世纪70年代，精神科医生将其归为“群体性癔病”，然而，20世纪80年代出版物将其昵称为“雅皮士流感”，暗示患者是被宠坏的年轻人，他们很懒惰，不去工作。现在医学权威同意，慢性疲劳综合征是一种真正独立的疾病，即使病因仍存在争议，许多患者感到自己像疑病症者一样不被理睬，需要联合起来共同行动。

在看到运动员受到此病的影响后，诺克斯对慢性疲劳综合征产生了兴趣。他认为慢性疲劳综合征并不符合传统认识。他说：“我见到太多想跑步的专业运动员，他们正耗尽一切，仍不能跑步，最后他们想做的事情是得病。”

他相信问题的答案在于大脑。中枢控制系统接收了错误设定，导致对疲劳程度做出了过度评估。有关优秀运动员中枢控制系统的大多数研究涉及体能极限的细微变化。如果整体系统崩溃会发生什么？在正常情况下，疲劳感保护我们避免过度劳累，不然可能就会跌进深渊。

无论诱发因素是病毒、过劳、遗传易感性，或者大多数情况下几种因素重叠一起，诺克斯认为，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的体力活动范围非常狭窄，即达到患者不能运动的阈点极为有限，这意味着像萨曼莎这样的患者不再能“决定”自己如何更有活力，这要比梅斯纳尔在珠峰上跳一跳，或者伦敦赛场上法拉赫领先20秒更有挑战性。

但这的确暗示他们的身体状态受到心理影响。真的，一个最明显的关于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科学发现是，当患者坚信自己的疾病在生物学上无法治疗以及害怕从事体力活动时，他们恢复的可能性更小。诺克斯说，如果他们相信自己不能被治愈，则真的不能治愈。很清楚，虽然来自躯体的信号在决定何时会出现疲劳时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最终是受大脑控制。

这就引出了以下问题：认知和行为疗法是否能用来逐步回调大脑严格的限制？如果间歇训练能通过使中枢控制系统习知活动水平逐步增加很安全而对运动员起作用，或许对于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也有效？

针对慢性疲劳综合征，伦敦圣巴塞洛缪医院的专家彼得·怀特独立提出了与诺克斯相似的观点。他并未命名为中枢控制系统，但坚信多个触发因素（基因、环境、心理）的综合作用压垮了机体，使神经系统失去平衡，极大地降低了大脑所主宰的运动安全水平。为了逆转这一变化，他与同事开发分级运动疗法（GET）。该方法就像间歇训练法一样，类似于后者的一种更温和的方式。

分级运动疗法是在维护患者安全前提下设定的运动基准水平。然后逐步增加，循序渐进，避免复发的风险。与健康人相比，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完成规定的一套运动后更容易疲劳。但是怀特的研究显示，经过分级运动疗法全套课程训练的患者接受同样负荷的运动，即使体质没有变化，其疲劳感也会减轻。正如运动员接受反复冲刺训练一样，运动方案使患者大脑缓慢受到抑制，每次连续的活动水平是安全的。

怀特也采用认知行为疗法（CBT）干预患者。只要患者担心运动会引起崩溃，则疲劳感将深印脑际。基于此，治疗师与患者需要共同努力应对消极思想和信念。认知行为疗法鼓励患者尝试其他想法和处理方式，来检验少量活动是否没有问题。希望该疗法能够减轻患者的恐惧心理，毕竟一定的运动量是安全的，并有助于患者的恢复。

萨曼莎去了彼得·怀特处就诊，并与丈夫和姐姐达成协议：经过6个月的治疗如果没有好转，就帮助她结束生命。

怀特让萨曼莎尝试使用分级运动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联合治疗。她问治疗师：“我的情况能变得好些吗？”问答是：“当然能！”萨曼莎第一次相信这是真的。

开始，她的运动目标是简单地在床上一小时翻身一次。每隔几天，她稍微增加活动量，直到一次能够坐5分钟时间。后来，当她下床时，她能够尝试做饭，但是身体像碎成了几片。她尝试下楼，切碎洋葱，再上楼，躺下来休息。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她发现自己完全丧失了自主性，这令她难以接受。然而，她的完美主义思想有助于身体康复。

她每天记录活动日志。数月过去了，她能够做更多的事。她回忆道：“沿着街区步行2分钟，下一次走3分钟。不过，步行5分钟可能让你在床上躺3周。”她必须坚持该方案，不管感觉如何良好，都严格按处方的活动水平运动，不多也不少。

如果活动过多，她会垮下去。她说：“这需要遵守难以置信的纪律，一个差错足以让你退回到原点。”若她违反规则，活动过多，就开始感到像失去身体似的。“从脚向上都感到发热，几乎如中毒一样。”

她的悲惨生活持续了5年之久，最后才一点一点摆脱了疲劳，恢复正常生活。

至今，萨曼莎康复已逾2年。她一边吃着蘸酱的皮塔饼一边说：“我比同年龄的女性做得更多。在这儿骑车，并设法协调身体。”她仍不得不小心，骑车或工作压力太大都可能诱发症状复发。她表示“必须身心都缓和，退后一步”。

所以，现在她生病时就休息养病，不再做事。萨曼莎兼职做艺术治疗师，与监狱犯人和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起制作陶器。揉捏泥土的活儿为他们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种安全环境，她说：“如果谈话遇到困难，你能自然地回到手边的陶器活上。”

她也是一位艺术家。在系列作品中，有老的纪念品如木偶、松球、动物颅骨等，镶嵌在华美的相框内，陈列洁净、整齐。她喜欢收藏珍贵的藏品，并赋予它们新的人生和意义。她也用画表现萦绕心头的境像，包括工业黑、医院病床和拱窗的血红色迷宫，这与托马斯·哈代的诗《黑暗中的鸫鸟》（The Darkling Thrush）开首几行文字描写的景色交织在一起：我倚在以树丛作篱的门边／寒霜像幽灵般发灰／冬的沉渣使那白日之眼／在苍白中更添憔悴。（飞白译）

这首诗末尾以弱小鸫鸟的快乐歌唱结束(4)。从冬季昏暗的死寂中，透射出了“希望与幸福”的曙光。

几项小规模的临床试验表明，认知行为疗法和分级运动疗法是有效的治疗方法，萨曼莎并不是个例。然而，这些疗法并未得到患者的欢迎，反而引起了憎恶。怀特说“它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慈善机构的响应”。这些组织非常怀疑像认知行为疗法等心理治疗会对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有益，他们认为分级运动疗法设定的活动目标非常危险，慢性疲劳综合征纯粹是不能治愈的躯体性疾病。因此，他们认为，受益于怀特治疗的任何一名患者都不存在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患者群体倡导一种被称为“协调”的方法。这帮助患者在设定的生理限度内适应生活，鼓励他们不要过度活动。如果慢性疲劳综合征事实上不能治愈，这将会很有意义。但是，根据怀特的理论，过度强化消极信念及维持疾病状态，而不是允许身体恢复，将会适得其反。

谁是对的？怀特和同事决定进行确定性试验，并与英国最大的慈善组织——“肌痛性脑脊髓炎行动”协会（Action for ME）一起，设计和执行一项为期5年的研究。试验涉及641例患者，分成4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即避免过度运动，必要时服用治疗抑郁、失眠和疼痛的药物；其他三组进行标准治疗，以及分别加上认知行为疗法、分级运动疗法或协调疗法，后者发展成自适调步疗法（APT）。

2011年，研究者在《柳叶刀》杂志发表了研究结果。他们发现自适调步疗法完全无效，该组患者与对照组没有差别；但是分级运动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效果中等，两种疗法明显降低了疲劳和失能得分。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两组中有22%的患者在1年后恢复，其他两组仅为7%～8%。这还不能算是巨大成功，却显示了怀特的方法是现有的最好的疗法，同时也说明慢性疲劳综合征有可能康复。

如果说以前的试验都以失败告终，该项研究则被接受，但引起狂怒。《柳叶刀》杂志收到大量批评怀特方法的来信。“肌痛性脑脊髓炎行动”协会拒绝接受这一发现。一位教授在给杂志编辑的一份长达43页的批评信中称该试验“不道德，不科学”。患者在脸书上提问：“《柳叶刀》杂志何时撤回这种欺骗性的研究？”

与此相反，杂志发表了一篇声援怀特和其同事的社论，认为应赞扬他们主动采用随机化试验检验不同思路和干预方式的行动。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患者群体的态度。在资助、组织和实施确定性试验的几年来，怀特最终获得了可靠的数据，他相信能够帮助病情类似于萨曼莎的其他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在他的诊所就诊的患者也欢迎这些发现，然而，他不能说服肌痛性脑脊髓炎行动组织接受该疗法。

关于慢性疲劳综合征是生物学疾病还是心理学疾病的争论仍然很激烈。2014年6月，英国绍森德大学医院埃塞克斯慢性疲劳综合征服务部的两位学者在英国医学杂志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推测慢性疲劳综合征或许是一种“文化基因”。这一术语首先由遗传学家里夏尔·道金斯在1976年出版的书《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中提出，用来描述心理观念或行为在人与人之间的传递。

作者指出，历史上有几种疾病可能源于文化基因，例如在19世纪中叶（新发明时代）出现的一种被称为“火车大脑”的病症，即兼有疲劳和精神症状。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旅行颠簸引起了隐形大脑损伤。也许慢性疲劳综合征某些症状以类似文化基因的方式传播。

然而，该文章因一场迅速发起的运动而撤稿。“肌痛性脑脊髓炎行动”协会会员感到震惊、愤怒和关注。在随后的在线评论中，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控诉文章作者“无知，骇人听闻和毫无人道”，同时他们的理论被抨击为“可怕，病态和歪曲”以及“疯狂”。几天后，埃塞克斯慢性疲劳综合征服务部给“肌痛性脑脊髓炎行动”协会写信，借以撇清与文章的关系，并声言作者对于文章引发的混乱甚感遗憾。

怀特认为，像过去一样，问题起因于盛行于医学界的思维模式。人们认为疾病不是生物学问题就是心理学问题。他说，绝大多数医师对于心理和机体持二元论观点，找精神科医师看心理疾病，找内科医师看躯体疾病。这样，最终导致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仅有两种选择：要么他们的疾病属于生物学方面，与心理因素完全无关，目前尚不能治愈；要么他们是疑病症患者，自己造就了全部痛苦。无怪乎他们处于抵触状态。

事实上，怀特认为这是错误的划分。心理和躯体无疑会相互作用，彼此反映。心理即躯体，躯体存在心理感知。科学家逐渐发现，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等精神性疾病反映了大脑结构的异常，神经性疾病如帕金森病可引起心理和躯体两方面的症状。

怀特指出，虽然认知行为疗法常被作为心理治疗方法，不过它对机体也具有生理学效应。几项研究已经显示，认知行为疗法课程启动了测定大脑物质的进程，并能影响应激激素如皮质醇的水平。

他还提出，慢性疲劳综合征患者态度的较大转变有助于接受如下观念：患病时，躯体和心理因素交织在一起，不必担心受到侮辱。慢性疲劳综合征兼有生物学和心理学两种因素，并非仅具其一。